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渤海王国是毫无疑问的属于朝鲜民族的历史！！！ - 炎黄春秋


	霹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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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05:5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大渤海王国是毫无疑问的属于朝鲜民族的历史！！！

1、渤海王国的统治阶级是高句丽人
高句丽覆灭后，高句丽前将领大祚荣组成了一支高句丽和人的军队，带领他们前往由满洲的吉林附近定居下来，并在那里成立一个国家，起先叫震国，于公元713年改名为渤海。渤海国不久便控制了过去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渤海国的统治阶级大多是高句丽人。渤海国宣称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有时自称高丽国。
渤海国在9世纪上半叶宣王统治年间达成到鼎盛时期。当时渤海国的疆域北起满洲的松花江黑龙江，南至现代韩国的北部各道。它的首都位于当初建国的所在地－吉林地区的东京城。

2、渤海王国的大本营是在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北半部

渤海王国建国250年后被契丹人灭，此时大渤海王国虽然失去了其首都（吉林）在内的大部分领土，但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北部依然叫渤海，因为那里是渤海王国统治阶级---高句丽人主要聚集地！由此也充分看得出渤海王国毫无疑问的是属于高句丽人的国！
这很象满清，满清的大本营是东北的满洲，但其首都却是在汉人地区的北京，满清的统治阶级又是满人。假设满清被汉人灭了，那么东北的满洲依然可以叫满清，因为那里是满清的统治阶级---满人的主要聚集地！

3、后渤海王国与南部的新罗（高丽王朝）之间同语同种的认同感是能打败契丹人（大辽）重要因素

后渤海王国虽然恢复了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北半部的领土，但不久还是受到了大辽（契丹人）的控制。此时南部的新罗发生政变，改号为高丽王朝，并向北部大举进攻。此时半岛北部的渤海国人不仅不抵抗，反而和南部的高丽王朝并肩作战共同驱赶大辽（契丹人）的军队，因此其进展非常神速，很短时间内连克十几个洲县。并把领土扩张到了鸭绿江。辽圣宗震怒，并派兵大举讨伐高丽。辽朝大将虽然率征讨大军二十万而来，但却中了高丽军诱敌深入的当年高句丽常用的战术（当年高句丽用这种战术消灭了隋唐几百万的军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被诱骗到平壤的辽军大溃，被高丽军队一直追杀到鸭绿江。辽朝政府别无他法，只好承认高丽政权，自此，新出现的高丽国与中国一直处于战和不断的交战状态，直到元朝。

4、同语同种的认同感也是当年新罗能打败唐军的重要因素！！

被唐和新罗两面夹击而灭亡的百济地区后来被唐军所控制，但其地区不断发生反抗，唐朝不得以把押解到唐国的百济王族又请回以试图控制。被灭的高句丽地区也是如此，而这时尚未被唐军所控制的新罗看出了唐朝的领土野心，因此大举反攻，迅速收复了被唐军所控制的百济、高句丽地区。三国之所以能被如此快的统一是因为三国之间的同语同种的认同感是重要因素！正因为这种认同感三国百姓才并肩作战共同驱赶唐军，并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统一！！在这场战争中新罗的金将军轻松打败一位在唐朝疆域扩张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汉人某大将，并踩踏着他的尸体继续前进把唐军从平壤赶出！唐军仅仅控制平壤才不到十年就不得不慌忙撤出！从此这位被杀的汉人某大将也被中国人所抛弃，很多汉人知道高句丽人高仙芝但却不知道这位唐朝疆域扩张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汉人某大将！

5、同语同种的认同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现在有些人试图割裂南部新罗和北部高句丽，但这个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难道南部的新罗和百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南部的新罗和百济三面是海，因此其百姓的来源毫无疑问而且也只能是来自北部的高句丽地区。由此这三国百姓的生活习惯性格语言等惊人的相似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古代的中国文献也是如此记录并承认的事实。

6、不要散布那些没经过大脑的逻辑，这只能更显示你们民族的劣根性。

现在有些人极力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在另一边试图对关系更密切的南部新罗和北部高句丽之间搞分裂活动。这是极其恶劣的典型的双重标准。只有白痴才会相信这种不经过大脑的逻辑。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多人竟然相信了这种逻辑，难怪他们那个民族自古就被人看不起，到现在也是如此，更可笑的是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把自己的文化消灭的无影无宗的自虐狂！成了在世界上几个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之一，他们认为会说汉语、有几个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的古建筑就认为是文化（这些都不叫文化）的话，那他们更是一个无知的无可救药的连什么叫文化都不知道的劣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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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07:58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最后一段说得太偏激了点，没必要和高丽棒子一般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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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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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0:5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霹霹雳于2004-08-07, 5:51:10发表
大渤海王国是毫无疑问的属于朝鲜民族的历史！！！

1、渤海王国的统治阶级是高句丽人
高句丽覆灭后，高句丽前将领大祚荣组成了一支高句丽和人的军队，带领他们前往由满洲的吉林附近定居下来，并在那里成立一个国家，起先叫震国，于公元713年改名为渤海。渤海国不久便控制了过去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渤海国的统治阶级大多是高句丽人。渤海国宣称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有时自称高丽国。
渤海国在9世纪上半叶宣王统治年间达成到鼎盛时期。当时渤海国的疆域北起满洲的松花江黑龙江，南至现代韩国的北部各道。它的首都位于当初建国的所在地－吉林地区的东京城。

4、同语同种的认同感也是当年新罗能打败唐军的重要因素！！

被唐和新罗两面夹击而灭亡的百济地区后来被唐军所控制，但其地区不断发生反抗，唐朝不得以把押解到唐国的百济王族又请回以试图控制。被灭的高句丽地区也是如此，而这时尚未被唐军所控制的新罗看出了唐朝的领土野心，因此大举反攻，迅速收复了被唐军所控制的百济、高句丽地区。三国之所以能被如此快的统一是因为三国之间的同语同种的认同感是重要因素！正因为这种认同感三国百姓才并肩作战共同驱赶唐军，并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统一！！在这场战争中新罗的金将军轻松打败一位在唐朝疆域扩张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汉人某大将，并踩踏着他的尸体继续前进把唐军从平壤赶出！唐军仅仅控制平壤才不到十年就不得不慌忙撤出！从此这位被杀的汉人某大将也被中国人所抛弃，很多汉人知道高句丽人高仙芝但却不知道这位唐朝疆域扩张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汉人某大将！

您能说说这位汉人某大将是谁吗，英勇无比的高丽人民？还是你也不知道？
至于所谓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原因，渤海国是前高丽大将大祚荣所建，我认为你还需要多看几本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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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0:57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萧让于2004-08-07, 10:54:10发表

QUOTE:

楼上的兄弟，对于这种无知高丽棒子，理他做什么，让他的帖子在论坛中沉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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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0:5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同文同種！不錯。
把他們也同過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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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元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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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1:2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旧唐书》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

<新唐书>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

典型的混淆视线。大祚荣祖辈是高句丽的臣属没错，可惜的是，他并非是高句丽人，而是一个屈服于高句丽力量的独立民族。完颜阿骨打之于辽，铁木真之于金，努尔哈赤之于明，不也都是如此吗

顺便提一下黑齿常之，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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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干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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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2:0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楼主这破帖子作用何在？
渤海国只占了辽宁吉林一些地方很短时间，妄想把这些地方分裂出去的都将得到中华民族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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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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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4:5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渤海国统治阶级的组成及其最终去向！！！！

1、它是粟末靺鞨（是高句丽的同盟）联合高句丽等遗民建立王国政权，

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和另外一位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渡过辽水东逃。唐朝为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朝有此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朝追兵所击斩。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逃，降唐的契丹大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句丽、靺鞨之众”，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
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于是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国称王，以武则天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为国号，自称震国王。
它是粟末靺鞨联合高丽等遗民建立王国政权，渤海政权是在反抗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产生的，故开始就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2、最终大部分都投奔后来的高丽国

第10世王大仁秀继位，似也经历了一场激烈争夺。末王大諲譔继位后，其为人庸愚暗昧，统驭失宜，使渤海内部各种矛盾激化，此外文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接连发生冲突，于是统治集团上层又出现争夺王权的斗争。结果，大諲譔虽然保住了王位，但渤海元气大伤，境内一片混乱，失败者纷纷出逃高丽。公元925年（辽天赞四年，高丽太祖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500人投高丽。三天后，又有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謩、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100户往投。十二月戊子，左首卫小将冒头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1000户投奔高丽。阿保机正是抓住渤海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这一时机，亲征渤海，一举灭之。阿保机攻克渤海上京，俘虏大諲譔后，经过一番筹划，改渤海国为东丹（东契丹之意），忽汗城为天福城，册封其长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并以契丹贵族和渤海旧臣各为左右大相、左右次相，置百官治之。公元982年（辽乾亨四年），辽省置东京中台省官，早已名存实亡的东丹国，至此国除，历57年。
渤海国灭亡后，其中心地区不久后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出现这一情况：一是很多渤海人不愿接受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二是契丹最高统治者为易于控制，强迁渤海人于它地。外逃的主要是投奔高丽、女真和中原地区。逃入后二地的，史书语焉不详。投奔高丽的，据《高丽史》记载，自渤海亡后至938年（高丽太祖二十一年），先后往投的近10批，总人数有数万户，约10余万人。此后，在高丽景宗、显宗、德宗、文宗、睿宗诸朝，也每有往投者。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979年（景宗四年），渤海人数万来投；批数最多的一年是1032年（德宗元年），共7批；最后一批时在1117年（睿宗十二年）正月，有52人往投。由此可见，渤海人逃投高丽持续时间之长，与辽朝相始终。他们投奔高丽境后，除少数在辽统和年间辽对高丽战争中被辽俘掠回到今鸭绿江以西居住外，多数逐渐融合于高丽民族中。
而投奔中原地区的，史书只记了三批：第一批在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乌思罗等率30人投后周；第二批在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有酋帅大驾河率小校李勋等16人、部族300骑归北宋；第三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
逃入女真地区的，史书未具体记其数字，然据《辽史》说渤海人在被南迁时，“或亡新罗（即高丽）、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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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7 17:0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無敵了，懶得理他，讓這帖子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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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4-8-7 19:46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看来要警惕的民族分裂分子不止新疆西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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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4-8-7 19:5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看来要警惕的民族分裂分子不止新疆西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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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那就应该立即停止愚蠢的歪曲历史工作——东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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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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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4-8-7 22:1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现在大朝鲜民族主义很是盛行，看来已经反映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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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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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4-8-7 22:1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高句丽之争的“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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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2日16:26 大华网-汕头特区晚报

　　“东北工程”引发争论

　　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歪曲历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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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这次韩国学术界“集体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去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署名“边众”的文章提出：“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

　　这一观点在部分韩国学者和媒体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汉城大学教授李成王圭“不无担心”地认为：“如果古朝鲜、扶余、高句丽和渤海等历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引出韩国史只是没有被中国吸收的支流，是没能参与‘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的集体历史而已等各种观点。”而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慎镛厦甚至撰文称之为“‘历史帝国主义’工作。”

　　由于“边众“是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联合笔名，而研究中心正是国家立项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的领导机构，由此导致问题进一步严重化。

　　对韩国学术界这次“抗议”给予极大关注的韩国“第一大报”《朝鲜日报》发表所指更为深远的社论，矛头直逼“东北工程”：“有分析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要重新确认与朝鲜族居住的东北地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制造介入北韩地区的理由，隐含高度的战略意图。”

　　“我们肯定不会与他们发生争论，我们会按原有的学术部署继续进行研究。”处于“风口浪尖”的“东北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态度肯定，他认为12月9日韩国17个学术团体所发表的声明是非常偏激的。

　　旨在“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以及理论上的难点问题”的“东北工程”由中国社科院与东三省联合组织，于2002年正式启动，历时5年，预计一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厉声一再强调，高句丽仅仅是“东北工程”中的一个课题，并非像部分韩国学者所说，“东北工程”完全是针对高句丽问题。“以前我们没有提过这样的观点，现在提出来了，他们的反应非常大。”在评论“边众”一文时，厉声说。

　　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其它媒体亦未见公开针对韩国有关方面的态度做出评论，但香港与台湾媒体则表示了极大关注。

　　“争夺”高句丽历史缘起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前后，都城位于中国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高句丽本身是游牧民族，能征善战，与历代中原政权及朝鲜半岛南部政权战争不断。强盛时期疆域东至辽东，南至平壤，跨越现今中朝两国。公元427年迁都至平壤大成山。

　　公元668年，唐朝军队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军队南北夹攻，灭亡了高句丽，整个民族或迁入中国西北及江浙，或融入当地。此役即中国历史上的“薛仁贵东征”，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疆域及至平壤。

　　在高句丽一共700年的历史中，近400年其都城建于现今中国境内。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或者至少在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属于中国边疆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历代史书皆把高句丽误作“高丽”，并与高句丽灭亡200年后在朝鲜半岛兴起的“王氏高丽”相混淆。尽管从《明史》开始已经对这种混淆进行了纠正，但是今日韩国部分学者以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为证，论证高丽是对高句丽的继承，并据此得出结论：高句丽属于韩国历史一部分。而中国学者则普遍认为无论是从家族、姓氏还是血缘来看，高句丽都与后来的“高丽”毫无瓜葛。

　　另一个令今天的中国学者被动的是，新中国建国后，由于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高句丽被说成是朝鲜的历史，在郭沫若、范文澜等主流历史学者的书籍中，高句丽也一直被划入世界史的一部分。

　　“那时候完全是政治因素起作用。”厉声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

　　涉及历史问题时，朝韩两国向来态度统一。因此，此次争论虽然严格意义上应是中朝之间的历史，但韩国方面未作壁上观，且甘当主角。

　　不过，历史上最先就高句丽问题向中国发难的并不是韩国，而是1920年前后的日本。当时日本统治朝鲜，图谋中国东北，提出高句丽问题的用心显而易见。

　　而此番高句丽问题“重现江湖”，在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看来完全是不断的误解和猜测所致。“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以后，民族情绪上升，一些少壮派的学者开始寻找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于是就找到了高句丽。”张说，从那个时候，韩国学术界就有一些观点认为高句丽历史是朝鲜的历史。

　　“问题开始复杂于1999年前后，中国一些并不了解韩国学术界的学者突然发现了韩国学术界的这种观点，他们很吃惊，于是也开始进行研究，这样一来韩国又很紧张，并联系到中国的崛起，以为中国要重写东北亚历史。”张琏瑰说。

　　从去年10月开始，韩国学术界就此陆续成立了一些组织，如“中国篡改中朝边界历史对策委员会”等。

　　“东北工程”纯属社科学术研究

　　韩国部分学者和媒体坚持认为“东北工程”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这是这场争论变得敏感的直接原因。《朝鲜日报》除了一再强调“东北工程”由中国政府出资外，在谈及《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时，也特别强调该报“代表中国共产党学术领域”。

　　对此，国内学者澄清：中国的社会学术基金以及相关机制不健全，社科学术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很难开展。“东北工程”学术领导机构是一个由17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其中3人以官员身份参加，即东三省宣传部的副部长，“但是他们仅仅起到一个组织和协调的作用”，厉声说，“我们的一些课题由他们负责通知给各自省里的社科院和大学，因为这种工作无法由单个的学术机构完成。”

　　厉声透露“东北工程”立项的初衷更多的是考虑到当时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面临很多诸如大规模下岗、矿业城市资源枯竭等严重社会问题，“要解决现实问题，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厉声说，这种思路在“东北工程”的全称（“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中亦有体现。而以巨大的课题经费支撑经济并不景气的东北地区的科研力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韩国方面有人认为《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一种政治态度，这完全是猜测的。”一位国内科学者称，《光明日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报刊，在刊登学术文章时，有侧重选择学术前沿的倾向。

　　学术研究不该上升到“政治层面”

　　“高句丽的历史是一个学术问题、历史问题，但如果它被演绎成古代中朝边界问题，并影射今天的边界问题，那么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在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看来，高句丽的争论在学术领域是正常的，如果扩大到政治领域，则是危险的。

　　在记者向韩国驻华使馆提出就此事采访时，韩国使馆方面的答复是“此事非常敏感，而且鉴于中韩两国良好的关系，政府不便出面。”与韩国使馆的谨慎恰恰相反的是，韩国很多学者纷纷强调韩国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并开始试图对政府施加压力。

　　12月12日，韩国25名议员向国会提交了“敦促中国停止歪曲历史的决议案”，认为韩国政府应提出强烈抗议，并与朝鲜共同提出对应方案。该决议案内容基本得到韩国政府官员肯定性回复。

　　12月13日，韩国国务总理高健主持的会议决定，将针对中国研究东北地区的古代史问题成立“高句丽史研究中心”，加强对高句丽史的研究工作。

　　更令人担忧的是，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中国苏州举行的年会上审议朝鲜提出的将高句丽古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如果通过，则表明世界组织将默认高句丽历史上属于朝鲜。而韩国方面的态度是，全力支持朝鲜的申请。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都不克制，上升到政治层面，将对中韩两国非常不利。”张琏瑰认为从东北亚大的局势来说，已经有朝核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等不稳定因素，而中韩两国没有重大分歧，在很多问题上可以互相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厉声比较乐观，认为这次争论不会严重化。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定下了不会主动挑起争辩的基调；另一方面，他认为韩国大多数学者还是相当冷静。“我们注意到，韩国几个主流的学术团体并没有参与近期的高句丽问题集会。”

　　《朝鲜日报》的记者也认为，目前韩国对高句丽的研究应持冷静态度。

　　“一窝蜂”研究招“政治化”猜疑

　　学者认为，此次的中韩尴尬事件，与大陆学术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与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学术研究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趋利倾向”。无论是课题经费还是社会关注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在社会上“独占鳌头”，一些MBA老师年薪达几十万，一些著名法律学者担任律师可以获得50万元的律师费。而诸如历史等学科，很多学者则需要自费出版研究成果，出现所谓“研究越多，学者越穷”的现象。这直接导致了研究人才分布的“贫富不均”。

　　本次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国内寻找高句丽问题专家相当吃力。“我们对‘高句丽’的研究远比不上韩国。”国内一位常年从事东北亚问题研究的学者无奈地说，“他们一位学者写过几十本研究中朝边界的书，而我们的情况是以前的老学者已经逐步退出研究，继承者又非常少。人才匮乏，立志坐冷板凳的人太少。”

　　一位参加了“东北工程”的学者向记者透露，在“东北工程”中，研究高句丽时间在五年以上的人极少，但由于国家立项投入了课题经费，这一研究变得相当“热闹”。这种做法不仅会养成一批学术‘追星族’，也会让国外误解我们，误以为有什么政治背景。”

　　此次“高句丽”争议事件印证了这种担忧。（据《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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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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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韩高句丽文化遗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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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大会日前把中国和北韩申报的高句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官方媒体随即提出，高句丽与中国王朝有隶属关系，是中国地方政府。这种说法立即引起了南北韩的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日前在苏州开会，决定把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以及北韩申报的“高句丽古墓群”一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媒体称高句丽为古代少数民族*

申报成功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涉及高句丽遗址归属权的论断，从而引起南北韩的不满。新华社的报导说，“高句丽与中国王朝有著隶属关系，是受到中原王朝管辖的中国地方政权。”《人民日报》则把高句丽定位在“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

*韩国不接受*

这种说法立即引起了南北韩的不满。韩国外交通商部文化外交局长朴兴信代表政府表示，“韩国政府绝不能接受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立场，韩国政府将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确认中国媒体报导是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韩国在野党代表金德龙则表示，中国先是动员学术团体，即而动员官方媒体，全面歪曲历史。他提出，韩国政府和学术界应该制定对策，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与北韩一起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的研究员拜因顿说，中国和两韩关于高句丽的争论由来以久，之所以最近才引起外界关注，一来是因为中国和北韩申报高句丽遗址，二来是因为中国2002年启动的所谓“东北工程”。政府向“东北工程”提供1500万的投资，专门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上的疑点和难点，而高句丽就是研究重点之一。

2003年年中的时候，“东北工程”的领导机构，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三位学者联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去年年底，韩国17个学术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反对中国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所谓歪曲历史的行为。高句丽到底应该是谁的？美国玛丽埃特大学历史系教授易小熊说，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争端是一桩扯不清的公案。

*以地域划界还是重在历史文化？*

他说，“我认为中国是从一个现在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说，我当然认为韩国政府的话有道理，但是中国政府从现在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是以地域划界，今天你在我这，你就是我的，以前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一概不管，这个高句丽毫无疑问是高丽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汉文化的一部份。韩国文化跟汉文化是很不相同的，无论是起居饮食都没有汉文化的特征，庭院的构造，村落的安排，都不是咱们汉族的这种文化。”

美国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的拜因顿同意这种看法。拜因顿补充说，高句丽是朝鲜半岛历史和文化不可割舍的部份，特别是对于北韩来说。

拜因顿说，高句丽是南北韩人精神里根深蒂固的部份。对他们来说，高句丽不仅具有历史地理的传统意义，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而且早就成了南北韩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份。不管是在北韩还是南韩，你找个学生，问他高句丽是什么，他能说出很多东西，但要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学生知道高句丽到底是什么。

*易教授：中国可申报世界遗产之处少*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把高句丽说成是自己的呢？美国玛丽埃特大学的易教授解释说，中国眼下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和平崛起，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地位。然而，遗憾的是，在文化方面，中国虽然福员辽阔，但由于近代史上的内忧外患，保存完整、可以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并不多。

他说，“文化遗存要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形态，整个的居住环境，饮食呀，文化呀，甚至是服饰啊，或者是墓葬啊，或者是祭祀啊，要反映全面的东西才能算做文化遗产，中国这方面的保存很遗憾，对这样一个大国，现在又需要文化大国，和平崛起的地区性主导大国，所能申报的文化遗产和实际上遗留的文化遗产非常不成比例。 ”

*拜因顿：地方政权论无考古根据*

虽然中国坚持说高句丽历史上一直是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但是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的拜因顿认为，历史和考古不能支持这一论断。

拜因顿说，“我认为中国采取的是自我保护的立场，同时也说明中国学者在如此划定古老疆域的时候并非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和考古研究并不能支持他们的论断。尽管如此，部份学者还是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为中国对高句丽的所有权寻找某种历史证据。”

*易小熊：白头山是先例中国会赢*

至于高句丽争议最后将如何解决，玛丽埃特大学的易小熊教授引用中朝历史的另一件公案说，“当初白头山中国就说是我们的领土，是我们的一座山，金日成马上就说，当时就跟毛泽东说，白头山是我们的文化圣地，是我们的发源地，你绝不能说白头山是你的，最后白头山当然还是在中国，说句实在话，我想最终这场官司中国还是会赢。”

然而，美国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的拜因顿指出，高句丽的争议出现后，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采取措施，限制韩国研究人员进入高句丽遗址，造成双方至今没有官方的合作研究项目，这样做严重影响了对高句丽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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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4-8-8 00:4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小国沙文主义的自我彭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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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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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4-8-8 09:3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其实楼主说错了，大渤海王国曾经在史前5000w年前统一了全球，可惜那时候没文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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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4-8-9 10:2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搞不清，就这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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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4-8-10 09:3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世界本不属于人类
关键在于实力
大渤海王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因为他们没有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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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4-8-10 10:5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晕菜于2004-08-08, 9:33:44发表
其实楼主说错了，大渤海王国曾经在史前5000w年前统一了全球，可惜那时候没文字罢了

^_^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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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红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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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04-8-10 20:2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大渤海王国是毫无疑问的属于朝鲜民族的历史！！！
朝鲜民族是毫无疑问的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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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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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4-8-11 11:4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中国拒绝纠正高句丽史问题

6日，中国当局拒绝了韩国政府对歪曲的高句丽历史进行纠正，并制定相应对策，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要求。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外交部网站删除韩国政府成立以前的历史，地方政府宣传歪曲的高句丽历史的行为，以及国立大学教材中歪曲高句丽史，都不是由中央政府方面解决的事情。

当天，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外交通商亚太局长朴晙雨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洪才、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局长李君、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外交部亚洲局长崔天凯会面，就纠正高句丽史歪曲问题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判。

朴晙雨在谈判中要求中国政府立即让地方政府中止宣传歪曲的高句丽史的活动，以及国立大学教材歪曲高句丽史的行为。同时，他还向中国方面传达了韩国舆论媒体的观点，即中国外交部网站删除韩国现代史以前的历史只是“回避事实”的权宜之计。

中国政府表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央政府难以一个一个地控制在各地发生的事情，也难以管理地方政府和个人的出版物”，以此拒绝了韩国政府的要求。

中国政府还强调：“认为高句丽史问题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中国政府并没有歪曲历史的意向。希望该问题不会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通过学术机关之间的研究解决双方摩擦。”

另外，韩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表明韩国政府和国民对高句丽问题上的坚定意志，正在研究召回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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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4-8-11 15:3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无知者于2004-08-11, 11:40:51发表
中国拒绝纠正高句丽史问题

6日，中国当局拒绝了韩国政府对歪曲的高句丽历史进行纠正，并制定相应对策，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要求。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外交部网站删除韩国政府成立以前的历史，地方政府宣传歪曲的高句丽历史的行为，以及国立大学教材中歪曲高句丽史，都不是由中央政府方面解决的事情。

当天，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外交通商亚太局长朴晙雨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洪才、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局长李君、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外交部亚洲局长崔天凯会面，就纠正高句丽史歪曲问题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判。

朴晙雨在谈判中要求中国政府立即让地方政府中止宣传歪曲的高句丽史的活动，以及国立大学教材歪曲高句丽史的行为。同时，他还向中国方面传达了韩国舆论媒体的观点，即中国外交部网站删除韩国现代史以前的历史只是“回避事实”的权宜之计。

中国政府表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央政府难以一个一个地控制在各地发生的事情，也难以管理地方政府和个人的出版物”，以此拒绝了韩国政府的要求。

中国政府还强调：“认为高句丽史问题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中国政府并没有歪曲历史的意向。希望该问题不会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通过学术机关之间的研究解决双方摩擦。”

另外，韩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表明韩国政府和国民对高句丽问题上的坚定意志，正在研究召回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

本来就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今天的韩国人可能是疯了，他们出的一本书竟然把高丽的地域划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这本书竟然还获了奖，唉，真应该提醒他们下次记住把日本也划进去。真是搞笑
从高句丽的墓葬中可以看到很多属于中原文化的特征，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饕餮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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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4-8-11 15:4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小小的韩国人不就是口袋里有了两个钱吗？就这样气势汹汹的玩起了大国沙文主义，小心别成为别人的手上的刀子把自己赔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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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4-8-12 13:2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韩国人肯定没中国人有钱
汉城肯定没上海繁华那的人也没上海和北京人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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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2004-8-12 13:39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高句丽人不等于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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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4-8-12 14:01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唉，真应该提醒他们下次记住把日本也划进去。

偶记得已经化进去了，好像日本是朝鲜移民建成的

可是不知道他们自己承认的卫满朝鲜怎么算，那比高丽早多了，可那是中国人啊~~
当然啦，要是再向前找，据韩国说他们是从阿尔泰山来的，那么这一路上。。。
要不中国和朝鲜半岛合并了吧？？

不过还真是想知道死的哪个将军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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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4-8-12 18: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转一篇长的论文:
渤海，是唐代我国东北靺鞨人为主建立的一个古代国家（698-927），有国两百余年间，历代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将原属靺鞨人的大部地区收入其版图，同时与唐以及其他周边国家、民族集团间展开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往来，在古代东（北）亚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由于渤海自身未能留下一部信史，研究者只能根据中国古籍中片段的、大同小异的记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旁佐性资料，以及不断发掘出的地下遗存，来拼合她的生命过程。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都在进行渤海史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基本问题，或尚未廓清，如渤海国为何称作“渤海”，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或仍存有分歧，如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特别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继承国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疑问与争论在形式上表现为唐等周边国家对渤海的称谓上的分歧，实质上在这些称谓的背后，又都隐含了称呼国对被称呼国的基本态度以及与被称呼国间的关系定位。
　　因此，本文拟取与渤海同时代的唐、日本、新罗等国的典籍中出现的对渤海的称谓为切入点，考察诸国及部族集团对渤海的认识，了解渤海的自我认知，进而探讨渤海国家的属性。

一，唐对渤海的认识

　　考察唐对渤海的认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就是唐王朝对渤海王的册封，因为这个封号在相当意义上可以体现被册封国在其认知系统和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反映唐王朝的政治动机。
　　渤海国始建于698年，最初自称“震”。713年，第一代王大祚荣接受唐王朝册封，才有新名渤海。关于这段历史，《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有明确记载，

　　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唐曾经称呼大祚荣政权为“靺鞨”，后因赐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而开始改称“渤海”。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渤海国为何被称作渤海，也即唐王朝为何选择了“渤海郡王”这个爵号？
　　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与渤海国同时代，在唐内地还有一个渤海县，而且还存在以渤海为郡望的豪门大姓渤海高氏。更重要的是，在大祚荣之前就有许多渤海高氏已经受封渤海郡王等爵号。那么，唐王朝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与上述各方面是否有所关联呢？

　　1，渤海高氏和渤海郡王号

　　大祚荣之后的历代渤海王都沿袭渤海郡王或渤海国王号。对此，有人注意到唐高祖李渊弟之子奉慈与活跃于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高崇文两例，指出渤海郡王号本为唐国内通用[1]，渤海国王大嵩璘（794-809）晋升渤海国王后，渤海郡王以下的爵位均授予在唐的所谓“中国人”，而且都是渤海高氏[2]。事实上，大嵩璘之后仍有唐人被封为渤海郡王，如高固（《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及“高固传”）及高崇文之孙高骈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下“高骈传”）。而且，在渤海郡王之外，还有许多高氏按唐的九等爵制受封各色爵等，如渤海郡公高元裕、渤海郡开国公高少逸、渤海县子高重、渤海县侯高适等[3]。
　　而且，如果沿此线索追溯到唐以前，也有人得到这个爵号，例如根据唐初的“渤海蓨人”高懲墓志铭及序，可知高懲生前为银青光禄大夫少卿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而其五代祖曾被封渤海郡王[4]。此外还有其他高氏被封为渤海郡公等，如隋高颎就曾晋升渤海郡公（《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其子高表仁则以大宁公主驸马都尉受封渤海郡开国公[5]。
　　看来，早在大祚荣被册封渤海郡王之前，渤海郡望的高氏已经有许多人受封渤海郡王、渤海郡开国公、渤海郡王等爵号了。这自然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一个记作“渤海人”的高氏的墓志铭也同样吸引了渤海研究者的关注。这墓主就是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75条载，献书待制杨憼撰“唐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郯国公上柱国高公墓志序”有云：

　　大历八年夏五月廿有七日，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公毙于洛阳教业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三。前年四月十二日，郯国夫人真定侯氏先毙于博陵郡，……礼也。公讳震，字某渤海人。祖藏，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朝鲜郡王柳城郡开国公；祢讳连，云麾将军、右豹韬大将军安东都护。公迺扶余贵种，辰韩令族，怀化启土，继代称王，嗣为国宾，食邑千室。……

从墓志可知，墓主高震之祖乃高句丽的亡国君主高藏。高震身为高句丽王室后裔，却自报渤海人，使该段墓志因此显得颇不寻常。韩国学者宋基豪以此作为渤海是高句丽人的后继国家的有力证据。其理由是，高句丽灭亡后，许多高句丽遗民参与渤海的建国并在渤海的权势贵族中占据高位，他们从政权初创时起便长期追随渤海王族大氏，作为王室后裔的高震从中体会到与渤海国间的一种“同质性”因而自报渤海高氏[6]。
　　显然，宋基豪将这里的“渤海”视为大祚荣建立的渤海国，但他并没有说明理由。高震亡于大历八年即773年，距渤海立国已有七十五年，因此若单纯从时间上看，墓志中的渤海完全有可能指渤海国。而且诚如宋基豪所言，因为高句丽在渤海建国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如后述）以及亡国之后寻求依托的遗民心理，一些旧高句丽自称渤海人的可能性也未必不存在。但问题是，高震并不生活在渤海，且亡于远离渤海的洛阳私邸，这些现象使人难以将其与渤海国联系起来。
　　高句丽灭亡后，数万高句丽遗民被强行迁到唐土的各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三国史记》卷二十二“高句丽本纪”第十等）。关于高句丽末王高藏，《册府元龟》卷一千“外臣部”亡灭条中有如下记载:

　　高丽王高藏，高宗仪凤中，授开府仪同三司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圣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

在唐王朝强大军事进攻下，高句丽亡国了。为便于统治和管理高句丽遗民，唐高宗让高藏留在安东并对其加官进爵。然而高藏对唐廷阳奉阴违，私下里与靺鞨部落串通谋反。事泄，唐廷招回高藏，另行发配四川邛州，在安东的高句丽遗民，除去贫弱者仍令滞留安东外皆流放关内河南陇右等地。
　　高震一家迁徙的具体情况不详，他们可能没有随高藏去四川而是直接去了河南，也有可能先到四川，后辗转至河南。当时，大祚荣尚未建国，或建号“震（振）”不久，正忙于躲避唐廷的追击，还未称渤海。从时间上看，高藏等移住唐内地时高震还未出世。700年出生的高震很可能在唐土度过一生，至少在洛阳长期生活过。也就是说，高震与渤海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荣辱与共的历史积累，他与现实的渤海国不仅存在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在时间上也存在抵牾，无法想象他如何会与远在东北的渤海国扯上关系。况且，在唐廷，在中原人看来，渤海不过一夷狄蕃邦，高句丽人在中原人前表明自己的高句丽人身份尚且觉得有失身份，怎么会自称渤海国人，自取其辱。晋“永嘉之乱”期间，有渤海高氏到高句丽避难，因此高句丽人可能因此得知中原高氏的存在。在隋以后中原王朝一次次远征高句丽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高句丽人逃入中原地区。据姚薇元考证，渤海高氏中就“混”入有高句丽人出身的异民族[7]。高句丽人附会渤海高氏，是因为这些高句丽人以出身东夷在中原备受轻视，所以冒充渤海高氏以抬高身价。高震自号渤海人一事，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事实上，外姓人附会渤海高氏者大有人在。前面提到的高颎也是一例。本传载，“高颎，字诏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池田温指出，高颎虽然以汉人贵族自居，但他身上却带有浓厚的鲜卑人色彩[8]。高震之举实际上与高颎如出一辙。另外，高震的婚姻状况也给人一点提示。高震夫人侯氏是博陵人。侯氏乃博陵第一大姓，而洛阳也是渤海高氏的又一大集中地区。高震必定要而且必须攀上渤海高氏，才能门当户对，因此他完全不可能与渤海国的高句丽人抑或靺鞨人搭上任何关系。
　　这样，就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渤海郡王号出现于唐授予大祚荣之前，并且其后也并行使用；二是高句丽王室后裔的高震也自称渤海人。高句丽王室后裔虽远迁唐内地，但诸如王孙高震的行踪等事，肯定在唐王朝掌握之中。也就是说，上述事情唐朝廷确知无疑。那么唐廷又为何再封大祚荣呢？是事出偶然，还是唐廷另有图谋？
　　关于渤海国名之由来，近代以来，各国的中国东北史以及渤海史研究者已有几家之言，但除近年赵评春有专文论述外，多为概说，缺少必要的论证；但毕竟这些概说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和解题的线索。这里就参考先学的诸成果，试对渤海国号的由来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2，诸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既有诸说大致可以分类为音韵和地理两类。关于前者，金毓黻先生早就指出过，大祚荣出自粟末靺鞨，与渤海郡有某种关系。唐人或以“靺鞨”二字发音与“渤海”相近，所以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9]。也就是说唐王朝是取其发音相近之意，而大祚荣也就依照册封的名号，弃原来的“震”而“专称渤海”了。
　　金毓黻之后，又有学者先后提到此类问题。如刘振华撰文指出“震”与“渤海”两词的发音均接近于“肃慎”、“靺鞨”，渤海乃是“震”政权受到唐的册封后出于“义美”的动机而改称震为渤海的[10]。同文还借《三国遗事》靺鞨渤海条作者僧一然自注“渤海”与“靺鞨”“开合不同而已”[11]作旁证。
　　日人藤井贞干在《好古日录》第一一三“靺鞨”中根据“五代史曰，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推测渤海盖靺鞨之转音。吉田东吾的《日韩古史断》继承藤井的论调，认为渤海盖为讹音填字[12]。
　　否定的意见也同时存在，如鸟山喜一指出，渤海之称号自古即已存在，并非专待靺鞨而始生。大祚荣止“震”国号而采渤海国号实为受唐王朝册封之故，决非其领民为靺鞨之故，既非谐音亦非讹音[13]。河野六郎为首的专家小组在为期一年的集中研究后指出，在中古音中，或时间上或新旧形态上，或地理的或方言的，靺鞨与勿吉为同一语的异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渤海与靺鞨之间在音韵上的关联，或者近亲性则难以认同[14]。
　　以上诸文均谈到了“渤海”与“靺鞨”这两个词之间的关联问题。赵评春文指出，由于汉字与语音的特定关系，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一些名称往往被称为音转而来。赵评春文举《广韵》例，指出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所谓音转或音近之说，无论中原文献所记各名称源于何处，都可能产生字音近似的偶合现象。所以，说某名称源于音转，有些可能是对的，有些可能就是不对的[15]。对“渤海”与“靺鞨”的音转关系，如无其他确凿依据，应谨慎为宜。刘振华的见解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渤海”之称号乃唐王朝所赐，并非大祚荣自选而来，因而很难考虑“渤海”为大祚荣美化“震”政权而改取的发音相近的称号。在各个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蕃国君主册封的郡王号中，还没有发现与该民族或部族的名称有关的例子。
　　另外，王承礼提出，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一，可能和其组成部族靺鞨的称号有关；其二，可能与居地邻近渤海有关[16]。前者是唐借用与靺鞨音近的古郡名之渤海为靺鞨之雅称。后者则关涉震周围的山川地理。下面就从地理角度考察一下。
　　日野开三郎认为，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形式上将渤海湾以东地区统治一应委托大祚荣，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天下思想的体现，又是中国传统理蛮政策的具体体现，而实际上则是对大祚荣领有渤海湾以东领土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17]。从而安东都护府在辽东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这样，在崔忻返回长安的开元二年，安东都护府后撤至关内的平州。唐对大祚荣的招抚与册立，与安东都护府的后撤在时期上相承接，可见是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相关联的。
　　与日野开三郎意见类似的还有俄罗斯渤海研究专家E·V·沙弗库诺夫。他认为，713年大祚荣将唐军逐出前高句丽领土，之后可能又继续前进侵吞了唐的辽东之地，而皇帝为维护其“天帝”形象与面子，又将实际上已成为大祚荣领的地盘再行封赐，作为对既成事实的追认[18]。沙氏的见解推测成分太多，而且几乎无论证过程，因而难备一家之说。
　　西嶋定生提出，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如同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带方郡王，均为沿袭汉代名郡渤海旧名而来，意在提醒大祚荣，他的领下亦是“中国的国土”[19]。该见解提到唐试图强调“震”政权所辖之地为唐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提示，但问题是，唐既然对前述朝鲜半岛三国君主所封爵号均取汉代朝鲜半岛或东北地方的名称，为何惟独对大祚荣选了远在内地的渤海郡呢？对此，西嶋定生没做解释说明，而因为没有把这一点说清、说通，其主张的可信度就得大打折扣。
　　现在再来看赵评春的说法。《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颜师古注曰，汉代的渤海郡王“在渤海之滨，因以得名”，赵氏受颜师古影响，认为这一观点起码间接反映了唐王朝加封粟末部的原因之一[20]，粟末靺鞨部亦“依粟末水以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唐因此而封粟末靺鞨部为渤海；又根据《淮南子》卷四“地形训”注等记载[21]，指出汉唐时代的渤海并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概念，局限于某一海域，而泛指东部大海。故而渤海国号的名源，当是因东濒大海，至于取先朝旧名再命新地，则在客观上反映了唐王朝开拓疆域的政治抱负。
　　且不说唐王朝是否有过借册封大祚荣而抒发其开疆拓土之壮怀，单就地理概念而言，即使“渤海”在汉唐时期确实可泛指东部大海，相当于今天松花江的“粟末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大海，而充其量不过“大水”。当然，赵评春的如上分析是基于他对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是以扩大疆域的策略的认识为出发的。开疆拓土是任何中原王朝的政治抱负，可是在对各蕃国的封号上是否也要有所体现就不一定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王封号就很难解释。因为汉四郡历来被看作“中土”，不存在开拓的必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原王朝自然无需借一隅夷狄述怀。实际上，唐王朝招降大祚荣，是出于解决其北方来自突厥的威胁，利用渤海从后方牵制突厥这一战略目的。这样一来，赵评春说赖以成立的两点依据都失去了基础。
　　与上述几家支持地理关联说相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朴时亨则认为，渤海郡乃渤海沿岸唐的一个郡名，本与靺鞨、高句丽并无任何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两者的关联的话，也不过是因为渤海郡地处渤海国及其他各种族集团入唐朝贡的必经之路，唐在该地设置过接待机构而已[22]。问题是，渤海郡为汉代时所设，至唐代已无渤海郡而只有渤海县，在棣州管内。既然于唐代求渤海郡已经无理。则朴氏的朝贡道说也就显得很牵强了。
　　以上诸说，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概而言之，音韵方面，目前还无法确认“靺鞨”与“渤海”间的亲近性；地理概念方面，诸家之说也都没能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唐朝以某地为号封王，王并不领有此地，即“设土无爵，署官不职”“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唐会要》卷四十六）。所以，册封某王于某地，并不意味着该王已经获得了该地的管辖权。至于大祚荣是否曾经把势力拓展到渤海湾附近，那又另当别论了[23]。不过，大祚荣建国后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其“旧国”的势力，而第二代王大武艺即位后首要的发展方向是东北部诸靺鞨而不是西部（《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确证大祚荣时期渤海势力到达过渤海湾一带。
　　这样一来就得回到最初的问题，即唐王朝何以将“渤海郡王”号赐予大祚荣这个问题上来。朴时亨也认为此番册封史无前例。他推想，如果唐封大祚荣“靺鞨郡王”，则大祚荣很可能不会接受；而爵号最后所以落在“渤海郡王”上，恐怕还是因为，对大祚荣来说，受唐册封，总还是有利于其在东方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取他国的一郡名为国名倒也无碍大局[24]。至于为什么会是“渤海郡王”号则没有具体说明。

　　3，渤海郡王号的由来

　　上述诸论点中，金毓黻先生与西嶋定生两人均言及汉代以来的渤海郡与渤海国间的关系。较之于单纯根据字面意思进行推测的西嶋定生，金先生则更具体地提到了渤海郡望，虽然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渤海郡而非其它，并且金氏本人也承认此说“只姑备一说，未可视为定论”但他谈到了渤海郡王号，启发人们从这个称号本身来作些考释工作。
　　前已提到，许多拥有渤海关系爵号之诸高氏，均为汉代以来渤海郡王的高氏大姓，或承袭先代封爵的王公。这些事实表明渤海郡王号不仅的确通行于汉唐，而且可以从中看到唐廷封爵的确对郡望有所考虑，换句话说，唐王朝不会兴由所至地赐某人某王以渤海郡王号的。唐王朝授大祚荣以渤海郡王必事出有因。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考虑封号后面的动机了。既然唐廷所封渤海郡关系爵号均与郡望有关，那么，在唐王朝看来，大祚荣与渤海郡望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瓜葛呢？
　　下面首先回顾一下两唐书有关大祚荣建国关系史料。《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载：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以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载：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邑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杀营州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

以上两史料虽然在史实叙述上存在个别差异，但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在震（振）政权树立过程中，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与高句丽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两史料，大祚荣政权是据高句丽故地而建，包括旧高句丽贵族在内的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参与了渤海建国并进入统治层。对于这些事实，唐王朝无疑是清楚的。但问题是唐王朝对此是如何看待的。众所周知，关于渤海是否高句丽人的国家直到今天仍争论不休，且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前文提到过西嶋定生的推测，唐王朝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皆取汉代名郡命名，以表明这些地方均为中国之国土。那么，如果唐廷认同大祚荣政权为高句丽的后继国家，只需将辽东郡王号再赐予大氏便可了事，而大可不必改弦更张。唐完全没有这样做，显然表明唐王朝并没有将大祚荣看作高句丽的后继国。
　　大祚荣树帜立国，距高句丽灭亡仅仅30年。曾经强大的、多次给中原数家王朝统治秩序以重大威胁的高句丽，虽终亡于唐家，于唐王朝来说无疑记忆犹新。而且，高句丽亡国后，唐宽待高藏，让他去安东管理旧高句丽人，结果高藏却又勾结靺鞨谋反。于唐朝无疑又是不小的刺激。所以，不管大祚荣以及他的国家自身是否以高句丽后裔自任，唐对在这个强大国家废墟上建立政权的，有多数旧高句丽人参加建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震国，总是心有余悸，惟恐再度祸起东边，更何况唐对大祚荣从征讨到收编入其册封体制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唐王朝绝对不希望这个新蕃国与高句丽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它与高句丽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于是，唐王朝想到并选中了另一个高氏、汉代以来的名门高氏及其地望——渤海。通过将大祚荣政权与此高氏一体化，从而将实为唐之蕃国的渤海视作其内属地并广告天下。
　　当然，这一结论仍未出推测的范围，在没有与考古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现实困境下，也只能如此。但是这种推测又不能说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说到底，对渤海国号来源的推证，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唐王朝对新生的大祚荣政权与高句丽之间密切关系的对策。渤海郡望高氏是实在的，大祚荣与高句丽及高句丽与唐王朝的关系也是实在的。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放弃王孙正统，另攀“高”枝，为的是摆脱身为高句丽人的蛮夷形象；而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则为的是抹去昔日高句丽投下的阴影。
　　应该指出的是，前引《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篇写道：“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受其影响，《唐会要》、《五代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也有“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渤海靺鞨，本高丽种”、“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等的记载。这些大同小异的记述，至今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关于渤海究竟是靺鞨人的国家，还是高丽人的国家大论争的渊薮，并且似乎都是支持渤海乃高句丽的后继国家说的有力依据。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别种”的解释。实际上，“别种”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汇，是古代史家为区别历史上联系密切、关系复杂的各族而使用的习惯性概念。它可以指与“母族”同源又从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种的人类集团[25]。高句丽就被称为“夫余别种”（《后汉书》卷八十五“高句丽传”《新五代史》卷七十四“高丽传”等），但并不意味高句丽就是夫余人。还可以指“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26]，或者曾经是组成某个国家的“部落或部族”[27]。总之，“别种”，是史家对两个历史上活动区域相近或相同、习俗也相近的种族易混淆而又难以分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模糊的区别方式。《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便属于这种情况。正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的，“大氏之先世，因居于高丽北部近粟末部之旧壤，起是否与高丽别种，当撰旧唐书时已不能详，故称之曰高丽别种，谓尚与高丽正胤有别也”[28]。即渤海与高句丽，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旧唐书》很明确地将渤海靺鞨和高丽分别置于北狄与东夷两个不同的部类中。
　　至此，拟就本节提出的问题作一回答：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与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王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王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王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

　　4，中原史料中的“渤海高氏”与渤海国

　　渤海国与唐内地渤海在称谓上的近似，使得将唐内地渤海出身的高姓混同为渤海国人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有人在列举唐朝起用异民族出身的人充当节度使时，选了高崇文与高承简；又在论述渤海国与山东李正己独裁政权的关系时，将李正己幕僚高沐视为渤海国人[29]。事实上，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高崇文，如果细查两唐书的有关人物传记，便可知这几人均为唐人而非渤海国人。诸如此类的误认还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澄清的，问题是，还有些情况属于不能立即判断究竟属于唐或渤海哪一方的，这就不得不作更多的工作。因为此类张冠李戴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会给渤海史研究造成混乱，使人远离渤海史的真实。破旧说并不是终极目的，关键在于还原一个客观的渤海史。
　　713年，大祚荣接受唐王朝招安，作为一个羁縻州纳入唐的册封体制。对这个羁縻州，刘昫《旧唐书》作“渤海靺鞨”，欧阳修《新唐书》作“渤海”，分别收入北狄传；而渤海县，则归在地理志棣州条下，可见，两唐书都是将羁縻州与唐的内属州明确分开的。关于唐内属州的渤海，汉代时称勃海郡（《后汉书》志二十“郡国二”），隋时称渤海郡（《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也就是说，作为郡县的渤海，远远早于羁縻府州的渤海[30]。这就提醒人们在作渤海研究时要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渤海国，从中原方面有关记载较为集中的《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旧五代史》等基本史料来看，大体有“渤海”“渤海靺鞨”“靺鞨渤海”和“靺鞨”等几类称呼。不过这些称呼都限定在与有关渤海国的、诸如“北狄传”“外臣部”等所谓夷狄传的范围内，出场人物均为渤海国人无疑。问题是，在上述渤海传等之外的文献及记录中出现的“渤海”及“渤海人”该如何看待呢？
　　九世纪敦煌的佛教僧侣及豪族子弟的私塾使用的《开蒙要训》《兔园策》等教科书，传入日本，收在藤原佐世编修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在这册目录中有由“渤海高峻”编纂的《小史五十卷》。该书卷一三“杂史家”条提到“小史五十卷（渤海高峻撰起五帝讫唐初）”。就有学者认为此处的高峻是渤海国人，因而将该段记事作为日本平安时代汉籍经由渤海国传入日本的一个例证[31]。查《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有这样一段记述：

　　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高峻以下不著录三家四百四十卷）。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寿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卷。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元和中人。）

以上两则史料涉及人物均称做高峻，比较看来，著述内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简化为“小史”，《新唐书》“艺文志”则为“高氏小史”；两高峻承担编撰部分上看，前者为“五帝至唐初”，后者为“初六十卷”，可理解为最初的六十卷，虽然数字上稍有出入，年代上则是很接近的。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高峻与《新唐书》艺文志中的高峻当为同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峻为元和年间（806～821）人，这就为高峻的身世提供了一点线索。“艺文志”采唐纪年，高峻为唐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就其从事高氏家族史编纂这一业绩来看也应当出自名门望族。结果，《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一下”中有“峻，殿中丞蒲州长史”字样，追溯此高氏世系，有如下记载，

　　高氏出自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洪文公赤，生公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县。洪四世孙褒，字宣仁，太子太傅。褒孙承，字文休，国子祭酒，东莞太守。生延，字庆寿，汉中太守。延生纳，字孝才，魏尚书郎，东莞太守。纳生达，字式远，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约、乂、隐、汉。隐，晋玄菟太守。生庆，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后魏黄门侍郎，三都大官。二子：讜、颐。讜，冀青二州中正、沧水康公。二子：祚、祐。祐字子集，光禄大夫，建康灵侯。二子：和璧、振。

同书宰相世系一下又载，

　　泰，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二子韬、湖”

　　唐代高氏按郡望分为若干支，其中，渤海高氏出自姜姓，到后汉高洪一代，官至渤海太守，因此定居渤海蓨县。渤海高氏盖由此而来。至高庆时，任北燕太子詹事、司空。生三子展、敬、泰。高泰后任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生二子韬、湖（《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据同书宰相世系表载，高湖做过“后魏宁西右将军”。关于此高湖与高泰之子高湖间的关系，《魏书》卷三十二“高湖传”载，“字大渊，渤海蓨人也。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第三子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高宗深重之。”“长子树生，……追封渤海王”。可知两高湖为同一人。
　　蒲州长史高峻是高湖的六世孙，在高峻后世子孙中又见到其子高迥，“迥，余杭令”（均见《新唐书》宰相世系付高氏世系表）。由此可知艺文志中的高峻与编撰高氏家族史的高峻确系同一人，乃唐代名门望族渤海高氏[32]，与渤海国丝毫无关。由此可见，不能一见“渤海人”“渤海某公”等字样，就认定与渤海国有关。
　　那么唐代中原史籍对渤海国出身的人物是如何记述的呢？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上“李怀光传”载，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一“李怀光传”载，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多赐姓氏，更名嘉庆。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大历（766-779）六年，兼御史大夫，……

两唐书对李怀光明确指为“渤海靺鞨人”，李怀光传是考察中原王朝对渤海认识的一条重要资料。有唐一代，以蕃夷出身封李姓的所谓“外族”人数不少。又从其生活的时代看，李怀光无疑是渤海国人。
　　而且，其他异民族出身而受唐重用为官的人，中原正史都在各传开篇明确记载。例如在唐的旧高句丽人王族以及高级军将泉男生、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高仙芝（《新唐书》卷一百一十“泉男生传”；卷一百四十七“王思礼传”；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传”；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传”；卷二百一十三“李正己传”）；靺鞨出身的李多祚、李谨行（卷一百一十“里李多祚传”；卷一百一十“李谨行传”）；奚人出身受赐张姓的张孝忠、张茂昭（《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张孝忠、张茂昭传”）等。
　　可见，在中原典籍中，唐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

二，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渤海立国两百多年间，出于对周边靺鞨诸部族征服与统治、以及与南邻新罗抗衡等需要，与东邻日本在国交名目下展开了积极的往来。而同时，日本也很重视对渤海关系。以往的研究在论及日本渤海关系的历史地位时，多评价日渤通交是日唐交通的中介，即相对于与大唐，日本与渤海只是对日唐关系一种副次的和补充的作用。然而实际上，在日本，对渤海通交完全是独立运作、自成体系、且目的性明确的政治行为，这就是树立“东夷的小帝国”形象，指望渤海象对唐王朝一样，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内外秩序。在渤日通交开始的八世纪，日本与唐虽有往来，但并无国交关系，而且，尽管日本对唐外交的理想是平起平坐，但在现实中仍要奉唐为大国，完全不可能保持对等外交。近邻新罗虽与日本有往来，却拒绝作日本的朝贡国，日罗关系始终没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本便把希望寄托于主动来日的渤海。这一背景决定了日本对渤海外交的基调，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1，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与渤海

　　渤海首次遣使日本究竟在何时，分歧为两种意见，即720年说与727年说。支持两说的分别为以下两条史料，

　　A．《续日本纪》卷八养老四年（720）正月丙子条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B．《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九月庚寅条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遣使存问，兼赐时服”。

目前，比较被认同的是727年说。在这里，渤海明确记作“渤海郡”，所以不存在疑问。而如果A说成立，则渤日国交的开始期就要前提7年。但是此说的问题在于“靺鞨国”的属性，即“靺鞨国”是不是渤海国的问题。
　　关于史料A，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根据有关渤海的基本史料，联系渤海建国者的族属、渤海建国当时整个东亚的形势等方面的情况，认为“靺鞨国”是渤海、或泛指包括渤海在内的靺鞨诸部居住的地域[33]；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靺鞨的训读是“阿志婆世”（ashihase），与《日本书纪》中的“肃慎”（ashihase）发音一致，所以《续日本纪》中的“靺鞨”当与肃慎处在同一地域，日本古代国家的概念中的“肃慎”泛指，萨哈林、北海道东部、北部至千岛群岛，也就是以鄂霍次克文化为中心的地区。那么，“靺鞨国”亦应涵盖上述地区，这些地区是不包括渤海国的[34]（以上两种意见方便起见简称为“渤海说”和“鄂霍次克说”）。
　　以往的讨论多热心于考辨“靺鞨”“肃慎”指代的地域范围——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因为，这里的“肃慎”和“靺鞨”，都源自中国古典文献，可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时被称作“肃慎”的民族集团，倭（日本），完全是无法以语言与之沟通的[35]。因此，“肃慎”一词，肯定不会是肃慎人自己的告白，只能是第三者把这个概念带到倭的。而日本史料中的“肃慎”时期，倭与中国大陆没有遣使往来，所以很可能是六世纪后半开始与倭通交并向中原王朝的遣使朝贡的高句丽人在其中扮演传递角色的[36]。在高句丽的使节把“肃慎”一词带到倭国时，这个概念首先应该是他们所认知的“肃慎”地域范围。无论来自中原史书的说教，抑或他们自己与其接触、交往的经验，这个“肃慎”指的应是大陆东北地区。就是说，倭王权最早了解的“肃慎”，在地理范围上也应该是大陆东北地区[37]。至于倭王权后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鄂霍次克说主张的那些地区，可能是因为倭发现那些地区的民族集团在某些方面很接近高句丽人所介绍的“肃慎”，便把他们统称为“肃慎”了。
　　“靺鞨”一词初见于日本史料是在八世纪，当时，不仅高句丽，唐、新罗、百济等也与日本有使节往来，所以难以判断这个概念究竟是由哪一国介绍到日本的。在中原典籍中，“靺鞨”被看作“肃慎故地”；在日本典籍中，“靺鞨”也同“肃慎”一样训为“ashihase”，可见日本统治层将其与“肃慎“视为同一民族集团了。在中原典籍的“靺鞨传”中，粟末、白山两靺鞨与高句丽相接并长期依附于高句丽。大祚荣就是依托此地纠集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渤海国。所以，从地域范围上说，渤海似乎应该包括在日本所认知的“靺鞨”中。但是如果720年诸君鞍男一行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的话，727年渤海首次遣使日本之后，《续日本纪》对渤海的介绍就不该只是“渤海郡者，旧高句丽国也”，全然没有提及靺鞨，也不至于迟至796年才首次披露渤海建国之初的光景[38]。而且，全二百卷、现存六十二卷的《类聚国史》将靺鞨（卷一百九十九）与渤海（卷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分别归在不同的部类。由此也可推知，日本的支配层并没有把“靺鞨国”认同为渤海国。或者，即便知道渤海就是“靺鞨国”，日本也不愿或根本就无意这样认为。因为，如同后面将谈到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高丽”这张标签。

　　2，日本典籍中的“高丽国”与渤海

　　主张渤海是高句丽人创造而且是高句丽的继承国的人，主要依据的资料，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史籍，另一个根据就是以《续日本纪》为主，《日本后记》以及对上述史书分部类编辑成的《类聚国史》的有关记述等。
　　《续日本纪》卷二十一至三十五，凡涉及渤海称谓之处，多以“高丽”代之。由此可知日本称渤海为高句丽。其依据可能出自渤海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五年春正月甲寅条载，

　　天皇御中宫，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

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携带的大武艺这份国书几乎和两唐书中的渤海建国记事具有同样的影响，引发同样的争议。这就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的继承国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渤海以高丽的后继者自我标榜。有人援引其中“复高丽之旧居”一句，认为是武艺王在最初的国书中明言自号“高丽王”[39]；而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绍，将渤海记作“高丽”。
　　长期以来，坚持渤海是高句丽后裔观点的研究者，根本无视大武艺国书中“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这句中国古典文学骈体文典型的对偶表现，却一味地强调前半句，认定武艺王以高句丽后继者自任。我认为，在依据这条史料作分析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件国书是渤海对日本外交的第一部宣言。对渤海的统治层来说，遣使日本，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如何表现自己，给交涉对手以怎样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大武艺政权的一个重大课题。高句丽拥有七百年历史，而且也与日本保持着国家级的外交往来；而扶余则是东夷名族，曾经拥有过一个雄视四方的扶余王国，连高句丽在对外宣传时也声称自己是扶余人之后。那么，渤海宣称自己兴起于高句丽之故地，具有扶余人的风俗，用意与高句丽人主张自己与扶余人的关系并无二致，无非意在对外标榜其王权的正统性。而且，仅仅从这一句也读不出渤海对与高句丽之间血缘关联的认同；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中是有“复高丽之旧居”一句，但是大武艺并没有自称“高丽王”，相反，武艺倒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唐王朝册封的“渤海郡王”，天皇在回复渤海大武艺国书中也照此称呼，言“天皇敬问渤海郡王”[40]。
　　关于首批访日的渤海使节，《续日本纪》（卷十神龟四年十二月丙申条）是这样介绍的：“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天智朝）朝廷七年（668）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对日本朝廷来说，渤海实在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既然武艺国书中提及到高句丽，而扶余又早已不存在，将渤海与从前的高句丽联系起来也可谓自然，但同时日本朝廷正是抓住这一句“把柄”要挟渤海。因为，日本朝廷真正关心的，不在于两者是否具有地域上、种族上的关联，而在于渤海能否继高句丽之后对日本保持朝贡关系（虽然高句丽不曾以日本的朝贡国自任。如后述），指望渤海从此对其执属国之礼。渤海第三次遣日本使归国之际，孝谦天皇在给渤海王的玺书中，要求渤海遵循“高丽旧记”，对日本称臣朝贡（《续日本纪》卷十八孝谦天皇太平胜宝五年六月丁丑条）。
　　的确，在日本的正史中，可以看到“渤海”与“高丽”同在，“高丽蕃客”混在“渤海使人”中（《续日本纪》天宝宝字年间史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以下将《续日本纪》（主要在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以下省略史料出处）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高丽”的记载整理如次。

　　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杨承庆第四次遣使之时，9月18日，杨承庆等在越前国上陆，12月24日入京。史料所见对入京前使节团的称呼均为“渤海使”；然而入京之后却一变为“高丽蕃客”，渤海国王对日皇的问候也成了“高丽国王言”；日皇致渤海王的回书也成了“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⑵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是高南申为大使的第五次遣日本使。10月辛亥（18日），来自上陆地官司的报告记作“渤海使”；而入京后（23日）的记录则又成了“高丽使”。
　　⑶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是日本的遣使，直接写成“遣高丽使”。
　　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六年（762）王新福率领的第六次遣日本使。由上陆地地方官员呈送朝廷的报告明确写着与渤海使节同行的前一次送渤海使“正六位上伊吉连益麻吕等至自渤海”。但是入京城后，“渤海”就变成了“高丽”。
　　⑸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是日本的遣渤海使，记作“遣高丽使船。名曰能登”。
　　⑹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7月的“大宰府报牒”载，“（戒融）以去年十月。从高丽国归还圣朝”。
　　⑺光仁天皇宝龟三年（772）2月，天皇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载，“赐渤海王书云。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⑻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夏四月条记作“宝龟七年。高丽使辈三十人溺死”。
　　⑼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九月载，“送高丽使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等来著越前国坂井郡三国凑。敕越前国：遣高丽使并彼国送使……。同年十二月记事中有“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高丽客使。”

以上是文献资料方面的汇总，除此而外，还有两条木简资料。

　　A．《平城宫木简》4所收第3767号中有“依遣高丽使廻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
　　B．近年，秋田县秋田城寺内地区出土了带有“高丽”字样的墨书土器。

　　以上的⑴⑵⑷⑺⑻为日本对渤海来使的记述，⑶⑸⑹⑼是对日本遣渤海使的记述，均为“高丽使”。⑻记载的是777年以史都蒙为大使的渤海遣日使团途中遭风暴，一百六十余人仅存四十六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高丽使”；然而来使上陆地越前国加贺郡却报告说“渤海国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一百六十余人是史都蒙在向天皇汇报时的自述），贺我即位。”（《续日本纪》卷三十四光仁天皇宝龟七年十二月乙巳条）。也就是说地方官司和京官对渤海使的称呼的相出入的。⑴⑵⑷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
　　日本沿海国司负有将在管辖地上陆的外国来使向朝廷报告的义务，要对外国使节带来的国书等函件进行开封检查，并将结果报告朝廷。朝廷是根据地方国司的报告方得知有外国来使，并根据地方官司的检查结果下达处理意见，或招入京或原地遣还。地方国司所获得的情报应该首先来自渤海使节自己的报告：何国人，从何处来，为何目的，携带何物等等，国司再将这些情报和检查结果一并上报朝廷。也就是说，地方官司上报朝廷的应该完全是渤海使自报家门的复述。那么，我们看到各地官司的上报中只看到“渤海使”“渤海”等字样[41]。这样，渤海使者在日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也就很清楚了，同时也暴露出渤海使和日本地方国司的这些报告是到了京城之后才面目皆非，变成“高丽”这样一个事实。
　　本来，关于《续日本纪》等日本正史中将“渤海”写作“高丽”的原因，曾经有人推测是史书编纂过程中所改，或是由于史书编修体例不一的缘故。但是上述事例表明，称呼的改换完全是有规律，是有意而为的。
　　资料A，这片木简记述的是对九月二十八日归国的日本遣渤海大使小野田守叙位的内容。因为是日本派出的使节，所以表述方式与前面的文献资料中日本的遣渤海使相同，完全是日本统治层一相情愿地将“渤海”写作“高丽”。至于资料B，似也可以作为奈良时代中期前后日本对渤海认识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42]；但是该陶器所在不明，其中的“高丽”究竟代表何种意味不得而知，所以难以作为参照依据。
　　在⑴中，还有这样一条记事，

　　天平宝字三年（759）春正月庚午，……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问，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赉表文并常物入朝。……

该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的根据。其实这并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国书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对大使杨承庆口传渤海王旨的抄录，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脚。在《续日本纪》中，类似的口传王旨记有五处，与被认为是原文的渤海王国书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这些“某王言”之类的词句不见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别是杨承庆为大使的这次遣使，从史书记载看正是日本首次称渤海为“高丽”，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添加或篡改而成的。收录在《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六国史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来国书，共三十五件，其中两件天皇致渤海国王书的开篇部分有“天皇敬问高丽国王”的字样。一件是⑴中天皇对渤海国王的回书，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给渤海王的国书。除了这两句自相矛盾的称呼以外，有关来使的表述，均明记为“渤海”。这次访问，双方第一次因为“渤海王表失礼”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天皇的指责，大使壹万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什么高丽王派来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这里的“高丽王”绝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报家门，都是日本强加在渤海王头上的。
　　还有人认为，渤海国王大钦茂是自称高丽国王的，但并不是渤海主动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其称臣纳贡，大钦茂虽不以为然，但因为希望与日本保持国交关系，不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这一心理[43]。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高句丽对日外交的立场，揭开所谓“高丽旧记”的真面。570年，高句丽开始遣使日本，最初因为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之后又由与和隋、唐的紧张关系，在对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调。但高句丽始终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谓朝贡国，双方的交往是对等外交。而且，与高句丽外交时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时代向古代国家过渡阶段，尚未形成诸如《大宝令》（701年出台，明确规定新罗是“蕃国”）关于宗主国与“蕃国”的明确规定。所以，日本朝廷对渤海翻出所谓“高丽旧记”，无非是制造出一个“榜样”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说大钦茂在高压下与日本朝廷虚与委蛇，可是这种变通方法并没有贯穿其长达56年（737-793）的统治生涯，只是集中在758～764年间，而这一时期双方交涉往来的态势又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或护送渤海使归国，或专门派遣使者去渤海，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不论是送使还是专使，来往均搭乘日方的船只。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携国书，仅口传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来使授官、赏赐，甚至授予高于从前的官位。第四次遣日本使的大使杨承庆还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请到私邸设宴款待。由上述情形，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采取对抗立场或与日本虚与委蛇之类的结论或推测，相反，却是日本的一反常态泄露出其特别的动机，这个特别的动机，便是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外戚藤原仲麻吕一手炮制的新罗征讨计划[44]。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军事动员都已经到位。这时仲麻吕需要在新罗的后院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牵制新罗对日本的军事动员。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讨计划尚未实施，仲麻吕就失势谋反又兵败丧命，这个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高丽”取代“渤海”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该时期史料中，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日本因为有求于渤海，在往来中又每每给予特惠，自觉有损其宗主国形象，于是就在对渤海的称谓上提醒、强调渤海的朝贡国地位，讨回一点面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丽”不是渤海自报，而是日廷强加给渤海的。
　　上述“高丽”等记载还见于以《续日本纪》为蓝本的《日本纪略》、《类聚国史》等史籍；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除桓武天皇十七年（798）致渤海王国书中提到“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45]，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访日带去的王启积极回应了日皇之外[46]，不复出现高丽字样，而且这两处记载也只在于强调渤海象“高氏”一样慕化而来。至于后世史籍，不再出现“高丽”字样，都记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时过境迁；二则，渤海已经被迫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对日交涉中放弃了对等立场，自然，日廷也就无须再动辄调出昔日的高丽作示范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明了，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形象，歪曲历史，编造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故事”，并对渤海的国书断章取义，找出所谓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一个时期内强行称渤海为“高丽”。

三，新罗对渤海的认识

　　因为资料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分歧，至今渤海新罗关系仍是渤海史研究乃至东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有些研究在论述渤海与东北亚关系时甚至没有谈到新罗。渤罗双方直接接触的记录极其有限，而且这些史料反映的都是对立、冲突：新罗圣德王二十年（721），征发何瑟罗道丁夫二千构筑北境长城，防止渤海南下入侵[47]；732年大武艺攻打唐登州，引发渤唐战争。翌年新罗奉命与唐军联合攻击渤海南境，遇大雪，败还[48]；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时与新罗开战，确定两国边境[49]；这时期，新罗遭金宪昌之乱，走向衰落，两国实力发生逆转。九世纪末，在大唐，渤海与新罗争座次[50]等。此外，还有两件存疑待辨，一是新罗封大祚荣第五品大阿湌[51]，一是新罗的两次渤海遣使[52]。
　　在研究史上，对两国关系，基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两国间虽接境，但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完全没有国交往来[53]。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两者并非始终敌对，还是有过正常交往的时期的[54]。而且，文王后期，随着紧张与对立的缓和，两国互派使节，寻求政治解决[55]；两国间往来实际上要远比传世史料频繁得多[56]；近年，更有韩国宋基豪承李佑成、朴时亨旧说指出，新罗把渤海看作高句丽的后裔国家，也承认渤海与其“同族”[57]，始终保留强烈的优越意识。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敌视，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开展正常、频繁的交往[58]。
　　于是，这样的资料背景导致了一个奇特现象：目前，较之于渤海新罗间外交关系自身的研究，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即新罗的渤海观研究则更见充分、厚重。这些研究指出，新罗渤海关系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南北国时代”，也得不出新罗自认渤海为“同族”的结论[59]。当然，不同的意见也还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如后面将谈到的，还是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的认识。
　　上述研究业已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再画蛇添足，以下，只对既有结论以外的两个方面略述私见。
　　第一，“靺鞨”也是新罗对渤海的称谓。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纪”圣德王三十三年，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金忠信上表唐玄宗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在这里，“靺鞨”指代渤海无疑。《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王朝1145年，这份表文与完成于1013年，即一个世纪前的《册府元龟》同年记事一字不差，很有可能前书源自后书，除去这类表文，特别是叙事部分很大程度上取自中国史籍。成书更晚的《三国遗事》《高丽史》《东国通鉴》《海东绎史》《高丽史节要》等史籍，多受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的影响，或根据本国需要作若干更改，故而参考价值不大。而同时代的民族关系中，新罗与渤海直接交涉留下的记录并不为多，因此，表文就相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
　　新罗对渤海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新罗末期的大儒崔致远的几份表、状中。现选其主要部分节录于下。

A.《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东文选》卷三十三“表笺”)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羯之属，寔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于突厥通谋。……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后至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

　　B.《上大师侍中状》（《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崔致远传”)

　　……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扰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总章元年，命英公徐勣，破高句丽，置安东都督府。至仪凤三年，徙其人于河南陇右。高句丽残蘖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开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将兵掩袭登州。明皇帝大怒，命内史高品、何行成、太仆卿金思兰发兵过海攻讨。……至今三百余年，一方无事，沧海宴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

　　C.《东文选》卷四十七“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

　　昔贞观中，太宗文皇帝手诏天下曰：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盖为勾丽獷俗，干纪乱常，遂振天诛。……惟彼勾丽，今为渤海。爰从近岁，继忝高科。……

D.《东文选》卷四十七“与礼部裴尚书瓒状”

　　昔者勾丽卫国，负险骄盈，杀主虐民，违天逆命。太宗文皇帝，震赫斯之盛怒，除蠢尔之群凶。亲率六军，远行万里，袭行天罚，静扫海隅。勾丽既息狂飙，劣收遗烬，别谋邑聚，遽竊国名。则知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

　　关于A，897年，渤海与新罗两国使节在唐朝堂上争座次，唐昭宗决定新罗仍居上首，为此新罗孝恭王命崔致远撰写表文呈递唐玄宗致谢。B是崔致远上表某大师侍中（失名），表白新罗王金兴光在732年渤海突袭唐登州时，奉唐玄宗之命出兵讨伐渤海有功。C和D两表文都是新罗因渤海宰相乌昭度为其子争宾贡榜首而呈递给高湘等两位唐朝廷高官的状纸。这四件表、状，对渤海，都直接写做“渤海”，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四表状，无一例外地，都追溯了渤海的建国历史，谈到了与高句丽的关系。四文均出自崔致远之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有他个人的好恶等因素，但表状是新罗为不同之事，或向唐皇帝，或向唐廷高官呈递的文书，所以这些文书根本性反映的应该是新罗朝廷的意志。如此，这些不避雷同的记述，就只能是新罗有意为之的了。
　　表面上看，上述表文中的A与BCD也存在同两唐书渤海记事一样的矛盾：A表文在论及渤海源流时，明确地说渤海本是“靺鞨之属”“粟末小蕃”；而B却说渤海是“高句丽残蘖类聚”建立的国家；在C、D中，崔致远又说，“惟彼勾丽，今为渤海”、“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使得人们在新罗如何看待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上莫衷一是，还有人举崔致远的文章，认为新罗时代存在具有两面性的认识：渤海既是靺鞨系统的国家，也是高句丽系统的国家[60]。
　　四件表状显示，渤海与新罗发生争执和直接冲突都在唐朝廷或起因于唐王朝的决策。而两国使节及宾贡在唐朝廷的席位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之争。除去A外，细查表状的前后文句，可知崔致远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追溯渤海的建国历史，而在于强调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崔致远总要先历数高句丽“违天逆命”、“干纪乱常”、“为中国巨蠹”等罪过，然后说高句丽灭亡后，其一部遗民建立了渤海，而这个渤海又如何辜负大唐的恩宠，悍然攻打登州等等。前文已经谈到，唐王朝非但没有将渤海唤作高丽，而且也不允许这样称呼的。唐王朝对渤海的这一层心理，时常被新罗利用离间渤海与唐的关系。新罗明明清楚这一点，却再三把高句丽与渤海扯到一处，其用心正在于撩拨唐王朝对渤海的厌恶情绪。对此，石井正敏也曾指出，对唐朝来说，远征高句丽，是在付出莫大代价才终获成功，其艰难与惨烈自然是记忆犹新。新罗故意将渤海置于高句丽名下，就是要提醒唐王朝把对高句丽的余恨转嫁到渤海头上[61]。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唐王朝远渤海、近新罗，要在大唐的朝堂之上保持高于渤海的位置。这些表状都撰写于九世纪末，当时的新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国力远在渤海之下，所以才要更紧地抓住大唐这棵救命稻草，虽然唐王朝自身也已经朝不保夕。
　　通过上述考察，拟作如下小结，新罗很清楚渤海乃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纠合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但出于与渤海在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将渤海说成是高句丽人的国家。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述表状均作于九世纪末，因此，表状所反映的，也应主要是九世纪末新罗对渤海的认识，能否推及整个新罗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渤海史研究中，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日本和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在结论上也不可避免地归结到了这一点上。通过以上有限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上述三国都很关注渤海与高句丽间的关系，只是都没有客观地对待，而是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加以利用而已。渤海与高句丽的确关系密切。粟末、白山等靺鞨曾被迫附属于高句丽，渤海据高句丽故地建国，境内又有相当数量的旧高句丽人，因此两国在物产、生业及风俗等方面自然会有许多相近之处；第一代王大祚荣曾做过高句丽的军将，高句丽人不仅参与渤海建国，而且在渤海政权当官任职，又充任遣外使节，在渤海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渤海从未以任何方式宣布过自己是高句丽人的国家。关于渤海的自我认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王承礼先生认为渤海建国自立震国王后仍号靺鞨[62]，及自称“靺鞨”。事实上，当我们在主要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渤海史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渤海的史料，大都是中原地区现存文献中有关渤海的记述。所以第一，这些文献只能考核唐宋时期中原的渤海观。第二，与第一相关联，即这些文献中使用的称呼的表现方法，有些是靺鞨、渤海时期东北民族地区既有的，有的则完全是中原地区的称呼，或者治史者的造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靺鞨”这一称呼。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靺鞨”并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称，而是中原地区以及治史者对这个地处东北的“夷狄”带有侮辱性的蔑称。

　　(马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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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奉慈之例，见《大唐诏令集》卷三十九上“官仪”“册赠渤海王文”中有“惟尔故金紫光禄大夫原州都督渤海郡王奉慈（后略）”。高崇文之例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高崇文传”中有“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贞元中，……封渤海郡王”等字样。金子修一《中国からみた渤海国》，载《しにか》特集：渤海国——建国一三00年甦る海东の盛国》，大修馆书店，1998，p.38。但是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新唐书》卷七十八“奉慈传”则记为“渤海敬王”奉慈。从奉慈之兄博义为陇西恭王来看，似应以渤海敬王为正解。《旧唐书》没有为奉慈立传，可能是兄弟二人“荒纵，皆为帝所鄙”（《新唐书》卷七十八“李博义传”）之故。
[2]金子修一《唐代册封制一斑——周边诸民族にぉける“王”号与“国王”号——》，载《東ァジァ史にぉける国家と农民》，西嶋定生博士还历纪念论丛编辑委员会，山川出版社，1984，p.324。
[3]以上均出自《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
[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开元318，p.1377。
[5]注4所引周绍良书，光宅007，p.726等。
[6]宋基豪《大祚荣的出自及建国过程》，原载《渤海政治史研究》，一潮阁，1995 ，译文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第二期，pp.68-82。
[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p.272。
[8]池田温《裴世清と高表仁——隋唐と倭の交涉の一面》，载《日本历史》288，p.10。
[9]金毓黻解释为，“若以声音学考之，渤与靺为同部字，海与鞨为同声字，唐人或以靺鞨二字音近于渤海，遂以渤海郡王封之欤”，“靺鞨二字“大氏觉其非雅词，故以音近之渤海二字代之也”。《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辽宁大学1981年翻印版，pp.262-263。
[10]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从考古材料出发》，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3，p.180。
[11]《三国遗事》卷一“靺鞨·渤海”，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东学丛书第二”。
[12]鸟山喜一《渤海王国の建设》，载《渤海史上の諸问题》，风见书房1968, p.59。
[13]注12所引鸟山喜一书，p.59。
[14]河野六郎《中国歴代正史の外夷傳による民族の興亡、特に靺鞨について》，载《（研究代表者）三国志记にされた東アジアの言語および民族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平成二、三、四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1993，3,p.30。
[15]赵评春《“渤海国”名源考辨》，载《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5期，p.139。
[16]王承礼《中国东北历史上古老民族建立的国家——渤海》，载《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p.36。
[17]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9，三一书房，1982，p.121。
[18] E·V·沙弗库诺夫、谢缅琴柯《渤海支配の沿海州——698-926》，载小岛芳孝编《对岸诸国渤海史研究论文集》，北陆电力株式会社，1997，p.14。
[19]西嶋定生《七、八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渤海国的建立与日渤关系的发生》，载《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p.136。
[20]注15所引赵评春文，p.141。
[21]赵评春所举史例，《淮南子》卷四“地形训”中有“渤海，大海也”；《史记》朝鲜传有“从齐浮渤海，出击朝鲜”；《列子》“汤问”中有“渤海之东，不知几万里”；《初学记》卷六中有“东海共称渤海”等。
[22]朴时亨《渤海史研究のために》载《古代朝鲜の基本问题》，学生社，1974，原文载《历史科学》第一号，1962，p.185。
[23]黄约瑟文《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指出，到了第二代王大武艺时，即使辽东地区与鸭绿江口一带没有沦为渤海领，渤海在这些地区业已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了。载刘建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p.91。
[24]注22所引朴时亨文，1974，p.185。
[25]刘庆《“别种”杂说》，载《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p.73。
[26]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载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p.54。
[27]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p.93。
[28]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补遗·丛考”。
[29]蒲生京子《新罗末期の张保皋台頭と反乱》，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16，1979，p.47。
[30]据《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下”，唐在靺鞨地区设置了三州三府，其中渤海又称渤海都督府。
[31]铃木靖民《古代日本の新羅·渤海との交流にみる日本海文化》，载森浩一·门胁祯二他《古代日本海文化の源流と発達》，大和书房，1985，p.162。
[32]据尾崎康的研究，关于高洪其人中国正史中不见任何明确记载，而且渤海高氏在晋代以前是无法确认的，渤海高氏成为官僚贵族还是北魏以后的事。而且，高峻一族的渤海高氏很可能也不是渤海高氏的正统，而是外姓附会渤海高氏而来。尾崎康《北魏にぉける渤海高氏》，载《斯道文库論集》2，慶應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1963，pp.245-282。
[33]孙玉良《渤海史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p.240；酒寄雅志《八世纪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东アジアの情势》，载《国史学》103，1977，p.38; 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2，1981，p.11；持泛指包括渤海在内的靺鞨地域说的主要有，平川南《多贺城碑》，载须藤隆、今泉隆雄、坪井清足等编《新版古代の日本》9·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p.232；等。
[34]若月义小《古代北方史研究の课题》，载《新しい历史学のために》188，1987，p.11；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の“靺鞨国”——靺鞨国=渤海说の检讨》，载《アジア游学》3，特集东アジアの遣唐使，勉诚出版，1999，p.86等。
[35]《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六年三月“遣阿倍臣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宦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个虾夷，问贼隐所与其船数。……从船里出二老翁，回行熟视所积彩帛等物，便换著单衫，各提布一端（后略）”该史料记述肃慎人与倭之间的沉默贸易。
[36]著名的好太王碑文中就有“遣偏师，观帛（肃）慎之土谷”。可知至迟到五世纪前期，高句丽已经使用“肃慎”一词。另外，《宋书》高句丽传·孝武帝本纪大明三年（459）十一月己巳条载，“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弩”。知语言不通的“肃慎”跟随高句丽朝贡于宋；很可能以同样方式，高句丽把“肃慎“这一称谓带到了日本。
[37]《日本书纪》卷二十九天武天皇五年（676）十一月条载，“丁卯，新罗遣沙飡金清平请政。……肃慎七人，从清平等至之”。关于这里的“肃慎”，目前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他们是曾经依附于高句丽的白山、粟末两部的靺鞨；其二认为他们是高句丽灭亡后迫于白山靺鞨的压力而辗转至绥芬河口一带的挹娄系靺鞨。但不论哪一部的靺鞨，他们居住的地区都没有出大陆范围。
[38]《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殊俗部”渤海·桓武天皇十五年四月戊子条，在唐学问僧永忠书之后有一段追述渤海建国过程的案注语，“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天智天皇）七年（668）高丽王高氏，为唐所灭也。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开皇二年（698）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后略）。
[39]注12所引鸟山喜一书，p.27。
[40]《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五年夏四月壬午条。
[41]参考《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年间记事。
[42]酒寄雅志《日本における渤海史研究の成果と课题》，载林陆朗、铃木靖民编《日本古代の国家と祭儀》，雄山阁出版，1996，参照注104，p.348。
[43]小川裕仁《所谓渤海靺鞨について》，载《史林》24-1，p.185；石井正敏《日渤交涉における渤海高句丽继承意识について》，载《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4，1975，p.201。
[44]马一虹《八世纪中叶渤日关系——渤海の第六次遣日本使を中心として——》，载《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第二十九辑，1998，pp.270-275。
[45]《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桓武天皇十七年五月戊戌条。
[46]同《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桓武天皇十七年十二月壬寅条载渤海国王大嵩璘启中的“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丽”。但这一句很像史家叙述而不似渤海的自我介绍，因此很多人怀疑此启系日本史家伪造。
[47]《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圣德王二十年条，东学丛书第一，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
[48]《三国史记》卷三十二“新罗本纪”圣德王三十二年秋七月条。
[49]《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
[50]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载《东文选》卷三三“表笺”；《高丽史》卷九十二“崔彦撝传”。
[51]注50所引崔致远文。
[52]《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元圣王六年（790）三月条、宪德王四年（810）秋九月条。
[53]旗田巍《十——十一世纪の東ァジァと日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四，1974，p.349；李成市《八世纪新罗·渤海关系の一视角——“新唐书”新罗传长人记事の再检讨》，载《古代東ァジァの民族と国家》岩波书店，1998，p.401；古畑彻《日渤交涉开始期の東ァジァ情势——渤海对日通交开始要因の再检讨》，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23，1986，p.87等。
[54]注28所引金毓黻书。
[55]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1984，p.122。
[56]朴时亨《渤海史》，1979，p.53、209；引自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p.247。
[57]参考李佑成《南北国时代と崔致远》，引自旗田巍监译《韩国の历史像》平凡社，1987年。注22所引朴时亨文等。
[58]注53所引宋基豪文，pp.245-253。
[59]参考石井正敏《朝鮮における渤海観の变遷——新罗～李朝》，载《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15，1978；李成市《渤海史研究における国家と民族——“南北国时代”论の检讨を中心に》，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25，1988等。
[60]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一书的绪论与结语》，杨志军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pp.18-32
[61]注59所引石井正敏文，p.52。
[62]注16所引王承礼书，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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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
靺鞨，是6到10世纪活跃于东北亚地区（包括我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地区）的一个部族。该部族登上历史舞台后，有两个分支逐渐强大起来。其中的黑水靺鞨，位于靺鞨诸部的最北，“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1]。另一支粟末部，在7世纪末创建了渤海国，有国二百多年间，渤海凭借其领先于其它部族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称雄东北亚，时人赞其为“海东盛国”。但引人注意的是，即使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渤海时代，中原史家仍然要为黑水靺鞨专门立传，即使没有专设黑水靺鞨传，“靺鞨传”中，黑水靺鞨也占据着绝对大量的篇幅。这不能不让人对黑水靺鞨独特的魅力产生兴趣。近年来，黑水靺鞨与渤海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而讨论的重点之一是究竟黑水靺鞨是否以及何时“役属”渤海（《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以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大致有8世纪中期说[2]、9世纪初说[3]，还有比较模糊的渤海末年说等[4]；倾向性的意见是黑水靺鞨在9世纪被渤海征服，但围绕着渤海对黑水的控制和统治方式还存在分歧[5]。
本文的宗旨是对黑水靺鞨与渤海的关系作历时性考察，并尝试对两者关系的性质作一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史籍除去记载大武艺调兵遣将，命令发起对黑水战争，绝少涉及到渤海与黑水之间发生的直接联系或冲突。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通过与唐王朝的关系，与其它部族间的关系的推移变化来观照两者力量消长，勾勒两者关系的面貌。

一，靺鞨七部时代到隋唐的粟末与黑水靺鞨

　　《北齐书·武成帝纪》（卷七）载，河清二年（563年）“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靺羯”即“靺鞨”，一般认为，这是靺鞨作为一个部族的最早记录。《隋书》始为靺鞨立传，传文第一次提到靺鞨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和白山等七部。李延寿在其私撰《北史·勿吉传》中明确记述道：“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北史·勿吉传》合《魏书·勿吉传》与《隋书·靺鞨传》而成，所载勿吉七部即来自《隋书·靺鞨传》中的靺鞨七部。可知，在李延寿（唐人）看来，隋唐时期的靺鞨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
　　在《隋书》时代，黑水部就已经显露出与其它靺鞨部不群之处。当时，粟末部“胜兵数千，多骁勇，每寇高丽中”。而传文在介绍过七部所在之后，特就黑水加笔补充：“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
　　隋至于唐代初，黑水靺鞨在中原王朝的印象大抵没有改变。《旧唐书·靺鞨传》载靺鞨诸部“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这说明黑水仍较其它靺鞨部强悍。但黑水对高句丽或突厥的役属关系不清。
　　隋末，突厥始毕可汗以中原战乱，乘机开疆拓土，使契丹、室韦等部纷纷臣服。唐代，颉利可汗在位时，以兵强马壮凌驾中原。颉利派其外甥什钵必驻在东方，支配契丹靺鞨两部。唐内政稳定后开始转为攻势。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率领十万大军灭掉了突厥。翌年，黑水部入唐朝贡。《资治通鉴·唐纪九·太宗纪》（卷一九三）载：“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可见，在此之前，黑水部是臣于突厥的，而且，在臣属于突厥期间，黑水靺鞨与唐王朝隔绝，没有朝贡关系。
　　《隋书·靺鞨传》和《旧唐书·靺鞨传》中明确记载了靺鞨七部及黑水靺鞨的位置，《新唐书》不设“靺鞨”传，而以“黑水靺鞨”传代之，但是《新唐书》本传对“黑水靺鞨”与“靺鞨”之间关系记载含混不清，竟而导致学界对黑水靺鞨部的构成持多种多样的理解。传文开篇记载道：“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之后记述其中有影响的，即所谓靺鞨七部。可见，以上所载的四至，并非黑水靺鞨的范围，确切地说应该是高句丽灭亡前靺鞨整体的四至。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句丽灭亡后，原来靺鞨七部中粟末、黑水以外的其它五部“寖微无闻”，或“遗人迸入渤海”，惟独黑水靺鞨“完强”，沿黑水即今黑龙江分为十六个部。之后又记载“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捏、虞娄、越喜、铁利等部”。从文面看，似乎上述诸部都包含在黑水的十六部中。但是传文在记述开元十年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朝唐，唐在黑水靺鞨设立了黑水都督府后又附上一句：“讫帝世，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帝世”，指唐玄宗治世，这里出现的朝贡次数应当是《新唐书》所指黑水靺鞨的朝唐次数。但是查核以《新唐书》本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的“朝贡四”“褒异二”等项，若仅以“黑水靺鞨”（包括“黑水”“黑水部落”“黑水羯”在内）项统计，则可考者恰好为十五次，而若包括其它“靺鞨”部，则要超出数倍，这一事实应当可以证明《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的“黑水靺鞨”的十六部并不包括拂涅、越喜、铁利、窟说、郡利、莫曳皆等部。
　　高句丽亡于唐，引起东北地区各部族的移动与重组，上述诸部，除拂涅以外，均不见于此前的载籍，可能就是新生的部，或属于“离为数十部”的靺鞨诸部的成员，因无建树而湮没于史籍，却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而中原史家不可能对东北地区发生的上述变化了如指掌，所以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至于将拂涅等部放到黑水靺鞨传中，可能是因为这些部不比黑水部显彰，不至于单独立传；却又因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多次出现于载籍，不便抹煞，于是缀于文末。本文要讨论的“黑水靺鞨”，是与拂涅、铁利等部同等的单位。
　　668年，唐灭高句丽，乘机恢复了对原高句丽统治地区的控制，曾经附属于高句丽的靺鞨诸部或纷纷转而依附于唐，或分崩离析，以至“寖微无闻”，惟独黑水靺鞨保持“完强”[6]。其后不久，黑水靺鞨沿松花江、牡丹江南下，西进，隔粟末水（今松花江）与唐对峙，并终于在691年末与唐军酿成了一场军事冲突[7]。唐王朝派靺鞨出身的将军李多祚挂帅出征，李多祚深知同族的习性，设宴灌醉靺鞨渠长，乘机将其杀掉，击破该部。黑水失利，被迫退出拉林河一线，回缩至东流段松花江下游，今三江平原南部一带。唐征讨黑水的结果之一，就是遏止了黑水靺鞨南下的进程。这一场军事较量，在唐王朝完全算不上大动作，然而客观上却为渤海建国和早期的发展排除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二，渤海建国与征讨黑水靺鞨

　　698年，高句丽旧将、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乘营州之乱东走，纠合了高句丽遗民和营州地区的汉人及其它部众，在高句丽故地树帜立国。自号震国王。最靠近震国，又曾经被迫依附于高句丽的伯（汨）咄、安居（车）骨、号室诸部，并入震国；对于其它靺鞨部，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却非常清晰地提到，与渤海建国几乎同时，黑水部也迎来了全盛期，“分十六部，以南北称”（《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新唐书·室韦传》载，“（室建河）水东合那河（松花江东流段）、忽汗河，又东贯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东注于海”。可见，黑水靺鞨是隔黑水自然分做南北黑水部的[8]。
　　震政权的建立，令唐王朝始料不及，唐王朝最初试图派兵将其剿灭于新生，却出师不利；此时，契丹背唐转而依附突厥，唐与靺鞨间的交通路受阻，预定计划无法施行。震因此幸免于兵祸。之后，唐王朝迫于突厥的压力，开始调整对东北诸蕃政策，改追剿为招抚。在此背景下，713年，大祚荣接受招安，受封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震也藉此去旧号改称渤海。
　　渤海与黑水均曾臣属再度强大起来的突厥，请求突厥派直属于突厥可汗的监督官“吐屯”（吐屯－突厥的官称号，相当于唐王朝在黑水靺鞨设置的长史，对受其役使的各国实行监督。《北史·契丹传》），寻求政治庇护，而且两部常常会同时行动。可见，此一时期，渤海统治者面临的课题是在唐王朝与突厥的夹缝中求生存，并努力在高句丽故地立住脚，尚无余力谋求进一步发展。黑水也因突厥的阻力无法西向、南向发展。所以，在渤海建国早期，至少在大祚荣时期，双方在实际利益上尚未互相羁绊，基本上相安无事。这也说明当时的渤海与黑水，均尚不足引起对方的警戒并构成威胁。
　　但是到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719-737年）治世，形势骤变。《新唐书·渤海传》载，大武艺“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传文中的“诸夷”是否也包含了黑水不得而知，但此后渤海与黑水靺鞨关系迅速紧张起来则确定无疑。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722年（开元十年），黑水“酋倪属利稽，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这是黑水靺鞨在7世纪最后几年中与唐王朝发生军事冲突（《新唐书·李多祚传》卷一百一十第4125）、中止来往30年后，重新表明对唐的臣属。在这一举动的背景中，一方面因素来自突厥：在默啜可汗716年被杀，即位的毗伽可汗励精图治并再次使突厥走向强盛之前,突厥曾一度衰微[9]，这使黑水被迫再次调整对唐政策，重新与唐接近。另一种因素就是大武艺在此时开始推行北进政策，黑水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被迫主动与唐接近以求政治庇护。
　　渤海的日益强大，也再次唤起唐王朝的忧患意识：唐王朝实在不希望在高句丽灭亡之后，东北又出现一个强大的，欲与其分庭抗礼的政权。恰逢此时黑水部前来朝献，黑水与唐王朝在阻止渤海势力发展上利害一致，唐王朝找到了在从后方牵制渤海的同盟。以夷制夷，一向是中原王朝最为擅长的统治术。玄宗即封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开元十三年（725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旧唐书·靺鞨传》）。唐王朝与黑水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黑水在8世纪初成为唐的一个羁縻州。唐在黑水设立黑水都督府，是为唐初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个羁縻州之一[10]，在黑水府内设置军队，也是唐王朝用以牵制渤海势力扩大的对应策略之一。
　　关于黑水靺鞨内部社会的情况，史籍没有更多记载，《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长。无书契。”722年，“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朝唐”，725年，唐在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可知，朝廷任命黑水都督府所在的部首领为都督，其它部的首领则充任刺史等，但恐怕不可能在十六部均有设置。这样，从上述情况看来，即使黑水靺鞨本身并不是十六部联合、统一的整体，朝廷能够在其它部设刺史，说明这些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密切的。
　　唐王朝此举，与黑水对渤海形成夹击之势，大武艺当然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渤海首先针对黑水作出了反应。《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

　　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门艺及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

以往黑水靺鞨赴唐，均通过渤海领，从前两者还结伴前去突厥，也是事前打过招呼的，所以在大武艺看来，黑水靺鞨事前应当通知渤海，取得后者的谅解。渤海虽然还谈不到对黑水行使宗主权，但在相当程度上对黑水抱有优越感是很有可能的。武艺的不快与担忧，在于黑水事前没有通报，秘密前往唐朝廷背后隐藏的机关。
　　为了不使事态发展得对渤海更为不利，也由于渤海对其他靺鞨部族征伐的成功，大武艺毫不迟疑，决定出兵征讨黑水。但是，曾经作为人质入唐的大门艺对这次出征却没有信心，他担心渤海此举会导致与唐王朝发生争端，而与唐王朝对立势如飞蛾扑火，向武艺“固谏”退兵。武艺非但没有接受门艺的规谏，反而免去门艺军职，并派兵追杀门艺。渤海决意用兵黑水，起因于黑水私自朝唐和唐王朝在黑水领内设置都督府，置汉官，所以，黑水未必不向唐王朝求援；但由于唐王朝在处理大门艺事件上有失宗主国的威信[11]，在道义上已经处在藩邦渤海的下风，所以即便有意派兵参与，恐怕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史籍在记述武艺对大门艺“固谏”大为震怒，另派从兄大壹夏代为统兵[12]后，出兵一事便没了下文。不过，其后中原正史与大武艺治世同时期的记事中不见黑水靺鞨入唐朝贡，这或许可证明渤海实施了征讨计划，并且有效切断了以往黑水靺鞨与唐交往的信道；另外，732年，大武艺忿于门艺逃亡至唐及唐王朝包庇门艺一事，断然派水陆两军分路攻打唐登州和马都山，大武艺敢于不顾忌背后的黑水靺鞨而把军队送到唐土进行长距离作战，这其中除去可能有突厥明里暗里的支持外[13]，恐怕还与此前对黑水靺鞨的征讨取得了成效，至少可以确保黑水不至于在此期间袭击其后方有关。
　　大武艺讨伐黑水之举，使得渤海与黑水间敌对关系彻底明朗化。渤海建国后，最初的十几年里，主要忙于应付与突厥与唐王朝间的关系和争取在高句丽旧地站住脚，尚无余力谋划开疆拓土，所以，此一时期黑水靺鞨完全有条件再图南下。在双方发生直接冲突以前，渤海与黑水都在争取控制分布两者之间的诸如铁利、拂涅和越喜等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的靺鞨部或争取使其成为自己领域的一部分或追随本部族。所以，大武艺对黑水开战，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间地带的那些自愿或被迫追随黑水靺鞨的部。渤海征战黑水的战绩，恐怕也主要是阻断了黑水靺鞨以往的朝唐路径、对那些中间部落的打击，迫使其臣附于渤海，和遏止了黑水南下扩张的进程，史籍所谓“东北诸夷畏臣之”，其部分成果当是这时期取得的。不过，若按传文的文面理解，中间靺鞨诸部的臣服，似乎并不都是渤海直接的武力征服的结果，有的则是在武艺对黑水的征讨中受到震慑，屈于压力被迫向渤海称臣的。不过这些靺鞨部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渤海的一部分。中原史籍诸蕃朝贡记录显示，开元年间，拂涅、铁利、越喜等部仍保有原来的部名[14]。《唐会要·靺鞨传》载，“其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这个“随”字，是对拂涅、铁利诸部与渤海臣属关系的最恰当的注脚。
　　铁利和越喜等部与黑水相邻，不可能与黑水没有任何联系，肯定也曾经遭到黑水南下扩张的侵扰或被黑水施加过影响。但是对于上述诸部而言，其最大的利益仍在与唐王朝的朝贡贸易上。而要保证继续入唐朝贡，就必须处理好与渤海的关系，包括对渤海的臣服。所以，只要渤海能够保护其免受黑水的报复，从现实利益出发，诸部肯定更愿意倾向于渤海。这样，黑水靺鞨失去了在这些地区的威慑力。
　　黑水靺鞨受到渤海的武力打击，其主要活动区域，已经离开初期的中心地区松花江北流段，东向到黑龙江中游即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三江会合处附近，向下游移动；但其势力可能还没到达黑龙江下游近海段，因为当时在黑龙江近海处尚有郡利部等，黑水靺鞨向这些地区扩张和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或许应当求诸于“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的大仁秀治世及其后[15]。
　

三，唐王朝对黑水羁縻的终结与渤海的发展

　　735年，大武艺病死。其子大钦茂袭位，不久即着手缓和与唐王朝的紧张关系。而在这时，随着突厥被回纥击溃瓦解，恢复和加强缘边地区行政机构对邻近蕃邦的管理也提上唐王朝的政事议程。大致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前后，朝廷敕令平卢军节度使乌知义：“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16]。令其继续押领契丹与奚同时，又加押领渤海与黑水两蕃[17]。这里的“渤海黑水近复归国”，是指渤海和黑水都在与唐交通断绝多年之后重新开始朝贡。另据《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一五），天宝元年（742年），玄宗置十节度，以统边军。其中“范阳节度使制临奚、契丹，治幽州。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内容相近的记载还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此处的“靺鞨”系何指不得其详，但是如果考虑到两年前已经确定由平卢军节度使押领渤海与黑水，恐怕黑水靺鞨就不在此“靺鞨”之列了。
　　在平卢军节度使押领体制下，黑水势力再度抬头。自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至天宝十一年（752年）的12年间，黑水朝唐达五次之多。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卢节度体制迅速崩溃。762年，平卢军被迫南下，在山东与当地的淄青节度使重组为淄青平卢节度使，而原来归平卢军节度使镇抚的四府，契丹和奚，由幽州的卢龙节度使押领[18]；渤海，与新罗一起改由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惟独黑水靺鞨去向不明，而且以后的史料中也不复见到任何对黑水押领、管理等的记载。而且，即便前文提到的《资治通鉴》等史籍中的“靺鞨”包括黑水靺鞨，平卢军节度使南下，改编后，也同样不再具有“镇抚”黑水的职能。
　　这是研究唐代羁縻府州兴废变迁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然而迄今为止，甚至专事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的学者也完全没有注意到，或因循《唐会要·靺鞨传》等记载，认定随着渤海对黑水靺鞨的役使，这个羁縻都督府可能就不存在了[19]。事实上最大的可能是，处于安史之乱中和乱后的唐王朝，认定黑水业已役属渤海或被消灭；在已经无力制约渤海的情况下，表面上也只能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从此再无心经略东北，非但不复谋求与黑水靺鞨联合牵制渤海的扩张，甚至放弃了对黑水的羁縻政策；自然，对渤海与黑水之间关系的推移也失去兴趣，黑水靺鞨在唐对周边部族的节度使押领、镇抚体制中消失，当是这种变化的反映。至此，黑水与唐王朝夹击渤海的策划，连表面上的形式都不存在了。
　　但是，上述发生在唐王朝的这一系列变故，在渤海，可能直到762年被划归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之后才有所了解；不过，渤海还是对安史之乱和黑水的新动向做出了反应。例如，乱中，平卢军节度使曾派人到渤海动员其出兵共击安禄山，大钦茂怀疑其中有诈，拒绝派兵，且扣留了来使。之后不久，即天宝末，大钦茂便将都城从中京北迁到了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这次迁都上京，历来多被看作是大钦茂远避战祸的权宜之计，但是从渤海与黑水靺鞨的紧张状态等情况看，恐怕还与渤海国家的北方防御和领土拓展有关。
　　上京，本“肃慎故地”［《新唐书·渤海传》（卷二一九）］，并非大祚荣建国之初所有，应为大武艺“斥大土宇”的战果。渤海迁都上京后，来自唐土战乱的威胁明显减弱了，但在地理上距离黑水接近了，这样就要求在新都城之北构建针对黑水的防御系统。首先要做的是扼住通向黑水靺鞨中心地区的交通要道，这条要道从渤海上京沿牡丹江北上，经南城子、渤海边墙而到依兰；从依兰向东北，沿松花江抵达俄罗斯伯力[20]。目前学界普遍称之为黑水道。1979年至1984年，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先后五次对该市的50公里边墙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是一条古代军事防线，防御方向在东北，为渤海时期修建[21]。研究者对该边墙及对岸的“南城子”古城（渤海重镇渤州）的年代、性质和关系做了进一步考证，认定边墙建于渤海前期，与右岸的“南城子”一起，形成隔江呼应的配置形式，紧扼黑水道；一方面可以阻止黑水靺鞨南进，保卫上京城，同时又可以有效地控制黑水道的交通[22]。
　　之后，渤海又在牡丹江边墙和“南城子”以北，沿江在今鹰嘴砬子小城、兴农古城、迎门石小城、沿江古城、三道通古城和五道河子古城等遗址所在地修筑了一些堡垒，步步为营，向北推进，向黑水靺鞨逼近。

四，8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的推移

　　反映8世纪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的资料主要是以下几则。其一是《唐会要·靺鞨传》：

　　其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惟郡利、莫曳皆三两部未至。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太平寰宇记·勿吉传》同于本传，可见两史料如果不是源于同一出自，就是后者因袭、照搬前者记事）。

其次，是《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最末一段记载：

　　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此外，《金史·本纪一·世纪》（卷一）中也有记载：

　　（黑水靺鞨）开元中，来朝，……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

首先，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天宝以后，拂涅、铁利不复入唐朝贡；越喜和虞娄最后朝唐是在贞元年间（802年）。大概可以判定拂捏与铁利在8世纪60年代后，越喜与虞娄在9世纪上半叶相继被渤海吞并，其地成为渤海领。这其中当然不排除史书记载可能有缺漏，但不会有大过。而且，这些地区在渤海的15个府中都留下痕迹[23]，可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可以说，靺鞨诸部对唐朝贡断绝之日，即其并入渤海之征。
　　接下来看一下黑水的情况。
　　在入唐朝贡这一项上，开元、天宝年间，史籍可考入唐朝贡的靺鞨诸部中，黑水就显得与众不同，拂涅、铁利和越喜等部或相伴同行，或在臣服渤海之后随渤海入唐。而黑水却常常独自行动。显然，当时黑水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渤海境朝唐，渤海已经阻断了黑水从其领内经过的道路。然而黑水却可以继续与唐王朝保持联系。问题是，黑水靺鞨在不能从渤海领穿越的情况下如何到达大唐的。关于这一点，以下《册府元龟·朝贡四》天宝年间黑水靺鞨的朝唐记录似乎可以提供一点线索：

1 六年正月，“新罗、渤海、龟兹、于阗、焉耆、牂牁、杂姓平蛮、黄头室韦、黑水靺鞨并遣使来贺正”
2 七年正月，“黄头室韦、和解室韦、赂丹室韦、如者室韦、黑水靺鞨等并遣使朝贡”
3，七年三月，“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并遣使”
4 九年正月，“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并遣使贺正”
5 十一年十一月，“黑水羯遣使来朝”

　　从1-4可以看出，黑水靺鞨的历次朝唐都是与室韦诸部，特别黄头室韦同时而来。《新唐书·室韦传》载“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黑水靺鞨是与室韦毗邻的。上述现象提示：黑水靺鞨是自北向南从其西邻室韦的落坦（一说赂丹）部、蒙兀部和岭西部进入室韦境内，西南向和处在室韦与契丹和渤海三方连接部的黄头室韦合流，取陆路经营州道入唐的。
　　至于黑水靺鞨入室韦的路径，望建河流域[24]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望建河的流经地区，《旧唐书》和《唐会要》有及其相似的记载，《新唐书》与前两书稍有出入。这里且举《旧唐书·室韦传》例：

　　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唐会要》为路丹，《新唐书》为落坦）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

黑水人溯黑水进入望建河流域后，首先可到达位于望建河两岸的室韦落坦（俎）部和蒙兀部。陆路经过岭西部，便可进入沿那河的另一流段即今嫩江，那里分布着如者部、山北部、东室韦部和黄头室韦等部。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水常与室韦诸部一同朝唐了[25]。《新唐书·室韦传》载，“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强部也。”显然，渤海是无法阻拦黑水与室韦诸强部共同朝唐的。应该可以认为，在此时期，黑水靺鞨之于渤海，完全是独立的，对等的关系。
　　而大历年间（776-779年）“靺鞨”的朝贡记事（《册府元规·外臣部》“朝贡”“褒异”）则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1 大历二年“八月，契丹、渤海；九月，靺鞨渤海、室韦……；十二月，回纥、渤海、契丹、室韦等国各遣使朝贡。”
2 大历四年“三月，渤海靺鞨；十二月，回纥、吐蕃、契丹、奚、室韦、渤海、诃陵并遣使朝贡。”
3 大历七年“十二月，回纥、吐蕃、大食、渤海靺鞨、室韦、契丹、奚……；各遣使朝贡。”
4 大历八年“十二月，渤海、室韦、牂牁并遣使来朝；奚、契丹、渤海靺鞨并遣使朝贡。”
5 大历九年“十二月，奚、契丹、渤海、室韦、靺鞨遣使来朝。”
6 大历“十年正月，渤海、契丹、奚、室韦、靺鞨、新罗……；十二月，渤海、奚、契丹、室韦、靺鞨各遣使朝贡。”
7 大历十二年“四月，牂牁、渤（海字可能脱落）、奚、契丹、室韦、靺鞨……；十二月，新罗、渤海靺鞨、室韦、奚、契丹并遣使来朝各献方物。”

以上7例中的“渤海”、“靺鞨”“渤海靺鞨”和“靺鞨渤海”等表述方式，一般认为都可能指代中原正史对渤海的记录，不过“靺鞨”“渤海靺鞨”“靺鞨渤海”这三种对渤海的称呼更多地见于渤海前期，这一点基本上已经为研究界认可。所以，上述各例中凡属于这类表述，都暂且划入渤海。但是在5、6、7项中隔着室韦、契丹等出现的“渤海”和“靺鞨”中的“靺鞨”的所指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即使渤海在一个月内两次入唐朝贡，同一部史籍也没有必要在同一个所采用两种称谓来记述，这些例中的“靺鞨”均与室韦排列在前后，到目前为止尚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室韦也被称作“室韦靺鞨”，所以可以断定在此种情况下的“靺鞨”，非指渤海，更不指室韦，可以考虑的，只能是渤海（当然也可能包括相继被渤海统合的靺鞨诸部）以外的靺鞨人的集团。考虑到当时能够单独入唐朝贡的恐怕也只有黑水靺鞨，何况黑水靺鞨又时常随室韦同时入唐，以上7例中的“靺鞨”很可能都是指黑水靺鞨。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的朝贡记事似乎也可以证实这一推测。传文说：“讫帝世（指玄宗朝），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806－820年）中再。”将《册府元龟》的上述内容与此相观照，则可知上述大历年间朝贡记事中的“靺鞨”均指黑水靺鞨。
　　这说明，至少到9世纪上半叶（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818－830年）治世），黑水靺鞨仍在朝贡唐朝。不过，如果将大历年间黑水的朝贡记事与天宝年间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大历年间前来朝贡的这部分黑水靺鞨在与渤海的关系上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天宝年间黑水每每与之共同朝唐的有明确称谓的室韦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或与“室韦”，或与渤海一同入唐。这一现象透露了两种可能性：一是那些“室韦”仍然是天宝年间与黑水靺鞨结伴朝唐的黄头室韦，黑水靺鞨依然是独立的；一是黑水已经向渤海称臣，并时或随渤海一同朝唐。而史籍中没有直接反映出“黑水靺鞨”字样，恐怕也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渤海避免刺激唐廷，没有明确报告黑水的部名；其二是史家顾及唐朝廷的体面而故意略去黑水靺鞨的部名。
　　至于变化产生的根源，似乎可以从以下两条史料中求得答案：“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新唐书·渤海传》）；“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海北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今名”（《辽史·地理志》“兴辽县”条）。如若再将两史料与大体可以代表天宝年间状况的大武艺时期相对应史料（《新唐书·渤海传》“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臣畏臣之”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武艺期的“开大土宇”和仁秀期的“开大境宇”，在结果上有着质的不同，它们分别属于靺鞨各部对渤海称臣和被渤海吞并以至设置府州[26]两种情形。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对渤海而言，使靺鞨诸部称臣纳贡，并不是其穷兵黩武的终极目的，一旦具备充分的武力，还是要使他们成为渤海国家的一部分。《太平寰宇记·勿吉传》载“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国德理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27]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渤海与黑水靺鞨直接接境了。
　　《唐会要》说：“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新唐书》说“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两部载籍都谈到黑水被渤海所役属，但又都没有说明具体在什么时间或时期，若从载籍透露出的黑水靺鞨对渤海役属迹象算起，则大体上可以推测在8世纪70年代后期。
　　大历以后黑水靺鞨对唐朝的朝贡记录按前引《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贞元一来，元和（806～820年）中再”，《册府元龟·朝贡五》（卷九七二）载，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牂牁、靺鞨皆遣使朝贡”；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黑水酋长十一人并来朝贡”，应该可以与《新唐书》记事相互印证。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史书不复见黑水朝贡中原王朝（907年唐亡后，渤海等东北部族转而奉五代中的后梁、后唐政权为正统而朝贡，所以此处改称中原王朝，以区别与此前的唐王朝）的记载，直到924年（后唐同光二年），“九月……黑水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三》卷九七六），翌年五月，“黑水胡独鹿女贞等使朝贡”（同上，卷九七二“朝贡五”），这是渤海亡国前黑水入贡中原王朝的最后记录。不过，大历以后黑水朝贡中原王朝都是单独行动，并没有如拂涅等部随渤海使入朝的痕迹。上述记录同样仍然可能反映了两种情况：其一是黑水仍然受渤海役使，但还可以独立入贡中原王朝；不过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则是黑水凭借自身的强悍摆脱了渤海的控制，重新赢得了独立。对后一种可能不利的证据是前引《唐会要》与《新唐书》有关黑水役属渤海的记事，但是只要对两部分史料仔细分析的话，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

五，《唐会要》与《新唐书》黑水与渤海关系记事的再探讨

　　《唐会要》，以苏冕的《会要》为原型（801年成书），成书于961年；但从其中关于渤海最后的记载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渤海靺鞨遣使朝贡，赐使二十官告”等看，《唐会要》有关靺鞨、渤海的记事下限应不晚于816年，可以推测，《唐会要》以及《太平寰宇记》或者摘抄自《会要》，或两者都是对一种断限较早的原始资料的完全摘抄，不足盲目从信。因此，传文所记“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等内容，在时间上恐怕也只能是天宝末至元和年间，即8世纪中期以后至9世纪初的事情。这个推断恰好也和前面讨论过的黑水靺鞨在8世纪70年代后期臣属渤海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因此，《唐会要》关于黑水靺鞨役属渤海记事的有效时期应该截止到9世纪初，以后黑水与渤海关系走向的探讨与研究则须求诸其它资料。
　　另一方面，《新唐书·渤海传》可考渤海与唐最后联系的记载在时间上正相当于渤海王大玄锡治世（871－893年），以后“史家失传”，“叛附无考”了。那么类推下来，恐怕《新唐书》编撰者对9世纪末以后的黑水靺鞨也不见得有清楚、详细的了解。若如此，则《新唐书》所载也不能够肯定如实地反映了黑水与渤海关系的最后结局。如果再将以上分析与大历以后黑水朝贡中原王朝的记事联系起来看，则完全有可能是，大历以后，黑水靺鞨又摆脱了渤海的控制，重新获得独立。也就是说，黑水靺鞨只是一度对渤海称臣，受其役使，并非直到最后渤海灭亡一成不变的。
　　即便如此，似乎还是有必要换一个角度，对《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一段记事再作一些深入讨论。因为，在渤海强大起来后，除黑水靺鞨外，曾经处于黑水和渤海中间地带的靺鞨诸部不但确实“不复与王会”了，而且其所在地区都被划入渤海领，成为渤海国十五个府的组成部分。从文面看，是靺鞨“皆”役属渤海，所以，黑水似也在其中[28]；而且唐元和十年（815年）以后终唐之世，也的确不复见黑水朝唐。因此，似乎可以说，渤海役使诸靺鞨，导致各部与唐王朝的朝贡关系的终结。但是如果考虑到靺鞨诸部在役属渤海而未被渤海吞并期间仍然能够独立或随渤海入唐朝贡这一事实，则靺鞨役属渤海即“不复与王会”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至少这中间是缺少环节的。因为靺鞨役属渤海，只表明他们臣属于渤海，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查核史籍，历史上“役属”（不包括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的方式因时代、地域以及当事者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各具形态，南越是“以财物役属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朝鲜王满则“稍役属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者……”（《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汉书·西域传上》（卷九六上）］；“其西域诸国及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之，国内虚耗”（《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东女国等南蛮、西南蛮诸国“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至是悉与之同盟，相率献款”［《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卷一九七）］。“役属”关系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导致被吞并，但也可能始终只保持在臣属阶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复与王会”所反映的似乎应该是不同于“役属”关系的另一种情况，换句话说，似乎应该是靺鞨部被渤海吞并的表征。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说，靺鞨诸部对唐朝贡断绝之日，就绝对是其并入渤海之征呢？我以为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其一，中原史籍的夷狄蕃邦记事最大的目的在于显扬中原王朝的文治武功，而不是追述或勾勒这些部族的历史进程，因此，对于这些部族的生与灭，盛与衰，以及与中原王朝以外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等，不可能都是全面的、缜密的和翔实的，对这些记载不能不作任何考证，拿来就用；其二，周边部族朝贡于中原王朝，一为寻求政治庇护，二为求贸易之利，有时，后者的吸引力要大于前者；但是，朝贡，并不一定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对那些比较强大的部族；他们完全有能力寻求其它途径。
　　黑水以外的靺鞨诸部，如铁利、拂涅、越喜以至虞娄等，已知他们终于成为渤海的编户，被纳入渤海的府州县行政管理之下。黑水靺鞨在元和以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朝唐记录失载，也的确值得玩味；但是，在《新唐书·渤海传》所见渤海的府州中，找不到渤海在黑水“故地”设置的某府或某州。《新唐书·渤海传》明记渤海“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且以上京龙泉府为始，十五府各有其名。这至少可以说明，黑水部的命运，与那些夹在其与渤海中间，终于遭到吞并的靺鞨诸部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黑水靺鞨是拥有出海口的。一如古代东北地区历次历史性变动发生时被动部族的反应——迁移一样，黑水靺鞨的活动中心也在继续向北作战略撤退，移向黑龙江出海口附近。他们像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先民们一样，与海外的萨哈林地区、鄂霍茨克文化的人群集团发生着联系，交流，保证本部的生存、繁衍，并伺机卷土重来。
　　日本的小岛芳孝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推定，8世纪中叶以后，铁利、拂涅等靺鞨部被迫臣附渤海；黑水部在继续入唐的同时，又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流域形成独特的“靺鞨世界”，并通过黑龙江入海口与鄂霍茨克海对岸的诸部族集团联络，培植间接对抗渤海的势力[29]。如果这个结论不错，则可能9世纪以后，渤海与黑水靺鞨的这种对峙状态仍在持续。

　　至此，我想尝试勾勒一下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的历史轨迹：渤海建国之初，黑水靺鞨臻于全盛；在向突厥寻求庇护的十几年中，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大武艺时代起，渤海谋求发展，双方很快形成对峙。8世纪中期以后，渤海国家渐强大，黑水靺鞨可能一度役属渤海。9世纪初期以后，曾经见诸于史籍的一些靺鞨部被渤海吞并，其民成为渤海国家的编户；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不详，不排除仍然对渤海存在臣属性质，但并不曾被渤海吞并，成为其编户。至于9世纪末期以降，渤海盛极而衰，统治层内部倾轧，政治松弛，对编入其领内的和停留在称臣朝贡关系上的靺鞨诸部的政治控制力下降。在此情况下，不曾被编入渤海府州制中的黑水部，利用此机会重新获得独立。

　　(马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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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靺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同），第5358页。
[2]古畑彻《亚细亚游学》（特集·渤海与古代东亚）6，勉诚出版，1999年，第147页。
[3]酒寄雅志《渤海国家的历史性展开与国际关系》，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16，1979年，第22页。
[4]孙进己《渤海国的民族构成》，载禹硕基等主编《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5]古畑氏主张黑水靺鞨成为渤海的编户，酒寄氏则主张只是羁属。分别见前注所引文章。其它研究文章的意见则多沿用“臣属”一词，比较含糊。
[6]《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第6178页。
[7]详见魏国忠《唐与黑水靺鞨之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后收入《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4-101页。
[8]有人认为，此时黑水靺鞨沿松花江东进，北黑水部势力已拓展到黑龙江下游一带（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载《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第58页），恐嫌过早，因为从《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文脉看，当时黑龙江下游一带分布着郡利部等；黑水势力发展到该地区，应是渤海强大起来以后出现的局面。
[9]默啜可汗被杀之前，政治已经衰微：“开元二年，尽忠从父弟都督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与颉利发伊健啜来归，玄宗赐丹书铁券”（《新唐书·契丹传》）。
[10]《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靺鞨州三，府三。”……“黑水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标点本，1127-8页。王颋以安静都督府设于“虞候娄”，即“虞娄”“挹娄”部落（“故地划府”，王颋《圣王肇业》，学林出版社，1998，第149页）。果然，则作为整体概念上的靺鞨，就不止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但王氏并没有提供具体论证。
[11]《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武艺怒，遣从兄大壹夏代门艺统兵，征门艺，欲杀之。门艺遂弃其众，间道来奔，诏授左骁卫将军。武艺寻遣使朝贡，仍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乃留其使马文轨、葱勿雅，别遣使报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云：‘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由是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以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左迁道邃为曹州刺史、复为泽州刺史。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61页。
[12]《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第5361页。
[13]日野开三郎《突厥毗伽可汗与唐玄宗的对立与小高句丽》，载《史渊》第79辑，第16-17页。
[14]《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华书局，1982年，第11405-11414页。
[15]《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卷二一九），第6178-6179页。
[16]《曲江集》卷九“敕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第95页。
[17]据《新唐书·方镇表三》（卷六六），“开元二十八年（740），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四府指松漠、饶乐、渤海、黑水四个都督府。
[18]见张建章墓志，张的身份是“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参见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考》，载《文献》1979年第2期，收入孙进己等编《渤海史论着汇编》，出版社，1987年，第978-984页。契丹与奚划归卢龙节度使押领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平卢节度使南下之后。
[19]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20]王侠《渤海国的海陆交通与盛唐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载《七～八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21]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牡丹江边墙调查简报》，载《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第42-45页。
[22]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载《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第30-35页）。不过刘晓东等认定边墙修建与渤海前期的依据是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818-830）治世后，黑水即为渤海役属，不再有修建边墙的必要了。
[23]渤海以拂涅故地为东平府，以铁利故地为铁利府，以越喜故地为怀远府，不见“虞娄”只见“挹娄”故地，渤海为定理府，“虞娄”可能是“挹娄”之误（《新唐书·渤海传》）。
[24]望建河，现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新唐书·室韦传》（卷二一九）作“室建”，《唐会要》（卷九六）“室”“望”并见。这里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页50-51采“望建”。两《唐书》及《唐会要》中所载发源于此湖并流经室韦界的望建河，包括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中游（《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新唐书·流鬼传》载那河“东北流入黑水”。黑水也指黑龙江。望建河与黑水实为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流段。在这里，黑水是汉语，望建可能是室韦语或其它部族的语言。
[25]黑水靺鞨路经室韦的朝贡路线启动于何时不得其详，不过根据《韩昌黎文集》卷六《乌氏庙碑铭》，开元中（大概在733-35年间）渤海进攻马都山时，黑水与室韦以五千骑兵前来援助（收于《全唐文》卷五六一）。开元十八年以后，终大武艺之世，不复见黑水靺鞨朝唐，可知此次黑水所派援兵，恐怕不是直接经由渤海领而来；又兼与室韦同行，故而大概在此时，黑水已经在利用室韦诸部与中原保持联系了。
[26]渤海的行政地理分府州县三级建置，府为一级单位，州为二级单位。王颋对《辽史·地理志》研究后认为，“郡”当是州的别一种称呼（《故地划府》，载王颋着《圣王肇业》，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渤海的府州县始设置于大仁秀治世。
[27]《太平寰宇记·勿吉传》基本上因袭《唐会要·靺鞨传》，只是《唐会要》将“德理府”记作“显德府”。显德府为渤海的中京，《唐会要》所记显然是错误的；但《新唐书·渤海传》所载渤海国十五府中并无德理府，而与之接近的只有定理府：“挹娄故地为定理府”，恐怕“德理”为“定理”之误。史书所见挹娄（也即虞娄）最后一次入唐朝贡是在贞元十八年（802年），估计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治世，被渤海吞并，置定理府。关于定理府的比定地，前人已有数种意见，且分歧颇大，有今沈阳说（《大清一统志》）、今铁岭懿路城说（《盛京通志》）、有乌苏里江下游说（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四）、牡丹江下游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近年又有人提出在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友谊县境内（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载《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据王承礼考证，渤海东北界至黑水靺鞨，大体到今鹤岗、萝北、同江及其迤东一带（王承礼《渤海的疆域和地理》，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后收入注18所引孙进己等所编《渤海史研究论文集》，第581页）。友谊县位于与上述三地相距不员的东南部，两相照合，或许友谊县为定（德）理府更较为合理。
[28]但事实上，传文中所言“靺鞨皆役属之”的“皆”，很可能只是指前面提到的拂涅、虞娄、铁利和越喜等部，而不包括黑水部。
[29]小岛芳孝《虾夷与欧亚大陆的交流》《古代虾夷的世界与交流》，名著出版，1996年，第432-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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