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刘云彦于2004-02-08, 18:04:45发表
“七擒七纵”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三国演义》更是将它描写得有声有色。然其史实究竟若何？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载：“汉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亮由越巂入，斩雍闿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门下督巴西马忠由牂柯入，击破诸县，复与亮合。孟获收闿馀众以拒亮。获素为夷、汉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枞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汉晋春秋》中的记载一模一样，而《资治通鉴》在《汉晋春秋》之后，可见《资治通鉴》对于“七擒七纵”的记载源自《汉晋春秋》。但是，《三国志》中却没有“七擒七纵”的故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只有寥寥几个字的记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然《三国志·黄李吕马王张传》在写李恢、张嶷二人在治理南中时，却出现了与“七擒七纵”很相似的事例。首先，《三国志·李恢传》也描写了诸葛亮同李恢南征的事：“丞相亮南征，先由越俊，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绘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但是后面又载：“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可见诸葛亮的南征并没有使南人真正降服，“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所以，“七擒七纵”并非诸葛亮所为，否则南人也不会再度叛变。

《三国志·张嶷传》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巂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情，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当时是诸葛亮南征之后，“叟夷数反”，使得越巂郡无人敢当太守。后来张嶷做了太守，先是“诱以恩情”，使部分南人先降服，对于那些“骁劲”的，便擒而纵之，“使招怀余类”。张嶷的办法与“七擒七纵”颇为相似，似出一辙。张嶷在郡十五年，南人皆服，回成都时，“夷民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这段记载又与“七擒七纵”故事中描写诸葛亮南征回师的情景有些相似，而《汉晋春秋》又成书于《三国志》之后，所以，我猜测，《汉晋春秋》很有可能将张嶷治理南蛮之事变成了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

张嶷在南中十五年，才能与南人有如此和睦的关系，而诸葛亮南征自春到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当时南人与汉人的复杂关系。

虽然诸葛亮没有“七擒七纵”，但是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民族自治原则）对于当时及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南方的一些小民族也是对诸葛亮感激不已，有些至今还为诸葛亮立庙纪念。所以，《汉晋春秋》把张嶷降服南人的事变成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也为未尝不可，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没有深入研究，便采用了《汉晋春秋》的说法。

所以，降服南人的功臣还是张嶷，但也不能说诸葛亮无功，因为治理南中的政策还是诸葛亮策划的，所以，伟大的事业往往需要许多人前赴后继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