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凉拌三国』立功反被降职?, ——董卓奇怪的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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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三国』立功反被降职?

『凉拌三国』立功反被降职?——董卓奇怪的升迁

    不论是在正史还是演义中,董卓都算得上是个很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作为汉末第一位粉墨登场的军阀,他宣告了宦官与外戚争权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从此开始。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三国,序幕就此拉开。
   
    董卓出身在被称为“边鄙”之地的凉州,家庭背景也较为一般,他的父亲终其一身也只混到颍川郡纶氏县的县尉,这只是汉朝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官员,不论从生活环境还是家庭背景来看,董卓都难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当时那种腐朽的政治环境中,董卓要想通过举孝廉或举茂才这样的途径出仕是极其困难的。

    文的不行,那就只有靠武了,汉代有个专门针对西北地区的选拔制度,就是从秦国故地,即“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郡中,选拔良家子弟,征召到中央戌卫部队之一的羽林骑,充作羽林郎。“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众多西北边疆青年出人头地的最佳途径,而这六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士风民俗,也使得羽林骑中名将辈出,乃至于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董卓也正是凭借自己有武勇,才得以被选拔为羽林郎。尽管在历史上董卓臭名昭著,但其勇武过人却是事实,史书上就记载他“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活脱脱又是一员“飞将”。

    有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在人们眼里,董卓多半算不得英雄,但这显然不会妨碍他得益于时势,到了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董卓终于迎来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关于这一年,史书记载: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祋祤,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胁同种复钞三辅。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三辅告急的形势之下,朝廷命护匈奴中郎将张奂领率部出征,由于董卓勇武过人,被张奂任命为军司马,随军出战。这一仗,张奂率领的汉军大获全胜,史书记载“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馀人,三州清定”,董卓因军功受赏,“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好不风光!其后,董卓更是平步青云,迁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人们似乎依稀看到大汉的又一颗将星,正冉冉升起。

    风光归风光,只是笔者每每读书至此,总是难免对董卓立功之后被拜为郎中感到疑惑不已。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羽林骑有三个级别,羽林郎中、羽林中郎、羽林中郎将,董卓最初担任的羽林郎本身就是最低的郎中一级,秩比三百石,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军司马,至于军司马的品秩,据《后汉书》中所记,大将军下面的司马是比千石,度辽将军手下的司马是六百石,而董卓的上司张奂当时的品秩简直高得吓人——(延熹九年)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这样一算下来,董卓为军司马的时候,品秩多半是不止比三百石了,难道立功受赏,品秩反而要下降不成?这叫受的哪门子赏嘛!从升迁这个角度看,以军功受赏而拜为郎中,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其次:《后汉书》中关于羽林郎有这样一段注文:“前书曰初置名建章营骑,后更名。出补三百石丞、尉。”这说明郎中一级的官员外放到地方,只能由原本的“比三百石”升做“三百石”的丞、尉这一级的小官,从董卓之后的升迁过程看,他从比三百石的郎中直接就迁为千石的广武令,跨度未免太大了些。【注一】

    而且,区区一个比三百石的郎中,是否担得起这个“拜”字,是否受得起“赐缣九千匹”的恩赏?这也是个问题。 总而言之,董卓的这个郎中,拜得相当蹊跷。

    笔者一直认为,《三国志》的这个记载极可能有误,并且很有可能是错将中郎写成了郎中。因为中郎比郎中品秩要高,是六百石,与大县的县丞或县尉、小县的县长品秩相当。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董卓以军功受赏,由郎中迁中郎,后来又以中郎迁广武令,如果是这样的过程,那才是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升迁。但这毕竟只是假设,缺乏证据。

    近日翻阅赵幼文先生遗作《三国志校笺》,惊喜地发现先生在“董卓拜郎中”一条下注曰:
    《御览》卷四百七十七引《董卓别传》:太常张奂将师北征,表卓为军司马。从军行,卓手斩购募羌酋,拜五官中郎,赐缣九十匹。卓叹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悉以缣分与兵吏。

    “拜五官中郎”,清清楚楚,黑底白字,总算是为笔者的猜测找到个难得的依据。但《御览》的这个记载允其量只能算是一处异文,笔者的猜测仍然是证据单薄,但我们不妨看看年代更早一些的两位名将,一位是李广,一位是赵充国,他们与董卓一样,都是陇西人,可以说他们就是董卓的榜样,而他们的升迁记录,似乎又在进一步印证笔者的猜测。

    我们先看李广,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注二】

    再看看赵充国,按《后汉书·赵充国传》所记: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邻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身被二十余创,……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连骑将军长史。

    不论是李广也好,赵充国也罢,最初都是与西北的游牧民族作战时立下了战功而获得晋升,这一点与董卓极其相似,而李广和赵充国都是被拜为中郎,那么董卓呢?

(正文完)

注一:这么大跨度的升迁也并不是没有,东汉章帝时就曾接受尚书令郑弘的意见,让尚书郎能够破格出任千石令(按汉朝旧制是不可以的),但董卓显然不是举孝廉出来的尚书郎,并且这个以郎官出补千石令的制度是否被沿用,很不好说,比如曹操举孝廉为郎就只是除洛阳北部尉,袁绍举孝廉为郎也只是除濮阳长。因此,笔者认为董卓以郎中迁广武令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注二:《汉书·李广传》中只记载说李广“为郎”,未明确是郎中还是中郎,考虑到司马迁与李广年代更近,加上司马迁与李广之孙李陵关系密切,因此笔者采信了《史记》的记载。


   围观者随着热炒之风散去,无聊如我,仍在凉拌我的三国

[ 本帖最后由 残刀破卷 于 2007-6-5 11: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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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6 18:0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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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残刀破卷 于 2007-6-5 11:21 发表
    首先:羽林骑有三个级别,羽林郎中、羽林中郎、羽林中郎将,董卓最初担任的羽林郎本身就是最低的郎中一级,秩比三百石,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军司马,至于军司马的品秩,据《后汉书》中所记,大将军下面的司马是比千石,度辽将军手下的司马是六百石,而董卓的上司张奂当时的品秩简直高得吓人——(延熹九年)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这样一算下来,董卓为军司马的时候,品秩多半是不止比三百石了,难道立功受赏,品秩反而要下降不成?这叫受的哪门子赏嘛!从升迁这个角度看,以军功受赏而拜为郎中,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五官、左、右三署郎有郎中、侍郎、中郎三级,而虎贲郎有虎贲中郎、虎贲侍郎、虎贲郎中、节从虎贲四级。
但羽林郎只有比三百石一级,并无郎中、中郎之分。
郎中与羽林郎虽然同为比三百石,但三署在羽林府之前。
羽林郎地位次于郎中,也可以算是升迁。
而且三署郎中多为孝廉、计吏所为,出补官员一般略胜于羽林郎。

护匈奴中郎将比二千石,地位还是低于度辽将军。
张奂本人虽然以九卿秩出守,但并不意味着护匈奴中郎将下属司马的品秩随之提高。

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
应劭汉官曰:“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掾史。单于岁遣侍子来朝,谒者常送迎焉,得赂弓马毡罽他物百余万。谒者事讫,还具表付帑藏,诏书□自受。”

应劭于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均明确记载长史、司马,而于使匈奴中郎将不载,可见张奂未必有军司马之设。
董卓武人出身,此时并未崭露头角,而司马乃是幕僚之长,仅次于长史,张奂不至于提拔一个新人来担当此任。
而将军诸营有司马,别部有别部司马,为领军之中下级官员。董卓以骁勇而被任此职倒不无可能。
而董卓此战“手斩购募羌酋”,可见亲临战事,而非在后方。
若为别部司马之类,其品秩未必超过比三百石。

《三国志》《后汉书》记载董卓为郎中当不误。
楼主举西汉例子与东汉末相比,也不太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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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7 18:00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在瑯琊的回贴,这里也贴一个吧

由于是在旧文的基础上改的,所以有一些错漏之处

例如,冒牌兄指出的,羽林骑中并无中郎一职,按后汉书,羽林中郎将下确实只有左右羽林监,左右羽林监各有丞一名,再往下就是比三百石的羽林郎了。

董卓升迁这个问题,疑问处不仅仅在于他以郎中迁广武令,还有他以军司马拜郎中的问题

张奂其时“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按文义,其秩当在度辽将军之上,甚至可以说他是无大将军之名,而有大将军之实。

且后汉书明文”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显然尹端和董卓是张奂的直接下属,所以其品秩虽无明文,但度辽将军司马尚秩六百石,董卓没理由太低。因为很简单,同军出征的羽林郎都是比三百石,董卓做军司马,没理由也还是这个身价吧。笔者手头上现在没书,或者还应该看一下同为军司马的尹端,是个什么角色。

董卓系护匈奴中郎将军司马,以军功受赏,仅仅拜个郎中,不管是三署郎还是尚书郎,不才以为都是说不过去的。

郎官不为千石令,系汉朝旧制,因此才会有郑弘建议章帝,以尚书补千石令。

凌云兄关于董卓上司的疑问,个人觉得是不存在的,张奂出征,董卓为其下属应无疑问,但没理由要求董卓升迁后仍在张奂的部下任职,其长官是谁,并不重要。

以郎官为长吏,由于长吏一词范围稍稍有点大,不特指令、长或丞、尉,并且以郎中迁作令的,确实很罕见,因此不得不令人存疑,这也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所在。董卓为郎之时,尚算不上天下大乱,至少制度还是有的,以袁绍、曹操之辈,尚且不能以郎迁令,何况董卓。拿周瑜作比,则未必妥当,因为前者尚是汉末,周瑜之时,天下已乱,将军已经满天飞了。

宁泊子兄认为,九千系九十之误,很有道理,不才也是这个观点,至唐宋元明之际,所赐缣亦不过数千,似乎最多也就到二万,区区董卓岂得九千匹哉?不过,基于同样的道理,既然三国志能将九十误作九千,自然也有可能将中郎误作郎中,不知宁兄以为如何?

汉旧制,举孝廉以年五十以上者属五官,但董卓并非举孝廉,并且所任并非五官郎中,而是五官中郎,窃以为并不矛盾。当然,这个问题,笔者还会再作进一步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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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可知司马有两种,一种为次于长史的幕僚,一种是参与作战的中级军官。
个人认为董卓为司马是后一种。

《三国志》《后汉书》均记载董卓为郎中,两本书同时出错的可能性应该说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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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董卓属于哪种司马,至少比他先前的比三百石的羽林郎要强吧,以功拜郎中,赏赐何其薄哉!羽林郎以军功迁郎中,系前朝故事,引以为例,有何不妥呢。

后汉书成书较晚,关于董卓的记载,几乎不出三国志及裴注范围,照抄前书大有可能。三国志及后汉书,多处注引卓别传,可见著书之时,卓别传未引起重视。就象那个明显有问题的赐缣九千匹,三国志和后汉书都作九千,而董卓别传却是九十,哪个更准确呢?

个人觉得董卓虽是新人,但与张奂皆为凉州人,可谓有乡党之谊,提携一下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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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 残刀破卷 于 2007-6-7 19:04 发表
其实不论董卓属于哪种司马,至少比他先前的比三百石的羽林郎要强吧,以功拜郎中,赏赐何其薄哉!羽林郎以军功迁郎中,系前朝故事,引以为例,有何不妥呢。

怎么见得司马比羽林郎要强???
《夏侯尚传》: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将骑从征伐,后为五官将文学。
三公掾属中,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一说通为百石。
五官中郎将不过比二千石,虽有副丞相之名,到底不比三公,那五官将文学掾最多也不过比三百石吧?
而夏侯尚由军司马迁五官将文学,军司马应不高于五官将文学,则也不多于比三百石。

再看与董卓有类似经历的孙坚。
《孙坚传》: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馀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郡也可署司马,此司马以功不过迁县丞而已。

《孙坚传》:俊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原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俊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俊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
孙坚由佐军司马迁别部司马,可知佐军司马低于别部司马。

《黄盖传》: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坚薨,盖随策及权,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
《周泰传》: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策深德之,补春谷长。
《徐盛传》: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拒黄祖。
《潘璋传》:讨山贼有功,署别部司马。后为吴大巿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迁豫章西安长。

由此可知别部司马又低于县长。
《蒋钦传》:及策东渡,拜别部司马,授兵。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
则别部司马不过与小县县尉相当,或有所不如。

这么比较就比较明显,司马也可能是三百石左右。
由羽林郎迁军司马,再迁郎中完全可以实现。

董卓赐缣九千匹,怎么能说赏赐薄呢?应该说相当丰厚才是。

QUOTE:
原帖由 残刀破卷 于 2007-6-7 19:04 发表
后汉书成书较晚,关于董卓的记载,几乎不出三国志及裴注范围,照抄前书大有可能。三国志及后汉书,多处注引卓别传,可见著书之时,卓别传未引起重视。就象那个明显有问题的赐缣九千匹,三国志和后汉书都作九千,而董卓别传却是九十,哪个更准确呢?

《三国志·董卓传》: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
《后汉书·董卓传》: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

若要悉分与吏兵,当然是九千更适合。除非董卓手下只有几十人,否则怎么够分?

原帖由 残刀破卷 于 2007-6-7 19:04 发表
个人觉得董卓虽是新人,但与张奂皆为凉州人,可谓有乡党之谊,提携一下非常正常。[/quote]
孙坚与朱儁也是乡里,朱儁也仅仅提携孙坚为低于别部司马的佐军司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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