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 - 我思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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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上）
侯云灏 [史学理论研究 ]

在这里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段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7年。这一时期，历史学经历了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用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到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时期。关于17年的中国史学，已经有了不少成果。[1]对于此期历史学的评价，代表性的意见有：一、认为建国后17年是历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17年，为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二、认为17年的历史学虽不能像“四人帮”所诬蔑的是黑线专政，但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畸形发展，注定了之后历史学的危机。看法分歧较大。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无可争议地认为这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此后史学的方方面面影响颇大。这里我们无意对17年的中国史学作整体的综合评价，只是从历史学的走向这一特定视角，来鸟瞰一下此期中国史学所呈现出的基本特点，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

　　一、中国史学的进程：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制度的诞生，必然要求新的文化教育与之相适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开始了。为配合新的形势，1949年9月创刊出版了《学习》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文章说：“马列主义的学习，在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运动。各种暑期学习会及短期学校里，各大中学、各机关、部队、工厂里，到处涨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这样一个学习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仅是由于领导方面的鼓励推动，也是由于广大干部、工人、学生、教职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群众自觉到学习理论的迫切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愈更普遍地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完成就会愈顺利。”[2]这场学习运动由中央发起，广大群众表现了极高的热情。仅从《学习》杂志报道的情况看，该刊前半年是月刊，从第二卷起改为半月刊，发行量最多的一期达28万5千份，其余的均在20-25万之间。[3]可见这场学习运动开展之广泛，参加学习运动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有人把这场学习运动称为“洗心革面”。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亲自为这场学习运动编选了一套12册的干部必读书，印行总数达300万册，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为了更好地宣传学习马列主义，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同时，还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和重要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在编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的同时，还编译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有力地推动了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对于史学领域来说，这场学习运动主要解决了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特别是历史观的问题，普及了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进行了初步清理。通过学习树立了以下观点：
　　第一，劳动的观点。劳动不但创造了人，而且还创造了全世界，从而确立了劳动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者、劳动者的历史。“既然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创造作用，那末我们就应该坚决、彻底、干净地抛弃向来一般人贱视劳动的传统观念，知识分子尤其应该赶快从自己头脑中驱除和肃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反动思想。”[4]树立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树立正确的阶级观点。“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更，以至于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或阶级矛盾运动来实现的。”[5]既然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就应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劳动人生观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彻底地树立劳动的观点，就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必须对我们各自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斗争，对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事业，发挥最高度的责任心和最高度的热情。”[6]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同时必须学习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这一最后目标而奋斗到底。
　　第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观点。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依照一定的客观规律进行的；对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以及在种种社会实践上证实这种规律，使马列主义的整套社会理论成为严格的科学，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承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能不能够掌握这些客观规律，并且依据它们去解决有关改造社会和救国救民的实际革命问题，这便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或反马列主义在社会理论上的分界线。”[7]
　　第四，历史主义的观点。既然社会是依照严格的客观规律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上没有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旧的东西要衰亡，新的东西要生长，历史上的一切制度和社会现象便都不是偶然事件的堆集或荒谬怪诞的事物，它们各有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存在理由”。这就是科学的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要素有三：一是历史上的一切制度和现象，均为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它们的存在是合乎规律的；二是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它们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地过渡性的，它们必然会被新起的东西所代替。三是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历史条件，用现代的评价标准，去评判另一时代或另一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现象之是非；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历史条件而企图实现一种超越历史的理想，那怕你的动机是非常善良的。因此，对待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均不能采取一概骂倒的办法，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其历史局限性，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
　　这四个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的主要观点和指导思想，也是改造旧史学的理论武器。
　　随着学习的深入开展，史学界主要对胡适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一是对多元史观的批判。胡适说：“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作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8]他认为经济、宗教、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等因素相互作用，平行发展。而且这些原因是随机组合而成的，无所谓主次，以此来反对唯物史观。二是批判胡适的主观主义的唯心史观。在胡氏看来，全部历史是偶然的堆积，没有发展规律可言，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历史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百依百顺，任人涂抹，任人打扮。象一块大理石，看你把它雕刻成什么样子。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三是批判胡适的史学方法。胡适是标榜科学方法的。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9]“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以后，方可奉为定论。”[10]对于大胆的假设，胡适说：“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11]甚至说假设愈大胆愈好，这就往往把人们引向了主观武断。对胡适的批判是必要的，澄清了理论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但是也暴露了某些“左”的错误。
　　1957年，史学界开始反右、批判雷海宗对中国历史上奴隶制阶段的质疑为反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着批判向达，认为他利用少数民族史研究，阴谋制造民族分裂；认为陈梦家、荣孟源是借着强调史料重要，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这四个人被诬陷为历史学界的“四大金刚”。次年，陈伯达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学术界顿时沸腾，历史学界和全国高校的历史系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浪潮。学生们利用他们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来教育老师。有没有阶级观点、重不重视农民起义，常是学生们用来衡量一位老师立场的标准。认为过去贯穿史学界的是一条“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歌颂剥削阶级”的厚古薄今的错误路线。[12]现在，要厚今薄古，要厚劳动人民的历史，薄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历史。要贯彻阶级观点，“在教材中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名称只是作为纪年的符号，其始末概不加以叙述。”认为这样就能够“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突出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13]从而打破“王朝史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14]1960年康生策划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早年即投身革命的历史学家尚钺成了史学界修正主义的代表，其历史观和古史分期学说遭到了政治围攻和批判。1963年赫鲁晓夫上台，苏联被认为出现了修正主义，中苏关系破裂。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批判修正主义，气氛再度紧张。翦伯赞、吴晗被指为学阀。1965年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出笼，对翦伯赞的“超阶级”、“纯客观”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进行了批判。同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抛出，“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
　　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随着现实社会运动的复杂变化，围绕着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体系问题，历史学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二、中国史学的建设：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

　　第一，历史观和历史理论建设方面。经过史学改造，我们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巩固地树立起了马列主义旗帜，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历史学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普及了唯物史观。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立场、世界观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的、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树立了劳动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观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被提出来，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既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普及，又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比如通过对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使我们对农民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特点的认识深化了。毛泽东同志的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5]“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这种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6]是搞农战史的人所熟知的。经过讨论，我们发现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农民的造反，虽然可以说是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17年，由于革命刚刚胜利，而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出身的、或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段时期里，对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评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领袖甚至被按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进行了塑造，农民起义被捧上了天。通过讨论，对农民起义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学会了“用两只眼睛看历史”。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所采取的让步政策，认识到封建统治者除剥削之外，还有组织生产、进行管理的社会作用，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殊结合形式的生产方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认识到“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17]尽管对这些观点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认识本身毕竟大大深化了。
　　从总体上看，此期的历史理论主要是从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重新认识和解释。而且这种认识和解释比解放前更全面、系统和自觉。
　　第二，史学理论方面。此期史学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王朝史体系与人民史体系问题，史论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历史学的基本属性而展开的，这是在新中国这一全新的环境里，试图进行新史学体系创造的过程中[18]所必然碰到的问题。
　　在现有理论水平的指导下，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认识和解释，在实际中会产生许多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又促使人们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创造，这就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为例，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显然是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基本观点，但不是全部。历史主义，最根本的要求是把历史放在特定的背景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历史认识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地解释历史，从而服务于现实和未来。而且我们并不只是客观地解释历史，还必须创造历史，让历史沿着理想的目标向前发展，这就涉及到了研究历史的方向问题。如果不管历史发展的方向，只是客观地说明历史是如何发生的，那是纯客观主义的作法，是我们要反对的。相反，如果非历史主义地只强调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以现实改铸历史，那就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谈论现实和未来了，那就等于把一桩桩历史事件、一个个历史人物穿上现代衣装现代化之后而粉墨登场了，这种把古人现代化的非历史主义的作法也是我们要反对的。因此，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只顾一点，如盲人摸象的作法，是片面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历史学的其它属性和基本要素，比如科学性、艺术性、社会功能、史家的修养等。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要专门进行讨论，此不赘述。
　　古今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历史学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都不能涵概作为历史学基本范畴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与现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过去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将是明天的历史。研究历史就是要站在今天，也就是现实的立场上研究过去，这要求我们既不能把目光只注意到昨天，又不能把目光只盯在今天，否则就会犯纯客观主义的错误，变成知古不知今的“陆沉之学”，或者把历史现代化，变成知今不知古的“盲瞽之学”。这是一对矛盾，对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其斗争性的一面，也要看到统一性的一面。如何统一呢？应该在历史学整体认识的全过程中达到这种统一，要用联系的眼光审视历史研究的全过程，把古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既搞清了历史的真相，又不至于迷失现实发展的方向；既尊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发挥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的创造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都只能是历史研究中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倾向，不可能是一种治史的广泛原则。因为，只强调前者，就等于说为历史而历史，看不到未来，迷失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抹杀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主动作用；只强调后者，又变成了一切为现实服务，就可能导致因现实需要而改铸历史的现象，其结果必然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导致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建国后，一系列历史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往往采取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办法，双方互相攻击，结果都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原因就是没有把问题放在历史认识全过程中，用矛盾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从而造成简单化和形而上学偏差。
　　第三，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各姊妹学科、各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
　　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完善，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开创，史学史学科的兴起，民族史研究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等。
　　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甲骨学等历史学的姊妹学科，各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史学会、各高校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历史研究机构和各级文物部门，各专门期刊如《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等，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全国高校历史教育体制的改革。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先从事大学教育课程的改革，逐渐扭转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使之成为适合新中国实际需要的，独立自主的教育制度。大学历史系规定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为必修；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史和亚洲史也列入课程作为选修。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大学历史教育自由散漫的现象。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把历史系的课程分成理论修养（如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工具的训练（如俄文、历史文选）、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亚洲史）、辅助课程（如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国际关系史）共四大类，称为基本训练，一律必修。一年以后，在积累了一个学年的经验之后，开始第二次教学计划的修订，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另加中国古典文学和教育学两门课程。此外，高教部要求综合大学作开设专门化的计划，七个专门化的草案有：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境内汉族以外诸少数民族史；苏联及东欧诸人民民主国家史；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史；亚洲史；国际关系史。每一个专门化课程可分为：中心课程、专门课程、专题讨论；史料整理、历史编纂；语文训练；作业实习四类。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19]高校历史教育体制的改革，为新中国的史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历史研究的“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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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下）
侯云灏 [史学理论研究 ]

三、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重视

　　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指导的、作为共和国政纲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就规定了新中国的基本性质。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要求树立尊重劳动的观点、工农的观点。劳动创造了人并且创造了世界，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并且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0]因而要牢固地树立这样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由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二是新中国是在推翻了以往剥削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要一反过去的观点，以标明新旧之区别。正如范文澜所说：“过去的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21]比如过去强调历史是帝王将相等英雄创造的，现在则反之，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过去认为农民起义是暴乱、农民领袖是盗、寇，现在则反之，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过去以朝代划分历史，现在则反之，主张以农民起义来划分；过去是王朝史体系，现在则反之，主张建立人民史体系等等。这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理论框架，[22]恰恰是以人民群众为重心的历史体系。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20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的目光开始下移，帝王将相、圣君贤者等“英雄”的历史作用不再那么神圣，而沾满机油和泥土的工农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却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这是历史学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基本走向。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工农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而唯物史观又强调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事物质生产的工农群众首先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劳动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普及和强化。紧接着就是一桩桩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也显示出了空前的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的建设热情。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是朝着重视社会基层的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全国都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进行阶级观点和劳动观点的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向工农兵学习，包括后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地学工、学农运动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发展方向。

　　四、中国史学的价值取向：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1958年的“史学革命”运动，实际上决不是一场单纯的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厚薄的问题，其实质是通过史学，在全国开展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所以“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被概括为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史学领域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史学界对这场运动实质的理解，未免显得过于迟钝。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了这样一些问题：重史料、轻理论，重古轻今，重业务、轻政治，重教学、轻实践。在历史教学和科研领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
　　山东大学有一句顺口溜“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恒庵公（按：系援庵公之误）。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23]北京大学有一位学生讽刺目录学、史料学课：“先生妙计夺天公，旁征博引语不穷；大好光阴何处去，尽在刘向别传中。”[24]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北大有一张大字报认为历史学有史料重于泰山，理论轻于鸿毛的错误，单就史料而言“也是偏爱死去的干枯的老太婆，却不喜欢深闺待嫁的妙龄少女，教师乐于引导学生到西门庆的家里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却不愿引导学生到门头沟的煤窑里去寻找；教师只给学生讲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却不讲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25]他们认为“近现代史，正确些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产生、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长壮大和斗争的历史。它不仅仅是历史科学，同时也是实际的政治斗争。”[26]“我们始终认为‘现代史’是一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对马列主义有极其伟大发展的历史。”[27]这实际上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与以教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运动，然而实践证明这却是一场错误的没有理性的盲动。
　　首先学生对他们的老师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肤浅的简单的公式化的东西。历史研究变成了一场单纯地是否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形成了见封建就批，见地主就骂的左倾幼稚的作法。用阶级感情代替了科学理性的思考。
　　其次，这次运动是要求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厚今薄古口号的鼓励下，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这样做，就要受到批判和指责。学历史要用于现实斗争，成了恪守的信条。至于这种要求是否妥当，科学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运动中并未进行讨论，大概也无人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为政治服务已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首要的任务了，谁不附和这一点，谁就被认为只专不红，固执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历史学的最神圣的使命就是去迁就和满足眼前的政治需要，至于这样做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似乎是无需计较的。
　　第三，轻视科学工作的基本训练。由于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简单化，又由于要求历史学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务，使人们感觉到要进行这种服务似乎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有时感到历史知识多了，反而不易跟上现实斗争发展的步伐。青年学生对此尤其敏感。于是不少人不耐烦艰苦学习，急于求成，不愿意接受科学工作的基本训练。[28]
　　厚今薄古问题，被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质上是对历史科学的一次粗暴践踏，对历史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透过现象看本质，当我们今天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要问，新中国史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古今厚薄之争被说成是“兴无灭资”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厚今薄古的一系列作法，即是此种历史学价值取向的明证。这同样是现实社会运动对历史学影响的结果。
　　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学生的学习水平下降。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把历史学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使历史科学沦为现实政治颐指气使的婢女。其灾难性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五、中国史学的基本属性：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

　　1962年翦伯赞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这虽不是强调历史主义最早的一篇文章，但是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联系起来，并特别批评了非历史主义的种种表现，却是具有代表性的。次年，《新建设》、《历史研究》接连发表林甘泉、宁可的争鸣文章，一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论战拉开了序幕。[29]阶级观点就是要求“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30]因为历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任何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用本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历史主义的要求，要把所分析的历史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历史问题，既要看到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又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以来，所一直强调的。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教育是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1958年“史学革命”以来，对阶级观点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否定的只剩下了农民起义才有积极的意义，其它的全是漆黑一团。其甚者，形成了“见封建就批，见地主就骂”的片面否定一切的局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主义的问题。可以说，历史主义的提出正在于纠正片面强调阶级观点所造成的偏向，在当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极“左”思潮猖獗的时期，历史主义观点很快受到了政治批判和围攻。一时间关于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演变成了这样的代名词，一讲阶级观点，就等于否定一切；一讲历史主义，就等于肯定一切。于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各执一端，开始了尖锐的对立和论战。
　　其实，对于这一场争论我们也应该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既不能认为阶级观点高于一切，也不能认为历史主义是万世不移的真理。五六十年代，阶级观点的普及教育，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以阶级观点观察一切社会问题，不容半点非议。这种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必然导致对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甚至于以往一切历史的片面否定。面对种种非历史主义的泛滥，历史主义观点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反过来，认为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学的最高范畴，是万世不移的真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就是，把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范畴，当成了全部历史学范畴的两极，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作法，把历史学片面化、公式化、简单化了。无论是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还是统一起来，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表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这场讨论，实质上可以理解为有关历史学基本属性的一场讨论。尽管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学基本属性的一种不自觉地探讨和认识。
　　对历史学基本属性的自觉探讨，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争论比较多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它迫使我们在考虑，历史学从总体上来说是属于社会科学呢，还是属于人文科学呢，抑或只是一种人文学科？相隔时间虽然不长，却似乎使我们忘记了五六十年代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尤其是人们不再愿意谈论历史学的阶级性问题，致使历史学是否具有阶级属性，也引起了怀疑。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般地说，一门学科的基本属性不会随时代、地域的不同出现变化，否则就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历史学也应如此。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阶级观点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的看法就成了问题。然而，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阶级观点被强调到那么极端的地步呢？这只能说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对史学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阶级观点是在特定的时代研究历史、观察社会的角度问题，因而也反映了研究者的立场。这是史学认识的主体即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能动的反作用的问题，从而也寄予了对今后历史走向的希望。
　　历史主义的提出，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科学性。而问题在于科学的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因为历史学的科学性，不只是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在于对客观历史的解释的科学性。这就给阶级观点的存在提供了现实性。因为阶级观点给历史学提供了特殊的研究视角，对阶级社会的历史提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使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具有了科学性。所以围绕着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形成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的局面。质言之，历史主义是强调对客观历史的真实性的态度，阶级观点是强调对客观历史如何进行科学认识的态度，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来说，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就给这场争论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它不仅使企图坚持一方否定另一方的论者陷于尴尬的境地，也使把两者混同、修补或对立起来的论者陷于尴尬。因为他们或者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或者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统一。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学的科学性所要求的这种对客观历史的态度和对客观历史的认识的科学态度时，我们就能够超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本身，自觉地从客观历史和对客观历史的解释两个方面，来研究探讨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基本属性问题。
　　1949年随新中国政权在全国的确立，历史学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在长达十几年的改造、建设过程中，新中国历史学的形态得到了基本确立。唯物史观得到了普及，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得到基本完善，沿着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和开拓。1958年以后，极“左”思潮逐渐猖獗，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前期尚能进行的正常学术讨论，后期却变成了政治批判。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围绕着历史学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所进行的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种种争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于历史学学科属性的基本认识。因此，可以断言，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是中国主流历史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它的成就和过失都对此后的历史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白寿彝《史学概论》第9章第2节，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论文均有论述。本文在后面的行文中将会陆续地谈到。
　　[2]《学习》第1卷第1期。
　　[3]《〈学习〉杂志一年来的编辑工作》，《学习》第2卷第12期。
　　[4]沈志远：《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学习》1卷1期。
　　[5]艾思奇：《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页。
　　[6]沈志远：《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学习》1卷1期。
　　[7]沈志远：《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学习》1卷1期。
　　[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0页。
　　[9]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第93页。
　　[1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集，第463页。
　　[11]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第298页。
　　[12]《从学习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谈到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学》1958年10期。
　　[13]《打破王朝体系讲述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教学》1958年12期。
　　[14]《我们在编写“中国古代史讲义”中贯彻阶级斗争阵线的一点体会》，《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4期。
　　[15]《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8页。
　　[17]《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18]请注意这种创造并不是前无先路的拓荒行动，而是在诞生于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既有继承，也要有调整，更要有创新，要克服那种在战争年代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一些模式和看法。所以，这个创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9]方回：《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1953年10月3号《光明日报》史学第14号。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7-588页。
　　[21]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
　　[22]《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23]《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24]《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第88页。
　　[25]《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第23-24页。
　　[26]《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第40页。
　　[27]《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第296页。
　　[28]请参阅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8页。
　　[29]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年5期。宁可：《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年4期。林甘泉：《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年10期。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研究》1964年3期。从1963年下半年起，讨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3年、1964年两年讨论基本在学术范围内，1965初的少量论文仍有学术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直接就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进行探讨的论文，达三十余篇。
　　[30]《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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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0 18:56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可嘆啊~~~史學大家和世家在解放後都絕跡了，
同志們得擔負好復興大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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