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儒阴释辩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冷雨飞 (松林雅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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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儒阴释辩

宋儒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作为代表中国古代最高水平哲学体系的地位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宋儒的形成是非却自古以来就是学者争论的焦点。对宋儒的指责，历朝历代也都不乏其人，如颜元在其《存学篇》中就说过“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 即认为宋儒主要是袭取了佛教以及其他诸家思想，杂糅而成。因此便有了宋儒为“阳儒阴释”之说。
   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宋儒的兴起与佛教有关，而其中的义理和境界的表现形式更是与佛教相类似。因此被冠以“阳儒阴释”的帽子也并不为奇。但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宋儒有它自己的基干，这是与佛教学说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另外宋儒更有他们的真切感受，确有真实的见谛，这是他们在弘扬儒家原有的真精神时升华提炼出来的精华，决不是所谓的拼凑杂糅而成的。
   那么宋儒的兴起与佛教有何关系？它为何会表现出一种与佛教相同的形式，才致使人们误以为是袭取佛教？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一、宋儒在批判佛教中兴起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一直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体系而存在于社会中的，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更上升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形成以章句训诂为表现形式的儒家经学。然而，经学发展到东汉时期就钻进了死胡同，取而代之的是玄学以及后来的佛学盛行，而儒学则逐渐衰微的局面。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隋唐之际。只是由于儒学是王道政治和宗法制度的理论支柱和思想基础，在中国根深蒂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十分深远，故而在佛教和道教风行海内的数百年间，始终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特有的正统地位，并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潜伏着。
   至唐末时期，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获得飞跃发展，封建经济关系内部发生变革，新的平等观念产生。传统儒学以神学目的论观点解释天人关系的正确性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怀疑。曾经支配人们思想近千年而又相当粗陋的神学目的论逐渐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致使整个儒家哲学的思维框架出现危机，这时候便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来说明天人关系，特别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但是在这一时期，儒学却因诸多原因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再加至经历了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激烈的社会更革与政局跌宕，使当时士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处世方法、能力结构乃至生活节奏、欣赏品味等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使他们感到相当的困惑与迷茫，以至于廉耻尽失，竟然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道德观的一个时代。史称“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而在此时佛教却因它消极的“出世”说适应了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式迅速发展了起来。佛教寺院规模不断扩大，僧尼人数迅速增加，王公士庶深陷其说不能自拔。
   佛教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兴盛，可见它对救治社会和人心的衰败方面是毫无作用的。既然佛教不能治国平天下，那么就说明佛教的核心教义有缺陷。佛教的所谓终极关怀在于人类个体的生、老、病、死的“苦”，认为人生是一个苦海，指出了一条超越苦海的道路。既然人生过程中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现实的方方面面都是苦的汇集，那么只要离开现实世界进入一个所谓的理想化世界——“彼岸”，就可以得到全部的解脱。佛教教义的核心也就可以归结为：“彼岸”的重要，以及如何通向“彼岸”。可见，佛教注重的是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超脱，以及如何帮助他人从社会中超脱。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佛教在乱世中兴盛的原因了。它使人们在痛苦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了虚幻的思想依托，使人们在幻想中超脱于现实社会。这对于人类个体对痛苦的解脱无疑是有利的，但它从另一方面却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即佛教培育和强化人们文化心理的内向责己、柔弱顺世的趋向，而消蚀压抑了人们刚健勇武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加速了社会的堕落。
   面对这样的局面，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凭借他们所拥有的渊博知识，对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即如何重振被佛教挤兑下的儒学，如何改变儒学六七百年萎靡不振的状况，克服儒学中粗俗荒谬的论点，以适应新的时代形式的需求，有效的挽救社会的堕落，恢复人性的良知，继续发挥儒家思想所固有的稳定人心，维护封建统治地位的作用。这样，复兴儒学道统，反思儒学和辟除佛教就构成了宋儒的基本内容，宋儒也就是在对儒学的捍卫、复兴和反思中，在对佛教的抗挣中拉开了它的历史帷幕。

二、宋儒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阐发

   宋儒针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现状和佛教的“出世”说，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说明人性尊严的重要，使人重塑人格理想，积极的溶入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由于原始儒家的学说是夹杂在儒家所传承的经典文献中流传的，在社会上是被当作“子”的形态来看待的，认为“圣人”是不可学而至的。“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天道。一个完全成“仁”的人，他的行为就会完全符合“道”；那么，他就能与宇宙天命的规律相一致，自然就会出现一个礼仪教化、百姓富足的理想社会。这样看来也只有圣王才能最终达到“内圣外王”这一最为完满的人生境界。其实在孔子眼中，自古以来也只有尧舜禹才是实现此道德理想的典范，就连孔子自己也不敢称为“仁者”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一观点是不利于普通人完成人格塑造的，因此宋儒家们便呼应出了讲内圣之学的孟子精神，把儒家原有的内在精神提炼出来，勾画出新的天人关系蓝图。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既然人人都具备先天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之心，那么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圣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一个人只要努力发展仁、义、理、智这四端向善的萌芽，并且不断通过自省的方式驱除私欲的遮蔽，不让尘世的物欲“陷溺其心”，最终就能成为圣人。孟子因此而阐发出了道德内省的纲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说明了一个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明本心，就可以知道自己自然的本性。由于人性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反映，因此能知道自己的本性，就可以认识到天理；人们通过行忠恕，不断地减少他的自我、自私，最后达到人与天的合一，即“所以事天”。孟子希望人们明白，在人性上，圣人的本性与普通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即“尧舜与人同耳。”只是他们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不让善性被私欲蒙蔽。只要能不懈地用力，则圣人可学而至:“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宋儒学家们便继承了孟子的学说，针对当时的社会特点更进一步的指出圣人的大本——“诚者，圣人之本。”说明了诚是道德的直接依据，同时也是它的本质依据。一个人即使能通晓百家，但如果没有“诚”，便不足以语入德。并以此为基础以宗法血缘为联系纽带的伦理亲情为出发点，并由此延伸从人生问题开始追寻天理，从天理方面探究人生，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人性、人伦与宇宙天地之理的相通和统一，同时亦侧重人类群体生活的和谐，并按照群体生活的规范要求塑造个人的仁、义、礼、智诸德性，把人伦道德高扬到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高度，从而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要旨（也正是如此，宋儒的基本特征便是入世和济世），将儒学发展成为纯粹的“内圣”之教，即“人的德行完成之教” 、“天道性命相同之教”。使儒学变成了“士”的宗教，昭著了由士成圣的奥义，指明了成圣之路——“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传统儒学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精神，不为富贵所淫，不为威武所屈的“大丈夫”气质，才真正融入到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
   宋儒最低限度的能使人了解人道、人性的尊严，以挽救如狂澜般可怕的社会堕落。在这一点上，宋儒清晰而透彻的立于道德意识上而用其诚，是正确的把握到了儒教立教之本质。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的精华就在于人的道德性的树立。而孔子的心思大抵用于立教。两汉虽推尊儒圣，但因为忙于传经，并未能了解儒学的真实精神形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也因为诸多原因不是弘扬儒家思想的时代。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孔、孟的立教真意一直没能的到弘扬和发展。直至宋儒，因深感当时社会的堕落，加至佛教的刺激便以其强烈的道德意识辟除佛教复苏了先秦儒学，并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

三、宋儒所借鉴佛教的表现形式

   既然宋儒的产生反映了历经唐末五代社会的动荡、纲常沦丧之后宋代知识分子要求重振社会道德规范的强烈愿望，是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它又为何会被指责为“阳儒阴释”呢？笔者认为，宋儒要想挽救社会人心的衰败，就要先辟除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却给社会人心带来负面影响的佛教思想。而对任何事物进行评析都不能只停留在表象，宋儒学家们就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必须对佛教进行深入的了解，以便在进行辟佛时能够深入到佛教的心性核心，从人生观、宇宙观的根本处出发，用与佛教表达形式相类似的论点阐发出儒家心性的真实本质，从而揭示佛教的不足之处。毕竟佛教是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而存在的，新儒学只有用与它表达方式相似的形式出现才能快速、广泛的被社会大众更好的接受，才能真正弘扬先秦儒学的心性奥义。
   例如《华严探玄记》中将人性比喻成“在泥不染”的莲花，认为人性“在世不为世法所污”。周濂溪便也作《爱莲说》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说明人性也正像莲花一样清净至善，不管生活在多么浑浊的世间，受到各种恶习的污染，却不能改变其固有的善性。表面上看，两者对人性的看法似乎相同，但实际上佛教是从断灭惑见与烦恼以及成佛的可能性角度去探讨人性问题的。它所提倡的是求一种虚空高远的世外生活，是消极避世、与世无争，表面上看似“无私”，其实，却是自私表现的“性空”说。而濂溪却是以孟子的性善论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出发，用积极入世的态度驳斥佛教“性空”说的“性善”说。认为佛教的“性空”说将人类的一切关系情义皆视为“空”便抹杀了一切善恶是非的界线，使人趋向柔弱顺世。提倡在道德修养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人人都拥有至善之性。任何人都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或善或恶的性格，但人本身的至善之性是不会被蒙蔽的。因此人们只要按照纲常原则规范自己的一切言行便可以恢复自己固有的善性，最终达到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
   由此可见，宋儒和佛教在人性论观点上虽然使用了相同的说明方法，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宋儒的人性论观点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拓展，以积极的态度最终走向了人格的完满。而佛教所说的人性论则是本着无善无恶空幻虚无的清净自性，以消极顺世的态度最终走向了诗意的沉寂。
   在境界方面，佛教一直喜欢谈论高的境界，因此宋儒家们就也从高的境界上来驳斥佛教曰：“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否定了佛教的山河大地幻妄说，其中的“强生事” 一语更表明了与佛教的基本不同。但明道如此谈论高的境界，与儒家给人以平实的感觉看似是相违背的，这自然就会遭到一些指责，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其实，儒学看似平实，但所讲道理也是有高低、深浅之分。很多人只注意到了其低浅的部分，便片面的认为儒学一触及高深的境界便就偏向了佛教，这其实是歪曲了儒学的真意。要知道再高的境界也是有道可寻的，儒学自然也不会回避它。明道在这里所讲的看似好像流入了佛教境界的“看的破”一语，其实是秉承了孟子“大而化之之为圣”中“化”的境界，是儒家最高无执著的德性人格境界。这种境界当然不能说从佛教而来，也不是佛教所能独占的。因为，思想精华和境界不是可以囤积的物品，它不可能是某个人所专有的。同一句话，你可以说的出，我也能说的出。同一种境界，你能达到我也可以达到。同一种思想，你可以形成，我通过自我领悟升华也可以形成。这根本不能单纯说是谁袭取谁的问题，就好比道教和佛教中的玄智、般若就有不少辩证法的成分在里面。但你可以说是黑格尔袭取佛、老，或佛、老袭取黑格尔吗？
   因此，如果片面的认为谈论境界过于玄虚而故意避免，把它全部归于佛教，以为非儒学所固有，以致渐失其义，才是曲解了儒学的真意。
   笔者以为，宋儒学家们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抵制和排斥一件事物就要透至最核心处才能使自己站稳脚跟不动摇。面对儒家、佛教在心性、境界方面的歧异问题，宋儒学家们并不认为谈论这些玄虚的奥义就流入佛、老的窠臼。也不刻意的回避它，害怕一谈论它就是在为它做宣传。要知道，思想根源处的一念之差可以在现实中造成很大的差别，很多对思想问题有误解的人，就是因为认为研究这些思想义理是多余的东西而造成的。要对治思想上的偏差就得要全盘的了解它，才能以明其弊。事实证明，宋明以后佛教在理论上再无重大发展，只能是在禅、净结合的层次上做一些信仰上的普及工作。而在挽救人心堕落方面，从南宋灭亡后黄震的绝食而亡，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以及随南宋小皇帝投海的无名烈士之多都不难看出，宋儒因为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将儒学在形式上变更为“儒里佛表”便于大众的接受，在短时间内便辟除了佛教的负面危害，使儒家的道德观已深入人心。从五代十国的道德沦丧，到南宋以后的忠义之士辈出都证了明宋儒在与佛教的理论斗争中是最终的胜利者。
   从上面不难看出，既然宋儒家们要对佛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所表现的形式境界又看似与佛教相近，那么有浮光掠影之辈便认定宋儒是“阳儒阴释”或被功业人士及经生指责为：“……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能知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应当看到宋儒是秉承先秦儒家学说的宝贵思想财富，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儒学的升华，有着自己真实的生命，真正使儒学走向具有强烈人伦色彩的圣哲之路，决非袭取他人杂糅而成的失儒家正统之学。

[ 本帖最后由冷雨飞于 2006-11-16 16: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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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地无环 (情僧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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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7 15:4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儒与佛教之关系未曾探究，不敢置喙。
但于

QUOTE:

宋儒最低限度的能使人了解人道、人性的尊严，以挽救如狂澜般可怕的社会堕落。

这一句却心有戚戚，

如今在大多数人眼里，宋儒因“存天理，灭人欲”六字几成反人性的邪教，基本无视宋儒学说产生和所针对的奢靡堕落社会氛围。

儒言未知生，道者修长生，而佛讲生死轮回，以衲子拙见，释家之盛，种芽即在此处。
佛教对于社会人心之作用，并不在于领导奋进，而在于“保底”“优化”。以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考评佛教教义的标准，似乎过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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