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神，袁崇焕之失（转贴）
最近一直在看各种关于明朝末年历史的书籍和资料，甚至网上一些高手的文字，得益非欠，看崇祯朝的历史，有一个人不能不说，那就是袁崇焕。我想综合各种资料，和网上高手论战的文字来说说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绝对不是原创，算是自己学习那段历史的一个心得。
在我看来袁崇焕是一个爱国的军人，但是也是一个有着严重失误的军人，甚至极端点说崇祯杀袁并没有冤枉他。
先看《明史》里记载的袁崇焕的罪名；“擅主和议 专戮大帅”，可是《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条目下有“癸亥 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 处以殊死 上御煖阁 辅臣成基命等入对 久之 出御平台 文武诸臣俱入 谕曰 袁崇焕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 市粟谋款不战 散遣援兵 潜移喇嘛僧入城 卿等已知之 自当依律正法 今特流其妻子 兄弟 馀不问 辅臣顿首谢 崇焕 藤县人 万历己未进士 素以韬略自诩 迨督师出镇辽东 其入援时 三日五赐金 币宣劳 亲为饮至 而迁延不战 至擅杀毛文龙 朝议纷纷 以致杀身”字样。
而《崇祯长编》更是明确指出袁的罪状：
“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这就叫人奇怪了，怎么不一样。
而结合三本书背景，可以说《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可信度很高，也就是说崇祯杀袁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官方公布的认为杀袁宠焕的理由应该是“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 市粟谋款不战 散遣援兵 潜移喇嘛僧入城”。
我们可以把这些罪名，分开来一个个看，看看到底这些罪名能否成立。
首先看“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这八个字能否成立（论袁崇焕辽东失误一览）：
说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时明朝财政状况，在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可纵然是如此，在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数字来源：《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甚至〈明史记事本末〉里还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而黄仁宇也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其后才是政治崩溃，由此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其实别说军队，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详参见〈万历十五年〉）因此尽管明朝政府拖欠军饷是很恶劣的行为，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个时期，这又是无可奈何的很正常的现象。理由很简单：朝廷没那么多钱。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依然全力支持袁崇焕，辽东军饷几乎是悉数拨给，在袁之前,辽东的军事预算是一百六十万,由于袁的请求,辽饷增至二百八十万,多了整整一百二十万.（崇祯元年，辽饷为6831133两；崇祯元年至二年，国家的正常赋税是二百五十万，辽饷是6831133两，朝庭的亏空是一百五十万。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内孥可支配，崇祯元年从内孥抽调了差不多一百万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崇祯二年则缺具体数字。《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226页，《熹宗实录》卷十七卷二十九卷四十二；《明史》卷七十八；《崇祯长编》卷三十八；毕自严所写《度支奏议》新饷司六。）请注意，这还是在崇祯减免赋税，削减开支，与民休息的政策的前提下。
也许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给军队发薪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崇祯朝朝野每一个人看来，这是皇恩浩荡，是崇祯给予了袁崇焕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要知道即使是宣、大这样的重镇士兵的薪水也是照样欠着的。
可是袁崇焕回报给崇祯的是什么呢？“五年平辽”，平成后金骑兵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只是崇祯二年的事情。
崇祯与他的哥哥天启皇帝，爷爷万历皇帝相比，对辽东最关注，政策也最倾斜，给辽东诸军的待遇也最好，可是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万历、天启朝即使拖欠饷银，权阉当道时女真人都没有杀到北京城下，可是惟独就在他这个最支持、最看重辽东的皇帝治下，满人打倒了北京。那年，他18岁。他为什么没有理由怨恨，恼怒袁崇焕？袁崇焕真的没有一点责任？
任谁都知道，辽东明朝军队军力不如后金，要想打败后金必须联合朝鲜、蒙古。而当女真人在皇太极的率领下，于天启七年攻击朝鲜时，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却为皇太极的议和所迷惑，这从他给朝廷的奏折可以看出：袁一方面说满人似真有输款厌战之意，可乘其不备起兵攻之；一方面又说满人将三路攻锦州，他将严阵以待。到了事后，袁又说早就知道满人会攻朝鲜的了。（《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还之。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黄泥洼；一往红罗山。我兵固守如铁桶，而以精骑为奇游，备贼败归截击……卷三三, 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随奉明旨云云,该臣看得夷兵东犯朝鲜,臣久已知之.）
朝鲜衰弱,加之内乱初息，自然无法抵挡满人的狂攻,只得向大明求救。此刻，纵然是反应迟钝的朝庭也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熹宗实录》卷八十二。天启七年四月塘报。《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七年三月）
可是这个时候，袁宠焕的绥靖毛病犯了，当然在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点。他并不想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庭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辨：“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事实上，在当时满人的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八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也只不过十余万，长期与满打交道的袁因何会不知？皇太极以八万攻朝鲜，再加上分驻各地的满兵，守沈阳的兵力确是不多；而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也不过三百余里，何来深入？迫于朝庭压力，拖延甚久的袁终于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五百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九百”，合兵九千，“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带停滞在三岔河，也不知道干什么，从此西线无战事，直至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结束。事后，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七万，却只派出区区九千，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之意非常明显。（《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巡抚辽东袁崇焕疏奏《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三，天启七年三月塘报，登莱巡抚李嵩奏言：正月十四，奴兵八万余众犯抢。《两朝从信录》卷三三，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臣已发水营都司徐永曾先出，张斌良继之，汪翥劲后，各舟二十只，兵士合五百人。……《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而且从八旗构成看，后金为攻打朝鲜倾巢而出也是可信的。
满清的兵力情况：
八旗制度本以五五制为基础的，但后来满人人口增多，打破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的建制，但甲喇仍是由五牛录为建制。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
二， 蒙军八旗：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蒙军八旗的组成为：
1， 正黄旗，旗主阿岱，兵力1356人；
2， 镶黄旗，旗主达赖，兵力1425人；
3， 正红旗，旗主恩格图，兵力800人；
4， 镶红旗，旗主布亦岱（额附），兵力为1016人；
5， 正白旗，旗主伊拜，兵力8090人；
6， 镶白旗，旗主苏纳（额附），兵力960人；
7， 正蓝旗，旗主武赖，兵力860人。
8， 镶蓝旗，旗主瑚什布，兵力913人。
合计：15420人。
在丁卯年，满人的正规兵力只能是比上述数字更少。
这次的朝鲜战事将袁在战略上的短视表露无疑，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笔，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注:虏指蒙古人;奴指满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议和自崇焕起，甚至将议和视为袁崇焕战略上高瞻远瞩的英明决定。这其实很荒谬，表面上看来--尽管皇太极极尽谦恭之词---而实际上却是笑里藏刀暗伏杀机，和平—并不是野心勃勃的皇太极所渴求的。我很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现在居然还有人信？！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行动上说--皇太极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大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刀口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在皇太极看来只是可供利用的棋子---缓兵之计!袁崇焕此时也做了一件比较天真的事，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很可惜，皇太极并不领令。
袁崇焕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满人的议和—袁并没有全信—或是说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里—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才是当务之急!他也想趁满兵无法东顾之机抓紧时间修缮锦义凌松诸城，这才是袁所希望的。无论袁持何种想法---只着眼于一地利益而忽视大局发展----甚至故意拖延而不肯出兵---这种战略上的短视---是建立在损害国家利益之上的---最终的后果是--朝鲜被征服了---大明的对满人的经济封锁破产了。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得反驳，正是袁及时地修缮好了锦宁防线，才有可能取得后来锦宁之战的胜利---这又是袁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的体现之一。表面确是如此,可是，长远考虑一下，若非朝鲜被征服，满人获得了大量的粮食财富，因长期征战造致经济凋零供应匮乏的状况得到改善，并使朝鲜在以后都成了满人的后勤粮仓，那么，正物资缺匮的满人又用什么来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作战？正处于大饥荒的满人还能有什么手段摆脱困境？若袁肯早出兵，皇太极又用什么来进行两线作战？皇太极进行了一次赌博，他把所有的家底都押在了西线—急于解决的饥荒和日益缺乏的军粮迫使他这样做，这一把他押中了。可以这么说--袁崇焕的绥靖和短视促使了皇太极的成功。（以上摘录于疯行烈〈对袁崇焕的质疑II〉原帖见春秋战国网站）
这当然不能作为崇祯杀袁宠焕的理由，毕竟是天启年间的事情，可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崇焕作为重镇统帅是有严重失误和不足的。
现在回过头说袁崇焕托付不效，首先看崇祯二年皇太极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两千人的小规模偷袭，而是十万大军有详细计划的南侵。作为防守后金第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蓟辽督师袁崇焕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吗？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另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宁远一带居然有这么多满人的谍哨……）
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
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 —《明史记事本末》。（说句题外话，虽然这些我都是在网上找来的，可是《明史记事本末》我确实也找来看过，看过原书更是感叹，后金要入侵的消息连辽东士绅都知道了，可奈何袁督师却不相信）
由此可见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后金准备南下，而是知道了却不相信。这先不说，作为对敌最前线，袁崇焕即使是不相信后金入侵，至少也该派出斥候吧？难道派出一些斥候就会使得辽东难以运转吗？会比袁筑城还花钱？
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法从任何一本记载那个时期历史的书籍资料中找到袁崇焕派出斥候的记录
而对于远在北京的朝廷来说，后金正面就是辽东锦宁防线，而西面是察哈尔蒙古的古刺慎部,这是个亲明的部落,与袁的关系也非常的好,袁在崇祯二年初甚至还为其上奏请封。后金南下,是不可能瞒得过这个部落的,而这个亲明的部落虽说是末必肯为大明出力,但通风报信的事还是会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袁居然让十万人从容的南下，这让朝廷上下怎么看袁崇焕？崇祯说袁崇焕“付托不效”有错吗？
当然有一种声音认为后金南下并不是通过辽东，而是绕道攻破蓟镇，甚至袁本人还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加强蓟镇的守备。
先不说袁崇焕的头衔就是蓟辽督师，我们来看看袁崇焕到底能不能管蓟镇：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折有其中的内容:“……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称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减去……“这是关于栽减亢员的奏折，都是藓镇境内的，袁根据永平右布政郑国昌的报告而上奏朝庭减亢员的，这说明了袁对蓟镇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或者说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在管理蓟镇上权利是有重叠，可是结合袁的地位和受宠信的程度，没有任何理由说袁根本管不到蓟镇。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摘录〈袁崇焕评传〉
这封奏折一直是为袁辩护的铁证，可是谁又知道袁奏折的核心内容是要举荐部下林远为总兵官。之前袁已请奏祖大寿为锦州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并应袁的要求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如今袁还要再加多个蓟镇里的总兵，这就意味着畿辅尽在袁一个人的掌握之下，这样过分的请求谁敢答应他？别说崇祯皇帝，就是现代社会，国防部长这样安排人手，国家主席肯与不肯也还是未知数。
结合上面辽东关于后金入侵消息袁不相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袁实际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远为总兵官，而所谓“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不过是袁为达到目的的托词而已。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蒙古人、自己人关于后金南侵的报告袁不相信。
辽东是袁的防区，蓟镇也是他的半个防区。满人饶过辽东，辽东西面又是亲明且和袁关系很好的古刺慎部，攻破蓟镇，崇祯罪袁托付不效有错吗？
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
鉴于铁血有些网友历史知识有欠缺，所以在分析袁这两项罪名时我还是先把这两段罪名解释解释，简单说就是资敌，擅杀大将。而这两项罪名无论在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够的上斩首了。
先说以市米则资盗：
在说这个罪名的时候，然则我又要解释两个在明朝时的常识，在明朝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罢，向朝廷要饷要粮都是分开呈奏的。要饷就是要饷，要粮就是要粮，绝无可能要一样，而两样皆至的道理。因此辽东欠饷不等于辽东欠粮。
第二个常识，由于明朝人不可能去蒙古清查户口，因此明朝人在记载蒙古人数的时候都是以丁来计算（也就是成年男子），妇孺是不计算在内的。
说了这么多，说到正题，袁到底有没有以以市米则资盗（后金），从我掌握的资料看，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有！甚至可以说后金南侵的军粮是袁提供的。尽管这不是袁主观意愿，但确是客观事实。
我们来看文献资料是怎么记载的：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另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宁远一带居然有这么多满人的谍哨……）
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
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 —《明史记事本末》。
我想这些资料足够说明问题了吧？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束不的部不满万人（应该是成年男丁），可是在宁远边市内就有2000人，外面有6、7000人，甚至在边市内的2000蒙古人里有四百满人。（请注意，根据明朝人的记载习惯，这些人都是成年男子），束不的部可以说倾巢而出的来买米，甚至队伍里还有满人。他为谁买米？不言自明。而束不的部降清，可以说天下皆知，甚至连辽东的士绅都知道：……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明史记事本末》）
而谈迁（《国榷》作者）就此事说道：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诱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明确无误的指出袁卖的就是大米！
而为什么束不的要为后金“积谷”呢？我们来看文献记载：《清史稿 太宗本纪》：“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而被后金征服的朝鲜自身也陷入了灾荒，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后金也只得区区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
不管是稳定国内还是为南侵筹集粮草，皇太极必须多方面购买粮食，而辽东袁督师手上有多少粮食呢？我们再来看资料：
《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六月的袁奏折内容曾说道：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之辽人为兵，明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屯种，三年积粮十余万石。
月饷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亏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两朝从信录》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奏言。
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户部尚书王家贞亦说道：“北直隶籴价辽米辽豆”（《今史》）。崇祯二年袁说有粮食“贮十万石待支”。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来，辽东，或者说袁督师他不缺粮，粮食多的很，他缺什么？银子，马匹！那么他学毛文龙和蒙古人做做买卖，换点银子、马匹、貂参，顺便笼络一下蒙古人是完全可能的，换我也这么干。尽管他杀毛文龙其中一个罪名就是说毛擅自和蒙古人交易。
当然，袁确实上报朝廷的，可是崇祯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他，反而严厉指责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然而在袁的坚持下，崇祯妥协了，他改变了主意，可是他也把话说的很明白：“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这话说的很直白，简单点说就是：你要救济也好，做买卖换银子、马匹也好，可以，但是如果粮食、布匹这些物资一旦落入后金手上，这责任就是你自己的！我就要治你的罪，你可别喊冤。
因此“以市米则资盗”这条罪名袁督师是跑不了的，尽管这确实不是他主观意愿，可是毕竟他造成了客观事实，且崇祯并不是以结果推过程来给袁套这个罪名，而是之前就明明白白告诉了袁：“你一定要这么干可以，出了事全算你的。”
而资敌这个罪名，往严重点说，就这一条按照大明律历，可以灭袁三族了。
附件：袁与朝廷就开市公文来往原文
《明清史料》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崇祯二年三月
郎中方孔照抄出。
（感谢疯行烈网友，原文全部是疯行烈网友手打输入，最初来源见春秋战国网站）
文龙功罪
大明天启元年五月,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反攻满人，“遣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余名，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许其便宜行事。”（1）毛文龙率部自三岔河至猪岛禽岛长山石城色利等地安抚辽民，发展势力，并驱逐满人势力。此时，辽东诸生王一宁建议毛文龙向朝鲜求助，其商复辽之计。在得到朝鲜国王的充诺后，毛文龙与王一宁至朝鲜弥串堡打探军情，得知镇江守将佟养真遣兵外出，城中守备空虚。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2），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是为镇江大捷。
镇江大捷，全辽震动，宽甸险山等城相继而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3），“归顺之民绳绳而来”（4），“日赴老携幼至者百余人”（5）。毛文龙因为升为参将，驻守义州镇江。
努尔哈赤得报镇江失守，大为震怒，令阿敏皇太极率军征伐。毛文龙见“军势寡弱，人心颇摇，”（6）绝无法与满兵对抗，只得率众退守义州。满人屯兵边境，对朝鲜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求朝鲜交出毛文龙与陈良策二人。朝鲜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7）大明也同意了朝鲜的提议，认为毛入守海岛，大明则可以保持“此有用之众”（8）。大明天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军入驻皮岛，这便是以后东江军镇的由来。
皮岛位于大明朝鲜满金之间，根据《明通鉴》记载：“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地广衍，有险可恃”。皮岛“南可屏蔽登莱，东可联系朝鲜，北可攻冲辽沈，为平辽扼要区也！”（9）
毛文龙据皮岛不停侵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满金,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在各种各样的史书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录多不胜数。
出于利用毛文龙对抗与牵制满金的目的，朝鲜亦对毛文龙大加扶持。在义州安州黄州一带划出大量闲田，使其军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输送粮草，解其十万军民生计；提供武器装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朝鲜的大力支援下，毛文龙军势大增，拥兵十余万，并趁努尔哈赤专注用兵于西线之时，不停地由东线侵袭辽东半岛，先后收复了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满浦三山等十余座城池，使满金的东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后方无法得到安稳，很多满金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由此可见，东江毛文龙已成为了满金的“腹心之大患！”（10）天启四年十二月,毛文龙亦因功升至左都督平辽将军，领天子剑代帝守边。
现在的历史,由于褒袁贬毛的缘故,把毛文龙说得丑陋不堪,简直就是不足一提的无能将领,可试想一下,若毛文龙真的那么无能,真的屡战屡败,又怎么能收复得了大片的失土?
大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死,四子皇太极继位.他上台后分析后金形势时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是东江,只因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动静言语霎间便知,可恨,可恨!”(11)此时后金被大明,蒙古,朝鲜成弧形包围,皇太极为了摆脱战略上的困境,调整了对大明策略,“吩咐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12).皇太极明里遣使与袁崇焕和谈,暗里将矛头指向东江,准备攻打毛文龙,以解后顾之忧.
大明天启七年,一月八日,皇太极令大贝勒阿敏为帅,统济尔哈朗,阿齐格,岳托,硕托诸将,合兵八万,东征毛文龙.皇太极面授方略:”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13)可见此次东征首为毛文龙,次为朝鲜.“丁卯之役”由此拉开。
阿敏兵分两路,令济尔哈朗率军五万攻铁山,自带三万余骑兵攻义州.一月十三日,在朝鲜降将姜弘立引路下偷渡过鸭绿江,再遣朝鲜降将韩润等人化壮潜入义州.十四日,满军急攻义州,韩润为内应,城中大乱,义州陷,义州原来朝鲜军二万,大明屯田军一万,悉数被屠.
毛文龙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冬天都到皮岛避寒，袁崇焕亦说道：“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14）当济尔哈朗率满军攻来之时，铁山旋即陷失。但毛文龙军主力并无多大损失，“奴兵东袭,毛帅兵力未损.”（15）。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之时却又说道：“铁山之败，丧师无数”。这两份奏折可真谓矛盾之极，让人晒笑！这里有一点特别要指出的是，自铁山失守，毛文龙家族三百二十七人在右屯营全部被满军所杀。
朝鲜战事日益恶化，明庭见情势紧急，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涨,非吾利.”(16)于是 “上令文龙相机战守,”（17）毛文龙新败之余，仍冒死四处入袭辽东半岛，分别于瓶山昌城等地均取得了胜利，特别是瓶山之战，就连满金也承认损失达数百之众，当然，毛文龙自己说是杀敌数千，孰真孰假那就见仁见智了。
毛文龙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再度收复了铁山昌城长山等地，但没法改变辽东满强明弱的局面。满金亦无法改变得了两线作战的局面.毛文龙据皮岛,掣胁辽东,满人压力极大,不得不在义州-铁山-复州一线布下万余重兵.但辽东三面为海,防不胜防，令皇太极忌惮不已。但满金并无水军，也只得无何奈何。
毛文龙受命于危难之时，到职后积极进取，不遗余力，以海岛为根基全面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筹措兵饷粮草，招集流民，安抚百姓，收复失地，联系朝鲜，牵制满金。以二百之众发展至拥兵十余万，势力极盛之时据有十余城。虽有铁山之失，但军力兵力俱不如人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体谅的。困据于海岛的东江军并没有放弃对满金的进袭，自崇祯元年至二年，较大规模的便有三次，其中在崇祯元年十月，毛文龙更策反了满金金复二州守备刘爱塔，这是自满人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毛文龙的东江镇在明满战争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巡视过东江军务的姜曰广是这样说道的：“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17）无独有偶，袁崇焕亦这样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18）顺便说一些题外话，当两年后袁杀毛之时，袁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于时便有人翻出了袁的这一份奏折，真可谓前后矛盾之极！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当时的兵部尚书王在晋便评论道：“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19）
由当时姜曰广和袁崇焕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文龙最大的作用便是牵制。《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天启皇帝在渝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如果说袁是负责在正面抵御满金的话,毛就是专门在敌后打游击战的。满金一旦西攻锦宁,毛文龙即自海路奔袭辽阳,锦宁之战便是如此。论功绩，毛比不上袁，但毛在辽东半岛的牵制作用是很明显的，为了防范东江，兵力不足的满金被迫在金复盖海等地布下万余精兵。
袁崇焕与毛文龙素有积怨，这是人尽皆知之事，就连满金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清史稿-太宗本纪》中便说道：“崇焕素弗善毛文龙”。自崇祯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帅，毛文龙的处境便日益艰难。
明末的党争是空前惨烈的，言官的攻讧更是无处不在，很不幸的是，毛文龙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他与阉党靠得太近了，后来为报王化贞的知遇之恩一再上书说项，更招清流所忌。那些无耻的言官，对毛文龙的弹劾更是从没间断过。毛文龙真的糜饷无数吗？袁崇焕杀毛之时就说道：“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20）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打个比方说：我连电脑都不会，你却说我是个黑客！
因为谁也不相信东江有十多万军队,那些苦寒的海岛那里会有那么多士卒的哪!?!包括袁在内—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相信！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毛文龙一点也没吹牛，他真的有那么多的士兵！毛文龙的东江军大多数都是从河东难民改编，虽然数量庞大，但真正可战之兵只得四五万，其余的都是些屯田军，说白了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没有半分战斗力可言。这些屯田军主要分布在朝鲜，如义州安州黄州等地耕种朝鲜划出的军田。对于收容这十几万难民，毛文龙也是迫不得已之事，这些辽东百姓不愿做满金的奴隶离开故土，又身无长物，若不收留他们，恐怕大部分都得饿死异国。把他们编入军队，他们就能耕种朝鲜人划出来的军田，就能有口饭吃，毛文龙他容易吗？那些文人骚客，那些朝庭高官，他们看得到这一切吗？难道那些宁可流离失所也不愿做奴才的大明百姓不值得救济吗？
亲自巡视过东江军力的给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他们也说东江有兵十六万。（21）可以肯定地说，姜曰广是很清楚这其中的缘故的，毛文龙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士兵的，但为了那些可怜的难民，十六万是最低的数字了！
十六万军队，每年一百二十万两军饷，（22）这已经是很低的了，实际上最后能到毛文龙之手的只得四十万！跟袁崇焕那四百八十万两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没人相信毛真的有那么多军队，再加上朝庭常常拖欠军饷文龙亦常催饷，“朝臣多疑而厌之”（22）。为了彻底查清楚东江有兵多少，崇祯元年四月初四，崇祯派内臣黄中色至东江核查兵数，单单皮岛一地，“逐名点查壮实堪战者三万六千余名”，“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旅顺诸地，”“各地精壮兵丁者合计十五万余！”（23）可后来袁崇焕死活不肯相信，坚持按二万八千人的编制发军饷，十多万士卒，二万八人的军饷，你叫东江怎么活？！最为讽刺的是，后来袁杀毛之后自己清点东江士卒，也承认东江兵远不止二万八！
朝廷中也有一些大臣以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于自己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满。崇祯皇帝对他劝慰有加：“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皇上，认为这是把皮岛一地兵员作为他辖境诸岛兵员总数，太过于昧良心。崇祯皇帝也不同意户部这种做法，在给毛文龙的批复中说，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皇帝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口实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军饷外，还从经商收入中每月拿出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因此崇祯皇帝所说“准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却不如此看问题。袁崇焕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在离京前，他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事宜时，并不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所采取的的基本态度又是非常冷酷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首先在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中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必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无疑给毛文龙致命一击
崇祯元年十月，朝庭欠东江军饷达四十四万之多！后来虽有部分粮饷解至，但仍欠军饷二十万两。到了崇祯二年三月，军饷转至宁远转发，军粮每年应“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飘没。”军粮只得七成，军饷更没一两解至！士卒“士皆菜色，马匹甲胃器械全无！” 《明史记事本末》有这么一句话：“朝庭大臣视东江为赘囗，屡断饷道！”真是闻者惊心，这个大臣到底是谁？再加之登州禁海，交通贸易往来断绝，东江军士悲愤地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
“拦喉切我一刀”，道出了毛文龙对袁崇焕的看法。崇祯皇帝对此没有表态，他有他的难处。毫无疑问，他是信任毛文龙的，他甚至连毛的天子剑也没有收回。因为他已任命袁崇焕为督师时，已经授予他尚方宝剑，可以全权处置蓟辽及登莱天津一切事宜，当然包括东江在内。在崇祯眼中，毛文龙是一只牵制袁崇焕的棋子，二者的矛盾肯定是有的。毛文龙见皇上没有表态，再上一疏，倾诉他孤撑海外的苦衷：责臣虚冒军饷，是朝臣终于未明，而使臣心终于不白。并非臣冒领军饷贪图金钱，只不过力图恢复辽土。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毛文龙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祸变，所以对皇上慨乎言之：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这是他对袁崇焕此番督师的总体评价。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看来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因为毛文龙讲此话时已经离死期不远。事实就是如此。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为何不调动一切力量一致对外，而要同室操戈呢?崇祯皇帝只好充当和事佬，因为他已经承诺只要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大计，一切可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加掣肘，所以他只得淡淡地答复毛文龙：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这位皇帝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就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在杀毛之后沾沾自喜的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可见衰崇焕要杀毛文龙早已成为定局，他先前所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前半句不过是一个幌子。“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才是袁崇焕所追求的。
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而且督师的官衔和权力也使他处于主动地位，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让毛文龙来钻。为了麻痹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为何不在宁远自己的地盘将毛文龙擒杀?那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他决定深入海岛，到穴中擒虎，文龙死矣！！！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先改贡道，再禁海路，后断饷道，以发粮饷为名招毛文龙于双岛而杀之，英明神武的袁大督帅哪，为杀毛文龙一人而置东江十数万军民于绝境，你的心也太狠了！！！明末吴国华就愤恨地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政治……让人不寒而怵！
袁所罗织的十二条罪名，即使袁崇焕所说全是事实，这十—二条中也只有二三条够得上称为罪状，其余各条大多为官场和军队的通病，并非毛文龙所独有，如果以此定“当斩之罪”，那么当斩的官僚、将领多得很，何必非斩毛文龙不可?况且毛文龙毕竟有牵制后金(清)军队的功劳，又屡次收复失地，为国立下过大功，如此罪名，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最让人搞笑的是，为了证明东江军有劫掠的罪行,竟连九百两的案子也翻出来大书特书！真让人苦笑不已，要杀便杀，何必如此糟蹋人！
一代枭雄威震辽东的毛文龙，没有死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手下，而死在督师钦差的尚方宝剑之下，对于毛文龙而言是悲剧的结局，对于袁崇焕而言是悲剧的开端。
崇祯皇帝获悉此事后，大为震惊，考虑到毛文龙既然已死，目前正要倚重袁崇焕收复辽东.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支持袁崇焕，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这一事件的处置，对于崇祯皇帝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由他全权处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处决毛文龙自然难以问罪。他只要求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但是君臣之间的猜忌与隔阂却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此之前，袁已请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并以亲信手下分任各地总兵，再杀了岛帅毛文龙，袁崇焕已成了在辽东毫无节制的“辽东王”独专一方军政，这对于皇帝来说，正是疑虑的所在。再说，按明制，即使是拥有有尚方宝剑的大臣，未经奉诏是不能斩决总兵以上官员的，而毛文龙却是左都督平辽将军。袁之杀毛，是不合法的娇制擅杀，假传圣旨即为欺君之罪，崇祯一旦翻脸，袁崇焕就死罪难逃的了。
对于袁崇焕个人而言，杀毛文龙大错特错，于己于国都无好处。
于己，他在杀毛文龙时曾发誓：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持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是恢复辽东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观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一语成谶 ，不幸而被言中，袁崇焕果然比毛文龙死得更惨！
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袁氏)杀岛帅(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于国，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内部窝里斗的结果，使皇太极发兵南下没有了后顾之忧，不费一兵一卒而坐收渔翁之利。毛文龙所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并非夸张之词。夏允彝《幸存录》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止的：“(毛)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按：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但是从全局看，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清)是一大威慑力量，是他们南下进关骚扰的后顾主忧，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对此，袁崇焕也不否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
尽管皇帝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不予追究，但是朝廷有关方面官员还是进行了批评。
《明清史料》所收的两个题本最能说明问题。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说：毛文龙所控制的旅顺附近的金复海盖四州，实为要地，与宁远可以呼吸相通，倘驻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声势，战时可以探虎穴。兵科给事中宋呜梧也说：兵法讲究犄角以牵制，多方以误之，当后金全师出击时，如能分疲其势，就能使其攻捣徒劳。如能掌控复州盖州以及东江一带，以窥辽沈，尤为全策。都旁敲侧击地肯定了毛文龙及其辖地在牵制后金(清)军队方面的战略作用！
正因为如此，后金(清)方面早就把毛文龙视力眼中钉，对他软硬兼施，但征讨与招降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后发生的“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清)就可以肆尢忌惮地长驱南下，足以令人反省。
当时的一些官员已经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联系。候补科阮震亨在传闻毛文龙部将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惊忧：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为明朝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以岛兵告变，指责袁崇焕假公济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派去安抚。但为时已晚，在毛文龙身死半年后,东江内乱爆发，袁所下派东江的将官给愤恨的东江士卒杀了个干干净净，几乎整个东江军镇都脱离了明朝的控制。当崇祯好不容易平消这一切之时,他绝望地发现还有一场山东之乱等着他……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武装。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不像袁崇焕所说只会冒饷不会打仗。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杀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不杀毛文龙又何来的东江内乱？没有东江内乱又那有山东之乱？英明神武的袁大督帅哪，你捅的漏子可真够大的了！
从不救朝鲜一事上可以看出袁在战略上的短视，而擅杀岛帅则暴露了袁崇焕对大局的把握不足的缺陷，没有什么大局观，对于一方统帅来说，这是致命的！
上贴: 疯行烈 发布日期: 2005-4-04
续上贴:
（1）（2）（3）（5）（6）《明事记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五
（7）《李朝实录》3164页
（8）《石匮遗书后集》卷十
（9）《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一
（10）《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11）《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六
（12）朝鲜〈李朝实录〉八
（13）〈清太宗实录〉卷二
（1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谨题当道诸名公：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
（15）（17）〈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
（16）《熹宗实录》卷八十二 天启七年三月
（17）《永历实录》姜曰广列传：
天启六年，充册封正使，偕给事中王梦尹，封朝鲜国王。奉别旨，便阅海上情形，按毛文龙功次虚实。曰广询鲜人，核海师。备得要领。使还，上言：“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朝廷知文龙以用文龙，则不致失文龙而莫尽其能，亦不致孤倚文龙，以困而覆之矣。”疏入，报闻。然朝廷终不能以此待文龙；后卒如曰广言，以致于败。
（18）《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
《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19）《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20）《明史》袁崇焕列传。
（21）《明史记事本末》毛帅东江：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报十六万。
（22）《明史记事本末》毛帅东江
（2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
补充参考：与之相关的奏折公文。
《明清史料》蓟辽督帅袁崇焕题本（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覆讫存案行旨讫兵部呈于兵科抄出）
钦命出镇行边督帅兵部尚书谨题为恭报岛帅逆形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谨席囗待罪，仰听圣裁事：
臣匪才，谬叨皇上重寄，矢志平辽，已有成画。如东江掎角，兵法必籍，业经入告。而总兵毛文龙据海自恣，种种不法，流传参劾。明知之而无可奈何。臣昨年过都下时，九卿诸臣莫不以此为虑。臣曰：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
臣自到任后，即收拾关宁兵马，未顾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望其改也。至关宁之营制定，而此事可为矣！于是乎设文臣以监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又严令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借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
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庭，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无奈文龙毒之所积，殒及囗躬。皇上岂不以生物为心？无如彼之自作自受何！盖宦官蕃镇，阴气所成，文龙与魏忠贤相藉者也。且自速自死，以驳臣之疏，信口囗囗，逼登索饷，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庭试报之，而文龙亦差人随之俱至。臣大言于庭曰：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是体？！既乏饷，何不详来？臣既运来津粮，拨拾船饷之，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禞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临发船仍为其请饷。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堕彀中，是以来宁相见！
………………（略）
《崇祯长编》卷二十 崇祯二年四月
左都督平辽将军毛文龙奏言：
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因圣恩未报，力疾以做未完之局，臣之愚忠也，非栖栖恋位也。邸报见皇上宣召庭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因记刘爱塔来时报：东事今冬必图大举。臣割断流言，预克五岭关等处，使其裹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圣明也。然各岛兵丁，正月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帅袁尚书策划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至臣处，而津运粮草，亦由靖海及觉华岛，俱由督帅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至臣署，言兵丁嗷嗷擦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船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帅将登海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至客舡畏法不来。且山东布政使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拦喉切我一刀，立定必死”。况兼饥饿无食，不得不苦！
…………
且每运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漂没。臣欲回其来年之运，不得不收之。又从宁远挂号，路越远漂没越多，津运几为乌有矣！……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具奏：
为禁海改运，饥军绝粮，谨进登候旨等事：
年复一年，大功未就，臣请于东江立军之始，与今机会之便，与所以不得成功之故，备陈于君父之前。臣初以都囗，蒙旧抚王化贞授卒一百九十七人，直入虎穴，擒叛贼于镇江，献俘庙庭。未几已广宁沦陷，全辽尽亡。臣收拾残烬，招徕降卒，立数十万雄兵于海上，而尾贼之后，不费朝庭寸铁斗粟也。饷无所出，则贷之朝鲜，通之于商贾。奴卒狼顾而不敢长驱，朝鲜得庇而不为兼并。前后报擒斩俘献不下数千人。但辽土未复，叛奴未灭，不敢言功。
臣涉历辽左三十余年，山川情形，地利险要，靡不熟谙。扼奇制胜，自有长算。所以逡巡而未敢直进者，只因粮饷不继，士皆菜色，马匹甲胃器械全没，驱空拳枵腹之众而当强虏，势所不得也。当事者但知文墨议论，不俯念孤臣支吾之苦。其司计之臣，复借名色应对。以水脚运价，俱做实给之军需。自八年以来，其收本色一百二十万八千有奇，折色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余两，名实不相应！日夕借囗粥苟全性命。一切米豆布帛之类，不得不转贷四方之商贩，饷到而偿之，而岁饷竟无音耗！部中所少臣之饷，应找本色七万五千有奇，折色一十九万七千两，又不给发！夫部中发饷，有移文在，收饷有实收，此纤毫不爽者。其间或有部已发而臣未收，非吏书之奸蔽，即解官之侵渔！甚有那别用而不补解，奈何以军国重务，付之说鬼说梦之场矣！
且一兵给月银一两四钱，米一斛，此定额也。乃计部有一军减半之说。臣以为同一士兵，而关宁与东江作两视，不知作何主见！？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一裁之词臣姜曰广科臣王梦尹，为十六万；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以收过本折，分散历八年之久，军有余资否？！况从兵将领绝无囗俸，旦暮需用，皆借此数。臣百计挪贷，以救残存。臣之心血几尽矣！道臣王庭试点阅，又裁以二万八。且二万八千之食，又不随时发运。且忽出禁海一疏，动粮不至八月，竟无颗粒之颁，臣岂有点石之术哉！
臣随于四月二十日，分兵安插各隘口，差参将毛承福等暗伏五岭关，旋谕饥军以朝庭之法度，千方抚慰，稍显帖服。臣不得以而驾数舟坐于庙岛，专候皇上敕下，请春夏二季粮饷，以安几变之人心，以图进剿，而荡奴奏凯，庶有期矣！臣受督帅袁崇焕差官余琏约臣会于北汛口，一见之后，则束兵东向，以捣奴巢，虽不敢全胜，亦足夺奴之魄也！
——此文是《崇祯传》和复旦版的《晚明史》教材，作者为同一人。
看完此文后，毛到底是有功有罪，还是有错，袁到底杀毛是对是错大家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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