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亦非‘武侠’——谈沈从文与金庸之二 - 笑书神侠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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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13:2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白马》非马，亦非‘武侠’——谈沈从文与金庸之二

彩云易向秋空散，
                              燕子怜长叹。
                                    ——纳兰性德

                              一

金庸最早是为电影公司编剧本，两年以后才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由金庸编剧拍成电影的如《绝代佳人》《王老虎抢亲》等，都不是‘武侠电影’。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为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先后编过7、8个电影剧本，大部分被枪毙了，没拍出来。剧本似乎多未保存，唯一的例外，是李文秀的故事。
《白马啸西风》，金庸不能忘情于一个没拍出来的剧本，把这个故事，改成小说。
从拍出的电影看，金庸编的剧本，都不是“武侠电影”，《白马啸西风》也不是武侠小说，‘武功’在其间不起太大作用。‘武侠’之外其它类型的小说，多数也不免要描写到打斗之事。在少数民族地区（例如《白马》的背景地新疆），摔跤角力更属寻常，打斗、摔跤等等，本来就是哈萨克等民族的重要生活内容。用毒针杀人，在世界各国恐怕都存在过，是全人类共同的优良传统，不是正宗‘中国功夫’。《白马》中的各种武功，不见神奇，‘怪力乱神’的成分极微。我们不妨把《白马啸西风》与金庸另一本描写新疆、宝藏、迷宫的作品《书剑恩仇录》放在一起看，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尤其最后从‘庖丁解牛’中参悟的武功，何等神妙！而李文秀，无非是学会了几招奇怪的武术‘散手’而已。
   李文秀长久地喟叹：“唉，你心里真正喜欢的，常常得不到。别人硬要给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欢，终究是不喜欢。”，这篇小说所要探讨的，怕不仅局限于男女情感问题，其实它所揭示的是人类永恒的困境，也就是佛家所谓“人生七苦”（另有“八苦”一说）：“释迦牟尼讲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佛家还提到‘怨憎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老是如影随形跟在旁边，分也分不了，这是一种痛苦；还有“爱别离”，和自己亲密的人分离也是痛苦；还有“求不得”，想得到的东西，最后总是得不到，……”（金庸《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
   李文秀的失落，仿佛“爱别离”，道是“求不得”，更为贴切。
   《白马》的结尾：“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不喜欢很好很好的东西的，不仅是李文秀这个美丽的姑娘，还有千年前的古高昌国人，还有今天的你我、多数的中国人、现代的地球人类。
   我们未必有着与李文秀类似的情感经历，但并不妨碍我们为她的遭际而感动、感叹、感伤，我们为之感伤的，是李文秀，也为我们自己。不限于男女之情，我们每个人面对各类物、事，多有李文秀一样的感受：“唉，你心里真正喜欢的，常常得不到。别人硬要给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欢，终究是不喜欢。”
   泰戈尔歌曰：“我像麝鹿一样在林荫中奔走,为着自己的香气而发狂…… 我迷了路,我游荡着,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园丁集》），法兰西诗人兰波则说：“生活在别处”。
‘围城’所指，乃在婚姻，但非仅指婚姻，方鸿渐道：“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
对‘人生万事’，方鸿渐都有‘围城’之感；对‘人生万事’，我们也难免会有‘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的感觉。

                                 二

古怪，古怪！
金庸咋就那么喜欢描写边疆民族的人与事啊？他的家乡浙江海宁并不临近少数民族地区，金庸写作《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的时候，甚至根本没去过新疆与蒙古！
汉民族已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发生了。金庸对边疆民族这份持久的情热，也许试图从这些‘落后者’身上追寻汉民族曾经有过的野性与深情？
如果说金庸在这点上受过他人的影响，我猜：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个，是金庸的海宁乡贤，王国维先生；一个，是金庸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
金庸心有旁骛，不想、也难能成为纯粹的学者文人，但他对文史的兴趣从未中断，甚至堪称狂热。1946年，当他读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英文节本）时“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页8）。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巨匠王国维先生，正是金庸的海宁同乡。王国维在西北史地学及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
尽管金庸文字间谈到王先生不算很多，我仍臆断：金庸不会错过《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并受到很大影响。金庸“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之言，可能就是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作者……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中引申出来的，这个，我以前谈过，不赘。
金庸真正到过、深入了解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沈从文先生的故乡。“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金庸《三剑楼随笔。民歌中的讽刺》）

                              三

笔调最接近沈从文的金庸小说，不是《连城诀》，而是《白马啸西风》。我甚至怀疑金庸最初构思这个电影剧本时，就是单纯地想改编《边城》将其搬上银幕——金庸是有‘前科’的人，长城电影公司1956年投拍、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一片，即改编自郭沫若的话剧《虎符》，此片的电影编剧，不是别个，正是金庸。
我感觉郭沫若那种虚夸的文字风格未必为金庸所喜（金庸1966年写的《郭沫若认错求饶》的《明报》社评对此公更不会有好话了，自然，这是后话），但郭老为新朝开国文臣之首，曾高就参知政事，改编此老剧本，易于为已归附新朝的‘长城电影公司’所接受，不至被枪毙。沈从文则不同了，1948年即已让郭沫若这根棍子打成‘桃红色作家’，自此被扫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改编他的小说，在电影公司的内部审查中，不被通过是可以预知的。另外，像《绝代佳人》那样机械的改写他人的作品，太没创造性了，但这些并不妨碍金庸将《边城》的故事框架、悲悯情怀由‘湘西’搬到‘回疆’。
以上，纯属臆测，是我读《边城》《白马》之后的一种感觉，是耶非耶？无从确定。
所可以确定的是：李文秀的故事，还是没拍成电影，枪毙了。

                           四

  《边城》与《白马》，篇幅相当。《边城》5万字，《白马》长些，6万字。
故事都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边城》在湘西苗族聚居区，《白马》在回疆哈萨克游牧地。李文秀母亲上官虹的自杀，其实很牵强，把8岁的爱女弃置在人烟稀少的草原、沙漠中就忙着去殉情，太不负责任了（《雪山飞狐》中胡斐母亲的殉情，无此牵强，她把儿子的未来交给了自己足够信任的‘苗大侠’，古人遇到一个‘可托三尺之孤’的朋友，是可以坦然就死的）。似乎：李三、上官虹夫妇在小说中的任务就是把孩子送到草原，任务完成，抽身告退。
翠翠的父母，像李文秀的父母一样，深爱对方，终致于殉情。李父死于他杀，翠父是自杀，然后，李母与翠母跟着殉情而死。
十几年间，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李文秀和‘计爷爷’相依为命。‘爷爷’、‘计爷爷’死了，都留下孤女，面对不可知的命运。
   翠翠、文秀，都是一份无处倾诉、不能自主的初恋情怀。少女情怀总是诗？《边城》与《白马》，笔调相似，平和舒缓淡雅隽永的散文诗格调。李健吾视《边城》为“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白马啸西风》远不及《边城》杰出，其风格仍是“田园诗的,牧歌的”。
《边城》《白马》，都有‘鸟人’夜半唱情歌，傩送的歌音清沥如‘竹雀’，李文秀的歌声婉转，如‘天铃鸟’。
《边城》，翠翠、天保、傩送三人的情感历程；《白马啸西风》，李文秀、苏普、阿曼的情爱纠葛。与李文秀‘竞标’苏普的，是阿曼；对傩送感兴趣的，除了翠翠，还有一个以‘碾坊’为陪嫁的团总家的小姐。而团总家小姐与阿曼，分别是傩送、苏普的父亲（船总顺顺、苏鲁克）所喜悦的。
   傩送、苏普（暂时或永久？）地离开翠翠、文秀，都有来自父亲的影响。后者，很重；前者，影响轻微，但仍存在（“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
   沈从文曾说：“……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李文秀则疑惑：“如果当年你（苏鲁克）知道了，就不会那样狠狠的鞭打苏普，一切就会不同了。可是，真的会不同吗？”
   金介甫认为“《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感觉《白马啸西风》正有这种况味。
其实，〈白马〉的结尾也有点像〈边城〉。《边城》的结尾：“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白马》的结尾：“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都充满不确定性，不尽的怅惘……
翠翠、文秀的结局，令人想起沈从文先生的名言“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更记起 “这个世界没有安排好。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被人家爱的偏不爱人家。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这就是佛家说的“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

                                                   2008、8、5

参见拙文《 “乡下人进城”意象——谈沈从文与金庸之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8olr.html

附《金庸生年生日考》

   金庸，生于1924年2月6日，肖猪。也即是说：金庸的阳历阴历生日跨年，阴历是在癸亥（1923）年底，阳历在1924年初。这似乎已为公认之事，但我查了一下万年历，问题就出来了：金庸如果属猪，他就不可能生于阳历2月6日，如果生于阳历2月6日，金庸就不可以属猪。
　　公元1924年的2月6日，夏历还是1924年，是甲子年1月2日，金庸应该肖鼠。假设金庸不是1924年而是1923年生人，则公元1923年的2月6日，是夏历壬戌年的12月21日，应该属狗啊。
　　总是哪个地方出岔子了，或者我那本盗版万年历错了，或者我看错了，或者金庸不属猪，或者他不是阳历2月6的生日。一般情况下，生日有记错传错的，属相很不容易错。
　　剩下唯一的可能是：金庸确实生在猪儿年，也确实生于2月6日，但这个‘2月6日’不是阳历2月6日，而是阴历癸亥年的2月6日，金庸的阳历生日应该是1923年3月22日！如此，金庸即非我们习知的水瓶座，而是白羊座人。
　　到底如何，还望网友们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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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13:4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刘国重 于 2008-8-6 13:20 发表
金庸，生于1924年2月6日，肖猪。也即是说：金庸的阳历阴历生日跨年，阴历是在癸亥（1923）年底，阳历在1924年初。这似乎已为公认之事，但我查了一下万年历，问题就出来了：金庸如果属猪，他就不可能生于阳历2月6日，如果生于阳历2月6日，金庸就不可以属猪。
　　公元1924年的2月6日，夏历还是1924年，是甲子年1月2日，金庸应该肖鼠。假设金庸不是1924年而是1923年生人，则公元1923年的2月6日，是夏历壬戌年的12月21日，应该属狗啊。
　　总是哪个地方出岔子了，或者我那本盗版万年历错了，或者我看错了，或者金庸不属猪，或者他不是阳历2月6的生日。一般情况下，生日有记错传错的，属相很不容易错。
　　剩下唯一的可能是：金庸确实生在猪儿年，也确实生于2月6日，但这个‘2月6日’不是阳历2月6日，而是阴历癸亥年的2月6日，金庸的阳历生日应该是1923年3月22日！如此，金庸即非我们习知的水瓶座，而是白羊座人。
　　到底如何，还望网友们有以教我！

1924年2月6日是正月初二，属鼠。
属猪多半是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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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27 09:30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没看懂。。。
太深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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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27 11:1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感人

反正我对白马的结尾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李文秀名字中有一个‘秀’，也可以叫‘阿秀’，正好石破天的未婚妻也叫‘阿绣’（音相同），把李文秀和石破天配成一次也是不错的选择！
反正两书都没有年代，只要想办法YY把这个‘阿秀’变成那个‘阿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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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6 19:2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文学的相似性很广泛的，不同题材不同国别常能找出一个母题。不过楼主发现的这个还真的比较隐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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