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葛传椝先生二三事
葛传椝（1906.9～1992.7）
生于今嘉定镇，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幼时家境清贫，初中辍学后，自学英语。民国10年（1921年）考入上海电报传习所，翌年至崇明县立中学任教。民国14 年起任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直至八一三中日淞沪战争爆发。其间发现很多中文词意义相同，而英语的习惯表述却差异很大，即以6年时间编写《英语习惯用法词典》，于民国31年出版，是为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词典。在查阅《简明牛津词典》时，发现其中不少错误，即致信给词典编者福勒，为福勒所钦佩。之后，为中华书局、竞文书局编写英语读本。民国34年就职光华大学。1951年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成华东师范大学，执教至1954年，继而至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参与《新英汉词典》、《英汉四用词典》等的编写工作。被誉为中国外语教育界先驱之一。
摘自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县续志》
舅公葛传椝
钱宁
（文冤阁按：作者为国务委员、外交部前部长钱其琛之子；葛传槼先生是钱其琛同志的舅父。）
从小听说，舅公葛传椝是一个奇人。说是奇人，有两个意思：一是有些名；二是有些怪。先说“名”，舅公生前是著名的英文专家，有“活字典”之称，是《新英汉词典》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再说“怪”，舅公虽是复旦大学的英文教授，自己却从未上过大学，他的专业是英文，一生又从未出国留过洋，连一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也没有。
用今天的话来说，舅公是自学成才。他的英文完全是自己在家里学的，还有就是在街上听外国传教士布道，当作听力练习。父亲回忆说，他小时候在学校学英文，回到家里讲，舅公一听就说：不对，不对。然后，马上找出一份香皂的英文说明书，当作教材，亲自来教甥辈。他40年代编纂出版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说舅公没有出过国，还不够夸张，实际上，他连上海都没出过——除了去过一次黄山休养。不过，据说他根本没有上黄山，只在山脚下的旅馆读了几天英文，就回沪了。有趣的是，80年代后，他为许多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写过许多推荐信，他说：“君子成人之美”。“之美”者，赴美也。
英文是舅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他的“阅读”，真是“不求甚解”，全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每当发现文章中有新的短语和用法，并出现两次以上，他就会像发现新的行星一样兴奋，认真记录下来。因此，他的英文有时会比英美人还时尚，而这日积月累的记录，就是一部新英文词典的坚实基础。
舅公一生的心血集中在了《新英汉词典》。词典在1976年12月第一次出版时，没有编写者，署名为“《新英汉词典》编写组”。开篇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新英汉词典》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编写、出版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新版的《新英汉词典》发行时，词典上才印上了编写者们的名字。舅公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
我只见过舅公一次。那是在80年代初期。印象中，换乘了好几趟公共汽车，到了当时很是偏远的复旦校园，又费了些时间，才找到舅公的住所。舅公刚好工作完，从阁楼上下来。他人高且瘦，以前家里人都称他为“高娘舅”，我循例，叫他“高舅公”。那天，在舅公家，我吃了午饭，菜很丰盛，又听他谈了许多当时我完全不懂的英文。
再见舅公的时候，已是1997年的岁末了，他的骨灰在家乡嘉定的一个墓园里入葬。那年，《新英汉词典》已经重印了40多次，发行了800多万册，如今，词典的印数，快要突破一千万册了。
葛传槼先生二三事
知道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新英汉词典》的主编葛传槼的人可能不多，知道他的学生、《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的人可能多一点。他俩的英语都地道得看不出一点外国人的痕迹。说葛传槼最牛，那是《King's English》字典主编H.W. Fowler在1933年说的，当时陆谷孙尚未出生。葛传槼给Fowler写信，挑出他字典里的几十处错误，Fowler
回信称赞：
… your letter is in faultless English, and, long as it is, nowhere betrays,as nearly all foreigners’ letters do by some trifling lapse in idiom, that its 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 I receive many letters in English from foreigners, but do not remember ever having had occasion to say this before.
我在《万象》上看到一篇写葛传槼的文章引用此信，这个“无懈可击的英语”，看得人无限神往。这事后来传歪了，把《King's English》误传为《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虽然也是同一个Fowler主编的，葛传槼却认真辟谣，说后一本词典没有通读过，只仔细读过a, about, above…等词条，“不但弄懂每个词的确义，而且弄懂每个举例，还把它记住。我直到现在认为我当时用的这番功夫是给我终生受用不尽的。”
这又很让我震撼，因为我最烦查字典，更不会背字典。陆谷孙先生以前上课，也是说一个词，就能顺口说出字典里的例句。《英汉大词典》里的每个例句，都是他从各种报刊杂志书本里挑选出来的，十分辛苦。但他说最辛苦的还是帮葛传槼先生编《新英汉词典》，那时还没有电脑，所有字词例句都抄在小纸条上，布满整个屋子。夏天时每个人汗流浃背，却不敢开电扇，怕把十几万张小纸条吹飞了。陆先生常常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再也没有他们当年的耐心和吃苦精神，干不了编字典的苦活。我就是这样，很不耐烦细究字词，所以英语一直很差。愧煞。
《万象》上的文章作者还介绍了自己和葛传槼的一次交往。他在美国人家里吃饭，说It’s not bad，主人附和说yes。他询问主人，说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如果附和，应该用no。主人想了一会儿，仍坚持说应该用yes。他回国就写信向当时英语界的泰斗葛传槼请教。葛先生的信的开头是Dear Comrade Deng，令人莞尔。回信的英语真是漂亮：
Though I can produce no evidence, I feel that the “Yes” as a reply to your“It’s not bad” is correct. “Not bad” is almost a fixed phrase=”quitegood” or “fairly good” and is different from “not clever”, “not happy”, “not a boy” etc., all of which are semantically opposed to “clever”,“happy”, “boy”.
然后葛先生说很多不符合严格语法的习惯用法，常常有人不赞成。但说到底，凡是有人不赞成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存在的。最后又说，you might say I seem to be non-committal. But usage is something that one often has to be non-committal about. 这个“non-committal”，“不置可否”，真是体现了一个既严谨又随和的完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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