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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西方的没落》读后, 6/25已更新
潘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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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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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3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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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读后(一)
吴中平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
【提要】 《西方的没落》一书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是德国史学家史宾格勒的得力著作,二十世纪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针对《西方的没落》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和观点,作者着重阐述了自己阅读之后的体会。作者通过对《西方的没落》中所论述的有关文化与文明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阐述,指出了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四个障碍。作者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为西方人的传统历史翻案的书,非常适合对西方主流历史解释法感到不满意的青年朋友阅读;史宾格勒虽然开创了“比较文化学”的先河,但他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的做法无疑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没落 西方 史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比较文化学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史学哲学家史宾格勒[1]的得力著作,读后颇有感触。故略述于此,同大家共享。
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必须要对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提出警告、答复或解决方案,史宾格勒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经过这样大的进步仍然发生许多混乱和致命的危机?而他的答复很妙:因为我们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史宾格勒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前者着重于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后者着重于物质文明与军事文明的发展;前者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后者出现伟大的帝国、国际性的大都会、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偏向唯心主义,后者偏向唯物主义[2]。那么,我们怎样应用这个理论到世界文化史去呢?
以中国文化来说,先秦时代是文化时代,汉、唐、宋、明、清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印度文化来说,吠陀时代是文化时代,佛教、印度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地中海文化来说,希腊时代是文化时代,希腊化、罗马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中东文化来说,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文化时代,回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美索布达米亚文化来说,苏美时代是文化时代,巴比伦、亚述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埃及文化来说,古王国、中王国是文化时代,新帝国就是文明时代;以墨西哥文化来说,玛雅时代是文化时代,阿兹提克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秘鲁文化来说,印加帝国以前的时代是文化时代,以后的就是文明时代了。
那么西方文化呢?什么是文化与文明对应的阶段?
史宾格勒说,十八世纪就是中间的过渡阶段,十八世纪以后,我们就进入文明的状态中了!注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这是他一切悲观思想的源头。换句话说,对史宾格勒而言,文明是不好的、负面的、外在的现象,是“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板、缺乏变化的东西,而文化是好的、正面的、内在的现象,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是活生生、充满动力的东西。因此,一种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它已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文明时代充满了伟大的帝国、世界性的大城市、强大的文化同化力,但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上只能沿袭与继承前人的成就,很难出现本质上的革新变化。用史宾格勒的话来说,“文化时代”是文化灵魂的精华,“文明时代”是文化灵魂的木乃伊。
史宾格勒的哲学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将歌德的部分哲学思想移植到历史学领域罢了,但他这套理论确能解释很多过去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近代西洋人老是认为中国人停滞、俄国人野蛮?因为中国人早已进入文明阶段[3],西洋人正处于成熟的文化阶段[4],俄国人仍在青嫩的文化阶段[5]。史宾格勒对历史现象透视力之敏锐,使他成为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深沉锋利的思想力恐怕为德国哲学所独有,在英国、法国哲学界难得一见。对喜爱历史的朋友而言,能享受这样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的整合历史的著作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大致上接受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但是我最不满意他的,是他对文明时代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他认为文化就是好、文明就是不好?为什么他认为西方一旦进入文明阶段就只有等待没落的命运?如果上帝肯给我们自由选择时空环境的能力,那么: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愿意活在西周时代的镐京还是汉、唐时代的长安?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愿意活在平安时代的京都还是德川时代的江户?如果你是印度人,你愿意活在佛陀的战国时代还是阿育王的帝国时代?如果你是中东人,你愿意活在犹太教时代的耶路撒冷还是回教时代的巴格达?如果你是美索布达米亚人,你愿意活在苏美时代还是亚述、巴比伦时代?如果你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你愿意活在雅典时代还是亚历山大城时代、罗马时代?如果你是西洋人,你愿意活在巴洛克时代的罗马、马德里还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愿意活在文明时代。虽然文明时代不可能出现孔子、老子、佛陀、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康德、笛卡儿这些宗师人物,却有能出现电灯、电影、电视、电话、电冰箱、电扇、电脑、电梯这些象征高度物质文明发展的事物。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面是薄弱了,物质面却增强了,这何尝不是种补偿作用呢?物质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依然大有可为。既然如此,要谈没落,恐怕还早得很呢!秘鲁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只100多年就被灭绝,是因为不能抵抗西班牙探险兵团的攻击;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仍然繁荣了2000多年,而且长期执世界之牛耳,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地理位置的孤立,另一方面则是它强大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融合力。换句话说,文明时代的来临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没落,相反,而使这个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最繁荣的阶段和最巅峰的状态。根据史宾格勒归纳的历史定律,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都会受到一波又一波大规模“蛮族”的攻击[6]。对西方文明而言,二十世纪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象征着第一波的攻击。显然这一波安全地渡过了,至少在武力方面,西方文明不必畏惧来自任何“蛮族”的挑战。西方文明既然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垄断性的物质优势,这些文明优势[7]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再加上地球上没有任何新生的“文化”起而挑战它的地位,史宾格勒说西方“文明”将在未来几百年内没落,如果我们比照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觉得未必如此,除非我们真的认为西方“文明”的韧性不如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倒也不是。史宾格勒真正想说的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文明”。照他的分析以及历史的现实来看,这样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他心目中,“文明”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演变在“文化”阶段已发挥殆尽了,“文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是千篇一律的,是循环不已的,是无机的生命。这种讲法对不对还有待真正的历史学家去评判,但纯粹以一个历史读者[8]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历史的精彩多姿比文化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十字军东征与英法百年战争逊色?三国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东周列国传逊色?就算史宾格勒自己,假如他不是一个活在文明时代的人,而是活在哥德式[9]或巴洛克时代[10]的人,他就不可能看出西洋“文化”的全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巨著。所以,史宾格勒不承认文明史的历史地位,只承认文化史的历史地位,是他的历史观中最大的缺陷。
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史宾格勒的哲学系统,是因这一系统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较少,以一个东方人的立场来看,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史宾格勒不承认西方文化或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又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多加打击,显示出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十分令我钦服的论点。如果我们把他对东方文化的言论和孟德斯鸠[11]、黑格尔[12]、马克思[13]对东方文化的言论一比,就显示出前者立场的客观,后三者是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矮化东方文化。史宾格勒没有西方本位主义的预设立场,他所描绘的是各大文化的“特色”,没有强烈的褒贬意味。如果说他指陈其他文化的缺点,他对西方文化的缺点照样坦言无讳,而且在许多方面,他甚至认为,埃及文化与中东文化比希腊文化高明得多。可是史宾格勒还有你所不知的另外一面,他仍然有身为西方人的优越感,特别是身为德国日耳曼人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比别人透彻,所以他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发展出像他那样高水准的历史哲学。说穿了,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为文化算命的哲学,他虽然反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但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超脱这一局限,他对各大文化论述最多、了解最深的也不过是希腊罗马、近东、西方三大文化而已,恰恰符合“上古→中古→近代”的结构原型,其他的文化不过起陪衬作用而已!这不能怪他,毕竟在西方能看懂汉文、梵文文献史料的实在太少,西方百科全书和专业论文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既不够丰富[14],也无法获得主流史学界的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史宾格勒虽然认为西方正在没落中,但并不认为亚洲会伺机兴起,因为早在西方没落之前,亚洲各国就已先一步没落,先一步进入文明状态中了!
史宾格勒认为,每一文化都有一个发展主题[15],每一文化的生命都是用各种方式[16]呈现此一主题的过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惊人创见。《西方的没落》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用一个文化的种种外在形式来验证它的内在主题是什么,这一主题和另一主题不同,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外在形式也就相对的不同。史宾格勒认为,西洋文化的象征是“空间”,希腊罗马文化的象征是“实体”,中东文化的象征是“洞穴”,俄国文化的象征是“平面”,东亚文化的象征是“道”,南亚文化的象征是“涅槃”。这些都是异常精辟、异常精彩的见解,要想一探究竟,非看原书不可!
附带一提,20世纪一切的发明[17]都可以验证史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特征的描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空间”,这是非常精确的看法。铁路、轮船、飞机、汽车、电报、电话、报纸、核子弹、人造卫星、登陆月球……无一不在证明这一点。史宾格勒显然认为,一个文化里的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是不可分的,一个民族外在的物质创造无一不可反映其内在的精神深度。我们也应该用它的文化主题来透视整个世界的外部表现,所以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既不会沦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会流为唯物主义的新潮。
史宾格勒固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架构,也不赞成硬把别的文明的历史拖进该架构的做法。现在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硬把中国史拖进“上古→中古→近代”的框框内,或硬把世界各大文化[18]列为同时并进的世界史区域。可是史宾格勒的系统里则完全扬弃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因为那样的分期根本看不出世界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正因为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19]是不同的,所以各大文化的历史不是同时并进的。好比说,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埃及文明早已死亡,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变得衰老,中东文化正在青少年阶段,印度与中国文明早步入老境,而西方文化尚未诞生!所以说,不能以各大区域齐头并进的观点来看世界史。
史宾格勒是西方史学界少数敢正面攻击希腊文化的人之一,也是少数敢指出基督教的弱点的学者之一。自古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提到希腊总是赞不绝口,提到基督教总是骄傲地称为“我们文化的代表性宗教”,就连汤恩比这样开明的历史学巨擘也认为“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会走向世界性的大同主义。[20]自然,我们不会否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点类似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们碰到新生事物时总是利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字根首尾任意造词,结果产生了许多欧美通用的学术名词;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书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汉文典籍里再三寻访,不断考量,终于制造出不少现代东亚各国通用的学术名词。我们固然不会傻到去怀疑西洋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但史宾格勒却提出非常惊人的见解。他说:对希腊的崇拜不曾改变西方的生命感受,因为希腊与西方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21]他又说:不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而是西方人改变了基督教本身;不是西方人被源自中东文化的基督教所同化,那只是表面上的外壳,其内在的灵魂已被西方人巧妙地转型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原著中自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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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读后(二)
吴中平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
史宾格勒是第一个把中东文化视为一整体的学者,他能慧眼透视犹太、波斯、加尔底亚、早期基督徒、拜占庭、回教的共同点。这又是一个很精彩的辨证,看了这个辩证我们才知道,今天的希腊人尽管在血缘和语言上和古代希腊人还很有关联,但在文化上已非常倾向中东文化了,它已丧失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近代西方的精神对它而言根本是外来的,还不如土耳其文化亲切。所谓“上古→中古→近代”,表面上好像是西洋史的三部曲,其实背后隐藏了三支完全不同的文化圈体系,这和一脉相传的中国史完全不同。明清时代的文化主题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但上古希腊、中古近东、近代西方的文化主题可以说是各不相干。史宾格勒是最先看出这一点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剖析,我们对今天西方人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史”不会有那么透彻精辟的认识。
基督教传教士向来以西方文化的先进来应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可是看了史宾格勒的书后不免有所怀疑。第一,如果能以某一时代的最先进文明来应证其宗教信仰的优越性,那么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就应该去信儒教、佛教、回教和拜占庭的中东式基督教,而不是西方式的基督教,这两种基督教的不同,史宾格勒已经分辨得很清楚。如果要我简单明了的解释一遍,我可以说,中东式的基督教含有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的成分,强调“忍耐”、“顺服”等美德,要人做上帝或君王的顺民,又含有神秘教义的色彩,在圣礼方面最重视“群众的洗礼”。如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讲,这种宗教是典型的“穷人的鸦片”,生长于加利利的穷乡僻壤之中。西方式的基督教含有强烈个人中心的“强制道德”的成分,拒绝同任何和它自己不一样的宗教亲善或妥协,又具有积极侵略世界、改造世界、同化世界的理想特质,并引进了个人告解或忏悔的制度,成长于罗马大教堂般的华丽环境里。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像景教就属于前者,天主教和改革宗都属于后者。而中古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在中国、在印度、在回教世界、在东罗马帝国,无论如何,轮不到西方!第二,虽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已详细分析基督教[22]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但我的问题还是存在:到底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改变了基督教本身?因为原始的基督教是中东式的,和回教、犹太教、拜火教的精神非常类似,是像绵羊一般的基督教;近代的基督教却是西方式的,不论是天主教或改革宗,都有非常类似的精神,是像狼一般的基督教。起初是成熟的中东文化以其基督教征服了原始草昧的西欧日耳曼——拉丁世界,等到中东文化进入文明阶段,也就是它到了逐渐僵化的阶段,产生了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国际性大帝国,另边厢慢慢成熟的西方各国以自己的文化风格重新改造了基督教,把基督教的中东成分逐渐剔除出去而完成自己的宗教特色。这样看来,西方之所以先进主要应归功于某些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色,与基督教[23]的关系实在不大,而今日西方社会之所以混乱,西方人心灵之所以空虚,主要也应归咎于某些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色。第三,西方经济与科学的发达真的应该归功于基督教?资本主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赚钱的主义”。如果我们把记载耶稣基督言论的四福音书拿来检验,简直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支持或启迪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耶稣基督的思想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耶稣根本不赞成人们“在地上”积蓄财富,还说了财主很多坏话。说明白点,一个完全由耶稣教义所支配的社会也许可能出现繁荣的商业,但绝对不可能出现利滚利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那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出现在欧洲呢?因为欧洲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西方式的,不是中东式的,由于文化障碍而大量曲解了耶稣的教义。至于说基督教信仰对近代科学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大科学家们大多都是基督徒,这种论调无法解释中东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东各国,无论哲学和科学怎样发达,都不可能与神学思想抵触,无论是正统教派或是异端邪说,没有任何一派企图怀疑或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教义的分歧罢了,不会危及神学的地位。可是在西方各国,情形就不是这样。在科学和哲学不发达的时代[24]只能委委屈屈地作“神学之婢”,一旦科学和哲学发达起来,无神论就出现了,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就企图将神学丢到垃圾桶去了!为什么会如此?我们难道想象不出西方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独立的叛徒性格?这种性格是中东人绝对不敢有的!以下就是我提问的重点:只有在西方社会,科学一旦兴起,就会危及神学的地位;也只有在西方社会,才会产生带给我们现代人无数便利福祉的近代科学[25]。请问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只有在欧洲,科学和宗教竟会这样抵触?究竟是西洋人改变了基督教,还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洋人呢?
文科向来分为文、史、哲三大类,其中,历史是最特殊的一类。文学诉诸情感,其目的在唤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哲学诉诸理智,其目的在寻找对表面事物更深一层意义的解释。所以,中学生多喜爱读文学,大学生多喜欢读哲学。但历史介于情感与理智之间,你能轻易地将它转化为文学,也能轻易地把它转化为哲学。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特别喜爱历史,是因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太硬太真,文学与艺术又太软太假,而历史则是半真半假、软硬适中的学术。说到假,历史都是今天以前发生的事,有一种模糊飘邈的距离感,又比较缺乏临场的现实感;说到真,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容不得神话、小说、传奇之类来鱼目混珠,所研究的客体绝非凭空虚构,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医学、战争、性爱、社会组织等等都各有其发展经过,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历史表现在对过去事物的纪录之上,这些纪录,不论是其态度是客观或主观的,也不论其目的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浪漫主义或“鉴古以知今”的功利主义,都是文化的记忆。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它的过去是一片空白,那么它的现在也就没有任何生存的意义,没有目的,没有感觉,没有传统,没有出路。世界上最能证明文化的存在与纪录生命的意义的莫过于历史,而史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气魄与视野之大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同凡响,因此成为比较文化学最早的经典之作。总之,看他的书会有“平衡”作用,“平衡”西洋人对希腊与基督教的夸大赞誉,“平衡”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平衡”对科学进步的无限向往。但对他对于“文明”处处否定的看法,我们则要抱“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
西洋文化和其他文化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竟使它成为近代人类的主流文化?这些“本质上的不同”的优点何在?缺点何在?西洋文化和中东文化的主要差异何在?西洋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主要差异何在?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有比希腊文化更高明的地方吗?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吗?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吗?世界各国的文化有共同的命运吗?对以上各项问题,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提供了最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累积不少关于中国史与西洋史的知识以及一点点关于印度史与日本史的常识,可是这么多零碎的知识既不能生吞活剥,又不能毫无下咽,只能得到一片乱糟糟的历史“印象”。虽然不能说毫无系统,但在整合世界史方面肯定是无能为力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太强调中国史与西洋史相提并论的观念,显然是认为单单中国文化就足以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西洋人的历史观从不承认西洋史和世界史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所以,两者都不能尽如人意。
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要要知道历史?为什么我们不以知道本国史为足,还想知道一点外国史?因为我们想要了解彼此!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村的时代!当欧洲人不能分辨泰国人与台湾人,他们把所有黄皮肤的都叫做“中国人”;当亚洲人不能分辨德国人与法国人,他们把所有白皮肤的都叫做“老外”。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再怎样的发达,经济再怎样的国际化,通讯再怎样的发达,我们都不能认识世界,只能看到一堆白皮肤与黑皮肤的人种基因罢了![26]怎样才能认识人类世界?怎样才能知己知彼?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的贡献不如人文科学,但在人文科学中,只有历史才能提供最大的助益。即使你通晓德语和法语,如果你对历史所知甚少,也不可能对德法两民族有完整的认识。若对人类世界有兴趣,很难不对历史发生兴趣。
可是在我接触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前,我只能得到“比较有系统的知识累积”,看不到“真正天才的创见”,尤其看不见对世界史的完整、深入的解释。史宾格勒的解释其实是抄自歌德的,但歌德只是提出大纲而已,并没有把它应用到世界史去,史宾格勒却应用得淋漓尽致。史宾格勒的史观是“文化史观”而非“民族史观”,因为他认为,不是民族塑造了文化,而是文化塑造了民族,在同一文化的羽翼下,不同的民族各自发展。尽管个别的民族性、语言、历史机运都不相同,但他们的文化人格是一致的,文化主题也是一致的。史宾格勒所谓的“文化”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圈”,所以他兴致勃勃地讲中东文化和西洋文化的不同,但讲起德国与法国的文化差异却没那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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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读后(三)
吴中平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
历史虽然是文明的纪录,但世界各国的历史观却大异其趣,适足以反映其文化的差异。根据史宾格勒的揭示,西方的主流历史观是一种“进化史观”,乐观地相信人类历史一直呈直线般的不断进步: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未来的生活比现在好,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的顶峰!时代进步的观念是西方独特的观念,西方本身的历史就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在每个时代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明显的演进历程:从最早的罗马式时期[27]过渡到哥德式时期[28],再过渡到巴洛克时期[29],再过渡到民主革命与列强争霸的十九世纪,再过渡到资讯革命与太空探险的二十世纪,西方历代的进步与它的进化史观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动荡、黑暗、反动的一面[30],但大体而言,西方人充满自信,又相信改造客观环境的可能性。西方人的乐观天性使他们不会轻易接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西方人是世界上唯一自认自己写的历史就是“世界史”的民族。这当然有一部分道理,因为拜大航海时代的探险活动所赐,西方人是第一个和地球上各大洲的所有文明都有实际接触的民族,的确有资格写一部接近真实的“世界史”。不过,西洋人的笔下是一部完全以欧洲为中心、亲“近东”、远“远东”的倾向非常明显的历史!
希腊罗马的历史观是一种“新闻史观”,希腊历史学家写的不是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历史。“历史”一词在古希腊语的意义是“经由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并没有强调“过去的事实”这一观念。所以,希腊人的历史观虽然富有科学精神,对历史现象不肯附以怪力乱神的超自然解释,但历史对他们而言不过等于我们今天的“新闻报导”、“时事纪录”、“真相采访”之类的东西。这是因为希腊本身就是上古时代的民族而没有“历史”的缘故吗?不!希腊以前的历史并非一片空白,希腊人也知道埃及、巴比仑的历史。但正如史宾格勒的发现,希腊人是一个缺乏历史感情、也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只对“纯粹的现在”感兴趣。对西方人而言,年代越悠久的东西越神圣;但对希腊人而言,年代越悠久的东西越没用,丝毫不能引起他们切身的关注。大多数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只擅长处理个别的新闻事件,没有融会贯通古往今来的史事的能力。
中东的历史观是一种“神学史观”,中东历史学家认为,“神学”在人类学术文化中占有无上的地位,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神灵的手在背后操控,也都能反映上帝的旨意。因此,如何正确地从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是他们当务之急。比如犹太人国破家亡,犹太先知就认为这是神对犹太人的悖逆的惩罚;波斯人开疆拓土,波斯国王就认为这是神对波斯皇族善良德行的嘉奖;耶稣基督居然能死而复活,基督徒就认为他是传说中的弥赛亚;穆罕默德是文盲,居然还能口述经典,回教徒就认为他是最后、最大的先知。中东人认为,所谓人类历史,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中间过程,人类历史的期限早在创世之前就被上帝所预定,人类历史是魔鬼与上帝争夺灵魂的舞台,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是有限的、预定的。中东人相当注重历史,他们的经典尤其注重历史,但他们的历史往往和神话传说交杂在一起,缺乏科学批判的精神。
印度的历史观是一种“轮回史观”,是一种否定历史演进的态度,就像古蛇咬尾的象征一样,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中段,三者都混在一起了。为一个人的今生写传记显然没有意义,因为今生不过是前世的延续,今生也不过是来世的开始。换句话说,今生之前有另一个“今生”,今生之后又有另一个“今生”,因此特别突显某一个“今生”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古印度人心目中,“前世”、“今生”、“来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周而复始,反复轮回,无穷止尽,一切如梦似真。所以印度的万千宗教哲学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求解脱之道,跳脱轮回的环境,达到人生最高境界[31],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理”。相对于寻求解脱的哲理,为今生的现实环境留下纪录就不那么重要,所以印度是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度,大部分可靠的史料都来自中国、中东、西方的记载,印度本身的记载,不是片断残缺,就是充满了夸大的神话传奇。印度历史的贫乏和它宗教典籍的丰富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印度所缺乏的只是对“过去的事实”的专业记载而已,宗教文献的本身也是重要的历史素材。
中国的历史观是一种“道德史观”,是一种在儒家“劝善惩恶”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将历史道德化的观念,所以中国历史有所谓“道统”、“史学正统”的观念。官方历史享有崇高的地位,对民族文化血脉相传有一定的作用,对维持政权法统更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于喜欢吹捧某些人[32]以建立“正面教材”、抹黑某些人[33]以建立“反面教材”,这些样板人物对维系社会礼教有莫大的助益,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首重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基础首重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一观念在东亚根深蒂固,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皇家教师[34]中村正直到英国留学时仍致力挖掘英国“工业社会的伦理”而不是“工业社会的致富之道”。既是为了“劝善惩恶”或“经世治国”的功利主义的目的,“为历史而历史”的专业历史观念较难出现。一般人又太保守,“为尊者讳”、“为忠良讳”,以至于中国历史评论人物主观性强,又比较轻视客观的物质环境演变对历史的影响。当然,“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35]所写的历史自然会比为其他目的而写历史的道德学家[36]客观得多。虽然中国历史缺乏批判传统的精神,但与神话传奇、稗官野史之流有严格的区分。中国的“道德史观”本来也是日本历史观的基础,但日本自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提倡“文明开化”、中国自五四时代胡适、陈独秀引进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以后,现在不论是日本右翼所支持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或是中共支持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进化史观”,都是西化下的产物。
史宾格勒认为,世界史就是世界各大文化的历史,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观念对观察世界各大文化的升沉起伏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确实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我们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为标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化是埃及与美索布达米亚,出现在西元前3000~2600年左右。这两个文化圈在西元前1800年左右进入文明时期,埃及逐渐出现强大的新帝国,美索布达米亚变成国际列强角逐的地盘,因此出现了巴比伦、亚述、加尔底亚、波斯等大帝国。然而,在西元前1100年左右,希腊文化诞生于爱琴海,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代[37],希腊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整个希腊化世界变成了列强争霸的地盘,到罗马帝国兴起时为其高潮。以上就是上古史的主要线索。
中古史的线索起自中东文化的兴起。中东文化从何时兴起?在耶稣基督诞生前数百年,当时的波斯拜火教、加尔底亚占星学派、巴勒斯坦犹太教等共同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完全取代了过去埃及与美索布达米亚的旧文化,那就是:一神教思想、先知与救世主的观念。可是,当时的中东各国先被希腊化列强占据,后被罗马帝国占据,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上古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积极地传播到中东去,使中东这一新兴的文化无法正常发展。但是那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丧失其学术文化的创造力,所以两大文化圈互相影响的结果便造成一种畸形的状态: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以基督教为例,它的思想模式是纯粹中东式的,但它的福音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当时,许多希腊哲学学派,如新柏拉图学派,表面上披了希腊哲学的外衣,骨子里反映的是中东的宗教思想。就连罗马帝国本身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中东文化的国家,它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也接受中东文化的政教合一观念。教父时代最大的宗师圣奥古斯丁用拉丁文写作,反映的却是中东的神学观念。中东文化这一畸形的发展到西元622年回教兴起时结束,由于回教的兴起,中东文化斩断了希腊罗马文化的锁链,正式进入文明阶段,伟大的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先后出现,它的影响力传播到南洋群岛与非洲南部,但回教的教义仍奠基于以前的犹太教与基督教,表现出更纯粹的中东色彩。在18世纪以后,中东文化面临“幸存”的命运。
整个中世纪的思想以中东思想为核心,希腊罗马文化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空壳子在拜占庭[38]帝国灭亡后[39]也烟灰云灭。拜占庭帝国本身是“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但它的学术思想是纯粹基督教式的,用中东的宗教观点重新解释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那个时代的惯技——旧瓶装新酒。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希腊罗马文化对现代人而言是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样的死文化,今天的希腊人所代表的不是希腊罗马文化,而是中东的基督教文化;今天的埃及人所代表的也不是埃及文化,而是中东的回教文化。
既然希腊罗马文化是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般的死文化,为什么西洋人还那么的崇拜它?因为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对西洋人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其实,中东文化的部分资产[40]对西洋人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只是西洋人故意排斥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中东文化。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到近代,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西洋文化发源于何时、何地?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标准答案是:西洋文化发源于希腊,希腊文化始于荷马的神话时代。然而史宾格勒却说,你们大家都错了,西洋文化和希腊文化根本是两个文化圈,各有各的文化主题与文化人格,怎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说欧洲文化起源于希腊,那没话说;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欧洲文化,仅仅是西洋文化而已!你问我:“这岂不是钻牛角尖吗?欧洲文化和西洋文化还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答复:广义的欧洲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也包括俄国文化,但以上两者都不包括于西洋文化圈之内,不信的话,你到莫斯科街上问一个当地人看看。用英语问他说:你是不是西洋人?我敢打包票,他百分之百回答不是。
西洋文化起源于西罗马帝国灭亡[41]以后的几百年,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是一片蛮荒草昧,文化的光辉集中在中东的拜占庭帝国与回教帝国,西方则形成一个奇异的文化综合体: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新兴武力和南殴拉丁民族的残余文明交杂在一起,使西方世界进入中古封建时期。地中海文明的代表性民族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但是西洋文明的代表性民族是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代表性宗教是天主教与改革宗。当年北欧日耳曼蛮族既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又接受了西罗马帝国的文明,自然也接受了“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这个典型的中世纪神学观念,所以早期的西洋文化相当依赖中东文明的成分。虽然武力上不断对抗回教世界,甚至蓄意骚扰回教与希腊正教世界[42],但在文化上是中东人的乖乖弟子:他们透过中东人来认识外面的世界、吸收异国的文化,也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文化。第5世纪到12世纪的艺术叫为“罗马式艺术”,12世纪到15世纪的艺术叫做“哥德式艺术”,15世纪到16世纪的艺术叫“文艺复兴艺术”,16世纪到18世纪的艺术叫“巴洛克艺术”,18世纪前半段的艺术叫“洛可可艺术”,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叶的艺术叫“新古典艺术”……这以后,西洋历史就走入文明阶段了。由于启蒙时代以法国为中心,传播英美的文明理论[43],后来拿破仑以武力将这些启蒙观念散布于全殴,于是西方各国就进入激烈竞争的帝国主义时代,伟大的大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德意志帝国、美利坚帝国互相争霸,重演当年亚述与巴比伦争霸于美索布达米亚的情景,也重演当年春秋战国时代齐、秦、晋、楚争霸于中原的情景。那时,在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和俄国/苏联能登上国际争霸的舞台!这就是西洋史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完全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历史。你问我:西方民族和希腊罗马民族真有那么不同吗?我的答复是:的确不同。像意大利人自称是古罗马民族的后裔,其实恰恰相反,意大利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要表达的主题完全不同,就好像阿拉伯文化和古埃及文化要表达的主题也完全不同一样。我们以最浅显的表达法来说,罗马人残忍好战,稳重世故,重理性,重现实,长于法律、军事、政治,尚团结,国家政策强横霸道;意大利人浪漫多情,乐观天真,重古典,重抽象,长于艺术、音乐、宗教,好内斗,无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传统,所以法西斯政策推行得不如德国、日本成功。天下还有哪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里有这般极端的民族性差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前者活跃于地中海文化的文明时期,后者活跃于西方文化的文化时期。只有在我们了解到希腊与西方原来是两个文明圈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今日日耳曼国家的民族性比较像古罗马,而今日拉丁国家的民族性反倒像古希腊。我们也可以作一个比较富有诗意的对比:西方民族在希腊、罗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阿拉伯民族在埃及、巴比仑的遗迹上站立起来。
我还要补充一点,西方文化发迹得很晚。虽然西方式人格[44]早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就有迹可循,但一直到十七世纪才逐渐产生优雅精致的文明形式,在此之前,在西方世界占优势的不是西方自己的文化,而是其他民族的“文明”。像文艺复兴时代大家一窝蜂向希腊罗马文明看齐,宗教改革时代大家一窝蜂向中东回教文明的教派内战看齐,那个时候,西方文化的灵魂是隐藏在别的文明的外壳之下。尽管如此,文艺复兴绝不是希腊文明的复制,宗教战争也绝不是中东文明的复制。关于这一点,史宾格勒有最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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