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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中的一篇
<是社会指头,还是政治参与?---关于张闻天的悲剧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问答录>
让我们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断裂谈起.
1919年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我称为前五四时期,它与后五四时期政治救亡运动截然不同.区别在于:前者是文化运动,定位于市民社会,导向价值文化,后者是政治运动,定位于政治国家的整合,导向政治文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前者推动知识分子创立社会批判的参与模式,后者诱迫知识分子重回政治参与的模式.本世纪知识分子所有的参与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两个"五四",两种参与的断裂有关.可惜,学术界目前纪念五四的活动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胡适有一段话很能说明新文化运动,也就是前五四运动追求的终极价值: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八个字便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
"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的腐败情形,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文存》第4集第612-613页）
当时，正是在这种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而不是个人集合成整体胁从政治需要的精神氛围中，社会问题、人生关怀空前活跃，打破了清末以来救亡文化的政治局限，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还俗的健康趋向。读读当时的报刊杂志，扑面而来的都是社会人生关怀问题。人们更多讨论的是失恋、失贞、个性苦闷、妇女孩子，文言之腐朽、白话之神奇，讨论一切非政治非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而不是政界风云：倒阁组阁，入党出党等等。尼采说：“在文化意义上一切伟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偶像的黄昏》），这一标准完全适用于这个前五四时期，唯独不适用后五四时期。
所谓新文化，新在哪里？新在它张扬价值文化，抑制政治文化，新在它以市民社会涵盖政治国家，而不是以政治国家淹没市民社会。以此为依托，近代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才从传统的参政模式中解脱出来，摸索出另一种崭新的参与模式：社会批判。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组织社会自救，如梁漱溟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者从事文化批判，如鲁迅终其一生的杂文事业。更多的人则摸索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种种非政治化的道路。这些人从未间断过学术生活，但书斋之门常向社会敞开，唯独对官场紧闭；他们参与热情约不低于历代人士，但他们参与的是社会事件，唯独不参与政治操作过程。正因为他们与此岸权势拉开了足够的外部距离，他们才获得了足够的心理空间，任独立人格舒卷自如，不碍不沾；正因为有了这群“牛虻”，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亟需建立又迟迟不能建立的社会批判系统才开始启动，政府操作行为才第一次在外部遇到了有力制约，近代中国也第一次出现了某种两岸现象：国家此岸，社会彼岸；两岸之间出现健康张力，在两岸张力的牵引下，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双方都有可能走上多元发展的常规道路。
（以下略选几句：
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并未走多远，就被政治救亡运动急风暴雨打断了。巴黎和会狂飚突起，十月革命化赤旗东来，民族危机的急迫和政治革命的呼唤交相激荡，政治全能主义迅速复苏膨胀。
“争国家的自由，便是争个人的自由！争国家的人格，便是为你们自己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必须靠你们放弃自由追求才建造得起来！”
~~~~~~~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内战争之后，此岸只剩下红白两势，知识分子必须在红白两势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出路更加逼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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