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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难封,是因为他没有才能吗?还是没有遇上良好的机遇?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通过史实一一予以否定。试分析如下:
能否封侯,取决于战绩,而战绩,往往与才能紧密相连。司马迁首先肯定了李广的才能。“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李将军列传》)。他通过几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勾画出一位超群出众的英雄,确实绝无仅有。其一,景帝时,李广在上郡驻防,为追杀三个射雕者,而遇匈奴大军。李广临危不惧,沉着对付,“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杀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将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李广用兵,突出了一个“奇”,就是与众不同,如果没有超凡绝伦的胆识,是不敢以奇斗胜的。其二,元光五年,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为虏所得,“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难以脱险而脱险,说明没有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勇力,是难以逃离虎口的。其三,元狩二年,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骑易虏耳。’军士乃安。广为园阵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骑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众寡悬殊,退又不能退,战又不能胜,在李广率领下,以必死的信念,与敌浴血奋战,表现了李广及其将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是英雄,还得有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正因为李广才能出众,所以连文帝对他都深表惋惜。文帝时,不遇时,的确属实。文帝即位,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扰,比如商人和农民问题,民族问题,还有皇亲内部的矛盾,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文帝是如何治理的?文帝竭力推行清静无为的绥靖政策,解决目下这些矛盾和困难。朱宝昌先生对这一绥靖政策,曾作出深刻地分析,他说:“对文帝的治天下,明末大思想家王船山归结为一个‘忍’字,一个‘让’字。文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能让人之所不能让。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面对高皇身后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根据他母子的亲身阅历,他感到除去忍和让,别无下手处,怎样对付,也不合适。船山指出这纯粹是道家的老学。船山的论断实在精确无比,是读透五千言后对文帝的治天下的方术的最高度的概括。’(《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这一忍,天下便无事,用武之地没有了,李广当然就不遇时。但到了武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武帝发动了对外战争,尤其对匈奴大规模战争。战争需要英雄,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李广赶上了这个大好时代。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这就说明李广难封,既不是才能问题,也不是机遇问题。
既然才能、机遇都不是他难封的原因,那么导致李广难封的原因是什么呢?
司马迁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对他提供的史料加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广的悲剧是汉武帝一手炮制的。汉武帝为什么要迫害这样一位为刘家社稷出生入死的英雄呢?李广虽然是汉代人物,接受的却是先秦的国士遗风,在国士遗风的熏陶下,具有国士的品格和作风。国士之风到了汉代,统治阶段不再需要它了,需要的则是另一种社会风气,不必为个人负责,只需为皇帝一人负责。李广没有适应这一转变,这就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由先秦国士的流风余韵造就的美丽人格,具有先天的悲剧性,这恰恰构成了李广的性格特征。
疾恶如仇。杀霸陵尉,因为霸陵尉曾伤害了他的尊严,人格受到了污辱。按照先秦人的意识,一个人的尊严与人格,如同生命,所以要以生命来维护。
敢死好名,奋不顾身。比如遇左贤王军,众寡悬殊,李广毫不畏惧,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表现出李广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
廉洁爱士。李广“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乐为用。”
这美丽的人格,正是先秦国士的流风余韵的表现。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位具有国士精神的人物,所以他特别敬仰具有国士风格的人。他不但为这些人立传,在现实中,不怕下狱,为李陵这样的人仗义执言。他为李陵讲话,是因为李陵具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所以为有国士之风”(《报任安书》)。国士之风不仅具有美丽的人格,而且还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朱宝昌先生对它的产生、作用和影响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这时,人才开始意识到他的地位和尊严。一个人的地位、前途,决定于他的才能、学术,而不是决定于他的家世。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的新型人物。他们身上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豪情胜概。他们把所处的时代的伟大精神体现在他们自己的人格里。他们专以打击豪强、扶植善良为己任。他们轻生尚勇,也死好名(决非好虚名、浮名)。他们似乎毫无个人的人间俗望。他们重交尚义,一言与之,终身不改。他们专以为人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似乎他们自己毫无困难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当然谈不到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这就是汉兴七十年后,太史公司马迁所歌颂的国士之风。司马迁本身也便是这个风气中的人。鲁仲连、虞卿、荆轲、侯生、朱亥、乐毅等都是这个风气中的人。吴季扎及信陵君无忌,则都以贵公子的身份闻其风而悦之。他们确实是点缀这个光明俊伟的时代的明星。(《先秦人物·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尚总论略》)
国士之风是时代的产物,由国士之风造就的璨烂群星,曾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起过积极的作用。如今的地主阶级是封建统治阶级,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浪漫豪侠的精神气概,他们再也用不着了,国士之风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地主阶级与国士之风从此一刀两断!产生国士之生的沃土从此流失了,国士之风在一个不允许出生的时代,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滋生出来,因此,打在李广性格上的烙印是上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决定了他的性格具有先天的悲剧性。
这个时代不需要具有国士之风的人,而李广却没有改变它以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是坚持它,发扬它。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但在客观上与统治阶级的要求则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他的悲剧。这个时代,封建地主阶级提倡的社会风气,与上一个时代完全不同。标志人性觉醒的独立人格,被扼杀了。这个时代用专制的手段,造成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不能有个人意志,要人们成为唯唯诺诺,俯首贴耳的顺民。具有鲜明个性,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的的国士之风,无疑是对这个风气的破坏,自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李广没有认识到这一历史的转变,即使认训,具有国士之风的人是不大容易改变的。让他们弃绝浪漫主义豪情的国士之风,犹如扼杀了天性的“羁鸟”,眷恋的依旧是山林。这样,李广的悲剧便为必然。
统治阶级从其统治利益出发,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道德标准,“要培养一种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在新的秩序下过日子的社会风气(《两汉文学·政治·学术思想总论略》)”。适应不适应新的道德标准,新的社会秩序,愿不愿接受正统思想,尤其对于官吏,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但不难看出,李广带兵是不符合汉家规范的。守规矩,搬教条,不能有任何能动性,即使它符合君主的利益,也是不能允许的。
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著名将领,就懂得怎样培养自己的奴性性格,讨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霍去病对待士卒与李广“宽缓不苛”截然不同。“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遗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卫将军骠骑列传》)他岂不懂得爱兵如子道理?他之所以忍辱负重,在于不在军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以取得武帝的信任,以求久安其位。李广则不然,他深爱士卒,士卒“咸乐为之死”,“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李将军列传》),生前死后,享有这样崇高的威望,活在人们心中,一个天子未必就能如此!他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树立他个人,更不是野心勃勃,与天子争夺军心、民心。这是他美丽人格的必然产物!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枝大于本的作用,你将至高无上的皇帝置于何地?他不知殿现自己的国士之风,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卫青更是乖巧。对苏建的处理,明明是他职权范围的事,可是他硬是将权交给主上,为的是取悦主子。他说:“且使臣职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见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卫将军骠骑列传》)一个典型的乡愿,一个十足的滑头!就是这种人才能够被重用。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李广哪里知道这个诀窍?比如,当他任右北平太守时,他立即请求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杀之。生杀之权,属天子,还是属你李广?这分明眼里没有皇帝!武帝之所以能容忍,因为急需用他,顾不得与他计较,由他去吧!帐,最终是要算的。
在文景时,与李广同为九卿的李蔡,才能在中等人之下,名声比李广差远了,可是到了武帝,扶摇直上,竟为列侯,位至三公。无能而荣宠,朝廷重用的到底是一批什么人?让人无法理解。这已不是“周公吐哺”,求贤若渴的先秦时代,才能在这个时代黯然失色!凭本事封侯晋爵,是对善良人的欺骗。李广认为自己有才能,就能取得封侯,实在是天真!
导致李广悲剧的原因之三,是汉武帝对李广的压制与迫害,亲手炮制了李广的悲剧。
在《李将军列传》里,司马迁反复提到才能不及中等的人,却能建立封侯之功,而天下无双的李广,竟然没有一次立下封侯之功,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国士之风流行于先秦,而不合于汉,具有国士之风的人就难奋发有为,而且厄运就在前头。“汉兴, 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汉书·游侠传》)这是指无为而治的绥靖政策时代。如果说汉兴还没有力量匡改,那么,到了武帝,匡改的时机便成熟了,他开始收拾各色各样的不合规格的角色了。首先向哀怨雄奇的国士之风兴师问罪因为他们能为民众排忧解难,“且缓急,人人所时有也……况以中材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游侠列传》)小民百姓需要他们,他们是弱者的救星!可是在统治阶级眼里,这批人是出格的人,“权行州邑,力折公侯’(《汉书·游侠传》),势力真是不小,这还了得!他们的存在,对绝对权威是无形的动摇。武帝还能坐视不理吗?还能任其泛滥吗?武帝要下手了!郭解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郭解是一个充满国士之风的浪漫豪侠,深受人们爱戴,他并未杀人,也没有指使杀人,但公孙弘却深文罗织:“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道。”(《游侠列传》)不杀人,却胜于杀人,这是什么逻辑!司马迁不能懂,但正统史学家班固他懂,还为这一强辞夺理的逻辑作了注:“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容于诛矣。”(《汉书·游侠传》)这分明是说,生杀之权是天子的,郭解,一个匹夫,怎能众望所归,操生杀之柄呢?虽然如此,国士之风的美丽人格,班固也不能抹杀,“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济,谦退不乏,亦皆有绝异之姿。”)然而,这在统治阶级眼里,被认为是“不入于道德”的!这就给国士之风定了性,划为禁绝之列。
尽管国士之风属于禁绝之列,最终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武帝对待这批人是有区别的。武帝没有象对待郭解那样对待李广,这并不是他的幸运,因为他还有可利用的一面,抗击匈奴,还需要他这样的英雄。但也并不因为他的才气天下无双,武帝就对他放手使用,相反,武帝采取了限制使用的卑鄙手段,大材而小用,总让你的才能能施展却又施展不开,束手束脚,因此,就难建立足以封侯的战功。软刀子杀人,不残忍,也阴毒!当李广再无利用价值时,便一脚将他踢开,毫无君臣之义,冷酷极了!比如元狞四年,武帝表面同意李广为前将军,随卫青击匈奴。李广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将军了,这是他争取封侯的最后一次良机,因此,对他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可是武帝两面三刀,阴诫卫青:“以为李广老,数奇,毋当单于”(《李将军列传》)。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显然是阻挠,但他推给了卫青,武帝这一阴谋手段,李广至死不能明悟究竟是谁迫害了他,是谁制造了他的悲剧,含恨九泉!这位忠厚的英雄,更令人同情!
李广出生入死,抗击匈奴,为汉家王朝效力了近半个世纪,劳苦功高,无负于汉,但武帝为什么如此绝情呢?从武帝如何对待皇亲,我们就一目了然。“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汉书·游侠传》)一个是窦太后的堂侄,一个是王太后的弟弟,皇亲国戚,对他们,我们似乎听到他切齿的声响。武帝为何痛恨魏其、武安?要害就在厚待宾客。厚待宾客就能“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汉书·游侠传》)武帝认为这些俱乐部威胁着他的统治地位,武帝能不切齿?连魏其都不能幸免,李广岂能侥幸!
由此不难看出,具有国士之风的人,不论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都难以挣脱武帝手上无形的屠刀!这就是武帝对李广如此绝情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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