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颖颖 于 2007-1-26 07:57 发表
如果按这个逻辑，秦国的变法事业也早就在执行，并不需要卫鞅的指导。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85年，左庶长嬴改发动政变，秦出公被沉渭河溺死，献公嬴师隰即位，迁都栎阳，励精图治，和魏国展开了二十多年恶战。石门之战，一举消灭魏军六万，将魏人赶出函谷关。天子周显王派遣特使庆贺，赠以黼黻。
秦国之前的没落更多是在于秦国自己窝里斗，以及魏国任用吴起大大的削弱了秦国东部边境。至于商鞅变法无非是继承了秦献公的事业。同理，你也可以说远交近攻的思想是继承了惠文时代的经验。但我觉得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历史对于变法只记得商鞅不记得献公？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历史会把远交近攻的功劳计在范雎头上了。
不错，变法确实是从献公开始。象“止从死”、“为户籍相伍”之类是在献公时就开始了。
但商鞅变法却有献公所未及之处，在商鞅变法前后，政策确实有大的区别。
象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废除世袭、开阡陌、改税制等，就是在商鞅指导下执行的。并非献公所创。
商鞅变法就是新的变法，并非仅仅延续献公而已。
但范雎却完全不同。各位在注意到远交近攻时候，往往忽略了范雎其他的言辞。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彊则附赵，赵彊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柰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
若范雎仅仅是说远交近攻，秦国之前攻韩魏楚赵都是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并非新鲜花样，自献公石门之战以来无不如此，而结交齐国也大约在桂陵之战时就开始了。
但从形势来理解，秦国最近者莫过于韩、魏，近攻自然是攻这两国优先。
但范雎后面的说话就有问题了，劝秦王亲中国以威楚、赵这类说辞，其实完全就是纵横家的老套言辞。张仪相秦，田文相齐，都是连横这两国，跟之前近攻的原则是完全违背的。在亲魏的时候，要秦王卑词重币以事之，甚至要割地而赂之，这还能说是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
而范雎对韩的态度就大大不同。从表面上看，都是要威迫两国服从。但对魏还有割地贿赂的选择，对韩就是直接其国断而为三，甚至要韩见必亡的地步，岂是同一种态度？？？
再联系到范雎来秦前的形势。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
三十三年，客卿胡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
在近攻的目标上基本都是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