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管窥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zhang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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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 12:1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二重证据法管窥

王静安先生之《殷周制度论》论殷周制度之变革极为精当，开篇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将全文主旨点明，正所谓开门见山者也，读者见此大言，或心生疑窦，我中华数千年历史，变革何其多也，王静安先生何以独重殷周之变乎？及阅全文，方知静安先生何以出此大言，纵微有异议，亦不得不敬服王静安先生之造诣也。王静安先生所处之时，正我国二千年未有之变局也，然此一变局，直至当代，仍未完结，更非王静安先生于百年前所能尽论也。然此前之二千年，若论变革剧烈之时代，有殷周之际、周秦之际、汉魏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等。然若论其中之剧烈者，莫过于周秦之际及殷周之际也。周秦之变，自然重要，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治”也。然王静安先生此文，剖析殷周之变，使众人得知“百代都行周礼制”，此正《殷周制度论》所以为不朽之奇文也。王静安先生治史之方法，亦可以由此文略知一二矣。
史论之文，所以服众，非在立意之新，观点之奇也。若无充足之证据，严密之逻辑，不过空言虚文，纵华丽之文采，亦难补文章之空疏也。王静安先生在中国史学界首倡“二重证据法”，今观此文，亦可管中窥豹，知二重证据法之一斑也。王静安先生由经史所载上古帝王都邑之所在入手，论殷周变革之剧，后文以传世之文献论西周之嫡庶、宗法、服术、分封诸制，此仍为以纸上之材料治史，与历代史家之法，并无二致。所不同者，在于王静安先生造诣极深，单就引用文献之丰富，运用之得心应手而言，便非常人可比。总计《殷周制度论》全文所引文献，经书计有《尚书》、《春秋左氏传》、《礼记》、《诗经》、《周礼》、《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七种，十三经之中盍以有七矣，此外诸家解经之作又有《大传》、郑注、郑笺等。史部文献有《史记》、《汉书》，子书则有《吕氏春秋》、《荀子》等。且引用之时，虽似信手拈来，却无不恰到好处。如论及周初宗法，虽知其不可考，然引《丧父小记》、《大传》诸书所载，亦可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论丧服之制，则撮《礼记•丧服》之要而述之。论西周庙制，则《礼记》、《公羊》、《谷梁》、《汉书》、《荀子》皆引以为证。若非读书万卷，深谙经典，势难成此卓文也。古来学者，无不深谙经史，然能似王静安先生者，恐不过寥寥数人而，而能达此境界，则可谓一代之学宗也。今日之史学，虽有新方法、新理论为之指导，然史学界仍不免万马齐喑，缘今日之学者，熟谙经史之功力，远不如静安先生也，其极端者，虽有理论之系统，而无史实材料之凭借，此不过钱宾四先生所谓“革新派”之“把握胸中臆测之历史也”，比之先贤，吾辈岂不羞乎？
然王静安先生之所以为一代史学之宗，正在于其以二重证据法开中国二千年史学之未有之新方法、新局面也。今观《殷周制度论》一文，亦可见王静安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之法也。其论殷无嫡庶之制，取商王世系以论商代多兄终弟及而鲜父死子继，其中之商王传承之事实，正出自静安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写成之名文——《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且又以保定所出句兵铭文与此印证。此外以卜辞淑殷商之祭法；以殷人之甲骨文及传世彝器以证殷以前女子不以姓称，皆为利用地下之材料之处也。然二重证据法之要义尚不在于使用地下之材料，而在于取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殷周制度论》中取卜辞中材料论殷商继统之制，又以之与《史记•殷本纪》之文相互印证，解释《史记》中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又取保定句兵之铭文论及史料所载周代先世传承之制正合殷制，以及由《吕览》所记与卜辞不合推知“殷人祭其先无定制”，此正王静安先生所述“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也。上古之事，文献难征，故地下之材料至关重要，然利用此中材料之良法，诚自静安先生之“二重证据法”而始也。
《殷周制度论》一文，论及殷商之事则多用卜辞、彝器，论及西周之事则多采文献，盖殷商之事，文献罕载，非借助地下之材料难知其全貌，至于西周，则经术纬书，多传于后世，又常为后世诸子所论及，自文献亦可知其大略也。且当王静安先生所处之时，西周之彝器尚多掩于地下未出，非若殷商卜辞，已为史家所熟知也。然则静安先生据当时所知之材料，以二重证据法参酌传统考据之学，而能论殷周制度之要旨于数千言之中，今日之史家，据有数十倍于当日之材料，反难有能与之比肩之作，殊不可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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