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作者：倪其心) - 韦编三绝


	月光光

组别	羽林都尉
级别	在野武将
功绩	143
帖子	48
编号	2844
注册	2003-12-2

发表于 2004-9-19 16:4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

作者：倪其心

　　一、小引

　　章学诚说，目录和目录学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这是从学术研究说的，一是了解学术发展源流，二是查检学术研究的书籍。
　　其实，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工作来说，目录和目录学的功用也是这样的。一般地说，一种古籍的整理者会对自己的整理稿说明其学术地位与价值，同时往往提供整理所用的底本目录、参校本目录、引用书目及参考书目。这是整理者的基本依据，因而是编辑首先必须审核的。例如审核其底本及参校本，就可以利用目录学知识来查阅版本目录，如同到图书馆查书借书，必须先到目录室查号填条。目录学就像介绍古今典籍的目录室，说明古今有哪些重要的典藏目录，它们分别是怎样分类编目的，怎么找到所需要的古籍资料，包括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情况、今存的情况，以便了解它们今存版本的来源及善劣真伪等等情况。这些是了解、选择、确定一种古籍的底本、主要参校本要了解的基本情况，是审核整理者选定底本、主要参校的基本依据。可见目录和目录学是治学的津梁，也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数据库，十分有用。

　　二、目录和目录学

　　1.“目录”的本意是指一种书籍的“篇目”和“叙录”。汉成帝时，刘向整理按皇宫藏书，《汉书·艺文志》记载说：
　　每一书已，向辄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是说刘向每整理完成一种书籍，都要逐条记下它的篇目，提取它的内容要旨，叙述记录而上奏。“篇目”就是这一书籍的各篇题目，“叙录”就是它的内容提要。所以“目录”是篇目和提要，并不包括书名。今存刘向《叙录》八篇，其中简要完整的如《列子叙录》：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汤问第五
　　力命第六
　　杨朱第七
　　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章。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竟，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言，然各有发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关，故太史公司马迁不多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据《诸子集成·列子注》）
　　前列整理后的《列子新书》八章题目，“章”就是“篇”。然后是一篇叙录，说明《新书》根据皇宫内外收藏《列子》写本共二十篇校雠整理，却除重复，改字错字，定为八篇；并对《列子》著者、学术渊源以及书中存在问题、流传发生散失等作了评述。这样的篇目与提要的体例，合称“目录”，相沿至今，一种书籍的目录在书名封面的扉页之后，依序载章节，即由此而来。
　　随着书籍结构的发展演变，目录的含义有所改变，通常指书名、篇目、提要三项。而对一种古籍的著录内容，则要求包括书名、作者、篇卷、版本、存佚、真伪等项。但在目录学里，“书目”是一种专称，不指书名目录，而是指群书的目录、编列许多书籍的目录，例如一种藏书、一批专书等等。这里介绍的古籍目录，即指群书目录。

　　2.目录学是研究书目的学术，总结历代书目的发展及其规则。目录是人们为保存、管理、使用书籍而创立的方法，是人为的、已知的、不属于大自然的未知的知识领域。目录学不存在复杂的道理、深奥的规律，但是积累许多具体的知识和经验。例如从古至今，重要的目录在哪些，它们的分类编排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分类，怎样编排和查检等等。这里要介绍的内容是古籍著录体例、目录学源流、目录分类以及重要古籍目录，并简要介绍古籍目录学知识。

　　三、古籍目录著录体例

　　传统目录学主要是古籍目录学，其中研究的书目绝大部分属于过去时代，其书目所著录的书籍绝大部分也属于过去时代。例如《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编录西汉皇宫藏书的目录，其中许多书籍是汉朝当代的著述，但是今天看来，连《汉书·艺文志》都是年代久远的古籍。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清乾隆五十五年代（1790年）刊成的，其提要是当时学者撰写的，其中也收有清初学者的著述，而今天也是连目带书全属古籍。
　　“古籍目录著录”是指一种古籍的著录项目。“著录”不是“叙录”，不是提要，但是具有叙录的作用，实则是把叙录的若干内容要求条例化，就像一张图书卡片一样，格式清楚，一应俱全，一目了然。因而一书的著录项目多少，决定它具有叙录作用的大小。但是一种书目的著录项目取决于编目人的主观要求，除书名一项必不可少之外，其他项目多少并无统一的体例。最简单的书目仅录书名。而完备者则从书名到叙录一应俱全，等于一书之目录。这里讲的著录项目是就完备的书目要求而言，并非说古籍书目都这样。

　　1.书名

　　书目是依据书名为纲目而编制的，不录书名就没有书目。但是每种书籍并非单纯具有一个书名，同一个书名并非就是同一种书籍。古籍的书名情况是相当复杂而有趣的。
　　远古文字发明的初期，大概是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古代经典所谓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可能是形容那时用固体物质作载体的书籍如甲骨、简牍等，捆绑堆积，如山似坟，其实不是“典籍”的书名。先秦典籍大抵用一篇的首二字作为篇名，以其人其体作为书名。例如《诗三百》、《诗经》是以“诗”体为书名，《关雎》则是以首句“关关雎鸠”的二字篇名；《尚书》的“尚”通“上”，是上古的意思，“书”是书写文字。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史官所记，并无书名。至于《老子》、《墨子》、《孟子》等等，都是以人即著者为书名。根据内容制定书名，大概是汉代开始的。例如《淮南子》书名原为《淮南鸿烈》，《白虎通》原为《白虎通德论》，王充的书称为《论衡》等等。
　　同书异名，同一种书具有不同的书名，在古籍目录中是常见的现象。最普遍的是作家文集的名称，因作家的名号而不同。例如东晋陶潜，字渊明，谥号靖节，其文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宋代《崇文总目》作“陶潜集十卷”，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作“陶渊明集八卷”。又如三国曹魏曹植，字子建，封陈思王，其文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宋代《郡斋读书志》作“曹植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陈思王集二十卷”，而《四库全书总目》作“曹子建集十卷”。有的先秦人物的封号是后世追加的，其书也出现不同名称。例如老子在北魏尊为道教始祖，到唐代封为玄元皇帝，唐玄宗把《老子》分为道、德二经，于是出现《道德经》、《道德真经》等异名。又如庄子在唐代尊为南华真人，《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在《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老子》、《庄子》，上述异名都已出现。
　　同书异名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同一种书，用全称或用简称，也是较常见的。例如《淮南鸿烈》在《汉书·艺文志》简称《淮南子》，《宋史·艺文志》称《淮南子鸿烈解》，而现代学者刘文典撰集解却用原称为《淮南鸿烈集解》。历代对帝王名字尊号的避讳，也是造成同书异名的一个原因。例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史·艺文志》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讳改“匡”为“刊”，书名改为《刊谬正俗》，后又重录改为《纠谬正俗》。其实三个书名是同一种书。
　　与同书异名相反，同名异书，同一种书名却是不同的书，在古籍中也不少见。首先是对不同作者同名同姓造成的文集名称相同，例如汉代作家王褒与北周作家王褒，文集都叫《王褒集》。这类事例较为罕见，较多的情况是书名相同而作者姓名不同，内容不同。例如：
　　《广陵集》：
　　1.北宋诗人王令文集
　　2.明作家袁宏道的一个文集，是《袁中郎集》中的文集之一。
　　《河东先生集》：
　　1.唐作家柳宗元文集。
　　2.北宋作家柳开文集
　　《宫词》：
　　1.唐代王建
　　2.后晋和凝
　　3.后蜀费氏（花蕊夫人）
　　4.北宋宋白
　　5.北宋王珪
　　6.北宋张公庠
　　7.北宋宋徽宗
　　8.南宋王仲修
　　9.南宋周质彦
　　10.南宋吴伟
　　11.明代朱权
　　12.明代王叔承
　　13.清代徐昂发
　　如果忽视作者而只查书名，则可能找错了书。
　　总之，著录书名看来简单，却是必须认真的事项。有时书目整理中的失误，也会造成疑惑。例如《郡斋读书志》今存衢州本与袁州本两种，其著录隋代王通《中说》，一作《阮逸注中说》十卷，一作《文中子中说》十卷，似为有注与无注的两种本子，而其叙录相同，实为同一本书，且为伪书。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书异名，也不论相同数量多少，编制书目固然应认定这一种的这一版本，在查检古籍书目时同样必须认定这一书名，认真查核其作者及版本等等。

　　2.篇卷

　　篇卷是古代计算以简牍或绢帛为载体的书籍单位，用简牍者称“篇”，用绢帛者称“卷”，大抵等于今天用纸张装订成册的“册”、“本”、“部”等单位名称。
　　篇卷本来都是内容与载体统一的计算单位。一篇或一卷，是内容与载体统一的计算单位，同时也是简牍或绢帛记录一个题目的数量。也就是说，起初的“一卷”、“一篇”，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一篇”、“一章”、“一节”。后来因为绢帛或纸张的“一卷”的容量往往大于一篇文章的内容，所以把“卷”和“篇”分别为两类计算单位。“卷”是计算载体的数量单位，不表示内容单位，而“篇”是计算文章即内容的数量单位。不表示内容单位。今天的“册”、“本”、“部”等，容量大于“篇卷”，所以也有“册”、“部”中再分卷的。例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注“为五十七篇”，可见一卷不止一篇。
　　随着载体的改进，“卷”的容量增加，历代流传中的写本卷数归并减少，而篇数依旧。例如《荀子》，刘向《叙录》说明为三十二篇，《汉书·艺方志》误为三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为十二卷，已将三十二篇归并为十二卷。唐代杨倞注《荀子》将三十二篇加注改为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已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此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都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明、清及近代刊本均为二十卷本。仅清代郝懿行补注有单注有二卷，现代刘师培补释有排印本不分卷。
　　书名之后著录篇卷，标明这一种书的这一版本的分篇分卷情况，同时表明这一版本在篇卷上与其他版本的异同，成为这一种书的这一版本的标志之一。根据这一种书的版本流传与今存的情况，这个标明篇卷的版本相对说明它的年代与特点，可供了解它是否完本、善本作参考。
　　一种书籍，尤其是经典古籍，往往被整理、注释、翻刻重印许多次，版本复杂，各类版本的篇卷数目不一。一种古籍著录的篇卷数目，只限于这一版本，所以往往也用作这种古籍的一种版本代称，例如可以说《荀子》十二卷本、二十卷本等。根据不同篇卷的版本，可以发现问题，了解流传及整理、翻刻的情况。例如宋代王应麟即根据刘向《孙卿子叙录》考证《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子》为三十三篇的错误，而依据唐、宋目录，大体可知隋唐写本已归并为十二卷，在杨倞注《荀子》时改编为二十卷。这就是说，在先唐写本时期，《荀子》篇数都是三十二篇，卷数曾并为十二卷，杨倞作注，增加字数，于是重编为二十卷。由于这些写本原本都散失，因而无从确定它们的异同、特点与价值。如果再整理《荀子》，实际上只能以杨倞注二十卷宋刊本为依据，搜集其他资料及宋后的刊本作为参校数据。
　　一种古籍在历代书目中的不同篇卷著录，有助于了解该书在流传中的变异情况。例如刘向《新序》，其自撰叙录已佚，篇数不详。《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录一卷，则三十卷似为刘向著定篇数。但是南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著录为二十卷，录一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为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引《崇文总目》云“其二十卷今亡”。宋曾巩《新序叙略》说，“刘向所集次新书三十篇，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十篇而已”。今存即为十卷本。
　　刊本兴起之后，先唐写本被刊印所传不同版本，其篇卷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篇”为内容单位，“卷”为载体数量单位，篇数依旧而卷数变动。例如《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篇，《叙录》著定为《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一》、《外二》八篇，但在隋唐至宋的书目著录中出现变化。《隋书》、新旧《唐书》三志都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录作《晏子春秋》十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说，“《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据此，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晏子》八篇，或以为与《老子》、《孟子》之类同为书名所标作者的撰著，而唐宋传书的十二卷《晏子春秋》是另一著作，为后人托晏子所著的伪书。因此隋唐至宋的书目所著《晏子春秋》或有两种，七卷本或为《晏子》传本，把《汉志》八篇编为七卷，可能是把《外一》、《外二》二篇合为一卷，加上内篇、杂篇六卷，共七卷；而十二卷本则为后人伪托之书。今存《晏子春秋》刊本以元刊本为最早：有八卷本即八篇各为一卷；有七卷本即外篇合为一卷；有六卷本即把《杂上》、《杂下》合为一卷，外篇合为一卷，加上内篇四卷，共六卷；有四卷本即把《谏》、《问》、《杂》《外》各二篇都合为一卷。其实元刊本后的不同版本，都属于隋唐所志的七卷本，是后世整理者的编辑，并无实质性差异。
　　同一种书在不同书目中著录篇卷不同，并不一定是两种版本。有的是著录者的差错。例如韦昭注《国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二卷，《唐书·经籍志》为二十卷，而《四库全书》所收为二十一卷。考两宋书目都著录为二十一卷，所以《四库提要》说，《隋志》误“一”为“二”，《唐志》“十”下脱“一”字，实质都是二十一卷，由于文字脱误，并非不同写本。有趣的是，有的书目把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分入两类，似乎是两种书。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宋代已有两个版本，一是衢州知州游钧在淳祐九年(1249年)刊印的“衢州本”，为二十卷；另一是袁州知州黎安朝在淳祐十年(1250年)刊印的袁州本，为四卷。《宋史·艺文志》把衢州本二十卷列入“传记类”，而把袁州本四卷列入“目录类”。书名都著录为“晁公武《读书志》”，而篇卷不同，又在两类，令人生疑。也有同一书目在不同版本中著录同一种书的篇卷不同，却是两种刊本。例如《鶡冠子》在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八卷，而在袁本作三卷，据两本叙录可知是《鶡鹗冠子》的两个版本。
　　上述诸例都表明，篇卷只是一种书籍版本的一个标志，可以从中发现问题、了解情况，并不能根据篇卷来确定完缺及优劣，但可参考。在具体整理工作中，要在查到书籍后，翻书比较核实。

　　3.版本

　　书目著录版本，大约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开始，其后日益重视，著录愈益详备，出现了专门著录版本的版本目录。关于版本与版本学，李致忠先生已作专题讲授，此不赘。至于古籍目录怎样著录版本，《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条例》有明确规定，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刻，附注题跋校注者，以封面、牌记或书尾所题为准，如有欠缺差异，参考序、跋、名家目录及有关资料而定。

　　4.真伪

　　书有真伪，自古而然。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就有辨伪。例如《诸子略·杂家》：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日夏帝孔甲，似皆非。
　　又，同上：
　　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又，《道家》：
　　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诸如此类，班固都注明所传作者都可能是托名，其书显然是伪作。
　　书目中提出质疑或作注，始自《汉书·艺文志》，其后历代书目往往有之。例如上文提到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十著录《阮逸注中说》(袁州本作《文中子中说》)，其叙录便是一则辨伪提要：
　　右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今观《中说》，其迹往往僭圣，模拟窜窃，有深可怪笑者。独贞观时诸将相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其门人。予尝以此为疑，及见李德林、关朗、薛道衡事，然后知其皆妄也。
　　然后指出，王通在李德林死后8年降生，书中竟有李德林为王通门人的记载；而关朗是北魏孝文帝时人，比王通早100多年；薛道衡之子薛收出生即过继给族父薛孺，成人后不知本生，书中却说薛道衡让薛收为王通门人。据此可知此书之伪劣。
　　又如《直斋读书解题》卷十著录《事物纪原》二十卷，其叙录说，此书不著名氏。但《中兴书目》著录此书为元丰中人开封高承撰，十卷，“凡二百七十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耳”，指出此二十卷本《事物纪原》当是后人据高承原书扩大而成，已非原著。至于古小说之类的伪书，书目中往往注明。如托名汉东方朔《十洲记》、《神异经》等等，宋元书目多有辨伪。
　　辨伪是专门学术。明代胡应麟有《四部正讹》，即是专著，由于它列举书籍质疑，也被视为辨伪书目。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伪91种；近代学者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提出不同见解；现代学者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又申姚驳顾。可见对古籍质疑辨伪，必须慎重可靠。张心澂《伪书通考》是著名辨伪专著，收书1104种，对于古籍整理及古籍编辑很有用，可作工具书。又郑良树有《续考》，可参考。
　　对于古籍整理、古籍编辑来说，辨伪可从书目与专著两方面着手。查检书目时，可根据叙录以及书名、著者、篇卷、版本等著录发现问题，同时查检辨伪专著以了解前人成果所积累的有关资料。此外，了解一点辨伪方法也是必要的。例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辨伪十二例》与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都可研读。

　　5.存佚

　　整理古籍，必须了解它在流传中的存亡佚失的情况，掌握有关信息。距今久远的古代经典及史籍子书，经历从写本到刊本、排印本的过程，而原稿、原版不存，所以清理其写本版本的流传以及版本系统十分艰难复杂。如果具有较为详备的存佚著录，则对整理及编辑都很有用。例如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存佚，虽然尚有未备，后来有不少《补考》、《续考》，但是大体很有用。存佚著录对于整理一种古籍的版本源流与版本系统，确定各种各种版本的位置与价值，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所以前人历来重视古籍的存佚著录。南宋郑樵《通志略·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说：
　　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记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
　　指出著录亡书的重要意义。
　　《隋书·经籍志》是今存我国最早的著录存佚的史志书目。实际上，《隋志》是根据前朝书目及佚阙书目，注明佚书情况；其体例是书籍正目列入隋朝存目，下注“残缺”、梁存情况及佚亡书。例如：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汉《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著录经典存佚的书目，其书名篇卷下注明存、佚、阙、未见四类。学者称为“四柱法”。“存”是存在，“佚”是亡失，“阙”是残缺不全，“未见”是知其书而不知情况，不曾见书。其注“阙”，例如晋傅咸《七经诗》，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有《易》、《诗》、《周礼》、《左传》、《孝经》、《论语》六经诗，缺一经诗，所以注“阙”。又如李氏（挺之）《变卦反对图》八篇，注“阙”即谓不全。其注“未见”，如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今本是从日本引入，朱彝尊当时可能知其事而未见其书，所以注“未见”。因为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称日本藏有皇侃《论语义疏》，其时为康熙九年，而朱氏在康熙二十二年入直南书房，可能知其事。《经义考》是他晚年著述，在康熙三十一年后。
　　阙书书目的著录，《隋书·经籍志》有《(北)魏阙书目录》一卷，是北魏向南齐借书的目录。《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四库搜访书目》，是唐文宗下令搜访秘阁缺书的书目。《通志·艺文略》有《嘉祐访遗书诏并目》一卷、《求书目录》一卷。今存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共著录3472部，阙书下注“阙”字，共1982部。《秘书省续编》是南宋继《崇文总目》后，由秘书省搜访遗书续编的书目。《四库阙书目》当时简称《四库书目》，即南宋绍兴年间《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后来清代编《四库全书》后，有《国朝未刊书目》、《国朝未刊遗书志略》、《征访明季遗书目》等，都是“阙书书目”。
　　对于整理古籍来说，存佚的著录及阙书书目主要的功用是：了解有关古籍的流传、整理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确定今存其书的位置与价值，了解有关古籍的整理情况与依据。此外，过去时代根据存佚情况以充实藏书的功用，今天依然具有。

　　6.著作者

　　凡书籍都有著者、作者。上面说过，书籍初始年代是没有著作者的。后来出现了圣人创作、贤者述作以明圣的观念（见《礼记·乐记》），指礼乐文化的创置与乐的创作，所以孔子“述而不作”。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孟子才说：“不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把古代的著者作者视为朋友，所以要知人论世。这是承认书籍著者作者的表现，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的体现。即使如此，先秦以著者标题的书籍并不能肯定归属。《老子》著者究竟是谁，有待考证。《论语》、《孟子》传为门人所记。《庄子》外篇传为门徒所作，而内篇也有学者怀疑未必庄子著作。《荀子》应是本人著作，而唐杨倞注以为《大略篇》是“弟子杂录荀卿之语”。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也不署名。如果不是李斯知道《孤愤》、《五蠹》是韩非所著，那么秦始皇就不知道自己所读书籍是《韩非子》。
　　到汉代，个人著作拟书名、署著者，主要是诸子及史书。两汉流行的辞赋乐府诗歌等文学创作，多不署名。汉武帝读司马相如赋，感叹“独不与此人同时哉”，就因为传写本上没有署名，错把司马相如当古人，辞赋属宫廷文学，尚且如此，通俗文学的乐府古诗，可想而知，会有许多作者悬案。汉代《古诗十九首》，《文选》选载，署为无名氏作品。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载西汉枚乘《杂诗九首》，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有学者怀疑《古诗》作者就是枚乘。《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李陵集》，《文选》选有李陵诗，《诗品》有评李陵诗，但至今对于李陵五言诗创作的真伪，仍有争议。
　　至于伪托古代名人著作，自古而然。《淮南子·修务训》说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以《易经》是伏羲创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本草》是神农氏著作，《黄帝内经》是黄帝撰著的医书，《周礼》是周公的著述，《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也多是圣贤创作，等等。相沿至明清，其风不衰。
　　古代作者有本名、字、号、别字、别号、官名、官所、谥号、籍贯、郡望等有据可查的名字称号，但较之上述真真假假的著者作者就不算繁难，不过需要知道查传记及有关传记资料，以及别名索引等工具书。
　　此外，出于特殊原因的作伪造假，则须查阅有关记载及研究资料。例如晚唐牛僧孺与李德裕两派结党斗争，李德裕门人韦灌炮制小说《周秦行纪》，嫁名牛僧孺作。志怪小说《补江总白猿传》是唐代人诬蔑欧阳询的伪作，托名江总，以白猿影射欧阳询，进行人身攻击。诸如此类的造假，既是著作者项，也属真伪项，比较复杂。
　　古代书籍没有版权页，主要是卷端题名。整理或审编古籍，必须认真核查其著者作者。查阅书目，对著录的著者作者同样应予核实。
　　目录所著录事项，一般为以上六项：书名、篇卷、版本、真伪、存佚、著作者。但历代书目并非每种都具备六项，因而要综合查检有关多种书目，尽量了解这些著录信息。显然，这六项是整理一种古籍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与信息。

　　四、目录分类

　　群书编目是为了保藏、管理和使用书籍，而根本目的则是传播知识，发展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目录著录各项是就一种古籍而言，目录分类是就许多书籍说的。群书不予分门别类、排列编次，则无从查检，没法使用。目录学必须总结研究目录分类。
　　严格地说，目录分类有两个含义：一是书籍分类，二是书目分类。一般所说的“目录分类”是指书籍分类，或称图书分类。

　　1.书籍分类法

　　书籍是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书籍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传播人类所有的全部知识。书籍的分类必定是知识的分类，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从汉代刘歆《七略》开始。《七略》已亡，但《汉书·艺文志》是据《七略》增补而成，其分类保存《七略》的分类。刘歆的分类法是根据西汉的文化知识结构观念而制定的。
　　西汉文化知识结构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典文化观念。“七略”的“略”是区划的意思，等于说一大块、一部分。其第一略是“辑略”，是叙例，被班固分别摘零编列在总序、六略序及各类小序。所以七略实则是六略，分为六大类：
　　六艺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儒家经典及六经读物。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诸子百家著作。下分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其中小说家不入诸子之流，所以称为“十家九流”。
　　兵书略　　收入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　　收入阴阳术数的著作。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收入神仙方技的著作。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诗赋略　　收入歌词与辞赋创作。下分：赋，屈原之属、陆贾之属、荀卿之属、杂赋；歌诗(歌词)。
　　总体地看，上述六大类的区分，实际是依据汉代儒家所说的“天人之际”的经典文化知识结构观念制定的。到汉成帝下令整理皇宫藏书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典文化知识结构观念已经确立。《汉书·艺文志》说，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显然，这一任命是针对图书的知识结构的。刘向是当时儒学大师，所以主持整理经传、诸子、诗赋等藏书，相当今日所说的经典、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的社会科学门类。任宏是武官，尹咸是史官，李柱国是医官，各校自己专业的书籍。“兵书”是关于军事的书籍，“数术”是关于天与人的命运的方术，“方技”是关于人的生命、寿命与生殖的方略技术。这三类都属于今日所说自然科学的门类。不难看到，六大类涵盖汉代当时的知识结构观念，而贯串其中的则是为巩固封建帝国社会服务的儒家经典文化思想。所以封建时代的学者甚至认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十六·汉艺文志考证》引金榜语)。
　　六分法到三国曹魏开始改动。《隋书·经籍志》说：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部。
　　郑默整理曹魏藏书，编制书目《中经簿》，主要是“除其浮秽”、“朱紫有别”，把不正的书籍删除掉。荀勗《中经新簿》正式把六分法改为四分法，把六略改为四部，其甲、乙、丙、丁四部相当后来的经、子、史、集四部。分类改变的表象只是图书归并有所不同，而实质原因则是反映在藏书中的知识结构观念的变化。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分析说：
　　勗之甲部，即《七略》、《汉志》之六艺，后世之经部。盖历代惟经学著述极富，未尝中辍，旧书虽亡，新制复作，故惟此一部，古今无大变更。
　　其乙部则合《汉志》之诸子、兵书、数术为一部（四部中皆无方技，盖已统于术数之中），为后世子部之祖。考汉诸子十家，惟儒、道、阴阳三家有西汉末人之著作（儒家有刘向、扬雄，道家、阴阳并有近世不知作者），余若纵横杂家，皆至武帝时止，农家至成帝时止，小说家至宣帝时止。而名、墨二家，则只有六国人书。可以见当前汉时诸子之学，已在若存若亡之间。由汉至晋，中更王莽、董卓之乱，其存焉者盖寡矣。《中经》著录之古诸子凡若干家，今无可考。《七录》子兵录中阴阳部、农部各止一种（此所谓一种即一家，非《汉志》三十八种之种），墨部四部、纵横部二种而已。儒、道、杂三部最多，恐有大半是晋以后之新著。以此推之，晋时子部之书，当亦无几。此所以合《汉志》四略之书归于一部也。
　　指出甲部即六艺略，亦即后世的经部，“古今无大变更”的原因是经学从未衰弱，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乙部由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合并，即后世的子部，其原因是诸子学术在汉代已处于“若存若亡之间”，趋于衰微，著述很少。而丙部则是从《汉志》的六艺略中的《春秋》类独立出来的史书，其原因是史书的体制与撰述在汉代已趋发达繁荣，书籍甚多，所以从六艺略分出来，自成一大类。同时把供治政参考的类书《皇览》也附入其类，于是成为后世的史部。至于丁部是诗赋略的扩充，加上汉以后的图像赞颂，便是后世的集部。《中经新簿》把汲冢书原封不动地归入丁部，是一种权宜的处理，以便逐渐进行整理。
　　六分法变为四分法，表象上是书籍归并的结果。儒家经典依旧很多，仍为大类；史书越来越多，必须从六艺略中独立出来，自成大类；诸子书除儒道杂家外，各家书籍日益稀少，于是跟兵书、数术、方技归并为一大类；诗赋发展繁荣，作品越来越多，也仍居大类。显然，各类书籍的多少，反映各门类文化知识的社会需要和地位，取决于国家社会制度。秦汉以后，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经过六朝及南北朝分裂，日渐改善，趋于巩固，出现隋唐统一。与此相应，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稳固，著述不衰；诸子以儒、道、杂家及佛教、道教为主，有所发展；六朝国运短促。出于总结封建国家历史经验，官私著史发展很快，各类史学书籍甚多；文学繁荣适合封建官僚制度的需要，出现维护皇权的应用文体与文章写作及创作，导致个人专集及文集的编辑：凡此都是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造成六朝以至整个封建社会阶段的知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经典稳定，诸子限制，史学发展，文学繁荣。因而与之相适应的四部分类法兴起、发展、存在历2000年，其中的变动只是内部的子目进行若干调整。
　　甲乙丙丁的四部分类，调整为经史子集四部，是晋朝李充正式确定的。他在整理晋元帝时皇宫藏书时，用《中经新簿》校核，编成《元帝四部书目》，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秘阁以为永制”(《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即为经、史、子、集部次，一直沿用至今。
　　《隋书·经籍志》是最早全面采用四部分类的史志目录。其四部后序中都说明归类。其经部后序云：
　　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其史部后序云：
　　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
　　其子部后序云：
　　《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其集部后序云：
　　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隋志》在四部最后，附道录、佛录，但无细目，仅分类统计种数、部数、卷数。
　　从《中经新簿》到《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其他分类法的探索，主要是南朝宋王俭《七志》与梁阮孝绪《七录》。《七志》是七分法，据《隋书·经籍志》序所说，分类如下：
　　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诸子志：纪今古诸子。
　　文翰志：纪诗赋。
　　军书志：纪兵书。
　　阴阳志：纪阴阳图纬。
　　艺术志：纪方技。
　　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附见道、佛，又附录《七略》、两汉《艺文志》、《中经簿》三个书目的阙书书目（见《七录序》）。
　　阮孝绪《七录》是五分法，也已佚失，唐释道宣编《广弘明集》收有《七录序》，存其分类，共五部，附佛法、仙道二录，总称七录：
　　经典录内篇一：易部、尚书部、诗部、礼部、乐部、春秋部、论语部、孝经部、小学部。
　　记传录内篇二：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
　　子兵录内篇三：儒部、道部、阴阳部、法部、名部、墨部、纵横部、杂部、农部、小说部、兵部。
　　文集录内篇四：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
　　术技部内篇五：天文部、纬谶部、历算部、五行部、卜筮部、杂占部、形法部、医经部、经方部、杂艺部。
　　佛法录外篇一：戒律部、禅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论记部。
　　仙道录外篇二：经戒部、服饵部、房中部、符图部。
　　《七志》、《七录》是王俭、阮孝绪各据所管藏书与自己的学术观点分类的。其分类也有依据，所以其子目颇为《隋书·经籍志》采纳。
　　《隋书·经籍志》后，四部分类沿用至近代。历代目录对四部下的子目有所调整，正如《四库总目提要·凡例》所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以《四库总目》为例，其“杂家”共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等六个细目。其“小说家”下分：杂事、异闻、琐闻三类。而其“集部”除相沿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子目外，增加诗文评类、词曲类。其词曲类下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等五部细目。诸如此类，都是根据实际“有是一家”，于是“立是一类”，以客观存在的书籍为准。
　　此外应提到两部较重要的书目，其分类都是十二分类法。一是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另一是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这也可见到，图书分类法其实是与藏书及立类人有密切关系的。

　　2.书目分类法

　　书目分类是指目录书的分类。书目分类与图书分类的依据不同，并不与历史时代的知识结构观念相联系，而是与立类人的着眼点相联系。换言之，立类人以何种原则分类，就把目录书的编制分为哪几类。目录学中通行的分类主要有下述三种：
　　（1）据编目者分类。这一书目的编者是什么身份，其所编书目即属何类。清汤纪《槃薖文乙集·周郑堂别集》说：
　　目录之书，树舆中垒，流派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题，曰史家著录。
　　是说从刘向开始，目录书有三个流派，亦即三大类：一是朝廷官薄，是指官修目录，即由政府主管机构编辑的官藏书目，如宋代《崇文总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等等。二是私家解题，是指私家据自己藏书编辑的目录，即私家目录，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代高儒《百川书志》等等。三是史家著录，指历代正史所编撰的当代所藏书籍目录，即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等。
　　（2）据目录结构分类。把古今目录书的结构分为三类，再据各书具体结构入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说：“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其一如《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其二如《隋书·经籍志》，其三如《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等。
　　（3）据编制目的与收录范围分类。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规定相应的收录书籍的范围，编成书目。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说：
　　将反映我国古籍的目录分成综合目录、学科目录与特种目录三大类。
　　综合目录就是以某时期、某地区、某类型的所有的书为对象而编制的目录。……主要有国家藏书目录、史志、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私人藏书目录、联合目录。
　　学科目录是专门著录某学科的书籍。……像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专科目录。
　　特种目录是为某种特定需要而编纂的，与学科目录之为专收某种专门学种的著作而编的目录不同。它可以为同一目的把不同学科的文献目录都组织在一起。……主要有推荐书目、禁毁书目。
　　此分类的见解，其范围包括今古目录书。
　　实际上，不同的分类见解还有不少，如汪辟疆以功用为标准，认为“有目录家之目录，有史家之目录，有藏书家之目录，有读书家之目录”(《目录学研究》)；而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共归纳出目录书分类计八种。从古籍整理看，以传统分为官修、史志、私家三类为便。

　　五、书目举例

　　古今目录甚多，这里举其要者，略作简介。
　　1.官修目录

　　1.历代官修目录，今存不多。计为：
　　①汉《七略》　　残
　　②宋《崇文总目》　残
　　③明《永乐大典目录》
　　④明《文渊阁书目》
　　⑤清《四库全书总目》
　　⑥清《天禄琳琅书目》
　　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总目》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另附《存目》，仅存书目，不收其书，有6793种、9355l卷，大体包罗清乾隆以前的重要古籍。
　　《四库》为四部分类，计：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流派琐碎，再分细目，如前举“杂家类”，再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小类。每类下录书按时代先后排列，而以历代帝王书冠于各代书籍之首，从《隋书·经籍志》体例。
　　《四库》四部之首都有“总序”，概括此类学术的源流正变。其43小类之首，各有小序，叙述此小类著述的归并演变，以分析条目。倘若小序不完备，有所未周，则在子目下或本条下补案语以说明通变。
　　《四库》著录每种书籍下都有提要。四库提要有明确规范，其《凡例》说：
　　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
　　显然，提要的这些项目内容，对于整理这一古籍来说，是基本资料与信息，必须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而从《四库总目提要》全书来说，则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一种基础知识与基本工夫，也是一部必备的工具书。
　　《四库》之后，有一些匡补的著作，主要为二：
　　(1)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60卷，补遗l卷。
　　辑录清人至近人校订《总目提要》的文字，相当详备，间有案语。其所订正书籍达2300余种。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24卷。
　　严谨考辨《总目》种种错讹失当之处，从内容、版本到作家传记。前列《总目》原文，下为著者辨证，便于研读，甚有特色。全书共辨证491篇。

　　2.史志目录

　　历代正史原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共7种：
　　①汉书·艺文志　　1卷
　　②隋书·经籍志　　4卷
　　③旧唐书·经籍志　　2卷
　　④新唐书·艺文志　　4卷
　　⑤宋史·艺文志　　8卷
　　⑥明史·艺文志　　4卷
　　⑦清史稿·艺文志　　4卷
　　其中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汉志》著录为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是了解先秦古籍必修的目录书。《隋志》著录为14466部89666卷，其中著录隋朝藏书，同时反映六朝书籍变动情况，是了解汉魏六朝及隋的书籍情况的必备目录书。《旧唐书·经籍志》根据《古今书录》编成，主要反映唐玄宗开元以前的著作情况，不完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开元以前的书籍53915卷，加上唐代人著作28469卷，共著录书籍3277种、52094卷。其中有唐人新著1390种、27127卷。《新唐志》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书籍情况，可供参考。《宋史·艺文志》著录历朝书籍共9819种、119972卷，数量最多，但颠倒重复的谬误也多，可备查考。《明史·艺文志》是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基础上编成的，与以前史志目录纪历朝典藏不同，只著录明代的著述。
　　历代史志目录有的有遗漏，有的没有编撰。后世学者有补不足的，也有补志的。前者如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共补入285家，317部；又如张鹏－《隋志经籍志补》2卷，补入279部，另杂文30篇。后者如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4卷，共补东汉人著述l109部，分为四部42类，另佛道2类；姚振宗又有《三国艺文志》，编得1122部。其余24史中无艺文志者，如《晋书》、《南北史》、《南齐书》、《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等，都有学者编撰补志，可备查考。
　　此外有两种类书的书目，学者称为“通史式的史志目录”，即南宋郑樵《通志》的《艺文略》8卷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76卷。《通志·艺文略》据宋代以前各类目录，包括《汉志》、《隋志》、新旧《唐志》、《崇文总目》、馆阁《四库书目》以及道藏目录等等，不分存佚，全都著录，总分12大类100家422种。
　　依时代先后，共录书10912部、l10972卷。它是宋代自具特色的一种目录．古今通录，分类甚细，数量最多，但无大序、小序，间有注释。比较起来，《文献通考·经籍考》更为有用。
　　《通考·经籍考》共著录自古至宋元间的书籍约5000种，采四部分类。它是辑录体，其叙录解题主要辑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提要，兼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几种史志与官修目录，如《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国史艺文志》、《两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
　　《四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国史艺文志》、《中兴(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诸史列传、各书序言以及文集有关文字等等。著录书籍都有辑录的解题，各类都有辑录的小序，都无新见，然而搜辑了文献有关资料，保存了许多佚书资料，所以有用，可作为工具书使用。

　　3.私家目录

　　私家藏书，汉代已有。刘向校书，有出自自己或同僚藏书的，即可为证。到唐代，私家藏书盛行，吴競“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目录》”(《唐书·吴競传》)。《郡斋读书志》著录其书云“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至宋代，刊本出现，得书较易，藏书更盛，较著名私家藏书目录有：李淑《邯郸图书十志》lO卷，董　《广川藏书志》26卷，田镐《田氏书目》6卷，郑寅《郑氏书目》7卷，但这些书目都已佚失。今存宋代私家目录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20卷(衢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22卷，尤袤《遂初堂书目》l卷，均见前述。
　　明、清私家目录甚多。总的看来，它们对于整理先秦秦汉古籍有一定参考作用，便于考察、搜集有关书籍。明清私家目录比较明显的发展是，版本目录日益重视，当代著述地位突出，俗文学作品著录甚有贡献。
　　明代著名目录有：
　　朱勘美《西亭中尉万卷堂书目》　　16卷
　　叶盛《菉竹堂书目》　　6卷
　　李廷相《李蒲汀家藏书目》　　2卷
　　陈第《世善堂藏书目》　　2卷
　　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　　3卷
　　高儒《百川书志》　　20卷
　　李如一《得月楼书目》　　1卷
　　祁承（火業）《澹生堂藏书目》　　14卷
　　徐（火勃）《红雨楼书目》　　7卷
　　钱谦益《绛云搂书目》　　4卷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32卷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不分卷
　　赵琦美《脉望馆书目》　　不分卷
　　其中如《宝文堂分类书目》编于明代嘉靖年间，分33类，著录7829种。其“子杂类”、“乐府类"著录许多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又其书名下注明版刻，具体而有特点，或注时代“宋刻”、“元刻”、“明刻”，其明刻本又注明“永乐刻”、“宣德间刻”、“成化刻”等等；或注出版地点“京刻”、“顺天刻”、“保定刻”、“山西刻”、“武功县刻”等等；或注出版机构“内府刻”、“监刻”、“经厂本”、
　　“礼部刻”、“赖太监刻”、“沈石田家刻”等等；或注书籍形制“宋巾箱本”、“元巾箱本”、“大字刻”、“活字大刻”、“华家铜板”、“方册”、“石刻”、“钞本”等等。从中可参察明代版刻情况，归纳源流。
　　又如《百川书志》也编于明嘉靖年间，其例仿《郡斋读书志》。每书有提要，共分4志93门。其“野史”、“外史”、“小史”归“史志”类，著录演义小说、传奇，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204卷，施耐庵、罗贯中《忠义水浒传》l00卷等，都给予好评，是元、明文学研究的可贵资料。
　　再如《红雨楼书目》，编于万历年间，著录3000多种、70000多卷，采四部分类。其子部小说类著录小说、笔记576种，传奇类著录元明杂剧、传奇140种；集部有“明诗选姓氏”类，著录明代诗人315位，其中270人注简历；史部有“本朝世史汇”类，著录85种有关明代史料。该书对于明代研究具有较高价值。
　　再如《千顷堂书目》，撰者黄虞稷是明末入清的学者。在其父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的基础上，黄虞稷增加了几千卷，编成《千顷堂书目》。分4部49类，无大序小序，但小类下间有小注，注明本类内容与著录范围。又在书名下间作小注，注明著者及著作提要等。此书目特点为：主要收录明代一代著作，而在每类末附辽金元人著作。清代设明史馆，黄虞稷任编修，修《明史·艺文志》，在《千顷堂书目》基础上成稿后去馆。其后王鸿绪删改其稿，成《明史·艺文志》，又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也是在其书稿基础上修成的。可见其书的史料价值。
　　清代藏书家很多，著名书目也很多。例如：
　　钱曾《述古堂书目》　4卷、《也是园藏书目》　10卷、《读书敏求记》　4卷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1卷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8卷
　　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6卷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　10卷、《续录》　4卷、《再续录》　3卷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　内编4卷、外编3卷
　　汪绮《振绮堂书目》　6卷
　　张金吾《爱目精庐藏书志》　40卷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24卷
　　杨绍和《海源阁藏书》　1卷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120卷、续志4卷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40卷
　　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
　　藏书家最重善本，精于版本鉴定，因而清代私家目录多善本、版本目录及题识等专著。例如：
　　钱曾《读书敏求记》，从钱氏藏书书目《述古堂书目》、《也足园书目》中选出宋元古籍的珍贵版本634种，撰写题识，从篇目完缺、刻工同异、版式行款、字体刻工以及纸张墨色等各个方面，研究、评鉴版本价值，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第一部较完善的版本目录。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及《续录》、《再续录》，是撰者所著藏书题识，三书总计812篇，或校勘，或评论，或溯源追流，或鉴定版本，论及行款、装帧、墨色等等，都是研读所得，很有见地，历来为学者重视，可为整理古籍参考。
　　他如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著录群经小学、正史载记、地志目录、诸子杂家、别集总集的题跋32I篇，每篇辨其书异同，以及藏书印记、版刻行款、抄刊年月等等，审核有据，为世所重。又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善本书765种，为版本目录及辑录体结合的体例，并对各书考证校勘，增注年代及传记资料。
　　诸如此类，对于鉴别善本具有实践与理论上的贡献。
　　清代私家目录在著录俗文学方面也有贡献。例如钱曾《也是园藏书目》10卷，著录3800多种，其“戏曲小说部”著录元明孤本杂剧342种。今人孙楷第著《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详为论证。
　　最后可提到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与专类目录。菉
　　宋代已有丛书目录，如《百川学海》10卷，明代有《续百川学海》、《再续百川学海》、《三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等。如明代著名丛书还有《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宝颜堂秘笈》、《古今逸史》、《五朝小说》等等。清代如正续《皇朝经解》、《玉函山房辑佚书》等也是重要丛书。近现代丛书更多，并兴起丛书目录的编撰。清顾珍《汇刻书目》是较早的丛书目录书，著录丛书目录261种。其后丛书目录不绝，至于当代。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最为完备，共著录全国41个大图书馆2797种丛书，分为《总目分类目录》，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子目分类目录》，《子目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共三大册。它著录完备，使用方便，并反映全国实际收藏情况，实为古籍整理必备的工具书。
　　地方文献目录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方志目录。明清私家目录已著录方志，如《宝文堂书目》已著录方志258部，《澹生堂书目》著录方志535部。现代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最为完备。其1935年初版，著录方志5832种、93237卷，都是今存方志。1958年增订出版，计著录7000多部。1978年，在朱士嘉先生指导下，中国文史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编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19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入藏现存方志8200多种，查检方志即地方文献甚为便利。
　　由于科学研究发达，专科目录应运而生，依照专科研究需要而编制的目录不胜枚举。依类而言，如依四部分类编的经学书目录、史学书目录、诸子学书目录，又如依当代学科分类编的文学书目录，依特需编的禁毁书目录、鬻卖书目录、引用书目录、推荐书目录、个人著作目录以及书目的目录，等等，现在都有。
　　对于整理古籍来说，目录与目录学的功用是很实际的，主要是帮助查找有关资料。以整理一种具体古籍而言，主要了解该书下列几个方面的情况：
　　①该书今存的实际情况
　　②该书历代的流传情况
　　③该书的可知的版本情况
　　④该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价值
　　⑤有关该书的整理、注释的情况
　　总之，一种古籍需要整理，或是确定的任务，或是自选的项目，都应先对该书有所了解，对该书所属学科的周边是著作有所了解。这就是从目录入手，要用目录学的知识作为查找入门的指导。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适之 (精华才是硬道理...)

组别	羽林都尉
级别	平北将军
功绩	68
帖子	1885
编号	29607
注册	2005-1-5

发表于 2005-1-13 14:2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版本学的历史，至少有二千多年了。它研究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籍著述的增多而日益丰富起来。那么，版本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简而言之，它是各种图籍的抄本、批校本、稿本和印本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细致地说，它是以印本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牌记、何者精善、古今真赝以及传抄情况等，作为研究对象的。

为了对版本学的发展和“版本”一语的含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这里先谈谈“版本”一语的来源。

“版本”一语的来源。是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产生的。在印本出现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的使用，是从西汉开始的。《北齐书》卷四十五中说：“既欲刊定，必籍众本”。樊逊所谓：“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可见“本”的使用，在刘向校书中秘已经开始了。证以李善注《文选。魏都赋》引《风俗通》云：刘向在《别录》中有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而他所籍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某书等本。于此可知，“本”即一书的不同写本。“本”的命名之意，是说“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本”，其后，竹简即费，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到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也。对于“本”的意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至宋，刻版大行，名义遂定。唐、五代后，镂版盛行，一书刻就，相率模印，与杀青上素之意颇相符合，故称之为：“版本”。

版本一语，开始见于文献，就所知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没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对，故往往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摩印。从此以后，这个书籍刊刻雕版就开始多起来了，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等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等语，着是“版本”一语见于较早的文献记录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版本“的内涵已经有了非雕版印本和雕印本的意义。如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到了近代“版本”的含义就更为广泛起来了。它把非雕版的影印本、拓印本、铅印本、晒印本、钤印本、油印本等也包括在内了。

谈到版本学的渊源，必然要涉及目录学的兴起。开始，版本学是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的。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我国学者认为，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之际。但主要认为目录学的正式建立，是在西汉成帝刘骜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校典中秘群书开始的。后来他儿子刘歆又继续为之，向、歆父子先后分别撰《别录》、《七略》它的体系才逐渐完备，目录学也就从此建立起来了。

图书典籍是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的记录和总结。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图籍著述日益增多。

在刘氏父子相继典校中秘群籍的时候，他们所收集的众本都是写本，今日版本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如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初刻、后印、翻刻、递修、装帧式样……等还没有出现。当时考订版本，在研究和整理上还不十分繁杂。但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整理和研究文献工作就出现了纸、墨、字体、刻书序、跋、牌记、封面、藏章印记……等新问题。如果的不到确切的考订，就会给研究文献和整理工作造成困难。如果还象以往那样，把版本学的研究仍附于目录学的综合体系内，就难负起它所研究的丰富内容重任。所以版本版本学开始从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说从一个附庸部分，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它在目录学的体系位置，可以这样表示之：目录学分四个部分（1）提要学：源于刘向，每校一书，即为之叙录，其后总而为《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录。（2）分类编目学：源于《七略》中的《六艺略》、《诸子录》、《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别录》和《七略》虽已失传，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3）校勘学：校勘字句的脱漏讹谬，其源可上推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下》就记载了正考父用周太史藏本校订了《商颂》

　　所存乐章的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之误。西汉刘向校书，又有新的发展。（4）版本学：刘向校书，广搜众本，即《北齐书》所云：“即欲刊定”必籍众本。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为开一书兼载数本的类例。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右文


	荊國公枢密直学士 ★★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卫将军
好贴	10
功绩	1683
帖子	6474
编号	38810
注册	2005-5-13
来自	清源郡
家族	云水兰若

发表于 2007-4-6 10:5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个人的书目大致上依《书目答问》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