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水浒评论 - 古典小说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慕容剑 (坤恸幽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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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水浒》

　　竺方明　(1975.08.31)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困”，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向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可是，曾经被誉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是怎样描写农民起义的呢？
　　《水浒》这部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贪官是坏的，皇帝是好的——这个思想，贯穿全书。小说中这样写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书中的梁山泊首领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的时候，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的贪官。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
　　《水浒》中的宋江一伙，是不反皇帝的，是忠于皇帝的。他们最害怕反皇帝的“黑旋风”。李逵不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么？那可万万不行，“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宋江临死，还要对李逵下毒手，不扑灭这颗反皇帝的火种，他死不瞑目。宋江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天国的上帝，乃是地上君王的再现。宋江的“天”，其实就是宋朝乾坤，赵家社稷，徽宗天子。宋江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封建阶级的统治之道。一句话，“替天行道”就是要“尽忠报国”，为大宋王朝效劳。
　　在《水浒》中，反对贪官和忠于皇帝，是一致的。“忠为君王恨贼臣”，这句诗道出了其中奥妙。宋江等人“恨贼臣”，反贪官，不过是表明他们一片忠心为君王，要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整顿朝纲”，除掉“贼臣”，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矛盾，主要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他们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正是由于宋江不反皇帝，终于让人招安了。
　　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权，对于农民起义，历来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征剿和招安。打得垮的就征剿，打不垮的就招安。小说中的朝廷，交替使用了这两手，最后搞了招安这一手。
　　书中的宋江，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起义，就是革命；受招安，就是投降。两者本来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可是，《水浒》竟然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炮制了一个“造反为招安”的标本。
　　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在小说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则处在下风。尤其是，小说嘲笑和否定了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把它写成是愚蠢莽撞的行动，用来反衬宋江投降路线的正确性。可见，小说所要肯定和宣扬的恰恰是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招安好，投降好！——这就是《水浒》的主题歌。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在受招安之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如今成为“官兵”了。做“强盗”的时候，“替天行道”是反贪官；当了“官兵”，“替天行道”要干什么呢？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鲜明，他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嘴脸是何等狰狞！此时此地，宋江之流“替天行道”的反动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
　　打方腊，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对于这样的反革命行为，《水浒》竟然为之歌“功”颂“德”，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美诗。然而，“终于是奴才”。在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发光的油彩，只能使革命人民更加憎恨和厌恶。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
　　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两句话是宋江反革命一生的自供状，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嘴脸。宋江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烟水寨”，就是为了叛卖农民革命事业，去换取朝廷招安、升官发财的“凤城春色”。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梁山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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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1975.08.31)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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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岩梁　(1975.09.02)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ｄｉāｎ＠①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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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水浒》

　　(1975.08.31)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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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1975.09.04)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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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1975.09.04)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云。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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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2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菊花会”上的斗争

　　刘祯祥;聂敬华　(1975.09.05)
　　（解放军某部　刘祯祥　聂敬华）
　　《水浒》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有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
　　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召集“菊花会”，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宋江上了梁山以后，为了实现招安投降的可耻目的，从各个方面作了准备。他把“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作为口头禅，反复表明自己的心迹，大造投降的舆论。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领导权，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忠于朝廷，等待招安的旗号。他招降纳叛，把一些“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的官军将领和恶霸地主，千方百计拉上梁山，造成投降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他还借“英雄排座次”的集会，装神弄鬼，用所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的谎言，来诱骗和强迫大家接受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然而，宋江心里明白，尽管经过这一系列的苦心经营，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并没有被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所接受，在招安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迫切需要召集一次大聚会，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上来。
　　宋江精心策划的“菊花会”开始以后，“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宋江开怀痛饮，陶然“大醉”，俨然象个“醉翁”。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借酒赋诗，以诗言志，唱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调子。就这样，宋江把一个争取朝廷早日招安的行动纲领，向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公开抛了出来。
　　宋江的投降主义调子还没唱完，李逵便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搅乱了“菊花会”，这是李逵等人反对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次大爆发。梁山农民军的基本群众和一部分领导骨干，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坚持革命，反对投降。特别是李逵，曾经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主张，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宋江在“菊花会”上进一步提出招安投降的行动纲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李逵再也按捺不住了，只一脚，把桌子踢起，＠①做粉碎。
　　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宋江在搞阴谋勾当上也是颇为能干的。在这场严重斗争面前，宋江使出了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宋江知道，李逵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障碍；只要镇住了这股“黑旋风”，反投降的革命风潮就可平息下来。当宋江杀气腾腾地要把李逵“推去斩首”，遭到众多头领的反对时，他又借机一变，把李逵监禁起来，等候处理。这时，他装着酒已醒了，诉说起自己与李逵“骨肉”一般的“情分”，责备自己因喝醉了酒“险些儿坏了”李逵的性命，还虚情假意地挤出了几滴眼泪，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抹杀投降与反投降的原则斗争。接着，他又一次贩卖他那一套投降主义的陈词滥调，什么“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要等到“云开见日”，“赦罪招安”，大家就能“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强行通过他那个争取早日招安的投降主义纲领。
　　《水浒》的作者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投降派。斗争刚一展开，就让他们灰溜溜地败下阵来。在宋江搬出封建理教上下尊卑的“法度”，以“再犯必不轻恕”相威胁时，李逵竟“诺诺连声而退”。作者把一个反投降派糟踏成这个样子，完全是为了肯定和宣扬投降主义路线。
　　“菊花会”后，宋江就把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引向了投降的道路。
　　从“菊花会”的这场斗争中，人们可以看到宋江这类投降派的反动嘴脸，也可以看到坚持同投降派斗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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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2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替天行道”析

　　宇波　(1975.09.05)
　　晁盖一死，宋江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
　　宋江的这个旗号，是从哪里来的？《水浒》这部书故弄玄虚。先是九天玄女对他口头嘱托：“汝可替天行道”；后来，天上掉下来的石碣又刻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总之，这是老天给宋江的命令和委托。其实，“替天行道”终究还是人造出来的，《水浒》只不过借助于神，给它涂上神圣的灵光，使它有更大的欺骗性罢了。
　　宋江所谓的“天”，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和皇帝的别名；所谓的“道”，不过是封建主义之道，孔孟之道。九天玄女嘱咐宋江时说得明白，“替天行道”就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译成白话，意思就是：作为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你要当个投降大宋皇帝的领头羊；作为大宋皇帝的臣民，你要当个死心塌地的好奴才。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在他看来，天下是被乱臣贼子搅乱的，而皇帝是“至圣至明”的。《水浒》不仅不反对皇帝，也不反对“好地主”和“好官吏”。书中写了许多“好地主”和“好官吏”。无为军的“黄面佛”就是一个“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的“好地主”，宋江本人也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兼“好官吏”。由此可见，“替天行道”，就是要形成一个由赵家皇帝到所谓“好地主”、“好官吏”的一统天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总代表，封建官吏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什么“好地主”、“好官吏”云云，都是骗人的鬼话。
　　既要“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又处于农民起义军的客观地位，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坚持“替天行道”，投降皇帝；要么抛弃这个口号，转向革命。二者必居其一。宋江要坚持“替天行道”，就必然要把“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愿望，变成卑躬屈膝乞求招安的实际行动。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宋江正是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在接受招安后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而这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恰恰是真正坚持革命的农民起义军。宋江的“替天行道”，并没有也不会把高俅之类的贪官打倒，而是终于跟高俅一起“同心合意”消灭了方腊的农民起义军。
　　《水浒》鼓吹的“替天行道”，是一面投降派的旗号，它的实质就是：替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当奴才和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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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6-5-23 21:2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　(1975.09.05)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
　　两千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擂起过无数回农民起义的战鼓，兴起过几百次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那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宣言，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决心，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它铭刻在多少代劳动群众的心头，游励过多少代革命志士去战斗。
　　然而，在《水浒》这部书中，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抗斗争，却被颠倒、被歪曲、被否定了。它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农民肆意贬低和丑化。投降路线被百般歌颂，革命路线被横加指责。一句话，宣扬投降，反对革命。
　　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反抗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农民的革命造反意识更加强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十分痛恨榨取他们血汗的剥削者，认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有着充分的正义性。和历史上宋江同时起义的农民英雄方腊，就曾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了这个正义性。他控诉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他大声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群众奋起造反。但是，《水浒》却污蔑方腊是“江南草寇”，把方腊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行动说成是“残害”百姓，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有罪”论者，他把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造反上梁山的革命行动污蔑为“犯了迷天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直到上了梁山，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他依然攻击起义军“造恶甚多”，“罪恶迷天”。
　　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李逵为代表的梁山起义军广大战士，和黑暗的封建统治是势不两立的。李逵主张推翻宋王朝、夺取政权。在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他蔑视皇权，粪土王法，不仅敢于闹县衙，打钦差，而且把皇帝的御座称为“鸟位”！他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是，这种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却屡遭宋江等人喝骂，被斥为“胡言乱语”，“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相反，宋江对赵宋皇帝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在梁山起义军中，他多次公开宣称，只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表白自己“怎敢背负朝廷？”甚至对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他也是煞费苦心地百般回护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等到一受招安，便立刻张贴告示，肉麻地吹捧起“天子宽仁厚德”来了。直至最后喝了御赐的鸩酒，他仍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水浒》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
　　列宁说：“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矛头都是对着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头子封建皇帝的。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农民革命英雄们一次再一次地把封建皇帝头上的金冠打得滚落尘埃！这才是农民革命的真实记录。
　　是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腐朽的孔孟之道，还是“全忠仗义”，死守儒道作奴才？《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孔孟之徒。对封建皇帝，他讲“忠”。所谓“忠肝盖地”，“尽忠报国”，“忘生报国，万死不辞”。《水浒》为了宣扬这个“忠”，在宋江死后还让他的鬼魂跑到宋徽宗的梦里“垂泪启奏”，表示忠心。对地主老子，他讲“孝”。宋江很讲究“昏定晨省，以尽孝敬”这一套。晁盖劝他上梁山，他就抬出“孝”的招牌加以拒绝，说什么“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万万行不得。对朝廷派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队，他讲“恕道”。在起义军战败官军之后，宋江总是勒兵不追，说什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每当俘获反动将领时，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一副奴才相。尤其毒辣的是，宋江还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内容来篡改体现革命农民团结造反的“义”，使它服从于忠君这个封建思想的最高原则。孔孟之道，是宋江麻醉农民起义军的精神鸦片，也是他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反孔斗争。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这种反孔斗争正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把孔孟之道的黑幡，冒充成指引农民革命的战旗呢！
　　是反对投降，还是跪求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毛主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就是一个热衷于受招安的投降派。从对上二龙山的武松临别赠言，到“菊花会”上赋诗明志；从劝说被俘军官上山，到接招安诏书时山呼万岁，处处说明宋江这个家伙盼的是招安，等的是招安，求的是招安。更有甚者，《水浒》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宋江亲自出马，钻营门路，乞求招安的场面。宋江也是去了东京的。不过，他不是如李逵所主张的那样“杀去东京”，怀着胜利的喜悦踏翻金殿的御座，而是乔装打扮，带着奴才的笑脸溜进妓女李师师家里，企图通过她“告一道招安赦书”，效法孔老二，上演了一出“子见南子”式的丑剧。
　　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是反对招安，不愿意投降的。列宁指出，“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出身赤贫的李逵，被压在封建社会的最低层，与封建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革命是很坚决的。他手＠①双斧，声喝如雷，在多少次激烈的大小战斗中，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斗争是何等的勇敢。他大闹“菊花会”，对宋江提出的求招安主张非常气愤，一脚把桌子踢翻，痛斥宋江：“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旗帜是何等的鲜明。可是，《水浒》为了贬低和反对农民革命路线，肆意丑化李逵等革命农民的形象，总是以他们屈从宋江为结局，借此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完全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一部中国农民革命史，充满了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事迹。他们抱定了“一入兵阵，视死如归”的决心，谱写了一篇篇英雄的乐章。当然在农民起义中会出现一小撮叛徒，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则是由于封建思想的腐蚀而蜕化变质的，他们是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根本代表不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英雄们不但有对反动统治者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而且勇于同投降主义路线毅然决裂。唐末农民起义时，王仙芝多次乞求招安，准备跪受唐朝给的“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对这种无耻投降的行径，农民起义军广大将士十分愤慨，群起责骂和反对，他们与王仙芝决裂，转战南北，坚持斗争。这才是我国农民起义真正的光荣传统。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总要反映到农民革命运动中来。判定一条政治路线，主要看它的阶级实质，看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水浒》宣扬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路线，而是一条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死心塌地地拥护皇帝，以便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每当阶级矛盾激化，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集团，可以在反对贪官、澄清吏治的骗人幌子下，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目标。《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发迹，把高俅作为对立面，接着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然后又写宋江不满蔡京，私放晁盖，惹出杀惜之祸，直到刺配江州，酒后题诗，弄得差点丢了脑袋，以及宋江骂高俅一伙是“滥官”，“污吏”，是“闭塞”皇帝的“奸臣”，处处突出的是宋江一伙同高俅的矛盾。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力图利用这个纲领来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实现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的目的。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保皇帝也保贪官。在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之后，起义将领在水里活捉了这个恶贼，把他象落水狗一样扔到“忠义堂”下时，宋江却“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为了得到皇帝的招安，此时此刻，宋江连他标榜的反贪官的口号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农民起义，反动阶级总是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这两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出现投降派。当统治阶级由军事镇压转变到招安为主的策略时，投降派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狂。招安是反动统治阶级瓦解和消灭农民革命队伍的反动政策，是政治欺骗的集中表现。“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宋王朝正是在武力镇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用招安这种“怀柔”政策，达到了“伫看梁山尽束装”的目的。当宋王朝的统治者变换策略时，宋江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实现了赵宋王朝的愿望，干了反动派用武力所做不到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宋江这个叛徒，在反动统治者那里一时身价倍增。皇帝赞扬他：“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叔夜，也“不爱黄金爱宋江”。这说明，宋江的路线，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梁山起义军不是在困难重重、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高潮中缴枪投降。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革命事业的胜败。这是一个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作为在制定和推行路线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状况如何，是极其重要的。在晁盖当权、执行正确路线的时期，梁山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山寨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宋江这个家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山的。在他临上山时，曾信誓旦旦地向晁盖表示：“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然而，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用《水浒》的话来说，就是“凭陵欲作恢＠②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水浒》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叫晁盖“归天及早”，让宋江“把寨为头”，就是为了宣扬“瞻依廊庙”的投降主义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坐上头把交椅，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实际上是把团结造反的农民革命路线，篡改为忠于宋王朝的投降路线。为了实现这条路线，他不惜一切把对农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地主卢俊义拉入领导集团。
　　梁山起义军之所以在战绩卓著的形势下被拉上投降道路，就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将士在战役中的一个个胜利，不但不能成为坚持革命斗争、扩大战果的基础，反而被宋江作为搞投降主义，与赵宋王朝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的筹码，和加快实现招安步骤的条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梁山泊这个农民革命的堡垒正是被它内部投降主义的首领人物宋江搞垮的。
　　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主义者。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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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6-5-23 21:2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张劲松;张少康　(1975.09.07)
　　（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张劲松　教师　张少康）
　　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指示，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指出了这部书可以作为人们认识投降派的反面教材。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水浒》？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过去，有些人把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说成是“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混淆了革命农民和奴才的根本区别，抹煞了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这样重大的是非问题，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是必须彻底弄清楚的。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分析和评价《水浒》这部书，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一定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和广大工农兵一道，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投身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这场重大斗争中去，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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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3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努力学习　积极战斗

　　范宁　(1975.09.07)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　范宁）
　　《人民日报》九月四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对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表示坚决拥护，决心贯彻到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
　　我们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古典文学作品，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是要用《水浒》这部书作为反面教材，对人民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分裂革命队伍，同当权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暗地勾结，出卖了农民革命。从古代投降派的种种活动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头子的丑恶面目。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评价古典文学作品。在毛主席指示发表之前，我对《水浒》这部书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曾错误地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古代农民起义的优秀古典小说；对宋江也未能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评论。毛主席的指示，拨开了笼罩在我眼前的迷雾，使我认识到《水浒》这部书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它严重地歪曲了农民起义；《水浒》中的宋江，是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他是农民革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当前报刊上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我决心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向工农兵和其他专业理论工作者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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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6-5-23 21:3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学习马克思主义　批判修正主义

　　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　(1975.09.07)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这是我国人民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如何看待《水浒》这部书，如何看待宋江这个人物，决不只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问题，关系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刘少奇、林彪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竭力鼓吹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拚命兜售某些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宣扬的封建毒素。《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仅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毛主席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历次重大斗争。毛主席在批判《武训传》时告诫我们：要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然后“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论述，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样，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投降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投降主义路线和农民革命路线的界限，有力地批判了《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
　　学习无止境，战斗无究期。我们决心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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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6-5-23 21:3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　(1975.09.07)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九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我们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和全厂职工一起认真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深深感到：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揭露了《水浒》的本质，揭露了宋江的真面目，为我们评论《水浒》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水浒》极力美化的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腐朽没落封建王朝的鹰犬；决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降派。
　　揭露和批判古代投降派宋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嘴脸。凡是要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搞投降的。在我们造船工业战线上，刘少奇、林彪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拚命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他们妄图扼杀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一再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谬论。他们崇洋迷外，不正是投降主义的一种表现吗？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清投降派的嘴脸。
　　最近，我们工人理论组和全厂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一手捏榔头，一手捏笔头，鼓足干劲造巨轮，积极参加评《水浒》。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厂和车间的许多理论小组举办了评论《水浒》的学习班。短短的几天中，全厂写出了几十篇评论《水浒》的文章。一些车间的理论小组还在群众中就《水浒》的评论问题进行了宣讲。有的车间把宋江、武训和林彪的言论对照起来批判。全厂出现了评论《水浒》的热气腾腾的局面。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讨论，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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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3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充分利用反面教材

　　于兴善;朱海平　(1975.09.07)
　　（天安门前警卫连　于兴善　朱海平）
　　《人民日报》九月四日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决心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投入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指示，揭穿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揭穿了《水浒》的作者和几百年来吹捧《水浒》的人所制造的假象，还了《水浒》的真面目，还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一部《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小说作者写《水浒》的目的在写招安。《水浒》所以受到地主阶级一些人的重视和赞赏，就因为它写了招安。今天，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来说，《水浒》仍然是有用的，可以作为一部反面教材。
　　我们是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战士，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忠实保卫者。我们不但要练好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为评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反修防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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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3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评论《水浒》　总结历史经验

　　北京市朝阳区星火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小组　(1975.09.07)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决心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水浒》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打扮成英雄，把投降主义路线美化为正确路线，这是对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极大歪曲。
　　在封建社会中，我国广大农民，不堪忍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断揭竿而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其间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他们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体现了革命农民“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虽然这些农民起义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领导，总不免陷于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投降派，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再去镇压农民起义。象这样罪大恶极的叛徒，哪有一点农民起义英雄的影子！
　　鲁迅先生指出：“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怎么会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的？就是由于象宋江这样的地主阶级分子钻进了革命队伍的内部，大耍阴谋诡计，搞投降主义，而革命派又未能识破，以致使革命事业付诸东流。
　　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表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充当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林彪也正是这样的投降派。他们如果上台，对内必然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对外必然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举起屠刀，残酷镇压革命人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通过评论《水浒》，我们要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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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3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投降派岂容美化？

　　魏瀛荣;武培真　(1975.09.07)
　　（天津国棉四厂工人　魏瀛荣　天津市文化局创评室　武培真）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为我们正确地评论《水浒》，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斗争，指明了方向。
　　《水浒》是一部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唱赞歌的书，是一部为农民革命的叛徒树碑立传的书。它煞费苦心，不惜笔墨，着意刻画和讴歌宋江这个人物形象，把宋王朝的忠实奴才、农民革命的无耻叛徒吹捧为“仗义疏财”、“排难解纷”、“扶人之困”、“能救万物”的人民群众的“及时雨”。它通过宋江这个人物形象，宣扬对反动派造反无理、投降有理，选择有罪、投降有功的投降主义。这是对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水浒》成书后几百年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坏。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关于《水浒》的大量评论，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有的为《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辩护，说什么“宋江的投降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啊，什么“宋江功大于过”呀，什么“受招安是作者给梁山起义军安排的最好结局”呀，等等。这岂不是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难道象宋江这样的钻进农民革命营垒的地主阶级分子、蠹虫、野心家，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可耻奴才，也应当加以歌颂吗？《水浒》所着力宣扬的投降主义也值得加以提倡吗？谬种必须杜绝，流毒应当肃清，被颠倒的历史应该再颠倒过来。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必将进一步提高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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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6-5-23 21:4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哪个阶级的“及时雨”

　　曹金兴　(1975.09.11)
　　宋江是《水浒》着意描写、竭力歌颂的一个人物。宋江第一次登场，作者就让他扛上一块“及时雨”的金字招牌，说他“为人仗义疏财”，对于江湖上的好汉，总是“尽力资助”。“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ｚｈōｕ＠①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自然界中的雨下得及时，对万物生长确实是有利的。但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难道会有对任何人都有利的超阶级的“及时雨”吗？压根儿没有。在阶级社会中，“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剖析一下，宋江到底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
　　先说“仗义疏财”。宋江“疏”的“财”是哪里来的？此人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的“财”并非劳动所得，乃是剥削而来，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宋江之所以“济人贫苦，ｚｈōｕ＠①人之急，扶人之困”，一是为了掩盖阶级矛盾，二是为了沽名钓誉，三是为了笼络人心。如此而已。
　　梁山泊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取得了节节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正是在这个时候，号称“及时雨”的宋江来到了梁山泊，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宋江如果真是农民阶级的“及时雨”的话，理应把武装起义的战鼓擂得更响，让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直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然而，他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却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迫不及待地篡改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开口“朝廷招安”，闭口“尽忠报国”，极力在农民起义军内部散布投降主义论调。在组织上，他更是加紧拉那些大地主和反动军官“入伙”，曾几何时，就改变了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的成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朝廷派陈太尉上梁山招安，两次遭到李逵等人的抵制时，宋江眼看招安失败，在这节骨眼上又“及时”给农民起义军的敌人献计献策，让皇帝“以数句善言抚恤”，无耻地骗取农民起义军缴械投降。
　　宋江投降后，便自告奋勇请求前去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这对宋徽宗来说，胜过“雪里送炭”，实在是太“及时”了。因此，这建议立即被朝廷采纳，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宋江打方腊时，对于俘获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出斩了”尚嫌轻，“挖取心肝”方解恨。请看，宋江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是多么卖力，多么“及时”！
　　宋江临死之时，还念念不忘封建王朝的安危存亡，唯恐李逵再去“哨聚山林”，扯旗造反。不除李逵，宋江是死不瞑目的。他为了替宋王朝“及时”地清除隐患，也顾不得“周全人性命”，连夜把李逵召到身边，亲手将“结义兄弟”李逵药死。请看，这个农民起义军的无耻叛徒对宋王朝尽忠竭力，竟到如此死心塌地的地步！
　　造反与投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映。宋江极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迎合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宋江和高俅、童贯一类的所谓贪官，不过是一丘之貉。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为宋王朝“尽忠报国”，起了高俅、童贯等所起不到的作用。宋江对苟延残喘的北宋王朝来说，真好比是一场“及时雨”，这场“雨”浇灭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这“雨”对农民阶级来说，却是一场腥风血雨，带来的是一场人头落地的灾难。农民起义军的鲜血将永远显示着叛徒的凶残。革命的人们应当吸取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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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评《水浒》中的宋江
雅林　(1975.09.11)

　　《水浒》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维护封建统治　反对农民革命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到处点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是被压迫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当权集团和非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解剖《水浒》中的宋江，就要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是拥护农民革命，反抗封建统治，还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宋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脑子里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他怀着一片“报国”的忠心，时时想着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得遂“凌云志”。但是，当权既得利益集团“非亲不用”，使宋江这个下层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职位，挤进当权集团的行列。不仅如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象宋江这类不“当道”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时时有被咬死咬伤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宋江，事先营就了“狡兔三窟”：一是准备了藏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时牵连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逃跑去处。宋江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尽管他善于“忍受”，但也免不了时常发泄牢骚。一次，他劝武松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些用来勉励武松的话，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接着，他怅然地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宋江和当权集团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吟“反诗”这个行动上。有人说：宋江的“反诗”，表明他决心反抗不合理的现实；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诗”表现了宋江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反诗”到底反不反？
　　宋江自“杀惜”流落江湖后，命蹇事乖，不但没能“得进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他独自一人，登楼饮酒，眼前的美景和自己的处境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他心里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为封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但不被赏识，反而成了个被充军的囚犯，使这个以“猛虎”自喻的宋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不觉沉醉”中，无限心事“蓦上心来”，借酒醉吟诗，把这种心情直接表露出来了。在这里，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发泄了自己对“当道”的“贼臣”的不满。趋炎附势的“刁钻之徒”黄文炳，把这两首诗说成“反诗”，是因为他一心想通过抱当权集团的大腿，“引荐出职，再欲作官”。他抓住了宋江的把柄，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功领赏了。宋江对黄文炳把他的诗定为“反诗”并不认账，他十分委屈，万分恼火。大闹江州之后，他还向梁山起义军头领一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并无反意。可见，宋江的“反诗”并不反，宋江也并不是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宋江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施小恩小惠，经常给这人买一副棺材板，给那人一点药钱。他的这一套本来是为了笼络人心，掩盖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当农民拿起武器造反时，他的反动立场就立刻暴露无遗。当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夺了要送给蔡京的“不义之财”后，他出于朋友的私情救了晁盖，但对晁盖等的革命行动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抗拒官兵，不断发展革命事业，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牵连，所以“杀惜”后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庄园。大闹清风寨后，宋江闯了大祸，曾“乘兴”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书，使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闹，骂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为”，没有一点犹豫，连夜开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阶级的怀抱。回到家里遭到追捕，他表示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污蔑农民起义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宁可当“囚徒”，不愿当“匪徒”。在充军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起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看，他仇恨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宋江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表面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实际上是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他甘心充军，不去梁山，是因为“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不去躲藏也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在浔阳江头，当真的遇到脑袋搬家的危险时，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后来，梁山起义军把他从刀口下救出，大闹了江州。此时，虽然他仇恨农民革命的思想丝毫没有变，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宋江最后被逼上梁山，是由于往上爬的希望破灭了，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换门庭，另搞一场政治投机，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夺领导权　推行投降路线
　　宋江上梁山后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评论说什么：宋江上梁山后，作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只因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兴旺”，才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正确地评论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上梁山后推行了一条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路线，是搞革命还是搞投降。离开了路线这个纲，就丢掉了分析宋江形象的根本标准。
　　在农民革命领袖晁盖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耍阴谋搞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构成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宋江的这个反动目的，在千方百计拉卢俊义上山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反动大地主，对农民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疯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说什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反动地主分子，宋江却极为欣赏，看中了他“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的身份地位，不惜动用全山寨人马，拚死拚活地拉他上山。“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后，又再三再四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只是在其他头领的坚决反对下，才叫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相反，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却百般压制，排斥打击。当李逵在菊花会上坚决反对招安，一脚把桌子踢翻时，宋江登时大怒，几乎砍了李逵的脑袋。他实际上是在起义军内部搞分裂。他要团结并依靠的只是那些一心跟着他走的投降派，哪里有什么“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当革命形势发展到高潮，梁山起义军对封建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之时，也正是宋江叛卖革命成熟之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宋王朝对梁山起义军武力镇压政策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更换策略，朝廷内部“招抚”政策逐渐占了上风，这就使宋江的叛卖活动具备了外部条件。从起义军内部看，由于宋江的苦心经营，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起义军领导班子内部已经形成了“朝廷命官过半”的局面，宋江已经牢固控制了领导权。当一百零八将全部上山，梁山农民起义军力量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便在“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政策声明：“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尽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宋江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他带人下山到东京，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上关节”。又用重金贿赂朝臣，把“衷情达知今上”。当起义军活捉高俅后，宋江亲自把这个梁山的死对头扶上正座，纳头便拜，要他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向朝廷献策：“若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来欺骗起义军。至此，宋江已经完全和朝廷当权集团同流合污了，在宋江的“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声中，起义军终于受了招安。招安后，宋江还十分恶毒地搞了个“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把农民起义军多年积累的财富拍卖一空，使梁山起义军再无重新起事的可能。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斗争，一个本来“十分兴旺”的农民起义“山寨”，终于被封建统治者通过宋江的手，不费一兵一卒就扼杀掉了。宋江又把“顺天”“护国”四个字写上了起义军的战旗，“强盗”变成了“官军”。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的鲜血。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宋江是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队伍中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封建统治阶级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他对农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恶极！＊＊＊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评论文章和近两年的一些评论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散布了不少阶级调和论，美化、歌颂《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宋江这个投降派做了种种辩护。一个基本论点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评论文章，不是把宋江说成“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就是用所谓“矛盾的性格”来掩盖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澄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这部书，充分利用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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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4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善”“恶”辨　　——从《水浒》的一首诗谈起张臻　(1975.09.11)

　　《水浒》这部书，一边狂热鼓吹招安，宣扬投降，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头子宋江；一边却极力诽谤造反，歪曲革命，咒骂和攻击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水浒》百二十回本的第一百十九回中引诗说道：
　　宋江重赏升官日，
　　方腊当刑受剐时。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按《水浒》所说：一个“重赏升官”，一个“当刑受剐”，都是由于他们各自行“善”作“恶”的结果。
　　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在反动统治阶级看来，被压迫阶级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任何反抗、斗争，都是恶的；而俯首听命，逆来顺受，则是善的。与此相反，在被压迫人民看来，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争取解放是完全正义的，也就是善的；而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却是罪大恶极，应该彻底清算。
　　《水浒》这部书把宋江赞扬为“善”，把方腊污蔑为“恶”，这是哪个阶级的善恶观？
　　宋江这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小官吏，是一个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儒家信徒，他一生把“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对“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垂涎三尺。他被迫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改变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随后，他进行一系列出卖革命的活动，为日后“归顺朝廷”作准备。最后还秘密上京都，乞求招安。在被招安升官之后，便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替朝廷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在镇压以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时，宋江杀了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成了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的“善”。它恰恰暴露了宋江的叛徒的丑恶面目，说明宋江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帮凶。
　　方腊，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揭竿而起，率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农民，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狠狠打击了腐朽的赵宋王朝。在地主阶级眼里，这就是所谓的“恶”。它恰恰表明了方腊敢于造皇帝的反，坚持革命，是广大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这四句诗，赤裸裸地暴露了反动地主阶级立场。《水浒》宣扬的善恶观，从反面给人们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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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4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识破投降派的真面目

　　夏际胜　(1975.09.17)
　　（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夏际胜）
　　《水浒》这部书，拚命往宋江脸上贴金，把他打扮成农民起义的英雄豪杰。但是，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是掩盖不了的。
　　宋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过着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
　　宋江这个投降派，一肚子坏水都是从孔孟之道那儿趸来的。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把孔孟之道当作一生做人的信条。孔孟之道宣扬仁义忠孝，宋江便处处以仁义忠孝作为行动规范。他自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并一再宣扬大宋皇帝“至圣至明”，诬蔑农民起来造反动封建统治的反是“犯了迷天大罪”。他把对地主老子尽孝看成对皇帝尽忠之外高于一切的事。投奔梁山途中，宋江听到他父亲“因病身故”的假消息，便捶胸大哭，火速回家。真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毒蔓结毒瓜。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宋江上梁山后，就篡改革命口号，改变革命纲领，用以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取代农民起义队伍团结造反的正确路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接受招安之后，他又去镇压方腊起义。临死，为了防止梁山原头领再次聚众起义，他又亲手用药酒毒死了“结义兄弟”李逵。
　　宋江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是这样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可是，有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竭力美化和颂扬这个宋江。有的赞扬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品德；有的说宋江上梁山之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有的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所谓“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完全是作者编造的骗人货色。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农民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地主阶级决不会“仗义”向农民阶级“疏财”，决不会去“扶”农民之“危”，“济”农民之“困”。《水浒》中颂扬的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宋江手中的资财，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他施舍给别人的金银财物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第二，宋江追逐功名利禄，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无非是以此笼络人心，图利、图名、图权。宋江正是通过所谓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骗取了一些人的称赞和拥护的。
　　所谓“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那是混淆是非。宋江上梁山，是因为被蔡九知府等人逼得一时走投无路，不得不“暂占水泊，权且避难”。他虽然也反贪官，但他和贪官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与农民起义军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能混为一谈。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招安”二字打转转的，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干了一系列的叛卖活动。投降朝廷后，他又镇压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皇帝办不到的事情，宋江办到了；贪官污吏起不到的作用，宋江起到了。如果说宋江上梁山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干了一系列叛卖革命、反对人民的罪恶勾当。
　　所谓宋江的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宋江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要跪倒在皇帝的脚下，死心塌地维护皇帝以及整个封建制度。当宋江和贪官污吏的矛盾激化时，他便利用农民起义军进行反贪官活动，而一旦农民革命对地主阶级的统治造成一定威胁的时候，他自然要出卖革命了。怎么能把这种叛变、出卖革命的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呢？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虽然屡遭失败，但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连绵不断，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斗争不屈而失败和为了做官而投降，完全是两码事。把宋江的投降说成“农民的局限性”，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诬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水浒》里的投降派宋江，被作者乔装打扮成“农民革命英雄”，现在，我们要彻底揭穿宋江的假面具，批判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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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3 21:4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水浒》三梦

　　延风　(1975.09.17)
　　一部《水浒》，写了不少梦。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尽管是混乱和虚幻的，但终究是现实生活的一幅映象，那怕是歪曲的映象。一个小说的作者着意写梦，当然不是“痴人说梦”，因为归根结蒂，梦是为小说的主题服务的。《水浒》中宋江的梦，都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点了题。
　　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个梦很重要，是为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提纲挈领的。宋江迫于追兵，在还道村九天玄女的神龛里吓得昏了过去。作者就让他做了一个梦，并且借了“九天玄女”之口，为他规定了以后的道路。这就是：“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果然是“法旨”、“天言”，短短几句话，有目标，有口号，有策略，有方法。
　　“替天行道”，亦即替“天子”行道。这是“九天玄女”为宋江规定的一个总目标。
　　但是，宋江那时还刚刚落草，一个“山海小寇”，即使对“天子”一往情深，但从皇帝看来，局面似乎还小了一点。赵宋王朝虽已衰败，但并不见得对任何一个三、四流的小角色都看得上眼的。因此，“娘娘”说的另一句话——“为主全忠仗义”，就给宋江通了一个消息：夺过权来，当个“主”，把那些“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人，屏弃在外，那时，你想向皇帝称臣才算有了一点本钱，你念的那些辅国安民的投降经，才有可能“上达圣听”。所以，“为主”是实现投降目标的必要条件。
　　不过，宋江这样一个小吏，凭什么来当梁山泊之“主”？“娘娘”点出了“忠义”两字，一副精神武器就打造成功了。用阴谋诡计窃取梁山的领导权之后，宋江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篡改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是对“天言”的心领神会，也是《水浒》写宋江的“神来”之笔。
　　这一梦以后，宋江果然“不忘不泄”，忠实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树降旗，改堂名，菊花会，受招安，征方腊，鸩李逵，这一个个的脚印，就是还道村一梦的兑现。不出数年，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就被这根“替天行道”的无形绳索，活活地绞杀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人可以有人。路线错了，原来有的，也就都搞光了。宋江的梦和梁山的现实，证实了这个真理。
　　如果说，还道村一梦是宋江投降的导言、引子，是作者昭示宋江一生的伏笔；那末宋江在征辽大帐中再梦“九天玄女”，是汇报是呼应，是作者对《水浒》这个投降主题的再次提醒。
　　“娘娘”秘授宋江破混元阵的一大段“玄女法”，无非是武侠小说里一套陈词滥调，可以略而不谈。重要的警句是在检查了宋江言行以后所作的鉴定。鉴定“很好”，叫做：“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这八个字，宋江是当之而无愧的。不过，“娘娘”还不大放心，还要在宋江这个已经转得不慢的投降齿轮上再注点油。这就是最后的叮嘱：“保国安民，勿生退悔。”粗一看，这似乎是多余的。宋江投降的自觉性如此之高，哪里会生什么“退悔”之心？其实，这番叮嘱也是有道理的。主子对叛徒难免总有点不大放心。这是即使为宋江之类的“星主”也是不能幸免的。象宋江这类投降派，虽然对主子不断表明心迹，不断地有“保证书”送上去，但最后还是免不了要吃“御赐药酒”。
　　对宋江这个充分体现了投降主题的角色，作者费尽了笔墨，还精心安排宋江进入了他为之效忠一生的皇帝的梦境，用最后一梦来加深“投降有理”、“投降有利”的主题，这便是《水浒》的最后一梦：“徽宗帝梦游梁山泊”。那时宋江已是“大宋之鬼”了，面对他的恩主，还上了最后的一篇“自白书”，“恳告平日衷曲”，甚至还不忘为他药鸩李逵邀功请赏。主子这一边也对宋江勉慰有加，为忠良的奴才屈死，表演了“凄然”，并且还许下了“建立庙宇，敕封烈侯”的愿。这最后一梦，作者笔意甚深，他在一个可耻叛徒的头上安了一个灵光圈，企图使这个叛徒的下场，不是让人感到卑鄙，而是让人感到“悲壮”，从而幻想还有后人踏着宋江的脚印跟上来。
　　然而，这毕竟是反动阶级——宋江、徽宗之流的幻梦。就在梦里，黑旋风不是已经“抡起双斧，径奔上皇”，把宋徽宗从梦中吓出一身冷汗吗！
　　《水浒》三梦，黑线一条，无非是宣扬“天命”，诱人做投降派罢了。不过历史不是按反动阶级的愿望前进的。宋江这个至死不变的奴才，现在成了一名绝妙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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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6-5-23 21:5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忠君思想

　　闻工　(1975.09.17)
　　（安徽师范大学　闻工）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里的宋江，恪守孔孟之道，顽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军队伍，断送梁山革命事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从宋江的全部罪恶史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投降派，以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他的忠君思想之间的关系。儒家伦理观念的忠、孝、义结合在一起，构成宋江这个投降派人物的基本思想。而其中心内容，则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忠”字。他“于家大孝”，于友“仗义”，前提都是忠君。从郓城县“孝义黑三郎”的宋江，到梁山泊“忠义堂”上的投降派头子宋江，到征方腊时的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的宋江，再到楚州安抚使的宋江，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忠君这个反动的轴心转动。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前待人处世的准则。
　　宋江私放晁盖这件事，颇有些迷惑人的地方，但对它的前因后果，略加剖析，便可看出，宋江这个行动并未越出忠君思想所允许的范围。晁盖等人的劫取生辰纲，打击了梁中书这类贪官污吏，矛头指向蔡京、高俅这样的人。因此，宋江敢于给晁盖通风报信，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虽然放走了晁盖等人，但是却反对他们聚众造反，认为他们公然抗击官兵，“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宋江在江州酒后题的两首“反诗”，其实并无反意。从宋江题诗时所处的境遇来看，他的诗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对“饱狗”的怨恨情绪的流露，不过是宣泄他一片忠心未被赏识的牢骚而已。就连宋江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反诗。
　　那末，宋江后来怎么会上了梁山呢？
　　宋江题诗事发以后，被判死刑，在绑赴法场，即将处斩的当儿，幸得晁盖率领梁山泊众好汉劫了法场，把他解救出来。接着又大闹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严峻的现实把宋江这个反对和污蔑农民起义的人物，推上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尖端：要么丢掉脑袋，要么随晃盖上山，等待时机，别谋出路。在这种情势下，“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但是，宋江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他是带着满脑子的忠君思想，钻进了农民起义队伍。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后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与农民起义队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极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梁山根据地在晁盖当权时期，以聚义造反、反抗封建统治作为他们的斗争纲领。这无疑是一条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条路线被刚刚踏上梁山的李逵，用农民阶级朴素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即打翻赵宋皇帝的腐朽统治，夺取农民革命的胜利。对这样一条革命路线，宋江上山后，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百般进行破坏。为了忠君投降的需要，他阴险狡猾地排斥梁山起义军领袖晃盖。他明尊暗贬，把晁盖架空，使之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晁盖几次要领兵下山作战，宋江都用花言巧语百般阻拦，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他代晁盖下山，实际上是他通过几次外出用兵，培植羽翼，捞取政治资本，暗暗把兵权夺到手中。晁盖最后一次执意要亲自率兵下山攻打曾头市。晁盖曾头市中箭，临死时并未遗言要宋江继任寨主，而是指出，只有能为他报仇的人方得继任，说明晁盖并不那么信任宋江。宋江这个诡计多端的孔孟之徒，却乘机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完全篡改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方向，标志着宋江开始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以后，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封建统治者乞求招安。在两胜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反围攻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宋江命令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放下武器，接受了招安，使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变成了反革命的军队。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就这样被宋江断送了。
　　宋江投降后，为国家臣子的宿愿得偿了。于是，就彻底亮出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他主动要求去打方腊，并对方腊起义军实行灭绝政策。对地主阶级，他“忠义双全”；对农民起义，则不共戴天。宋江打方腊决不是什么农民兄弟的“自相残杀”，而是反革命刽子手镇压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宋江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报效主子，但统治集团并没有轻饶了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最后还是要设法除掉他。这个至死不悔的地主阶级分子，在他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生命垂毙之际，还不忘忠君报主。于是，他将李逵招来，亲手把李逵药死，生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坏了他的忠义美名。宋江死前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里，宋江为他的“忠”做了总结——一生至死靡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宋江药死李逵，为他的“义”做了说明——无条件地服从于忠。李逵的死，给人留下了一条血的教训，发人深思。
　　从不愿上山，到被迫上山，叛卖投降，镇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再到最后可耻地死去，这就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用自己的行动写出的一份罪恶的传记。这份传记，充分说明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说明了宋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死敌，而不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农民起义领袖”。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和孔孟的“天命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后走向没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加强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妄图扼杀人民的革命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继承孔老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进一步提出：“天即理”的命题，把儒家“天命论”更加哲理化，形成所谓程朱理学，给劳动人民带上一副精致的精神枷锁，用以作为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程朱“天理”观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忠君来维护封建王朝的永世长存。
　　《水浒》成书于元明之际，宋江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正是这种反动理学在文学作品里的反映。宋江言必称“忠义”，口不离“天命”，俨然是孔孟复生，程朱再世。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时，他拒绝上山的理由，就是不能“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以后离开梁山，行至扬子江心，遇到船火儿张横，闹了一场误会，他和两个防送公人险些被杀，此际，他又归之于“天命”，仰天长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宋江这种“忠孝”、“天理”观念，都形象地表现出程朱理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其目的在于维护赵宋王朝的罪恶统治。唯其如此，他始终顽固地认为地主阶级“压迫有理”，农民阶级“造反有罪”。晁盖造反，他说是犯了大罪。花荣给他开枷，他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他把封建国家压迫人民的“法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被迫上山，更始终怀着孔老二“获罪于天”的一腔负罪之情，念念不忘“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凡此种种，都是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在宋江身上的体现。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孔孟之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由于宋江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失败了。分析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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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2006-5-23 21:5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江的“权谋”

　　常振生;杨俊青　(1975.09.20)
　　（北京市永定机械厂　常振生　杨俊青）
　　宋江在所谓的“反诗”里，吹嘘自己“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大多是从“经史”中“攻”出来的，这里姑且不论。那么，他的“权谋”是些什么呢？
　　“权谋”之一，就是用架空晁盖等阴谋手法，篡夺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领导权。宋江混入梁山起义队伍后，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梁山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在这样的言词掩盖下，剥夺了晁盖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和领导权。到后来，干脆连这些托词也没有了，象山寨分配任务这样的重大事情，也不与晁盖商量，而是擅自决定。这正如《水浒》作者说的“凭陵欲作恢＠①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凡是山寨大事，都由他说了算，把晁盖作为一个偶像摆在那里，梁山领导权完全由他一手操纵，充分暴露了一个篡权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权谋”之二，就是用偷换口号的手段，改变晁盖的起义路线。晁盖扯旗造反以后，旗帜鲜明，就是如朱贵所说的，“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他们败何涛，擒黄安，抗官军，把梁山起义事业搞得红红火火。晁盖刚死，宋江不与众头领商量，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替天行道”的口号取代了“要和皇帝作对”的政治口号。
　　“权谋”之三，就是借“义”杀人。他假惺惺地淌着眼泪，在陈桥驿杀了不忘梁山泊革命传统的小卒；后来又用毒酒杀了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而这些都是在“情同骨肉”的面纱下，嘴里喊着“义”干出来的卑鄙勾当。他杀了人，不留血迹；害了人，还要叫人感激他。
　　如此等等。
　　宋江的“权谋”，正因为是从“攻经史”学来的，所以，这种“权谋”只能是历史上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所总结出来的那一套阴谋诡计。他的“谋”，是打入农民军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谋”；他的“谋”，是借“山东烟水寨”，买得“凤城春色”，即用扼杀农民革命，换取朝廷招安和高官厚禄的“谋”。一切投降派，都是擅长搞“权谋”的。批判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我们要从中学会识别投降派的“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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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6-5-23 22:0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从反贪官到拜贪官

　　石理　(1975.09.20)
　　（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
　　《水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山起义军活捉高俅，押上忠义堂时，“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一向自命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宋江，竟然拜倒在“馋佞奸臣”高俅的脚下，这岂不矛盾？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帝，是封建社会里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水浒》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正是由于“天子”宋徽宗的百般庇护，才得以专横的。高俅本人就是被宋徽宗一眼看中，由一个府内亲随，青云直上，升为殿帅府太尉的。宋徽宗本人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骄奢淫逸，使北宋末年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对封建社会这个最高统治者，宋江不敢有半点触动，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宋徽宗“至圣至明”、“宽仁厚德”，表示愿意替以宋徽宗为“天子”的“天朝”行道，“尽忠报国，万死无怨”。他所不满的，不过是“谗佞”“闭塞”皇帝，堵塞了他向上爬的门路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所以反高俅，是因为高俅独断专横，侵犯了宋江这一派地主的利益，妨碍这一派地主去当权执政。宋江说：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可是，却“不能得进步”，即不能往上爬，不能挤进当权集团中去。宋江为什么反对贪官呢？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梁山农民军在晁盖的率领下，聚义造反；宋江上山则推行一条“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线，大搞修正主义。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把农民阶级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变成对几个贪官的反抗。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就要乞求和接受招安了。
　　当农民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大，宋江自己也有了“官爵升迁”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反对高俅之类的贪官了。为了求得招安，他甚至还拜高俅，以取得高俅这一派地主的谅解。对同一个高俅，前骂、后捧，前反、后拜，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真面目。
　　宋江和高俅，不管有过多少派别斗争，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徽宗皇帝都是忠的，他们对农民起义都是切齿痛恨的。这就是他们同流合污的基础。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高俅与宋江又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高俅明火执仗，策动官军进剿，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宋江则打入内部，分化瓦解，改变起义军的路线和性质，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在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拜贪官，受招安，正是宋江一贯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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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6-5-23 22:0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谈《水浒》的结局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1975.09.20)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竭力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大肆宣扬和兜售投降主义，是《水浒》的主题，《水浒》的要害。
　　然而，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水浒》是批判投降主义的。理由是，作者真实地描写了梁山泊起义军的悲剧结局，“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或者说：作者主观上虽然想肯定投降路线，但客观上却以悲剧结局批判了这条路线，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种论调流行多年，颇能迷惑一些人。因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让我们来看《水浒》作者是怎样写梁山泊起义军结局的吧！
　　原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十之七八都在征方腊时死去了。《水浒》一面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在方腊头上，妄图激起读者对方腊的痛恨；一面又把这些人的死亡归之于“天命”，“寿夭短长，人生分定”，“已死者皆是天命”。小说的作者还让这些人死前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什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了，今日为朝廷，便粉身碎骨，报答仁兄也不为多”，什么死了“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而且，又往往写他们死后成神成仙，把封建统治者的屠刀化为神仙“超度众生”的“拂尘”。
　　“兔死狗烹”。宋江的被药死，是投降派的可耻下场。《水浒》作者却把它写成只是奸臣作祟，而并非皇帝意愿。如果皇帝和宿元景这样的“好官”及时过问此事，这类不幸不就可以免除了吗？
　　阮小七等人免官、弃官归里。在《水浒》作者笔下，却都成了由于乐于归老田野，或作良民，或当富豪，逍遥自在，享尽天年，好象还很惬意。
　　吴用等人的自杀，是由于预感到自身将会遭到迫害。《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因与宋江“恩义难舍，交情难报”，而要与宋江同葬一处，以表白“忠义之心”。
　　总之，在作者笔下，战死的归于“天命”，被害的归罪奸臣，弃官的是乐于归老田野，自杀的是表白忠义之心。投降主义路线罪恶统统被涂抹掉了。这样肆无忌惮的歪曲现实，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胜利”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为投降主义辩护，所谓的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又从何谈起？
　　征方腊中，原梁山泊头领大量伤亡，生还者仅二十七人，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虽然宋江的眼泪会蒙住一些人的眼睛，但觉醒者必然越来越多。可是，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水浒》，却极力掩盖和抹煞人们对投降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鲁智深对宋江借方腊起义军的鲜血染红朝服，表示不满。因此，当宋江祝贺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回京后可图个封妻荫子，光耀祖宗时，他给宋江碰了个软钉子，扫了宋江的兴。他沉痛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然而，作者却将他的隐痛抹去，把他的愤恨冲淡。把这句愤慨的话，写成似乎是即将听潮信而“圆寂”的谶语；把他宁可仍当和尚也不去朝廷作官的抗议行动，写成按照“天命”得到坐化飞升的归宿。
　　武松后来也是反招安的，他不愿朝京，与鲁智深一样，也是一种反抗。但作者却一笔带过，将他的反抗抹煞了。
　　李俊，在征辽后曾与吴用等人计划过劫掠东京，重上梁山泊。这样一个人，在征方腊后，托病以脱离宋江。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只是为了不负前约，明哲保身，而终于到国外去了。
　　对于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人和事，《水浒》作者不去表现它，把它阉割掉，这难道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吗？如果真的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这些事实，作者为什么不去写，或者只写了一点点又加以歪曲呢？
　　《水浒》作者不仅歪曲现实，为投降主义辩护；而且编造事实，极力宣扬投降主义者得到的“美好”结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生时作官封侯，死后为神为佛，把这些琳琅满目地向读者展览出来。
　　在小说中，徽宗皇帝对梁山泊的头领们是多么“仁慈体恤”，他对宋江等只剩少数人生还“心中嗟念”，“不胜伤悼”。他许诺“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并说话算数，立即实践诺言，“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不愿封侯赐爵的鲁智深、武松，也加赠了“雅号”，就连已故的女将也加封为“夫人”、“郡君”。生还者封官授职，赏赐了金银锦缎。真是“皇恩浩荡”。你看，皇帝大张筵宴，犒赏功臣，何等荣耀；你看，宋江受赐金银一千两，另有十万贯“赐钱”“作为还乡之资”，准假省亲，锦衣还乡，何等风光。一句话；朝廷不负人，投降就是好。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吹得天花乱坠。
　　小说又以方腊的结局与宋江的结局作对比。“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投降的奴才升官受赏，坚持革命的英雄当刑受剐。这部作品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这种歪曲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还说得上是现实主义的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管怎样说，宋江不是最后被药死了吗？这个悲剧结局不是对投降主义的批判吗？这种辩解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掩盖了作者写宋江之死的真正居心。《水浒》作者是要通过宋江之死来树立一个“全忠仗义”的最高典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而无怨。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作者塑造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刻画和赞美他的奴才性格，正是通过写他的死，才得到最后完成的。作者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是要农民起义军都来学他，当一个“有始有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好奴才。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了。
　　宋江虽然受了奸臣的暗算，但作者告诉我们，奸臣之上还有皇帝，还有皇天，他们是“至圣至明”的。因此，投降派即使生前不能遂心永享富贵，死后一可封爵，二可升天。宋江死后，不就是被皇天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吗？皇帝不也终于不受蒙蔽，而替他建立庙宇，敕封他为什么“忠烈义济灵应侯”吗？“生封侯而死庙食”，是地主阶级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宋江得到了，甚至超过了，多么值得令人羡慕。《水浒》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还是当投降派好，当奴才好。
　　宋江作为投降派的最高典范，不仅自己死而无怨，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绞杀革命派。他利用“手足之情”，“兄弟之义”，把李逵骗到楚州，同饮鸩酒，以免他重去“哨聚山林”。对宋江个人，是免得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对朝廷来说，是尽走狗的最后义务。宋江的嘴脸是何等丑恶，真是地地道道的奴才。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宋江毒杀李逵的情节来表现宋江忠义的彻底性的。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的结局处理，是歪曲农民革命的，是歌颂投降主义的。把它吹捧为“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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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2006-5-23 22:08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枷锁·“法度”·奴才

　　朱肖鼎　(1975.09.20)
　　《水浒》这部书，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精心刻画了一个叛卖农民革命事业的投降派典型宋江。那怕在一件看来是小小的“道具”上，也不轻易放过，可谓煞费苦心。
　　《水浒》三十六回写到宋江刺配江州，行前在官府“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路过梁山泊时，晁盖派大小头领，“四路等候”，接住了他。哪知当起义军将士准备给宋江“开枷”时，他却说：“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宋江带枷上山到聚义厅与晁盖相见，山泊中头领教宋江“去了枷”吃酒，那知宋江偏又“不肯除”。宋江对于朝廷加给他头上的刑枷，先是个“不擅动”，后是个“不肯除”。宋江为啥不肯让别人替他除去枷锁呢？宋江有他的“道理”：“此是国家法度”，万万触动不得的。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法度”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起作用。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要敢于破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度”。敢破封建国家“法度”，还是维护封建国家“法度”？这历来是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梁山上的李逵、阮氏三兄弟等好汉，就敢于蔑视那些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度”，敢于冲破它，砸碎它。而宋江则一头拜倒在反动“法度”面前，拚命维护它。宋江死也不肯让梁山上的人给他除去枷锁，一者是要向梁山上的人表示，他是决不会违犯“国家法度”，背负朝廷，上山落草的；二者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晁盖等人，他们抗拒州府，杀死官军，“直如此大弄”，蔑视和破坏“国家法度”，是犯了“迷天大罪”。后来他前往江州，路过穆家庄时，又让两个押送公人除了枷。那是因为“这里又无外人”，穆太公不是晁盖，不会劝他落草，他也不需要教训穆太公：不得违犯“国家法度”。从宋江对封建“国家法度”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的态度，足见他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从宋江上山前的甘愿套刑枷，到宋江混迹于梁山大搞投降，接受招安；到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为朝廷“除害”；到宋江领下“御酒”，并在临死前药死“强气未灭”，有可能在宋江死后“犯上作乱”的李逵，又为朝廷除了一个“隐患”，都活现了宋江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的丑恶本相。
　　宋江不但自己甘愿作“天子”的奴才，还要梁山农民革命队伍也都甘愿做“天子”的奴才。他上了梁山以后，处心积虑地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精神枷锁，硬套在农民起义军将士头上。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标榜忠义，鼓吹“官爵升迁”、“青史留名”之类的地主阶级世界观，来毒害起义军将士，要被压迫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永远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水浒》着意精心塑造，百般美化，这只能说明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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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发表于 2006-5-23 22:1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奴才的自供

　　尚师毅　(1975.09.22)
　　《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十足的奴才。当他死到临头时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真可谓奴相毕露。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奴才，不仅仅因为他时时想到自己的言行要忠于主子，而且还因为他在地主阶级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充当了一只可耻的带头羊。
　　《水浒》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经宿太尉推荐，宋江挂上了“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的头衔，准备去征方腊。他从皇帝那里讨得圣旨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在街市上看到一个汉子拿着一个叫做“胡敲”的玩意儿，于是奴性大发，他竟对身旁的卢俊义说：“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够天子重用，为人不可忘本。”好个“为人不可忘本”！宋江的这段自供，把一个奴才谄媚主子的卑污心理完全暴露无遗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曾经谈到《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中的侠客，说他们是“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把鲁迅的这段论述和宋江投降后的言行一对照，就不难发现，宋江和黄三太、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他们连“直接为天子效力”的资格也失去了，只能托庇在什么“宿太尉”“张招讨”等所谓“清官”的卵翼之下，降为奴才的奴才了。
　　宋江投降之后，平田虎、征王庆、打方腊，残酷地镇压了各路农民起义队伍，为封建皇帝效了犬马之劳。但是，这样一个忠实奴才，最后还是喝了“御赐鸩酒”，在地主阶级内部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中可耻地死去了。这是一个叛徒、投降派的必然下场。可是《水浒》的作者为了把“投降有理”的调子唱到底，最后又在这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金粉。书中让宋徽宗出面给宋江“辩冤”，还下令“建立庙宇，敕封列侯”，这种使奴才神化、捧走狗升天的把戏当然是做给活人看的，其用意就是企图用这种廉价的封诰，在现实生活中引诱更多的奴才步宋江之流的后尘，去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卖命。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因此，认真地分析宋江这一类投降派的活动特点，彻底揭露他们的奴才本质，这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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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表于 2006-5-23 22:1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思　(1975.09.22)
　　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阶级本质。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清宋江与高俅之间矛盾的实质，揭露宋江的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
　　宋江和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高俅一派，包括蔡京、童贯、杨＠①等，是朝廷里的新老权贵，是地主阶级政权中的实权派。宋江、柴进等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不掌实权的一派人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高俅一派“专权”，宋江一派争权，彼此之间或明攻，或暗算，为保持和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
　　高俅由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下子变为殿帅府太尉，是个平步青云的封建地主阶级新权贵、暴发户。他上台后立即和蔡京、童贯、杨＠①等老权贵们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拚命地保持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蔡京做了太师，儿子蔡焕章是富庶之地江州的知府，女婿梁中书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就把他叔叔的儿子认做干儿子，把他的叔伯兄弟高廉提拔为高唐州知府。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通过这样一条“非亲不用”的路线，掌握了上至朝廷，下及州县各级官府的大权，不仅残酷地搜刮百姓，压迫人民，而且对地主阶级中不利于他们实行“专权”的一些人物和派别，也百般地排斥压制，“但有人小小触犯”，“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宋江一派在被压迫人民面前是老爷，是财主，和高俅等人同样残酷无情，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他们在和地主阶级实权派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累受高俅一派的打击排挤，对于权力就更为倾心，就更加激烈地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他们或则习经，或则练武，企图通过自己的“本事”爬上去。宋江就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想凭这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们越有“本事”，越有“权谋”，也就越受到排斥、压制。所以，在同高俅一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地败下阵来。为了在封建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恨不得杀了”高俅等“贼臣”。
　　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内部各派间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便于在经济上肆意地聚敛财富，而财富的积聚又可以使他们谋得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宋江和高俅两派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在财产占有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从殷天锡霸占柴进之叔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上是如何地互相倾轧、互相咬噬。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他哥哥势力”做到高唐州的知府并兼管兵马。殷天锡“又倚仗他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横行害人”。他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水亭，就带领一帮爪牙去夺占。柴皇城作为后周柴世宗的后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柴皇城不仅被殷天锡“殴死”，家私还被“抄扎”，房屋园亭也被霸占。在这场争夺中，柴进一再抬出“丹书铁券”，甚至还扬言要到京师拦驾告御状，然而，其结果自己反倒被关进了死牢。从这幕丑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两派在财产占有上的尖锐矛盾。
　　显然，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争斗。
　　既然如此，宋江为什么又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跑到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阵营里面来了，岂不矛盾？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也只能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而在农民革命的滚滚浪涛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一些失利者，往往会混进革命队伍。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水浒》中的宋江一派，就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上梁山的。他们上梁山，既是出于打击地主阶级中的对手，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又是出于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封建国家这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混入革命队伍，出卖革命，镇压革命，这就是一部《水浒》中宋江一派所表演的反革命三部曲。
　　宋江一派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无疑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农民起义对于他们“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以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宋江一派敌视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宋江一派对待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尽管是一贯的，而具体的态度和手段却十分阴险狡猾。
　　宋江一方面公开反对和咒骂梁山农民起义，恶毒污蔑晁盖等开创梁山革命事业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反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却又广为“结识江湖上好汉”，“仗义疏财”，施小恩小惠，搞拉拉扯扯，骗取一些“江湖豪杰”的拥戴。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利用人民革命力量以为佐援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在公开敌视、诅咒农民起义的同时，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暗中联系。他们这样做，既是要减轻农民起义对他们的威胁，又是要把农民革命斗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增强自己同高俅一派斗争的力量；既为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失利时留下一条退路，又为东山再起打下一个基础。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尽管用尽“权谋”，机关算尽，仍然是连连败阵；而高俅一派则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宋江“杀惜”以后，流配江州，由胸怀“凌云志”的“刀笔吏”，变成了“贼配军”，向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满腹牢骚，“一时间酒后狂言”，浔阳楼误题“反诗”，又被高俅一派抓住，大作文章，定成死罪。至此，不仅他的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的希望完全破灭，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不得不选择了公开投靠农民起义军这条道路。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上山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被压迫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把起义军当作一种资本，向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讨价还价，换取高官厚禄。这就决定了宋江一伙在起义军中必然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一伙反贪官，不是因为贪官压迫剥削人民，而是因为他们“欺君”“乱国”，因为他们把自己一派逼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漂蓬江海”，不能实现“尽忠报国”的“凌云志”。他们反贪官，不过是为了“忠君”，为了日后“官爵升迁”，博得个“青史留名”，“封妻荫子”而已。
　　“功名未上凌烟阁，身体先登聚义厅”；“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宋江一派在同高俅一派斗争中落荒之后，找到的一条曲线求官之路。鲁迅先生曾经提醒人们：“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仔细鉴别宋江一派的“魂灵”，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一派上梁山“造反”，貌似“民魂”，实质上他们上山是为下山，下山是为求官，去“顺天”、“护国”，“报效朝廷”，乃是货真价实的地主阶级“官魂”。
　　宋江和高俅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斗争，但是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都死心塌地地站在拥护封建所有制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去破坏和消灭危及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方面，他们从来就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的表现。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水浒》这部书作了根本的歪曲。
　　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本来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斗争。《水浒》却把这场斗争表现为“忠臣”和“奸臣”的斗争，并且把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这种所谓“忠臣”和“奸臣”的斗争中来，加以歪曲。《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的奸诈阴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而宋江则是“仁义礼智信皆备”，全忠全义，至仁至孝，自称“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作者处处突出这种“忠”与“奸”的斗争，说“奸邪到底困忠良”，对宋江一派的所谓“忠义”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对他们的失势深表惋惜和同情，以此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抹杀宋江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根本对立，调和阶级矛盾，掩盖宋江一派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反动立场和丑恶面目。其实，宋江一派的所谓“忠”，只是忠于封建阶级的最高代表——皇帝，只是忠实地做地主阶级的鹰犬，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他们同高俅一派共同的阶级本性。从本质上看，宋江和高俅是一家人，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试看高俅被梁山起义军俘获以后宋江的那副丑态：他一见高俅解到，便“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说什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如此等等。这不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是“一家人”吗？！指对方为“奸佞”，称自己是“忠良”，这历来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进行斗争时惯用的手法。宋江一派竭力以“忠义”相标榜，恰恰证明他们不过是孔孟之流的巧伪人，很懂得“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罢了。
　　对农民革命运动，宋江和高俅都充满了仇恨，这也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然而，《水浒》对这一点也作了根本的歪曲。作品仅仅把高俅一派写成农民革命的对头，只是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敲榨勒索，逼得人们纷纷投奔梁山；而另一方面却把宋江一派描写成“济人贫苦，ｚｈōｕ＠②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及时雨”。似乎一方是吃人的豺狼，一方是人民的“救星”；一方是革命的死敌，一方是起义的领袖和英雄。然而事实上，宋江和高俅一样，他们都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地主阶级招降政策的产物，宋江一伙投降派实际上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实行地主阶级政策的地主阶级分子。比起高俅一派来，他们更阴险，更狡猾，更富于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正是由于宋江一伙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起义军引上了接受招安的道路，终于葬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于是，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就公开合流了。在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他们更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紧密配合，互相救援。在镇压王庆起义时，宋江帮助蔡攸、童贯解了鲁州、襄州之围；宋江打方腊，正当被农民起义军打得狼狈不堪的时候，皇帝又派童贯，“亲赍赏赐”，带了大将前来助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的忠实爪牙和奴才。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封建社会里，正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水浒》这部书里，作者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来掩盖、抹杀和偷换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和斗争，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评论《水浒》，认清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在阶级本质上的一致性，认清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阶级实质，划清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界限。这对于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疑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