|
历来文学史家对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推崇备至，并且多数认为他李煜的词里面充满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窃以为这是一种非常笼统的说法。本文拟从本质上探讨李煜词中所谓的“家国之悲”，其实是“身世之感”。李煜词中反映的亡国之痛，其实是失去过去锦衣玉食的生活之痛。
大家提到南唐后主李煜，想起的往往便是“春花秋月何时了”、“流水落花春去也”这些他自南唐亡后入宋的作品。这部分作品的确真切感人，用许多前人的话形容，便是因为体现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
如王国维便说：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但是，李煜的词作究竟是不是表现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呢？窃以为不是。他的词，表现的不过是一种他的身世浮沉之感、抚今追昔之情，然后以真情出之，绝少伪饰，加上艺术手法高超、把具体的愁恨泛化，故能感人至深，却不是如许多学者所言，将生命和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比如这首最负盛名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词中出现的“往事”是指庙堂之臣商议国事，还是指与后宫“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的生活呢？“故国”是指南唐还是指李煜原来的安乐乡呢？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果是绝妙的比喻，不过这愁，是愁其国破家亡，还是愁其风光不再？这些我们看似不得而知，但经过分析，不难发现，李煜的这些字眼的所指，都是倾向于他个人的身世，而非南唐故国。下面是某家的分析。
一、李煜词中反映的是身世之感而不是家国之悲的原因：
要探讨这个问题，不得不先考察李煜的生平：
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隆二年（９６１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看了许多相关史籍，如《续资治通鉴》等，都没有写李煜在亡国时有什么反思之举。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太祖开宝八年》载：
乙未，金陵城破，……（陈）乔曰：“臣负陛下，愿加显戮。若中朝有所诘责，请以臣为辞。”国主曰：“气数已尽，卿死无益也。”乔曰：“纵不杀臣，何面目见士人乎！”遂自刭死。……
（曹）彬整军成列，至其宫城，国主乃纳表请降，与群臣迎拜于门。先见潘美，设拜，美答之；次拜彬，……（彬）因复遣煜入宫，惟意所欲取。
从两这段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亡国之际，李煜既不如其臣陈乔以死殉国，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国亡的原因，而归之于“气数”，以饰己之非（或者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崇祯亡国之际，临上吊之前还说了一句“群臣误我”；唐昭宗李晔在唐季也知道写诗痛悼国事之非。遑论其言语是否符合事实，他们起码作出了“反省”的举动，即使是表面文章。而李煜呢？翻遍《南唐二主词》，我们倒是能看到不少李煜悲叹国破家亡的之句，而且这些往往是他集子里最出采之句，但却找不到一首李煜反省南唐之所以亡国的词。
或许有人要指出这一首《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尤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但我认为，这一首仍然只是笼统地怀念在故国无忧无虑的生活。甚至于“一旦归为臣虏”时，他首先想到的竟是“沈腰潘鬓销磨”，而不是国事之是非。
他完全没有反省南唐为什么会亡，没有反省自己具体做错了什么导致国破家亡，却又在词里一再地体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他怀念的不是他的祖国南唐，而是他在南唐的优容的生活。他的头脑里，其实没有“亡国”的概念，有的只是对“亡家”、“失所据”的无奈。如其另一首著名作《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通篇抒发的，无非繁华已去，空怀眷恋之情。“无限江山”，表层意思是南唐江山，其实深层意思是指代他本来的生活。里面看不出什么江山社稷，“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是明显的今昔之感，而非故国之思。又如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相见欢》）等名句，抒发的都是“身世之感”，即今是昨非、豪华不再、身世堪怜之感。
二、李煜词中反映的是身世之感而非家国之悲的必然性：
1、成长背景：
李煜自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一点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倒是颇为相近。及长又游冶无度，过的是“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这种偷香窃玉的生活，极少经手国事，阅历也极度匮乏。故而其心中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几近于无，而其日后思念故国时思念的其实是“家”而非“国”就很正常了。当然，这或许与中国古代帝王“家天下”的思想也有关吧。
2、个人性格：
李煜是个感性压倒理性的人，这一点从他早年的词也可以看出来，如其《菩萨蛮》：
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以及“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菩萨蛮》）、“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等等，都表现出他是个很情感化的人。故而其思想易停留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地看问题的实质。所以他对失去“故国”其实没什么感受，每每悲叹的是失去旧日惬意的生活。
那么如何采能达到他心目中的生活要求呢？我们可以反推一下：第一是要取之不尽已供挥霍的金钱，这个我们从李煜晚年“自言其贫”可以反推出来；第二是要有不受干涉的私生活，李煜入宋后，小周后被宋太宗强幸，这也是他不能忍受的；第三是要有肆无忌惮说话的权力，而他入宋后仅因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句词即被毒死，则其平日所受之管制可想而知；第四是要牢盆狎客的唱和，这点自南唐树倒猢狲散后更没有可能实现。李煜入宋之前事事如意，入宋之后事事不如意，他又怎么会不思念旧日，思念故国呢？而旧日生活，以“故国”为载体表现出来，故而其对于“旧日生活”之思也就很容易被读者误解为“故国之思”。
所以，综上所述，李后主词中表现的并不是“将个人与国家、命运联成一体”的“道统”，反倒是不怎么崇高的“贪慕豪华”的感情。
三、李煜词中反映的是身世之感而非家国之悲仍然动人的原因：
那么，说李后主词引起人们的共鸣是否是说爱读他词的人们都是“贪慕豪华”之徒呢？不是的。窃以为后主词感人处有四：
1、率真：
这是从情感上而言。李煜情感绝少伪饰，如其前期词，写其狎邪行为亦毫无掩饰地表露出自己的真切情感，这也是他的词比之一般的同类五代词高出的地方。后期更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像“往事已堪哀，对景难排”（《浪淘沙》）、“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等句子，都像一个老朋友对你倾诉一般，读者又怎会无动于衷呢？
2、自然：
这是从文笔上而言。后主词不事雕琢，长于白描，易于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无疑使作品感染力增强，如其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等等，皆是此类。
3、深情：
李后主词中，对于自己的情感并没有做理性的节制，如“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乌夜啼》）、“人生愁恨何能免”（《子夜歌》）等等，情深意切；又如“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慷慨壮阔，竟似已开豪放派之先河。
4、情感泛化：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李煜善于将自己的个体情感泛化为一种广泛的形式和意义。“今昔之感”、“沧桑之叹”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的。后主词正是从慨叹“今是昨非”这一情感层面来打动读者，而不是“心怀故国”这一点。如上面所引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拿来和文天祥《金陵驿（其二）》（草合离宫转夕晖）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
本文并无意讨论李后主的艺术成就，只是要说明他的“身世之感”而非“故国之思”也能感人的原因，故这一点没有详细论述。
总之，李后主词是能以其真切沉痛，易于引起人们共鸣的“身世之感”来打动观众，而非“故国之思”。读者往往被后主词中表面上的“故国”、“家山”等词汇迷惑，从而形成后主词极具“故国之思”的观点，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内心是被“身世之感”触动的呢！
李煜的这种“身世之感”与把“身世之感”寓于词中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后世秦少游等词人，如秦观《虞美人》中也有“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之类与后主词意境相近的句子。他的创举对中国词史影响巨大。故王国维曰：“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官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同时王国维又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故而从单纯的“诗”的角度来说，李煜是主观之诗人，文天祥是客观之诗人，二人之诗无优劣之分，甚或李后主在此领域还高文信国一头。
这是某家最近有所感悟，再参考教科书写的一篇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