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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风捉影 白衣伯爵中大夫 组别 发配沧州 级别 安南将军 好贴 1 功绩 299 帖子 2997 编号 173 注册 2003-8-27 来自 长沙,深圳. 家族 轩辕狼党

#1 发表于 2005-1-11 14:29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来源：长城文化网 于谦和宦官王振的斗争，是清廉勤政的大臣反抗凶恶专权的阉党的迫害，同时也是爱国的正派官吏对阉官邪派必不可免的冲突。在这斗争中矛盾最尖锐的一环就是宣府、大同等边镇的防务问题。 　　明代国防，从来就以北方边镇最为紧要，当中宣府、大同的形势尤为重要。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朱元璋特令大军徐达修筑大同城，设立大同都卫，城楼关堡规模雄伟，沿边要隘分列卫所，防护现今山西北部长城内外各地。当时驻军总归大同都卫管辖者共有二十六卫，卫各五千六百人，长驻守边，开垦屯田。更因军粮不足，创办“开中盐法”，吸收商人运粮往大同、太原等镇以应急需。以后沿边军屯、商屯逐渐扩充。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改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０年），更在大同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卫一城，又在左卫西北建右卫一城。[1]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划定大同镇所统辖边塞的范围，东北方面最远包括龙门、万全、宣府等卫地（今张家口、龙关一带），西北方面最远包括东胜、云川等卫地（今凉城、和林格尔一带）。洪武年间大同镇的内外关塞，北临沙漠，南障华北，控制着北方要塞线的中枢部分，形势相当巩固。 　　永乐元年（一四０三年）放弃了塞外国防前哨基地的大宁五卫等地，遂使辽东镇和宣府镇互相联络的形势隔断。后来又将东胜、云川、玉林等卫内迁，因而大同镇西北方面的形势也暴露在敌前。因此，永乐年间大同边防吃紧，不断对宣府、大同一带长城关隘，增筑墩堡，严加防守。 　　洪熙、宣德年间，明朝军力渐弱，北边外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骁悍的骑兵，时常窥伺南侵，入塞劫掠。例如兀良哈各部连结阿鲁台部时常逼近喜峰口外。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谍报兀良哈部入侵，朱瞻基亲率精骑三千，突出喜峰口外，进到宽河，恰遇敌军，明兵利用神机火炮将兀良哈部众击溃。这正表现了明朝的“天子守边”。实际上，北边国防线却在逐渐南移。如宣德五年（一四三０年）放弃了开平卫（今多伦境）就是一个例证。 　　开平卫是从前元朝上都的旧地，形势相当重要，在永乐年间明朝放弃了大宁卫和东胜等地以后，宣府一带长城外唯一军事基地只剩下了开平卫；但因孤悬塞外，守备困难，更因屯田被扰，军粮供应不给，历年败兵损将。宣德五年四月，朱瞻基特命阳武侯薛禄监筑永宁卫的团山、赤城、雕鹗、云州、独石等五堡，调发军民三万五千人，紧急兴工，并派精锐骑兵严作警备。六月工完，迁开平卫于独石堡。从此又丧失塞北土地三百里，开平一带滦河上游的险要完全陷入敌军手中，北边形势愈显薄弱。为了适应缩短防线的新形势，宣德五年六月在开平卫南移的同时，更划分出山西行都司所属的宣府、万全、怀安、保安、怀来、延庆等卫，特设立万全都指挥使司，[2]于是宣府和大同并称北边重镇，形成国防上的最前线。当时北方各部入寇的路径，一般是若要进犯山西，必先攻大同，若要进犯紫荆关而攻京师，则必先侵击宣府。这一地区的长城是内外两道关隘，所谓“重门御暴之意，常懔懔也”。这就是宣德年间宣府、大同在国防上的概略情势。 　　宣府、大同的地位，在宣德以前是国防第二线的中心。宣德以来，就逐渐转变为国防最前线的要塞。这一转变过程中活生生的现实，促使热爱祖国的于谦时常想对捍卫祖国、加强国防的任务，做些工作。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于谦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江西时，他虽身在江南，但时刻关心塞北边防。他曾特别上书朝廷，弹劾山西、陕西各边镇不法扰民的军官，朱瞻基特遣御使到山、陕各边镇去逮捕犯罪军官。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北边警报屡传，纷扰不止，当年二月，鞑靼阿鲁台余部的阿台王子和朵儿只伯部连兵入寇，从镇番（今民勤）攻入凉州（今武威），明军副总兵官刘广不敢出击，鞑靼骑兵大掠而去。三月又进犯山丹，明军指挥陈玘战死。鞑靼兵又进攻大同，明军千户叶林等战死。五月鞑靼兵又围攻肃州（今酒泉），大掠而去。因于谦特别关怀边防军务，在他的“并州北门城楼”诗里曾写道：“塞北穷冬候，无风也自寒，楼高窥朔漠，无事莫凭栏。”反映他急于计划加强对朔漠敌军的警备，同时也体念到塞上战士苦寒的心情。当时于谦正在山西、河南巡抚任上，他十分注意到大同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必须先加整顿。但明朝制度，巡按御史到山西者，职责范围是兼顾全晋的军政，不能专心巡察大同边务，于谦特奏请另设宣府、大同的专任巡抚，常驻大同。在于谦的奏议里，明白提出：“京师四方之本，永宁、怀来、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师藩篱，当益兵积粮，选将固守，彼固则京师自安。”[3]结果于谦的主张被明廷采用，正统元年“始遣签都御史巡抚宣大”。[4]更在大同左卫正西六十里建筑威远一城，增强防务。于谦更实施他“食足而后兵足”的主张，首先革除大同镇将私占的庄田，恢复官军的屯田，藉以充实边防粮饷。但是，就在这整理军屯的为题上，以王振、郭敬为首的阉党以及邪派官僚，便直接对宣大巡抚罗亨信等展开了斗争。 　　明朝边军屯田的破坏，从宣德时已经开始了。各边镇的王府、内监、军官等势豪多侵占军士的屯田，役使军丁替他们耕种，但明朝的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只管追征屯军的余粮，因而克扣月粮。军士不堪剥削虐待，只有逃往一途，正统三年（一四三八年）全国逃军的数目竟达一百二十余万人。屯军税粮约存原额三分之二。当时各边将校占夺军屯，私置田庄，有的多到三四十顷，陕西左左参政年富奏请让他们的占田每顷输赋十二石，都尉王桢以为过重，竟上书争论，建议减征三分之二，结果明廷采纳了王桢的意见，也就是表示对边将官僚的贪污事实，已经允许通融了。于谦等人却主张把大同、宣府等镇的军官和太监所占的田地，实施追夺，归还给军屯，这自然要引起很多军官太监的嫉恨了。 　　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明廷又遣官到宣、大二镇去丈量军田，限定军士每人八十亩，另外垦田每亩征税五升。这是官僚豪强们在正统初年在大同等处兼并屯田，受到轻微的打击，同时明廷还想借此在军田征税方面增添一笔收入。宣大巡抚罗亨信坚决反对，而且北方的边情危急，军饷缺乏，明廷也无法征收边军的私垦田税，只好暂时停止丈量宣、大二镇的军田。在宣大的屯田问题上，罗亨信的意见和于谦、年富等人相同，都是想限制贪污，增强国防。[5]可是在另一方面，王振的邪党郭敬等仍然布列在沿边各镇，同时王振的故乡在大同附近的蔚州，他更夺占了大批庄田，就在这样的现实冲突下，营私纳贿磨牙吮血的阉党们随时向正派的官吏肆行反噬，正是是所必然。可见正统十一年（一四四六年）于谦被李锡诬陷，王振乘机逮捕于谦，囚禁三月，想加害，决不是偶然的了。 　　现在让我们略叙一些正统年间王振擅权政柄，污坏朝政的不同寻常处。自从明朝开国，朱元璋为了严防宦官乱政，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就制定宦官不许预政领兵。六年定宦官不许读书识字，十七年铸铁牌高三尺置宫门内，上刻“（阉宦）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朱元璋临死前，曾颁布“祖训”，制定宦官不得穿戴外臣文武各式的衣冠，官位不得超过四品，朝外各衙门官员不得和宦官有文件往来。后来燕王朱棣和建文皇帝争夺政权时，燕王利用建文帝南宫内的宦官供给他军事情报，宦官辈才开始得任军职。 　　永乐年间，明成祖为了巩固和独揽大权，加强皇帝专制，除国家大政和内阁大学士共同商议外，对于深居宫庭，朝夕接近的宦官更多加信任，屡派遣宦官出使、专征、监军，甚至授予宦官以刺探军民大臣等隐事的特权。永乐十八年（一四二０年）更设立东厂，拨调锦衣卫军校，命令宦官率领，又设置行事人员，专管侦缉所谓“谋反、妖言、强劫、椎埋及盗仓库钱粮，私铸私雕印信等事”；东厂都可以逮拿，送锦衣卫拷问，转刑部拟罪。但东厂里更另设牢狱，也有理刑官，他们的权势是在刑部、锦衣卫之上，就是所谓“诏狱”。此后，明朝军队和法律，往往操纵在太监们的手里。 　　到宣德初年，朱瞻基因为他叔父汉王朱高熙想夺取皇位，恐怕朝廷里的大臣有私通高熙的，便靠宦官做耳目，秘密侦察。宣德五年（一四三０年）又在皇宫里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等专授小宦官读书。明太祖不许宦官读书和干预政事等制度，逐渐废除了。宣德十年（一四三五年）朱瞻基死，太子祁镇继皇位，就是英宗，他才是九岁的儿童。当时由太皇太后听政，任用太监王振掌司礼监，甚见宠信。 　　王振原先是一个读过书识些字的恶棍，他早年曾下过考场，没有考取，曾任某县教官，九年无功，又犯罪充军。适逢皇帝下诏：“有子者准净身入内。”王振遂投机自宫献身，钻进了皇宫，曾在皇宫里教内侍读书，宫内都称他做“王先生”。[6]后来，王振又教太子祁镇读书，太子很敬怕王振，也称他“王先生”。正统初年，祁镇继承帝位，王振因粗通文墨，又因多年在宫禁，熟习情况，到此更利用司礼监的职位，逞显技能，玩弄阴谋。 　　明朝太监的官制，永乐以后，一般说是宦官二十四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居二十四衙门之首” ，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名额。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这种制度给宦官弄权造成了极方便的条件。 　　王振在正统年间掌司礼监，当时虽由太皇太后及阁臣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执政。但因英宗童騃骄纵，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逐渐被王振所窃取。王振使其侄王林做锦衣卫指挥佥事，助纣为虐，横暴淫乱。王振死后，陈镒上疏劾王振罪行，曾说：“持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你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明朝宦官的专政是从王振开始的。 　　正统五年（一四四０年），少保兼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荣推荐马愉、曹鼐等进内阁，事先取得王振同意。元老大臣已经向他让步，一般风气可知。六年，庆贺奉天殿和乾清宫落成典礼，特破例让太监“王先生”参加朝廷大宴。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工部侍郎王佑更当面自称为儿。 　　王振为了招权纳贿，立威惊众，随时嗾使言官挑剔或诬构文武大臣的过失，横加刑辱。如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党欺压，历年常见。 　　在王振擅权用事之下，法令堕弛，政治日趋腐化，统治者只知加强对人民的榨取，所以内外官吏，莫不贪残，一时北方的流民，江南的矿工和云贵边地的苗、瑶等少数民族，都起来反抗。王振欲示其军威，劳师动众，四出镇压。特别对麓川（云南省陇川一带）用兵，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年）到十三年，兵部尚书王骥、宦官曹吉祥等率领明军三次进攻麓川酋长思伦发，旷日持久，终不得结果。每次都调发湖广、四川、贵州各地军士十余万人、士兵五六万人、民夫五十万人以上。劳师糜饷，骚动天下。王骥等行军，漫无纪律，所征民夫，强使抬运彩缯，卖给各地土司，军官们大发横财。更令军士每人负米六斗，爬山涉水，疲劳不堪，多自缢死，抵达金沙江岸，逗留不敢渡江，渡江后不敢进山作战，作战时都指挥路宣、翟亭等战死，王骥等更多捕掠江边渔户，当做俘虏。战后又将麓川土地分给木邦、缅甸各族，奏捷朝廷，冒领爵赏。当时舆论对王骥等的指责是“党振邀功”，“三征麓川，皆受王振指使”。[7] 　　正当王振出兵西南，对少数民族施行残酷镇压的时候人民早已不能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欺凌，各地农民就以“诛王振为名”纷纷起义。在浙江、福建更爆发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瓦剌在西北边外也乘势兴起，骎骎南下，使明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形势里了。 　　十五世纪四十年代，瓦剌势力渐盛，屡次南侵。明朝的正派官吏，关心国防，提出积极的建议，都被王振辈所阻挠，不得实施。例如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兵部尚书鄺埜奏请增兵大同，派智谋大臣巡察西北边务。又请罢京营军士修城之役，令得休息，以备缓急。鄺埜的意见是针对着镇将贪污、私役军丁等问题而发的，当然不能得到王振辈的同意。相反地，正统十一年（一四四六年）八月，大理寺丞罗绮因曾弹劾过王振的私党宁夏卫指挥任信，便被诬告逮捕下锦衣卫狱，判刑解往辽东充军。正统十二年（一四四七年）正月，巡抚宣大副都御史罗亨信奏称瓦剌企图入寇，应在北边增置城卫。由于王振的专权，兵部尚书鄺埜不敢主持，罗亨信的建议依然被搁置。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年），于谦回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他对国防的建议，也自然无效。 　　在王振被阉党邪派的严重压制下，明廷正派朝臣的爱国积极主张，一贯地不得施行；而北边塞外的瓦剌侵略势力步步逼紧，终于酿成了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的土木堡丧师之祸！ ━━━━━━━━━━━━━━━━━ 　　注释： 　　[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五 　　[2]　《明史》《地理志》 　　[3]　于谦：《少保于公奏议》《兵部为边务事》 　　[4]　《明史》《职官志》 　　[5]　《明史》《罗亨信传》、《年富传》 　　[6]　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 　　[7]　《明史纪事本末》《麓川之役》、夏燮：《明通鉴》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酒徒 组别 校尉 级别 左将军 功绩 13 帖子 1209 编号 15257 注册 2004-8-11

#2 发表于 2005-1-12 01:28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王振此人害了不少边关大将入狱,才导致瓦刺能迅速突破明朝边关...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曹仁子孝 组别 校尉 级别 前将军 功绩 17 帖子 1666 编号 3824 注册 2003-12-27

#3 发表于 2005-1-12 10:53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整个大明就是被宦官乱政搞跨的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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