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后金对袁崇焕反间计的分析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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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后金对袁崇焕反间计的分析

标题：崇祯二年后金对袁崇焕反间计的分析

作者：温柔贤淑武则天

一、从蓟镇破口到北京之战，反间计可能存在的时间内发生的事

（一）后金潜越蓟关之后的战争形势

1.后金破口和明朝兵部的准备——无效的应对预案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后金左翼阿巴泰、阿济格兵攻克龙井关；同日皇太极攻克洪山口；右翼济尔哈朗、岳讬攻克大安口。警报来的突然而猛烈，《国榷》记载十月二十九日京师闻警，尚且不知道与后金合兵的究竟是哪个蒙古部落。“或言建虏与束不的合兵，或言建虏与插汉合兵，无确耗。”（5498页）。然而此前，明朝并非对后金的动向全无知觉，最早可以追溯到九月，袁崇焕得到警报派兵往备，被王元雅却归。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七月，谍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　闻。谆谆以蓟镇为虑。……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归。然而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周文郁《辽师入卫纪事》）

然而在此之后，没有更多设防的记录。皇太极于十月初二起兵出发，经辽河、蒙古喀喇沁部，途中与奈曼部、扎鲁特部、巴林部等多个蒙古部落会师，仅在辽河就停留了五天。在这将近一个月的过程中，朝廷没有收到警报。
十一月初一，赵率教等率兵四千援遵化，遇伏全军覆没。对此，《辽师入卫纪事》称“十一月朔，公（袁崇焕）自宁远往山海，过前屯，得报奴已围遵化矣。盖前二十七日从大安口入也。于是急趋关，先令赵总兵率教统所部援遵，飞檄祖总兵大寿精简辽士入援。”《崇祯长编》的记载是“丙戌（十一月初五）大清兵至遵化縣，督師袁崇煥遣縂兵趙率教入援”；“丙申（十一月十五）總兵趙率教救遵化縣沒於陣”。（卷二十八）（《崇祯长编》归档的时间比事发有所延迟，所以记载的时间不同。）
对此，袁崇焕的解释是：

“丙申（十一月初五）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到，‘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所，一聞薊警即發援兵。而趙率教於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調即行，臣即以行兵方畧遣遊擊王良臣馳書往諭，令其無輕視敵，孰知率教急於救遵，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至三屯營，而縂兵朱國彥不容入城，遂縱馬向遵，中途大戰，遇伏中箭墜馬而死。’”（《崇祯长编》卷二十八）

可知赵率教出发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解释说赵率教是听朝廷的命令“坐调即行”，并非他的命令，和《辽师入卫纪事》的“先令赵总兵率教统所部援遵”矛盾，因为后者显然是认为袁崇焕命令赵率教援救遵化。类似的还有《崇祯长编》：“丙戌（十一月初五）大清兵至遵化縣，督師袁崇煥遣縂兵趙率教入援。”那么究竟是谁命令赵率教入援的？二十九日距事发的二十七日有两天时间，一定要说京师得到警报飞速命令赵率教入援，时间上并非不可以。从常理考虑，因为朝廷有其他同类调兵的记录，没有调遣赵率教的记录，同时却有袁崇焕给赵率教下命令的记录，可以推知袁崇焕给近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下命令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朝廷。从所用的时间推断，警报传到三百多里外的山海关，赵率教直接出发在两天内还容易办到，而警报传到京师再由京师下旨到山海关不但路程远了六百多里，而且程序辗转需时，似乎难以如此迅速。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兵部尚书王洽的一份奏折：

“戊寅（十月二十七）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令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崇祯长编》卷二十七 1537页）

这份奏折里透露了一个讯息，是警报一入，王洽就说他与袁崇焕先有约定，也就是说，在知道后金攻打大安口等处之前，他们先已对此有过讨论，并且约定了抵御的预案。“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就是其中之一。这又透露了另一个讯息，就是王洽和袁崇焕对后金的入犯事先有所防范，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最迟，他们在十月二十四日能得到消息，“甲戌（十月二十四日）属夷朝浪伯颜报建虏谋犯喜峰马兰大安口”（《国榷》5497页）。最可能的情形是他们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因为袁崇焕本来早在九月报过警；九月袁派兵援蓟被退回之后，再也不见有警报记录，而袁崇焕和王洽商量，确定了一些简单的应对方案以防范突发状况。反之如果没有袁崇焕事先同意约定，王洽就不会说“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更加不会认为袁崇焕办事不力“令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可知调赵率教援遵化有王洽的意思，由王洽和袁崇焕共同决定，并由袁崇焕直接执行。然而这个布置太过简单，缺乏对后金的实力的估计，以至于赵率教孤军犯险，全军覆没，白白牺牲。这次破口，袁崇焕不仅仅在战前缺乏警报，临时应对措施也是一无成效。而后，在赵率教战死之后没几天，尸骨未寒，袁崇焕推倒从前的预案不认，将调赵率教援遵化致令全军覆没的责任推给兵部和赵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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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4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2.袁崇焕入援和后金潜越蓟关——急转直下的战局

袁崇焕动身出发是十一月初五，“初四日，辽兵至关，次日，公遂亲帅以西，……初六日至永平，闻遵化已陷，抚军王公元雅死之，赵总兵亦力战以死。公（袁崇焕）擐甲星驰，次榛子镇，奉　上谕，令公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初九日，入蓟料理战守，……”（《辽师入卫纪事》）
袁崇焕入援，崇祯把全部的勤王军交给他指挥，《崇祯长编》记载上谕，“丙申（十一月初五）諭兵部各路援兵俱令聽督師袁崇煥調度。”（卷二十八）不可谓不是信任有加。期望值则当是赶走敌军，最低限度，不要纵入京师附近。崇祯对刘策曾经说过“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对刘策如此，同一件事对袁崇焕亦当如是，虽然语气和缓，有更多的信任和期望。

“戊子督師袁崇煥疏報入援機宜，得旨：……相機進止，惟卿便宜。卿前在関憂薊遣兵戍防，聞警馳援，忠猷具見，朕用嘉慰。官兵已發犒賞，還鼓勵立功，以膺懋賞。”
“乙未諭兵部：袁崇煥入關赴援，聞住師豊潤，與薊軍東西犄角，朕甚嘉慰。即傳諭崇煥多方籌畫，計出萬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賞。”
“己亥督師袁崇煥疏陳分守方畧，得旨：覽奏卿，統大兵駐薊，相機圖更置兵將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見周計忠謀。劉策著還鎮調度諸將分信防禦，卿仍聯絡指援，著各遵方畧，殫力奏功……”（卷二十八）

袁崇焕的对此做出有力的保证，说蓟门未失是“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他“必不令越薊西一步”。“丙申（十一月十五）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到，……遂於初四日早發山海，初十日抵薊州，計程五百里，而六日馳到入薊城，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初臣虞闌截我路，未必及薊，今及之則宗社之靈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馬力今可施矣。……”（《崇祯长编》卷二十八）他说他到蓟门是初十，比《辽师入卫纪事》所说晚了一天，不知谁是谁非，暂且不论。十一月十二日，袁在蓟门布防的第三天，哨探在城外二十里的马什桥遭遇后金军前哨。“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辽师入卫纪事》）
这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的胜利，从记录上看，袁军甚至认为这是一场不小的胜利，以至于“军声大振”。然而马伸桥之战原本就是双方巡哨的一次遭遇战，规模自然不大，也影响不到战局。
十一月十三日，真正的战斗开始。按《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曾经有过两个时辰的对峙。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将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辽师入卫纪事》）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满文老档》957页）
“上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燕京进发，离城二十五里驻营。……甲午（十一月十三），大军至蓟州，前行哨卒，遇明塘兵五百，遂与战，生擒十五人，获马二十匹。是日，以书谕蓟州城内官民等，令之降。乙未（十一月十四），大军至三河县，……”（《清太宗实录》79页）

从资料上看，十三日这一天的对峙是袁军全军出城列营，《辽师入卫纪事》宣称万余关宁军和二百后金骑兵对峙了两个时辰，袁军发炮，后金兵闻炮退去；当晚后金推进到蓟州后方五里处驻营（《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与《辽师入卫纪事》矛盾，说是前哨遇到五百兵，有所擒获。然而《清太宗实录》所说遇到五百明军和《辽师入卫纪事》所说的全军（一万五千）出城相差悬殊，怀疑前者说的是十二日两军哨探的小规模遭遇战，误当成十三日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十二日那场战斗就是袁军五百对后金一队哨探，各自有所擒获，稍显合理。如果不是，则有可能是袁军并无全军出城列营之事，双方仅仅是五百对二百小试了一下；或后金仅仅对袁军做了一些袭扰，用二百人牵制了袁军主力，而大队的几万后金军在袁军的视线范围之外，丝毫不受干扰地从容前进。两份资料不知哪一份更接近事实，也可能两份都有误。总之十三日这一天过后，当晚后金在蓟州后方五里，并于十四日到三河，也就是《辽师入卫纪事》所说“潜越蓟西矣”。

对这场“战斗”双方当事人的记载是如此，明朝的其他资料又有另外的说法。从《国榷》中看，当时是有命令令袁崇焕不可过蓟门一步，因为事前就有人说他导奴入犯。“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国榷》5503页）《国榷》多引邸报和京师旧人的追述，这里所述是否属实暂且存疑，聊备一说。明朝史料的主旋律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袁崇焕在蓟门城下款敌，意图议和，而遭后金戏弄，后金乘隙直奔京城，袁崇焕反而被甩在后面。

“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徐石麒疏）
“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故至东江，即杀文龙，示信以就款局。瞰上弗之许，遂嗾敌阑入胁款，仍戎以无得过蓟州一步。己巳冬，东兵至，崇焕牛酒相慰劳。夜半，倏渝盟，拔骑突薄都门。”（林时对《荷牐丛谈》）

徐石麒当己巳之变时任南礼部祠祭主事，《荷牐丛谈》的作者林时对是崇祯十三年成进士，书中所记是他在北都的见闻，“其间情事，皆亲经目睹，或得之故老传闻、名贤手授”（《荷牐丛谈》自序），看起来这两个记载并非同出一源，可以看做是明朝官员对袁崇焕的看法之中一类。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金和袁崇焕几万大军撞在蓟门城下可以不开战，并且后金可以顺利通过蓟门。另有一个旁证就是十三日这天，满文老档有一段非常古怪的记载：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957页）

其中所说的“爱塔”也就是刘爱塔，当时并不在袁崇焕军中。刘爱塔当初是投奔毛文龙，皇太极为什么会以为刘爱塔在袁崇焕这里？而且最奇怪的是“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仅仅是送一封信，值得“授以职”么？但是，倘若这封信是一封假的议和书，用以稳住袁崇焕，好让大队安然过蓟，事若成便是巨大的胜利。

对比明朝资料显示袁崇焕的疑点，以及后金资料的疑点，袁崇焕在蓟门试图款敌中计被乘隙潜越亦并非没有可能，由于没有相对的正史支持，也难说事情就是如此。总之，不论经过如何，一天之内，敌人越过了袁崇焕的防线。

接下来后金毫不理会在身后的袁军，一意向前，十四日到三河，十五日到通州，分兵攻击在顺义的宣大军，十七日到京郊牧马堡。通州距北京只有二十公里，后金到达通州的消息传到京师的时候，兵部尚不知情，“辛亥（十二月初一）大清兵以駐通州十里之外，京師尚無偵探。移書問兵部侍郎申用懋，荅以‘止聞在薊，不聞在通’，而莊戶蔣玉等四人親見。”（《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袁崇焕“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保证言犹在耳，敌军越蓟而西甚至没有多用一天的时间，袁崇焕的揭帖到京师的时候，敌军已经出现在通州。变化之迅速，以至于兵部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对于后金的行程也是“止聞在薊，不聞在通”。
使后金迅速通过蓟门防线是否袁崇焕的失误，暂且不直接论断。毕竟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难以还原，也不排除有意外发生，比如后金在袁崇焕哨探及所知以外的路径通过，等等。然而使后金迅速通过蓟门防线给明朝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则是铁一样的事实，不仅仅在于后金由此可以在京畿大片富饶的地方肆意劫掠，更加在于被敌人在北京城下遛马对整个明朝历史来说也是罕见的乱局。袁崇焕在蓟门的表现证实他不仅对后金的进攻方向缺乏常识性估计，对后金不攻蓟门直接前进缺乏预料，事后他不追击，则正好是在后金预料的范围之内，从对敌打仗的层面来说完全是落了下乘。后金所谓“潜越”走的是哪条路，袁崇焕为什么不知道，都仅仅是其次。袁崇焕守蓟门是个彻彻底底的战略失败，这个失败发生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天之内。
从后金的资料上看，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十三日距蓟州二十五里外驻营，十三日通书企图谕降，十四日到三河，也就是已经越过蓟州天险；另外《满文老档》记了十四日过蓟州五里驻营。看起来并没有成规模的对峙、战斗的痕迹，也没有特意说绕路或者偷偷绕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们在通过蓟门防线的时候没有遇到可以一提的麻烦并无不妥。截至敌人到达京师城下，在袁崇焕的势力范围内，关宁军的存在给后金造就的环境可以用六个字描述：如入无人之境。而他们也没有达到入援的任何一个目的：制止敌人抢劫、消耗敌人兵力、保障京师安全。《辽师入卫纪事》的辩解仅仅说是袁军曾经和后金对峙过，所说即使属实，仍然无法改变一个结果：袁崇焕失败的蓟门之防是战局全面恶化的开始，朝廷所寄予厚望的蓟州防线，不但没有起到阻遏敌军的作用，甚至连延缓敌军进攻速度，给朝廷争取时间调拨援军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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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之战及袁崇焕被逮前后明朝史料的相关记载

1.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城下第一场交锋，宣大军、关宁军对后金的战况

十一月二十日后，在北京城下发生了大小几次战斗。这短短的十天对袁崇焕来说是很关键的时刻，这几天过去之后，袁崇焕将从九重天上跌下十八层地狱。十二月初一袁崇焕下诏狱，此后再也没有走出牢狱之门，直到次年八月或九月被凌迟处死。对此，一个意见是这十天之内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决定他的生死——这个突发事件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金所施的反间计。后金的档案中还相对完整、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他们施反间计的过程。事实如何，究竟袁崇焕被逮、定罪、处死各自是否与反间计有关，反间计又是否确实存在，这十天的记录将会给我们启发。

十一月十七日，后金到京郊牧马场，满桂、侯世禄已于先一日至京（一说十七日至京）。十七日晚，袁崇焕到达左安门。二十日，后金大队人马和德胜门的满桂、侯世禄军，广渠门的关宁军展开战斗。

“二十日，大军起行，汗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沿东北隅立营。哨兵来告，瞭见明兵集德胜门等语。汗遂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又告瞭见东南隅有明兵集结，遂遣爱巴里、索尼、白格依传令。左翼贝勒莽古尔泰、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率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遣人查实德胜门之兵，乃是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军。汗曰：“令我■手近前发砲火。俟敌官砲毕，蒙古兵及红旗护军由西面进击，黄旗护军，由侧面冲入。”于是，按所授方略，两路进击之，填拥于狭隘处，尽歼之。其遁出者，汗复遣御前兵，尽歼之。左翼诸贝勒所攻之兵，乃是宁远都堂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军。贝勒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及墨尔根戴青、台吉豪格率兵前进进杀，时明伏兵四起，前进之四贝勒兵，即行反击追杀。贝勒莽古尔泰，额尔克楚虎尔及随行军士，屡败明溃卒来犯。巴克什乌讷格、额附苏纳，率蒙古兵击败另外三队兵。”（《满文老档》960页）

“辛丑，大军起行，逼燕京。上统大军，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哨兵驰告，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等，以兵来援，俱至德胜门。上遂率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哨兵又告，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上遣爱巴礼、索尼、白格传令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白甲护军，及蒙古兵迎击。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器营兵，进前发炮火。又谕蒙古兵，及护军等，俟敌发砲毕，蒙古兵，及红旗护军，由西面径进。正黄旗护军，从旁冲入，于是两路进兵攻击，追至隘口，掩杀之，有遁出者，上复遣御前兵追击之。
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令■额真等，率护军前进，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继进，时敌于右偏，伏兵甚重，因约我军入隘口，宜趋右偏，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与避敌同。比入隘口，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止于中途，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值明溃卒来犯，两贝勒追杀之。又有敌兵一队，距离城稍远，屯树林内，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俟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巴克什吴讷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本、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收军后，上召四贝勒入御幄，讯之，阿济格对曰：因豪格驰入敌军，曾令阿巴泰，从右偏进，鞭其马颈，不从，乃拥臣而来。阿巴泰曰：敌兵众多，臣与豪格离散，诚然。若阿济格鞭臣马颈，使从右偏进之言，则无之。因自誓。……上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顾其二子，致延迟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阿巴泰罪。以■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逗留中途，削职罚赎，夺其俘获以■额真哈宁噶。俄罗塞臣善战，俱授备御，以额驸恩格德尔、及喀尔喀部落莽果尔岱等贝勒，自蒙古首先投诚，功大，免削职，仍罚赎，夺其俘获，以所罚物一半，给巴克什吴纳格，令分赐同时迎战将士。”（《清太宗实录》80~81页）

宣大军在城北，关宁军在城南，皇太极在德胜门附近对阵宣大军，命右翼分别从西面和北面攻击，把他们逼到狭隘处歼灭。明朝的记载大体一致地认为满桂并没有打胜，或损失惨重。同时明朝的记载也认为满桂浴血奋战，英勇杀敌。

“庚子。建虏大至。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俱屯兵德胜门。世禄避敌。桂独战。城上发大砲。误伤桂兵殆尽。桂负创卧关将军庙中。”（《国榷》5504页）（《崇祯实录》略同。）
“……忽有报昨夜战时，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与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　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辽师入卫纪事》）
“大同總兵滿桂，夷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營於勝德門外。虜騎以十一月初三破遵化，十五至壩上，二十日薄都城。自虜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千人。”（《烈皇小识》卷二）

从资料上看，《辽师入卫纪事》是认为满桂败得彻彻底底，但没有说原因与战斗情况；《国榷》则记载“城上发大砲。误伤桂兵殆尽”，应该算是一个因素；《烈皇小识》则描述得很详细，历历在目。“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烈皇小识》是记载文秉自己的回忆和一些当事人的追述，“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尚有一二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烈皇小识·自序》）正因为如此，《烈皇小识》所采事迹甚至可以详细到一言一行，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为年深日久记忆模糊而可能有误记。己巳之变期间，文秉之父文震孟在京师为日讲官，身临其境，应该熟知当时发生的事情。二十二日“开德胜门瓮城。休满桂余兵”（《国榷》5504），证明城上对此战有所了解，而且对满桂的战斗持认可的态度，从侧面可证《烈皇小识》的说法。

关宁军与后金的战斗则有些争议，据《辽师入卫纪事》，战斗的过程是这样的：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寄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劄正西，阙东而以待敌。
奴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奔北，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胤等乃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获免。■一巨酋背黄旗者，■向余，亦以夜役高得富射贼落马。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渰没者无数。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暨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
……忽有报昨夜战时，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与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　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辽师入卫纪事》）

《国榷》、《崇祯实录》对这场战斗的叙述多本于《辽师入卫纪事》。

“袁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祖大壽陣于南，王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有騎兵突東南，力戰稍卻，承胤竟徙陣南避。游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縂竇濬等帥兵追虜于運河，虜酋精騎多氷陷，所傷千計，京兵亦傷失数百人。夜收兵，上賜酒食勞軍。”（《崇祯实录》卷二）

左翼莽古尔泰等率兵攻击关宁军，所带仅止护军与蒙古兵。“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清太宗实录》）他们事先约定从一处突入，而阿巴泰等没有遵守，过程中当是造成了一些不大的损失，因为事后皇太极过问这件事，命众议罪，却又赦免阿巴泰。也就是后金记载中的“因约我军入隘口，宜趋右偏，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与避敌同。比入隘口，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和明朝记载的“祖大壽陣于南，王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有騎兵突東南，力戰稍卻，承胤竟徙陣南避”；“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胤等乃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这三条记录说的是同一件事，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关宁军自己也出了状况，有人被打得搬了家，后金的损失会较为严重——这大概也就是后来要议阿巴泰罪的原因。阿巴泰的失误则因为王承胤避敌而减轻不少，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此战后金人数或者是护军和蒙古兵共二千，或者是护军若干，蒙古兵二千，与关宁军的九千相差悬殊。看起来就是互有杀伤，事后双方都说自己把对方追杀到运河（城壕），《辽师入卫纪事》认为获胜。这场战斗除了关宁军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队兵，《满文老档》有如下记录：

“又有敌兵一队，距离城稍远，屯树林内，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俟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巴克什吴讷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本、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

树林里的这队兵和关宁军列阵的记录对不上，不知是何方军队。
而辽师入卫纪事所说“杀敌千计”肯定是有夸张，因为阵地是明军的阵地，后金撤退之后，如有杀伤一定会留下部分尸体。即使战斗过程中不割首级，战斗过后收拾战场亦应有收获。既然一个首级也没有割到，说明杀伤不多。
关宁军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崇祯遗录》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兵屯畿南，一战败绩，复召诘曰，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说明袁军的战斗并没有使人满意的战果，甚至有人描述为“一战败绩”。直接从《辽师入卫纪事》和《满文老档》上看，袁军并没有在这一战中占到什么便宜，和后金是互有杀伤。而《辽师入卫纪事》描述的“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暨西虏名酋都令”在后金资料中都没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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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当月二十九日的战事

接下来的几天，战事并不复杂，没有大规模的战斗。
二十二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满文老档》）
二十三日，后金移营南海子，上谕命袁崇焕进兵。“二十三日，贼移营南海子。晚接　上谕，令速进兵。”（《辽师入卫纪事》）这个上谕直到逮袁崇焕也未见关宁军执行，此后关宁军除了《辽师入卫纪事》所载五百炮手夜袭敌营的小小摩擦，没有和后金起过冲突。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后金移兵与关宁军对峙。“二十五、二十六日，奴陈兵于前战处，似进不进，盖欲疲我也。”（《辽师入卫纪事》）“二十六日，进兵，距城关南二里外驻营。”（《满文老档》）
二十七日，后金可能发起小规模的进攻，被打退。“二十七日，奴攻外罗城南面，城上下炮矢击退之。辽将于永绶、郑一麟营，炮药失火，兵立火中不敢退，公当即给赏每人二十金。”（《辽师入卫纪事》）“二十七日，闻我军击败后所余之袁都堂军，即于城东南隅，安营扎寨。遂令我军往攻。命兵列阵，逼近而营。汗率诸贝勒及少数随从往视进攻之处，云，入处坚险。若我军士被伤虽然胜何益？总之，此乃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遂引军还。”（《满文老档》）
二十九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有些复杂。其一是（《辽师入卫纪事》）称袁崇焕派人偷袭海子的敌营，获胜。“二十九日，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辽师入卫纪事》）然而以后金多次移营的经历来看，由二十三日的南海子，到二十四日的北京南苑，再到二十五、二十六日的城关南二里处，当时的敌营是否在海子不可知。
而后金一方，声称他们在那天放回了用以陷害袁崇焕的太监。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
对后金来说，这是官方正史有对袁崇焕反间计记载的开始。他们宣称在二十九日这天进行了反间计，同时宣称明朝在两天内中计，逮捕、凌迟了袁崇焕。并且宣称由于袁崇焕被凌迟导致祖大寿炸营逃归锦州。“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清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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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崇焕第一次召对和城下之盟

《辽师入卫纪事》载，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四，召对袁崇焕等，《国榷》的说法是二十三日，存疑。对这次召对，《崇祯长编》没有任何记载，《辽师入卫纪事》仅叙述了袁崇焕召对，“二十四日　召对，赐公狐裘一领、盔甲一副。”而事实上，袁崇焕抓住进城召对的机会干了两件事，其一是对朝臣大肆张扬敌人势大，意图议和。《国榷》和《崇祯实录》对这件事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

“甲辰。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国榷》5504页）

无独有偶，《幸存录》也有同类的记载。
“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赖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幸存录·东夷大略》）

这件事确实发生，《烈皇小识》可为印证：
“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户部尚书毕自严至挢舌不能下，举朝皆疑之。”（《烈皇小识》卷二）

此处的记载详细到对话内容和人物表情，说明作者确实知道得很清晰，而“户部尚书毕自严至挢舌不能下”表明事件已经严重到惊人的地步，袁崇焕危言耸听，欺骗朝官。因此多本史书认为他的目的是结城下之盟，亦有所本。

袁崇焕对明朝如是态度，对后金又是否通款呢？目前并没有发现后金当时和袁崇焕有书信往来的证据，只有袁崇焕军中有喇嘛的记录，和后金意图议和的记载。前者见袁崇焕的审判定罪，后者见《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议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满文老档》）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第1611~1612页）

其中《崇祯长编》的这条记录也是《满文老档》所提到用以对明朝反间的两个太监。只不过老档说是反间，崇祯长编说是议和，事实如何稍后讨论。袁崇焕军中有喇嘛，有和后金通信的能力，不代表他就要议和；后金给明朝致书漫天开价也不代表真的是想达成和议。为何几乎所有的明代史料都有认定袁崇焕想结城下之盟的倾向，（暂且不考虑它们认为袁崇焕是导奴入犯以挟款，还是认为袁崇焕以城下之盟暂时了局的区别），另外有份资料可以给我们启发。
钱谦益《初学集》记载，当时的人们想依仗袁崇焕和后金议和，甚至有人去劝说孙承宗。

“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不可则开门请行，无乱人意。”乃合文武将吏，誓于关壮缪之祠，将吏皆感奋，誓以死守。”（《初学集》卷四十七）

如果袁崇焕没有议和之意，很难想像多数人会凭空认为他想议和，更加难以想象会有人去和孙承宗征得意见统一。而袁崇焕的关宁军和后金将近十天的对峙几乎不动干戈，也是议和的表现，不因为它在大多数人眼中叫做“顿兵不战”而有所改变。

从前文的记录也可以看到，十一月二十日的战斗之后的十天内，关宁军和后金军的对战寥寥，《明季北略》所说“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倒是符合实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则更由传闻严重到认为关宁军与敌军友好共处，“有二中使被掳。囚营中逃归。……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相比较而言，对满桂的战斗则全无指摘之语，可见的确是因为城上守军所见有异，而非有人凭空捏造。以上各各方面总结一下，大概可以这样描述：袁崇焕在蓟门任敌人通过，在北京战斗一次之后就不再交战，同时军中带着喇嘛，进城召对时恐吓朝官，张扬敌人势大，潜台词是敌人不可战胜。如果他是一意坚守，何必要对其他官员夸大敌势？——种种迹象表明，这背后的目的就是城下之盟。
又袁崇焕被逮之后，在后来的审问中对暗中图谋议和供认不讳，“据崇焕所供……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崇祯长编》卷三十八）他为了议和甚至多次和王洽要求，“且臣又闻崇焕与罪枢王洽私书言屡欲求欵，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倘能恊心一言，自当无嫌无猜。不知崇焕所欲文龙恊者何心？一者何意耶？”（《崇祯长编》卷二十九1594～1598页）综合以上分析，一直以来主张议和的袁崇焕很难在北京城下突然间一百八十度转弯成为主战派，反观北京之战，袁崇焕亦没有可称为坚决抵抗的行为，反而有种种主战派不可能有的反常行为，比如“以危言耸侍臣”，可知他一如既往，仍然是主张、以及私下推动议和。在后金兵临城下、四处淫掠的时候，袁崇焕作为第一指挥官，竟然打着妥协求和、苟且偷安的小算盘。居民的生命财产、国家赋税民脂民膏，在他眼中毫无差别是一文不值，可以盘算用来收买敌人乞求退兵；而养肥敌人之后难以抵御，饮鸩止渴，则又是考虑之外的事情。

袁崇焕把和议推进到什么程度，据现存的资料难以估计，后金没有袁崇焕通书的记载亦不代表没有通书。不论如何，事情在十二月一日出现转折，袁崇焕被逮，消失了任何议和的可能性。同日后金进军良乡，不再屯兵北京城下。

“正在谴发副将张弘谟等追蹑，而忽报　召公与祖帅。公等戎服趋　命，酉刻，祖帅出，闻公已下　诏狱。”（《辽师入卫纪事》）
“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起行，西趋良乡……”
（《满文老档》）“十二月，辛亥朔，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清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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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4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二、袁崇焕之被逮——袁崇焕自身的原因与后金宣布的反间计

（一）袁崇焕被逮——明朝官方公布的原因

十二月初一，召对袁崇焕、祖大壽、滿桂、黑雲龍等，将袁崇焕下狱。“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黑雲龍等錦衣衛堂官召對逮督師尚書袁崇煥於獄令總兵滿桂總理関寧兵馬與祖大壽黑雲龍會同馬世龍施洪謨等立功”（《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长编》的记载极其简略，据《国榷》记载上谕，逮袁崇焕的原因主要是作战不力，坐视淫掠，这本身也是导致崇祯质问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以及逗留不战的直接原因。

“上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对。命下锦衣狱。”（《国榷》5505页）
“壬子……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5506页）
“丙辰……谕孙承宗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国榷》5507页）

以上官方公布逮袁崇焕的原因，“坐视淫掠”致使“百姓残伤”，和事实上的破口之前无预警，预案无效丢遵化，一日纵敌过蓟关，北京城下无战果，毫无疑问地完全吻合。袁崇焕自己确确实实的行为，他的无所作为，清晰无比地摆在台面上，是铁一般的事实，从而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付出代价，也是无从抵赖的咎由自取。至此，之前有人说过什么，或者有很多人说过什么，并不重要。归根结底，传闻对袁崇焕的负面评价就不可能证明他伟大光荣正确，这是不同位面的两件事。

关于袁崇焕被逮的引子，明朝的记载多种多样，有温体仁、满桂、中贵（太监）告发的诸多记录，且彼此互不矛盾。
后金的史料则记载他们用了反间计，内容和明朝史料南辕北辙，激烈冲突。下文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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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4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二）后金的反间计分析

1.后金北京城下施反间计的原始记载简述

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金资料中宣称他们放归两个太监，用以谋害孜孜不倦地为他们争取城下之盟的袁崇焕，这次计谋使明朝避免了城下之盟带来的尊严扫地和无数金银财帛的损失，是后金高尚的国际主义情操的体现，崇祯皇帝大为感动，以至于立刻磔杀对了自己忠心耿耿的国际长城袁崇焕，后金在得国之后鉴定此举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既然反间计意义如此重大，那就不免详细研究。后金对袁崇焕的反间计记载的原始资料是以下两条：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 81~82页）

这两份资料各自记叙的都不是全部，需要合在一起看才算相对完整。尤其是《满文老档》，如果没有《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以下简称《清太宗实录》）作为注释，根本就看不出说的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它又是清方正史关于反间计最早最原始的记载。而《清太宗实录》成书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之前曾经过顺治六年、顺治九年、康熙十二年三次修纂，之后又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校订和删改，于乾隆四年十二月最终写定，与满清官修《明史》刊行的时间相距无几。

本文所引的《满文老档》是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版本，翻译的底本是乾隆年间照无圈点老档重抄，分别用规范后的新满文音和老满文原档字体抄写的音写本和照写本。《清太宗实录》是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雍乾本，也即雍正年间校订、乾隆四年成书的版本。

以上是不是关于整个反间计的全部记载呢？答曰：非也。据李霨《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范文程曾经在遵化献内容不详之密计，“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然而这段记载十分模糊，既不知密谋的内容，亦不知谋害的对象，仅以“宁远总制”代之。

“天聪三年冬，（范文程）从跸入蓟门，克遵化，将偏师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锐，我前锋势稍困，公突围力战，拔之而归。上嘉其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信任益笃。”（《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这一句话出现得很突兀，按时间算，应该是在“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之后，在“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之前，也就是遵化之战前夕。和反间计发生的时间对不上，当时的袁崇焕尚且没有赶到蓟门，不可能在他们的目标范围之内。

真正认为范文程献反间计谋害袁崇焕的是黄宗羲为钱龙锡写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然而叙述多为附会，把皇太极误为“太祖”努尔哈赤，且成文的时间远远晚于《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也晚于《清太宗实录》，有没有受到以上二者的影响亦未可知。

这几条记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范文程在遵化献反间计，在北京城下由高鸿中、鲍承先（或者还有宁完我）执行，并最终促使明朝朝廷逮捕及凌迟袁崇焕，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明晰。其后出现的各种史书，比如《明通鉴》、王先谦《东华录》等，多照搬《清太宗实录》的记载，在史料上没有更多的进展。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仍然很成疑问。究其原因，存在以下一系列简单的疑点：
其一是这些记录之中，最原始、成文越早的资料越是语焉不详，如《满文老档》、《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而详细完整的叙述则出自《清太宗实录》、《明史稿》、《明史》这些完成于康熙年间增删于乾隆年间的史书，当时距己巳之变已经过去了上百年。
其二是史料记载本身存在严重错误，比如《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认为己巳之变接受范文程献计的是努尔哈赤，而那时努尔哈赤已经死了三年；又如《清太宗实录》说祖大寿逃归山海关的时间比袁崇焕被凌迟还晚，明显把袁崇焕被凌迟的时间从崇祯三年九月提前到崇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被逮后的数日内，其简单和臆测的程度甚至超过一般的笔记野史。
其三是除去史料记载中错误的部分，可以剩余的十分有限，且都在最初的史料《满文老档》记载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满文老档》就是反间计记载的唯一源头，仍然是孤证。

抛却种种可疑和误记的地方不说，后金资料可以证实的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他们放归两个太监，这是反间计最早可以起作用的开始。《清太宗实录》所载后金传递给太监的讯息是通过展现后金和袁军私相授受的情景，使太监误以为袁崇焕和后金有密约，密约的内容则未明言。“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
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比如献反间计的是否范文程，与反间计本身有没有起到作用不相关；而皇太极是否有以反间计谋害袁崇焕的意图则关乎动机；后金是否有以反间计谋害袁崇焕的机会，是否有以反间计谋害袁崇焕的能力都受限于客观实力；是否确实进行反间计则关乎史料的真实性。
明朝方面，太监在被关押时候是否被灌输过错误讯息；如果有，他们是否相信；如果相信，他们有没有机会对皇帝进言；如果进言，能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皇帝判断；即使以上都成立，能否对袁崇焕下狱起作用；能否对袁崇焕定罪起作用。——以上每一个环节的发生率都不是百分之百，反间计若存在，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也就很值得商榷。
——最终的问题：反间计存不存在，就是本文探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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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文程献反间计考

关于范文程献反间计的记载前文已经说明，一共有两个出处，一个是李霨为范文程写的墓志铭，《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言辞隐约，并未指实，只说“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另一个是就是黄宗羲为钱龙锡写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

《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写作的时间早于《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因墓志铭是随死者下葬，埋在土中的碑文，必定在范文程下葬的时候已经写就，范文程死于康熙五年（1666年），次年葬于怀柔红螺山，墓志铭写作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康熙六年。而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写于康熙辛未年，“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為之”，也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比范文程墓志铭晚二十几年。除去《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不明所指的密计记载之外，是最早叙述范文程献反间计的文献。

“……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

虽然语出黄宗羲，却有很多明显的不实之处。仅关于反间计的小小段落就有两处严重错误。其一是把皇太极误写成“太祖”，或混淆了皇太极与努尔哈赤。

“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

攻宁远不得志是努尔哈赤，而可以在北京城下施反间计的只能是皇太极，本文一下子把几年的事情缩在一起，而当时努尔哈赤已经死了三年，也就是说，文章记载的是死太祖害死活督师的玄幻故事。
这个错误尚且可以解释成笔误，虽然在别人的碑铭上出现笔误不是什么好事；而关于范文程的错误则是弄错了范文程的简历。原文中有如下文字：

“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

事实据《满文老档》，范文程在后金攻遵化时称生员，只是个尚未授官的秀才。“命参将英股尔泰、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满文老档》）“章京”这种官职称呼是天聪八年（也就是己巳之变五年后）才出现的，职衔高则为总兵，低则为备御，中间有副将、参将、游击，高下差别很大。“天聪八年，始设一等公，即五备御之总兵。及一、二、三等昂邦章京，即总兵。梅勒章京，即副将。扎兰章京，一、二等即参将，三等游击。牛录章京。即备御。”（《清史稿·职官四》）“范相国时为章京”所述不仅不清不楚，而且与事实不符。根据清史稿对范文程的记载，范文程在崇祯九年才封为扎兰章京，“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清史稿·列传十九》）甲喇章京，也就是扎兰章京。崇德元年是崇祯九年，比崇祯二年已经过去了七年。而范文程在崇祯二年是普通的文馆生员，皇太极于崇祯二年九月举行满清有史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范文程就在那时通过科举考试，被擢置文馆使用，这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当时距己巳之变只有不到两个多月，已经是后金为出征作准备的时候。两个月后在遵化，范文程的身份仍然是文馆的一个普通秀才，并非皇太极的谋士。文中范文程以谋士的身份说话的描写十分欠缺真实性。

以上两条仅仅是史料的不尽不实之处，并不能证明范文程就没有献过反间计。而事实上，范文程在皇太极带兵攻向蓟门之时留守遵化，并没有能随军到北京城下。“命参将英古尔岱、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满文老档》957页）
既然范文程当时在守遵化，他和皇太极最后的交谈也应该是皇太极离开遵化到蓟门之前。当时他们应该还不知道皇太极一定能打到北京城，除非他们未卜先知，知道可以一夜之间飞过蓟门天险。而那时候，他们关心的应该是怎样行军打仗，而不是反间计这种细节性的计谋；又他们不会预计到一定在北京和袁崇焕对垒，更不会进一步确认即使捉了袁崇焕明朝也不会换一个更加精明指挥官，所以他们在遵化定反间计就显得不合情理。且遵化没有太监可抓，由范文程说话给太监听，很显然是虚构的情节。不论是后金还是明朝的史料，都没有提到在攻陷遵化或之前捉到太监，亦可印证范文程不可能在遵化对太监施反间计。可知文中所说“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是毫无所本的传闻。所述或有其事，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谬误。可能是流言口口相传之后失去原貌，这也是笔记野史经常出现的现象。其源头则有可能是范文程的墓志铭，由“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这几个字牵强附会而来。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但不影响史料的错误性。

再对照明朝和后金的史料，牵连到对崇祯告状的太监，所有的记载都是指京师郊外牧马场抓的太监，据《满文老档》记载，“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962页）反间计清清楚楚发生在二十九日，北京城下，太监是在京郊牧马场所抓，“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959~960页），不可能是遵化的范文程可以接触到。而范文程显然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在皇太极还没有通过蓟门的时候就凭空妄想捉太监进行反间计。

又李霨的《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除了“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的模糊记载之外，亦不见任何相关的讯息，比如献计诛杀袁崇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功一件，也没有任何受赏的记录。
张玉兴先生《范文程归清考辩》一文引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皇太极赐予范文程的诰敕，是叙己巳功劳的敕文，内容如下：
“据德国人瓦尔特·福克斯称，他于1929年在北京的市场上购得一份完整的清代官方文献，即从天聪至康熙共三个皇帝赐予范文程的诰敕。其中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敕文是：
‘……往征北京时，尔招抚潘家口、马拦峪、山囤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后敌围大安口城，尔率枪炮手，杀敌甚众。留守遵化城遇敌兵来攻，尔当阵救出我兵一人，因授尔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原注】德瓦·福克斯：《范文程（1597-1666）及其诰命》载（日本）《史学研究》第10卷第3号1939年）
此敕《清实录》不载。但查《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五月壬寅（即十七日），记云‘始叙各官功次，赐之敕书’……可知上载敕书即当日所赐。”（《范文程归清考辩》）

如果范文程真的曾经献反间计，后金又认为这是关乎明朝国运的大事，如此大功应该不会毫无提及，且这份敕文应该是正式叙功的文件，不应有所隐讳，而当时袁崇焕已死四年，毫无保密的必要，可知范文程献反间计事属虚无缥缈。敕文远早于《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而后者亦不排除有谀墓之词或误记。李果的《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传》对墓志铭多有因循，然而对范文程进反间计一事不取。

而黄宗羲文不仅仅是孤证难信，而且错漏百出，看来不像钻研历史的学者所写出来的史论，反而像好事文人穿凿附会的历史小说。之所以如此，也是事出有因。黄宗羲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他和阉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其父是死于阉党之手。阉党倒台之后，黄宗羲入京讼冤，对参与谋害他父亲的人不论主犯从犯、被逼自愿，一律在公堂上出铁锥锥之，仇深刻骨。（《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导致他在有关门户的事情上完全以东林党为中心，而不论是非，即使夏允彝殉国之后所留下的遗文《幸存录》，由于对党争持持平之见，对东林有所冒犯，黄宗羲仍然对之大加攻讦，专门写作《汰存录纪辩》，逐条反驳，希望夏允彝的遗文不存。对此全祖望亦有记载，“然慈溪郑平子曰：‘梨洲门户之见太重，故其人一堕门户，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习气，亦未可信也。’予颇是之。”（《汰存录跋》）黄宗羲严重的党见，使他在有关党争的问题上很难持论公允，而袁崇焕案，由于牵涉到东林党成员，而被东林将整个案子归为党争，推卸责任。
由此亦可知，有些东林遗留的文件，由于党争利益而对事实多有虚饰掩盖，亦不可全信，有必要在使用之前仔细调查其真确性，以免陷入一面之词，而看不到虚词之后的事实真相。

总的来说，范文程有没有献反间计，与反间计存不存在不相关。范文程献反间计之说虽然有诸多不合情理处，亦难排除它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而范文程执行反间计之说，由于在遵化没有被捕太监，所以不可能有可供他施反间计的条件，也不可能发生。
《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之中除去范文程执行反间计的错误记载，即使最大限度地认为它真实有效，可以有效证明事件的范围仅仅在“使人掠得小奄数人”和“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都在《清太宗实录》记载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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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太宗实录》之错误记载辨析

据《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后金于十一月二十九放归两个太监，十一月只有二十九天，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就逮捕了袁崇焕。后金认为，这是他们计谋的巨大胜利。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十二月。辛亥朔。大军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清太宗实录》卷五 81~82页）

首先说说《清太宗实录》之中明显的错误之处，比如如下文字：

“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

该段文字认为，太监被放归的第二天皇帝即捉拿袁崇焕并凌迟之，此举导致祖大寿逃奔锦州，当时后金围困北京城，因不欲折损良将而未攻城。实际袁崇焕定罪是次年八月，中间经过了八个月的审判，而祖大寿率辽兵东溃是十二月初四，后金已于十二月初一转奔良乡劫掠，十二月初四在良乡，并无当时围困北京之事，更不可能“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

“甲寅（十二月初四）……辽兵东溃。辽兵素感袁崇焕。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国榷》5506页）

“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起行，西趋良乡，行猎南苑。遂渡运河，至良乡城东山岗驻营。是夜，招城主知县降，不从。初二日卯刻，正蓝旗先登，即克其城。尽诛军士。收养之生员六人。
是日，遣石廷柱、龙什，招降房山县知县，遂引生员三人见汗。
是日，纵略良乡城周围，俘获甚多。
初三日，遣自房山县城来降生员三人还其城，命石廷柱送之。
是日，出略，越宿而还。
初四日，先是，遣蒙古两旗兵堵截明运炮兵。至是，遣人来奏汗，攻取固安县，尽歼其军士。
……
初七日，由固安县选美女二十，进献于汗。而汗均赐与诸贝勒。”（《满文老档》963页）

后金在祖大寿溃逃之际正在良乡抢掠，连《满文老档》都情不自禁地说“纵略……俘获甚多”，直到十二月初七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还“由固安县选美女二十，进献于汗”，其后的十二月十一，皇太极祭祀金太祖，（《满文老档》966页）仍无归意，大军起行是十二月十六，“十六日，大军自良乡县起行，趋北京城。”（《满文老档》967页），十六日后金经北京城之后，也没有攻城的记录，而是在京师附近散掠一番，经通州至蓟州回师，二十六日至通州。可见祖大寿之逃根本于京城安危毫无影响，后金因为缺乏攻城的工具和能力，所以并无攻城的计划，在京畿和良乡、固安都是以抢掠为目的。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载“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情，乃是无视事实的主观臆造，其目的不必猜测，其结果则是夸大祖大寿东溃的负面影响以及塑造皇太极的正面形象——以上是用写小说的笔法来完成的。
再向前推，《清太宗实录》所说“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将凌迟袁崇焕作为祖大寿溃逃的诱因，将太监所说的话当作凌迟袁崇焕的原因，完全不顾这其中有八个月的审判过程以及祖大寿溃逃在凌迟袁崇焕之前。其中忽略以及写错了大量事实，将传闻和推测当成历史，根本是笔记小说的写法。只用两个字“后闻”，便将听说的当作自己行为的必然结果，坐井观天。“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是何时听闻，听谁所闻？连明朝自己的史料都没有专门指出“杨太监”告状的记录，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指鹿为马。据“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则听到传闻是凌迟袁崇焕之后，也就是崇祯三年。整个事件说的清清楚楚，就是后金宣称自己放归两个太监，事后发觉袁崇焕被处死，于是认为自己的反间计起了作用，并由此推得明朝君臣中反间计，他们都是傻子，自毁长城。后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一个计谋就可以杀死对手，根本不顾明朝的法律制度，这是何等的自作聪明与目光短浅。不论《清太宗实录》如何试图将“反间计”与袁崇焕之死挂钩，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后金宣称的反间计与袁崇焕为何而死是两回事，未必相关，也未必不相关。同时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后金根本就没有施什么反间计，反间计之说是后来造谣。根据《清太宗实录》之中“时围困燕京……遂止弗攻。”整段的116字虚构情节来看，与之紧邻的同一件事的叙述，“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145字中也未必没有浮词虚饰。更何况其中还有“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的模糊描写，有“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的上帝视角，有“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的传言风闻，有“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的主观臆测。《清太宗实录》成书比事发晚了一百年，却比当时记录的《满文老档》多出诸多细节性的描述，中间又无参考其他资料的痕迹，这本身是个奇怪的现象，虽不表示史料一定有错，然而这些描写之中究竟有哪些可信，更是否有虚饰和虚构，还有待仔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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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8-10-12 16:4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4.《清太宗实录》关于杨太监的上帝视角，可信程度的分析

《清太宗实录》关于杨太监的记述是以下文字：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

其中“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是上帝视角的描写。“上帝视角”就是在第一人称的文章里，出现了第三人的心理活动。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高鸿中、鲍承先在两个太监旁边“故作耳语”，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被认为是“佯卧窃听”的杨太监究竟是“佯卧窃听”还是在睡觉。换句话说，不管杨太监有没有“佯卧窃听”，他们不是杨太监，不可能知道；即使杨太监是在“佯卧窃听”，听过之后信不信，高鸿中、鲍承先二人亦不可能知道。又《满文老档》中不见同样的叙述，只说“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并未见任何有关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的记录，何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间，写史的人突然就能知道当时的杨太监“佯卧窃听”，并且能“悉记其言”呢？可见这段叙述，是基于史书认定的事实上的细节描写，而在这里被认定的事实是：杨太监将所听到的告诉了皇帝，于是皇帝凌迟了袁崇焕，即史料中“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这段文字。然而，上述文字本身就是基于传闻，而且传闻分两部分，其一是“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其二是“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反间计要成立，两个部分缺一不可。再考之当时的情景，由于逮袁崇焕发生在后金放归杨太监的第二天，消息传得再快，后金在一天之内不可能知道杨太监有没有将所见所闻告诉皇帝。而在袁崇焕被逮的当天，后金进军良乡。所以这段事实按时间整理一下顺序实际上是这样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金放归杨太监，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后金进军良乡，后来听说崇祯逮捕了袁崇焕；再后来听说或者根本没有听说有太监告密，但后金认为逮袁崇焕和杀袁崇焕都是中了他们反间计的表现。接着，当查证杨太监告状的传闻，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使明朝的史料，也很少提及这次太监向皇帝报告，更根本就没有提到所谓的“杨太监”。那么后金是从哪里听说特定的“杨太监”将事情“详奏明主”呢？又怎么知道奏事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同时被捕的王成德？明朝若中计，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正常的表现是会有些笔记野史如实地记录下太监告状的内容，而提不到后金故意如何如何。有标着杨太监名字的传闻流传到后金，后金才会知道“杨太监”中了自己的反间计。明朝笔记既然缺乏这样的记录，就很难证实明朝确实中计。须知这样的传闻，唯一的源头是明朝宫廷或朝廷，不可能明朝诸多接近宫廷和皇帝的大臣不知道，后金却远隔千山万水地知道“杨太监”的一言一行，除非——他们是靠推测。推测的原理，是极其简单的由结果逆推原因，由“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推断“杨太监”一定“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

基于以上关于反间计成立的两个环节的推测，反间计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后金给杨太监灌输错误信息的记录，其二是明朝，杨太监把和后金同样内容的错误信息向上传递的记录。事实杨太监究竟有没有将《清太宗实录》所载的内容报告给崇祯呢？对照明朝的记载，《崇祯长编》中对等的条目全无痕迹，只记载后金贻书议和，并且漫天要价，要以黄河为界。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十二月甲子条目下，1611~1612页）

以上就是《崇祯长编》对应《清太宗实录》同一件事的条目，因崇祯长编归档的时间有所延误，所以时间对不上。而对照《满文老档》，“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内有马千余匹，明人已于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959~960页），所述十七日在牧马场的擒获和《崇祯长编》所载吻合，可知十七日捉到的养马太监二名就是《崇祯长编》中所说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同时《崇祯长编》中所说的两个太监也是给“鲍姓等人看守”，可知《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中所说的“杨太监”就是《崇祯长编》中被放回捎信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之中的前者。
这里明朝关于杨太监的记录，只是太监在军中听说满桂的一些战况，以及后金附书议和；与《清太宗实录》中所述后金故作神秘，由高鸿中鲍承先（或者还包括皇太极）轮番做戏给太监看，假装与袁崇焕有密约，杨太监记下高鸿中、鲍承先之语；两者说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根据《崇祯长编》的这条记载，有可能杨太监什么也没有说，后金得知袁崇焕入狱就自以为计谋得逞。当然，当时袁崇焕尚未逮捕，归档的时候可能不记密奏，《崇祯长编》无记载也不能完全抹杀杨太监有所奏闻的可能性。然而明朝记录既然没有，后金修史的时候既不可能从当时的文献中找到蛛丝马迹，自然只能从先前听说的其他的记载或者传闻中脱化。

明朝的笔记野史之中，《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算是对太监告状最直接详细的描写，可以代表一种传闻。

“满桂……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无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上命满桂与之面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的这段记载也有误记之处，比如将袁崇焕头一次入城留下太监作人质误记第二次，这里暂时认为它关于太监上奏的内容属实，则太监上奏的内容包括三方面，“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来自敌营；“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来自城上守军；“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来自满桂军中。只有第一方面和《清太宗实录》所载类似。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成书早于康熙十八年，比《清太宗实录》要早。不排除《清太宗实录》受了它或者与之类似的传闻影响，毕竟太监上奏的内容必定是得自传闻。这种影响有多大，可以参考《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关于这次反间计内容的全部记载，是“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其中全无高鸿中、鲍承先之言的内容。对比《清太宗实录》，可知后者记载的所有做戏给太监的详细内容，都是比《满文老档》多出来的。其中包括“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乍一看相当自然，然而仔细分析，不禁惊愕：后金为了欺瞒两个太监，所编造的内容竟然包括皇太极趋近敌营，公然接见敌方使者，在大白天之下“密”谈良久。——这算是艺术表现还是夸张？然而太监知道，高鸿中、鲍承先知道，皇太极也当然知道，——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德胜门附近，也即满桂军附近，“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崇祯长编》卷二十九）那里唯一的敌人是满桂的军队，皇太极“单骑向敌”莫非是怕没人把他当成疯癫？是想诬陷袁崇焕还是满桂？更重要的是，在众所周知默认的敌营是满桂军营的情况下，这种谎言根本不可能编造出来——这是这段叙述最大的硬伤，按它所指，后金陷害的应该是满桂。
况且战场非接见使者之处，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密谈之所，即使太监，也应知道此种情形事属伪造。而观之“佯卧窃听”之语，当时是十二月，严冬，事情发生应该是室内、晚上，不然无处卧，也不必卧，那么高鸿中、鲍承先坐近杨太监关押、躺着的地方，故意去说话，同样是在不适宜的环境下说不适宜的话，即使太监，也应知道此种情态事属伪造——凭什么会相信呢？史上类似的情景发生在“群英会蒋干中计”，然而周瑜有足够的理由和蒋干睡在一个房间，以装醉传递虚假讯息，手法比这里所写要高明得多。——至少不会看守者像狼外婆一样坐在被看守者的旁边，在清醒的状态下说正常人清醒着不可能说出来的话。

综上，《清太宗实录》中所述“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是非常拙劣的虚构内容，除此之外的“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亦未必真实。而《满文老档》又没有任何的记录，这段话究竟是为何出现在事发之后六十年到上百年才编成的《清太宗实录》？检点明朝有关太监告状内容寥寥无几的记录，可知大约是出自这些笔记野史或者与之同源的传闻。明朝史料直接写被掳归来的太监告状内容的，只有《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其中“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再观之《清太宗实录》中“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之中意欲表现的状况——后金和袁崇焕来往密切——是何等的相似！《清太宗实录》构造反间计内容，很有可能是师从《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清太宗实录》所述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杨太监中计，上奏的就是后金想让他知道的事，事实捕风捉影地被《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反应了一些——看起来，这也说的通。然而无法解释，反间计所述的皇太极为什么单骑向满桂的方向冲，却妄想嫁祸袁崇焕。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清太宗实录》中可疑的段落是得自《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的启发或类似传闻，则《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是否证明真的有太监从敌营归来而有所上奏？如果真有，又怎知太监不是中计呢？——下面将分析和杨太监同期被捕的王太监，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他将给我们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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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怜天涯同命鸟——杨太监与王太监，同样的经历与迥异的历史记载

《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一致地提到了十七日牧马场捉到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959页）“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崇祯长编》卷二十九）看起来他们是同时被捕，又是同时被遣归致书。
而二十九日的反间计，《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不约而同地只提到了一个：杨太监。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81~82页）

为什么《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所提到的都仅仅是杨太监一个人呢？后金莫非知道中计的是杨太监，所以把没有中计的王太监略过不提？《清太宗实录》明明说“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是对两个人施反间计，而明朝又根本没有杨太监上奏的记录（即使笔记野史），那么后金又怎么知道上奏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王太监呢？再观之《满文老档》，原来王太监早已经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961页）

这里的王太监没有记载姓名，难证他一定是王成德，但是后金先前没有任何抓到太监的记录，除了杨春、王成德之外，他们亦很难抓到别的太监。因为崇祯早已经在天启七年撤回九边的太监，直到崇祯四年才重新向九边派遣太监，又崇祯元年颁布禁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崇祯二年底，太监可以活动的范围很小，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在京师之外抓到太监的，杨春、王成德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提督大坝马房太监）而在郊外牧马场。

“十一月甲子（天启七年），安置魏忠贤于凤阳。戊辰，撤各边镇守内臣。”
“崇祯元年春正月辛巳，诏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
“四年……九月庚辰，内臣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明史》本纪二十三，庄烈帝一）

以上看来，《满文老档》所载二十二日派遣致书的王太监就是十七日所捉的两个提督大坝马房太监之一，另外一个杨春，《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称他在二十九日才被放归。
然而，据《崇祯长编》，杨春和王成德是同日归来，带回来的也是同样的书信。“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所述清清楚楚，就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则《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王成德和杨春是先后遣归，就很成疑问。究竟这两个太监是什么时候回来，答案还在《崇祯长编》中。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十二月甲子条目下，1611~1612页）

由“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来看，当时是后金在德胜门驻营，和满桂打过一场之后。据《满文老档》等显示，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后金和满桂的交锋仅仅是二十日一天，二十二日满桂已经调入内城，而后金在二十四日移驻北京南苑（《满文老档》）。“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所指就是二十日德胜门的交锋，和“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所载吻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之后，立刻就是“次日各给书二封”，明明白白提示“次日”，说明太监归来是他们听说二十日德胜门之战的次日，二十日德胜门激战，当日晚收兵，二十一日太监可以听说一些战况，接着的次日，正好是王太监归来的二十二日，“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和书致明帝”（《满文老档》），时间吻合得非常清楚。

有没有可能，两个太监都是二十九日回来，二十二日回来的是另外一个王太监？再看《崇祯长编》那段内容，所述只有在德胜门外被看押，以及听说满桂的战斗，所经历的都叙述十分详细，包括马匹的数目字，看守地点，也包括听说到的战况。与此相反，这之后任何情形完全没有提到，既没有提到后金二十四日的移营“大军移驻北京南苑”，也没有提到二十五日瓜分战利品“所获马骡，按甲分给”，也没有提到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后金和关宁军对峙，总而言之，二十二日之后的所有讯息在归来的两个太监这里是一片空白，显示他们对那段时间中敌方的消息一无所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在敌营中经过二十三到二十九这段时间，这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京城，也即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同时，《崇祯长编》亦表明，杨春、王成德两个太监是在同一天归来，都是十一月二十二日。

既然杨春、王成德在同一日归来，并且时间是二十二日，那么有没有可能二十九日带回反间计的杨太监是另外一个，仅仅姓氏和杨春一样呢？再观之《清太宗实录》，“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其中明白指出抓到的太监是两个，同《崇祯长编》所载杨春、王成德两个一起被抓相吻合；如若这个杨太监不是先前所说的杨春、王成德之中的一个，那么后金至少在北京城下抓到了三个太监，就不可能出现“先是。获明太监二人”的说法。另外，看守者有“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满文老档》的记载提到的是高鸿中、鲍承先，与《崇祯长编》中“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吻合。种种证据显示，《清太宗实录》认为中反间计的杨太监就是杨春。

然而，根据《崇祯长编》所载，杨春和王成德一起被遣归致书，时间和王成德归来的时间一样，是《满文老档》所载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则二十九日后金之反间计是为谁而施？《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不顾实际地记载二十九日反间计，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真实情形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全部内容，描述的是一场主角已经不在场的闹剧，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就是说，《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各自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条目，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

如果以上推断成立，后金资料中属于捏造的条目是以下两条：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清太宗实录》

其中《清太宗实录》的后面一百余字，前文已经证明完全是捏造，前面的“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倘若属实，则证明杨太监就是杨春，并已经在二十二日回到京城。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满文老档》所说的不是杨春，而《清太宗实录》误认为是杨春呢？单纯的从文字上说，并不能否定这个可能性。那么完全不看《清太宗实录》，单看《满文老档》，仍然不能否定《满文老档》的这条记载。
暂且认为这条记载是真实的，那么明朝倘若中反间计，一定会有笔记野史等张扬这个传闻，也就是说，杨太监会成为袁崇焕被杀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然而很可惜，明朝所有的记载都没有提到告袁崇焕的太监姓杨。唯一提到太监告状内容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其中不仅提到他们见到袁崇焕与后金私下秘密往来，“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还提到了城上守军所见，袁军与后金军和平共处，“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还提到了满桂请求袁军帮助，但袁军不尽力，“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所有的讯息包括后金营中、城上守军、满桂军三方面得到，从太监离开敌营开始，回程、进城（当时京师戒严，门禁森严，验证需时）、收集信息、向上报告，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个白天之内办到。那么十二月初一抓袁崇焕，就与二十九日的太监全无瓜葛。再看《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其中所述不过“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这个画面并不可能被直接认为是通敌，毕竟议和也是同样的表现。和《满文老档》中“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如此看来，《满文老档》中二十九日反间计的条目，是个没有同类记载也没有相关记载的孤证，而且主角杨太监来历不明（不是杨春、王成德之中的一个），反间计的内容不明（“高鸿中、鲍承先之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可以说，如果它所载是事实，就不可能出现以上这么多的反常情况。仔细分析就暴露出一个事实：没有《清太宗实录》的补充，《满文老档》的记载就是不知所指的废话一句；倘若加入《清太宗实录》，那么可以证明两本史书的相关条目是捏造。

综上，《清太祖实录》二十九日反间计的条目整个是捏造的，《满文老档》二十九日施反间计的条目属实的可能性很小，后金二十九日施反间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里暂时不考虑后金二十九日施反间计并凑效的情况。既然二十九日什么也没有发生，后金的史料中为什么有“杨太监”的记载呢？退回二十二日，杨春、王成德二人返回，可能向皇帝报告了些什么，也可能没有，然而当时明朝对官民对袁崇焕的物论，已经愈演愈烈。明代笔记记载当时关于袁崇焕的流言传闻俯仰即是，随便摘录几则也能说明问题。比如《幸存录》，“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初学集》，“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崇焕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如此尚多，举不胜举。可知最晚从袁崇焕到京，就已经开始有流言了，而与太监密奏给皇帝的（即使有）并没有因果关系。而袁崇焕按兵不动，张扬敌势为议和做铺垫，都是令人切齿的行为。十二月初一，皇帝逮捕了袁崇焕。接着不久，后金应该能够听说祖大寿溃逃，也能听说袁崇焕被逮；然后，他们能听说有太监、官员等告袁崇焕的状，告状的内容包括在后金营中见到袁崇焕的使者（可能是太监在敌营中所见，也可能是城上守军所见）；后金回忆起曾经逮到过太监并遣归致书，于是宣扬这是自己制造的反间计。这个小伎俩一箭双雕，既可以弥补自己营中的秘密被太监泄露带来的丑闻，又可以反证明朝的君臣都是傻子。与此同时袁崇焕本来平庸，反间计却反证他英雄无比，则明朝其他人当然比平庸不堪的袁崇焕还不如，而“英雄无比”的袁崇焕又死在皇太极的反间计下，不正好证明了皇太极的英明神武吗？这正是摧毁敌人形象，提高自己士气民心的好办法。——有这么多好处，也就难免后金会张扬自己施过反间计了。
后金开始宣扬自己施反间计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参考《满文老档》，“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记事一向是即时的，这里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条目，出现了八个月后凌迟袁崇焕的结果，说明最早也是写在凌迟袁崇焕之后，崇祯三年八月或九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太监要背上中反间计的包袱，与一起被捉、一起归来的王成德分道扬镳，这两个历经同样磨难的难兄难弟，在后金的史书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一个留在原来的二十二日，默默无闻；另外一个滞后到二十九日，担负起中反间计的历史重担，并将在以后的《清太宗实录》中被浓墨重彩地描写。至此，反间计之说在后金史料中得到完美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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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8-10-12 16:51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6.明朝笔记中建州归来的人带回后金反间计传闻的记载——传闻的交互传播

后金得知太监告袁崇焕具体内容只能来自明朝，明朝的笔记野史或者它们所记载的传闻的源头一样是流向后金的传闻的源头，这么说来，后金的史料记载是应该受到明朝传闻影响的，明朝笔记中太监告状的内容用来佐证后金的反间计非常正常。然而，无独有偶，明朝的一些笔记一样反应它们所载传闻是由后金流入的。
比如《明季北略》第二十四卷，《东彝大略》中所载：

“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原书注】：批云：此用武穆反间之计）。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所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

其中“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说明后金反间计在民间的传闻至少一部分，是来自后金归来的人口中，这些人得知消息靠的自然是后金的传闻，和《满文老档》同一源头。又文中说“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可知反间计传闻的另外一个源头，是首辅周延儒。奇特的是文中强调准确性时，以“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为证，可知周延儒得知反间计的源头也是后金，而不是近在咫尺的太监。连当朝高官周延儒知道关于杨春、王成德这两个太监的事都要远隔千山万水地从后金得到消息，这本身极度荒谬。
再看关于做戏给太监看的段落，“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和《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之中“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极其类似，其中忽视了后金是公开放太监归来致书的事实，故事化的倾向严重，符合坊间传闻的习惯，更易于在民间传播。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关于反间计的明朝笔记，本来应该是反间计真实存在的铁证，然而现在发现，它们有一些根本就是由后金流传进来的。既证明不了反间计存在，反而更加指向一个事实：明朝关于反间计的传闻的源头，有一部分也是来自后金，和虚假的《满文老档》同源。

辨别传闻是来自后金还是明朝自己，也很容易。仔细再看，《神道碑铭》和《北略》这两条史料更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对后金怎样施反间计写的详细，而对太监回来奏闻的内容完全没有。反观《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述全是太监上奏的内容，而没有后金的动向。两种史料对比就能发现，《神道碑铭》和《北略》是直叙后金行为方式，明明是来自后金；《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只有太监奏告内容，显然是来自明朝。这也是黄宗羲文证明不了反间计存在的原因：它所载传闻的来源，就是后金。

而明人对反间计的传闻是嗤之以鼻的，文中所载“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所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非常清楚地说明，当建州归来的人说起反间计的时候，陈子龙（字卧子，即文中所说的“卧子”）把他打了。陈子龙是明朝官员，他所知道的是经过正式审判、证据提堂之后公开判决的结果，而与反间计之说激烈冲突。说明后金宣扬的反间计，并不符合明朝光明正大的审判之后，大众所认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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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5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7.入清后传闻的演变，衍生于《清太宗实录》的反间计记载

明时太监状告袁崇焕的记载寥寥可数，与此相反，入清之后大量的太监中反间计致使袁崇焕入狱的说法涌现，屈指可数的重要史籍个个都是沿袭《清太宗实录》的观点，只要是详述设间过程的，其来源都是《清太宗实录》，仅有一些字句上的不同。其源流首推《明史·袁崇焕传》：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

蒋良骐《东华录》多取材于《清实录》，此事亦按《清太宗实录》所书：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监守之，至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遵上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庚戌，纵之归。后闻明主用杨监言，执崇焕入城磔之。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卷二，26页）

蒋氏《东华录》不录《清太宗实录》所述“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的片段。
《明通鉴》、王先谦《东华录》则各有描写和取舍。《明通鉴》中，

“是时大清兵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未奉勤王诏，即千里赴援，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拥兵坐视。朝士因前和议，诬其‘招兵协和，将为城下之盟。’上颇闻之，不能无惑。”（卷八十一 2263页）

本于《明史·袁崇焕传》，下面的段落，则本于《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和《明史·成基命传》等。

“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其言，纵之归，以所闻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再召见崇焕大寿于平台，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责其援兵逗留，缚付诏狱。成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上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兵临城下，非他时比。’亦不省。【考异】崇焕之死，以我大清设间疑敌而庄烈误信之。《明史》本传仅书纵所获宦官奔告之大略，而《三编》据《大清实录》，记其本末尤详，今据书之。又按崇焕之冤，至明桂王时始雪。赐谥‘襄愍’，语见《高宇泰集》。”（2264页）

此录反间计的内容比《清太宗实录》简略，去掉了很多内容，观之同段后面的“考异”，知其得自乾隆时候的《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而《三编》亦本于《清实录》。

参考《明通鉴》和蒋氏《东华录》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虽然都是按《清太宗实录》，然而在断句和理解方面出现了偏差，蒋氏《东华录》由后人加的标点是：“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明通鉴》则干脆将内容缩短为：“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将“意袁巡抚有密约”中的“意”字去掉，差别很大。有这个“意”字，说明后面的是希望让太监认为的内容，而不是说的内容，则高鸿中鲍承先的耳语结束在“意”字前面；没有这个“意”字，则“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也是耳语的内容了。古文没有现代文这么复杂的标点，表达全靠文字，后人解读的时候各自向自己理解的方向解释，也难免向自己认为的更加可信的方向增删。《明通鉴》和蒋氏《东华录》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的《清太宗实录》的原意究竟是怎样呢？原文“故作耳语云”的后面，“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的前面，一共有如下文字：“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这段文字包括三个方面的叙述：其中“今日撤兵。乃上计也”，一定是耳语的内容。后面“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有两种可能，一是耳语的内容，“顷”意为“刚才”，非常符合字意；二是假作姿态给太监看的内容，由皇太极亲自出马场面未免太过华丽，然而符合《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的叙述，太监“亲见”袁崇焕的差官和后金往来甚密。再后面“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其中的“意”字是在总结前文，并说明那些过场给太监带去的讯息——“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也就是说，耳语的内容最有可能是“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当然，也有另外两种可能，仅包括“今日撤兵。乃上计也”或完全包括“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这三种情况差别不大，并不影响对当时事实的推测。史书叙述不够真实生动与记载的可信性无关，而过分追求真实生动，无视、掩饰或扭曲一些事实就一定会在叙述中有所表现。同样的，史料本身会说明它是从何而来、如何而来，比如《明季北略·东彝大略》之中的段落。

据《明通鉴》所引，《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相关内容还有一些。

“《三编·发明》曰：袁崇焕在边臣中尚有胆略，其率兵勤王，实属有功无罪。庄烈始则甚喜其至，倚若长城；一闻杨太监之言，不审虚实，即下崇焕于狱，寻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间愚敌为兵家作用。古今来被绐而偾厥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庄烈此举之甚者。
至祖大寿拥众东走，追而不返，且出怨言，甚至将士以弓刀相向。此其叛迹显然，向非孙承宗调度有方，岂能敛兵待命！而转以优诏报之。
崇焕非叛而坐以大逆，大寿实叛而褒以玺书，刑章颠倒，国法何存！岂惟不知将将之道，抑亦大失御下之方矣！”（2265页）

以叛逆与顺从界定有罪无罪，既不管顺从者曾经有无过犯，也认为口出怨言是十恶不赦，太过简单粗暴。其中牵涉祖大寿的，稍后再论。

王先谦《东华录》，几乎照抄《清太宗实录》。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时诸贝勒俱请攻城。上曰：朕仰承天眷，攻固必克，但所虑者，倘失我一二良将，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我视兵丁如子，常闻吾云，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兵，蓄养精锐，蒙天眷佑，自无敌于我军者矣。遂止弗攻。”（《东华录·天聪四》第十页）

以上诸多史书，说明了一个现象：和明朝当时大批史料记载袁崇焕求和谋款、欲结城下之盟的现象相反，入清之后，几乎一面倒的认可反间计，以及由此认可袁崇焕被杀是冤案，多种史书直接照抄《清太宗实录》，对其中的疑点不加分析，或加以修饰掩盖。这是主流意识颠覆性的改变，并不容易办到，然则究竟是怎样完成的？首先后金宣布用过反间计，《清太宗实录》是当时可以见到最有价值的史料，多数人除此无所依凭；接着本应站在明朝角度上叙述明代历史的《明史》，跳过了明朝自身的记载，而转取《清太宗实录》的说法，代替明朝承认了反间计。如此这般，于是反间计之说跨越了明朝史料记载的障碍，整件事情就是后金及其后身满清的自编自演。官修的《明史》和《清实录》既然吻合，自然有更高的公信度，后世的修史者遂信之不疑。

这个过程，渗透在后来者的字字句句之中，比如朱彝尊《曝书亭集》云：

“又是时朝中朋党，坚不可化，封疆将帅，率以爱憎废置，而贤不肖无分焉。若袁崇焕之死，钱龙锡之获罪，负天下之至冤，而党人恨不食其肉。非睹《太宗实录》，何由知计出于反间乎？盖以本朝档子，合之崇祯《邸报》，远不相蒙，是必兼听并观，而后可审其功罪。”（卷三十二书（二））

又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则是参之《玉堂荟记》，以《明史》为传信千古：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键顿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薈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卷三十一）

朱逢甲编《间书》则是直接本《明史》而认为杀一袁崇焕即可有天下：

“我朝太宗文皇帝，亦尝用间以杀明经略袁崇焕，而奄有天下。”
“《明史·袁崇焕传》云：先是崇祯六年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欲以知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七年十一月，大清兵越蓟州而西。崇焕入护京师，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帝颇闻之。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十二月，朔，再遂缚下诏狱。”（一卷）

直至《清史稿》，尚且认为袁崇焕是死于反间计，并将之翻录于《鲍承先传》。

“初，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等受密计。至是，鸿中、承先坐近二太监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上单骑向敌，敌二人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都堂有约，此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翌日纵之归，以所闻语明帝，遂下崇焕于狱。大寿惧，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诸贝勒大臣请攻城，上曰：“攻则可克，但恐伤我良将劲卒，余不忍也。”遂止。”（《清史稿·本纪二》）
“明经略袁崇焕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清史稿·列传十九鲍承先传》

其他流言小说，如李岳瑞《悔逸斋笔乘》，甚至牵强附会，认为熊廷弼也是死于反间计，所述支离破碎，全无事实面目，则又等而下之。

“东莞袁督师之冤死，由清太宗用间，其事人人知之。读会稽泰颛先生大来《称阳杂录》，乃知熊襄愍之死，亦魏阉受清赂所为。盖襄愍下狱，先生之族父字集公者，方有锦衣经历，故知之甚确也。云襄愍下狱后，日以囊布系颈，向空而拜。提牢官询其故，则曰：‘囊中贮谢恩表，故望阙百拜，冀上达天听也。’提牢官曰：‘囚安得复上表？’襄愍曰：‘此赵高语也。’临刑日，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处决。’曰：‘已知之。’颜色阳阳如平常。至刑部堂上，为设酒食，不食。火炬中拥之行，至西市戮之，声如斫木革然。再视之，乃狱中所枕长枕也，而襄愍已不知所在矣。监刑者皇急无措，急诣魏阉言之。忠贤怃然曰：‘吾曩闻此公有异术，尚未之信，今果然。然断不可声言，事泄将何以对东国？’急取狱囚貌似者戮之，而传首九边。又萧山范蘅洲先生《古趣亭集》中，有《碧波潭马氏夫妇双修记》一篇，中有引泰颛先生语，谓康熙中，碧波潭庵僧某，一日告马将赴海宁谒经略。碧波距海宁二百里而遥，僧平旦启行，及暮归，日犹未落，往返已四百余矣。马疑其妄，检行橐，则有经略手书及海宁土物数事在焉，乃知僧果异人，聆其言，乃熊襄愍部将者也。按：襄愍以枕代死事，《鮚崎亭集》亦载之，然与此略有异同，某僧事则知之者綦鲜，故亟录之。蘅洲，西河检讨弟子也。”（一卷）

以上诸多说法，由牵强附会出反间计开始，推而衍之，对袁崇焕及其周边的问题衍生出多种错误的解读。与之紧邻的，己巳之变中关于袁崇焕的舆论，全都被认为是反间计；北京城内关于袁崇焕的流言，来自民间，也被认为是反间计；袁崇焕被逮之后有人宣布俘获奸细，锦衣卫审问之后私自放走，又被认为是反间计；后金士兵张扬袁崇焕招他们来，本来是宣扬自己的威风，仍然被认为是反间计。于是浑浑噩噩不明所以，风声鹤唳，疑神疑鬼，将所有本来正常的现象归结为反间计，本来不存在的反间计就变得到处都是，事情越来越糊涂。
与之相关的，袁崇焕的个人评价，由于有了反间计的映衬而必须认为他冤枉，他有能力，他忠于明朝，他是长城。诸多史料记载与之有抵触，亦不得不回避让路，处在尘封的往昔之中。
甚至与之不相关的熊廷弼，都被牵强出反间计。可见这一段记载的错误，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数倍、乃至几十倍错误的历史评价，数百年间，贻害不浅。
除去《清太宗实录》相关的反间计影响之外，袁崇焕被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他自己消极抵抗引起都人不满，舆论纷然，以及崇祯的不满是一方面，由此引发朝廷官员对他的参奏就是另一个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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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5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明朝官员对袁崇焕的参奏和民众对袁崇焕的印象，及坊间传闻的来历

1.密参袁崇焕的温体仁疏

在逮袁崇焕之前，民间已经是种种传闻，《矶声纪》形容之为“不堪入耳”，又有各种中贵告状的记载，存在于多种笔记中，不仅如此，明朝官员对袁崇焕的微词也不仅仅见于逮袁崇焕之后，而是在逮袁崇焕之前就有人参奏袁崇焕罪状。目前知道的，其中之一是温体仁。
《鸥陂渔话》中收录三封温体仁家书中，其中温体仁自言曾在后金抵达通州之后疏参袁崇焕，并在袁崇焕被逮、祖大寿哗变之后，疏参钱龙锡。奏疏现在已不可见，家书的内容如下：

“■■警偪近京师。而奸党尚自固营垒。全无为君国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仓皇失措。戒严半月。不过老弱营军。鹄立风霜之中。日夜冻死百余人而已。不意积弛之弊。一至于此。人情洶洶。南竄几半。独携家眷者不许出城。而士绅内眷。有扮男装者。有藏箱箎中者。往往为伺察所发觉。可叹可笑。”
“十一月间。连寄三封至沛。苍归而敌骑已薄都城矣。赖满将军一战。人心始定。城守渐渐有次第。然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焕也。阁中素与袁通倚为长城。不意误国至此。可恨可恨。赖腊月之朔。圣明立擒袁崇焕下诏狱。次早敌遂拔营而南云云。今真敌无几。皆流贼败兵，假敌以肆劫掠。日惟淫酗为事。若得猛将率劲兵数千。夜斫其营。可以立尽。恨诸将俱退缩观望。玩敌养乱。目下虽无可虞。倘来春敌知中国虚实。更图大举。则事不可知耳。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此亦报国之一念也。”
“■■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偪潞河。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胆落。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断。两疏俱留中。故不抄传。然次疏特发阁票。中有奸臣密谏等语。蒲州华亭见之恨吾入骨。乘特简宜兴之日。即具揭力荐桐城会稽。以阻吾晋用之路。不知此时七尺之躯。尚无安顿处。何问功名哉。今敌虽东。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风投降。为之内应者。白养粹也。父子黄甲。甘心事仇。不意国家养士之报。一至于此。”

家书中的“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和“及敌偪潞河。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说的是同一件事，也即第一封密疏。“敌偪潞河”也就是后金到了通州之后，潞河在通州，北通北京，而通州距离北京只有二十公里。温体仁这封密疏当是上在后金到达通州之后和兵临城下之前，《崇祯长编》记载，十一月十五日后金到通州的时候，“大清兵以駐通州十里之外，京師尚無偵探。移書問兵部侍郎申用懋，荅以‘止聞在薊，不聞在通’”，二十日后金已经兵临城下，密疏最有可能递上的就是这段时间。当然，也有可能在二十日之后。
密疏的内容，因为奏折留中不抄传而不见于史书，只能从家书中稍稍推测。由“然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焕也。阁中素与袁倚为长城。不意误国至此。”和“■■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偪潞河。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来看，内容当是针对当时对袁崇焕的种种溢美之辞，“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措辞则实不可知，亦不知说服力如何，更不知所说是否属实。按《鸥陂渔话》的解读，认为温体仁为了自己的仕途攻击政敌，借袁崇焕发难。“考体仁当日。亟谋入相。所忌韩爌钱龙锡二辅臣。即札中所称蒲州华亭者是。故特借崇焕以挤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晋用云云。不觉真情毕露矣。”将两封密混在一起，把事实简单地解释为温体仁借袁崇焕以排挤韩爌钱龙锡，是主观臆测的诛心之论，在此不取。像明朝这样的政府，言官制度非常健全，在发生了蓟门漏敌这么大的事故之后，正常状态下一定会有人参奏，追究责任人，这也是保证官员不浑水摸鱼的必要途径，是政府自身正常运作的保证。
第一封密疏的结果，从温体仁自信的叙述来看，应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己巳之变朝野之中对袁崇焕攻击的最早记录。这个参奏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敌偪潞河”，也即不可思议的蓟门漏敌。反之，如果没有“敌偪潞河”这回事，这封密疏就不存在可以出现的环境，直接的说，这是袁崇焕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结果。
袁崇焕蓟门漏敌不论是否失误，都是不可改变的重大失败，这个时候朝野不可能一片寂然，对他追究责任更是朝廷对百姓所负的责任。温体仁有没有个人目的，乃至所述是否属实，与袁崇焕自身有没有问题不相关。温体仁疏攻圣眷正隆之袁崇焕，以一人之力对钱龙锡、王洽乃至内阁其他成员，使得恶性事件有以追究，于公是有益无害。至于袁崇焕究竟有没有责任，要看的是事实。
在温体仁前后有没有其他文官攻击袁崇焕，因为没有相关的史料记载，难以考证，也有可能和温体仁一样，奏折留中不抄传而不见史料。有记载的与之同期或之后相继而来的，据后金资料和一些野史，有太监和满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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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5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2.满桂与太监告状的传闻

关于太监和勋戚奏告袁崇焕的几种记载大体一致，说因为他们在城外的陵墓产业被后金抢劫蹂躏殆尽，因此责怪袁崇焕不肯力战，向崇祯申诉。记载见于《烈皇小识》、《三朝野纪》、《剖肝录》，其中《剖肝录》稍有不同，认为是满桂贿赂中官指使所为。

“袁崇焕入援，抵都城下，上召对，问行间方略，赐御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与祖大寿皆赐盔甲一副。然崇焕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皆比而揭其罪状入告。民谣云：‘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兼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户部尚书毕自严，至挢舌不能下，举朝皆疑之。”（《烈皇小识》卷二）
“初袁自关门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迨驻兵郊外，讹言繁兴。上意方急退敌，待之有加礼。召见文华殿，自起慰劳，呼以督师，问御敌之策。赐御膳，解上貂裘赐之，又与祖大寿各赐盔甲一副。及东便门之战，杀伤相当，敌锋少挫，督师兵亦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请。先是郊外徹侯中贵之园囿坟墓为■兵践踏毁拆，各中贵因环诉督师卖奸不肯力战，上已心疑矣。及奏入，上戄然心动。复召对，诘问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声色俱厉，遂缚崇焕下狱。”（《三朝野纪》卷四）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守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剖肝录》）

《烈皇小识》所载多亲身经历，《三朝野纪》则连缀邸报与自身经历，间或收录稗史小品，“予故不敢僭為全書，但就邸報抄傳與耳目睹記及諸家文集所載，摘其切要，據事直書；間或旁託稗官、雜綴小品，要於毋偏毋徇，勿偽勿訛。若夫傳疑未確者，寧闕而不錄，庶幾竊附識小之義，存一代之軼事乎！”（三朝野纪序）两书关于袁崇焕的全部记载并不重合，而关于中贵勋戚申诉奏告的记载几乎相同，说明这类事的确发生过，而且像书中所说，“比而揭其罪状入告”，“环诉督师卖奸不肯力战”，纷纷争相诉告，不止少数几人几次。谮言误人，史上不止一次，没有人可以防备背后的小报告。更何况是极短的时间内，很大密度的小报告。这些申诉对袁崇焕有多少影响，没有相关的史料记载，然而可知一定是有影响。这也引起很多不满，由当时的余大成、李逊之，到现在袁崇焕的支持者，无不认为是对袁崇焕的冤抑，是不公平，是太监的罪孽。在此对袁崇焕有些同情不难理解，因为背后的密奏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可怕的。然而另外一个细节更加奇怪，那就是诸太监近贵纷纷把矛头指向袁崇焕，好似约定一般，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当时敌兵尚在劫掠，如果抓了袁崇焕会使得敌人猖獗，让他们的家园遭受更多的蹂躏，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做。当时还面临着一定的危险，在这种厉害攸关的境地，城中所有的人，不论贵贱贤愚，本能所求应该是尽快让战局向好的方向的转化。如果告倒袁崇焕带来的是灾祸，有多少人愿意拿生命安全冒险，去为难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又怎么会出现“比而揭其罪状入告”的场面？由此不得不认为，在多数人心中，逮袁崇焕能使他们更加安全，从温体仁、勋戚、中官到普通百姓，大抵如此。太监、勋戚作为投诉袁崇焕的人，同样也是这次变故中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他们有天然的权利向上申诉，要求撤换没有好好尽到职责，致使他们失去财产、陵园甚至亲人的官员显贵。而且这种申诉和努力不应该受到奸小、中伤、谮言一类的指责，因为他们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为维护自己和众人的生命安全而做出正面的努力。并不因为没有奏折记载，没有公之于世而需要被定义为暗室欺心。

又《剖肝录》将责任归于满桂，说满桂贿赂中官，诬陷袁崇焕，“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中官对皇上所言，《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记载确有和满桂相关的事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然而贿赂一事不见证据，完全是孤证，也不知道余大成从何得知，疑是由满桂和袁部不和附会而来，当时更有一种说法是满桂中袁军流矢，也有满桂向皇上告发袁崇焕的记载。
关于太监奏告袁崇焕的具体内容，上面的史料都没有提及，只有《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有一些相关记述，“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然而这里太监告状的内容，是敌营中回来的两个太监所说，和本来在城中的太监贵戚有所不同。而内容是否确实可信，见仁见智。

《石匮书后集》也是仅有的记载满桂告发袁崇焕的两种史料之一，另一个记载出自《明季北略》。满桂告发袁崇焕的记载和太监告发袁崇焕的记载稍有不同，史料记载不多，有记载的两种史料都是多载传闻，互相间又有矛盾，难以用来推测当时的情况。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记载满桂向崇祯告发袁崇焕多条罪名，且当庭对质，结果袁崇焕不能回答而被下狱。

“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阵，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无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上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

记载满桂与袁崇焕对质的史料稀少，目前仅见《石匮书后集》，所载捕风捉影，孤证难立。这篇传记多处出错，所引的部分也有错误，把袁崇焕第一次进城召对留下中使为质误为第二次进城被逮的时候。所载满桂告御状的内容凿凿有据，不知从何而来，姑且存疑。《明季北略》记载满桂告发袁崇焕的内容仅仅说是满桂因中袁军流矢而入奏，没有涉及杀毛文龙、勾引入犯等，亦无记载当庭对质，仅说逮袁崇焕的时候满桂在场。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明季北略》118页）
“崇焕趋进，见桂等在上所，惊沮。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上命桂解衣验视，着锦衣拏掷殿下，……”（《明季北略》119页）

《明季北略》连缀野史，记录传闻，对北京之战的整段记载时序颠倒混乱、错误累累，“解衣验视”一节，未必不是由二十四日召对时满桂解衣示创附会而来，真实性很成疑问。逮袁时崇祯质问“射满桂”之事，除了《北略》没有发现其他记载，亦未必真实。只有满桂中袁军流矢的说法，与《国榷》、《崇祯实录》等一致，事情真正发生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
看这两条史料记载，实在难以推测当时的实情，也不知道史料究竟有没有、有多少误信传闻的成分。《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叙述的满桂第一次告发，“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是当时和明末对袁崇焕的普遍观点，而满桂与毛文龙一个在辽东，一个在辽西，没有什么交集，毛文龙之死和满桂没有很大关系，很难理解满桂为毛文龙声冤；记载满桂第二次告发，也就是当庭对质的内容，“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稍稍可信。
为什么这些满桂告状的记载好似众说纷纭一般，又虚而不实，难以确信。可能是因为传闻流传的过程中有所改变，到写在史料上已经各自是各自的模样。传闻的源头，则有可能来自满桂中袁军流矢事件；《国榷》、《崇祯实录》都有记载这件事。

“十二月辛亥朔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縂兵張洪謨等躡■，聞召議餉，乃八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隨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縂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煥按兵不動，物論藉藉，是日清兵移營而南。”（《崇祯实录》卷二）
“十二月辛亥朔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縂兵張洪謨等躡敌。聞召議餉。入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隨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縂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兵。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焕固自任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或谓其贻粮芻食品。物論藉藉。是日敌移營而南”（《国榷》）

《明季北略》也称满桂向崇祯奏告，可见当时流传很广。又满桂与袁崇焕早有不和，由此附会出满桂告袁崇焕，不是不可能。而满桂是否真的中过袁军流矢并为此上奏，因为没有明代档案记载，难以考证。如果有，满桂亦不应该为此受到额外的指责；倘若没有，则《北略》所载逮袁崇焕的部分实在不知道可以剩下几个字可信，满桂告袁崇焕就更是缺乏证据，有没有发生过尚且不知，告发的内容难以判断，对袁崇焕下狱有多少影响就根本不能推测。《剖肝录》认为满桂贿赂中官，等而下之，更是没影的事。

总而言之，满桂奏告袁崇焕的事情不知是否出自传言附会，太监、勋戚奏告袁崇焕则应是实有其事，但不知对袁崇焕被逮有多少影响，和温体仁的密奏一样，这三种原因不知道哪种最有力、直接导致袁崇焕下狱，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记载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影响。从太监、勋戚奏告的记载来看，当时对袁崇焕的攻击是很多人直接参与，不是直接将这些人定义为奸党、小人、目光短浅、与袁有嫌隙就可以解释。
另一方面，对袁崇焕的参奏的具体内容，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很难确知，温体仁疏、太监勋戚的奏告都是如此。对此只能由袁崇焕被逮的情景和稍后皇帝对他的评价稍稍推测，也可以借此推测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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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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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逮袁崇焕无关于反间计

对逮袁崇焕，《崇祯长编》的记载非常简略，没有任何对逮问情景的直接描述。

“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黑雲龍等錦衣衛堂官召對，逮督師尚書袁崇煥於獄，令總兵滿桂總理関寧兵馬與祖大壽黑雲龍會同馬世龍施洪謨等立功。”（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条目下）

其他对此有记载的史料，《国榷》、《崇祯实录》、《崇祯遗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观点类似，说是崇祯质问袁崇焕杀毛文龙、逗留不战两件事。

“上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對。命下錦衣獄。”（《国榷》5505页）
“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對。命下錦衣獄。”（《崇祯实录》卷二）
“督师袁崇焕，初授大学士钱龙锡意旨，绐杀总兵官毛文龙。中军何可刚曰，是谓三不幸。崇焕问之，曰，生文龙天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未几，京师警，崇焕入援，召对平台，赐貂裘，彩币、银牌。兵屯畿南，一战败绩，复召诘曰，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着锦衣卫拏问。总兵祖大寿、何可刚闻之，引兵去。”（《崇祯遗录》）
“十二月朔，复召崇焕等于平台。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

《崇祯遗录》所载“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和“今逗留何也”意思相差不远，前者是说不能御敌，后者是说不去御敌，总之是对袁崇焕己巳战果的失望。《三朝野纪》又有不同的说法，说崇祯质问袁崇焕请求援兵入城。

“复召对，诘问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声色俱厉，遂缚崇焕下狱。阁臣谓临敌易将，兵家所忌。上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袁既下狱，关兵之在城外者，閧然称乱，几欲矢集城上。命兵部从狱中出崇焕手书慰止之。祖帅亦竟拥其重兵飏去。”（《三朝野纪》卷四）

援兵入城平心而论不会带来的严重的损失，仅限于进城的援兵不可能和城外的敌军交战，然而这也是严重的问题，既然不能交战，入援何用？吴国华就曾质问“岂辽兵平原旷野，不能对垒，而能门斗巷战也哉？”（《东江客问》）所以袁崇焕第一次提出援兵入城的时候，皇帝拒绝了他。然则，请求援兵入城是否罪名严重，可以导致袁崇焕下狱？一个观点是这个请求会导致别人怀疑动机，与引敌挟和、甚至逼宫联系起来，结合当时的背景，都下人人都说袁崇焕召敌，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当然也排除不了另外一种可能：进城则不能交战，如何保护城外的百姓？据记载当时已经有人奏告袁崇焕不肯力战，再加上袁崇焕坚决请求入城，难免使人失望到极点。这又和崇祯的质问：“今逗留何也”，遥相呼应。而《三朝野纪》亦云诘问良久，可能省略了一些内容，因此并不一定和《国榷》等记载冲突。
这里又提到了阁臣的求情，“阁臣谓临敌易将，兵家所忌”，严格来讲这不算是求情，成基命因为敌在城下，是非常时期，不赞成临阵易将，请求慎重考虑，崇祯拒绝。

“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崇煥、祖大壽入，上溫諭大壽，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將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眾東行。中朝無可如何，敕閣部孫承宗撫諭之。”（《烈皇小识》卷二）
“甲寅……辽东兵溃。辽兵素感袁崇焕。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初。召逮崇焕时。大学士成基命睨大寿心悸状。因顿首请慎重者再。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国榷》5506页）

即使是客观上临敌易将是大忌，崇祯仍然是非常坚决地将袁崇焕下狱。“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可见即使抛开袁崇焕自身，加上战局的因素，也是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一向对袁崇焕言听计从的崇祯何以决绝至此，又是什么时候改变的想法？如果没有反间计，什么能使他这么快地转变，使人非常不解，不免种种猜疑，这也是反间计之说容易取信的原因。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答，只要回头再看崇祯的质问，包括杀毛文龙、己巳之变之中不能捍御、请求援兵入城等事；其中有一件事，多数人的参奏、密奏都没涉及，然而崇祯问到，那就是杀毛文龙。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当时没有追究，还下旨追认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判决，却偏偏在三个月后，突然质问杀毛文龙，自然是事出有因。从当时有记载的资料看，只有满桂可能就毛文龙一事进言，“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告内容，乃是袁崇焕议和。如果有这件事，说明传到崇祯那里的讯息是袁崇焕为议和杀毛文龙；如果没有，只能说明袁崇焕其人其事在崇祯心中自有判断，不需要别人提起，一样因毛文龙而有疑问和不满。很显然，关于毛文龙事件的不满是后金反间计绝对涉及不到的，且指向的终端是袁崇焕议和而不是叛逆。
再看反间计的内容，由于满清修史的时候生怕这段记载使人理解不了，特别加以详细叙述，所以认为《清太宗实录》中的片段记载了反间计的全部特征，没有因为文字表达的能力有所受限亦无不可。其中叙述反间计内容的是如下文字：“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其中包括三方面，一是“今日撤兵。乃上计也”，没有说到重点；二是“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分不清楚是议和还是其他；三是“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仍然分不清楚是议和还是其他。就当时的情况看，议和一样要秘密进行，袁崇焕不敢向朝廷请求议和，可见一斑。而反间计的内容，竟然使人分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在秘密联系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是在议和，即使能够传递给太监，所得也已十分有限。
再对照明朝罕见的太监告状的记录，《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载仅仅有“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所见的片段虽然不是好事，但是难以确知究竟是在干什么，认为是议和还是其他都无不可。
又上文曾经仔细论证过反间计不可能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假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曾经发生，太监带回来的内容也只能使人疑惑、恼怒，而不可能直接指向袁崇焕叛逆。在二十二日到十二月初一之间，或者之前，使崇祯决心逮袁崇焕的理由仍然不能定论。
回头再看崇祯质问袁崇焕的内容，杀毛文龙、逗留、不能扞御、请求援兵入城，向旁观者透露的讯息分别是议和、不战、不能战、不想战或者阴谋，只有最后一种，有一定的可能性是崇祯怀疑袁崇焕有什么企图。事实上崇祯有没有这种怀疑，再看他稍后不久的评论：

“壬子……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5506页）
“丙辰……谕孙承宗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国榷》5507页）

在这里崇祯前后反反复复强调，抱怨的是袁崇焕御敌不力，无能，自保，致使百姓残伤。“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崇焕不能布置方略”；“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字字句句，都是抱怨袁崇焕无能，追究责任。“退懦自保”；“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则是抱怨袁崇焕不去御敌。“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是对平民百姓所受苦难的痛心，更是对袁崇焕人品的责问：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会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吗？这些行径相比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词，是何等巨大的落差！对崇祯来说，一个对他信誓旦旦要平定建州的人，话犹在耳，却在他的面前任由建州兵淫掠百姓，无动于衷，这是如何的令人切齿。所以当成基命请求慎重的时候，崇祯坚决拒绝，显然他已经对袁崇焕丧失信心，也没有再给袁崇焕坐视淫掠的机会。
这些又说明，逮袁崇焕的主要理由，就是在这次变故之中表现太差，至于袁崇焕想不想议和，与后金有没有秘密联系，是不是发神经想谋逆，都在其次。由崇祯的质问，“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言及援兵入城，上声色俱厉”，再对照袁崇焕带来的全部后果，“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胡骑充斥。百姓残伤”，“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就不难理解崇祯追究袁崇焕的是实际的行为导致的后果，而不是当时未必有的反间计之中，崇祯都未必知道和相信的“密约”。
再对照祖大寿一事，祖大寿在袁崇焕逮后，率军悍然东行，逆行昭著，然而在他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之前，明朝的对策是抚谕和挽回，根本就没有因为他有形似谋叛的行为而将之赶尽杀绝，也没有秋后算账。这说明不论动机如何，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是可以挽回，而不是杀之而后快。袁崇焕被拿问正好相反，是为既成的严重后果负责。
如果袁崇焕被逮问的真正原因是崇祯相信他与后金有密约，密谋献城或叛逆，那么袁崇焕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件事，直接领兵的祖大寿必然参与其中，崇祯又怎会只逮袁崇焕一人，却放祖大寿回军中？那不是直接放任祖大寿投敌？因此，只逮袁崇焕其事，本身就说明崇祯怪责袁崇焕的是钳制将士，而不是串联将士有所密谋，那么袁崇焕请求援兵入城一事，显然是被理解成自保，又怎么会被附会到与后金有密约和阴谋？
接下来的事情很有戏剧性，祖大寿率军东行，这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祖大寿与入援的所有辽兵又很显然地没有投靠后金，这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如果有反间计，那么反间计的效果到此就是终结，说明袁崇焕手下的兵丝毫不知道所谓的密约，则袁崇焕又怎么会有嫌疑？这个内容上模糊不清也不可以用于公开审判的反间计，即使影响过崇祯，又在稍后被证明是谣传，最终能对袁崇焕的判决起什么作用？
一直以来，由《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中的反间计记载推断，认为后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施反间计，崇祯误信，第二天就逮了袁崇焕。然而事实是这两段反间计记载很有可能是凭空添加，反间计根本没有。即使有，崇祯只逮袁崇焕也说明他根本没有中计，因为他没有逮直接统兵、进行阴谋必不可少的将领祖大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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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坊间传闻对袁崇焕的冷漠嘲讽

《烈皇小识》中记载了一句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说明在袁崇焕被逮前后京师的舆论已经对他充满了敌意。这种敌意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超乎寻常，并且在整个京师仅有唯一的目标——袁崇焕。兵败如山倒的王化贞、传首九边的熊廷弼都没有遭到过类似哪怕是轻微得多的责难。大量史书十分露骨地记录着袁崇焕在大众心目中丑陋不堪的形象，由《国榷》、《崇祯实录》的“物论籍籍”、到《幸存录》的“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到《初学集》的“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到《玉堂荟记》的“京城小民，亦群然以为奸臣卖国”，可以说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袁崇焕的形象在大众心目中崩溃，成为彻头彻尾的卖国奸臣。——怎样才可以造就如此奇迹般的效果，《剖肝录》给出的解释是温体仁、梁延栋、无名的中贵（太监）、满桂对袁崇焕的谮言；孙承泽《畿辅人物略》认为是毛文龙余党散播流言；《玉堂荟记》认为是阉党所为。

“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剖肝录》）
“督师以祖帅战城南，胜之。崇焕先杀毛文龙，文龙私人在都者已广布流言。及东兵（即建奴/後金）入，每扬言曰：‘袁督师约我来耳。’都人啧有繁言。督师又请罗城休兵，谗口益力。”（《畿辅人物略·成靖之传》）
“袁督师初至一战，人心始定，迨后钤制诸将，不为无见。而袁为人珰直，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玉堂荟记》）

以上两则史料各有偏差，《剖肝录》因为温体仁是毛文龙同乡就认为温体仁衔恨袁崇焕杀毛文龙，本身缺乏实证；说满桂命人伪装袁兵劫掠更是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的孤证，满桂军十一月二十日战后折损甚多，不几日进入瓮城休息，哪里有兵可以派去冒充袁军？而《畿辅人物略》说毛文龙私人在城中广布流言更是无稽之谈，毛文龙生前也不见有多少人为他说话，何以在毛文龙死后，人走茶凉，突然之间冒出这么多“私人”为他“广布流言”？可见这些记载都是推测或附会，难以作为事实看。
重要的是，这些远远不足以使全城的士民几乎一致地认为袁崇焕是奸臣。温体仁、满桂、中官都是向上参奏袁崇焕，奏折不是留中不抄传，就是秘密奏闻，缺乏向普通民众传播流言的契机。京师几十万人口，断断不是几个人传播流言可以影响。简而言之，几个仇人的诋毁是不可能足以撼动数十万人的看法。

流言究竟是怎么来的，不妨仔细推究关于流言传播的过程。按时间排列，最早可以推到袁崇焕守蓟门。《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认为当时已经有袁崇焕勾敌的传闻，并且导致一个命令就是不允许袁崇焕过蓟门一步。

“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国榷》5503页）
“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导建州兵入内地，而崇焕不知也。崇焕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1488页）
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江东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不之许，遂嗾奴阑入协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相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徐石麒疏）

“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这个命令不见于《崇祯长编》，未知是否的确，如果有，则对袁崇焕的流言早在敌军尚未到达蓟州就已经存在，时间大概是十一月中旬之前。当时范文程、皇太极等人大抵都在遵化，即使范文程献过反间计，也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如果没有这个命令，则传闻是由十一月十七日左右流传起来，当时袁崇焕和后金前后脚到达北京城下。“崇焕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1488页）
考袁崇焕守蓟门时，《崇祯长编》记载上谕对他多加褒奖，从口吻表达上看，期待他立功的心情颇为殷切，即使当时有所疑惑，更重要的也是对他的倚重。如果他有一定的战绩，自然而然就能释疑。然而袁崇焕给崇祯和京城百姓带来的，却是他刚刚上奏“必不令越薊西一步”之后，便和后金前后脚来到北京城下，“崇焕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在这个时候，没点怨望之词是不可能的。有些指责确实过于严厉，比如说认为袁崇焕引敌挟和，但是袁崇焕一样有他应负的责任。
《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上奏蓟州布防的揭帖是十一月十五，“丙申……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到，‘臣於……初十日抵薊州，……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卷二十八）崇祯长编记载的时间是归档的时间，按明朝平日习惯是五天一归档，归档时间比实际批阅奏折要晚一到五天，战事期间事务烦乱，所以有些事情归档尤其晚。袁崇焕的揭帖什么时候到京难以考证，只知道是初十袁崇焕到达蓟州写这个揭帖之后。接下来十三日晚到十四日清晨，后金越过蓟州，十四日后金到三河，十五日到通州，分兵攻打驻扎在顺义的满桂、侯世禄军，十六日向京师侦探，十七日到京郊牧马场。十五日到通州之时，《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以駐通州十里之外，京師尚無偵探。”后金所过之处是何等模样，从钱谦益叙述孙承宗经历可以稍稍窥见：

“公（孙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故将从行者窃其三骑逃匿，诀别其子侄，望尘拜哭而去。独茅元仪誓死策马以从。行十里许，庐屋煨烬，尸骨撑距，鸣镝之声聒耳。数人持梃伏沟间，愕立曰：‘公何以至此？虏昨已屠此矣。’问贼所在，曰：‘去此才俄顷耳，当不出二三里。’”（《初学集》卷四十七）

可以说袁崇焕话犹在耳，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敌人越过他防区的速度，比战报慢不了多少，从此之后，战况急转直下，人们对袁崇焕的评价也是急转直下，参考对他的正常指责和恶意揣测，多半所述是蓟门潜越之后的事。
当时民间对袁崇焕的评价，按时序排列整理一下，说袁崇焕蓟门漏敌之后避战者有之，

“崇焕固自认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国榷》5505页）

说袁崇焕召敌者有之，

“丁酉……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漏下始馳奏簿城下。都人競謂崇煥召　，上心動。”（《崇祯实录》卷二）

在北京城下，说袁军射满桂者有之，

“桂前被流失。视之。皆袁军矢也。……或谓其贻粮芻食品。物论藉藉。”（《国榷》5505页）

责怪袁崇焕不敢和后金接战者有之，

“然崇焕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皆比而揭其罪状入告。民谣云：‘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烈皇小识》卷二）
“遥见袁兵亦溷清兵中劫掠，城内运饷袁营，反遗清寨。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众甚疑之。”（《明季北略》118页）
“崇煥按兵不動，物論藉藉。是日清兵移營而南”（《崇祯实录》卷二）

说袁崇焕“挟奴讲款”者有之，

“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钱谦益《初学集》卷四十七）
“……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幸存录》卷下东夷大略）

程本直《矶声纪》对此做过一个总结：

“皇上一旦执崇焕而付之理，将将之微权，顾有神武不测；而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臣不必为崇焕辩。惟是，有谓其坐守辽乐，任敌越蓟者；有谓其往札蓟州，纵敌入京者；有谓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谓其逗留城下，不肯尽力者。此皆未以崇焕之入卫，与诸将之血战一详，而按之耳。”

诚如《三朝野纪》所言，“初袁自关门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迨驻兵郊外，讹言繁兴。”（卷四）

当时民间袁崇焕的形象是彻底负面的，由流言称“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可见一斑。《剖肝录》也描述了流言的猛烈，但没有说清流言是从何而来。而事实上，这么严重的流言一定有它的来源，而且不可能来自少数的几个人。仔细观察，这些评论和流言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每种都有一定的事实为源头，虽有一些夸张和恶意揣测的成分，但并非胡乱指责。比如《明季北略》中“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后金与关宁军对峙的情景，当时确实是相距不远，没有开战。

“二十五、二十六日，奴陈兵于前战处，似进不进，盖欲疲我也。”（《辽师入卫纪事》）
“二十六日，进兵，距城关南二里外驻营。……二十七日，闻我军击败后所余之袁都堂军，即于城东南隅，安营扎寨。遂令我军往攻。命兵列阵，逼近而营。汗率诸贝勒及少数随从往视进攻之处，云，入处坚险。若我军士被伤虽然胜何益？总之，此乃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遂引军还。”（《满文老档》）

看起来，当时京师内外的百姓对袁崇焕的所知并不算模糊，他们得知相关消息的渠道，定然不仅仅是口口相传的流言，而应该有相对稳定、确切的消息来源。当时面向大众直接而又准确的消息传播渠道，最主要的是官方的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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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6:57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5.民间对袁崇焕认知的依据——明代邸报和新闻传播

明代邸报是朝廷向官员公开政务的渠道，由于不向民间保密，同样的讯息传向民间没有阻滞。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得到批答之后的奏章。奏章得到皇帝旨意之后，送相关的给事中收，然后转令负责的部门抄出执行。《大明会典》有载：

“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或人齎到司。須於公廳眼同開拆。仔細檢看。事干軍情機密。調撥軍馬。及外國來降。進貢方物。急缺官員。提問軍職有司官員。并請旨定奪事務。即於底簿內謄寫略節緣由。當將原來實封。御前陳奏畢。就於奏本後批寫旨意送該科給事中收。轉令該衙門抄出施行。”（一百一十二卷）
“凡各科行移各衙門。俱經通政司轉行。”（一百一十三卷）

奏章抄出之后，诸司互相传报，以便大家都知道当前的政务。“故事，章揍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余继登《典故纪闻》275页）据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的总结，“硃批章奏传下后，六科或通政司把这些奏章编纂或辑成朝报。在京的各衙门要想知道朝报的内容，或者派自己衙门的书手来六科廊房抄传，或者由六科派人分别抄出，转发各衙门‘使知朝政’。”（100页）外地官府则是在京师雇人抄报，以驿站传送。明代京师专门有抄报行，满足这一需求。邸报到了官员手中，就会有同僚之间转抄转借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的借阅。
邸报所报道的内容比想象中丰富，“一般来说，邸报上刊登的官员章疏常常比明实录和明史上记载的同一官员的章疏要长一些，或长得多。例如，《万历邸钞》上刊登的辽东巡按胡克俭参劾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奏章，洋洋三千余言，而明实录收入此疏时，只摘出400余字，而明史上却杳无踪影，一个字不见。有的事实和事件，虽然明史和明实录上都有记载，但却都不如邸报报道详细。”（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71页）
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是因为邸报来源同样是《明实录》编纂素材的来源，朱批之后的奏章，经由六科有两个去向：其一是诸司抄传奉命执行，这是邸报的来源；其二是送内阁以备编纂，是修史之备。“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門題奏本章、逐一抄寫書冊。五日一送內閣、以備編纂。”（《大明会典》卷二百十三）而《明实录》修纂的时候有所取舍，不同于邸报之直接抄传，两者取舍的方向不同，于是邸报有实录上不载的内容也就很正常了。
因此，谭迁可以依靠邸报修纂《国榷》，补《明实录》之遗漏。崇祯一朝无实录，邸报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材料。民间私史又的确保存了一些《明实录》中不载的内容，比如《国榷》中有两篇关于逮袁崇焕的上谕，《崇祯长编》中不载。

“壬子……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5506页）
“丙辰……谕孙承宗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国榷》5507页）

又如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御史毛羽健上疏问袁崇焕详细的平辽方略及善后事宜等，表示对袁崇焕“五年灭敌”的疑问，《崇祯长编》中不载。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即惠徼宗社。还侵地。归叛人。而我存朝鲜。存建州。何惮不为。又奏令建虏去年号。方为代请。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言。督师袁祟焕对陛下曰五年灭敌。臣心壮之。然恐此语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臣今有五问。一问方略。从古御胡。攻守两策。故有犁庭扫穴。亦有垦田积粟。今督师果厉兵秣马往击之乎。抑缮隍治堡。彼来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一问兵制。从古名将料敌治具。有以八万而破百万之众。亦有攻荆终始谓非六十万人不可。今督师果止用关门见卒之十二万乎。抑大举时或别有调拨也。如止用见卒。则以少击众。十围五攻。政未足言。如别有调拨。则沿边胜兵不下三十余万。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遣乎。一问粮运。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今督师果因粮于敌乎。抑师行粮从。尚需内地之暂输也。如果因粮于敌。则极目平沙。无粮可因。如尚需转输。则自有辽事以来。旧饷亏百万。新饷仅支目前。司农无两年之积。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用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束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转饷乎。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以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督师于此未见明陈。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报闻。或曰。袁崇焕主款。羽健因借五问以窥上指云。”（《国榷》5490~5491页）

又《三朝野纪》中载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请饷三百万，崇祯命诸臣廷议，众皆反对，事情于《崇祯长编》中毫无痕迹，未知是否实有其事。

“文龙既被杀，袁疏请饷三百万，谓五年之后辽事平，并前所加各项皆可蠲除，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令廷臣议，皆报称不可，袁技穷，至十月遂致■兵入口矣。”（《三朝野纪》卷四）
“而文龙既杀之后，清来索赂，崇焕无以应，特疏请增三百万，谓：“五年之后，全辽皆复，并从前所加各项，皆可蠲余，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集群臣廷议，皆执奏不可。崇焕无所出，遂听清入犯，由喜峰口、马兰谷、松棚路阑入，直抵遵华。时新令严汰冗兵，被汰者阴谋为乱，清兵临遵北城下，蓟抚王元雅尚汰兵四百人，兵即开门延师，元雅死于乱军，清兵遂破三屯营。蓟镇总兵朱国栋自缢，山海总兵赵率教统兵赴援，营于七家镇岭，猝与清兵遇，众溃，率教死之。报至，举朝震恐。”（《烈皇小识》卷二）

总而言之，邸报对朝政大事有丰富确实的报道，通过邸报可以得到直接确凿的讯息。因此，己巳之变时远在南京的徐石麒对袁崇焕不乏了解；当时的人所知也比现代人通过史料解读的要多得多。邸报也是明代士大夫经常关注的对象，读者众多，明人依赖邸报获知朝政和天下大事，甚至有人认为不可或缺。“万历年间曾经一度实行过严厉的新闻检查。《万历邸钞》曾载：‘科臣王元翰请禁发抄，惟在军国之机，而明旨所禁并及未奉谕旨一切章奏。’王元翰主张军国机密不宜在邸报上发表，并且一切未经皇帝批复的章奏也不能在邸报上发表。……万历懒于政事，许多章奏均被留中不下。……史称：当时的情况是‘由是朝中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明史·金士衡传》）……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更是大声疾呼道：‘禁科抄之报，不使謄传，一世耳聋，万年长夜。’（原书注：《万历邸钞》第1619页）”（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84页）好在只是暂时的。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笔记记载过民间报房的活动，当时以此谋利的报房已经可以成为一个行业。当报房出现之后，邸报在民间的传播就是自然而然了。报业人员为了营利，苦心钻营，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朝报的内容，民间的报纸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抄传迅速，甚至默认留中不发不应发抄的内容，也曾经出现在邸报上。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1）

按制度，朝报每日抄传，但一定是在奏折经批复之后，留中的则不抄。温体仁家书就曾提及“两疏俱留中。故不抄传”（《鸥陂渔话》）民间报房之所以能得到比正常渠道更多的讯息，是因为他们有得到消息的迅捷方式，比如与官员的僮仆互通，或者派专人在发布新闻的衙门外蹲候。有的奏折“未经奏闻先已有传”，比正常的朝报还要快。这样便成就了一个特别公开的政治环境，朝政大事的原始记载——奏折和批复——本来是政府内部运作的文件，在自上而下传发的过程中由于不做任何保密措施，便同时原封不动地散向民间，使得民间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得知国家大事的确实始末。虽然民间邸报相对于官方，讹误的次数要多，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迅捷、稳定、准确的消息来源，而且广泛面对大众，所以明代百姓并非现代人想象中那样，遭受着难以言喻的蒙蔽、愚弄或禁锢，相反他们不缺任何认知的渠道。
己巳之变中的流言传闻，就是在这种比较开放、活跃的新闻环境下生长起来。北京的百姓在天子脚下，近水楼台，得知邸报、塘报的内容并不困难。尤其己巳这样的大变故，人们对战事信息的渴求比往常要多得多。战事的变化在己巳之变前半段时间对他们没有任何保密，从十二月初八开始禁止抄传塘报，“戊午……禁抄传塘报。”（《国榷》5507页）当时袁崇焕已经在狱中。兼之邸报的内容，就是直接的奏折和批答、塘报等，没有什么修饰和隐瞒。由此可知，北京百姓对袁崇焕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叙述政事的邸报之中相关的事件。《崇祯长编》中所载的奏折和塘报，未必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又逮袁崇焕之前相关的参奏留中不发抄者有之，密奏者有之，并不具备可以向大众传播的条件，也就是说，官员或者太监对袁崇焕的微词，并不是民间对袁崇焕恶意流言的开端。则民间流言的依据，仍然是曾经发生的确凿事实，往来的塘报就足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袁崇焕“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揭帖刚到，京师附近已经是“庐屋煨烬，尸骨撑距”；袁崇焕任敌越蓟，避敌不战，龟缩自保，请求入城，以铁铮铮的事实告诉民众，他袁崇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时候还需要特别的传声筒向大众“广布流言”，那也把京师百姓看得太过蒙昧，他们之中聪明睿智者有之，饱读诗书者有之，腰缠万贯者有之，善良仁爱者有之，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得知确凿消息，也并不缺乏判断忠奸的能力，为什么流传于百姓之中的传闻就一定要被叫做“讹传”？北京百姓没指控过于谦，没有恶意嘲讽过为他们誓死杀敌、血洒疆场的满桂，足以证明他们有正常的是非观和良知。诚如一位明代史官所说：“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抛开史料错误记载的迷雾，既没有什么反间，几十万的京师百姓也不曾受到欺诳，不仅仅在己巳之变，也在此前和之后，在整个的明朝大部分的时间，当时的人自有他们自己造就的环境，自然而然。缺乏的，仅仅是现代人对他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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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7:01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参考文献：

1.谭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
2.《崇祯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二
3.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辽师入卫纪事》，崇祯庚午刻本
4.《崇祯长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5.《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6.《清实录》第二册，《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
7.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8.林时对：《荷牐丛谈》，四明丛书本
9.文秉：《烈皇小识》，明季稗史汇编本
10王世德：《崇祯遗录》
11.夏允彝：《幸存录》，上海涵芬楼藏钞本
12.钱谦益：《初学集》，四部丛刊本
13.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
14.张廷玉：《明史》
15.李霨：《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收录于钱仪吉《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
16.黄宗羲：《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南雷文约》卷一
17.赵尔巽：《清史稿》
18.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辩》，载于《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
19.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93
20.全祖望：《汰存录跋》
2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附于《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
22.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
23.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
24.夏變：《明通鉴》，岳麓书社
25.王先谦：《东华录》
26.朱彝尊：《曝书亭集》，四库全书本
27.赵翼：《廿二史劄记》，清广雅书局本
28.朱逢甲：《间书》，《中和杂志》本
29.李岳瑞：《悔逸斋笔乘》，满清野史五编本
30.程本直：《矶声纪》，收录于无名氏撰《袁督师事迹》，丛书集成本
31.叶廷琯：《鸥陂渔话》
32.李逊之：《三朝野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33.余大成：《剖肝录》，收录于无名氏撰《袁督师事迹》，丛书集成本
34.吴国华：《东江客问》，附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35.《玉堂荟记》，借月山房汇钞本
36.孙承泽：《畿辅人物略》，清初刻本
37.《大明会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38.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
39.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
40.于慎行：《谷山笔尘》，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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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21:5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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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8-10-13 10:3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谈迁在《北游录》提到看见顺治年间编撰中的《清太宗实录》里“计杀袁崇焕事颇详”，时间远《石匮书后集》之前，《实录》抄《石》一说明显不对，两书是分别独立来源的，但记载很接近，足以互相印证。其实最大的冲突就是《长编》和《老档》关于杨太监释放时间的不同，其实长编这段记载本身就混乱，释放太监一时归档到12月中，时间整整迟了快一个月，中间这么长时间不排除把时间细节弄错的可能，当然也可能老档某个时间弄错了，总之史书间细节上有出入再平常不过的事，一个细节出入足以推翻整个记载么？比如文中提到的潜越蓟州，周文郁，长编，老档对后金军动向记载就完全大相径庭，是不是能推出潜越是假的？

[ 本帖最后由深海幽灵于 2008-10-13 1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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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8-10-13 11:4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后金用间也不是这一次性的，可以想象通过大量细作密探之口，对袁的造谣中伤就没有停过。朝鲜《荷谭录》载:" 崇焕既诛文龙，虏使满月介等到义州．辟左右密语府尹李时英曰，“欲杀文龙，结于崇焕,费尽心机．今幸始得杀之。愿公勿泄”。袁崇焕刚杀毛文龙，后金那边就开始满世界造舆论了，这和袁“斩帅而践虏约”的罪名何其吻合。也难怪为何民间种种流言汹涌得近乎怪异。

[ 本帖最后由深海幽灵于 2008-10-13 12: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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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3 14:0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深海幽灵 于 2008-10-13 10:36 发表
谈迁在《北游录》提到看见顺治年间编撰中的《清太宗实录》里“计杀袁崇焕事颇详”，时间远《石匮书后集》之前，《实录》抄《石》一说明显不对，两书是分别独立来源的，但记载很接近，足以互相印证。其实最大的冲 ...

《清太宗实录》几乎负担着所有反间计的记载，如果反间计存在，明朝史料不会与它有冲突，也会有很多记载支持它的论点。现在只有一个《石匮书后集》，而且《石匮书后集》本身的记载是三个方面，一是说袁崇焕与后金来往过于密切，二是说城上守军见到袁军和后金不开战，相处融洽，三是说满桂请求袁军帮助，袁军不尽力。怎么看，也是三方面的资料，不是区区一天内可以收集到，不可能是二十九日的太监能够在当场奏报，并且决定袁崇焕第二天被逮捕；另外，如果决定袁崇焕被逮捕的是《清实录》所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谋逆，那么《石匮书》所记载其他两种讯息是完全不必要的。不论怎么分析，《石匮书后集》所载太监告状的内容，更倾向于袁崇焕在议和，而议和，并不值得当场逮捕。我也并不看重《石匮书后集》，因为它是孤证，而且仅有远在江南的张岱知道，北京许多官员反而没有一个人提及，是很反常的。

关于《清实录》和《崇祯长编》的矛盾，我上文说的很清楚，它们一个把两个太监回来的时间记为分别二十二、二十九，另一个指为完全一起回来，这不是什么细节模糊就能办到的，而很显然是不同的两件事。至于你说《北游录》提到顺治年间编撰中的《清太宗实录》里“计杀袁崇焕事颇详”，多谢提醒，那么至少可以证明《清实录》的来源是老档。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太监是否一起回来的问题。老档二十二日的记载，和《崇祯长编》相关记载，都是指向太监二十二日一起回来，那么二十九日的反间计自然是假的。

[ 本帖最后由温柔贤淑武则天于 2008-10-13 14: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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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8-10-13 14:1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深海幽灵 于 2008-10-13 11:44 发表
后金用间也不是这一次性的，可以想象通过大量细作密探之口，对袁的造谣中伤就没有停过。朝鲜《荷谭录》载:" 崇焕既诛文龙，虏使满月介等到义州．辟左右密语府尹李时英曰，“欲杀文龙，结于崇焕,费尽心机． ...

朝鲜史料真实性极差，李朝实录也有后金人说“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的记载，但是从朝鲜给明朝的国书，洋洋洒洒几乎把他们所有当时听说明朝的消息都列了，真假都有，但没有提及袁崇焕，可以说后金对朝鲜有没有说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另外朝鲜《荷谭录》载:" 崇焕既诛文龙，虏使满月介等到义州．辟左右密语府尹李时英曰，“欲杀文龙，结于崇焕,费尽心机．今幸始得杀之。愿公勿泄”。这段话是真的还是反间，还不一定。朝鲜本身就屈服于后金，金人对朝鲜人说句真的，不足为奇。也未必后金人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受了密计”，如何如何，那么机械化完全是小说中的情节。
事实就是因为后金宣称自己用了反间计，事后许多事情都被认为是反间计，其实本来应该很简单，后人自己把事情理解复杂了。

[ 本帖最后由温柔贤淑武则天于 2008-10-13 14: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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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3 14:2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十二月。辛亥朔。大军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清太宗实录》卷五 81~82页）

清实录的记载一共这么一段，而后面“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十二月。辛亥朔。大军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整个段落是造假，前面部分即使是顺治时期就有的，也免不了造假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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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8-10-13 15:4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知作者要得出何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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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y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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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8-10-13 18:1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楼主的结论似乎是：袁崇焕是奸的，军事才能也很有限。
不知我的理解能力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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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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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2008-10-14 04:2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温柔贤淑武则天 于 2008-10-13 14:23 发表
清实录的记载一共这么一段，而后面“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有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十二月。辛亥朔。大军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整个段落是造假，前面部分即使是顺治时期就有的，也免不了造假的可能了。

哪里造假了，这有需要造假么？“十二月。辛亥朔。大军西趋良乡。”说的很清楚了，12月初一清兵离开北京，时间和老档吻合，之前则是描述离开北京前的一次军事会议。整段话根本没说发生在祖大寿退兵之后，祖大寿那句写在前面明显是接着前面反间计的是写的，连同“磔之”一样，是对反间计的结果做个交代而已。这样都能解读出造假的话世上还有史书是真的么？

顺便说下按《清太宗实录》记载，11月27号清兵与袁崇焕又战于北京城东南，“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上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遂还营。”，然后写“至是回兵”，接着就是施反间的段子，说皇太极单骑向敌云云，所以你说的当时皇太极与满桂对阵故反间计为伪造一段也都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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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发表于 2008-10-14 04:3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再说房太监的事，长编对这间事的记载是在12月中旬才补记得。本来两个养马的太监跑回来不是什么大事，估计都没人在意，后来因为什么事情才想起来补记，时间已经过去快1个月了，而且这一个月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错把两人记成同时回来一点也不奇怪。同样后金那边一样一直没闲下来过，有地方记错了也很平常。记载有误显然比全盘伪造是个更简单的解释，如果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指向老档这条是伪造的，按照奥卡姆剃刀原理，我宁可相信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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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表于 2008-10-14 04:5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温柔贤淑武则天 于 2008-10-13 14:05 发表

《清太宗实录》几乎负担着所有反间计的记载，如果反间计存在，明朝史料不会与它有冲突，也会有很多记载支持它的论点。现在只有一个《石匮书后集》，而且《石匮书后集》本身的记载是三个方面，一是说袁崇 ...

至少可以判断《太宗实录》和《石》的记载是不同来源的。前面说了《实录》不肯能抄《石》，那是不是《石》抄《实录》呢，也不可能。首先《石》的描写都是明方视角的，和金方视角的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明显张岱压根就不知道还有反间计这回事，他是把太监的指控当作袁崇焕的罪状大书特书的，是个典型的中计者，显然他不可能看过清朝方面的说法。这样两个完全独立来源的说法在大关节处这么像，如果两者都是编的话是不是太心有灵犀了一点？
至于太监说的见到袁军和后金不开战及满桂求援不应等等明显回来路上听到的流言蜚语，从基本史料就可以判断是在胡说八道了，添油加醋搬弄是非以博取功劳本来就是阉人的拿手好戏，你真以为他们会一本正经的跑去满桂军营里查证么？

QUOTE:

原帖由 温柔贤淑武则天 于 2008-10-13 14:14 发表
朝鲜史料真实性极差，李朝实录也有后金人说“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的记载，但是从朝鲜给明朝的国书，洋洋洒洒几乎把他们所有当时听说明朝的消息都列了，真假都有，但没有提及袁崇焕，可以说后金对朝 ...

不是反间？如果不是反间我想后金不至于派使者跑外国宣传袁是卧底吧。从原始史料已经可以证明袁根本没有通敌行为，那么满世界的流言怎么来的？“谋叛欺君”，“斩帅以践虏约”，“既用东酋，阳导入犯”这种罪名总要有证据吧，这么机密的事情，如果不是袁崇焕自己陷害自己的话，那么剩下唯一证据来源是哪里？

[ 本帖最后由深海幽灵于 2008-10-14 05: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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