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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onono 乐望侯光禄大夫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平东将军 好贴 3 功绩 509 帖子 2408 编号 6418 注册 2004-4-2

#1 发表于 2004-5-11 08:37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 　　 　　首先看看各家各派是怎样评价的。 　　 　　先说古代史家。从唐代到五代，由于时间上的接近，史家根本不可能抨击玄武门事件的不道德性，所以大家只是竭力丑化李建成和李元吉，大力粉饰李世民，认为后者是正义的，并非争权夺利。这种一面倒的态度，自然是不足取的。 　　 　　到宋代以后，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史家开始出现。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也特别评论此事，认为立嫡以长是圣贤之道，但李世民功劳太大，难以受到包容。而李渊没有智慧分辨两兄弟的贤愚，李建成没有贤明到主动让位于贤者，李世民没有节操抵制部下的怂恿夺权，才造成这场大祸。司马光一来未能完全澄清史实，二来态度持平，所以批评还算委婉客气。 　　 　　而宋代的范祖禹也在“唐鉴”中评论，认为李建成虽然没有功劳，但毕竟是太子；李世民虽然有功劳，但毕竟是藩王。礼教的规定是立嫡以长而非立嫡以功，所以李世民杀李建成是目无君父。 　　 　　到明清之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猛烈抨击李世民亲手射杀同胞兄长，穷凶极恶，简直不齿于人类。 　　 　　应该说，唐五代后开始出现对玄武门事件的反面评价是合理也是必然的。问题却在于，宋明清史家的抨击，是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加强乃至僵化所致，所以不能阐发出玄武门事件的真正意义。 　　 　　尤其是范祖禹的评论，我们只看到封建礼教张牙舞爪地武断下判决，反而王夫之的评论虽然言词过激，但还有点人道主义的味道。只是在专制主义的权力斗争中谈人道主义，既软弱无力，也苍白可笑。 　　 　　至于司马光的评价，柏杨在其白话版“通鉴”中的批评很有见地。他说：“司马光先生把消灭祸乱，建立在不可能的假设上，与现实完全脱离，就好象说，假如上帝抽去人类身上的权力欲望，世界就更加太平一样，这种话毫无意义。” 　　 　　不过应该承认，在那个封建年代，司马光的评论应算是最公正的了。 　　 　　（本节待续）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nononono 乐望侯光禄大夫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平东将军 好贴 3 功绩 509 帖子 2408 编号 6418 注册 2004-4-2

#2 发表于 2004-5-11 08:38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建国以后，对玄武门事件的评论自然又有不同。 　　 　　吴泽、袁英光在“唐初政权与政争的性质问题”中谈到：“李世民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政治实践中，体验到必须依靠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势力，才能战胜以建成为首的官僚集团势力，于是逐步从旧世族官僚集团中分化出来，走上新兴地主官僚集团的政治道路。”并指出玄武门事变就是地主阶层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两个阶层势力的矛盾斗争。 　　 　　但这种观点受多数人反对。后袁英光与王界云合作写的“唐太宗传”中也改变了意见，承认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手下既有山东集团势力，也有关陇集团势力；既有贵族或世族地主出身，也有庶族地主出身，因此这一场争斗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斗争，也包括一些不同政治倾向集团间的矛盾，但不存在新旧贵庶之分。 　　 　　而赵克尧、许道勋则提出，玄武门事变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是具有立嫡以长还是以功继位的意义，不可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管礼教是怎样规定，只要李世民有野心夺权，而又无法循合法途径去得到权力，则玄武门事变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悲剧。李世民未必当真反对立嫡以长（他自己一继位也是马上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他只是反对不立他为太子而立其他人为储君而已。在此不必过分拔高他的思想觉悟。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nononono 乐望侯光禄大夫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平东将军 好贴 3 功绩 509 帖子 2408 编号 6418 注册 2004-4-2

#3 发表于 2004-5-11 08:39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由于李世民夺权继位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典范，所以往往有不少史家以其后的卓异表现来宽恕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道德缺陷。 　　 　　柏杨评论此事时联系谈到“民主”的意义，说：“极权分子，以及‘天纵对明’，和摇尾系统之辈，只看到‘民主’对他们的权力有所压抑，却看不到‘民主’对他们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在失败后，仍能自由自在登台高论，仍能到海边晒太阳，到饭店吃大餐，而不必象李建成、李元吉一样，亲兄弟反而恰恰是全家被屠的凶手——只有极权政治才有这种专制镜头。” 　　 　　柏杨这一番评价富有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只是过于虚泛，固可用于评论“玄武门事件”，同样也可以评论一切极权政治中权力斗争的残酷行为，针对性不强。 　　 　　而在针对谈及玄武门事件的影响时，他说：“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则仍不能摆脱以事后表现对其评价的影响。 　　 　　而在论及道德评价时，柏杨说：“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政体病毒一旦发作，就是如此残酷野蛮，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否则便轮到自己身陷虎口。”这大概颇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这里不妨又作一下横向比较。日本历史上的织田信长，其经历与李世民刚好倒了个儿。李世民是先扫平群雄而后恃此功夺嫡，织田信长则是夺嫡后扫平群雄，堪称一代枭雄。 　　 　　汪公纪在“日本史话近古篇”中评论道：“诸子争位，几年犀利的自相残杀后，剩下的优胜者是信长，论者多认为他杀了自己的手足，心太狠。不过在这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的时代，杀人是自卫，多半出于不得已，不足深怪。”回顾李氏兄弟的争权，比之织田信长的经历，其血腥惨烈程度实在是远远不如。 　　 　　有人走得更远。“枭雄兴亡录”这样评价：“玄武门事件是‘正义’的吗？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我们只能换一个标准，即象李世民那样有才能的人，也就有权去争夺他所渴望的东西。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正义’了。”于是索性不要道德参与评价这一事件：“玄武门事变的道德评价，似乎也不重要。……只要是较为优秀的政治家获得成功，其结果就是对历史有益的。”这又回到柏杨的观点上去了。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nononono 乐望侯光禄大夫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平东将军 好贴 3 功绩 509 帖子 2408 编号 6418 注册 2004-4-2

#4 发表于 2004-5-12 08:23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各家的评论都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这里不下定评，只是谈几点。 　　 　　其一，我认为“枭雄兴亡录”所用的那个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标准是非常危险的。它鼓吹只要有才能就有权去杀人夺位，岂不等于肯定了野心家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可以闹个天下大乱，以便自己浑水摸鱼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天下有哪一个野心家不是衷心地认为自己有才能，在权力分配上受到亏待的呢？这种标准一旦成立，必定导致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 　　 　　不能因为李世民在后来以一个优秀政治家而名留青史，就回避他在玄武门事件中首先是作为一个野心家而存在的事实。“枭雄兴亡录”中说：“在他（指李世民）的统治下，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繁盛而强大的帝国。这一伟大的功绩，并不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而受损。”这诚然绝对正确，但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同样是成立的。即他在玄武门事件中作为一个阴谋家的性质，也不能因为他以后的伟大功绩而有所改变。 　　 　　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功大于过或功过相抵的问题。因为政治家与阴谋家不同属一个性质，二者不可互相替代、互相抵消。文革后的中国史学界流行什么功过三七分之类的玩意，不过是为了使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比较好看些。毛作为军事家统一中国是优秀的，但作为政治家的治国则是一塌糊涂，难道就能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就可以将功抵过他作为极其不及格的政治家的问题了吗？ 　　 　　重要的是，李世民在成为一个野心家而实现了野心后，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偶然，是由他个人气质所决定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从野心家到政治家之间并无必然的纽带。所以，如果因为李世民以野心家始而以政治家终，就以为可以纵容乃至鼓励野心家的野心，那是大错特错了。 　　 　　因此，道德在这一场判决中是决不能缺席的。尤其在法制不建全的古代社会，道德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不可抹煞之功，不能轻易将它驱逐出去。 　　 　　要说根本，毕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李世民在有野心而又无法循合法途径去夺位的情况下，玄武门事件就不可避免。野心即使不是人之天性，至少也是政治家的必要素质，希望玩政治的人没有它，这是司马光的政治幼稚梦，已被柏杨讥为全无意义。 　　 　　所以，解决方法只有令野心家可以循合法途径去夺权，从而降低争权夺利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好比说，在现代社会，像李世民那样的人，大可以去参加竞选，要玩弄什么阴谋诡计、政治手腕，大可以在拉选票上下功夫。即使手段再下流无耻，至少不必流血牺牲人命。若他失败了，既不会身败名裂，也不至于家亡身死，还可以在下一次大选中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夺权的机会还多的是。如此这般，直到他如愿以偿夺到大位，或始终夙愿难偿而最后心灰意冷、厌倦追逐权力为止。至于在选举中作弊之类的不道德行为，可以靠逐步完善法制和提高选民的政治素质来一一纠正。这跟军事政变一爆发，血一流出，脑袋一砍下，就永远也无法弥补大错是完全不同的。 　　 　　（本节待续）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nononono 乐望侯光禄大夫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平东将军 好贴 3 功绩 509 帖子 2408 编号 6418 注册 2004-4-2

#5 发表于 2004-5-13 08:10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其次，前面谈到李世民逆取顺守并无必然性，这就引出一点，即李世民在继位前的经历与杨广继位前的经历实在是太相似了，简直象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似的。 　　 　　魏征曾在“隋书”中评论杨广：“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若将这句话中的“炀帝”改为“太宗”，“南平吴会”改为“扫平雄豪”，然后拿去给任何一个史家看，必定人人都会说这对李世民的评论十分公允。 　　 　　柏杨也评论说：“杨广先生的一生是戏剧性的，他在掌握政权之前，受他律控制，给人的印象是喜爱读书，会做文章，沉默寡言，每一发言都十分中肯，殷勤、节俭、敦厚、朴实，对事谦虚，对人恭敬，简直是集人间最好美德于一身的青年。”比照上述的描写，显然李世民是不及他的。 　　 　　而且要指出的是，杨广在夺位过程中是处于优势的。一方面，杨坚没有李渊那种“殷鉴不远”的恐惧，对立嫡以长不是十分坚持。再加上杨勇确实是太不长进，杨广又是如此的讨人欢心，他在感情上完全是倒向杨广的。这与李渊自始至终都站在李建成一边压制李世民，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杨广当时得到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杨素的全力支持，其气势之盛可说是无人敢撄其锋；而李世民从外朝到内宫都孤立无援，基本上是孤身奋战。 　　 　　在这种优劣之势大异的情况下，实际上李世民不得不主要地依靠使用阴谋手段，到最后更是公然喋血宫门。而杨广早期的讨人欢心虽然可能只是出于伪装，但说到实质性的阴谋诡计，肯定是不及李世民的多而必要。 　　 　　不少史家均认为，李世民不同于杨广，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吓性对统治者起了作用。所以，即使是李建成继位，甚至是隋末任何一个非李姓的割据势力的首领做统治者，都不会走向杨广的反动。唐初的治世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李世民这一具体统治者无太大联系。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在南北朝及唐后的五代十国，其间农民起义及割据混战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对封建统治的破坏不可谓不严重。但在这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无一割据势力能吸取那所谓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教训，调整统治手段以便长治久安，这就可见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在此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诚然，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能统一全国并建立较长时间统治的皇朝往往在开国之初都因其统治者对农民施行让步政策而带来治世的美誉。如秦末农民战争后有汉代的“文景之治”等。但其原因并不是农民起义直接地决定了治世的出现，而恰恰是统治者有精明的眼光能吸取教训而带来治世。 　　 　　不妨假设，若李世民并没有吸取隋亡之教训，继位后一如杨广那样胡搅，完全有可能将国家再次推向战乱，唐朝就将是两代而亡，再次群雄并举，再次有一势力讨平天下再建新朝，可能又不能吸取教训，又再灭亡。如此反来复去，直至终于有一个统治者能吸取教训，改变统治方式为止。 　　 　　这完全是可能的，只不过隋末农民起义就成了类似于南北朝及五代十国期间那样，各个短命政权在政坛上昙花一现、陆续粉墨登场罢了。要打断这个乱世的循环，仅有教训是不够的，还得有英明的统治者来吸取它。 　　 　　固然，终有一个统治者来吸取教训是必然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早几十年与晚几十年，情况已大为不同。像隋末那种乱世，对社会生产力之破坏是极其惊人的，唐朝建立后也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使之完全恢复。这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本节待续）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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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4-5-13 08:10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提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指出，一直以来，史学界总不愿意谈某一特殊个人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以为这么做就是“英雄史观”，总要将历史发展归于一个虚泛的概念“人民”。 　　 　　我却认为，人民与英雄对历史发展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作用。人民往往是造就一种历史契机或历史的可能性，而英雄则是去把握这个契机，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人民对英雄有制约作用，即英雄只能在认识人民所创造的契机的前提下，并在其划定的可能性范围内才能创造出现实的历史。但人民对英雄也有依赖性，即人民不可能作为一个虚泛的整体去创造现实的历史，必须借助于英雄来实现。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所以，历史人物不会利用时势（即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就不成为英雄，也创造不了历史；但仅有时势，没有英雄，人民也只能坐着干等，让现状以其惯性运行下去，直到有英雄出现和这时势一拍即合，从而扭转乾坤。 　　 　　所以，在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长期分裂状态中，打仗打了那么久，有谁不想结束分裂重归统一呢？民心背向的时势早就已经成熟，但就是不像隋末那样有李氏父子一类的历史英雄出现，便只有继续分裂下去，直到杨坚、赵匡胤这些符合条件的英雄出现，才终于一举结束了分裂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耦合。人民创造可能性历史，这是必然性；而什么时候英雄会出现，使之变成现实性，则是偶然性。而其时间早晚是确实会影响到实际的历史进程的，并将这种影响传递到下一次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中。这样人民与英雄之间互相影响、制约、推动，才构成完整的历史发展机制。 　　 　　（本节待续）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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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4-5-13 08:11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上述的评价都集中在李世民身上，不妨再谈谈李建成。我觉得，李建成真是个可怜的苦命太子。以他的才干见识，假若没有李世民来跟他争位，他应该可以做个不错的守成皇帝。但既有了李世民，他的命运就恶劣之极了。不知他是否曾像周瑜慨叹“既生瑜，何生亮”那样感叹“既生我李建成，为何还要生李世民”呢？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唐初的太子几乎没有哪个不是苦命的。李建成就不用说了，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最终也是被废，两年后郁郁而终。至于唐高宗李治的太子就更是立一个就被武则天杀一个，做太子简直就跟入鬼门关无异。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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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04-5-14 08:17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再说玄武门事件的影响。先说对李世民本人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他夺得大权，为他其后成就“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不过在此还是要再次强调，“玄武门事件”与“贞观之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是玄武门事件最正面的影响，已有很多史家述及，这里就不打算重复了。这里要说的，是这一事件对李世民感情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一影响会及于他废立太子事件，并由此而间接影响到后来武则天的夺权。 　　 　　胡戟、胡乐在“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中谈到：“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事实上，玄武门之变给李世民的，又岂仅只是“不愉快”而已？那是他毕生的遗恨与隐痛，不仅令他痛苦，也令他恐惧终生。 　　 　　有一则正史不载，但民间流传极广的故事可作明证。据说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他寝宫中常常闹鬼，大概是见到李建成二人的鬼魂冤魂不散，在夜里出没。于是尉迟敬德、秦琼二人全身披挂，为之守夜，果然就没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见再无异象，二人就不再守夜了。谁知马上又闹鬼。总不能叫二人天长日久不睡觉守夜的嘛。不知谁想出妙计，教人画了二人肖像贴在门，果然也能驱鬼，从此无事。这一做法流传到民间，直到如今，就是贴门神的风俗的起源了。 　　 　　有此风俗的存在为证，相信此事不假。天下哪有鬼怪之事？即使有，又怎能只是贴两张肖像就能对付过去？显然是李世民自己“疑心生鬼”，由此可见他内心的焦惧不安。 　　 　　另外，现行“西游记”的第十、十一回的内容是李世民曾经答应泾河龙王，帮他牵制住魏征，不让他去杀龙王。不料魏征在梦中离魂去杀了他，李世民因此失信于人，被恶鬼缠上，拘至地府。 　　 　　这情节看似与玄武门事件无关，但近年来在敦煌发掘出唐代话本的残本，其中一篇叫“唐太宗入冥记”，情节大概是说李建成死后冤气不散，将李世民的魂魄拘到地狱来审判，但后来生死簿上给做了手脚，李世民的年寿被增大，阳寿未尽，只好又放还人间。这些情节都与“西游记”的内容非常相似，显然是吴承恩在写小说时受这本话本的流传变体影响，将其中的情节改头换面后都化入创作之中了。 　　 　　事实上，这一情节的最早版本，应该是唐代的“朝野佥载”中的记载，其后清代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六也提到此事：“《朝野佥载》记唐太宗事，按此则小说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惜此事记载，殊不分明。” 　　 　　虽然小说是出于虚构，但所谓“无风不起浪”，那无名作家何以会有此灵感写这样的情节？恐怕李世民在事后的恐惧不安之心相当强烈，连民间对此也略有所闻，因此敷衍成文。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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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04-5-15 08:20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上述所举都是民间传说、话本小说，或许可信性不高，那么正史之中会否泄露出一二呢？答案是肯定的。史载，贞观十六年六月，李世民下诏，恢复李建成的皇太子称号。赵克尧、许道勋认为“旧事重提，也是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 　　 　　我认为这样分析是失当的。早在玄武门事件结束，李世民登基后不久，就于当年十月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元吉为海陵王，谥“刺”。按照“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可见李世民那时这样做，一方面是粉饰玄武门之变为正义行为，一方面确实是出于将自己装扮成仁爱之人。到礼葬那天，他还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读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这是一场“孔明哭周瑜”式的政治秀了。后来魏征、王珪联名上表，一边斥责旧主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所以被杀是理所当然；一边请求李世民送葬送墓地。李世民自然是欣然同意，并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官属随同前往。这一次的礼葬李建成，就真的是政治秀，并没有道德负疚感掺杂其中。 　　 　　但贞观十六年那一次，却远为复杂。那时距玄武门事件已有十六七年之久，忽然旧事重提，等于是把已经愈合的疮疤又再揭开，不但令人痛苦，也是显得尴尬。而其时李世民在位多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他的威望德誉如日中天，根本不必再做什么政治秀来给自己面上抹粉。所以，从纯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做法十分不明智。 　　 　　再说，恢复李建成的太子名号，那么李世民的登基为帝还有什么法理依据？这岂不等于是默认自己是僭越？这显然不符合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行为。作为政治家，应该让过去的丑事过去，让时间来埋葬记忆，最好是永远也不再有人记起或提起，岂有反而自己来触动伤痛之处的道理？ 　　 　　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是，李世民在感情上受到这一惨痛回忆的折磨，他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只有公开做些表示内疚的事情，才能稍微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虽然明知这样做很不明智，将自己置于尴尬之地，还是要去做。 　　 　　那么，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承受不住感情的折磨而有此异举呢？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 　　 　　其一，那时李世民的精力迅速衰退。据“贞观政要”所载，李世民于贞观十六年已对大臣们说自己年近五十，觉得衰怠了。其实那时李世民最多只有四十六岁（即按开皇十七年为其生年来计），在政治家的年龄来说应该还是年青力壮。也许是因为他年纪很轻就已经事业有成，从二十一岁太原起兵时计起，至此在战场、政坛上已经打滚了三十五年，因此感到精力开始衰怠。 　　 　　当一个人正处于精力旺盛之际，意志力量也就特别强大，能将干扰精神的意念强有力地压抑下去。但当一个人精力衰退时，生理上的衰弱必然会导致心理上的软弱，平时压抑下来的种种隐痛就会从无意识层面浮现到意识层面，扰乱人的精神意志。所以老年人往往多愁善感、感怀当年。这些年龄、精力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现代精神心理学有很多论述，此处不必细谈。 　　 　　总之，李世民此时由于精力和生理健康的下降，对早年杀戮过甚的内疚感在内心升腾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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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4-5-15 08:21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我看恐怕还是那时李世民正面临废立太子的决定，在反复思量中，必然会联系到从前自己与李建成争太子之位的情景。以前他是处于藩王的地位，全心全意只盼望夺得大位，对李渊之偏袒李建成，一定是既感委屈，又觉气恼。但现在轮到他自己处身李渊当年的位置，大概才明白到父亲那时处境的为难吧。 　　 　　据史书所载，李世民后因李承乾卷入李元昌的叛乱之中而决定将之废黜，欲立次子李泰。后来却发现他野心勃勃、欺压幼弟李治，才恍悟到自己一直被他蒙蔽了。于是他在两仪殿召见长孙无忌、房玄龄、徐世勣、褚遂良，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说着扑在床上，抽出配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急忙冲上前去，褚遂良夺过配刀，交给身边的李治（可见当时李治在场）。 　　 　　长孙无忌等请求他说出心中所想，李世民万般无奈下终于说出要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李世民于是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李治于是跪下向长孙无忌叩头。 　　 　　这一段记载，胡如雷觉得有疑点。他认为，（1）李世民当着李治之面讨论立太子的问题，还投床自刺，太过不成体统，可能性不大。（2）立李治为太子是李世民自己决定的，根本不必李治向长孙无忌叩谢恩，反而应该向李世民叩谢才对。他指出，“太宗实录”贞观十四之后的记载是长孙无忌负责编写的，所以他怀疑这段史实经长孙无忌歪曲过，是为了美化他自己。 　　 　　对此我认为不然。上述史料可能写得有些夸张，但基本应该属实。这里先谈胡的第二点质疑。胡这样说，显示他不太了解贞观末年长孙无忌在朝中的显赫地位。 　　 　　那时由于大部分贞观年间的重臣相继去世，元老重臣就差不多只剩长孙无忌一人最权倾朝野了。李世民一来是为了保证在他死后，能使自己的政策延续下去；二来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已日趋稳固，若在这个他自觉精力“衰怠”的时候再来打破这个集团对朝政的垄断，未必来得及办完这件事，反而会导致政局动荡，且留下诛杀功臣的恶名。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索性反过来大力巩固长孙无忌的权力，寄望他在自己死后好好扶持新皇，即使冒外戚干政之险，也不要危及整个皇朝的生存。而要长孙无忌乐于扶持新皇，则这新皇的确立一定要得到他的首肯。长孙无忌说“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一方面是暗示他承诺全力扶持李治，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咄咄迫人、干预废立太子的强硬态度。所以，李世民才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由此可见，舅父（长孙无忌）的答应是必要条件。 　　 　　（本节待续）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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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4-5-15 08:21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应该指出，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日益操控朝政和他的决定，并不自始至终都乐于接受的。相反，他有时会流露出极其不满的情绪。 　　 　　例如，在立李治后，李世民又一度发生思想动摇，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欲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李世民第三子，但不在嫡生之列，是杨妃所生。这杨妃应该是杨广的女儿，所以陈寅恪在论及此事时认为，李世民这样做，是欲进一步拢络隋杨的宗室。 　　 　　但我认为这个解释太牵强。诚然李唐开国之初，与隋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杨氏与李氏实出于同一贵族集团，而李渊与杨广本就是姨表兄弟。但立太子之事关涉极广，影响深远，而拢络隋杨宗室只是李世民诸多政策中的一个，不算是最重要的；而且还有许多其它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拿立太子这样的大事来作牺牲。 　　 　　李世民自己的解释是说李恪文武全才、英武果断和他自己很相似，而李治懦弱，所以有废立之心。我认为，李世民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李治懦弱，所谓有废立之心是假，借此来对李治能否执掌大政而表示忧心是真。 　　 　　太子一经确立，绝少改变，更何况李恪不是嫡子，要改立他，或者要改立杨妃为后，或者彻底打破封建礼教中在嫡子中选立太子的规定。而这二者都是极其困难的，必定遭到长孙无忌、乃至全体大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后一种情况更是不可思议，此例一开，等于是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必然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李世民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决不可能没考虑到这些。而且，如果他真的想立李恪，他一定可以预计到长孙无忌会拼死反对，那么他就不会在事前只跟长孙无忌一人讨论此事；而应与其他有可能支持此举的大臣商量妥当，才突然发难，令长孙无忌措手不及，还来不及反对，改立太子就已经既成事实。 　　 　　但李世民并没有这样做，显然他这样说只是借个因头来发泄发泄对李治懦弱的担忧。而他对长孙无忌这样说，恐怕也是在暗示他对长孙无忌的不满。这从后面的对答可得到证实。长孙无忌听到这种言论自然大加反对，李世民就说：“公以恪非己之甥邪？”这句话说得很重，很露骨，将长孙无忌欲借扶持新君来搞外戚专权的用心毫不留情地揭了出来。 　　 　　长孙无忌却并不因此而退缩，说：“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应该说，从当时的政治局面来看，长孙无忌这话虽然是出于私心，但道理还是正确的。所以李世民没有再提此事，转而煞费思量地为李治寻找辅佐他的良臣。 　　 　　关于废立太子之事，长孙无忌对李世民的决策上的影响，赵克尧的分析比较合乎事实。他说：“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一向颇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君臣一体、共理天下的思想约束了他的独断独行。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后期的权力足以转移到元老重臣手里。魏征死后，政治动议权转到褚遂良手里；政治决策权转到长孙无忌手里。”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nononono 乐望侯光禄大夫 组别 翰林学士 级别 平东将军 好贴 3 功绩 509 帖子 2408 编号 6418 注册 2004-4-2

#12 发表于 2004-5-15 08:21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以上见解基本代表了正统史学家的观点。而这里我却想提一下一种主流外的见解，即日本治唐初史的原百代女士，在其代表作“武则天”中提出的看法。 　　 　　原百代认为，在贞观后期，朝廷上开始出现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的官僚利益集团，李世民对此有所察觉，也想过要打击它，但已经来不及，也下不了狠心去摧毁它。这一集团实际上操控了贞观后期及永徽早期（永徽是李治的年号）的政治，直到武则天上台才将之打破（因为这一集团反对武则天）。 　　 　　这一论点很有意思，显然是借用了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不是马列主义中的卡尔.马克思哦）关于“官僚架构”的表面合理与实质不合理的性质，以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理论。若这一论点成立的话，则对于李世民在贞观末年许多政治上的态度转变都要重新进行评价，并且由此或可借鉴用于评价毛泽东晚年的许多错误思想与行为。 　　 　　现在回过来说胡如雷提的第一点质疑。李世民为什么要当着李治之面来讨论废立之事。显然他那时确实已有了改立李治之心，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其它的选择余地了。但李世民对于李治的懦弱又实在不放心，所以又有投床自刺之类的举动，固然是有失体统，但也正反映了玄武门事件对他精神打击之深。 　　 　　胡戟、胡乐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这位临机果断、铮铮铁骨的盖世英雄，为何伤心过度失去常态？显然是眼前的事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惶恐。往事历历，当年在玄武门他与兄弟们的厮杀，他孩提朝代杨广夺宗成功后将共父隋文帝杨坚和长兄废太子杨勇一齐害死，那两幕活剧又在重演。继隋文帝和唐高祖之后，下一场厄运正在轮到自己头上，展现在面前的是又一场骨肉残杀的刀光剑影，是自己身败名裂的惨淡前景。除了这还有什么能挫伤这位英姿勃勃的明君圣王面对人生的勇气呢？”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李世民会否后悔发动玄武门事变呢？我想不会，他只是内疚罢了。没有玄武门事变，他不杀李建成，自己就被李建成杀掉，哪里还有后来内疚不安的余地？所以心中愧恨是一回事，“后悔药”是决计不吃的。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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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4-5-16 08:23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以上是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本人的影响，接下来谈这一事变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司马光在评论玄武门事件时也谈及这一点，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现世史家也有人激烈抨击玄武门事件这一负面影响，并指出，唐代为了防止藩王夺权，不得不令太子同时兼任军事方面的要职，以防兵权旁落藩王手中，带来后患，但仍然改变不了唐代政变频繁的局面，这都是因为玄武门事件开了恶例在先。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苟同的。司马光等人的意思是说，由于李世民干过政变夺位的事，于是他的子孙后人要干这类事时就有了先例，没有道德负罪感，可以放手去干了。但不要忘了，人们发动政变，自有其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必定是牵涉到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不必冒这个大险了。若在一般情况下，道德顾虑自然能发生其作用；但在生死关头，道德的考虑就次要之极了。既然如此，难道李世民不曾发动过政变，这些子孙后人在发动政变前找不到榜样、借口，他们就会改变主意，宁愿坐以待毙也不搞政变了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像李世民自己，在他政变之前又何尝有什么榜样、借口？相反，杨广搞政变留下千古恶名倒是个大大的坏榜样。按司马光的这种推理，李世民岂不是应该警戒这种行为，不去政变才对吗？但事实不可能是这样。情势逼人、生死所系，道德考虑只能退出，也与榜样、借口等等无关。 　　 　　唐代政变何以如此之多，应具体分析各次政变的前因后果，再取其共通之处来加以考察，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将罪名派到李世民头上去。 　　 　　若一定要说玄武门事件对这些后来的政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在政变之后，政变者为自己找道德上的美化时会引玄武门事变为例。但这已是政变后的粉饰，与政变发生的原因无关。 　　 　　（本节待续）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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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4-5-17 08:29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最后要谈的是玄武门事件所有负面影响中最恶劣的一点，那就是对史书编纂的干扰。 　　 　　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生死悬于一线，道德顾虑只有抛诸脑后了。但玄武门事件之后，却不能不为他的行为作道德上的美化。为此，就必须篡改史书，隐瞒真相，所以他不顾侍臣的反对，执意要打破在位皇帝不能看当代史编纂情况的规例，亲自看了起居注。 　　 　　史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要求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即后来的“太宗实录”，当时李世民未死，自然不存在“唐太宗”这一庙号）。房玄龄表示反对，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则说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当时谏议大夫朱子奢也表示反对，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 　　 　　但李世民不听，仍然施压要房玄龄上呈国史，最后终于破例看了。看后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于是下令删去浮辞，直书其事。 　　 　　从李世民的话看来，可知当时史家写玄武门事变时，已经是有意隐瞒真相，其做法可能是对李世民不利的事实就不予记载，但相信还未到捏造史实，将不实的谎话也记了上去的地步。 　　 　　但李世民对此显然仍不满意，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周公、季友，就是暗示史家要按这些古代圣贤的行为来改写史书，扭曲史实。所谓“何必隐讳”其实是叫他们放开手脚去伪造史料，不必担心负上不秉笔直书之恶名。赵克尧却由此而得出李世民看国史有其合理的一面，还说他以周公、季友自喻是以史喻史，说明他卓有史识，观点之荒谬可笑，不值一提。时至今日，我们完全不必再为尊者讳，李世民压迫史官修改史书，这种行为恶劣之极，根本不值得为之遮掩粉饰。 　　 　　不过，一些后世史家因此而认为修改史书的风气是自李世民始，中国的“信史”传统从此一落千丈，却又未免过于高估李世民这一举动的影响力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夫子笔削春秋”之举，什么“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讳来讳去，早已没有信史可言。汉代已经有改史的记载，清代的皇帝更是特别热衷于此道。李世民这次改史，做得过于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再加上他是有“明君”的美誉的，做出这等与此名不合之事，自然是人人注目，又人人侧目了。 （本节完）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曹仲德 组别 白衣卿相 级别 讨逆将军 好贴 8 功绩 185 帖子 682 编号 6296 注册 2004-3-27

#15 发表于 2004-5-17 09:1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孔夫之笔削春秋还算不得大问题，只不过是把诸侯招周王会盟这种不名誉的事情大笔一挥改成周王去打猎罢了，谁也误导不了。这和后世为当权者的恶劣行径隐晦还是大有区别的，春秋在大关节上还是很直的，甚至直过了头，郑庄公克共叔段和赵盾弑君就是代表，不是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么。〈史记〉〈汉书〉两本汉朝史书都做得很好，堪称典范，〈三国志〉是第一本因为多隐晦受批评的，对于贾充弑君他采取了语焉不详的写法，房玄陵等大概也想如此处理，不过太宗特别批示，也只好乱来了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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