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条件在秦皇汉武时期就被扼杀了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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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1 10:3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原来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条件在秦皇汉武时期就被扼杀了

四、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封建」的定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另一有关键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么是「封建」呢，我们在五四以后所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着重「中国」二字）里末找到明确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本人当年引用这一名词时，他所视为当然的应该是中古欧洲所发生的「封建制」。这种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于）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本无确切之制，亦无确切之名。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家乃把它们取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并且有个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虽然这一封君建国之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伹是「封建」与「feudalism」音既相近，义亦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为那只有二百余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所幸二者音义之间，都能巧合。

　　　　为肯定这个非中非西，更无明确定义的新名词，郭沬若曾用了极大的力量，深入考据，以证明其存在，并把它和奴隶时代的分界线划于春秋战国之间。「封建时代」的下限则被延长到滑末；「半封建社会」则延长到一九四九年。

「中央集权文官制」的形成与特性

　　中国自战国而后直至「解放前夕」两千数百年，是否都应归并于「封建社会」之内呢？

　　「中国传统史学派」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据传统的「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两千年来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种「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种文官制度。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于此亦有同感。他们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所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与「封建制」之别在于，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务员，而封君则是「世袭罔替」的一种私有土地财产的所有者。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后，他们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等等。但是主子们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事务。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采一国两制，「郡」、「国」并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七国乱后，海内王侯之国就徒拥虚名了。自兹而后，这种秦汉模式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竟沿用两千年未变。直至今日国共两党在政府组织上，都还承袭着这一古制。

　　毛泽东有一句诗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诗的含意大体是正确的。只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和国共两党，对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却远不如大清帝国正统的「秦制度」那样完善罢了。

　　从单纯的政府制度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改进，到满清时代，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满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家如平心静气的细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国共两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主要的原因便是历经两千多年慢慢改进出来的制度，不是三言两语的咒骂就可以全盘否定的。要造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一纸大纲或主义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从比较史学上看，这种中央集权文官制亦非中国所独有。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所行的也是这一制度。只是他们历史太浅，始终没有发展到中国制度那样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这儿笔者要加重说明的，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与「封建制」在历史上是两个阶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权文官制」是在历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分别了。

「重商主义」和「轻商主义」

　　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未能——如马克思所想像的——产生个「资本主义」；而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秦制度」来？并且一走两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受无数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综合支配的结果。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总是人。他从个体的食色开始，在团体生活中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活中曾产生过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由重商主义又导引出个「资本主义」来。

　　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这样一件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

「国家强于社会」和「轻商主义」

　　「轻商主义」这个辞汇不是笔者胡乱地造出来标新立异的。它是两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的口号便是「强本抑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抑末」便是「轻商主义」，和做生意的人过不去。

　　商君遭车裂后百余年，秦始皇受了「强本」的实惠而统一了中国。统一之后，他对轻商主义之推行更变本加厉，把天下富户尽迁于咸阳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后，汉承秦制，轻商主义未稍改。至汉武当国，更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国家政策上也正式讲明了要「重农轻商」。汉武死后，国中工商界在大将军霍光翼护之下要求平反，要改变这个传统歧视工商的政策，并搞出个反抗盐鉄专卖的大辩论（内容见《盐鉄论》）。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买卖的还是被镇压。这一压，压了两千年不许翻身。

　　我们读历史的翻书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这些「略输文采」却威震天下的秦皇汉武们，为什么偏要对那些做小买卖的过不去呢？这个答案在比较史学上也可略寻一二。因为主张重农轻商的政治家，并不止于我们秦皇汉武和桑弘羊大夫呢！两千年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民主政治圣人的杰弗逊总统，也是坚持相同主张的。我们试翻《盐铁论》的英译本，以之与杰弗逊和美国资本主义之父的汉密顿对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便发现二者之间所用的字句几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场，也就是杰弗逊总统的立场。虽然桑大夫比较看重国防经济这一面，而杰总统则稍偏于社会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从往古的中国到近代的美国，「重农轻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问题是出在为什么古代中国这政策可一行两千年，而现代的美国杰弗逊试行之，却及身而败——美国史家曾笑杰弗逊，在对汉密顿辩论中「赢了仗，却输了战争」。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宇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不特此也。为着贯撤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传统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史学家试图「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国家强于社会」（以别于西欧、北美传统中之「社会强于国家」）。社会发展，一切听命于国家。国家是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婆；社会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借用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我们也可说社会型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盐铁专卖政策中的致胜之道了。

　　「主观意志」抵销「客观实在」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段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伟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之发展实更为严重。马克思就呈看中这个西欧轻验，认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在唯物主义哲学上是个「客观实在」。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个恶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只有补救于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马氏所看出的社会发展上这个「必然」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便是「国家」管不了社会。如果国家权力强大到上节所述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也就不成其为必然了。

　　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欧，研究范围更未及于中国。他决末想到他们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现的「客观实在」，可以被古代中国里几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观意志」所抵销。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几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刘彻皇帝的一纸横蛮无理的诏书，就可把山雨欲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

　　再者，马克思死后，北美、西欧社会发展的现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也可以修正。劳资可以两利，不一定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总之，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中发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纪一些直线条的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笼罩的。
「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

　　这部国家机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万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万能机器呢？在运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这死角便是迫使中国「落后」的基因。

　　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制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㈠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㈡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㈢摧毁「中产阶段」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

　　对比较社会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或许要问，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岂非「中产阶级」哉？曰：非也。传统大地主者，职业官僚或候补官僚之养老院也。若辈聪明伶俐之儿孙则职业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训青年也。在学青年均为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着重「职业」二字，若辈除做官之外别无谋生之术）之候补。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fety 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才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末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二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碾毙殆尽。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能例外。

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
　　

[ 本帖最后由首席屠宰官于 2006-8-11 10: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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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1 10:50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楼主是个亲西方的人，虽然从满清后期到近代到现代我国的总体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但这些也不是拿国家当改革试验田zf官员推脱责任，还有你们这些写手把责任推到古人头上的理由！那古时候的事情说现在，你还是清醒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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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1 10:5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fycmouse 于 2006-8-11 10:50 发表
楼主是个亲西方的人，虽然从满清后期到近代到现代我国的总体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但这些也不是拿国家当改革试验田zf官员推脱责任，还有你们这些写手把责任推到古人头上的理由！那古时候的事情说现在，你还是清醒一 ...

不是我写的阿

我哪有这水平

这个作者到的确是亲西方的，他在美国住了好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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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1 11: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 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便是个最大的权力金字塔。万岁爷是集全国「管教养卫」之权责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会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国皇帝则是「作之君、作之师」，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权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责任；也行使一切权力。斯之谓「国家强于社会」，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强于国家」，恰是个反面。今试把这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家」和个体「公民」（cit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集权」并不是「极权」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 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亦势所不能。

　　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 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 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

　　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 of 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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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o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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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6-8-11 13:59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看了，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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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6-8-11 16:17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觉得中国的落后原因人祸占了大多数。就拿现在的发展来说，官祸的危害反倒更大。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到发达的水平，多少年了真正有用的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少了，弄虚作假越来越多！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也只能是句空话！这跟西方和老祖宗也没什么关系，最怕的就是部分官员跟写手还在不停的用这些当借口去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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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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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6-8-13 16:1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现在还信什么马克思的东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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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06-8-13 18:3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fycmouse 于 2006-8-11 16:17 发表
我觉得中国的落后原因人祸占了大多数。就拿现在的发展来说，官祸的危害反倒更大。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到发达的水平，多少年了真正有用的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少了，弄虚作假越来越多！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也只能是 ...

如果说和老祖宗和西方没有关系，那么和什么有关系呢？是什么造成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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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c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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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06-8-14 10:4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这个原因就不能说了吧？当官的头脑发热后估计跟什么都没关系！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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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似飞 (神農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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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6-8-14 12:32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楼主完全在说笑。
西方在秦皇时代还是野蛮社会。
照楼主的说法，资本主义在当时也被西方扼杀了。
初始以为楼主还是个人物，现在看来，思想不过如此。不论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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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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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6-8-14 12:3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fycmouse 于 2006-8-14 10:48 发表
这个原因就不能说了吧？当官的头脑发热后估计跟什么都没关系！你说呢？

呵呵。明白你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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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6-8-17 15:27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前面二位朋友是看不懂呢,是没认真看呢?
所作评论颇为可笑.. 签名倒挺有意思的 : )

楼主所转此文确有真实见地!
不是一般的朋友看得懂

[ 本帖最后由不吐不快于 2006-8-17 15: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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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w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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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6-8-17 16:2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以首屠之才，不应该连社会发展史都不懂，此文讽刺之意已缺乏基本常识。写此篇文章之人，已完全暴露其无知！

[ 本帖最后由 xwhero 于 2006-8-17 16: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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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6-8-17 16:36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此文的题目变更一下可能更好，比如：秦汉时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和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此帖的回复看，受中学历史政治教育，认为社会发展史只有一种模式的人还是多数，为封建正名任重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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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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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6-8-17 18:2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赞同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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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6-8-17 23:18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没看完,对封建的那种理解正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东西
不过想不通后面为什么又去讲什么资本主义
我觉得既然已经跳出了封建主义这个框框
又何来的向资本主义过渡
我觉得不能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混为一谈
封建主义,中央集权,资本主义,独裁,民主,这几个概念的范畴应该明了
才能去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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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6-8-18 00:0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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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j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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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6-8-18 13:3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开什么玩笑,富翁老子反而成了儿子贫穷的原因.倒要问问楼主,后世子孙的2000多年是不是都活在狗身上了.怎么还照2000年前的祖宗的想法办事.一点进步创新都没有吗?

西方工业革命是后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不是古人传下来的.

[ 本帖最后由 wjjspring 于 2006-8-18 14: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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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6-8-18 13:4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建议看一下黄仁宇先生的几本书.有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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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06-8-18 16:3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恨地无环 于 2006-8-17 16:36 发表
此文的题目变更一下可能更好，比如：秦汉时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和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此帖的回复看，受中学历史政治教育，认为社会发展史只有一种模式的人还是多数，为封建正名任重道远啊。

现在这个题目似乎更能吸引眼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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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c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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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6-8-19 17:5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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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k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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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6-8-20 22:5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据说唐先生的《书缘与人缘》在查禁之列

楼主可否给一个远流版《晚清七十年》的下载链，有远流版《袁氏当国》就更好了

[ 本帖最后由 Hawk_cn 于 2006-8-21 0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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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6-8-20 23:1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想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就我所学知识是这样认为的，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关联紧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制约的。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我想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秦和汉的时代还没到那地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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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6-8-21 00:3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Hawk_cn 于 2006-8-20 22:50 发表
据说唐先生的《书缘与人缘》在查禁之列

楼主可否给一个远流版《晚清七十年》的下载链，有远流版《袁氏当国》就更好了

google一搜就搜到了

不过是繁体竖排pdf版，看起来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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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2006-8-21 10:2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晚清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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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6-8-22 10:05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封建制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关系.
资本主义属于扩张型的经济,这个跟资源和经济形式有着紧密的关联.
而欧洲的封建制因为长期实力均衡,使得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独大的局面.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货币,被迫向未知领域扩张和使得贸易极其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养成了西方海洋文明的性格.
实力均衡并不仅在中世纪之后出现,希腊的城邦制也长期处于实力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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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6-8-22 19:1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原本俊男 于 2006-8-18 00:02 发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好像不是这样断句的。我记得有两种：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至于楼上这种断法，恕我没见过，有什么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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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2006-8-23 11:04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同意了
观点片面，老是把局部原因当作主体原因来论述。有影响这是肯定的，但不是决定因素。
有些推论真是有点牵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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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发表于 2006-8-23 11:07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片面而有点偏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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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表于 2006-8-23 18:42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恨地无环 于 2006-8-17 16:36 发表
此文的题目变更一下可能更好，比如：秦汉时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和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此帖的回复看，受中学历史政治教育，认为社会发展史只有一种模式的人还是多数，为封建正名任重道远啊。

我到觉得不是秦汉，而是更晚的隋唐时代。实际上汉代和西方的罗马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依然是以大一统的旧式帝国的方式而存在的，维系着广袤的疆土和多元的民族。汉代创建的这个大帝国也经历了罗马帝国一样的民运——因为蛮族入侵而分崩离析，这就是五胡乱华。但从这里，东西方世界就开始分野了，西方世界从此再未取得统一，形成了封建制的诸国（虽然罗马帝国的框架还存在，但已经名存实亡），而这种分裂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而为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条件。而中国恰恰在隋唐又经历了一次旧帝国的复兴，国家重归统一，从那以后虽然有多次分裂和南北对峙，但是大帝国的统一梦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汉族王朝，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不把统一作为自身的天赋使命。而这就阻碍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近代化的转型，因此最终也就走上了和西方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作为东罗马帝国自命的继承人，俄罗斯也一直是以旧帝国的方式而存在，而这种旧帝国的广大疆域和多元文化的冲突也一直制约俄国的发展，本来到了一战的时候，俄国这种旧帝国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应当发生解体，但由于布尔什维克运动这种基督教式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旧帝国又强行多维持了70多年，现在俄国旧帝国轰然破裂，俄罗斯民族的自身负担大大减轻，但是旧帝国的阴影难消，帝国梦依然很有市场，所以只怕还要反复很久。

中国在清末虽然也经历了类似俄国的经历，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蒙古等），但中国帝国历史更加悠久，帝国梦更加沉迷，再加上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此外还有中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汉族又占绝大多数的特殊民族构成），因此中国的旧帝国形式依然得到了维持，直到现在。

现在看，西方各国虽然有重新统一的趋势，但是毕竟经历了民族国家这个阶段，而中国没有，那么中国能否不经历民族国家这关，而直接完成现代化转型，倒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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