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抹杀的名臣---明智光秀 - 人间五十年 - 运筹帷幄


	尾张之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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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5-2-18 19:1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序章

　
历史上的显赫人物，甚少人像明智光秀一样，知名度高，但一生却充滿著谜团。光秀在历史舞台的首次登场，是在1569(永禄12年)的4月14日。在此之前，他的经历不明，他父亲的姓名和出生地不详，他一生中最大的行动---本能寺兵变的原因也不清楚，为何光秀的一生都被秘团包围着呢？很明显，光秀的一生和功绩被后世、特别是当时的当权者们意图性的抹杀了。

首先，是紧接着本能寺兵变后的‘历史记载’。在山崎败给了羽柴秀吉后，逃走的光秀成了农民们‘落武者狩’的目标，如此的结局未免太过于简单了，简单的另人难以相信。况且，围绕着这个不可思议的结局，还到处流传着光秀其实没死逃脱的‘生存说’。在丰臣政权的政治烟雾下，光秀的临终状况大半是被编造出来的。遗憾的是，有关光秀和本能寺兵变的很多记录也都被抹黑。当时荣耀至极的秀吉，决定让身为御伽众的大村由已来制作自己的传记，而且，完全由秀吉亲自监修。由《惟任退治记》、《柴田退治记》等共八卷组成《天正记》，通过书名就可以推测出，此书完全是为了迎合秀吉，大力吹捧秀吉的政治泡沫书籍。所以，此书所记叙的许多‘真实的历史’，恐怕都是人为捏造出来的‘真实’罢了。

时光流逝，很快到了德川幕府的时代，有关光秀的事迹却更被歪曲了。‘下克上’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风潮，叛逆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坏事。当主没有实力统治家臣、或是没有魅力吸引家臣的话，家臣背叛不相称的主公是正常的行为。有位名人曾经说过，日本战国时代是‘武士三异主君方够格’的时代。可是，后世却认为‘谋反’、‘夺取主家’是件极为卑劣的事情。德川政权更为严重，原因是幕府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重视忠义，‘杀害主人是罪大恶极’这个理念根深蒂固。对于着力于士农工商的身分制度为基础来统治诸大名的江户幕府，儒教是最合适的。所以，讨伐了天下人织田信长的光秀，作为叛徒的典型代表例子，有可能会被公平真实的对待嘛？

而明治时期则让现代人完全相信了光秀是一个“谋反人”、“杀死主君的极恶之徒”。德川幕府崩溃后成立的明治新政府，为彻底肃清残留在世间的德川幕府遗留事物，重新修建了供奉秀吉的丰国社，并再次发行曾一度被设为禁书的《太阁记》。《太阁记》是侍奉丰臣家和前田家的儒医小濑甫庵撰写的，比起其他的太阁记，如《川角太阁记》、《绘本太阁记》等，《甫庵太阁记》最为出名。但是，此书的本质和《天正记》一样，完全是为了吹捧秀吉而写的，有着很多极具‘创造性’但却明显与史实相异的描写。由于要描写秀吉的功绩，所以，作为秀吉竞争对手的光秀，他的功绩和事项被毫不留情的歪曲了。这些被歪曲的事项，成为现代人认为光秀是个恶人的主要原因。

日本开始进入近代，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那些军国主义者认为秀吉的朝鲜征伐，是对朝鲜和中国展示了‘日本国的皇威’，他们认为秀吉是个‘英雄’(不仅是秀吉，楠木正成、高杉晋作和东乡平八郎等，许多人物都被政府利用了)。光秀与‘国家英雄秀吉’对比下来，便是‘杀死主君织田信长的谋反人光秀’，这样秀吉自然而然的成为‘为主君织田信长复仇、杀死仇敌的忠臣羽柴秀吉’。光秀是秀吉成为‘英雄’的垫脚石，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负面人物。

难道完全没有残留一些正确记述光秀一生的文献吗？其实还是有的，其中最详细的就是《明智军记》了(作者不明，元禄年间出版)。那为何光秀的一生依然是模糊的呢？这就取决于《明智军记》列出的史料的可信性了。该书是把光秀做为主人公所编写的军记物语，而不是历史记录书。但是，相对于《天正记》和《太阁记》里很多时间和空间上条理不正确的部分，在该书中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因为人们都认为《天正记》和《太阁记》是真实史料，所以就对《明智军记》的不同记载感到质疑。另外一点，《明智军记》的出版时期，是在光秀死后约100年的江户时代中期元禄年间，当时，本能寺兵变早已成为历史事件了。但是，光秀在侍奉信长之前的情况，除了《明智军记》等‘军记物语’、‘传承、传说’以外，只有‘宗谱’可以查询，其他可以说一点记载都没有。所以，《明智军记》的作者，很有可能得到了在时代动荡中所遗失的真实史料。所以，该书是研究明智光秀时不可忽视的史料。

关于光秀的人品，以及他和秀吉的比较，也有书籍所记载。其中有一部史料《老人杂话》，著者江村专斋出生在1565(永禄8年)年，是活在秀吉风光时期的人物。关于明智光秀和羽柴秀吉的比较，他是这样叙述的：“筑前守(秀吉)是信长的左右手，气质磊落，对人不拘言词。明智是外样，谨厚之人，言词慇懃。”可以看出，光秀和秀吉的性格相异，在同为信长左右手的同时，他们也是竞争对手，所以二人的立场始终保持对立。虽然作为外样，不过，十分谦虚温厚、言词谨慎认真的光秀，却与信长意气相合，如同谱代之臣一般；秀吉为人豪放磊落却处事傲慢，与织田家旧臣格格不入。光秀和秀吉......这性格完全不同的二人，作为竞争对手在织田家互相比拼，最终在山崎合战中一决雌雄。

所以，在讨论光秀的时候，不能光讨论他被秀吉所败的事件。在两者关系为胜者和败者的同时，还有着一同侍奉信长这样的共同点。

有关信长和秀吉的日史资料，有《信长公记》、《信长记》、《天正记》、《太阁记》、《当代记》等，国外资料有路易斯的《日本史》。对迫使信长自杀的本能寺兵变的记述，不论哪部史料，都做着相同的记述。在这里必须要提醒大家，虽说都是同样的记述，但未必记述的就是事实。如果写这些资料的作者们，都没有自己经历过本能寺兵变，而所有作者的资料都是以同一个当事者的记载作为参考，写了第三者的口述，那写出同样的记述却是必然的结果。

《信长公记》是由一开始侍奉信长的弓众，之后侍奉秀吉、秀赖的太田牛一(1527年～1610年)所撰写的，该书记载着从信长诞生到本能寺自杀的一生记录。牛一对《信长公记》一书的执笔，倾注着自己的看法，其批注有记述‘每日，日记写完，顺便留下了私作、私语’等字样，还写着充满抱负和自信的言词。所以，作为私语和私作，他所写下的史料，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天正记》，是秀吉在天正2年(1574年)成为长滨城主后，在天正8年时，洋洋得意地为了宣传自己军队的经历和业绩，让御伽众大村由己(1536年？～1596年)编写、由秀吉亲自监修的传记。由己是战国时期在播磨国出生的文化人，原本是儒僧，还俗后侍奉秀吉。由己自1580年侍奉秀吉以来，为主人秀吉的华丽功绩编写了《播磨别所记》、《惟任谋反记》、《关白任官记》等八篇文章，这些文章合称《天正记》。不过，《天正记》被由己自己以及之后的文化人称为‘面影’，意思是这本书的内容只是致力于满足秀吉自我膨胀的记述。　

羽柴秀吉，是一个能够很好利用政权，进而充分实施媒体宣传的人物。为了使中下平民也能接受《太阁记》，该书的出版算是花足了心思。《太阁记》前后被出版了很多次，记载的事迹从本能寺兵变到宽永3年(1626年)。所以，《太阁记》只是一部政治宣传书物。而侍奉过丰臣秀次、堀尾吉晴、前田利常等的儒医小濑甫庵所编写的《甫庵太阁记》，是小濑甫庵一边参照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一边自己写出《信长记》的(《甫庵信长记》)。特别要讲的是，在甫庵的《信长记》里，记载着‘平手正秀在死时给了信长五条忠告’这件事，但根据最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此事件完全是甫庵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信长的记录，根据记述的时代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动。在政权平稳的情况下，编写的书籍都考虑到了中下平民的接受能力。为此，先后侍奉过秀吉和田中吉政的家臣川角三郎右卫门，根据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再次精心编写了秀吉在本能寺兵变以后的事迹、逸话等，《川角太阁记》就这样出世了。至此以后，《太阁记》被许多作家们一边创造一边改写着。　

《当代记》是在德川政权下所编写的资料，作者是松平忠明，该书充其量只是把已有的资料重组而已，大部分资料还是来源于牛一的《信长公记》。

因为完成天下统一的秀吉曾经是信长的家臣，所以为了不给秀吉脸上抹黑，就绝不能给信长的脸上抹黑，《太阁记》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宣传秀吉的功绩而编写的，《信长公记》却不是如此。因为这个缘故，《信长公记》也是作为今天研究战国史不可缺少的一级资料。而关于《信长记》，其差错甚多，在仔细查阅后，可以看出其中三分之一内容似真似假，三分之一是完全没有的事，只有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的史实。所编写的人根据他人所记载的内容，凭着自己的‘智慧’，加上了许多无可考据的‘史实’，因此《信长记》只是一部对信长的评价文献，其内容并不可信。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被‘描写’过的信长。在明治35年，当时的陆军参谋本部制作了《日本战史、桶狭间役》。《桶狭间役》记述着信长凭借着奇袭攻击战胜了今川义元，然而，《信长公记》却记载的是双方进行了正面攻击。对陆军参谋本部来说，把桶狭间之役拟为奇袭攻击，是为了方便作为军事指导书。那么为何没采用正面攻击的见解为军事指导内容呢？想必是在做了作战能力分析后，而觉得条理不正确，不可以作为战史来参考；又或者是害怕承认桶狭间之战其实只是突然遭遇战这个事实；还是因为，桶狭间之战的真相其实就是‘信长向今川义元投降，引诱义元至桶狭间后，突然袭击了义元’这样呢......

焦点移向本能寺兵变，试着考虑一下，也是存在着很多疑问的。在事变当时，牛一应该也同在本能寺投宿，对于整个袭击过程，应该是能真实的将其记述下来的。可是，作为一臣属，自然而然的把主人的临终描画成演剧一般，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况且，其记载与身为光秀军的一员，并参加了袭击本能寺的本城惣右卫门的记录大不一致。想必是在本能寺兵变及山崎之战后，根据胜者秀吉口述的状况以及街巷流传的传言，改写成如此，其记述可信性也大打折扣。

总之，写信长传记和秀吉传记都一样，《信长公记》也是胜者的记录。当然，关于《明智军记》，其资料也有类似的疑问。

任何写到有关明智光秀的事迹，自然离不开关于信长的记述。在光秀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其意志和行动全都由信长的动向而决定。以研究明智光秀而著名的高柳光寿博士，其著作《明智光秀》的起首，是这样记述着的：“织田信长，他把整个战国时代的常识都给颠覆了。”

被称为战国最强的武田信玄，为了保护其领土而缩小道路的宽度，信长却为了迅速驱使军队而拓宽道路，修筑桥梁。在成为道路起点的城周围布置了家臣和其家族居住。连寺院、神社和朝臣统治的关口、市、座的制度也都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自己的城下建立了新型自由经济市场(乐市乐座)。城下自由买卖的安全被保障，并且严禁使用一切不正当的权力和暴力。而信长也由于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事，使周围的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下。这也是近代城下町的开端。

城下町向来都是人口聚集、商业发展、经济宽绰，矢钱(军费)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城下町的繁荣。自镰仓时代以来，武士们多是在‘本领’，也就是祖先世代相传的土地上生活。武士们侍奉当时的有力大名，就是为了维护‘本领’的安定。住在农村的武士们，为了保护农民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发生战斗时都尽量避开农忙期，这也是从镰仓时代就开始的常识。

信长根据在农忙期入侵他国全都败北这一现象，总结出“一所懸命”的语源。一些武士战斗力薄弱是因为他们靠耕作来作为食物来源，并且被本领所束缚。而对于当时只是尾张的一个小大名信长而言，他所能召集到的士兵也是很有限的，为了补充兵源，他不得不采用了新的规章，成立了由大量流浪者所组成的军团。初时，这个军团的战斗能力很低，迫不得已只有苦战。而信长为了急速锻炼这个低质量的军团，使其配备长枪和铁炮，如此士兵们不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力就能进行战斗，比起花费数年才训练出来的一个武士，一个训练数月的铁炮兵就已经能与之匹敌了。对于这军团，信长并不是给其领土，而是给其工资，这样，这支军团就不会被农业和土地所拖累。如此，不受土地束博，随时都能作战的职业军队出现了(兵农分离)，战斗的样貌也随之改变。

由于资金不足，通过界的茶人--千利休，把日本的传统茶道完善化。信长利用禅宗信徒对孤寂简单的追求，演化出茶道与打坐有异曲同工之妙，使得本来只是用于个人“趣味”的“茶道”附有了权威性。原本只是“和睦服从的证明”却变成了可以“赏赐”的有形物了。茶会的召开成为许可制，对于那些获得战功的武士，也会赐予茶具。因此，产生了一个抹茶茶碗却拥有超过一国以上价值的事实。

所谓战略性，第一就是控制住作为流通经济的中心地---港。如此才能确保绵绵不断的获得在日本本土不能开采的天然硝石(枪的弹药，黑色火药的原料)等军需品，进而可以保护掌握科学和西洋新知识的耶稣教(基督教)。在本能寺兵变时，信长的下一步便是要让界港发展成与博多港一样的国际贸易港，从而称霸中国、东南亚甚至全世界。如此，在他的构思和行动下，寺院、神社和朝臣的既得权都被剥夺了，这也就是打破当时常识的“革命”。

结果，旧势力对于“革命”反抗折磨了信长的一生。从长岛、越前一揆的讨伐及比叡山火攻等大量屠杀的残酷性，可以看出信长被折磨得歇斯底里的性格。

自认能代替神的自己，在这场“革命”里自然成为了独裁者，命运也导致了光秀和信长的相遇。辅助从越前逃出的将军足利义昭，为了复兴足利幕府的光秀，和为了上洛来增加权威并实施“天下布武”的信长，两人的意图在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引用耶稣会的宣教师路易斯在《日本史》的言词：“信长奇妙的使用了他(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