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吏民田家莂》的亩租额及剥削率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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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吏民田家莂》的亩租额及剥削率

节录自蒋福亚先生的《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

四、《嘉禾吏民田家莂》的亩租额及剥削率
在《吏民田家莂》中，吏民佃种的土地，有“二年常限”田、“余力田”、“火种田”和“余力火种田”四种。这四种名称的出现，应有其不同涵义。身份不同，土地名称不同，同一年中，亩租额也不同，有关土地名称的含义，后面再说。这里只谈亩租额。
嘉禾四年，男子、大女、男、县吏、郡吏、军吏、县卒、郡卒和州卒在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其中定收田的亩租额是米1.2斛、布2尺、70钱，旱田免缴米，但亩缴布0.66尺，37钱。佃种火种田，熟田亩缴米0.456斛、布2尺、钱70，旱田免缴米，亩缴布0.66尺，钱37钱。佃种余力田后，其中定收田亩缴米0.456斛、布2尺、钱70，旱田免缴米，也需亩缴布0.66尺，37钱。佃种余力火种田后，其中定收田亩缴米0.456斛、布2尺、70钱；旱田免缴米，亩缴布0.66尺，37钱。总起来看，在亩租额上和余力田没有什么区别，但其中定收田除亩缴0.456斛租米外，还得在租米的总额上“斛加五升”，如前引4·587简便是如此。州吏、复民和士佃种土地后，均享有优惠。州吏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其中定收田亩租米0.586斛，布2尺，70钱，旱田和余力田的亩租额与男子、大女们一样。士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其中定收田享有“依书不收钱布”的优惠。整理组指出，“书”“应是国家颁布的法令”，实际上他们连租米也不必缴。旱田免除缴米外，也得亩缴布0.66尺，37钱。士只出现在嘉禾四年，只有9枚简，未见他们佃种余力田、火种田及余力火种田，故这类名称土地的亩租额如何，难以置言。复民的木简只有13枚，大都集中在己酉丘，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其中定收田亩缴米0.586斛，布2尺，70钱，和州吏一样。但4·43、4·45、4·50简的复民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均有5亩定收田，按亩租额计算，应只缴2.93斛，但实际上都缴了“三斛七升六合”。整理组指出：“可能是按照‘斛加五升’的标准计算的”。我们认为这个诠释和推测值得重视。旱田的亩租额和男子、大女同。未见复民佃种余力田，有关这一名称土地的亩租额不清楚。
和嘉禾四年相比，嘉禾五年的亩租额有较大的变化。第一，男子、大女、男、县吏、郡吏、军吏、县卒、郡卒和州卒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其中定收田的租米和布维持嘉禾四年的标准，钱则由70上升到80。第二，佃种余力田后，其中定收田的租米由0.456斛下降为0.4斛，布维持嘉禾四年的标准。钱也由70上升为80。第三，无论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其中旱田一律免收米、布和钱。第四，州吏的情况相当特殊，如果说嘉禾四年有关州吏佃种二年常限田后只见到一种亩租额的话（按：实际并非如此，详见第三节），嘉禾五年定收田却有米0.586斛（5·433、5·702、5·733、5·791、5·924简等）、0.585斛（5·665、5·676等简）、0.583斛（5·1037简）及1.2斛（5·38、5·39、5·533等简）等多种，也有0.585斛和1.2斛两种亩租额合在一起的（5.705简）。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将在后文中讨论，这里就不占篇幅了。至于州吏定收田的布、钱，则和男子没有什么区别，旱田也免缴米、布钱。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未见火种田和余力火种田，也未见复民和士，因此他们的亩租额如何，难以置言。为了较清晰地了解这两年中各种身份、各类名称土地亩租额的变化，现将其列表如下：

当基本清楚了《吏民田家莂》中的亩租额以后，就可以考虑其剥削率了。这必须和当时亩产相结合考察，才能得到一个大致的概念。此时长沙亩产资料极端缺乏，各地区、各种作物及生产条件、自然环境特别是直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对亩产的影响相当大。笔者只找到时间与地域大致相近，又同样是种水稻的两条资料及《竹简》中与亩产相关的资料以供参考。
其一，《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载：
锺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为之请……曰：“……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①
钟离牧种稻二十余亩，得米六十斛，平均亩产不到3斛。钟离牧出身官宦人家，少小便知名当地，否则县长不会闻讯而起，主动为其抱不平，甚至要处死那位县民。可以肯定，其生产条件相当优越。永兴，即今浙江萧山一带，时属会稽郡，是江东地区水利条件较好、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估计临湘还达不到这里的水平。
其二，曹魏正始四年（243），邓艾受命筹措两淮军屯，他以为两淮土地肥沃，种稻缺的只是水，若“水丰，常收三倍于西”，②为此在两淮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文中之“西”，指的是黄河中下游一带。两汉时，中原一带采用锄耕缦种法，亩产在1—2石之间，平均1.5石。③曹魏两淮屯田采用的是火耕水耨的方式，比锄耕缦种法原始。仲长统曾说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④那么此时平均亩产大约在3石上下。两淮土良水饶，兵士一般为壮劳力，此时曹我也有相当财力支持开垦军屯，初行时，生产时间也有保证，估计平均产量接近4.5石还是可能的。不过这是原粮，汉唐之间，稻粟的出米率大体在60%左右，是十分粗糙的米，为下层人民的食粮。4.5石，出米2.7石，和上引《钟离牧传》所述接近。
临湘出租的土地，都是零星分散的土地，有些还是田边地角，这样的土地要达到良田的水平，恐怕不太容易。种植水稻，关键在于水和水利工程。长沙号称湘水之奥，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沼泽星罗棋布，正常年景降水相当丰沛。按常理而论，这里的“水”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水利工程较为理想，当是水稻生产得天独厚的所在。可惜，此时长沙水利工程如何，史文缺载，而其时气候异常，水旱失调，干旱连绵不绝，却在《竹简（三）》的一些简牍中得到了隐隐约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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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92页。
②《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5页。
③参见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
④《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6页。

在《竹简（三）》中，有数十枚申请围湖造田的简牍，申请的理由是许多沼泽水泊日渐干涸，话费成千上万人工，才可恳辟为田，其中“枯兼两年”的有简三7016、7083、7198、7208和7227五枚；“枯兼三年”的有简三6915、7144、7215和7240四枚；“枯兼五年”的有简三6383、7010和7239三枚；“枯兼七年”的有简三7212一枚；“枯兼十年”的有简三6320、7232两枚；“枯兼十五年”的有简三6948、7207两枚；“枯兼廿年”的有简三7225和7238两枚；“枯兼廿三年”的有简三6581一枚；“枯兼卅六年”的有简三7235一枚。尽管这些简牍没有确切的纪年，但断言其产生在嘉禾六年以前肯定不会犯多大的错误。它们至少反映了嘉禾六年以前，长沙旱魅横行的状况。“枯兼廿年”和“枯兼卅六年”，那是要上推到东汉建安年间了。此类状况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也有明显的反映，那就是可以减免地租的田被叫做“旱田”和“旱田亩”，或这些土地“旱”、“旱不收”、“旱败不收”、“悉旱”，而不见“涝”、“淹”之类的词汇。粗略统计，嘉禾四年，二年常限田中有78.29%“旱败不收”，嘉禾五年收成稍好一些，旱田也高达43.33%，这与两年都遇到旱灾固然有关，旱败不收的比例这样高，即便平常年景要达到“水丰”的标准，看来也相当困难。《吏民田家莂》中吏民的生产条件，要达到钟离牧的水平，看来不大可能，能与曹魏两淮屯田比肩，已是很不容易。直白一点，祈求这里的平均亩产达到米3斛或2.7斛的可能性不大。《竹简（一）》中有几枚简牍间接涉及这里的亩产，或者说多多少少与这里的亩产有关，现引录如下：

右二年佃卒田三顷六十亩亩收限米二斛合□□（简一1534）
领二年邮卒田六顷五十亩亩收限米二斛合为吴平斛米一千三百斛（简一1635）
领二年佃（？）卒（？）卫士田七十五亩亩收限米二斛合为吴平斛米一百五十斛（简一1669）
□□□□等限米入不满限亩课问府等事
十月□九日□□（简一59）

简一59中的“府”，指的是长沙府，“限亩”指封建政府控制的劳动力如上引3简中的“佃卒”“邮卒”或“卫士”等耕种的田地，“限米”是这些劳动者的产品。这三简表明，限米也是按亩积征收，标准是每亩米2斛，比《吏民田家莂》中二年常限田的地租高得多。简一59的内容表明，这是一角临湘县向长沙府请示的公文，“限米入不满限亩”，即耕种者已将其产品全数上缴，但尚不足每亩2斛，该怎么办？需要注意，这是临湘请示长沙府的公文，它所代表的并不是某个限田上的劳动者，而是临湘县限田亩产的一般状况，它反映出限田的平均亩产要达到2斛在该年相当困难。但是封建政府既然规定限田亩征米2斛，按常理而言，生产者应该是能生产出来的，否则这个规定将成空中楼阁，对封建政府毫无好处，这类制度就无法落实。简一59中的“限米入不满限亩”应是灾年下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上述情况是比永兴和淮南军屯更有参考价值的一个数据，鉴此，我们估计临湘此时的平均亩产大概是在2-2.7斛米之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的亩租额是米1.2斛、布2尺、70钱，嘉禾四年官府规定的折纳标准是1斗米可折2尺布、160钱，按此标准，全部折成米，是1.35斛略差一点，剥削率超过50%，和“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已无多大的区别。这就证明，吴国是采用地主配置其土地的方式来配置这些国有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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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9 13:4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上次参观长沙简牍博物馆看过这个，解说员也据此说东吴的赋税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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