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收集]关羽北伐战役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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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1 12:47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关羽北伐战的资料,包括地图(最好标有道路)、进军路线、军力配置、具体时间、将领配置、整个战场中的可能行军的具体道路图等以及当时的战争情况如何?比如城内驻军多少,人民多少,野战与城战的区别之类的……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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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1 12:55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浅论关羽北伐的时机

作者:诸葛武侯

关羽绝不是什么草包,我一直是这样一个观点。当然关羽最后是个失败者,败者为寇,所以丢失荆州的绝大部分罪过都补关羽所承担了。至于关羽的为人究竟为何,由于史书上人材料不多,所以后人大多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做为评论的主要依据。当然关羽的失败也是由于他本人的性格弱点所致。《三国志》中讲:“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处理不好一些上级间的关系,这种人在现在社会中可谓为最不聪明的。还有“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这样写道,我认为是比较确当的。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关羽的北伐的时机选择有误。就此我阐述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其实早在公元208年,诸葛亮就为刘备集团提出了一个总规划,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隆中对”。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从上述主论中可以看出,关羽的举动完全是符合刘备集团的总方针的。但关键在于时机是否合适。诸葛亮说,待天下有变,这个“变”就是要害所在。

首先:在汉中一战中,刘备大胜,斩曹操大将,人称“虎步关右,所向无前”的夏侯渊,曹操远来争汉中,也无功而返;第二,曹操内部发生了比较大的矛盾,一是在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发生了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造反的事件,二是在同年十月,又发生了宛县守将侯音反叛的事件。三是钟繇所亲信的属下魏讽在邺城谋反,从上述三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曹操集团的内部矛盾十分突出。

第二:让刘备进位为汉中王,由于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进爵为魏王,这样就给曹操一个警示:“不要以为天下唯你独尊,在你的西南方,还有一个与你有着同样权力、与你分庭抗礼的汉中王。你若敢代汉为帝,汉中王就可承继汉统,伐逆复汉。”(参阅《三国演义》八十回‘汉王正位续大统’”)。

第三:打通汉水。在刘备取得汉中之后,立即令孟达北上戟襄阳西侧的房陵。占领房陵后,孟达又奉命向西戟上庸,在与孟达西进的同时,刘备又令他的养子副军师中郎军刘封沿汉水东下,与孟达会攻上庸。刘封迅速攻下汉水边中的西城,然后直扑上庸。在刘封、孟达的夹击下,曹操的上庸太守申耽抵挡不住,率众投降。至此被称为汉中“东三郡”的西城、上庸、房陵全部落入刘备集团的手中。占领“东三郡”,是为了打通汉水,因为“东三郡”都与汉水不紧密的地理联系。占领了“东三郡”,就打通了从汉中到襄阳这段的汉水。从而可以从西部策应由江陵北上攻打襄阳的关羽军。

第四:令关羽北攻襄阳。从《三国志》等书中,没有明确指出刘备、诸葛亮的任命计划,但可以从两点可以推断出:第一、刘备进位汉中王后,以汉中王的名义,“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铖”。“假节铖”,是当时帝王给臣下的一种权位极重的待遇。假节铖者拥有代帝王旨意、掌握生杀的特权。当时关羽正积极准备北攻襄阳,此时给他这种待遇,显然是为了让他在此战役中,更大限度地发挥指挥和统帅作用;第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有汉中,大约六月底打通汉水的战役胜利结束,七月初关羽率荆州军北上襄樊,这三次战役如此紧密相连,一环扣一环,显然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实行完整地跨有荆益的整体战略的统一安排。

由上述四点可以看出,关羽的北伐绝非是完全不合时机的。至于关羽临战的指挥问题我会在以后的时间里向大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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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保卫战的实力对比

作者:诸葛武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说“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张辽传》中说“关羽围曹仁于樊,会权称藩,如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辽与太祖会摩陂。”;《徐晃传》中讲“太祖遂自至阳平,引出汉中诸军。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未攻,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可以看出关羽进攻襄、樊,不仅使曹操亲自出征,而且还把鼎鼎大名的,刚刚“威震逍遥津”、抵抗东吴的张辽也给调了过来。如果算上曾经增援过曹仁的于禁,曹操手下的五大将中,就有三人被调来参加襄、樊保卫战,也由此可见曹操几乎是押上他所有值得骄傲的家当。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狼多。”关羽就算再厉害,也不过能对曹操的五大将就以一敌二。以一敌三,还要加上坐镇总预备队的曹操,关羽当然不是敌手,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关羽进攻襄、樊,极大程度上迫使曹操与孙权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曹操为了保住襄、樊,而孙权早就对荆、襄九郡垂涎欲滴了。从上述“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就可以看出,堂堂一国之主孙权,竟要像走狗一梓,不顾廉耻地要求曹操令其讨伐关羽来效命于曹操。还有当时曹操手下的谋士司马懿、蒋济也曾劝过曹操,“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刚樊围自解。”(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东吴孙权当然对荆州早就虎视耽耽,,也自然不愿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吕蒙、陆逊又联手“导演”了一出袭夺荆州的“好戏”,一向骄傲自大的关羽在曹魏与东吴的联手攻击下,最终没能逃过灭亡的命运。

仔细算一下,曹操、张辽、徐晃、于禁、曹仁、满宠、庞德、孙权、吕蒙、陆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又可怕的阵容啊!我坐在电脑前,独自想像一下都有些不寒而傈,(请别笑我),关羽北伐时,手下又没什么优秀的副将,即使将他义子关平、马前部将周仓都勉强算进去,也不过三人而已。以三敌十,关羽焉有不败之理。当然我还是那句老话,“把丢失荆州的全部责任都推给关羽是不对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荆州丢失的原因其实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当时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就曾经提醒过刘备,他说:“荆州茺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见《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庞统认为荆州是曹、孙、刘三家矛盾的焦点,是危险之地,因而在规划总方针时从不提及荆州,甚至连荆州在经济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可惜刘备没有采纳庞统当时的意见。事实也正如庞统所言,关羽因荆州而全军覆没,而东出意欲报仇的刘备也在彝陵一战中被打得铩羽而归、片甲不留。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诸葛亮的“隆中对”,事实上“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策论文章,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我有时甚至认为它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具有同样的学术地位)。但是关羽的覆灭和刘备最后的失败都是由“隆中对”所直接导致的,这也是事实。(对不起,说着说着有些跑题了,扯到了诸葛亮的头上)

我曾经试想,如果当时诸葛亮的“隆中对”中不是“若跨有荆、益”,又或是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改为“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襄、樊,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虽然从伐魏的角度而言,也许不如直接从襄、樊攻击宛、洛来之有效,但从总体来看,也许却又是最好的。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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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荆州的必然性--再为关羽翻案

作者:不详

  后人对于关羽的微词多来自失荆州,在下有一点浅见,不表不快.从根本上说,我不认为荆州之战如同某些网友所言,是一次偶然.

是否由于关羽的过失造成了吴蜀联盟的破裂呢?的确关羽拒绝孙权的提亲,水淹七军后强提东吴的军粮,又调走荆州守军造成后防空虚,但这是否是东吴夺荆州的事由呢? 窃以为非也,恰恰相反,吕子明白衣渡江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针对关羽的行为,而是东吴必然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吴蜀联盟的破裂是必然的, 这不是关羽的行为所能左右的.

吴蜀矛盾的焦点在于荆州,事实上,当时荆襄九郡由三方分割,襄樊地区归曹操,东部长沙等地归东吴,蜀仅占两郡半,就这两郡半东吴还要来争夺, 绝不是贪眼前小利的行为.以往我也曾经认为荆州争夺战是孙权吕蒙等缺乏政治远见的表现,不禁感叹鲁肃死得太早.现在我觉得,这是孙吴不得不采取的.

由于蜀占据了荆州,北可以击曹,东可以袭吴,军事上的门户被其占据,这是曹操和孙权都很忌讳的事情.对于孙权来说,的确可以沿袭鲁肃时期的策略, 继续联合刘备抗击曹操.曹操是当时孙吴最大的敌人,我不相信人才济济的东吴没有一个人看出这一点,东吴本就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政权, 他自己也不会随便破坏与刘备的联盟,毕竟这曾经是生存的根本.但是联合刘备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当时东吴配合刘备出兵攻曹,刘备汉中兵马也出击, 三路兵马齐进,曹操的确可以被一举消灭.不过孙权能得到多少好处呢?整个河洛地区将落中刘备手中,自己至多夺个合肥徐州而已,看着刘备坐大. 灭曹之后,刘备又会采取什么措施呢?占据了荆州就相当于占据了东吴的西大门,结果是什么谁也不会不知道.

联刘抗曹,最终将会被刘备所灭;联曹抗刘,最终破坏吴蜀联盟,两败俱伤,丧失灭曹最佳时机,最终被曹所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两种结果, 对于孙权来说都是被消灭,不同的在于多得一块荆州,那么干脆先拿过来再说,还可以赌一把刘备不来攻吴,吴蜀联盟继续苟严下去.可惜的是, 刘备没有这种胸怀,吴蜀联盟的破裂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真正缺乏政治远见的不是关羽或者孙权,而是刘备和诸葛亮.他们看到了荆州对于自身的重要性,但没有考虑到孙权的利益.想与人家联合, 又不肯给人家好处,舍不得孩子怎么套得了狼?孙权不是傻子,不会做陪太子读书的事情,不会消耗自己的兵力来让刘备做大.事实上荆州早就该还给孙权, 解决了这个焦点问题,吴蜀联盟才能够延续下去,灭曹才有真正的希望.刘备太短视了,真正的贪小利而肯惜身,就这么一块荆州,"权借一时即还" ,"夺了益州就还","取了凉州再还",好了,人家不陪你玩了,拿了过来.刘备又没有这种气量,非要再打一仗,彻底玩完了.吴蜀之争没有最后的赢家, 只不过为各自数十年后的灭亡奠定了基础.

关羽在荆州这块最前线,可能早已感受到吴蜀之间的矛盾,就算换了别人来,也一样保不住荆州.不论关羽的智略能否及得了赵云魏延等人(我以为关羽此等" 熊虎之将","万人敌"的智略绝不逊赵云),换一个人来守荆州,到多只能逃得了性命,荆州之战,如前所述,是不可能避免的.至于关羽北伐的失败, 更不是他一人的过错,关羽孤军作战,没有东西两方面的配合,曹操军队又不断前来增援,围了曹仁,来了于禁;灭了于禁,再来徐晃.仅凭荆州军马, 能有多大作为?

后人多责关羽大意失荆州,而没有看到背后的政治背景,我认为对关羽是不公平的.关羽自有其缺点,但荆州之战不是因为他的缺点而发生的. 这么一场大战,绝不是针对关羽个人的,实在是因为荆州这块地方太敏感了.连司马懿都看出这一点,"关羽得志,孙权必不喜也".关羽实在是可怜, 我只是想,如果当时是赵云替关羽来守荆州,结果荆州又失,后人会不会再编一句"赵云XX失荆州"?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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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城·关羽·意识流  

作者:孔门弟子

  无边的黑暗簇拥着麦城,就仿佛冲天的骇浪要把迷航的小船掀翻。你巍然地坐在昏黄的油灯下,你心中无法言说的沉痛在眉头凝成了一座山。油灯的火苗在你眼中跳动,忽明忽暗,你仿佛看到自己的生命也在这样一点点暗淡下去。

那陪你走过了大半生、为你赢得让万人羡慕的英名的冷艳锯,已经有了一些班驳的锈色,但那种苍劲的杀气依然逼人。你感觉那就是自己的身躯。在模糊的光线下,你的意识也有了一点迷离,生命中过往的一幕幕倏忽闪过,你分不清是你握住了那把刀,还是那把刀握住了你,并握住了你一生的命运。

江东吕蒙已经袭占了荆州,你几天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你决定进攻樊城的前一天,那只握刀的手就总在抖动,你感觉到那把刀仿佛要脱手而去。是的,你感觉到了,你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受到一股危险的力量的拉扯。江东一直在对荆州虎视耽耽,你感觉到那股拉扯的力量就是出自那几双满怀敌意而又在刻意伪装成友善的眼睛。

刀上泛着的冷光映着你心中的骄傲,对江东那些妒恨的眼睛你是蔑视的,对他们那些小小的伎俩,你冷笑的嘴角伴着嘲笑。你并没有低估他们的实力,你也知道自己所在的荆州处境的危险,只是那把刀身上凝聚的沉重的友情让你不得不做一些事情了。因为你已感觉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你必须乘着刀光依然没有消泯的这些日子,来实践当年桃园许下的诺言;你必须用这把刀为大哥的事业在荆州立稳脚跟;你必须出击,你知道,也许这将是这把刀最后一此饮血。是的,饮血,这把刀只有饮血才能证明自己活着,你无法容忍这把刀生锈而入尘土,就如同你无法容忍这个身躯享受高官厚禄的安逸而老去一样。所以,你义无返顾的出发了。

对今日的结局,你只能感到无边的沉痛,却决不后悔。你知道,这就是那把刀必然要面对的命运,只是没有想到它在这个时刻提前到来。你本来就知道,从大哥决定为恢复汉室而努力的那一刻起,你们就是在向命运挑战,而结局注定将是一场夸父逐日式的悲剧。但是,为了桃园那最初的承诺,你甘愿让自己的一生就这样燃烧。你知道你为了这份承诺已经尽了全力,你已经向命运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今日,你坦然走向这个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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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失荆州评议  

作者:不详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头号大将,对刘备一片忠心。刘备西取益州,使命他“董督荆州事,”为时九年(建安十六年一二十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他镇守荆州的最后一年,襄樊战役一开始,接连胜利,“威震华夏”,使他的功业达到了顶峰。但是,最后却丧失了荆州。从当世到现代,评论关羽者指责他失荆州之过,却不全面检讨他镇荆州期间的活动,看不到他的功绩。关羽失荆州,原因是多方面的,陈寿则归之于关羽“刚而自矜”,便定下了评论关羽的基调,后世论者多从这个角度发挥,几乎成了千人一口。当然“刚而自矜”是关羽的一大缺点,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考察,把丧失荆州的全部责任推到关羽身上,指责他擅自发动襄樊之役,破坏了诸葛亮的孙刘联盟战略方针,甚至对曹操“篡汉”都有责任,就与事实相违背了。本又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把关羽失荆州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去考察,并结合一些批评关羽的问题进行讨论,希望从中得到对关羽的重新认识。


  (一)“孙权之逼”,孙刘矛盾与斗争

  荆州,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力量的军阀都想占领它。还在建安五年(200),鲁肃就对孙权说:“荆楚与国邹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实,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建安九年(204),沈友又向孙权“陈荆州宜取之计”。建安十三年(208),富于又建议孙权图荆州。刘备集团也想染指。司是,在赤壁战前,孙、刘任何一方都没有达到占领荆州目的。

  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孙权集团完全有可能实现占有荆州的宿愿,但是刘备集团捷足先登了。正当孙权集团的主力还在与曹操留后部队作战的时候,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紧接着刘备带兵南循,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太守投降。这时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不久,“(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刘备集团用行动向远近宣布:刘备集团占有荆州四郡,刘备是那里的统治者。接着刘备又接受庐江雷绪率领数万部曲归附。这样一来,刘备集团的实力,比起赤壁战前就大为增长了。赤壁战后不久,刘备集团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在荆州顺起,骎骎乎与孙权集团并驾齐驱。刘备集团的这种变化,孙权集团根本不愿看到。虽然既成事实,但是并不甘心,便千方百计要把它扼杀在荆州,或者挤出荆州,不容许它发展壮大。从此,孙刘两个集团之间产生了矛眉,围绕着荆州四郡(刘备占有的四郡)开展了明争暗斗。刘备集团实力增长使孙权集团畏惧,孙权“进妹固好,”表示拉拢。孙权此举,不是出自真诚,而是出于孙权集团的政治需要,是孙权集团对刘备集团施出的第一招,目的在于软化、控制刘备。唐代诗人吕温《刘郎浦》诗说:“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屋黄金。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这首诗就说破了孙权“进妹固好”的政治目的。孙权集团认为这样作还不够,旋即施出第二招棗逼。后来诸葛亮回忆刘备在公安时的情况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孙权逼迫之层,刘备处境之难,可想而知。

  建安十五年(210),刘备为了改善同孙权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去京口(今江苏镇江)而见权,“绸缪恩纪”。“绸缪恩纪”四字包涵着刘备的无限苦楚。可惜陈寿把它的内容抽掉了(或者今本有脱文)。刘备此行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到京口,周瑜、吕范主张趁此机会将他扣留。周瑜向孙权上书说: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居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使如瑜者挟其攻战,大事可定也。

  周瑜对刘备的态度很鲜明:(1)视之如附庸;(2)“徒备置吴”,使刘备部曲群龙无首;(3)用武力挟制关、张。一句话,要消灭刘备集团。周期的主张未能实现。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刘备离开京口,周期又向孙权提出夺取益州的建议。周瑜的取蜀方案,把刘备集团排斥在外,不让其参加。如按计划完成,则出现曹、孙争衡的南北对峙局面,刘备集团则降为“国中之国”,其前途就不卜自明了。孙权接到周瑜建议后,大概经过磋商,作引修改,决定邀请刘备集团共同取蜀。后一方案比前一方案为优,对刘备集团说,仍然是一个圈套。双方共同取蜀,刘备必须派出主力或相当数量的部队,而且孙方要求刘军为“先驱”,自然孙权部队为后继,雁行而进。孙权集团的这一打算,一则把刘备集团的主力或相当数量的部队调出荆州,削弱刘备在荆州的力量,易于挟制;二则刘军在前面攻坚,必然造成重大消耗,削弱刘备集团的实力;三则孙部在后面收地,轻而得到益州、汉中。作到这一步,便“一统吴、楚”,在荆州的刘备集团余部也就一统在孙权集团之中了。同时,孙权的使者还说:“雅愿以隆,成为一家。诸葛孔明母、兄在吴,可令相并。”想把诸葛亮拉过去。孙权集团要分化、吞并刘备集团的图谋不是很明显吗?刘备集团中人也看得清楚,便对联合取蜀之约,用好话搪塞,借故不行动。孙权迫不及待,立即调兵适将,克期进发。刘备亦部署兵将,阻挡孙军西进之路。这时周瑜已经病死,又遇到刘备的坚决抵制,孙权才把取益州计划搁置起来。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军西取益州,孙权大为不满,气愤地说:“猾虏乃敢挟诈!”“大遣冉船迎妹,而(孙)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昔日孙权向刘备“进妹固好”,目的在于消磨刘备意志和控制刘备,此计不成,这门政治婚姻关系便没有必要保存了。就在割断这条裙带之顷,孙夫人犹想把住最后一关,将刘备唯一的儿子刘禅挟回东吴,作为人质,继续牵制刘备,赵云、张飞“截江夺斗”,孙夫人的图谋才未能得逞。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孙、刘自赤壁鏖兵之后就开始产生矛盾,而旦迅速紧张起来。两家围绕荆州(刘备占有部分)的斗争,实质上是孙权集团要搞垮刘备集团、刘备集团争取生存的斗争。两家的矛盾与斗争,在关羽镇守荆州之前便已产生而目展开,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孙刘联盟在诸葛亮入蜀(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之前还不错,关羽镇荆州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


  (二)关羽镇荆州鲁肃吕蒙“图取关羽”

  有这样的孙、刘关系,必然产生相应的策略。

  刘备从孙权那里借得荆州(南郡),便以关羽镇江陵。东吴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今湖北嘉鱼县西南)。在鲁肃往陆口赴任的途中,吕蒙特别提醒鲁肃要认真对付关羽。《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说:
  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蒙曰:……兄今代公瑾……与关羽为邻。……当有单复以卿待之。”密为肃陈三策(《吕蒙传》作五策),肃敬受之,秘而不宣。

  鲁、吕对话,表白了他们对关羽的态度:第一,吕蒙认为关、鲁两镇是对抗关系。第二,针对这种关系,吕蒙教鲁肃“当有单复以向待”关羽。单复即单复之术,“盖指与对方作战出奇制胜的策略。”吕蒙为鲁肃划的三策(或五策),不言而喻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鲁肃“敬受”吕蒙的三策,即一并接受了吕蒙敌视关羽的思想,务在制胜。这就表明鲁肃移屯陆口,一开始就以临战姿态出现,而不是以同盟友好相对待。这时,建安十五年底一十六年,刘备还没有离开荆州,关羽、鲁肃两镇已是对抗之势。两镇对抗,其表现怎样呢?《鲁肃传》说:
  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

  在关、鲁邻镇而守的岁月里,彼此公私交往一定不少,而记载缺如,所见者仅仅这二十个字,未免简略过当。这段材料,显然是吴人语气,陈寿据以成书。它一方面指责关羽惹事生非,在边境制造事端;另一方面表扬鲁肃识大体,对于关羽的挑衅行为,“以欢好抚之”。这个“抚”字用得很有分寸。抚有体恤、抚慰的意思,为上级对下级的用词。这里说鲁肃“以欢好抚”关羽,正是孙权集团把刘备集团一贯当作部属、附庸的心态的流露。

  鲁肃真是“以欢好抚”关羽吗?不是。后来孙权与陆逊论周期、鲁肃、吕蒙时说:“(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图取”二字把鲁肃、吕蒙屯驻陆口的真正目的揭示出来了。“图取关羽”,就是吃掉关羽,别无其他解释。所以,两镇的斗争是孙刘两个集团斗争的体现,其性质相当严重。但是,鲁、吕图取关羽,还是有区别的。其区别仅仅在缓急之间。鲁肃是孙刘联合的倡议者,“借荆州”给刘备就是在鲁肃的孙刘联合抗曹思想的指导下达成的妥协。鲁肃屯陆口时,仍然主张借关羽的力量抵御曹操。他写信给孙权说:“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意思是:帝王兴起,都会遇到对手,必须排除;关羽镇守荆州,抵挡住曹操势力的南下,适足以为吴驱除涡患,不一定急于把他消灭。鲁肃基于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他屯驻陆口的五年中,关、鲁两镇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只出现了一些小摩擦。
  论者认为这些小摩擦全属关羽过错。这里有个是非问题。鲁肃屯陆口,一开始便以临战姿态出现,不管表面如何“欢好”,骨子里却在“图取关羽”,难道关羽只能俯首贴耳,以顺从报图取,以顺从屈保“联盟”,不该有所反击吗?从刘备集团说,关羽“数生狐疑,疆塌纷错“不是错误行为,而是对鲁肃“图取”的反击,为了维护刘备集团的利益,尽到自己镇守荆州的责任,乃是正当的必要的行动。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得益州。次年,孙权派诸葛理入蜀索还荆州。刘备借故拖延,孙权“遂置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棗笔者)长吏,关羽尽逐之。”孙权“乃适吕蒙袭夺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也命令关羽以武力抗争,双方兵戎相见。

  能不能说这是关羽生事呢?显然不能。战争的责任在谁?破坏孙刘联盟的又是谁?不是非常清楚吗?斗争之后,双方“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孙、刘重新划分荆州后数年,双方相安无事。

  自建安十六年至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之前,刘备集团占有的荆州部分,在关羽镇守下,完整无缺,尽到了守土之责,是他镇守荆州的一大功劳。

  (三)“关羽强盛”,为北向襄樊创造了条件

  赤壁战后,曹、孙、刘三分荆州。曹操占有南阳、章陵二郡,后分置南乡、襄阳二郡,立荆州,治宛。征南将军曹仁镇守,屯樊,南与关羽对峙。

  由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孙权在江东的地位更加稳固,刘备集团在荆州振起,南北出现军事、政治均势,曹操在短期内不可能组织再次南征,便退而解决内部问题:关中问题,经济问题,“篡汉”问题。在曹操把主要精力转向内部期间,对南方的战争集中在合肥与孙权的交锋,对关羽的战争则很少。关羽也趁此机会扩大实力,数年之后,情况大有改变。到建安二十三年(218)时,“关羽强盛”了。关羽在荆州的实力的增长,又是他的一大功绩。

  “关羽强盛”,吸引了曹操统治下的反曹力量,他们与关羽联系,关羽作他们的后盾。

  曹澡统治下的反曹力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拥汉者,另一个方面是反对徭役繁重的民众。

  曹操加快“篡汉”步伐,引起一些拥汉者的反对。《武帝纪》裴注引《三辅决录》说:

  时(建安二十三年棗笔者)有京兆全祎……自以为世为汉臣,自日惮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尽,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杀丞相长史王必)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而王(指曹操棗笔者)在邺,留必典兵督许州事。

  曹操征关中、汉中以及与孙权作战,长期调发徭役,人民不堪其苦,便起而反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说:

  是时(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棗笔者),南阳间苦徭役,(宛守将侯)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

  《胡昭传》说: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发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王簿,作为叛乱,……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援给印兵,以为寇贼……。

  “关羽强盛”,声名远播,成为曹统区内反曹势力的后盾。关明给反曹势力的支持,扩大了影响,发展了大好形势,为发动襄樊之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关羽向樊城发动进攻,拉开了襄樊之役的战幕。

  关羽在前线进行得很顺利,水淹七军,擒庞德,降于禁,围曹仁,樊城岌岌可危。关羽又遣别将围襄阳。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南乡太守均向关羽投降。“羽遣别将已在郊下(郊县属颍川郡。治今河南郊县),自许以南,百姓扰扰……”关羽“威震华夏”’“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关羽的功业达到了顶峰。

  战争进行了半年,最后,关羽失败了,荆州丧失了。

  襄樊之役,自始至终都是关羽指挥的。荆州丧失,使蜀汉政权坐困益州,处于孤绝之地;以一州之地与曹魏抗衡,难以支持;兴复汉室的宏愿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因而后世论者对关羽多所责难。

  论者认为,襄樊之役的发动,是关羽的盲目行动、专擅行为。这样说对不对呢?请看当时的历史背景。

  赤壁战后的十年,刘备集团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1)建安十三年,占有荆州江南四郡。(2)建安十九年,占有益州。(3)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4)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占有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就领土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阀集团;荆州、东三郡、汉中连成一片,构成一道防御曹、孙的屏障,使腹心地带的益州安全、巩固,具备了立国条件。从战略上说,造成了对曹进行钳形攻势的地理优势。在这些胜利之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称汉中王,正式揭起“宗子藩翰”旗帜,声讨“篡夺以显”的曹操。当刘备集团取得重大胜利,曹操统治区又出现一些反曹事件的形势下,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发动襄樊之役,不能说是盲目行动。何况关羽之上还有决策人呢。

  襄樊之役,谁是决策者?很可惜,史书没有正面材料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侧面探索,希望得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刘备称汉中王前后,写下了两个文件:《群下推刘备为汉中王上汉帝表》和《汉中王刘备上汉帝表》。两《表》必然是经过刘备集团的文武臣僚充分酝酿、广泛讨论而后定稿的,它们反映了刘备集团的政治观点,也是尔后刘备集团的行动纲领。

  两《表》充满了对曹操集团的同仇敌忾,并一再表示要“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宁杜程”。这也是刘备集团的近期行动纲领,要立即付诸实施的。关羽镇守荆州,担负着北抗曹操、东防孙权的双重任务。作为“同盟”的孙权集团。无时不在“图取关羽“,吕蒙尤层。如果关羽逞一时之忿,则应当东向而攻吕蒙,拨除东面的钉子,开疆拓土,一宣数年来的积愤,置孙刘联盟于不顾。事实并不是这样。关羽的矛头指向北面,围樊城,击曹仁,与刘备集团司令部的“扫灭凶逆”“以宁社稷”的思想一致。此其一。其二,关羽发动襄樊之役前不久,孙权攻合肥,接着关羽围樊城,“这一次攻势,东西齐举,规模相当大”,孙刘两家联合行动,把“纠合同盟”思想化为行动了(孙刘联合攻曹,非关羽一人能办,必然出自刘备决策)。第三,魏明帝时的王肃说,关现在降于禁之后,有“北向争天下之志”。从这一切看来,关羽发动襄樊之役,没有违背两《表》精神的地方。所以襄樊之役的发动,不是关羽的专断,而是刘备的决策。   (五)东吴叛盟,“翦宗子勤王之师”

  人们常说,关羽缺乏政治头脑,不懂联吴政策,冒犯了孙权,所以孙权兴兵袭击。吕例证是:孙权要求与关羽联姻,被关羽粗暴地拒绝了。关羽未经孙权同意,擅自动用湘关储粮。诚然,这两件事关羽都处理得很不恰当,足以激怒孙权。但不是引起孙权袭取荆州的原因。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孙刘矛盾,早已尖锐,自刘备占有荆州四郡,孙权集团一直耿耿于怀,从来没有放弃夺取的意念。不管刘备派谁镇守,都难免一场争夺荆州的厮杀。
  鲁肃屯驻陆口期间,尚欲借关观力量抵挡曹操南下,不急于图取关羽。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死,吕蒙代之,便改变昌肃主张,立即把图取计划提上日程。吕蒙密陈计策说:

  令征虏(孙皎棗笔者)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又羽君臣,拎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吕蒙图取关羽的思想何等炽烈!按照吕蒙计策,图取关羽,袭夺湘水以西的三郡,全据长江,划长江为界,孙权集团的地位,与仅仅据有江东的局面就迥然不同了,即吕蒙所说的“形势益张”。吕蒙一席话打动了孙权的贪心,再次燃起图取关羽的欲火。这才是孙权图取关羽的根本原因。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襄樊战役开始,吕蒙认为时机到了,再次与孙权筹划偷袭关羽后方的吕体方案,孙权集团立即行动起来。

  关羽在前线接连胜利,对曹操和孙权都是很大的威胁:关羽胜利,刘备集团更为强大,孙权集团万万不能容许;曹操方面在军事上节节失败,“自许以南,百姓忧忧,”准备迁都。关羽的胜利,严重地威胁着曹操、孙权两家。于是曹孙两家有了共同愿望,都想把关羽打败或消灭。孙、刘的矛盾,乃是公开的秘密,予曹操集团可乘之隙。曹操的部下司马懿、蒋济献策说: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因自解。

  曹操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孙权见利忘义,十月,“适使上书(曹操),以讨关羽自效。”孙权、吕蒙、陆逊等精心策划之后,开始对关羽发起进攻。《吴主传》说:

  闰月(闰十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关羽在曹、孙两军夹击下,进退失据,父子俱死。孙权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荆州,终于到手。孙权胜利了。
  关羽失荆州,最根本的原因是“同盟”者的叛变与出卖。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从后方偷袭关羽),纵有徐晃等的大军从正面来攻,关羽也不致一败涂地,长江以南的荆州数郡仍然可保。事实就是这样。可是孙权集团不这样看。吴国大臣韦昭所作的《吴鼓吹曲》十二篇之第七《关背德》小序说:“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浮江而禽之也。”完全把是非颠倒了。后来裴松之对孙权此举进行了蹋:“刘后(指刘备棗笔者)以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两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谓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

  关羽失荆州,在外部有孙权集团的叛盟与出卖,在刘备集团内部有没有责任呢?

  襄樊之役开始不久,关羽就要求占有东三郡的刘封、孟达派兵相助,表明关羽认识到有此需要,而刘封、孟达拒不承命。为什么刘备不命令刘封、孟达出兵?容或三郡初附,一时不能调兵出境,为何不从蜀中派兵增援?战争进行到十月,虽然关羽接连取胜,“威震华夏”,但是樊城、襄阳仍然在曹军手中,关羽不敢北上,进入豫州。旋即徐晃军大军援救曹仁,已够关羽撑持,何况孙权集团偷袭之军已动。在此危急万分的时刻,还是不见蜀中有一卒之遣!建安二十年,孙权来争长沙等三郡,那时刘备正在同曹操争汉中,刘备恐荆州有失,毫不犹豫,立即率军前往,与孙权达成平分荆州协议。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命孟达攻取乐三郡,房陵已下,将攻上庸,“先主阴恐(孟)达姬独任,乃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高。”而今关羽危急,益州平稳,宿将如张飞、赵云、魏延以及马超、黄忠、李严、黄权等健在,吴班、冯习、陈式等皆可将兵,完全有条件出兵增援关羽,刘备却纹丝不动!

  文臣方面,诸葛亮、法正、许靖、刘巴、董和、廖立等均在成都,他们如何看待荆州形势:有何建议?可惜史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襄樊之役,蜀中不发一兵一卒,坐视关羽败亡,咄咄怪事!荆州丧失,刘备等人难道没责任?“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陈寿的批评,有合理的部分,“刚而自矜”确系关羽的严重缺点,产生了极为不目的后果。吕蒙、陆逊成功地利用了他的缺点,表面友好、恭维,暗中组织偷袭,关羽竟一无所知。关羽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性,轻信吕蒙称病还建业,“稍撤(公安、南郡)兵以赴樊”,后方空虚,造成吕蒙等偷袭的机会。关羽“骄于士大夫”,轻视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怀惧不安。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关明在军事指挥方面也有错误。七月,开始围樊城,八月,围襄阳,盲到闰十月,两城不拔,故廖立说:“羽自怙勇名,作军无法,昌以意突目。”这些都是关羽对樊战役失败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上都是造成关羽失荆州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司等量齐观。孙权集团的叛盟、偷袭最为根本。刘备不发援兵次之。关羽本人的缺点与失误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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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羽的北进

作者:杀人无血

  关于关羽的北进

历来对关羽的北进都有两种说法:史家多数抱定“主动战略进攻论”,军界则多数认为是“由战略防守引发的战术进攻”。下面从军事角度看看关羽整个北进过程中的战术行为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更合理?

本人是坚定的“由战略防守引发的战术进攻论”者,所以本着“破彼立此”的原则先来评价“主动战略进攻论”。

若此结论成立,从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必须做到的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战略部署,这是进行战略进攻的前提。无论是隐蔽部署还是非隐蔽部署都必然引起整个荆州战略部署的变动。而从整个樊城系列战来看,荆州的战略部署变化是在于禁部被歼灭后(也是陆逊通书以后),荆州东线防御部署由整体布防变更为收缩据点(公安、江陵为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大规模的战略部署竟然是在战略进攻开始后好久才发生的变化,其直接后果就是一线部队缺乏后援,整个荆州军团既要保持完整的东线防御,又要为一线部队(关羽部)保留一部分后援部队(歼灭于禁时才参战的水军,也就是吕蒙通书后才由荆州抽调的部队),那么关羽还能有多少部队投入到一次“主动战略进攻”中呢?

没有大规模集结部队就进行“跨河式突击”(先攻樊城后围襄阳)的战略进攻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关羽先期投入的部队不会超过两万,去对以襄阳、樊城为防御支撑点的曹魏中线防御体系;而且是直接攻击支撑点的楔入式突击!难道是关羽有必胜曹营第一名将的把握么?答案显然不是。那么难道是关羽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基本素质么?更不是。那么是怎么回事?有一个解释相对合理一些:就是曹仁的中线兵力不是很雄厚,关羽有把握将其击溃乃至直接夺取樊城,所以才会直接攻打樊城。那么,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关羽没有直接大规模调集部队全面围攻襄阳、樊城?既然区区两万来人都有把握破曹仁,那么大规模作战(调集三、四万军队)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樊城。既然这场战斗是关羽挑起来的,那肯定不会存在荆州军准备不足的原因。要知道是年七月曹操军还没返回洛阳,而七月关羽已经和于禁、庞德开战了。可以说关羽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北进(最少也有一个月:整个六月份),如此充分的时间竟然没有完成战略部署就进行主动战略进攻,难道关羽真的是什么也不懂拿战争当儿戏么?要真是如此的话“主动战略进攻论”才能成立。假定我们跳过这个条件,那么曹操在派遣援军上竟然并未下令徐晃就近增援,而是舍近求远调集于禁南下。徐晃虽然兵力不足以击退关羽,但是进行最起码的牵制性增援还是不成问题的。总不成徐晃是光杆司令吧?还有曹操难道对曹仁的防守信心是十足的么?要是防守信心十足还调援军干吗?直接等自己统一率领部队南下算了,反正曹仁也能守住。而以樊城位置的重要性(整个曹魏中线防守的支撑点,其作用几乎相当于南宋时期的襄阳)和救兵如救火的道理曹操竟然做出舍近求远的决定的确是匪夷所思。要解释这点只能用曹仁兵力够用来做解释,可是既然曹仁兵力够用那么关羽怎么还会不调集大部队作战???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武圣”?

从以上分析我个人觉得关羽之所以不是“主动战略进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充足的时间内没有进行战略部署就仓促发动进攻,还有曹操舍近求远的应对策略也是大问题。

下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是年五月曹操回到长安,派徐晃进驻宛城,与曹仁呼应,为大军在中线南下作战进行准备。七月,派于禁、庞德部南下襄樊,但是在于禁、庞德部赶到前关羽率领荆州北线部队突袭樊城(很可能是水路突袭),同时调集荆州机动部队镇守江陵防备襄阳军并作为支援部队。此时的关羽部兵力当在两万以内,兵力优于曹仁,事实上的确将曹仁困在樊城。可以说关羽的行动应该是得知于禁的七军南下时才动手的,意图很明显:不让于禁的七军占住汉水岸据点,或是延缓于禁七军的准备速度。因为于禁的七军是曹操军中唯一的成建制的水战部队,可以说关羽的意图就是为己方争取时间,从而在江陵----汉水一线从容布防。而七军的战斗力可以说是超强的,一上来就给关羽军一个下马威,连关羽本人都受了伤。但最要命的事情不只如此,而是于禁军并未屯扎在樊城的正北,而是屯扎在靠近汉水一侧(西北),这样关羽军的作战意图无法实现,一旦于禁军调集到船只关羽军就有被全面追杀的危险(陆路也无法从襄阳线退却),而在这个时候会水不知水性的北方军队吃了大亏。关羽从荆州北线抽调部队由水路北上借助天时、地利全歼于禁。这是一个偶然所得,但是却完全歼灭了曹军的南下主战军团,于是关羽才开始对荆州进行大规模战略部署调动(也就是在陆逊通书以后)。由此才开始转化为一次战略进攻。

史书记载“秋七月,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无法证明关羽当时在樊城,只能说明于禁的南下意图是攻击关羽军(荆州)。

“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史家理解为关羽在樊城,但是我们却一直是认为“命令曹仁在樊城集结部队讨伐关羽”,原因是从其他部队的调动上来看完全是战略进攻的部署。

“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等等,都说明曹操进行的不是防御部署,而是攻击部署。徐晃屯宛城的初衷不是协助曹仁,真正的意图是卡住东三郡的部队骚扰来确保中线集结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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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失荆州与樊城之役

作者:不详

  刘备借到荆州后,关羽一直驻守在荆州。公元211年,刘备西进益州,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卫荆州。公元214年,刘备攻取益州到了关键时候,加之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随同刘备入川的庞统在进攻雒县时阵亡,刘备命诸葛亮迅即入川。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支率兵溯江江而上,向巴东、江州等地进发。从此,镇守荆州的重任完全落在关羽肩上。

  荆州的得失事关重大,关羽对此完全明白。他对东吴和曹魏的防守非常严密,一直没有疏忽过。东吴和曹魏都知道关羽威武不好对付,也不敢加以侵扰。应该说,在樊城之役以前,关羽对荆州的防守是成功的。问题主要出在进攻襄樊以及跟孙权方面的严重失和上。

  公元219年,刘备在与曹操争夺汉中取胜之后,于当年的秋七月,在沔阳自称汉中王。同年八月,关羽乘孙权进攻合肥、曹操带兵在关中之机,发动了北攻襄樊战役。从战争时机的选择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进攻襄樊之初,也没有放松对荆州的防守。

  当时驻守襄樊的曹军由曹仁统率。曹仁命将军于禁、庞德等守屯樊城以北一带。关羽利用下大雨汉水猛涨洪水爆发的有利天时展开进攻,活捉于禁斩庞德,攻占襄阳围樊城,取得了水淹七军的大胜利,使樊城成为被关羽重重包围、孤立无援的一座危城。

  关羽的胜利,促使许昌以南群盗起来造反,成为关羽所属势力,与关羽遥相呼应,并推动许昌内部的反曹力量密谋反对曹操。关羽“威震华夏”。同年十月,曹操引军回来到达洛阳,一度跟部下商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曹操方面分析刘备、孙权之间外亲内疏,对于关羽得志,孙权必定不愿看到。司马懿等建议派人劝说孙权威胁关羽后方,答应割地给孙权。这样,樊城之围就可以解脱。

  孙权方面对关羽的行动已引起严重的关注。当初鲁肃在,总是劝孙权说,曹操尚在,不能跟关羽闹僵。边境上有点小磨擦,也比较迁就关羽,不大计较。公元217年鲁肃逝世后,由吕蒙代替鲁肃职务主管吴州。吕蒙跟鲁肃不一样,主张谋算关羽,夺取荆州。吕蒙认为,关羽素来骁雄,有兼并吴属荆州之心,而且关羽据守在东吴上游,不能让他的势力长久存在。他一上任,就秘密上书孙权,建议尽快消除关羽这一后患。孙权当时主张先取徐州,吕蒙认为还是先取关羽,最后孙权赞同了吕蒙的建议。这说明,东吴对于跟刘备结盟共同对付曹操的战略,在吕蒙接手吴州以后,早有了改变。在此之前的公元217年春,曹操由合肥大举进攻孙权时,孙权曾派使者向曹操请求投降,曹操答应愿建立友好关系。关羽北攻襄樊一时威震华夏,东吴方面更加畏惧关羽势力的强大,就进一步加紧策划谋算关羽。

  孙权本来对关羽很恼怒。他曾经为自己了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大骂:我虎女岂能嫁给他犬子!关羽对孙权如此蔑视,孙权自然不会对关羽有什么好感。当关羽进攻襄樊时,吕蒙又向孙权上书,让他以治病为名回吴都建业,使关羽放松对后方的防守,把驻防的部队调到作战前线去,乘他防守空虚之机袭取南郡。于是孙权表面上公开召吕蒙回去治病,暗中加紧策划袭取荆州的办法。吕蒙推荐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心计的年轻书生陆逊接替他职务。陆逊上任到陆口,马上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表明自己才疏学浅,担当此任实在是勉为其难,进一步麻痹关羽。关羽果然上当,对东吴不再存有疑心,撤一部分防守兵力去围攻樊城。

  正在这时,关羽由于得到于禁军队数万人后粮草不足而擅自收取孙权湘关的粮米,这件事成了孙权决定出兵袭击南郡的导火线。

  为了取得曹操的支持,孙权在出兵袭击关羽之前秘密写信给曹操,请求曹操允许他讨伐关羽,并请求不要把消息泄漏出去,使关羽有所防范。曹操跟部下商量结果,决定一方面答应给孙权保密,一方面把他泄漏出去,于是将孙权书信射入樊城和关羽驻军之中。当时曹操派出的援军还没有到达樊城周围,城中将士得知此信,士气倍增,同心固守。关羽获知这个消息后,对是否放弃包围回救荆州,一时犹豫不决,他认为自己的后方防守坚固,樊城已指日可破,不肯丢掉这个机会。

  孙权方面,以吕蒙为最高统帅,率兵向荆州进发。到接近荆州之地,把精兵埋伏于船中,招募一些百姓摇橹,令将士化装成商人,昼夜兼程前进,把关羽设在江边守望的官兵一个个抓了起来,在一点风没有透露的情况下到了南郡。守卫公安的将军傅士仁、守卫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在兵临城下之时,先后投降了吕蒙。浅层次原因是他俩对关羽前线的军资供应未能全部到达曾受到关羽的责备,关羽说过回去以后一定要治罪,怕关羽回来后处分他们,实质上是他俩贪生怕死。平时因关羽对部下傲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够融洽。
  吕蒙袭取荆州后,十分注意收买人心,发布军令不准骚扰百姓,不准在民间索求财物,违令者斩。他的一个同郡亲兵因为拿了百姓家里的一个斗笠遮盖公家的铠甲,吕蒙流着眼泪把这个亲兵杀了,全军都为之震惊、害怕,江陵城内道不拾遗。吕蒙还在早晚派出身边的人慰问和抚恤老人,给他们送医送衣送粮;对得到的关羽及其将士们的家属一律给以抚慰,照顾得比关羽在江陵的时候还好。

  关羽本想守取樊城再回救荆州后,但曹操的援军已到。紧接着,跟曹军前锋徐晃的交战失利,包围圈被打破,只得撤走,而船只仍据守在沔水,去襄阳的路又隔绝不通。等到得知失守后,再立即向南撤退为时已晚。虽然曹操下令不让穷追,对关羽采取“存之以为权害”的策略,但关羽已没有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夺回荆州。特别是当关羽派到江陵打听消息的人回来相互传告,都知家中平安,所给待遇比以前还好,军中更是斗志丧失殆尽,军士们纷纷离散。

  关羽北攻襄樊,刘备远在汉中,鞭长莫及。据守上庸(今湖北竹溪县)的刘封、孟达本可接应一下关羽,但他们按兵不动。关羽自知已陷入孤立穷困的境地,西走麦城(今当阳河容),最后只剩下10余骑朝南漳方向逃跑,于这年十二月,被孙权部将潘璋部下马忠,在章乡(今远安)擒获,与其子关平等一起被杀。

  关羽镇守荆州前后有10年余,平时在防守上并没有出现明显差错,但在樊城之役中,集中暴露出他刚愎自用、骄傲自大等性格上固有的弱点,在处理同东吴的关系上反映出他政治上缺乏远见、外交上不善应对等武夫式的通病,到头来终于葬送了荆州、葬送了《隆中对》规划的统一大业,本想策应刘备称王扩展势力建战功,结果反使自己身首异处,还导致他的结义兄弟先后伤命。大意失荆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至今闪亮于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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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

朱 大 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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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羽崇拜现象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王、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这个过程也就是关羽由人变为封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仰的神的过程。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者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1]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唐代关羽作为名将,已进入“武庙”(当时主神为姜太公)陪祀。至北宋徽宋(1101—1125)崇宁元年(1102年)始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义勇”二字,称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元代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显灵武安济王。史称元代关羽“英灵义烈遍天下,故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千载之下,景仰响慕而犹若是”。[2]明朝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建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3]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4]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式决定把地安门西关帝庙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除每年定期拜祭外,“又定国有大灾则祭告”。[5]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对关羽的晋封由王提高到帝,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6]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改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方孝儒《关王庙碑》文说:“(关羽死)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不忘”。[7]至明末又尊崇关帝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

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早从关外已经开始。崇德八年(1643年),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8]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对关羽为的崇祀,如从皇帝封敕和百姓祭祀相结合看,起源于两宋,发展于元至明中叶,深入普遍于明后期和清代。明末人刘侗说:“其(关羽)祀于京畿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9]据万历时人统计,仅宛平县属就有关帝庙51座。当时北京城内外分属于大兴、宛平两县。加上大兴县的关庙,明末北京城内外关帝庙总数“至少接近百所”。[10]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牢”。[11]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祐关圣大帝”。[12]同时规定祭文由翰林院撰拟,祭品由太常寺备办,官建祠宇版位座数由工部制造,还特准地安门外关帝庙正殿及大门瓦改用纯黄色琉琉,与孔庙相一致。嘉庆十九年(1814年),清廷在平息京师和河南滑县两地天理教起义以后,即以“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加封“神勇”二字,“并颁滑县庙宇御书匾额曰佑民肋顺”。[13]咸丰二年(1852年)加“护国”,次年增“保民”,六年(1856年)添“精诚”,七年(1857年)再增“绥靖”。到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对关羽的封号已加至22个字,合称:“忠义神武灵祐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14]。据统计,有资料可查的50个府、州、县、乡共有480余处关帝庙宇[15]。台湾据1930年统计,关帝庙为150座。此外,直隶良乡又祀刘、关、张三人的三义庙12座,霸州三义庙14座,蓟州三义庙3座。光绪《怀来县志》称:“其外各村堡庙不俱载”。咸丰《因安县志》说:“(关庙)在村者不可胜数”。乾隆《宝鸡县志》称:甚至有“一村两庙”。光绪《海门厅图志》云:“民间私祀关帝庙处处有之”。光绪《兰溪县志》载:关帝庙“四乡多有”。乾隆《万全县志》称:“民间设祀者皆不备载”。光绪《长治县志》云:“村镇关帝莫不崇奉”。光绪《长汀县志》称:“关帝庙在各乡各坊者悉难数”。同治《祁阳县志》说:“村镇之处,多祀关、岳二圣,或专或兼,祠宇未及悉登”。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说:“民祀关帝庙,所在皆有之”。道光《澂江府志》云:“各村落俱建(关帝庙)祀。”由此可见,关羽信仰之普及化,它已触及到县以下的村落镇堡中去了,这是明清以来封建国家敕封诸神中所很少见到的。关于建庙时间,如山东潍县27座关庙,有年可考的15座,建于宋代一座,元代一座,明代8座,清代5座。通州(今北京通县)21座,一座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4座建于明代,其余大体建于清代。《束鹿县志》有7座关庙,除1座建于清代外,其余6座中1座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两座建于万历时,三座建于崇祯年间。[16]广东《兴宇县志》记共有四座明建关庙,最早的建于正德九年(1514年)另三座建于崇祯时,乾隆二年(177年)修一座[17]。浙江兰溪县,有一座关庙建于宋绍兴年间,另有四座建于清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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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胡琦《关王事迹》卷3《显烈庙记》。此书成于元至大元年(1309年)正月。

[2] 元郝经《郝文忠公集》卷33《汉义勇武安王庙文》。《关侯事迹汇编》卷8《艺文》,宋超《义勇武安王庙记》。

[3] 《明史》卷50《礼志》4。

[4] 《明史》卷50《礼志》4。

[5] 枕榜《宛署杂记》卷18“恩泽”、“祀祭”。

[6] 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条。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则说由王封帝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

[7] 明方孝儒《逊志斋集》卷22。

[8] 崇厚《盛京典制备考》卷2《庙宁》。

[9] 刘侗《帝京景物 畧》卷3《关帝庙》。

[10] 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本文这部分多参考此文。

[11] 萧奭《永宪录》续编,雍正六年二月甲午。

[12]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438《礼部》、《中祀》。

[13] 《清仁宗实录》卷282,嘉庆十九年正月丙寅。

[14] 《清宣宗实录》卷132,道光八年正月癸亥。

[15] 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40年第三期。

[16] 刘昆康熙《束鹿县志》卷二《坛庙》。《嘉庆志》记载同。

[17] 仲振履威丰《兴宁县志》卷三《祠祀》。

[18] 秦簧光绪《兰溪县志》。


(一)关羽崇拜现象

清代边疆扩大,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境推移,在蒙古、新疆、西藏及东北地区,也建立起一座座关帝庙[1]。张鹏翮随内阁大臣索额图等经蒙古去俄罗斯议和时,沿途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关帝庙,其记说:“故使远人,知其忠义也”。[2]据记载,在清代“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在厥惟关羽”。[3]西藏拉萨、日喀则、磨盘山(今古隆县属),以及川边的里塘、打箭炉(今康定)等地,亦于清初开始逐渐建立起关帝庙。据说有的地方“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后经“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士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4]西藏“汉番僧俗奉祀(关帝)惟谨,”或“蕃人亦知敬畏”。[5]新疆地区,从清初开始,也建立起关庙。嘉庆初年,洪亮吉遭贬流放伊犁时,他从嘉峪关往西,直到惠远城(伊犁将军建牙地),“东西六十余里,所过镇堡城戍人户众多者,多仅百家,少则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庙,庙必祀神武。庙两壁必绘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一署周仓”。[6]清赵翼曾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7]

明清时期中国崇奉关羽,对其周边各国也有强烈的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清政权派军队到朝鲜援助抗倭作战,“见朝鲜遍祀关帝,诵述满其国中”。[8]越南、流球等国也都立庙奉祀关羽。流球国人程顺则作《流球国创建关帝庙记》中说:“祝帝之意果何为也者,不知帝之正气可以塞天地,帝之大义可以贯古今,能使后之为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9]清代的册封使每到流球,都要临庙祭奠。在越南,有的关帝庙还修得十分壮观。像南方边和镇关庙“在大铺州南三街之东,面瞰福江,庙宇宏丽,塑像高丈余”,是一处很有名的场所。[10]

我国解放前,关帝庙普及城乡僻壤。据我亲眼所见,家乡四川川北地区,如南充、南部、西充、监亭、阆中等县,乡乡皆有关庙,有的村也有关庙,香火兴旺。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直到今天仍同大陆解放前相似。《北京晚报》2000年10月13日一则消息,其标题为:“香港警署集体拜关帝”,其内容称:香港尖沙咀警署近月来接连发生警长撞车死亡,一名女警自杀,以及一名警员的12岁独生子坠楼身死等不幸事故,导致该警署人员上下心绪不宁。新任的外籍指挥军官为求下属心安,特准许举行全体人员“拜关帝仪式,以驱除邪气”。日本、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信仰关帝的。尤其在日本东京华人待,关帝庙金壁辉煌,香火昼夜不灭。在我国封建制中后期,为什么人们选中了关羽而不是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也就是说,唯独关羽以一名将领,而成为全国人民甚至域外普遍信仰的尊神,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它同关羽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有无关系,关羽在历史上到是怎样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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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张特留《关帝志》二册。

[2] 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3] 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356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卫藏通志》卷6《寺庙》。

[23] 《卫藏通志》卷6寺庙》;陈登龙《里塘志畧》卷上《庙宇》。

[6] 《更生斋文甲集》卷3,《长流水关神武庙碑记》。

[7] 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条。

[8] 万立衡《关侯事迹汇编》卷2《祀宇》。

[9] 周煌《流球国志》卷15《艺文》。

[10] (越)《嘉定通志》卷6。

(二)关羽生平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字数,虽比同卷张飞(780字)、马超(660字)、黄忠(250字)、赵云(370字)等传的字数要多,但也只有950个字,仍嫌太少,其许多重要史实不详,需要辨析钩沉,以便显示其生平业绩。

关羽是三国蜀汉一员主将,其生卒年不详。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卒于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年63岁,故当生于东汉延熹四年(161年)。东汉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刘备在家乡涿县(今河北涿州)聚众起兵时24岁。关羽本河东解县(今山西解县)人,亡命涿县。他与张飞正于此时投靠刘备。史称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1]可知关羽比张飞年长,而关、张二人又“兄弟事刘备”。[2]古人相知,一般以年长为兄,年少为弟,而且关羽随刘备周旋,“稠人广坐,侍立终日”。[3]刘、关皆重儒家伦理,当时并非君臣,若非关羽小于刘备,上述情况似不合当时礼仪。古人以20岁成人加冠,称为“弱冠”,以体未壮为弱,后沿称年少为弱冠,准此,20岁以下皆可称年少。张飞投靠刘备参战,当不会小于17、8岁。那么,关羽比张飞年长数岁,而又小于刘备,他投靠刘备时当在21、2岁左右。若依22岁计算,关羽大约生于东汉延熹六年(163年)左右,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随刘备征战约35年,卒时年约57岁。

刘、关、张三人,关系不同寻常。据史载,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禦侮”。[4]又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5]关羽离曹营奔刘备时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6]关羽身亡后,魏国君臣曾料刘备是否为关羽报仇而伐吴?刘晔曾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7]由上可知,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如同父子兄弟之情深义笃。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刘备在涿县起兵后,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关羽为刘备属下,时年约22岁。初平年间(190—193年),在镇压黄巾大起义中,关东诸将“务相兼并,以自强大”。[8]初平二年(191年),河北公孙瓒派田楷、刘备攻占青州有功,以刘备为平原相(职同太守)。关羽为备别部司马,统部曲,时年约29岁。兴平元年(194年),曹操攻徐州牧陶谦,刘备救谦,谦益以4千兵,刘备遂去田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剌史,屯小沛(今江苏沛县)。同年十二月,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外也”。[9]谦卒,竺率州人迎刘备领徐州。关羽为其部属,时年约32岁。

建安元年(196年)夏,袁述攻刘备争徐州,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徐州治所),自率关羽等拒术。备败,降于吕布,布以备为豫州剌史。同年冬,袁术遣步骑3万再攻备,布救备。稍后,备势力强大,布反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以为豫州牧。建安三年(198年)12月,刘备从曹操破擒吕布后还许昌。曹操拜刘备为左将军,又拜关羽、张飞皆为中郎将[10]。关羽时年约36岁。建安四年(199年),刘备离曹操东走,袭杀操徐州剌史车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刘备使关羽守徐州州治下邳,行太守事。刘备为豫州剌史,领兵还驻小沛。王忱《魏书》则说刘备以关羽领徐州剌史[11]。刘备曾先后领徐、豫二州牧,极欲控制徐、豫二州,此时既杀徐州剌史车胄,以关羽为徐州剌史,因驻徐州治所下邳,兼行下邳太守事,以便控制徐州,这种可能性较大。关羽时年约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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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卷6《张飞传》。

[2] 韩康祖《关壮缪侯事迹》卷6《实录出处》上。

[3]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4]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5]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6]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7]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晔传》。

[8] 《资治通鉴》卷60,《汉纪》卷52,献帝初平二年。

[9]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0]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太平御览》卷241《职官》“中郎将”条。

[11]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魏书》。

(二)关羽生平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备败投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1]同年四月,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操遣张辽、关羽为先锋击良,羽斩良于万军之中。操拜羽为万寿亭侯。关羽时年约38岁。此后不久,关羽从曹营投奔刘备。同年秋,刘备以袁绍非霸业之主,阴欲离去,假以南联刘表为名至汝南。曹操遣大将蔡杨击备,为刘备、关羽等所杀。

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击败袁绍主力后,亲率大军攻刘备于汝南。关羽随刘备南下,依荆州剌史刘表。刘表为刘备“益其兵,使屯新野”。[2]关羽随刘备至新野,时年约39岁。建安七年(202年)秋冬之际,刘表派刘备北上畧地,关羽随军至南阳郡叶县曹操所辖地。曹操派大将夏侯敦、于禁拒刘备军。备与关羽等佯退设伏,大败曹军。关羽时年40岁。

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建立蜀国,内修政理,南抚夷越,东联孙权,待机从荆、益两地北伐中原,以实现统一的政畧和战畧方针。关羽时年约45岁。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卒大军南征刘表。刘备由樊城南下,别遣关羽率水军万余人,乘舟船百余般,原准备在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会师。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3]率轻骑5千日夜急追,并先占领江陵。关羽只好率军济汉水(古称沔水)与刘备军合,恰遇刘琦(表长子)军万余人,同至江夏郡治所夏口(今河北武汉市)。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冬,经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回北方,临行派乐进守襄阳,曹仁、徐晃守江陵。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4],以阻击襄阳南下援军。曹操汝南太守李通救仁,在江陵北面与关羽军大战。李通“下马拔鹿角(古时一种防御工事,把树枝削尖半埋地下,以阻止敌人进攻)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5]。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十二月,刘备占有荆州江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以关羽为盪寇将军、领襄阳太守,屯驻江北。东汉时襄阳为县,属南郡。当时襄阳为曹军占有,刘备新置襄阳郡使关羽遥领,这种安排显然预示着关羽将担当向北发展的重任。此时关羽约46岁。

建安十四年(209年)12月,曹仁从江陵退守樊城。孙权以周瑜领南群太守,据江陵。建安十五年冬,孙权以南郡资刘备,与其共拒曹操。刘备驻江陵,为关羽向北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十六(211年)冬,关羽向北徇地,曾先后与曹操所派守将乐进、文聘等战于寻口(今河北钟祥市西南)、荆城(今河北钟祥市汉水东西岸),又与徐晃、满宠等战于汉津(指江陵北汉水下游地区)。[6]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赵云守荆州,自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关羽时年约49岁。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关羽向北扩地,与曹操襄阳守将乐进大战于青泥。[7]据韩康祖考证认为,以当时军事形势看,青泥不应在襄阳城西北30里之青泥河[8],而实际上在今湖北钟祥市南,此处距江陵约110公里,距襄阳约90公里。此说当是[9]。此时关羽约50岁。这段时间关羽趁诸葛亮、张飞、赵云在荆州,自己向北扩地,后来北伐时,在襄阳、樊城之南未遇抵抗,可见其向北有较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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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2]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4] 《三国志·魏书》卷18《李通传》。

[5] 《三国志·魏书》卷18《李通传》。

[6] 《三国志·魏书》卷17《乐进传》、《徐晃传》卷18《文聘传》。

[7]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8] 《太平寰宇记》卷144及《方舆纪要》卷79皆云青泥在襄阳城西北三十里之青泥河或青泥池。

[9] 韩康祖《关壮缪侯事迹》卷三《释地上》“青泥”条。

(二)关羽生平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在益州长期攻洛城不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偕同张飞、赵云等率兵进益州。至此,关羽全权董督荆州军政事。由此知关羽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羽时年约51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取益州,欲图荆州,遂擅署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将其长吏尽逐走。权派吕蒙督二万余人取三郡,三郡降。刘备率军5万至公安,遣关羽率3万军入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争南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并召吕蒙急还助肃。此时曹操将兵伐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与孙权和好。双方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关羽时年约53岁。经过此次孙权争夺荆州,关羽深知以荆州为战畧基地向北发展的艰巨性,从而用三、四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荆州东部防御,建筑江陵南城[1];另一方面,大量积聚军资战具,制造舟船,大练水军,以便待机沿汉水北伐。据《吴录》记载:“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2]吕蒙偷袭江陵,史言“孙权取羽辎重”。[3]又说:“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4]前此,文聘曾“攻羽辎查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5]。所有这此表明,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6]。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袞,“与关羽连和”[7]。关羽时年约56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畧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以防吴,亲率大军北上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8]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十月,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公安,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离江陵约40公里),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9]被擒杀。时年约57岁。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蜀汉后主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10]据韩康祖考证,古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云:“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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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舆地纪胜》卷64、卷27;《水经注》卷34《江水》。

[2]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注引《吴录》。

[3] 《三国志·魏书》卷23《赵俨传》。

[4]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5] 《三国志·魏书》卷18《文聘传》。

[6]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裴注引《三辅决录注》。《资治通鉴》卷58,《汉纪》60建安二十二年。

[7]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8]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卷、26《满宠传》、卷17《于禁传》。

[9] 《水经注》卷32《漳水》条。

[10] 《三国志·蜀书》卷6《赵云传》。

[11] 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卷二《考证》“追谥公曰北缪侯”条。又参考《三国志帝证》卷23·5下。

(三)名将风采

魏文帝君臣皆称关羽为蜀国“名将”。[1]这种赞誉符合历史真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谋士郭嘉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2]魏国名臣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3]《三国志》作者陈寿云: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为世虑臣”。[4]当时人常称誉武将“为万人之敌”,谋臣为“万人之英”。[5]这里“万人”乃多的概数,武将言其武勇胆识、武艺超群;谋臣则言其立国安邦,文武谋畧在众人之上。曹魏谋臣刘晔更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6]孙吴名臣周瑜称关羽“皆熊虎之将”。[7]吕蒙数称:“关羽实熊虎也”。[8];“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关羽骁雄”。[9]陆逊称关羽为“当世雄杰”;关羽有“骁气”。[10]这里所谓“熊虎”,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之凶猛者,以此喻关羽乃武将中之佼佼者。所谓“雄杰”、“骁雄”、“骁气”,都是指关羽具有名将的英气、骁勇和风度。总之,上述诸人对关羽的各种称道,表明在关羽身上体现了名将所应该具有的骁勇非凡、武艺绝伦、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素质。

关羽的名将风采,集中表现在他同袁绍大将颜良的一次战斗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与曹操在逐鹿中原时,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大将颜良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阻击颜良军。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望见(颜)良麾盖(指大将征战所乘戎车,设幛麾张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陈寿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将袁曹两军主将对阵时,关羽所表现的雄杰、虎威、骁勇的名将风采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关羽“剌良”,显然是用长戟或长矛,斩其首是用大刀[11]。长戟、长矛、大刀乃是当时武将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张飞也用长矛杀敌。曹操骁将典韦临战,“但持长矛撩戟”,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12]公孙瓒战斗,“自持两刃矛”杀敌。三国稍后,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而走”。[13]后赵将领冉闵“攻战无前”,临战“乘赤马朱龙,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14]

关羽在万众敌军之中,斩上将之头,如此英姿潇洒,从容不迫,以致在后世武将中传为佳话,多以关羽为榜样。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15]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威名甚重”,其部属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16]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鲁爽反叛,名将薛安都奉命征爽。临战,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17]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明徹率大军北伐,攻北齐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率大军10万增援,其前锋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惮之”。明徹谓名将萧摩柯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柯饮酒毕,骑马冲齐军,西域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柯遥掷 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又斩齐军前锋大力十余人,齐军退走”。[18]北魏杨大眼、崔延伯“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大眼身为将帅,常身先士卒,“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19]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上述将领共有13人。他们战斗意气风发,勇猛异常,武艺过人,时人以名将关羽相类,表明关羽战斗作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武将对关羽的崇拜。

关羽并非只有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此点,试以关羽的北伐为例证。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20]。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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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晔传》。

[2] 《三国志·魏书》卷14《郭嘉传》注引《传子》。

[3] 《三国志·魏书》卷14《程昱传》。

[4]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张飞传》后论。

[5]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6]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晔传》。

[7]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传》。

[8]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9] 《三国志·吴书》卷13《陆逊传》。

[10] 《三国志·吴书》卷13《陆逊传》。

[11] 《三国志·吴书》卷9《鲁肃传》记肃与羽为荆州两人争论时,羽气愤“操刀起谓曰……。”

[12] 《三国志·魏书》卷18《典韦传》。

[13]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14]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传》。

[15] 《晋书》卷81《刘遐传》。

[16] 《宋书》卷43《檀道济传》。

[17] 《南史》卷40《薛安都传》。

[18] 《南史》卷67《萧摩柯传》。

[19] 《魏书》卷73《杨大眼传》。

[20] 参考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载《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

(三)名将风采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临北伐前,除增兵加强公安、江陵的防备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随时侦察吴军功向。实际上,对吴国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180公晨,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了。

关于北伐战略战术布署,可以分为五点:第一、这次北伐的战略目标,乃是夺取曹魏在荆州北部的两个据点襄阳、樊城,以便作为将来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阳在汉水与淯水合流处的北面,樊城在襄阳沿汉水上溯的9公里处,两城皆依傍汉水,故决定秋季雨水季节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汉水发挥水师的优势;第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襄、樊守军,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军;第四、致函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请其派兵从西北面支持,使樊城两面受敌;第五、派小股游军北进,威脅许昌,以动摇襄、樊守军。

战争开始后,关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率大军围曹仁于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军助仁。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樊七军和曹仁别部庞德军被水淹没,于禁、庞德避水登高堤上。关羽利用强大“舟兵”,乘大船攻击,四面放箭,战斗异常激烈,从早晨战至日中,于禁势穷投降,庞德被俘杀,共俘曹军3万余人。关羽消灭了于禁援军后,围禁城数重,内外断绝,樊城粮食将尽,危在旦夕。又遣别将围曹仁别帅吕常于襄阳,以阻止其援救樊城,并迫使曹魏荆州剌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

关羽先派游军北上颍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地区活动,此地离曹魏都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约75公里,当时轻骑兵一日便能到达。于是,北方震动。十月,弘农郡陆浑县(今河南嵩县北,离洛阳约60公里)民孙狼以吏民反役“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盗,自许昌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1]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2]“议徙许都以避其锐”。[3]经蒋济等劝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军助仁,以解樊围。又派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关羽派别军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4]以阻击徐晃援军。徐晃因“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5]遂前至离偃城西北十里的阳陵陂屯营,犹豫不进。[6]曹操又派将军徐商、吕建等助晃。[7]此时,曹魏群情汹汹,皆以为曹操如不亲征,曹仁、徐晃等必败。曹操自洛阳南下,欲亲征关羽,驻军摩陂(在郏县东南)。此处距许昌45公里。[8]曹操驻此,实际上一则为镇慑北方,捍卫都城安全;再则遥控襄、樊前线战事。曹操驻军摩陂后,又接连遣殷署、朱盖等十二军诣晃助阵。仍恐徐晃等军为关羽所破,又密令驻守在居巢(今安徽铜城县南)防吴的张辽军,以及袞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9]当各路援军陆续前至,在樊城北双方一场大战后,军事形势逐渐向对关羽军不利方向发展。关羽当机立断,决定有计划地主动撤退。先从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围头、四冢屯营,然后又利用汉水舟师撤樊城围,退至襄阳。正当此时,江陵、公安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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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附《胡招传》。《资治通鉴》卷68,《汉纪》卷60建安二十四年十月。

[2] 《三国志·魏书》卷14《蒋济传》。

[3]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4] 《三国志·魏书》卷17《徐晃传》。《方舆纪要》卷79云偃城在樊城之北五里。

[5] 《三国志·魏书》卷17《徐晃传》。

[6] 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卷4《释地下》“阳陵陂”条。

[7] 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卷4《释地下》“阳陵陂”条。

[8]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豫州》,中国地图出版社1975年版。

[9] 《三国志·魏书》卷17《张辽传》、卷15《温恢传》、卷23《裴潜》传。
(三)名将风采

在五个月北伐战争中,关羽按照预定谋略,利用汉水以步、骑、水师联合作战,重点围困襄、樊,阻击援军,并派游军北上,联合反曹势力,从而使北伐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曹操先后派满宠、于禁、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共11人(将领7人,参军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未到樊城外,其余8人都参加了樊城战役。于禁七军被关羽所俘3万余人,[1]加上死亡逃散的,当不下4万人,每军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渊以重兵守汉中,夏侯渊战死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当不下万人。殷署、朱盖等12军,殷署一军为5千人,[2]其余11军仍以每军5千人计,徐晃、殷署、朱盖等军共约7万人。曹仁、吕常所领樊城、襄阳守军,当不下1万人。曹魏方面,最后阶段守军和援军,总共大约有8万余人。关羽荆州军大约总数5万人[3],除留守后方外,北伐主力军约有4万余人。以此前后对抗曹军12万,中期以后对抗曹军8万余人。在战斗中,俘降其将领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杀其将领1人,消灭曹军主力近4万人。而关羽荆州军无论进攻或撤退,都按预定谋略进行,井然有序,无重大伤亡。应该说,其战绩是显著的。

就北伐整体战局而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战役,因为曹操亲至摩陂坐镇指挥,调兵遣将,同关羽交锋的将领如曹仁、于禁、庞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而且关羽又是在刘封、孟达等援军不到,以寡不敌众,孤军奋战的形势下指挥的这场战役。尽管为此,关羽面对强敌,无所畏惧,既按预先谋略,并发挥其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在北伐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消灭主力援军时,充分运用水军的优势;围城阻援时派出游军北扰,并利用北方反曹势力;在战局趋向不利时,又主动撤退,因而关羽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战绩。所有这些表明,关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枪实战的非凡本领,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挥大型战争能力的名将。

关于关羽的败亡,元代郝经曾咏诗说:“关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4]这里“底事”当指吴蜀荆州借还之争,以及关羽由威镇华夏而顷刻败亡原因的众说纷纭。前者姑且不论,而关羽败亡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五点:一、在襄、樊遭遇强敌,甚至曹操遥控指挥,不能尽快结束战斗;二、后方孙权违盟,亲率超一流统帅吕、陆二人乘机偷袭;三、关羽矜骄凌人,江陵失火烧军器,又严责糜芳,助其临阵投敌;四、刘封、孟达不和,未派援军相助;五、在五个月长期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此点千载为人所不解。黄恩彤云:“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5]姚范也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指刘备、诸葛亮)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6]黄、姚二人都认为,关羽失败主要责任在刘备、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说。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7]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降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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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孙权传》。

[2] 《三国志·魏书》卷23《赵俨传》。

[3] 按建安二十年刘备使关羽驻益阳与鲁肃相抗为3万人,当时北面肯定留有军队防魏军,而且到建安二十四年北伐,经过四年的扩展,增至5万人,当不虚。

[4] 元郝经《曹南道中憩关羽祠》。载《郝文忠公集》卷15。

[5] 《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恩彤论。

[6] 《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姚范论。

[7] 关于蜀汉荆州失守一系列问题,我在38年前的拙作《隆中对与夷陵之争》(见《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一文中,已有详论,可供参考。

[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2页。


(四)人格魅力

刘、关、张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后来诸葛亮又加入这个特殊的集团。当时人论及蜀汉兴亡时,总是以这四人为代表。他们的出身和开始所走的道路,虽说不尽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却走到了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在汉末战乱当头,忧国忘家,振济苍生的仁人志士[1]。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共赴国难的同道者。这个“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战乱,重建统一繁荣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聚结在一起,饱经风雨,而牢不可破。因此,从这个生死与共的集团行为出发,并结合关羽的个人言行,才能对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认识。

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2]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3]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4]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5]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6]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7]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8]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9]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10]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11]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12]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13]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14]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15]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16]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著。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吕、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17]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18]刘壎《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19]: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20]。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21]。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22]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23]。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24]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25]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26]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27]。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慾,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章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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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三国志·魏书》卷7《吕布传》附《陈登传》。《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2]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4]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5]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鲁肃传》。

[6]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卷22《陈矫传》。

[7]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8]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9]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0]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1]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2]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卷22《陈矫传》。

[1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魏书》。

[14]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5] 《后汉书》卷64《卢植传》。

[16] 《后汉书》卷64《卢植传》。

[17] 参考潘民中《<刘备“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事考>补正》见《许昌师专学报》第19卷6期。

[18] 《三国志·蜀书》卷3《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

[19] 转引自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20]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

[21]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2]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3]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4]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5]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26]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

[27]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载《先主遣诏》。

[28]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评论。

(四)人格魅力

关于蜀国贤相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忠实执行者。大家公认,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明”。[1]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说:“嘗读旧史,详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无开国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无治世法术,这四者兼备的,唯有诸葛亮一人[2]。我们曾将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业,归结为三点:修身善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益利而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3]。诸葛亮崇高的精神风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明法等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居主、对家人、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以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唐太宗称道诸葛亮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4]他总结诸葛亮治国八字诀:“忠诚、无私、平直、大信”,[5]要大臣们学习并身体力行。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诸葛亮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6]。大文豪苏轼称诸葛亮为“万乘之师”[7]。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赞扬诸葛亮“精忠大义”,“千载如生”[8]。朱熹“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或书之以赠友人”。[9]民族英雄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10]元代诗人萨都剌歌颂诸葛亮《出师表》所体现的“忠贞大义,与日月同辉”[11]。清朝康熙曾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12]。在封建制时代,有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的说法。实际上,这表明《出师表》所反映的忠干国家民族的精神,与历代爱国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高层领导集团中文班领头人,那么,关羽就是这个集团中武班领头人。《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江表传》称:“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条记载又见《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此乃吕蒙向鲁肃所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可见其真实可信。《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远,三世皆习《春秋》。此说见于碑刻,当有所据。因关羽家世传《春秋》学,羽年少习之,故年长犹能背诵,也足见其对《春秋》研读谙熟。《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春秋》叙事简洁,深寓儒家伦理道德褒贬。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为经,其传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左氏传》详于史实,公羊、 榖梁二传以释义例。关羽从小爱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处身立事道德规范上,同刘备、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刘备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关羽,深知其德才兼备,后来将留守荆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给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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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 《唐文粹》卷55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

[3] 拙著《武侯春秋》第11章《修身养德》,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4]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评。

[5] 《贞观政要》卷5。

[6]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7]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2。

[8] 《剑南诗稿》卷6、卷28。

[9] 《王鲁斋文集》卷13《跋朱子所书<出师表>》。

[10] 《文山先生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2。

[11] 《萨天锡集外诗》。

[12] 康熙朝《清实录》第200卷。
(四)人格魅力

关羽追随刘备约35年,先为兄弟,后为君臣。刘备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斗争生涯中,从县尉小吏到郡国相、州牧,颠沛流离,几起几落,曾投靠过割据势力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他多次被敌军打败,甚至两次连妻子家属被俘。当时群雄逐鹿,不少谋士、武将依据各霸主地盘势力大小,离散组合不常。而关羽对待刘备,不管其处于何种情况,都衷心拥戴,矢志不渝,这在战乱时各种势力盛衰莫测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这既说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见相侔,又表现出关羽对刘备所具有的一种纯真的人间情义。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刘备为曹操所败,奔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为主将下属副将,五品),礼之其厚”。[1]同年四月,关羽斩颜良,解白马之用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曹操素“壮羽为人”,深加宠爱,“暗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特示张辽:“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2]张辽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3]关羽斩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赏赐”,意欲挽留。关羽毅然“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4]曹操部属“欲追之”。曹操制止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5]这段记载内涵丰富,发人深思,历来为人们所赞叹不绝:

其一,当时刘备大败后,军队离散,寄人篱下。而曹操为中原两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统一中原。他对关羽又封官拜爵,赏赐有加。而关羽仍离曹归刘,说明他不为高官厚爵所诱,更显其对刘备的忠义,可贯苍穹。其二,绝不因其对刘备的忠义弥笃,便置曹操的厚爱于不顾,决心要报效而后去,并说到做到。这又表明他不是专注忠义于一人,而是以忠义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说:“关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以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至于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这是“战国之士”所作不到的[6]。其三,关羽对张辽讲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诚心感人。这便是吕蒙称赞关羽的“斯人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7]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其四,他特将曹操给予的一切“重赏封还”,分文不取,“拜书告辞”。[8]不为名利动心,不为封爵絷情,这又表明关羽为追求既定的志向,视名利为粪土的高贵品质。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怀,为关羽忠义所感,让其离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义,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9]。

唐礼部尚书虞世南颂关羽:“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10]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11]元代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文指出:“昭烈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而诸葛亮则始终守一忠。蜀汉君主、文武领班者三人所守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12]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13]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请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种人间真情。刘备甘愿与10万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现其崇高的博爱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贯日月,关羽义薄云天。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制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上述蜀汉最高领导层三个代表人物,其立身处事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于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称赞仁爱、仁慈、博爱、爱心;忠心、忠烈、忠诚;忠义可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义不容辞、仁至义尽等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虽然时代不同,含义也有别。但历史文化不能割断,新旧历史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诸葛亮和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尤其是关羽,他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光辉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制后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或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趋“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14]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5]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祐、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16]“佑我皇明,亿万年祗”;[17]“旌善诛恶康黎元”。[18]“镇抚海澨,再战歼倭”[19]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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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2]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3]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傅子》。

[4]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5]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6] 唐庚《论去曹》,见《三国杂事》卷7下至卷8上。

[7]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8]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9]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

[10] 《武安王集》下《艺文》卷2引《鸟磁鼎铭》。

[11]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58《杂著》。

[12] 刘备、诸葛亮用兵治国则兼用儒、法、兵三家,而且刘备曾因拘泥于某些儒家思想,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失去一些良机,此属另一问题, 不贅。

[13] 《资治通鉴》卷62,《汉纪》卷54献帝建安二年:曹操答孔融曰:“此国家之意”。胡三省主:“国家,谓(献)帝也”。参考《三国志·魏书》卷18《庞德传》。

[14] 《马克思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页。

[15] 《马克思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67页。

[16]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02《汉寿亭关壮缪侯赞》。

[17] 《牧斋初学集》卷82。

[18] 《逊志斋集》卷22。

[19] 《牧斋初学集》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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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3 10:44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关羽围城襄樊评议

作者:凌云雕龙


  一、围城不顺

  关羽北伐荆州结果失败,除了根据地江陵被袭之外,前方久攻樊城不下也是很大的原因。若以全盘眼光来看此一事件,关羽实际上已尽最大能力,但战略上并无胜算。

  围攻樊城开始并不顺利,关羽虽然几乎攻下樊城,而守军曹仁也差一点弃城,但是曹仁最后坚守到援军来救,而令关羽无法得逞。守城援军的战事评估中,虽然第一波援军的于禁、庞德失败,但是第二波援军的徐晃却很成功的阻挡关羽的包围,于是樊城的曹仁解围,得以出城作战,加上徐晃的攻击,正好形成夹攻关羽,所以造成关羽的樊城包围战失败。

  二、敌援夹击

  (一)围点打援,击破于禁庞德

  关羽想要胜利的话,就要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攻下樊城,或是先快一步使用内线作战,击败敌人的援军,再来围城。关羽的指挥能力实际上相当成功,当于禁及庞德以援军姿态驻扎在樊城北方时,正打算对关羽作夹击之势时,关羽趁大霖雨淹水之势,搭乘大型船舰先下手为强。不但大破于禁及庞德的七军,战果还俘虏魏军三万人送回江陵,大水还差淹没樊城,此一威震华夏的威力,甚至令曹操曾经一度想要迁都。

  (二)魏援再续,徐晃救兵来援

  后来徐晃虽成功赶来救援,虽然能攻入关羽所在的营区互相交战,但居然不能打败关羽或是捕捉关羽,关羽还能全身而退,顺利南撤岸边,还能阻止徐晃渡河。奇怪?怎么徐晃好像目送关羽回程,却不攻击呢?因为徐晃攻击关羽无效?还是无法动摇关羽在水路的优势?

  徐晃的攻击,实际上关羽已经无法面面俱到:因为徐晃虽假意攻击围头,实攻四冢,从关羽的角度来看,就是造成关羽两难无法周全──若是关羽集中兵力在围头,四冢的兵力就单薄,徐晃就攻击四冢;关羽集中兵力在四冢,围头的兵力单薄,徐晃就攻击围头;关羽分兵围头及四冢,围头及四冢的兵都单薄,徐晃随意攻击那一个都可以,因为关羽已不再对徐晃享有兵力优势。

  三、敌众势多,防守陆续增援

  不过这是因为形势转变,主客易位的关系,原本关羽攻击樊城已造成包围,后来又从江陵增援,关羽的兵力优势逼迫曹仁陷入困境,曹仁差一点弃城逃亡。后来敌人增加援军徐晃扭转局面,还有加入殷署、朱盖等十二营的兵力,此时的兵力优势已经转变,不再偏厚关羽。然而敌方有大将「张辽」正在往来的路上,还有君主「曹操」本人所率领的兵团,关羽攻击樊城的前途堪虑。也就是说到了敌人增援此一阶段,关羽攻击樊城已无胜算。但是关羽以孤军奋战,还能守住阵地,并反击徐晃,徐晃虽占有利的情势,但无法阻挡关羽的攻势,包括汉水的船运交通还在关羽掌握。

  比较双方阵容:攻方除了关羽外,没有其它大将。守方除了樊城的曹仁及满宠、襄阳的吕常、第一批增援兵力为于禁及庞德七军、第二批增援兵力为徐晃、第三批增援兵力为殷署及朱盖等十二营兵力、第四批增援兵力为张辽、第五批增援兵力则是曹操本人,准备整军会师于摩陂(接见徐晃及张辽)。若是再把夏侯诸曹加进来,等于是关羽一人面对曹操兵团的所有精华。

  四、前线以寡击众,后方根据遭袭

  前面已经分析过实际的作战经过,关羽北伐的征结在于兵力太少,而令战事不利。在抽调守江陵的军队到前线增援时,可惜却因江陵兵力空虚,反被孙权派兵偷袭。关羽前有魏兵援救,后有吴兵夺根,两面作战而左右难以兼顾,此时荆州守将纵使换成曹操,亦无能为力,拙于应付两面作战。

  这已不是关羽本人骄不骄傲的态度,襄樊攻略不顺,实因守方魏援兵多,而非关羽攻得太骄傲而不够谦虚。后方分明是南郡太守麋芳倒戈投降,将军士仁献公安叛投孙权。宛如领导出差在外,留守卫兵变卖房舍,却推词不在家的领导太骄傲,不得不卖国求荣。

  五、与周瑜比较

  关羽之围攻樊城,恰如周瑜围攻南郡。

  周瑜围攻南郡的曹仁,与关羽围攻樊城的曹仁,两次战役的过程最大的差别,就是曹操不对南郡增援,却对樊城增援。关羽只有孤军奋斗,别无援军;周瑜却与程普、韩当、周泰、甘宁、凌统及吕蒙以众凌寡,攻战南郡的孤将曹仁。

  若把条件互换:比方关羽围攻曹仁时,曹操不增援,再给关羽围城时间一年有余,不知关羽是否有机会攻拔樊城?再如周瑜围攻曹仁时,面对曹操五次增援,若无江表诸将协攻,不知周瑜攻拔南郡的机会又如何?

  历史向来以成败论英雄,只因为关羽失败而周瑜成功,所以关羽变成骄傲大意失荆州,周瑜变成军事天才得荆州。若是周瑜也遇到曹操五次援军的反扑,以单掌独拼众拳,周瑜恐怕在劫难逃。

  六、关键结论

  总体而言,关羽兵少而守城兵多。

  兵力的多寡为关羽失败的主因:本来关羽兵少,所以襄樊难下;后来关羽抽调后方的兵力,虽然造成一时的兵力优势,曹仁一度想弃城,但樊城保卫战并非无孤军奋斗,在曹操增加援军之下,兵力优势又转眼消长。也就是樊城不只是曹仁的守军,还有后方源源不绝的于禁、庞德、徐晃、殷署、张辽及曹操等援军,而关羽却动员有限。

  关羽围攻襄樊,前方无法力克魏兵,后方又被吴兵偷袭,最后只能落得失败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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