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列主义的道统与政统
笔者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姿态最为革命最为激进的马列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其所竭力反对的儒学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马列的输入本身是时代救亡的必然,与之同时或者比之更早输入中国的思潮甚多,各类名目繁乱,但是惟独马列最后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或许只能从马列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的相适性去考察.
马列输入中国后近十年左右,以马列思想为知道思想的中共党内便开始了路线之争,原因是国民革命中国民党清共行动导致中共自身面临着生存的威胁,还有便是苏共内部的斯大林与托洛次基之间思想阐述的差异,27年的左右之争直接开启了中共内部对于领导权和思想阐释权的争夺,也就是道统体系的构的主导权.道统的概念是力排佛老的唐朝文人韩愈的发明,后又朱熹加以引申发挥,并且建立起自孔孟以至程朱的道统传授体系,而中共后来对于马列斯毛的排序的确认本身标志着党内统之争的暂时结束,即毛泽东取得了思想阐释的权力,并且在通过思想的整顿,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留苏派首领、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向毛交权，毛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毛泽东此时还未掌握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张闻天和王明仍是党内头号马克思理论家，理论宣传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毛泽东最高导师的地位，要到中共七大上才正式确立。通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毛泽东思想的召开，毛泽东最终排挤了王明张闻天等有留苏背景的马列理论家，取得了对于马列主义的阐释权，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完成，更是毛泽东个人无上权威的开始。毛泽东完成思想整合.与斯大林排斥托洛次基的方法如出一辙.
中国古代虽然并不存在政学殊途，但毕竟政统与道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中共（各国的共产党莫不如此）由于自身和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怪胎，毛泽东本人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是思想上的权威，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后来一系列悲剧的根源，以政干学，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消灭异端，莫此为甚，于是20年内的万马齐喑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是通过汉儒与政权的结合，并且无论是汉朝的察举，还是世家大族对于仕途的垄断，包括唐朝之后大盛的科举，本身都是通过考试的手段完成了思想阐释的集中和推广，中共上台之后也因循这条旧路，不断强化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树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甘阳注意到，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基本区别，实际就在于：后者主要是靠经济成就（福利国家）来取得社会存续所必须的合理性依据，合法性根据和动机支持根据。而前者则主要靠”道德理想主义“教育（政治化的道德，道德化的政治）来取得这些依据的。因此，对”资本主义“来说， 最致命的是”经济危机“，相反，对社会主义来说，最致命的危机则是”信仰危机.甘阳在这里运用了韦伯的观点,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我的朋友汤明先生曾经提醒我，即马克思的五段论中，所谓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本身是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的消亡反证得来，但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弹性远远大于预期。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成功使得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纷纷易帜。即便是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经济体制上也走上了几乎相同的道路,中国,越南莫不如此.甚至他们在经济体制自由化道路上比之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激进.而这种改革意味着政权对于自身合法性基础认知的改变,即从高唱道德理想主义向以经济成就为合理性依据转变,原来的道统至此割裂.
由于道统和政统合一,道统的割裂必然导致政统的转向,，但一方面政府又必须通过继承原有的道统体系来证明自身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必然导致体用之间的脱离，即陈旧的意识形态成为空言，已不能指挥实际运行，则新的思想融合乃是必然.
中古以降,儒学衰微,至唐儒韩愈正式提出了道统概念,构建了自尧舜以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谱系,经过二程朱熹加一阐扬发挥,兼摄佛老,完成了新儒学的整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思潮大致有三,曰马列,曰西化,曰传统,49年之后,马列挟政权之威势,一统之势遂定,然势不可久,三十余年后,西化传统复起,则未来之归属究竟如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尝言:"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斯言是也.未来之趋势,必为融合而非独专.
[ 本帖最后由 丹心剑侠 于 2007-10-18 14: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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