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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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总斌

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21-241

从曹魏开始正式建立的都督制度，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影响极大，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有它的特殊性。然因史料语焉不详，长期以来甚至“中外”的范围都没有定论。最近读史，对这一制度略有体会，兹连同关于其性质、作用的我见，一并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一

　　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制度，最早、最有权威的记载，见于《宋书·百官志》。它说：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高贵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晋文帝 (司马昭)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
　　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都督中外[1]，依上下文意，其“中外”一般理解为中央和地方。就是说，都督中外乃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官衔。
　　这一看法，如果单就晋文帝而言，似乎可以成立：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举兵反，“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大将军屯丘头。使基(指镇南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2]，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
　　同书《王基传》：“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 [3]
　　依这些文字，司马昭所统二十六万“中外诸军”，是可理解为既包括京师带来的中央军，也包括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原在地方上的军队，涵义似乎还清楚。然而如果一联系有关司马师的材料，又让人糊涂了：
　　同书《毋丘俭传》：举兵反，“大将军(司马师)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
　　《晋书·景帝纪》：“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
前者的“中外军”即后者的“中军”[4]，而和“三方兵”对举，《三国志·魏书》还用了“别使”二字明加区别。依这些文字，“中外军”仅指京师中央军，并不包括原在地方上的军队，和前引对司马昭的叙述显然不同。
　　我们知道，毋丘俭之举兵与诸葛诞之举兵虽为两次事件，但相隔仅两年(俭，公元255年；诞，公元257年)，都督中外的制度未闻有任何变化，而陈寿的用语却如此不谨严，使我们单凭这些材料无法判断真相，因此便不得不跳出这个圈子，并换一个角度来探讨。
先来研究一下早于司马昭的曹真。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曹真都督中外确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则其资历、地位、威望一般说也应略胜其他统军大将一筹。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否。
　　首先，曹真升都督中外之时，曹仁还没有死。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他是曹操从弟，比曹真高一辈；屡立战功，遵守法令，颇有威望，官位也高过曹真。曹真升都督中外之前原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军号为镇西将军，二品；而曹仁已是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军号为大将军，一品。[5]当时曹真并无大功，曹仁亦无大过，为什么要让官位本高的曹仁在军事上听命于晚一辈的曹真呢?
其次，除曹仁外，地位、威望略高于曹真的还有曹休。据《三国志·魏书·曹休传》，他与曹真同辈，黄初三年前已是都督扬州诸军事，军号征东将军；征东与镇西虽同为二品，但征东班次在前，升曹真都督曹休，也同样不好理解。[6]
　　更重要的是：说曹真都督中外包括地方上军队，还有一个明显矛盾。即在曹真升都督中外后几个月，魏文帝发兵讨伐孙权，在这次战争中，曹真不但没能都督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而且也不是主力，只不过被派去和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一起，攻打长江上游的南郡，相当于一支起牵制作用的偏师。而曹休却担任主攻，率二十余军指向吴都建业。不仅如此，曹真与夏侯尚也只是平行关系，谁也无权都督谁。[7]如果肯定都督中外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这些现象便难以解释。
　　最后，黄初三年前后，正是魏文帝厉行君主专制的颠峰时期。一方面政治上“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8]；另一方面军事上数次南征或南巡，都亲自出马，大权独揽，直接部署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忽然要设立一个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都督中外呢?这也是很难说通的。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推定，曹真之都督中外，决不可能拥有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权力，应该只有权都督京师中央军。
再来考察一下晚于司马昭的王导。
　　据《晋书·王导传》，王导任都督中外有两次，而无论哪次，都同样不可能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
一次在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9]，王导迁骠骑将军(二品)、都督中外、领中书监、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其所以说他总管不了地方上军队，证据有二：
　　首先，当时王导从兄王敦拜大将军(一品，位在骠骑上)、都督江、扬等六州诸军事。尽管二人关系亲密，晋元帝也决不会让资历、官位居前，特别是重兵在握的王敦受王导都督。
其次，任命发表后，王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此话可以两解。一是都督中外确总管一切军队，王导认为让自己都督王敦，很不合适，所以推辞；另一解是对王敦并无都督关系，但因二人俱琅邪王氏，且为从兄弟，敦已统六州，自己不能再都督中外，以免招来猜忌。我认为，后一解正确。有一强证。即王敦在王导得到上述任命前后给晋元帝上一疏，针对刘隗等人欲加强皇权，削弱琅邪王氏的倾向，发泄牢骚，并假惺惺地说，今让王导担任许多要职，“并统六军(指都督中外)”，容易招致“讥谤”，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这段话透露出都督中外所统率的是“六军”。所谓六军，来源于《周礼·夏官叙官》，指王室或中央的军队，在晋代便是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个将军统率的军队。[10]它们常与地方上军队对举：
　　《晋书·温峤传》：都督荆、江等六州诸军事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这是与荆州等州军队对举。
同书《高崧传》：都督荆、司等八州诸军事桓温率军北伐，军次武昌、威胁京师。高崧建议朝廷下令桓温退兵，“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这又是与荆州等州军队对举。
　　同书《卞壸传》：苏峻（历阳内史）、祖约（豫州刺史）称兵攻入京师，“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这是与豫州等军队对举。
由此可见，仅从王敦疏中“六军”用语，也可看出都督中外并不能总管地方上军队。
何况还有一个侧证：
　　据《晋书·王敦传》，他的前述疏文送到建康后，王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王导时为录尚书事，所以可以将疏文扣留下来不上奏，还给王敦，实际就是要他休上这类发牢骚的文书。很显然，这是因为内容不涉及两人利害关系，如果王敦是因不满王导都督中外可总管荆州军队，侵犯了他的权力，而奏请免除王导这一头衔，则王导能毫不避嫌，把文书扣留下来，并且还坦然地退给王敦吗?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
　　王导拜都督中外另一次在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11]。这次他也没有可能总管一切军队。因为有一有力反证，这就是庾亮时任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据《晋书·王导传》、《庾亮传》，二人不和，庾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传说他要“举兵内向”，废黜王导。为此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庾亮字)尘污人”。两人关系如此紧张，晋成帝怎么会让王导去都督包括庾亮在内的一切军队?而且即使成帝任命，以作事“愦愦”自诩，善于息事宁人的王导，眼看要加剧矛盾，又岂能毫不推辞呢?[12]
　　此外，东晋初“中外诸军”不包括地方上的军队还有以下证明：
　　《晋书·应詹传》：上书将地方上的都督、州郡长官与“三台九府，中外诸军”对举，中外诸军明显是指京师中央军。
同书《邓攸传》：王敦举兵内向攻入建康后，要护军将军将“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这“中外兵数”也就是京师中央军的兵数。如果是指全国一切军队，一来地方上每月上报兵数，在当时条件下恐无此可能；二来也无此必要。因为王敦控制建康后，未得到士族高门支持，一时不敢篡位，只得回武昌遥控，他最怕的是京师招募军队，所以要每月了解情况，至于地方上，凡重要的州，他均已安排了兄弟子侄为都督、刺史，[13]是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的。
　　同书《温峤传》：上书建议“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四军五校，乃六军以外的京师中央军，见《宋书·百官志》，现在加上护军将军所统“外军”，与“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对举。这条材料虽不能直接表明前者即“中外军”的一部分，但至少可证“外军”与外州郡、都督兵不是一回事，因而都督中外不应包括地方上军队。[14]
　　综上所述，《宋书·百官志》提到的三个都督中外，既然早于司马昭的曹真和晚于司马昭的王导，在他们的时代都不存在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制度，而史料又未记载司马昭之时有什么重大变化，则据此便可推定他的都督中外，也不应包括地方上的军队。
以此论点为依据，回过头来再考察前引《三国志》诸材料，便应认定，《毋丘俭传》将“中外军”与“三方兵”对举的记载比较准确；而《诸葛诞传》的文字很不严谨，实际上该传的二十六万中外诸军也应理解为京师中央军，而与王基等地方上的都督、州郡兵相区别。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补充一些证据如下：
　　1.《晋书·文帝纪》：诸葛诞起兵后，司马昭上表请魏帝亲征，说“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如果《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载司马昭所统中外诸军二十六万是全部出讨军队，则与此五十万之数不合。若将二十六万理解为中央军，再加上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地方上军队，则大体符合五十万之数。[15]
　　2.据《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起兵时“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一共近二十万人，全部集中寿春，“闭城自守”，如司马昭总共只出动二十六万人，扣去石苞、州泰、胡质等打援的游军，和留驻丘头保卫魏帝的军队，是无法把诸葛诞围死的。若是五十万人，才能“以众击寡”，大体敷用。
　　3.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当时司马昭对自己统率的军队可以直接下命令指挥，如“文王敕军吏入镇南(指镇南将军王基)部界，一不得有所遣”等，然而至少形式上却不能直接指挥地方上的军队，而要通过魏帝的“诏”。这些军队有所请示也得通过给魏帝上疏来体现。如王基以为在“深沟高垒”包围寿春后，军队便不可再移动，以免对方钻空子突围，“上疏曰”云云，“书奏，报听”。《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此句下胡注：“报基听行其策，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16]。这也表明，至少制度上王基等地方上军队，并不归都督中外司马昭指挥。
总之，《宋书·百官志》所载都督中外，不能把它权力夸大，其实它只能总管京师的一切中央军，而并不涉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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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督中外在制度上既不管地方上军队，则“中外”二字何所指?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率中外诸军”讨毋丘俭句下胡注：“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此说为后来一些学者接受，并用以解释整个曹魏、西晋的都督中外之“中外”。[17]
然而此说实可疑。
　　首先，洛阳城外军队是司马懿父子于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后，为了扩大自己在京师的势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曹魏初年洛阳城外并没有驻扎什么重军，直到高平陵政变时城外军队也弱得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及注：司马懿发动政变最主要措施便是乘曹爽兄弟暂时离开洛阳城之机，控制城内一切军队，“将兵屯洛水浮桥”，防止曹爽等攻城。司马懿老谋深算，当时皇帝在曹爽手中，仍有极大号召力，如果城外驻有重兵，他是决不会仅仅控制城内军队便贸然发动政变的。事实也是如此。曹爽被拒于城外后，只能发屯田兵数千人自卫。屯田兵和城内兵特别宿卫禁军比，战斗力弱，所以曹爽才会“迫窘不知所为”。固然，桓范曾劝曹爽调发城外中领军别营和洛阳典农所属其他屯田兵，但既称“别营”，便非主力；而且从曹爽“默然不从”，后来又决心向司马懿投降推测，这些军队的力量肯定比原来的屯田兵也强不了多少。[18]既然曹魏初年二、三十年中洛阳城外一直未设重兵，则黄初三年创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时，其“外”指城外诸军的可能性便很小了。
　　其次，这一时期与“中外”涵义完全相同，使用较广泛的“内外”一词(以及相应的动词“入”、“出”)，就地域说，主要有五种用法：
　　国内外：
　　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同书《司马朗传》“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同书《蒋济传》“外勤征役，内务宫室”。
　　京师与州郡：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注引诏“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同书《刘放传》注“曹休外内之望”。同书《蒋济传》“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
　　洛阳城内外：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爽兄弟先是数俱出(城)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同书《辛毗传》注“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辛敞曰：“天子在(城)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19]
　　宫城内外：
　　《三国志·魏书·程晓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同书《钟会传》：迁司隶校尉，监察宫城外京师地区，称“外司”。它与监察宫城内违法行为的御史中丞，合称“内外有司”[20]。《晋书·傅咸传》“宫内禁防，外司(指司隶校尉)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内外众官谓之百僚，……中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
　　禁中内外：
　　禁中即皇帝居处、理事和其他某些咨询、秘书、生活侍奉机构(在曹魏如侍中机构、中书省、秘阁等)所在地。它与同在宫城之中，然在禁中以外的尚书台、御史台等，也有内外之别。如《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为秘书丞，明帝太和（公元227——232年）中“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也，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按兰台即御史台，自汉以来设于宫城之中，[21]此称“外台”，并非已移于宫城之外，而是和设于禁中的秘阁对比而言。[22]又《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魏明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刘晔是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明帝居处、理事之地，所以“入”即指入禁中与明帝单独商议，“出与朝臣言”，当指在朝堂中与群臣集议，其实都在宫城中。
　　以上共有五种“内外”。其中京师与州郡、宫城内外、禁中内外属一类，往往同时与官制联系。内官可以指侍中、中书等禁中所设机构之官，或在宫城中理事之官，也可以指整个京师之官；外官可以指在禁中以外理事之官，[23]或宫城以外的外朝官，也可指地方官。国内外、洛阳城内外为另一类，一般说是纯粹地域差别，和官制没有瓜葛。直到曹魏末、西晋初方才出现“统城外诸军”的官吏。既然如此，曹魏初年之都督中外，以城内外划分界限的可能性就更小。
　　那么，“都督中外”之“中外”究竟何所指呢?
　　我以为指宫城内外的可能性最大。
　　第一，早在汉代，保卫京师的中央军即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24]南军保卫宫城，由卫尉统率。《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下师古注引《汉旧仪》：“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北军则保卫宫城外京师地区，由中尉(执金吾)统率。[25]《北堂书钞》卷五四引韦昭“辨释名”曰：“执金吾本中尉，掌徼循宫外，司执奸邪。”《续汉书·百官志四》执金吾下刘注引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全都宫内(中)、宫外对举。
　　第二，西晋京师军队主要也是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
《晋书·赵王伦传》：篡晋惠帝位，齐王冏等举兵反对，投附伦的义阳王威劝伦的心腹、中书监孙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我们知道，西晋时尚书省尚设于宫城之中，崇礼闼乃尚书省门，[26]所以从上下文意看，这里的“内外诸军”，指的只能是宫内外军队，他们打算乘孙秀至尚书省议事之机，将他杀死，而义阳王威一看形势不妙，便偷偷溜走了。[27]
　　《晋书·杨骏传》：为辅政大臣，居宫城外。贾后在宫中调兵讨伐骏，骏“闻(宫城)内有变，召众官议之”。主簿朱振建议“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骏不从。“寻而殿中兵出，围骏府”。这里的云龙门、万春门均宫城门，云龙门是南门，万春门是东门。[28]所以“外营兵”之“外”，应是和宫内相对而言，指调宫城外军队来消灭宫内变乱。又太子所居东宫，在宫城外东方。和东宫对比，宫城有时也叫“西宫”[29]。打开宫城东边的万春门，引进东宫军队，方位完全吻合。在西晋，东宫军队数量不小。同书《张华传》刘卞说：“东宫俊乂如林，四率(指保卫东宫的太子左、右、前、后率)精兵万人”。而从上面引文看，它们也应属宫外军队的一支。另外，同书《武悼杨皇后传》：乃杨骏女，惠帝立，尊为皇太后，贾后发动政变讨骏，时“内外隔塞，后(太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指杨骏)者有赏”。这个“城外”，有的学者将它理解为洛阳都城之外，以证明都督中外之“外”是城外军队。可是在兵荒马乱，宫内外隔绝的情况下，[30]杨太后如何能够越过宫城，将帛书射出洛阳都城呢?相反，如果将“城外”解为宫城之外，不但杨太后完全可以办到，而且也和朱振的引东宫及外营兵之主张相吻合。即杨太后看到宫城内军队已为贾后操纵，即将出讨，便把希望寄于宫城外军队，而不惜冒险射出帛书。
　　《晋书·楚王玮传》：拜北军中候，与汝南王亮、卫瓘不和，贾后使惠帝为手诏授玮，称“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指亮、瓘)”。玮“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手令告诸军曰：……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当指楚王玮临时指挥所)，助顺讨逆，……”。同书《张华传》：楚王玮杀亮、瓘，“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张华建议“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上从之，玮兵果败”。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
　　1.《张华传》“内外兵扰”之“内外”，和上引杨太后看到“内外隔塞”之“内外”，无疑是一个意思，指宫城内外。当时楚王玮在宫外调动大量军队，攻杀汝南王亮、卫瓘等，宫内外人心惶惶是不奇怪的。正因如此，张华建议“使外军解严”之“外军”，也不可能单指城外军队，而应泛指宫城外军队(《楚王玮传》此事作“遣殿中将军持驺虞幡使外军解严”，“中”、“外”相对，更清楚)。
　　2.《楚王玮传》之“遂勒本军”，《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胡注：“本军，玮所掌北军也”[31]。按上下文意，此“北军”这时当在宫城外。另外，楚王玮矫诏召三十六军，将“直卫者”与“外营”对举。这外营也应和上述《杨骏传》之“外营兵”一样，指的是这时宫城外军队。楚王玮命令的意思是：凡三十六军已在宫城中直卫者，要继续警备；其他未直卫留在宫城外的，均需到“行府”集合，一起去讨伐汝南王亮等。有没有可能这里的“外营”指城外军队呢?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次政变是贾后于夜间派人授手诏给楚王玮，开始发动，至天明而结束，[32]哪里有工夫远到洛阳城外去调兵?而且攻打汝南王亮、卫瓘府也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何况洛阳都城门天黑即关闭，[33]半夜出城调兵，大量军队进进出出，史料上岂能无一字反映?所以我认为楚王玮矫诏自封都督中外，只不过怕“本军”力量不够，要让宫城内外主要是宫城外一切军队，都听他指挥，来讨伐汝南王亮等，以期必胜而已，并不涉及城外军队。
　　3.说《楚王玮传》之“外营”不可能是城外诸军，还因为自西晋代魏后都督中外的权力似乎有所缩小。在这之前，司马师、昭担任此职时虽然“中外”界限已是宫城(见后)，但提到“外军”应该也包括城外诸军，因为它也属广义的宫城外范围，何况司马氏不断增加洛阳城外诸军的目的，就在于把它掌握于手中，[34]以增加控制曹魏政局的力量。但到晋武帝即位后，由于整个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就把城外诸军从都督中外的外军中分了出来。《晋书·武帝纪》：即位前，“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这是一次改革。[35]但这次改革可能并未涉及上面的统率关系。晋武帝即位后，又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虽按旧制加叔祖父司马孚“都督中外诸军事”，另一方面又任命另一心腹、曾出卖高贵乡公投靠司马氏的王沈为骠骑将军，“统城外诸军事”。王沈死后，又以另一心腹太尉荀顗“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从这些任命中似乎可以这样推定，自此以后都督中外就不包括城外诸军，只总管洛阳城内宫城内外的军队了。因为城外诸军既已分别由四护军统率，其上又有了王沈或荀顗都督，就不可能再来一个都督中外在上面叠床架屋。同时，司马孚官太宰，荀顗官太尉，王沈拜骠骑将军(死赠司空，反映资历甚深)，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别，但俱极尊贵，恐怕不可能在任命司马孚之后，又让王沈、荀顗去受他统辖。如果上述分析不错，则楚王玮的都督中外就更谈不上与城外诸军有什么关系了。
　　以上一些零碎考证表明，基本沿魏制的西晋，其都督中外的界限，主要也在宫城内外，尽管已有某些变化。
　　第三，再看介于汉、晋之间的曹魏，虽然找不到明显以宫城内外作为界限，划分“中外”军队的材料，但京师军中保卫宫城的军队具有特殊地位，极受重视，则是可以肯定的。《三国志·魏书·许褚传》：尽忠曹氏，魏文帝即位，“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　　　　　　　　“中”在这里应该就是宫中之“中”。《晋书·宣帝纪》：齐王芳时与曹爽不和，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后来这被指控为“破坏诸营，尽据禁兵，……有无君之心”。[36]而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政变前六年，就安排大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也掌管一部分宿卫禁兵；[37]发动政变时一面让司马师“将兵屯司马门(宫城门)”，“镇静内外”[38]，即控制宫城内外，另一面又派人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摄领中领军等营。这又表明，双方都在争夺宿卫禁兵；谁控制了它，谁就可以控制大局。正因此故，在废掉齐王芳，平定毋丘俭反抗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司马昭便委任死党贾充为中护军，而不设中领军，主要的宿卫禁兵全归他统率。这就是为什么魏帝曹髦不甘心当傀儡，愤而讨伐司马昭，刚出宫城之云龙门，便被贾充率军轻易杀害，而洛阳无人响应的根本原因。[39]而到晋武帝代魏前夕，又以亲信羊祜为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即位，羊祜以功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40]。这里的“内外”，和上引司马师“镇静内外”之“内外”同，指的是宫城内外。所谓大事，便是晋武帝禅代。入，即入宫城任职。这条材料再次表明让亲信统率宿卫禁兵，控制宫城内外，对稳定洛阳政局，保证顺利禅代的无比重要性。
　　曹魏情况既然如此，再联系汉、晋制度，应该推定，曹魏“都督中外”之“中外”界限，同样不可能不在宫城内外。
　　由此可见，说魏晋之“都督中外”，其“中外”界限是洛阳城内外，根据是不足的，我主界限在宫城内外，似最近事实。即“中”指保卫宫城的禁兵，“外”指保卫宫城以外，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央军。魏末晋初，城外诸军扩展，只是“外”军的扩展，至于“中外”界限仍在宫城内外这个标准，则并未改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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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草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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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在来探讨一下“都督中外”在魏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明)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尤)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孙资在对答中提到魏文帝也重视此事：“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对此，“帝曰：然”，并命孙资推荐这样的大臣。
　　以上这段对话，明帝本强调要用“亲人”，而孙资则极力向异姓大臣上面引导，是否别有背景，或许在替司马懿暗中张目，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中仍可看出以下问题：
　　第一，曹魏文、明二帝“图万年后计”，十分重视“兵任”，力图把它交给同姓亲人掌握[42]
　　第二，他们经常考虑的兵任，除地方、边境外，极重要的方面便是京师宫城内外的保卫，甚至连五校之一的射声校尉，[43]这种当时不过统率几百人的宿卫军官人选，也要亲自酌定。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孙资之口，还反映和概括了文帝关于兵任的安排和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有的曾向孙资交待(即所谓“亲诏臣以重虑”)，有的是孙资从他的安排和实践中自行理解的(即所谓“以此推之”云云)，而又都得到了明帝的承认。这些指导思想便是：仅安排亲人为武官，若武官地位不相上下，“不相为服”，仍是不行的。必须要“能有所维纲者”，即能统率京师一切军队的长官，并在找到合适人选后，“宜使轻重素定”，即早确定其统率诸军的地位，培养其威望，然后遇到变故，方能指挥若定，有效地捍卫皇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帝于黄初三年将曹真从外地召回，[44]让他充任“维纲”京师诸军的都督中外。其后，文帝多次出巡、讨伐，曹真除特别需要也从征外，一般均坐镇洛阳。[45]文帝临死，又命他为首席顾命大臣，受遗诏，辅嗣主，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对都督中外之重视。
　　第四，明帝即位不久，为了对付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把曹真调到西方，[46]代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关中都督夏侯楙，[47]改任关右都督，从而使都督中外这个位子空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意味明帝不重视它，很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曹休、曹真处于抵御孙吴、蜀汉的最前线，“虽云异姓，其犹骨肉”的夏侯尚已死，[48]其他够条件担任都督中外的“亲人”还有谁呢?上引他与孙资的对话，虽然时间稍晚，也多少反映明帝又想“使亲人广据职势”，掌握“兵任”，而又不知用谁的彷徨心情。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刘放传》、《燕王宇传》及裴注来看，大概明帝晚年经过再三斟酌，本决心以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总统一切，包括都督中外诸军，这有以下蛛丝马迹可寻：
　　1.自魏文帝即位以来，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最高武职，一直以曹姓子弟(曹仁、曹休、曹真)充任。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破格提拔司马懿为大将军，然至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又突然将他降为太尉，大概就是为了空出来，准备必要时任命“亲人”的。
　　2.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明帝病危，立即拜燕王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并“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五人，曹氏子弟占了三个，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特别亲近，[49]秦朗又是明帝特别喜爱的“佞幸”，[50]所以在明帝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亲人顾命班子。从他病一重即毫不犹豫地作此安排，事前连刘放、孙资这样的亲信都未征求过意见看，他是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的。正因如此，当刘放在他病危之际装糊涂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他惊诧地回答：“卿不闻用燕王耶?”[51]另一面，经燕王宇划策，明帝又下诏命司马懿迅速回关中，不必来洛阳(懿本镇关中，当时征公孙渊去辽东)。合观之，又可看出司马懿并不在明帝原来考虑的辅政大臣名单中。如果再联系所定辅政大臣五人都是武官，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特别掌握“兵任”的指导思想，便体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五个武官中，燕王宇无疑本应以大将军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所以没有正式任命，或许因为这一军权就像录尚书事这一行政权力一样，不言而喻属于主要辅政大臣，可以留给新皇帝去降恩。后来辅政大臣改委曹爽、司马懿，他们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也是在齐王芳即位后得到的，[52]便是证明。
　　第五，由于明帝病危之时，刘放、孙资说了燕王宇等人坏话，明帝神智已昏聩，[53]临时改变了决定，但仍可看出他平日要用亲人掌兵任的思想在起作用。表现为：深知明帝的刘放、孙资虽唆使他撤换了燕王宇，然却不敢单独推荐异姓大臣司马懿，而不得不把掌握禁兵、才干较差的曹爽举为首席辅政大臣，作为掩护。[54]就是说，他们不敢把曹氏子弟全都搞掉和放在次要地位，以防信任亲人的明帝起疑，弄巧成拙，尽管病危的明帝这时或许已失去了这一辨别能力。而在这之后，齐王芳一即位立即下诏以曹爽、司马懿都督中外，正好证明非常时期都督中外在捍卫皇室上的极端重要性，辅政大臣必须拥有这一头衔，这同样体现了文帝创立此制的指导思想。当然，都督中外安排两人，很可能不符合文、明二帝本意，[55]但它是当时种种矛盾的调和产物。主要即司马懿是惯于征战的老将，而且刚刚消灭辽东公孙渊，威望甚高；而曹爽不但辈分低、资历浅，而且一直当京官，从来没有打过仗；再加上当时两人关系尚算和睦，[56]很可能开始曹爽还想依靠司马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57]于是两个都督中外便出现了。如果两人始终和睦相处，或即便反目，曹爽好自为之，由于他是宗室，辅政地位又在司马懿之前，有不少优越条件，是仍然可以安定魏室，不负明帝所托的。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忘乎所以，骄奢无度，失去人心，终于被司马懿打翻，不但本人三族诛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曹魏天下!而曹爽失败的关键之一正在他没有理解文帝创建都督中外制度的意图，没有牢牢掌握它的权力。固然，他也不是毫未注意，如前所引，“破坏诸营，尽据禁兵”，便多少反映了这一意图。问题在于，上面两句话乃司马懿对他的指控，有极大夸张成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尽据禁兵”；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司马懿也比他高明得多：
　　1.前面已说，司马懿很早就将司马师安插为中护军。既然曹爽都督中外可以将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则司马懿也是都督中外，要用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曹爽便无法拒绝。于是司马师除主要牢牢掌握一部分禁兵外，还“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到高平陵政变那天，便以此控制了宫城内外包括皇太后(司马昭“帅众卫二宫”，作用同)。[58]这是司马懿得以打着“皇太后令”招牌，与曹爽手中皇帝抗衡，为所欲为的前提。
　　2.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如前所述，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派人摄领中领军等营，加上自己所统，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外诸军。这是曹爽不敢接受桓范关于奉齐王芳幸许昌，征四方兵，进行对抗的根本原因。而司马懿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假借皇太后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是辅政大臣，都督中外，所以从调兵遣将，“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完成对宫城内外控制，并委派人篡取曹爽兄弟原统率的禁兵，一直到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准备抗击城外曹爽的反扑，很少遇到阻力。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司马懿在给齐王芳奏文中说：“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这里他强调亲自“将兵”，要对稽留车驾者，“以军法从事”；而且屡言“辄”，《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胡注： “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这些全都表明他是以辅政大臣、都督中外的身分上奏和发动这次政变的。如果没有这个身分，政变肯定不会这么顺利。《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即位后不久，诏将司马懿由太尉升太傅，但“持节统兵、都督(中外)诸军事如故”。卢弼集解：既然都督中外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这是抓到了高平陵政变其所以能发动、取胜的实质的。当然，司马懿利用都督中外消灭曹氏势力，是和魏文帝创制意图背道而驰的，但就牢牢控制中外诸军从而控制了京师政局这一点说，他确实了解了魏文帝创制之精髓!
　　以上五点，无论从文、明二帝的指导思想看，或者从后来的实践证明，都督中外都是控制京师政局极其重要的军事长官。由于曹魏王朝高度中央集权，控制中央和京师，基本上等于控制了地方，因而我们有理由这样估计，都督中外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魏文帝多次出巡、征讨，有时在外时间甚至超过一年，而京师政局非常稳定，原因就是有都督中外曹真在坐镇。也正因如此，司马懿之后，司马师、昭无不把持都督中外这一职务，并相应地不断扩展京师军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淮南地区三次举兵反抗司马氏，其所以迅速失败，都督中外这一制度的存在，司马氏通过它控制魏帝和京师局势，挟强大的中央集权威势和京师军队进行镇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到西晋时尽管都督中外权力已经削弱(见上)，外戚杨骏辅政，为稳定政局，仍要自封自司马孚以后长期未任命的都督中外，并“多树亲党，皆领禁兵”[59]。楚王玮发动政变消灭汝南王亮，矫诏召三十六军，也要自称“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赵王伦篡位前，为控制京师，也要矫诏自封都督中外。这一制度对魏晋政局影响非同小可，于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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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而大体上也就从西晋开始，都督中外又逐渐产生向虚衔、荣誉头衔转化之趋势。原因就在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在京师设一个总管宫城内外全部军队的长官，事实证明，对皇权来说，潜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人选特别忠实可靠，皇帝年龄大、威望高，能驾驭他，都督中外对巩固皇室确实极管用，这就是为什么魏文帝创立这制度的原因所在。可是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封建统治集团中，这样的人很难找；特别是当老皇帝故去，新皇帝即位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仍能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就更加难上加难。从曹魏的全部历史看，五名都督中外，除曹真外，他如曹爽、司马懿、师、昭，没有一个是“纯臣”，没有一个不是利用这一职位作威作福，玩天子于股掌的。而且曹真也因为碰到的是“政自己出”的文、明二帝，[60]若皇帝是个小孩子，由他辅政，他会怎么变化，也难逆料。魏文、明二帝大权独揽，令行禁止，根本想不到看来十分忠诚的“亲人”、大臣掌握大权后，一旦条件改变，便会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都督中外之利，而没看到弊，所以坚持这个制度。晋武帝则不同，他不但亲眼目睹在一定条件下都督中外对皇室的威胁，而且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父、伯父、父亲两代凭借这一职位，耍尽两面派手法，给西晋代魏打下了基础。现在他当皇帝了，怎么能毫不顾虑别人当了都督中外会故伎重演，请君入瓮，来对付自己的子孙呢?当然，如果他的儿子十分能干，能控制大局，晋武帝恐怕也不见得不会积极推行这一制度，作为保卫京师、宫城的主要支柱。然而事实是他的太子司马衷是白痴，皇孙司马遹年龄又小(武帝死时他才十三岁)，不具备巧妙驾驭人才的条件。大概就和这种考虑有关，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中，只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任命司马孚为都督中外，八年后孚死，即不再设。而司马孚就任时已八十五岁，如前所考，城外诸军又不归他统辖，都督中外的作用和曹魏相比，显然削弱了。晋惠帝以后，从杨骏开始，凡都督中外，不是自封，便是矫诏而得，不能代表正常情况下以西晋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意志。贾后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所以以设计杀掉杨骏之后，她虽不得不暂时以汝南王亮和卫瓘辅政，却没有都督中外之任命，而由她借白痴惠帝之名，暗中操纵中外诸军，最后通过掌部分宿卫禁兵的北军中候楚王玮杀掉亮、瓘，再以矫诏罪杀掉玮，从而把中央军权、政权全夺到自己手中。
　　大约从赵王伦篡位失败开始，都督中外性质进一步发生变化。原因是京师中外诸军在赵王伦诸将统率下与齐王冏、成都王颖等地方上之都督军队交战中，受到较大损失，京师洛阳已由齐王冏的军队进驻[61]，中外诸军退居次要地位。因而便发生了这种事情：控制洛阳的齐王冏并不都督中外诸军，反而由几百里外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的成都王颖都督中外诸军。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由齐王冏为大司马，在京师执政；成都王颖则任大将军，都督中外。大将军固然班位次于大司马，然而贴之以曹魏以来权力极重因而声望也极高的都督中外，成都王颖也就觉得差可相抵了。而从齐王冏说，京师和皇帝主要归自己军队控制，让对方远在邺城都督中外，其权力实际上无从行使，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相反，却能换来地位崇高的大司马和对自己在京师执政的承认，又何乐而不为!而这样一来，便开了历史上第一个都督中外基本上等于虚衔、荣誉衔的先例。在这之后，洛阳战乱频仍，中外军渐次荡尽。所以河间王颙大将张方可以逼惠帝从洛阳西幸长安，京师禁兵无力阻拦；东海王越也可以尽罢怀帝身旁的宿卫官兵，而以自己东海王国的官兵数百人代之。[62]及洛阳陷没，愍帝逃至长安即位，除了靠原关中一带的地方上军队支撑局面外，已无所谓中外诸军。可是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忽然又以远在江南建康的琅邪王“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63]，这个都督中外，和丞相一样，起的只是笼络作用，其虚衔、荣誉衔的性质更加明显。
　　东晋建立，京师建康的中外诸军力量一直很弱，[64]所以都督中外虽然仍可总管一部分军队，但其实际意义远不如作为虚衔、荣誉衔所起的政治作用来得大。按东晋一代都督中外共五人，可以说其情况无一例外：
　　王导；第一次任命在建武元年。如前所述，王敦并不把它视为重用，仍然上书抱怨王导“顷见疏外”[65]，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以免徒招“讥谤”。可见都督中外不但谈不上总管地方上的军队，而且在京师实权也不大，主要意义当在荣誉，其任命只不过是晋元帝对王导实际疏外、削权之后，表面装出的一种重用姿态而已。第二次任命在咸康四年。如前所述，时庾亮作为江、荆等六州都督，出镇武昌，遥执朝廷之政，据说还要“举兵内向”，而王导无可如何，竟作了让出宰相位子的准备。这又证明他这次加都督中外，虽不见得有上次任命那样复杂的背景，恐怕也不过是晋成帝对他所表示的宠遇，实际权力同样是不大的。
　　王敦：任江、荆等州都督，举兵反，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打进京师建康，自封丞相、都督中外等职。他当都督中外，虽然每月要护军将军上报中外兵数(见前)，似乎不完全是挂名，可是从他仅注意安排兄弟子侄为重要地区都督、州刺史，以培植势力，控制京师，对中外诸军将领则听凭朝廷选用，未加干预来看，他并未真把中外诸军放在眼里。自封都督中外，主要意图仍在提高声望。
　　桓温：本为荆州等八州都督，力量超过京师，朝廷惮之。兴宁元年（公元363年）加温大司马、都督中外，主要目的在以荣誉头衔加以羁縻，并不真愿意他入京供职，同时也知道他决不肯放松对根据地荆州等的控制而入京。桓温也明白这一意图，八年中未曾到过建康，[66]仅担了一个空名。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同母弟，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加都督中外，也是一种宠遇，就实力说，同样很有限。所以后来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如王恭等)举兵内向，他或不敢抵抗，只能屈辱谢罪；或靠收买对方部将取得暂时胜利。最后想出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的办法，又激起孙恩起义。他长期都督中外之意义，主要不在于控制兵力，是比较清楚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东晋最后一个都督中外刘裕的事。
　　晋安帝时，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扬、徐等九州诸军事，因平桓玄功，进他为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他竟坚决辞掉。原因何在?就因为都督中外只是虚衔，并无多少实权，而他当时所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实权。正因如此，当安帝改加他都督荆、司等七州(加上原九州共十六州)诸军事，他就毫不推辞，欣然接受。因为他深知当时地方上军队有实力，都督得越多，实权越大。不仅如此，有实权的官他还抢着当。如扬州刺史王谧死后，朝议本准备用他后来的政敌谢混，他的心腹刘穆之劝谏说：“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67]刘裕依计，硬把扬州刺史夺到手中。这个官掌管京师建康周围一州的财政、民政，也有一些军队。在建康没有驻扎其他重军条件下，控制了扬州，差不多也就基本上等于控制了朝廷。所以对这个位子，刘裕毫不客气。由此可以推定，上次他辞掉都督中外，很可能是因为它荣誉虽高，却无实权，过早取得，树大招风，容易给政敌以口实，有害无益。
也正因此故，当刘裕统一了南燕，镇压了卢循、徐道覆起义，消灭了政敌刘毅、司马休之，在统治集团中地位进一步稳固之后，为了借以提高声望，给篡晋造舆论，便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自加“中外大都督”(即“都督中外诸军事”[68]，都督上再加“大”，表示地位更高一等)。当年司马睿曾在加“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见前)之后数年即位为晋元帝，刘裕大概有鉴于此，也在加中外大都督后两年又自为“相国”，又两年而篡晋，从而把都督中外变得和“非复人臣之位”的相国一样，[69]成为篡位的阶梯，这正是它虚衔、荣誉衔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晋一代都督中外的上述演变，至南朝而到达顶峰。
　　南朝齐、梁、陈三代开国皇帝，在篡位前无不以刘裕为榜样，经历自加都督中外这一过程。同时同一王朝中同姓贵族篡代，也全都照此办理。[70]相反，南朝四代在正常情况下却没有一个贵族、大臣加此头衔，[71]这是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成了惯例，存在忌讳的必然结果。虽然南朝京师建康宫城内外和东晋不同，驻扎着若干支强大的军队，但全分别统于皇帝手中。这就是说，在正常制度下，从曹魏开始创立的、起着保卫宫城、京师，稳定政局作用的都督中外，已被勾掉了；而到了篡位前夕出现的都督中外，已经完全成了虚衔、荣誉衔。这些篡位者并不是要靠都督中外来控制政局，而是在早已控制了政局，万事俱备之后，加都督中外等以提高声望，缩短与皇帝宝座的差距。这也是一种作用，但却是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用。侯景打入建康，自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天地东南西北)诸军事”[72]，便是以荒谬的程度将都督中外这一性质和作用异常清楚地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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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6 22:26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五

　　在北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模仿汉制的结果，都督中外的性质和作用，同样经历了握有实权和向虚衔、荣誉衔的转化过程。
以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中所见都督中外(包括监中外、督中外)为主，漏载者二人，以万斯同、缪荃孙的《十六国将相大臣年表》、　　《百官表》补之，共得38人：
　　前赵4：刘粲、刘骥、刘曜、刘岳。
　　后赵7：石弘、石邃、石斌、张豺、张离(“监”)、石遵、石闵。
　　前秦8：苻雄、苻法、王猛、苻睿、苻晖、苻融、王永、苻纂。
　　后燕5：慕容德、慕容熙、慕容农、冯跋、慕容永(自加，称藩于后燕)。
　　后秦1：姚绍。
　　南燕2：慕容钟、慕容镇。
　　前凉4：张祚(“督”)、张瓘、宋混、张天锡。
　　后凉3：吕光、吕弘、吕超。
　　西秦2：乞伏炽磐、乞伏慕末。
　　北凉1：沮渠茂虔。
　　南凉1：秃发傉檀。
　　第一类属于君权强大时的正常情况，由君主主动任命，都督中外手中握有实权。如刘聪即帝位，任命子刘粲；石勒行皇帝事，任命子石弘；苻健即天王位，任命弟苻雄；苻坚灭前燕，任命功臣王猛；[73]秃发利鹿孤称王，任命弟秃发傉檀等。其中如王猛，又是尚书令，“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秃发傉檀，又是录尚书事，利鹿孤“垂拱而已，军中大事，皆以委之”。[74]这些都督中外，大体起的是巩固皇权的作用，和当年魏文帝创制的精神吻合。
　　第二类属于君权不张，但都督中外尚是实职的情况。如石遵夺取后赵君位时依靠石闵(即冉闵)兵力而成功，不得已以他为都督中外，录尚书事，“辅政”。“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树己之恩”，终于杀掉石遵，经过激烈内部斗争，夺得君位。再如前凉王张玄靖立，年幼，宗室张瓘自为都督中外，为将军宋混所败。玄靖乃以混为都督中外，“辅政”。宋混兄弟因此“擅权”，“玄靖虚坐而已”。后宋混等被杀，玄靖叔父张天锡在内部斗争中胜利，乃以天锡为都督中外，“辅政”。天锡“专掌朝政”，害玄靖自立。[75]这些都督中外，虽起了和第一类情况相反的、控制或篡夺君权的作用，类似当年的司马氏，但他们都是在地位尚未十分巩固之时，争取以都督中外身分辅政，进一步夺取大权，这就证明这一头衔仍是实职，基本上还不是虚衔。
　　和以上两类情况不同，第三类情况是都督中外逐渐向虚衔、荣誉衔转化。这早在前赵已经出现。当时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刘聪死，刘粲立，司徒靳准掌权，因镇守长安之刘曜功高兵强，乃遥拜相国、都督中外。由于不来平阳主事，两个头衔都只意味荣誉，并无实际意义。再如淝水战后，前秦分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吕光，听说苻坚被害，为之致哀，自称秦“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76]。这里中外大都督便是一种荣誉，想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实际都督的只是陇右、河西诸军事。
都督中外明显地变成虚衔、荣誉衔，是在北魏。它和北魏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和汉化分不开。
　　如所周知，北魏拓跋鲜卑在诸入塞少数族中本来最落后，因为脱离氏族社会不久，旧的鲜卑贵族势力一直很强大。[77]道武帝即位，渐行汉化，为了巩固新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因为接受了五胡十六国篡夺频仍的经验教训，对贵族大臣猜忌逐渐加深：
　　《魏书·公孙表传》：仕魏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权要，权柄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作“下”)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这里反映道武帝，一是反对权柄下移，二是推行君主专制。他赞许韩非书，恐怕主要就因为它宣扬君主“独断”，不允许与臣下“共权以为治”[78]。
　　同书《和跋传》：“世领部落”，后迁“外朝大人”，立功累累。但因“好修虚誉，眩曜于时”，被怀疑收揽人心，有篡位之意，被道武所杀。
　　同书《庾业延传》：本“外朝大人”，升至司空。有人告发他“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也被道武帝所杀。
同书《太祖纪》：天兴三年（公元400年）连下诏，要求贵族大臣、地方长官“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指出即便位居台辅，也“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这些人须知这样一个道理，即“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这些诏书和前述言论、行径完全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都督中外之制北魏虽然采用，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让它名实相符：
　　同书《太祖纪》：皇始二年（公元397年）在包围后燕都城中山过程中，以从征的贵族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这是北魏第一个都督中外，然而却是一个空名。首先，元仪这一封拜，共五个头衔，前后四个均空名，[79]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自难例外，何况这时北魏尚未见中外诸军之制。其次，平中山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北还，“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这里已不提都督中外，当已免去；即使形式上暂时未免去，是史书失载，可是任行台尚书令，与都督中外保卫京师、宫城之职掌，也是不能相容的，除非后者是虚衔。最后，从这以后直到高宗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凡五十四年都不见都督中外之设。分析其原因，很可能是道武帝于皇始（公元396——397年）年间征后燕过程中，“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80]。一时受了他们建议的关于魏晋以及汉化了的十六国官制的影响，设了都督中外，随即发觉在制度上、历史上它权力太重，不适合北魏当时急需加强君主专制，削弱贵族、臣属权力的形势，于是不声不响将它罢去，继位者沿之，一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那么兴安元年以后设立的都督中外是否有实权呢?同样也没有，至少尚未形成制度。
　　首先，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公元477——499年）年间两个“职令”，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官位虽甚高(第一令位正一品下，第二令位从一品)，却是虚衔、荣誉衔。因为在这两个职令上，它前面是仪同三司、开国县公，后面是特进，诸开府，无一不是这类官爵，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性质自当相同。当然，两个职令均定于太和年间，时间稍晚，可是联系道武帝后长期不设此官，从兴安元年起设立了，数目也很少，且未见一例可以证明已形成都督中外拥有实权的制度(见下)，则据此推定太和职令这种规定乃长期习惯之制度化，是有理由的。
　　其次，据万斯同北魏及东魏将相大臣年表，自兴安元年至东魏亡，前后仅有都督中外九人，即宗爱、元寿乐、元云、冯诞、元干、尔朱荣、高欢、高澄、高洋。万表漏载二人，即孝文帝时之元勰，及前废帝时之尔朱兆。[81]
这十一人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尔朱荣、兆、高欢、澄、洋五人。当时京师洛阳、邺已无重兵，[82]他们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地方军队遥控京师和皇帝。如尔朱荣靠的是以契胡族为主的并、肆诸州军队；高欢靠的主要是六镇起义后屡经演变，最后驻扎在并州一带的鲜卑军队。两人掌权虽时间相隔数年，但都常住根据地晋阳(今山西太原)，而对京师、朝廷实行“遥制”[83]。所以其都督中外的头衔，和南朝诸篡位前权臣几乎一样，是自封，以提高声望，作为篡位阶梯。这就是说，其性质与太和职令规定一致，是虚衔、荣誉衔。
另一种情况是其他六人：[84]
　　宗爱：乃宦官，兴安元年暗弑太武帝，矫皇后令，杀贵族大臣，立吴王余。吴王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等。在这之前，长期不设都督中外，动乱之际忽然设立，除提高声望外，或许宗爱还想行此汉制，借以控制京师全部军队，所以称他“兼总戎禁”，可是八个月后吴王余、宗爱全被杀，此制并未固定下来。
　　元寿乐：兴安元年在吴王余、宗爱死后，因对文成帝“有援立功”，被拜都督中外。可是一个月后便因与另一拥立有功大臣“争权”，并赐死。自此又是十四年不设此官。
　　元云与元干：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任城王云“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只提元云为中都坐大官所起折狱作用，[85]而不及都督中外。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皇兴四年(公元470年)蠕蠕犯塞，献文帝亲征，以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元云竟被派出征讨，至于都督中外诸军，保卫京师、宫城的任务，另有殿中尚书吕罗汉与尚书右仆射元目振组成尚书留台承担，与他无干。[86]再看元干。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南讨，诏以司州牧、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据《魏书·李彪传》，“车驾南伐，彪(时为御史中尉)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而不及官位比他们高的都督中外元干。又元干在这期间有不法行为，李彪屏人告戒他：“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李彪口气也不像在向一个总管留守诸军事务的长官讲话。将相隔二十多年的元云与元干事联系起来，可以推定，他们的都督中外很可能只是荣宠。元云平日实际只掌中都坐大官折狱事，中外诸军事务分别总于皇帝；有了战争，中外诸军另有留台尚书兼管，自己则被派出征讨。至于元干之所以拜都督中外，大概是因为孝文帝感到自己连年征讨在外，主要负责留台的李冲、李彪虽然忠诚，毕竟是汉人；对任城王澄又有些顾虑，[87]元干德才虽差，但毕竟是亲弟，给他一个很高荣誉衔，多少过问一些留守事务，是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的。
　　冯诞：乃外戚，“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一生无任何政绩可言，亦无军事才干，只因是文明太后之侄，又与孝文帝私人感情特别好，故多历实际政务很少或完全是虚衔的美官、显官，其都督中外当属此类。
　　元勰：乃孝文帝亲弟，以侍中、司徒身分随驾南伐，途中孝文帝病重，“诏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孤立地看，此处都督中外似乎是一个有实权，总管全部南征军的最高统帅，但联系太和职令和上述北魏故事分析，应该说，还是将它视为虚衔、荣誉衔比较妥当。不然便不好解释为什么一年多以前罢免的赵郡王干，同是都督中外，不但未随军，而且在留守大臣中实权也不大。我推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孝文帝病重，想让元勰“总摄主师”，但名义上他是司徒，是文官，要有个武官头衔方能名正言顺。而按太和第二次职令，可能为了防微杜渐，一、二品官中已无实职武官，因而只能给虚衔。照说，元勰既是司徒，要给便得给一品官中班次在三公前的大司马、大将军才合适；可是当时孝文帝次弟，即元勰之二兄元禧已是太尉，按制度班次在大司马、大将军之后，弟先于兄，也不妥。所以只得以元勰为官位低于司徒，然是武官头衔的都督中外(司徒正一品，都督中外从一品)。也正因这都督中外是为了名义上临时统军方便而设，等打退梁军后，元勰仍以司徒身分出现，都督中外便不提了。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应予考虑，即北魏自宣武帝以后，除末年尔朱荣等五人相继权重自封外，凡皇权强大或能自主之时，都督中外均无生拜，只有死赠[88]。或许这是南朝都督中外频频成为篡位阶梯，忌讳日益加深，带给北朝的影响。
以上表明，无论从太和职令规定，或者从十一个都督中外的材料，以及正常情况下不再生拜的特点分析，都不能排斥兴安元年以后至魏末都督中外的虚衔、荣誉衔的性质与作用。
　　北齐、北周基本沿袭这个制度。
　　在北齐，除废帝末常山王演控制全部军政大权，自封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外，整个一代，因皇权强大或能自主，同样都不设都督中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个极重要武官叫京畿大都督，设立于魏末，[89]具体掌管京师邺城一切军队，约相当于魏晋以来实职的都督中外。所以高欢在东魏自封都督中外等职，居晋阳遥控，另外先后以从弟清河王岳、长子澄为京畿大都督等，在邺城具体把持朝政和军队。这大概是吸取了在这之前因未具体派人控制京师洛阳，魏孝武帝不甘心当傀儡，奋起反抗，西入关中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故《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胡注：“高欢迁魏主于邺而身居晋阳，以其子为京畿大都督，防遏内外……”。其后高欢死，高澄继其位，自封都督中外等，便以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齐废帝末，常山王演控制朝政，篡位前自封都督中外等，便以弟长广王湛为京畿大都督，[90]指导思想全同。这种京畿大都督的设立和存在，便是都督中外进一步脱离实职，变成虚衔、荣誉衔的反映。
　　在北周，也有自己的特点。大约从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到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为止，皇权一直不振。实际上执掌大权，并自封都督中外等职的宇文泰，以及后来的宇文护，开始和尔朱荣、高欢等人手段相同，将直属自己的大量军队，与少量中央禁军区别开来，[91]主要依靠前者稳固整个统治，而中央禁军只是用来控制西魏皇帝的。[92]可是自大统八年(公元542年)起，经过改制，逐渐创立了具有特色的府兵制度，前者被吸收到了府兵当中。于是宇文泰(后来是宇文护)便改变成主要通过紧紧控制住府兵，来稳固统治，操纵朝政。如所周知，府兵的性质是中央军、禁军。[93]所以这时的特点，就组织系统而言，是原来直属宇文泰的大量军队与中央禁军被合而为一。[94]同时相应地领导机构也发生变化。《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95]。在这之前，宇文泰主要通过“大行台”来统率驻扎和征讨在外的、直属自己的军队；[96]在这之后，可能因为作为中央军、禁军的府兵制已经健全，再用北魏以来指挥地方上军队的“大行台”来统率府兵，名义上显然不妥，于是从这年起，取消了大行台，改由都督中外来总管，并设立了办事机构，叫“中外府”(即“都督中外诸军事府”之简称)。《周书·王悦传》记载：本为宇文泰大行台尚书，魏废帝二年，“属改行台为中外府，尚书员废，以仪同领兵还乡里”。这样便使都督中外在声望极高的同时，又拥有了实权。史载中外府配备属官颇多，如长史、司马、参军等，分别掌管中外诸军各项事务。[97]在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之后，此制依然保留，与之并行。公元556年宇文泰死，宇文护执政，估计有一段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矛盾，对他不服气，[98]而未设都督中外，但中外府继续存在，[99]实际上当由宇文护以“辅政”、“大冢宰”的身分掌管。到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宇文护翦除异己成功，正式拜都督中外，名实便又相符合。
　　表面看来，西魏、北周的都督中外又拥有实权，似乎和长期以来都督中外的发展趋势相矛盾，其实前者并非正常情况，而是在西魏、北周条件下，皇权不振，权臣宇文泰、宇文护长期把持朝政的产物。不同的只是：过去之权臣，如东魏之高欢，他在自封大丞相、都督中外、大行台等职提高声望的同时，以大行台(开始是大丞相府)以及京畿大都督为实权机构，总管军队，借以把持朝政，所以都督中外完全是虚衔、荣誉衔。而宇文泰则是由于特殊条件，实行了府兵制，在自加诸荣誉头衔的同时，改为以“中外府”为这种实权机构，因而似乎和都督中外总的发展趋势矛盾。从本质上说，它们都不符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都不能看作一般发展规律，都不是正常官制。正因如此，北周武帝于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杀掉权臣宇文护之后，便立即“罢中外府”[100]，将中外诸军的最高都督权，夺到自己手中，和一般情况下的南朝皇帝相同。而在北周宣帝死，静帝即位年幼，权臣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江山，都督中外(当时叫“都督内外诸军事”)再一次充当篡位阶梯之后，在君主专制制度恢复正常状态的隋代，便被废除了，并且就制度言从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合以上北朝材料，是否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五胡十六国都督中外已开始向虚衔、荣誉衔转化，但往往还是实职武官的话，那么从北魏以后，虽然不是没有机会继续保留实职的性质(如道武帝之时)，终因特殊社会历史条件，鲜卑贵族长期形成的潜在势力极大，如再设立实职的都督中外，新兴的皇权感到威胁太重，加上在南朝它已成为篡位阶梯的影响，而没有成为事实。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官制，都督中外在北朝完成了向虚衔、荣誉衔的转化，而明白地固定在太和职令上。
　　最后，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性质和作用概括如下：
　　在曹魏一代，都督中外是实职武官。如果不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司马氏利用它给篡位作准备这一因素，它的确起了巩固京师地区统治秩序，进而稳定全国政局的作用。
　　大体从西晋开始，它的性质逐渐向虚衔、荣誉衔转化。八王之乱后，特别在东晋，京师中外诸军力量削弱这一客观因素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五胡十六国模仿汉制，都督中外在经历了实职武官，保卫京师，稳定整个政局阶段之后，也呈现同样趋势。南北朝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化：都督中外变为虚衔、荣誉衔，起的主要也是这类性质官吏所起的作用。
　　大概由于作为虚衔、荣誉衔，“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名称又太实，明明白白意味总管中外宿卫诸军，和虚衔、荣誉衔的性质不协调，所以至隋唐，尽管文武散官制度进一步发展，而都督中外却被废除，并且再也没有恢复。[101]
　

（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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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省篇幅，往下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般省称都督中外。
[2]《资治通鉴》卷七十七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州泰下还有徐州刺史胡质。
[3]此事还可参见《晋书·石苞传》、《陈骞传》、《文帝纪》。
[4]二者混用之例又见《晋书·段灼传》。
[5]官品见《通典·职官十八》。
[6]《金石萃编》卷二三《上尊号碑》上，曹真名次排在曹休前，不知何故。但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即位之初迁曹休为大司马，位在大将军曹真前，可见即使“上尊号碑”无误，也大体可断定两人不相上下，因而也没必要在军事上让曹真支配曹休。
[7]以上参《三国志·魏书·曹休传》、《曹真传》、《夏侯尚传》，又《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8]《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9]以下事见《晋书·元帝纪》、《王导传》、《王敦传》。
[10]见《宋书·百官志》。有时“六军”还泛指包括“四军”、“五校”等在内的全部京师军队。
[11]据《晋书·王导传》，咸康元年（公元335年）还曾被任命都督中外，可是《成帝纪》及《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成帝咸康元年这次任命均作“都督征讨诸军事”。当时后赵石虎临江，建康震惧，而有此任命，似作“征讨”是，兹从之。
[12]参《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条。
[13]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
[14]再如《晋书·礼志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效之场”，亦“外军”非地方上军队之强证。
[15]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人的军队数字，史均不载。王基史虽称他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可是不能肯定全部是他原来都督的军队，因为也有可能司马昭临时拨一部分军队给他指挥，所以无法计算。不过据《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诸葛诞传》，他二人作为扬州都督，全统有五、六万至十多万人，则王基作为扬、豫二州都督不会相差很远，假定统七、八万人；石苞是监青州诸军次之，陈骞作为将军，州泰、胡质作为州刺史又次之，加在一起，说一共有二十多万人，似乎是可能的。
[16]如魏帝不在军，司马昭虽可指挥地方上的军队，大概靠的是“承诏”，而不是都督中外的身分。证据是：在这之前司马师征毋丘俭，魏帝虽未在军，但他指挥王基仍通过“诏”，即“承诏”；王基也把这种指示叫“君令”，见《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承诏”一语，见同书《王凌传》。
[17]如越智重明《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一文即持此见解，载《东洋学报》44卷1号。
[18]以上事又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19]《三国志·魏书·傅暇传》注引《博子》“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勉强可属此类，是极特殊情况。
[20]《晋书·石崇传》。
[21]参拙文《关于汉代御史中丞的‘出外’、‘留中’问题》，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4期。
[22]《太平御览·职官三一》引魏王肃“论秘书表”，称秘书“职近日月”，即接近皇帝之意。《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胡注：“秘书省，……在禁中”。《梁书·吕僧珍传》“直秘书省”，“性甚恭慎，当直中，盛暑不敢解衣”。
[23]稍后例如《南史·朱异传》：“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时何敬容为尚书令，在宫城内、禁中外的朝堂理事，故称“外朝”；朱异为侍中兼中书舍人，门下省、中书省俱在禁中，故称“内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胡注不准确。
[24]参《文献通考·兵考二》。
[25]中尉之“中”，应是“中都官”之“中”，而非宫中之中。中尉以保卫中都即京师而得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司隶校尉下师古注：“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
[26]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27]尚书下舍也在宫城内，是尚书入宫值宿、下班后休憩之地，离禁中较远。
[28]《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胡注。
[29]《太平御览》卷七二二；晋武帝命荀勖往东宫观太子，“还，盛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西宫之时也”，即不同幼年居宫城中之时。《晋书·和峤传》“太子朝西宫，峤从入”，即从入宫城。同书《愍怀太子传》：年稍长，“出就东宫”，即出宫城。同书《赵王伦传》：欲篡位，使人“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即早入宫城为帝。同书《齐王冏传》：“大筑第馆，……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即与宫城建筑规格相等。
[30]《晋书·杨皇后传》之“内外隔塞”，即贾后发动政变时之“中外戒严”造成，见同书《杨骏传》，其“内外”、“中外”均指宫内外。
[31]此北军，可能仅指北军中候营，也可能兼包括五校各营。因上引惠帝手诏，命玮“令”淮南等三王屯宫门，而三王除淮南王不详这时居何官外，长沙王是步兵校尉、成都王是越骑校尉，均属北军。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北军中候“掌监五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惠帝手诏要让楚王玮下令给三王的原因。
[32]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
[33]此制东汉已然。如《后汉书·郅恽传》：为洛阳上东门候，汉光武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此夜间城门关闭之证。
[34]城外诸军由司马氏心腹贾充统率即其证，见《晋书·贾充传》。
[35]“四护军”，钱仪吉《补晋兵志》疑为“中护军”之误，何兹全先生已驳之，见《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57页）。魏末城外诸军一直由中护军贾充统率，现在分由四护军统率，是在为下一步改革作准备。
[36]《三国志·魏书·曹爽传》。
[37]中领军、中护军俱掌禁兵，见《读史集》第263页，司马师于正始四年（公元243年）任中护军，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38]《晋书·宣帝纪》、《晋书·景帝纪》。
[39]以上参《晋书·贾充传》、《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及注。
[40]以上参《晋书·羊祜传》、《北堂书钞》卷六四“领军将军”条引王隐《晋书》。
[41]孙吴无都督中外，参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当亦是以宫城为内外界限。同书《姜维传》以卫将军“加督中外军事”，其“中外军”，因无其他材料，无法肯定何所指。
[42]历来批评曹魏王朝对骨肉、宗室刻薄，有些笼统。其实刻薄只限于对曹操直系子孙，至于旁支如曹仁、休、真等则不在此列。
[43]五校乃京师中央军，亦典宿卫，见《读史集》第254页。
[44]据《三国志·魏书·曹真传》，孙资所说文帝召曹真回都时间，只有黄初三年任都督中外这一次最合适。另外，曹真残碑：“将和同生，使少长有序”，杨树达先生以为此证明曹真在文帝、曹植斗争中站在文帝一边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极是。这当是以曹真为首任都督中外之原因。
[45]据《三国志》，只有黄初三年底大举伐吴，曹真也出征南郡，文帝其他外出活动，曹真均不与，当坐镇洛阳。
[46]也可能是明帝与曹真发生矛盾而有意调出的。这从《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上书称“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似可作此推定。但曹真死，明帝诏夸他“内不恃亲戚之宠” (见《三国志·魏书·曹真传》)云云，又与上述推定矛盾。姑以存疑。
[47]《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注引《魏略》。
[48]《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注引《魏书》。
[49]《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末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全是“亲旧肺腑”。
[5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注引《魏略·佞幸》。
[51]《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注引《汉晋春秋》。
[52]《曹爽传》作明帝临终任命，然《明帝纪》不载。此从《晋书·宣帝纪》。如果司马懿之都督中外是明帝临终所拜，西晋官方原始材料决不会搞错。故《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亦从此说。
[53]明帝神智昏聩，已失去主见，受刘放等任意摆弄，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以及《刘放传》。
[54]从两人催促明帝以手诏急忙召回司马懿，便可看出他们真正属意的是司马懿，如果真心拥护曹爽或主要拥护曹爽，便决不会提此建议，至少不必这么急于召回司马懿。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注。
[55]创立都督中外，本为集中兵权，防止“不相为服”，故文帝只用曹真一人。明帝原用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估计心目中也是以他一人为都督中外。用两人，和上引《孙资别传》矛盾。
[56]《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卢弼集解引王懋竑语，他认为二人反目始于正始五年。
[57]明帝本用燕王宇，曹爽取代带偶然性，威望、资历均不够，故需司马懿支持。《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开始“不敢专行”，根本原因当在此。
[58]《晋书·景帝纪》、《文帝纪》。
[59]《晋书·杨骏传》。
[6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三年注引孙盛曰。
[61]《晋书·齐王冏传》：打败赵王伦，“率众入洛，……甲士数十万，……震于京师”。纵有夸张，至少说明当时力量超过中外诸军。
[62]《晋书·河间王颙传》、《东海王越传》。
[63]《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愍帝建兴三年。
[64]参《读史集》第292—293页。
[65]《晋书·王敦传》。
[66]这种微妙关系，可再举一事为证：桓温都督中外后不久，又加录尚书事，“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辞，“诏不许，复征温”。及温遵旨至赭圻(今安徽铜陵市东北，离建康已不远)，“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这说的虽是录尚书事，实际与加都督中外指导思想同，即只给他荣誉，而怕他入京。见《晋书·桓温传》。
[67]《宋书·刘穆之传》。
[68]《晋书·会稽王道子传》：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后辞职，称“乞解中外都督”。是二者即一官之证。
[69]《宋书·百官志》。
[70]《南齐书·明帝纪》、《陈书·宣帝纪》。
[71]除了篡位需要，只有齐末和帝在江陵建西台，起兵讨伐东昏侯时，以萧颖胄为都督中外(此据《梁书·庾域传》，《南齐书·萧颖胄传》但作“都督行留诸军事”)，是个例外。可是这也处于非常情况之下，而且实权也握在萧颖胄手中，等于自封，如他不随即病死，历史如何发展，也不可知。
[72]《梁书·侯景传》
[73]少数族君主主动任命汉人为都督中外，十六国只此一例外。当因王猛在强大氐族贵族势力中，除了忠于苻坚，别无他路。
[74]以上分别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八《前秦录》、卷九十《南凉录》。
[75]以上分别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九《后赵录》、卷七十二《前凉录》。
[76]《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七《后凉录》。
[77]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78]《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79]骠骑本军号，卫王乃封爵，自不用说。兖豫等六州当时都不在道武帝手中，亦无实际意义。至于左丞相，时在战争中，元仪不断被派出率一部分军队攻城略地，当然也谈不上“辅政”。
[80]《魏书·太祖纪》。
[81]《魏书·彭城王勰传》、《尔朱兆传》。
[82]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因无重兵，洛阳随即为尔朱兆自晋阳南下的军队攻破，见《魏书·孝庄帝纪》。其后魏孝武帝不甘心当傀儡，与高欢对立，高欢大军自晋阳南下，孝武帝便只得由洛阳逃入关中，见同书《出帝平阳王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东魏宰相高澄死于京师邺城，弟高洋执政，“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又卷一百六十八天嘉元年胡注：“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文宣(高洋)席之以移魏鼎，宿将劲兵咸在焉”。
[83]《魏书·尔朱荣传》。
[84]以下凡未专门出注者，均见《魏书》本传。
[85]三都大官掌折狱，见严耀中《北魏三都大官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86]《魏书·吕罗汉传》：献文帝出讨蠕蠕，吕罗汉“与右仆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军事”。此处“都督”当是总管之意，并非官拜都督中外。因二人原官与都督中外相差二至三阶(吕罗汉镇西将军，依太和第一职令，位从一品下，上有从一品中、上，离第一品下之都督中外，差三阶；元目振尚书右仆射，从一品中，也差两阶)，不可能无功一下超迁；而且同时任命两个都督中外，北魏也无此先例。当因二人“掌留台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因而分别总管中外诸军，保卫京师。
[87]《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胡注称：元澄极有才干，“孝文外虽容之，内实惮之。”
[88]死赠见《魏书·任城王澄传》、《外戚胡国珍传》。又南朝一例，见《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
[89]《魏书·官氏志》。又参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
[90]以上诸京畿大都督，分别见《北齐书·清河王岳传》、《文襄帝纪》、《文宣帝纪》、《武成帝纪》。
[91]参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92]《周书·宇文导传》：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太祖东征，导入宿卫，拜领军将军、大都督”。及高欢打来，“太祖自弘农引军入关，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记当时宇文泰引兵入关后，因关中兵少，曾“征诸州兵”。合观之，便知宇文导之“入宿卫”，是因宇文泰离开京师而入宫城宿卫，旨在加强对魏文帝控制。后因宇文泰处紧急，方不得已应征，率长安禁旅东会宇文泰于沙丘。
[93]《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6页。
[94]《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谷霁光先生则主张中央军以府兵为主体，此外另有禁军，均属都督中外。参《府兵制度考释》第73页。
[95]大统元年宇文泰已拜都督中外，此处不当再拜都督中外。谷霁光先生以为“为”乃衍字(《府兵制度考释》第71页注［2］)，意即这时连都督中外也一起免去。可是这与此后多处出现都督中外属官的记载矛盾(如《周书·达奚寔传》“魏废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马”等)。《北史·周本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注［21］以为原来三个头衔，今指免去丞相、大行台，止留都督中外。可是表示保留还要再宣布“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此例亦罕见。疑“为……事”下脱一“府”字，或当理解为有一“府”字。即宇文泰自大统元年起一直为都督中外，但无衙门，只是荣宠；现在罢去丞相、大行台后，新设中外府代替大行台机构来处理具体事务，故用“为”字。《周书·王悦传》“改行台为中外府”，亦一侧证。
[96]《周书·晋荡公护传》：“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按永熙三年(公年534年)宇文泰已拜丞相，大统元年又拜大行台。疑开始以相府掌管直属军队，后因长期与北齐打仗在外，便以大行台出面。二者是一套班子，两种称呼。
[97]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9——524页。
[98]《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敬帝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宇文护“名位素卑，虽为(宇文)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
[99]这一时期任中外府官吏者颇多，是其证。参《周书·李昶传》、《叱罗协传》、《萧撝附萧济传》等。
[100]《周书·武帝纪》。
[101]隋唐文武散官之名称都是笼统的，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或骠骑将军、辅国将军等，看不出应掌管哪一部门具体事务，过于实在的名称“都督中外诸军事”自然无法存在于其间。参《通典·职官十六》。不过这是就制度言，至于一时委任，不为永制者，后代仍偶而出现。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后梁均王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吴国“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即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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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6 22:57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好文！我到是挺佩服这些考据派学者的史学功底的，一个官职居然洋洋洒洒写出这麽多文字，还处处引经据典。不过，我到是认为学者应该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在这些小的细节上牵扯过多的精力，恐难成气候。

我非常赞成朱子的历史观：“观史当观大伦理、大机遇、大治乱得失。”做学问要经世致用，文以载道。我佩服的大学者顾祖禹、王夫之、顾言武、黄宗羲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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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6 23:0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过也正是这些考据派的人才能提供详尽的资料让其他人研究大历史事件啊！
各有所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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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6 23:0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大历史已经被无数的历史学家挖掘过了,能得出结论的也搞的差不多了,没得出结论仍然争论不休,反倒是考据派搞点细枝末节的东东能染人有点兴趣.真见功力的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考据的高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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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6 23:33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学术性挺不错，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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