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满清代明的随想
一．东北亚的兴起
N年前乱翻《剑桥隋唐史》时， 在讲述安史之乱时忽然看到一句类似“这可以看作是东北边防军与西北边防军的对抗”的话， 印象很深。当然， 我本来就知道安史叛军主力为幽州节度史辖下的胡兵胡将， 而平叛主力，则是出了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三大将的朔方军（ 按王永兴的考证， 主力为内附的敕勒诸部）和回纥援军， 但这句话， 让我感到了一丝东北与西北宿命对决的味道。 后来想来， 安史之乱其实已经是西北风最后一次压倒东北风了。
对中原政权来说， 在隋以前，边境上的主要危险， 来自控制北方蒙古高原上的牧民和来自西北河湟一带的羌氐人。源自东北的力量, 此前只有不太成气候的慕容鲜卑和刚足以牵动天下的高句丽.
第一个崛起自东北的政权，要算是慕容鲜卑， 它的兴起过程， 一开始就与其它胡族不同。这是因为它的根据地主要是在以义县为中心的辽西草原。西晋之前的胡乱， 匈奴人虽然剽掠无常， 但固守游牧本色， 没有入主中原的能力。而西北羌人发展程度更低， 作乱时胜如潮涌，败如山崩，只是因为离富庶的渭水平原及长安太近，所以被算是东汉时的大患。 到了西晋末年的胡乱时， 五胡中的匈奴、羯、氐、羌，均已散居于境内，如江统在《徙戎论》所列， 只有鲜卑位居关外。乱起后匈奴、羯、氐人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 很快各占一块地盘。在大草原上的拓跋鲜卑和段氏鲜卑，反而没捞到什么油水。只有慕容氏在辽西好整以暇，吸收了大批中原流散的人口。等到后赵也乱得一塌糊涂时， 再入关摘桃子， 一举占据山东。可谓按部就班。 后来几经起伏， 也算是除拓跋部外最长寿的胡族政权。
另一个比它出现更早， 但坚持得更久的， 则是高句丽。 从公元前37年立国到668年灭亡， 相对于中原的由西汉至初唐纷乱不止，实在是超极寿星国 。 而且虽有挫折， 但国力不断增强， 在极盛时西达辽河， 南抵汉江，可称仅次于中原王朝的第二大国。
这两个东北亚政权的特点， 是兴起时比较稳扎稳打，没有象其它胡族政权那样要依靠因缘际会， 其兴也速也， 其亡也忽也。 这是因为它们的龙兴之地， 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当时的边境胡族， 要么象匈奴一样， 纯以放牧为生， 但畜牧业受天气的景响很大，而且必须要不时流动。 而羌氐诸族虽兼营农牧， 但土地贫瘠， 潜力不大 。 而东北则不同， 农牧猎渔均可得兼。
正如拉铁摩尔分析的， 东北有三类不同的地区， 南部（辽河下游及沿渤海海岸各地）的耕地（可认为是中国本部的延伸），由于与中国本部在陆上的交通主要是沿海边平原通到山海关，（ 另一条经热河山地的路线既不方便又易受游牧民影响）这种半孤立性使其可能在政治上与中国分离； 西部的草原（可以看作蒙古草原的延伸，且水草更为丰美），东部及北部的山林地带。（在这里，耕地和畜牧只是辅业，男人们主要从事渔猎。）由于东北独有的多样性， 一个成功的东北政权， 有可能把西部草原的骑士，东部山林的射手，以及南部耕地的经济力量结合起来， 对中原政权造成致命的危胁。
也正是由于这种得天独厚，占据辽西草原的慕容鲜卑可以趁乱世收容大量中原流民发展经济， 同时还保持着强大的武力东征西讨。 而出自辽东山区的高句丽则既擅守城又能野战， 在与唐太宗对抗时还有射术精绝的北方靺鞨人的支援。慕容鲜卑虽然最后没有成多大气候， 但高句丽则抗击了隋唐几次全力进攻， 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当然，也正是因为高句丽的强大，使得它成为隋唐数代君王的心头大患， 以致于隋炀帝三次倾国出兵，唐太宗也想趁自已未老时亲手灭之， 以免贻子孙忧。 但他们都失败了。最后如果不是高句丽内乱， 高宗一朝的征讨， 后果也未可知呢。
高句丽之后， 下一个兴自东北的政权-----契丹， 由于发源自辽西草原， 因此比较类似慕容鲜卑。 辽的特点是对治下的牧民和汉地两部分，通过南北面官制来分别治理， 同时， 又通过四时按钵制， 保持了统治民族作为牧民特有的尚武之风。 接下来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 在建国前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这种生活方式一是使得可以维持的人口数量一直不会很多 ，二是养成了山林居民们强悍的习气，这就是后来“女真不过万 ，过万不可敌”的传说的起源。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因此，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因此，金朝的女真人后来基本上全盘汉化，和其它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过元朝和明朝前期的沉寂（据说由于当时是冰期，这个时期东北气温太低）， 残留在辽东的女真人再次兴起。 当明朝的天下开始分崩离析时，他们由于所占的先天优势，在众多逐鹿者中独占鳌头。
首先，由于中国的重心自唐以来一直向东位移，古中国的重心关陇地已不占重要地位，近千年，中土亡国灭朝的契机多起自东北，甚至蒙古征服中原也是从灭金开始，而灭金则始自攻打中都 。（直到20世纪，日本侵华仍从东北下手，而国共内战也因东北的归属而定局）。起自西北的闯王反军，除了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外， 也失利于他们的大后方的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持。
而另一个候选人，北方的蒙古人，则由于游牧社会的特性，移动性和分散性，除非遇到铁木真这样不世出的人物， 否则对于中原来说， 只能起到骚扰作用。 事实上， 因为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异质性（整个游牧制度是建立在粗放经济及人口分散的原则上，是对农业民族的精深经济和人口集中的一个极端的反向发展），因此对蒙古人来说， 最合算的是对中原索取贸易利润和贡赋， 再辅以不时的抢劫。真的进入中原后，就会脱离了他们的力量源泉，元朝就是个例子。后来， 清人通过让蒙古人分享从中原得来的好外， 成功地使他们为已所用，从竞争者变为辅助者。
到皇太极时，后金已经成功地统一了全部女真人，收伏了辽西和蒙东的察哈尔人，并占据了关外大部分汉人开拓的耕地， 成为中原政权有史来所遇见的最可怕的敌人。 女真人之能入主中原，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 他们对明军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二．天下名骑出辽东：
中原军队面对的外敌， 大多数时候是来自蒙古高原的轻骑兵。他们的战术，基本上是被古罗马人称为“安息人射箭法”的战法，即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射箭。(蒙古人称这种战法为“曼古歹”-mangudai)。这种战术的精髓在于一从远距离攻击敌人，二持续不断的攻击敌人，三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在这种攻击下不论敌人的精神和装甲多么坚强，彻底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只有当先用弓箭把敌人杀伤大半时才与敌人短兵相接。 但崛起自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则似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重骑兵传统。
中国之有重骑兵，系由五胡十六国时开始。 而关于慕容鲜卑的具装突骑提到的次数很多， 所以我猜想，也许这种人马均备重铠的当时的新式兵种，就是由鲜卑人从关外带进来的。 在卢循反军进攻建康时， 回援的刘裕“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班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驻扎在城防体系中最重要的据点。“ 贼并聚观，咸畏惮之。”最后的决定性战斗， 也由于这些骑兵“善长矛肖 ，并结阵以待之”，使得反军“乃退走”。这此纪录里可以看出两点： 一。 这只突骑是刘裕从他刚灭掉的南燕中得到的，而他也倚为最强有力的突击力量，由此推算，重骑兵可能算是鲜卑人的民族兵种；二。 这种骑兵对于一般的步兵来说有强大的威慑力。
至于后来的金人， 当然是以他们的重骑兵”铁浮图”闻名。 正如 术所说“自海上起兵均以此胜”。按宋人的纪录， 他们长于弓矢，惯披重甲，厚重的兜鍪止露双目。女真骑兵特别具有坚韧性，能够败不至乱，重整队形，连续作战数十回合至百余合。
而后金呢， 从一开始，努尔哈赤就是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可见盔甲在女真人的军事装备中的核心作用。 （同样的， 完颜阿骨打之父劾里钵曾经为了九十副铁甲，与温都部长乌春结冤。可见这是女真人的传统）。。 在萨尔浒之战时， 据李朝官员对努尔哈赤的军队的纪载，“人皆铁甲 ， 马亦被甲 ”。 这并不是在努尔哈赤占领抚顺后获得军资后才加强装备。 据早在1491年的《李朝实录》中对女真人的纪录“彼人百余名， 骑步相半， 而被铁甲者居其半。 其被甲者皆以铁为领袖， 又裹其面， 所露者两目而已”。由于女真人的经济落后， 一副铠甲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资财。 即使是远比他们富庶的明朝或李朝， 士兵们也多穿皮甲甚至纸甲。可见，对女真人来说， 只要有可能，骑兵必被重铠。
由此看来， 在中国史上出现的几次重骑兵， 均与起自东北亚的军事力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与重骑兵的若干特征是分不开的。
重骑兵是古代最昂贵的军种，比现代的装甲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的费用包括： 1。 盔甲：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在中世纪欧洲， 一副盔甲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小型农场； 2。 马 ：要承受铁甲骑士再加上马铠的重量，还能进行冲锋，这不是一般的马种可以做到的， 一般的川马和蒙古马对重骑马来说都不适用。，3。人： 这其实是最昂贵的部分。 要穿着重铠作战， 需要极强的体力和很高的训练水平。 在史上出现过重装骑兵的地方， 东罗马帝国是凭借强大的国力来保持它那较小规模骑兵队的高水平。西欧则是通过封建主义来产生宝贵的骑士资源，并通过骑士比武大会之类的方式来保持他们的技艺水平。 在东方， 由于游牧民族需要高度的流动性， 因此在蒙古高原上只能产生轻骑兵， 不可能产生重骑兵。 对中原来说， 由于本来就没骑射传统， 要培养出合格的骑兵本来就很困难， 何况是要求最高的重骑兵。 所以，隋唐时不再延续南北朝时的重骑兵， 除了有战术上的原因外，人力资源应该也是主要的原因。
由于现代的军队高度依赖装备， 只要一个国家财力足够，什么兵种都可以建立起来。 但在古代， 训练水平有限， 因此每个民族能建成立什么兵种， 并不仅取决于财力和决心， 常常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比如说， 中世纪末期瑞士步兵名震欧洲，但依照他们的队形和武器的其它国步兵并不成功，“瑞士人后来的成功， 其中有部分原因就得归因于他们将长矛作为自已的民族武器， 就连瑞士的小孩也在练习使用小型的长矛。其它国家的长矛兵，甚至包括德国的雇佣步兵，由于缺乏部落民兵的社会背景，只是因为在军队服役而长时间地在一起，因而，他们决不可能具备瑞士军队所拥有的那种高昂士气、良好凝聚力、严格训练和战场机动力等重要素质。”。 而英国的长弓兵也曾杀遍西欧，法王也想仿效，但并不成功。因为射手使用长弓需要较大的力量和一定的技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英国通过一系列法令成功地把长弓变成了自己的民族武器（甚至禁止年轻人踢球以免耽误练弓），而且也有一定的经济生活基础，威尔士的牧羊人甚至可以将掌握长弓的射击技术作为自己的一门副业，因此其它国家很难复制。比如说， 如果中原想要建立一支重骑兵，那么盔甲当然不成问题，马匹对唐明来说也都不是问题，但骑手呢？ 选拔和训练的成本会高得使这项计划不合算。
仅说一点， 重骑兵需要的体力要大大超乎常人，因此要保证很高的营养水平。古代汉地的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水平， 需要社会上层才行。 但由于中原的重文轻武倾向， 不可能象欧洲一样，社会上层同时也是武力的精华。 因此选拔是不太可行的。只有象女真人这样，由于原来的渔猎兼畜牧的生活方式，天生就适合这个兵种。
我还有一个猜测， 也许女真人的体质比中原人要好很多。 有一篇网文纪录了作者在沈阳故宫博物馆的所见： “努尔哈赤的兵器最大最重，我还记得他的刀，半寸多厚的背，超过一米六长的刃，再加一尺半长、粗得吓人的刀柄，这么沉重、这么长的刀，文字注解居然是‘努尔哈赤用过的单刀’！还有他那一人多高、直径超过八公分的弓…宽大得像把小扇子的“枪头”，巴掌那么宽、十几公分长的“箭头”，… 同时展出的还有努尔哈赤穿过的锁子甲，看到这件铁衣服，我才明白，使用这些兵器的，是一个何其高大、雄壮的巨人。… 展出的明军箭头重量为努尔哈赤的御用箭头九分之一），勾起着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感叹。”这种差别， 不一定和女真人的遗传有关， 可能倒是因为他们渔猎的生活方式。JARED DIAMOND在《第三种猩猩》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指出， 农业的产生使得社会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增加， 但人们的体质却下降， 这在古人的遗骨上可以发现证据。（土耳其在冰期结束前的狩猎采集族群的男子平均身高是177。8厘米，到农业兴起后的6000年前身高降到160厘米，即使现在也还没恢复到古代的水平） 这是因为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种类繁多， 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适当。 而农人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 因此得到的是廉价的热量，付出的代价是营养不良。 而且，大多数人类传染病只有在至少几十万的人群中才能蔓延下去， 而规模小又散居的猎人群体不会有这个问题。（这可能也是满洲人入关后对天花没有抵抗力的原因）。 因此， 这种由于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兵力资源， 是没有办法特别训练起来的，即使对女真人自己也是很宝贵。 在清军入关后八旗兵迅速腐化， 因此清廷也把目光投向了清初泛称打牲部落的松花江 黑龙江一带的狩猎诸族， 包括后世定名的锡伯， 达斡尔，鄂伦春等。他们到康熙时均被视为劲兵， 命他们披甲效力， 调到各地作战，也许就是个证明。
女真的重骑兵， 和西欧的骑士不同， 他们不仅能凭借重甲突击敌阵，而且由于渔猎民族的本色， 也长于驰射。（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如《国语》所记，武王克商时， 他们的远祖肃慎就进贡木苦矢，可见箭术是他们的当家本领了）。 因此，他们可算是史上比较少见的全能骑兵之一。 可以与他们相比的， 是携带弓箭的拜占庭重骑兵和十六世纪装备了多把转轮手枪的西欧骑兵。他们都具有既能够在远距离杀伤敌人，也可以在近距离发起突击的双重战术效能。由于他们的远程火力， 可以在远处射击敌人，使敌阵动摇乃至出现裂口，再加以冲击。 如果敌人疏开自己的队形，在被射击时损失就不会太大。 但考虑到重骑兵的突击力， 敌人又只好保持密集的方队，因此处于被动地位。在这方面，拜占庭重骑兵的经典战例是554年的卡西林纳姆战役（被迫保持密集方队的法兰克步兵在重骑兵的羽箭射击之下只好撤退，因此队形失去严整性，被重骑兵趁机加以冲击），手枪骑兵的经典战例是1597年图尔诺特会战（荷兰手枪骑兵使用他们的手枪向西班牙长矛兵阵形射击，直至对方阵形出现裂口，然后持马刀从裂口处突入，打败了西班牙重步兵。）。女真骑兵的进攻没有象来自蒙古高原的骑兵那样， 实行大规模机动， 并靠在远距离的游骑射手把敌人拖垮。他们的做法是阵前布盾车， 专门对付明军的火器。其后是一排弓箭手， 最后面才是后金铁骑。我想他们的战术可能会比较类似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骑兵战术（让骑兵以前面一排利用手中的枪进行一次射击， 然后再手持马刀进行骑马冲击。） 对明军来说， 对付草原游骑会比较容易， 只要保证远程火力的充足，而且不要被敌军抄了后路即可。 而对付既能远射又擅近战的女真骑兵， 明军几乎没有成功的野战经历。
对付女真骑兵， 明军的方法和宋军一样， 是利用中原的经济和工艺优势， 加强远程火力。宋军是用神机弩，而明军则有五花八门的各式火器。 但在野战中， 火器从来就没有发挥过满意的效果。 在万历援朝之役中，人们就发现，就火器而言， 明军的大炮较强，而倭人则以火枪取胜， 可见轻火器一直是明军的短板。 但由于当时大炮极为笨重， 野战时只能在开战前定点轰击， 当敌我情势改变时， 无法适时因应。因此明军只能依靠三眼铳、鸟铳之类的轻火器。 但当时的火器发展水平不高，有两个问题，首先是火器射程较短，一般只有数百步， 因此后金军只需要通过一段不长的路程就可以与明军短兵相接。其次，火器再装填困难，两次发射要隔较长时间。经常是第一次火器发射完还没来得及发射第二次，后金军就到了面前。对女真军来说， 只要在明军第一次射击后马上发起冲锋，越过火力线，没等明军第二次施放，就可将其冲垮。 因此，实际上明军的轻火器对比女真人的弓矢并不占优势。
我们现代人习惯把枪炮看成先进的象征而弓箭则是落后的象征。 但是就当时火器的水平， 并不比弓箭高明。 如孙元化所说““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举个更近代些的例子， 按《美国边疆史》中对大平原的印第安骑手的说法，“他们的武器比发给联邦军队的前膛枪更为有力；当敌人往这种笨重的枪里面装一发子弹的工夫，一个科曼奇人可以向他射去20箭。 甚至1850年代时使用的著名的柯尔特式‘六响枪’也未能完全抵消土著的优势。 ”有上千年骑射历史的女真战士，总比印第安人强吧， 而明军的火器，和美国联邦军也没什么可比性。 实际上， 对明军来说，（实际上也对当时的其它国家， 包括欧洲人来说），火器取代弓弩，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考虑。一来是由于火器的造价低于弓弩。（“光制作一把十字弓弩就需要技术工一周的时间，再用卷扬机使之弯曲，又得一周的时间。而制作一把枪却只需一个劳工一天的时间。制作一支弩箭需要一个技术工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制作手枪的铅球却可以成批地铸造。”）二来， 培养火器手，比培养弓箭手要快速和廉价，尤其对明军这种训练水平低下的军队。 因此，“火绳枪只是简单取代了弓弩，它并没有给使用发射武器系统的士兵的战斗效率带来多大的提高。”
其次， 明军使用火器的战术， 也很有问题。明军列阵的时候，总是把火器放在最前面，见了敌人就急于发射，结果一旦后金军突至面前就被冲垮。在还没出现带刺刀的火枪前， 所有军队面临的问题都一样， 一个如何连续发挥火器手的火力，二是如何在敌人突破火力线后保持阵形。 对第一点， 方法就是多排连续发射击，这要求极高的军队控制能力。 一来，当时火器再装填很麻烦，而且要在杀声四起的战场上一边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一边按秩序进退， 必须有长期的训练；二来， 由于射程短和再装填慢， 如果在敌人不够近时过早施放， 会马上陷入被动。 欧洲人的对策是加强训练水平， 通过荷兰的莫里斯亲王对罗马时期训练的发扬和改进（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分解为42个单一动作，反复训练枪手的反方向进，将军队的单位划小以利军官控制等），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时才实现了完美的徐进弹幕射击，这对于训练水平较差的明军来说是做不到的。 对于第二点，欧洲人的方法是让长矛兵方阵打开，以便火绳枪兵们发射完了后可以进到方阵里面，尔后再重新形成密集的长矛方阵。然而，这一方法实施起来非常不便， 一旦方阵打开时被对方骑兵赶上了，那么，这种阵形就会遭至厄运。实际上， 欧洲指挥官们始终没有想出有效的办法以对付已熟练掌握双重战斗效能的手枪骑兵。对于明军来说， 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解决。
明军取得的几次胜利（如“宁锦大捷”）的方法， 是把红夷大炮列在城上， 军队在城下布阵。作战时城上的大炮就可以发挥威力。 但只要女真人拒绝在城下会战，这种方法就没有效果。 因此，当后来皇太极绕道入关时，即使是关外入援的明军也没有办法取胜。
因此， 表面上看，后金的女真骑兵好象很落后， 和几百年前的他们的祖先没什么差别， 而中原军队已进步到用火器了。 但是，由于当时火器的发展水平，因此装备有火器的步兵对骑兵的攻击反而更脆弱了，用于描述欧洲军队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当时与女真甲骑激战在辽东的明军（“线式系统和缺乏全方位防御能力使步兵特别易于遭到骑兵对其翼侧进行的攻击， 与古罗马人相比，他们缺乏那种体系完整性，考虑到骑兵比步兵所具有的固有的武器系统优势， 因为骑兵可以使用用手枪对付长矛兵及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 骑兵通过其所具有的更好的机动能力， 能够利用步兵在其线式队形中越来越大的脆弱性。因此17世纪的骑兵和步兵的比例要远高于古典时期。”），何况明军也没有摸索出适合发挥火器威力的体制，因此读明末史很是让人憋气， 明军从来就没有打过一场漂亮的野战，可悲可叹.
三．远东的火药帝国：
当明军与后金军初交手时， 虽然野战屡败， 但在守城攻城上还是有一定优势。 尤其是著名的宁远之战， 努尔哈赤也受挫城下。 皇太极继位后， 便在宁锦之役中吃了大亏。他为了避开辽东坚城，便绕道 哈尔入关掳掠了一番，战绩辉煌，占领了关内四城。 但大军回辽后，明军便会攻滦州， 以红夷炮轰破两个垛口后登城克复，阿敏只好带着其它留守后金军放弃永平脱归。
这样，到1630年时， 皇太极便面临着一个瓶项。后金要进一步扩张，只有两条路。山海关外明军有坚城大炮，他已经碰了一鼻子灰。 而绕道入关呢， 由于和本土的距离太远， 无法长期占有新的领土。 因此，对他来说， 只有找出突破关外诸城的方法， 才能打破这个疆局。 唯一的办法， 说是建立一支比明军更强的火炮部队。
明军当时自制的各种火炮, 诸如虎蹲炮,佛郎机等, 由于射程不远,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宁远之战中,来自西洋的红夷大炮崭露头角(据黄一农的考证, 这11门大炮, 均是从欧洲沉船上打捞来的),.射程、威力和准确度均远胜原来明军的火炮. 同时, 宁远城也不是普通城池, 它是按西洋炮台法所建,四角均有突出的敌台,可以使冲到城下的敌人受到三面交叉火力(即徐光启所说的 “建立附城敌台， 以台护铳， 以铳护城， 以城护民， 盖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坚城与利炮配合,才取得了守城的胜利.
皇太极认识到了红夷大炮的威力后, 便不惜重金马上着手仿制.1631年(天聪五年)初，铸成了第一门“天佑助威大将军”. 到当年七月进攻大凌河前夕， 已有红夷炮、大将军炮40门。
在大凌河之役时, 后金军凭着大炮围城破堡, 毁台打援, 十月底守将祖大寿被迫出降.后金军初用红夷大炮, 便得大捷.
当时, 明军使用火器的最高水平,是孙元化在登州请葡萄牙炮手训练的军队,不但拥有当时远东最多的红夷大炮, 而且掌握了西洋的角度测距等火炮操纵技术. 不料孔有德在吴桥兵变后, 于1633年浮海投降后金, 带去了多门大炮及绝密的操炮技术. 而明军自孙元化被处死后, 火炮方面一直没有长进. 随着后金自制和俘掠大炮数量的增长, 双方在火炮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的逆转. 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据明臣所说, 宁远只有十门大炮, 而其面对的清军在锦州就有百门。
后金(清)的火炮力量的增长, 使得原来对其来说是弱点的攻城反而成为优势. 在接下去的多次攻城战役中, 清军的火炮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 1636年第二次征朝之役，朝鲜国王躲到险要的南汉山城., 但在清军的大炮的轰击下, 被迫出降. 朝鲜国王叹道:“自古胡人不习炮事，而今番则马步矢炮无不皆备。 虽有大炮，未闻坏城，今始见之。”
二. 1644年潼关战役，清军专调红衣大炮以攻城。 十二月二十九日战役开始， 次年正月初九炮到，十二日大顺守军即出降
三. 1645年扬州战役，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因城墙高峻，大炮未到，多铎先向史可法招降，被拒绝。二十四日清军即用大炮轰塌城墙。二十五日城陷。
当时远东的城池， 除了关外， 都是方形的高城深池，也就是传统的垂直式防御堡垒，在大炮的轰击下， 很快就变成瓦砾废墟。 由于一直只有明人自己拥有火炮， 他们的敌手都是没有城池的蛮族。 因此，明人根本没有时间发展出针对攻城炮的对策。清军入关后，名城重镇一触即溃。
在战事频繁的欧洲， 倒是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就发展出对抗攻城炮的办法， 也就是著名的意大利式梭堡体系（TRACE ITALIENNE）。，即降低城墙高度， 增加厚度，把防御工事修成锯齿波浪形， 重新设计角楼和进入堡垒的门道，制造一个陡坡来形成适宜的火力区。 这样的新城堡已耗费巨大。（1542年教廷放弃了用一条18座棱堡带环绕罗马的计划，因为只修一座的账单就让教廷吃不消了。），但在战争的压力下， 这种新的要塞还是很快遍布欧洲。 明人确实也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这种大炮要塞（“铳城”）的法子， 但只有关外的几座城池做了改造。
新式要塞的采用与否，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 所向无敌的西班牙步兵队（TERCIOS）在战场上的胜利始终未能为哈布斯堡王朝赢得全面的霸权，只要败北的一方能够退守大量准备好的工事， 并且可以期望进行持久抵抗， 那即使取得一系列胜利也不足以建立霸权。面对新式堡垒，攻城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投入多得多的军队。平定尼德兰反抗的西班牙军队司令在1574年年警告财力冠于欧洲的腓力二世说， 如果我们每征服一座城池， 都象已征服的那些如此耗时的话， 世上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 让我们用武力去平定在尼德兰造反的20个城镇。 果然，1575年腓力二世的国库宣告破产，不得不于1576年放弃所有据点。 一直到18世纪， 攻城再次成为一种无望的行动， 通过长期围困以饥饿逼出防御者是夺城的唯一方法。
但在中国， 明军和顺军在战场上被击败后， 没有办法在城池里找到喘息之所， 因此最后只能彻底失败。这种情况在欧洲外的很多地方都同时发生。 因为大炮技术的传播， 比要塞的传播要方便， 而且成本也低得多， 因此活动攻城炮使拥有者大占优势，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批地域较大的火药帝国。其中包括： 奥斯曼帝国， 莫卧儿帝国， 以及清帝国。 日本的德川幕府则由于使用火枪和少量大炮， 使得原来的防御工事至少部分过时， 从而促进了单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日本虽然以使用火绳枪为主，但德川家康为了攻打丰臣家的大阪，也大量采购和制造他们称为石火矢的大炮）。
不约而同的，这些火药帝国，在巩固政权后就不再进一步发展他们赖以起家的大炮。“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里， 一旦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和垄断重炮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进一步自发地改进火药武器的努力就停止了。 无论要使重炮在某一特定地点发挥威力有时是多么因难， 但是统治者已经拥有了显显然被看作是达到了极限的武器。 试验新器械的动力很少； 相反， 一切可能使已有的大炮过时的发展定被当权者视为任意浪费， 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在欧洲， 大家仍然急切寻求改进武器设计的途径。因此 ， 当亚洲国家过了两个世纪后发现他们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的差距时， 这种差距已经比17世纪初时大得太多了， 以至于不得不首先屈从于外国的入侵和征服。”
四． 满清入主中原的后果
当时这些火药帝国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军权由一小撮外国人占有， 他们借控制有效的战争武器（以骑兵为后盾的大炮）来统治民众，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同族统治。后果是：在19世纪， 日本人可以求助于全民族的紧迫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 而其它亚洲政府在努力对欧洲列强的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时， 则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普遍不信任而受到阻碍。
比如说， 奥斯曼在受到欧洲列强的压力时，它治下的其它民族也同时不断起来反抗，最早改革的埃及最早独立， 接着帝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来源希腊也独立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厉行改革，气象一新。但附属的巴尔干诸邦却深恐帝国转弱为强，急忙发动独立战争，给帝国以沉重打击。直到一战后几乎所有的非本族属地均脱离后 ，土耳其才真正走上近代化之路。 而莫卧儿在统治期间， 把国力都耗费在镇压和征服印度教徒上了。 西北邻国也不时入侵， “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 不列颠人闯了进来， 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
至于满清， 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国人长期羞于承认当时中国是处于一个外来的征服王朝统治之下。 为清朝辩解的理由， 是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 而且，清朝的统治也是非常中国化的。但这实际上并非理由。汉化的满洲人仍然是执掌政权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成员凭借其血缘据有比汉人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至于他们讲满语还是汉语，敬拜萨满还是至圣先师，并没有影响到这关键的一点。
实际上， 不止对于同时代的西人，对于同属东亚一脉的朝鲜和日本眼中，清代的中国，就是一个被蛮族证服的国度。 朝鲜人感激于明朝对他们的再造之恩，虽然屈服于清人的武力， 但私下里，他们仍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朝鲜人认为，“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而在日本人的心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本国才是“神州”。
满洲人汉化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作为新的汉文化的皈依者，比汉人更执念于儒教的文化复古主义。（正如任何宗教的新教徒都比旧教徒更狂热偏执） 因此，在遭遇到西方入侵时的反应， 满清的反应和三百年前的明朝相比， 更为死板顽固。用比较摩登的说法， 由于满清的政权来自武力征服，因此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实在是可疑， 满洲人只能通过证明他们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守护者来为自已辩护。（我可不是在影射什么呀）。比方说，义和团在朝中的支持者，旗人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同时， 由于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踞政权之上， 安全感的缺乏，使得他们把重心放在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权力的集中上，导致清朝在文化的保守性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方面， 与明朝相比远远过之。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汉人在朝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但满人作为征服者，在其内心深处对汉人始终怀有猜忌。 因此，清季汉人官僚的改革，总是过份的小心翼翼。
最重要的是，清朝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 一个最大的不同， 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 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 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 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 除了少数商人以外，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导维新的是一批年轻武士（1868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0岁），他们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整个武士阶层的消亡。 普通人的税收也加重了，而且还要负担以前不用服的兵役。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统治集团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而不会引得四分五裂或引发革命，是很难得的。日本人的牺牲得到的补偿，是国力的增强和本国地位的提高。对日本人来说，一切措施都只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日本人之所以能说服自己保持团结和承受牺牲的秘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按最近很流行的《世界是平的》的说法，全球化1。0从1492年持久续到1800年，接下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则是全球化2。0。 由于19世纪各国接触和竞争的加强，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或是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各国都在由原来因为由于对君主的个人效忠或由于宗教纽带而维系的传统国家， 改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 在19世纪，民族国家的创立，已经变成一种普遍接受的信念。所谓的民族国家， 就是其最高政治当局要以某种方式依赖和代表本国居民的意志和看法。 这里必须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大群人。 这个民族在某些方面必须基本上有共同的感受和意愿。国家通常是（尽管不总是）由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 一个国家还可以具有相同的血统或种族起源（不管怎样搞错都行）的信念，或者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前途，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地理中心和共同的外部威胁这样一种意识。 国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 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有感受到自己可算是永久的社会， 在这里， 各个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有着一种共同的命运。“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 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 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阶级差别）的效忠。
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 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撒丁王国首相阿泽利奥在1860年说道：“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 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 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 特别是国家教育机制（主要是小学，用以向学生强行灌输爱国主义等社会价值， 并推广标准民族语言），军队（特别是义务兵役制），国家就业机制等。国家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 从邮差警察到教师，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 它们可以要求公民积极地投入国家，这便是所谓的“爱国心”。 这样，政府和被统治者通过民族主义，在道义和心理方面建立了联系。 明治维新，也就是这样使一个新的自豪的民族得以在日本崛起。
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 因此即使在国家危急关头， 也只能求助于传统的资源，即对皇帝个人和对文化传统的忠诚。 如果提倡民族主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产生质疑，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旧的传统国家在凝聚力及效率发挥上的差别， 在甲午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 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 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 （这就是主人翁意识么？）。只有到了推翻清帝国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顺利发展。 到抗日战争时， 虽此中日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已是更大了，但由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 中国就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所以说民族主义是现代各国的必经之路之一。 再举奥斯曼帝国和印度为例。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初执政时，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这种设计最后以失败收场，土耳其的现代化，不得不从对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种族清洗（包括1915年对东部150万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驱逐（尤其是1921年希土战争后对境内希腊人的驱逐或曰希土人口交换）以及强制同化， 使自已成为一个民族均质的国家，。曾经满怀启蒙主义理想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 转变为具有强烈民族性及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 而在在印度， 甘地所主张的不分宗教种姓的理想， 最后也在印巴分治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和长期对峙中破灭。
当然，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 １９世纪时日本和普鲁士凭借其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建立了兴旺的民族国家， 成功地由旧秩序过渡到新制度。但这种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反而踏上了穷兵渎武之路。中国曾因为民族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胜利，但也曾因此做出很多蠢事啊．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３．０时，由于各国接触的进一步密切，民族主义还是会继续发挥它双刃剑的作用．
参考： 1。 WILLIA MCNEIL ：《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
2． 孙隆基 《公元1000年前后》
3． 阿瑟琼斯 《西方战争艺术》
4． 《剑桥战争史》
5． 黄一农有关明清史诸文
6． 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7． 朱学渊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8． 王永兴 《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
9．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
10．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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