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西化派学者如何歪曲和篡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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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7 00:4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漫谈西化派学者如何歪曲和篡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近代以来，外邦之人对中国不太了解，渐渐经由交流而对中国有所评说、有所认识，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其认识有偏差、有不太准确处，也是很自然的。无奈近代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不了解，竟转持外邦人之说以讥诋弹斥中国社会与文化。不仅是拾人牙慧，抑且颇有昔年北齐“汉人学得胡儿语，高踞城头骂汉人”之概，令人哭笑不得。而此等言说，数十年来，已成中国学界主流论述，盘根错节，相与纠缭于学堂教材、社会组织、政策制度、舆论气氛间，几于积重难返。

据《西域地名》说：“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可见本系泛指，后来才成为专称。大概印度边区以中国最大，故渐渐独占了这个称号。印度旁边的中南半岛，后来一直称为印度支那，就仍保存了这个印度边区的古义。但这样看就太没意思了，不如说它源于蚕丝、茶叶或瓷器。支那一名不管源于上述哪一原因，中国人都会引以自豪，觉得是嘉名，充满荣耀感。可是，近代史上情况却与此迥异，中国人并不喜欢被外邦人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认为此词深具贬义。所以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爱国志士才会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后来于右任先生更主张将“印度支那”改称“中南半岛”。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也将他对“支那人”一词给他的侮辱感进行了深切的描述。日本古代并不称中国为支那，都称朝代，如唐国、清国之类。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效法西方称中国为支那。那是新时代时髦的称呼，本来亦无贬义，故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的汉诗说：“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文中支那非但不含贬义，反有钦慕之情。当时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成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成为“日清战争”。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多把中国成为“支那”，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中国当时的留学生，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也习惯以支那标志出身国。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由于军阀割据，中国没有完全统一，故 1913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由于日本长期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双方国力又消长日甚，日本恃强凌弱，侵略我国日剧，因此支那这个词在民国以后就渐渐便由美称变成了中性词，继而又具有了贬义，在国人心目中深感屈辱。然而，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支那猪虽然不满，日本支那猪的论述，其实却又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是包括反对日本人用支那一词来称中国者都没有认识到的。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以来，鲁迅等人强烈的批判国民性、改造国民性言论，理论的源头与内容都在日本人的“支那猪论”中。国民性一词，本来就是晚清由梁启超等人有日本引入的词汇。具体说中国人之国民性，亦即支那国民性如何，则是甲午战后在日本逐渐形成的风潮。把支那人描述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奢侈、好色、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妄自尊大、奴性、无国家观念等。此等老而怠废之民族，与日本人形成了野蛮落后跟先进文明之对比，上承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下启侵华以造大东亚共荣圈之说，达成了日本侵华的理论前导。早期，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中，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但其后就开始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如桑原骘藏《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接着，1926安冈秀夫《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归纳支那国民性。该书共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于忍耐；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淫风炽盛。只有“善于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再下来就是赤裸裸为侵华张目的“研究”了。大盛于 30～40年代，如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首先指出所谓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论述了一些支那民族性，如天命观、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谈中国人的残虐性时，举出的例子是：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1938杉山平助《支那、支那人与日本》更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在这种心态下，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
怎么样，你很眼熟吧？没错，鲁迅说中国人的阿Q精神、中国吃人的文化、中国人爱看杀人、中国人迷信等等，都与日本这些论调有惊人的相似性。鲁迅留日的背景，使他曾到受到多少日本支那人论之影响，自鲁迅被神化以后，几乎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研究。但撇开动机不谈，至少可看出他所开展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事实上即与日本这种支那国民性研究一脉相承，内容也差不多。鲁迅以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等，对中国人性格之讨论，仍不脱日本支那人论之范围。中国人，学着外国人骂中国的口吻骂中国，此其一例耳。

人的自我意识，都是跟别人相区别时才能发展起来的。没有“别人”，也就没有“我”。民族也是如此。我族之族群意识，必须依靠着和异族区别才能建立。这种自我意识或我族意识，对“我”当然也都必须具有正面肯定之意义，否则“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亦因为如此，故异于我的“他”，就只好作为负面的角色，种种与我之不同均具劣义。每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是这样造就的。如中国人喜说“夷夏之辨”，最早也来自等态度。把人群分为夏（我）和夷（他人）两类，我文明，他人愚昧、落后。故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夷夏之辨，后来当然复杂化、深刻化了，不只有这样的意义，但起源只是如此。其实西方人也有他们的夷夏之辨，他们称为东西之分。自居西方，把东方他者化。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推想世界是圆的，划分成温带、热带等区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其《政治学》首先为西方人勾勒出东方社会的形象，那就是“专制”和“奴性”。中世纪学者大艾伯塔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理思想。在《区域的性质》一书中把占星术和环境结合起来，认为地球的可居住性由纬度决定，不同的可居住性，就影响着人类各地区的社会性。这种论调，被称为早期东方专制论。但这一说法并未立刻流行起来，原因是中古欧洲主要是基督宗教之内部发展问题，与东方交涉尚少。主要交涉之东方亦仅限于埃及、波斯、阿拉伯世界，其所谓东方，基本上指的即是这些地方。中古以后，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透过阿拉伯世界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建立新的欧洲文明。重新认识希腊罗马作为欧洲文化源头的地位和价值。接着是启蒙运动。启蒙的含义，是利用人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完善人的世界，而非如以往那般仰赖神的恩典和救赎。这时，用来挣脱中古神学，打开新视野的资源是什么呢？一是希腊那些古代文化，二就是欧洲以外的文明。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欧洲人这时已有更多的认识了。原因一方面是欧亚商贸规模愈形扩大，中国茶、瓷器、丝及其他日常用品源源不断流进欧洲人的生活中。中国传说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真实。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令欧洲人震栗，具体感受到欧洲之外另有一个强大的力量。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也强化了欧洲人这种印象。再则是中国的文字、道德、政治体制、文学艺术等在欧洲乃时髦之新鲜物事，颇令改革社会者乐于取资。因此17、18世纪间的欧洲弥漫着中国风。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各国的中国瓷器，自1602年至1682年便达一千六百万件以上。路易十四、五时代，中国式家具、壁纸、丝织品、摺扇、服饰、化妆……也都成为欧洲的时尚，中国绘画与建筑园林更被群起模仿。杜亚尔德（J.B du Halde）《中华帝国志》，1734年出版后，1736年立刻出现英译本，1747年出现德译本，1774年又有了俄译本，可见其风行。伏尔泰因读其书，见其中有赵氏孤儿故事，乃“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五幕剧”，并认为此一故事“是个巨大的明证，体现了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歌德也因读到此书而感叹：“中国人有千万部好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哩！”“在他们那儿，一切都比我们显得更明理、纯洁和道德。”

但风气随时推移，物极则反，进入十八世纪，热烈崇拜中国的舆论气氛毕竟开始有了些变化，已逐渐酝酿发酵贬抑中国的风气了。这种风气，是对“中国热”的反弹。许多人对于“中国如此炫耀的优势”开始怀疑、开始批评了。对于因越来越高的远东热潮而被忽略的古希腊光辉，也觉得不平。像费奈龙就把孔子理解为一位只是替社会提供了几条美德格言的人，远不如苏格拉底能追溯形上之本原；又说整个中国“民族的道德准则就是撒谎，就是谎言以自夸”。认为中国“尽管文明”，却仍陷于“最粗俗、最可笑的迷信之中”。有一本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续集》也是明显的例子。此书描写鲁宾逊漂流到中国，书中对中国字、中国学术、中国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都有严厉的批评。为何该书作者选择用批判的态度写小说？其实与市场需求有极大的关系。自1715年起，英国的出版商判断反中国的基调会是畅销书，同时，法国也出现反中国的历史小说。而造成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印象的原因是：英法当时积极推动和中国的商贸，但是一直打不开中国门户，外交官及商人倍感挫折。更关键性的因素，是罗马教廷的态度。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得力于耶稣会教士的报导，这些报导塑造了欧洲人的中国观。但由于“礼仪之争”，耶稣会主张宽容中国敬天祭祖等礼仪的立场受到攻击。教廷竟于1773年裁决取缔耶稣会，致使耶稣会所代表的中国观一落千丈。中国人的宗教态度、社会状况，从足以与欧洲相对，甚或是更胜一筹的非基督教文明，转而成为一黑暗帝国，有待上帝拯救。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被认为遭到羞辱，欧洲对中国印象更为恶劣。接着就是鸦片战争，以及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中国几乎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欧洲人对中国还会有什么敬意？放在这个历史脉络中看，就不难发现出版于1748年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什么恰好会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一个转折点，成为18世纪后欧洲人对中国论述的典范了。孟德斯鸠对于自己作为一位欧洲人深感荣耀。他活在大殖民时代，认为：“欧洲的权势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经常维持着庞大额部队，甚至维持那些仅供炫耀而无实际用途的军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可了解欧洲的权势已是历史上无可伦比的了”（四卷，廿一章，廿一节）。这种站在历史高峰、活在世界权势之中心的感觉，使他生出了无比的优越感。对于那个曾被仰慕、推崇、赞美的古老中华帝国之声望，异常地不服气。将之贬为专制主义，视为异类，正是出自于这种特殊的心里状态。他的讲法，基本上沿袭亚里士多德之区分，分为“自由的欧洲（西方）”和“专制的东方”，东方包含印度、中国等，但主要指中国。他把政体分成共和、君主、专制三种，各有其原则与动力。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所谓共和政体，是指全体人民或部份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整体，例如民主或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君主一人在执政，但一切依法律规定办理。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君主依其个人意志与反覆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共和及君主制均有自由可说，专制政体则无自由。欧洲各国中，英格兰的情况最好，意大利等国就差了。但纵使是意大利等国，也只是“企图实行专制”，与“东方专制”仍是不同的（二卷，十一章，六节）。在东方专制政体中，其实无所谓法律，因为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人们又通常和女奴结婚，所以也没有关于奁产或关于妻子利益的民事法规。在专制政体中，亦无所谓道德。他对当时称扬中国人道德高尚之风气很不满。认为欧洲人道德高于中国，不仅中国人最会骗人，更因中国人所服膺的“东方道德原则”乃是建立在恐惧与服从上的。中国人的礼教，也是为专制服务的。而且，“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三卷，十九章，十七节）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专制呢？孟德斯鸠从气候、地理、人口、人种等因素说：“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十八章第六节）“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上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三卷，十四章，四节）……等。这样对专制政体之形成与性质的解释，有命定论的色彩，专制国家之所以为专制，系因其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气候、幅员等而不得不然。既如是，在这些条件未能改变之前，专制政体事实上并不能改变。而这些条件，基本上也不太能改变，故专制政体即不得不成为一凝固之物。欧洲可以越变越好，中国则不需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民既已生活在专制政体中，那就继续过着“亚洲的奴役”吧。只要我们欧洲人能享受着“欧洲的自由”（这两个专门术语，见三卷，十七章，六节）就好了。孟德斯鸠这套专制中国论，在当时颇有反对者。例如伏尔泰就认为专制政治与中国政治并不相同。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中国则因以下四个原因，不能称为专制政治：（一）人民将君主或官吏看做家长一般，为之尽力。（二）政府注意人民福祉，经常修桥造路、保护学术与科学之研究，人民也自觉地表示敬意，养成顺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却并非由于专制。（三）中国行政组织完善，官吏均经严格考试甄拔，皇帝虽高居上位，却不能擅行专制。加上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四）中国的法律，充满着仁爱的精神，而且已存在四千年。另一位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ois Quesnay, 1694-1774）则认为中国固然属于专制政体，但却是一种“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他着有《中国专制政治论》（Despotisme de la Chine），专论中国之政治。这是一本与《论法的精神》足相对比的书，明确反对孟氏。他认为despot一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依于国法行使主权的合法专制，一种是非法的压制人民；前者可以中国为例子，后者则与专制君主同义。中国的文化制度，均以自然法为依据，即皇帝自身，必须严守此确乎不动之大义，所以中国之专制，绝非压制政治。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所谓“上帝”，所谓“天”。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即为万物之父母。皇帝只是上帝在地上之代理人。以统治国家言，叫做君主；以教化人民言，尊称师表；以祭祀上帝言，则不过司祭而已。因此，形式上中国皇帝虽为专制君主，事实上皇帝亦须受天理的支配与束缚。这就是所谓“合法的专制政治”（despotisme legal），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

但因大时代因素，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孟德斯鸠这套讲法渐渐取得舆论优势。继之而起的黑格尔更是发扬孟氏东方专制论不遗余力。亚洲缺乏自由，在孟德斯鸠，主要是从外部解释；黑格尔则从“精神”上说，认为中国人民因缺乏自我意识，所以只能服从官员的规定，故其道德，便只能成为奴役的道德。而这种情况，在政治形态上就显示为专制独裁：中国人的帝国属于“神权式的专制政治”。那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是个独裁者（Despot）。他领导着一个庞大官僚层，故其下属成员，就算是宗教上的事情及家庭上的事也要通通由朝廷来规定，个体在道德上并无自我可言。黑格尔对中国属于东方专制政治的判定、以欧洲为世界的巅峰、讥讽耶稣会教士对中国道德的宣传，三种法律形式的区分，都类似于孟德斯鸠。不只如此，孟德斯鸠把中国视为凝固体的观点，更对黑格尔深具启发。所以他说：中国乃是一个持久而有韧力的国度，因此他不能凭藉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这就是远东的形式，特别是以中国为典型：“这样的历史本身仍然是毫无历史性的，因为它不过是同样一个伟大没落之重复。”所谓中国历史无历史性，是说中国之历史不具有进展之意义，只有空间的连续性（spatial continuity），而无真正的历史性。此即社会停滞之谓。这当然是对孟德斯鸠认定中国无变化的哲学式解说，也可用以说明为何东方民族一直不能进入青年期。孟德斯鸠和黑格尔这类“东方专制主义”的评说和“亚洲社会停止论”，当然甚为可笑。孟德斯鸠把东方专制归因于气候与人种等，已然荒谬；又说中国女多于男、中国之官吏及家中仆人均是太监、中国无私生子、中国河川不宽且在汇集前或后便已流失或蒸发、中国人几乎只吃鱼过日子等，更都是笑话。而更严重的，是他整个论述是“立理以限事”的，亦即先立三种政体之分，再分别寻摭史事例证以填塞之。严复虽翻译其书，但同样批评他：“其为说也，每有先成乎心之说，而犯名学内籀术妄概之严禁。……往往乍闻其说，惊人可喜，而于历史事实，不尽相合”（九卷四章），实是一点也没错。看起来煞有介事，其实是找理由来替自己的偏见填证据，射了箭再画靶子。黑格尔呢？同样是用这种办法，依正反合之精神史（也就是他的独断哲学），塞上各民族，坐实自己的民族优越感罢了。除方法乖谬之外，其具体指控中国是专制国家之事况，也全都经不起检证。例如《论法之精神》一卷六章讨论各政体中民、刑法之简繁及判决之形式。说专制国家中因为所有土地与财产都属于君王，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土地所有权、遗产的民事法规，也“完全没有发生纠纷和诉讼的机会”。可是汉律中的《户律》便是谈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所有权、钱债等等的。唐律《户律》，以迄清朝《户部则例》也都对此有所规范。又如该书一卷五章结尾说：“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以唐制言之，号称独裁专制，权力集于一身，可以不必依法行使的帝王，其诰命不但须经中书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的给事中、尚书省的尚书丞更都有权封驳，退换制诰。此制，宋明以降皆沿用之，《宋史·职宫志一》说给事中“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指此事。这对王权之制衡，比现在台湾的总统制还大得多，更不要说大陆了。此外，唐代制度，中书省又设右散骑常侍，掌规讽皇帝之过失；右谏议大夫，掌谏谕皇帝之得失；右补阙、右拾遗，则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门下省也设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功能相同，都是专门职司监督纠正天子过失的制度性设计。它们与监察机关职司监督百官者不同，对制衡君王，有比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监察制度更强、更直接的作用。事实上，意大利神父金尼阁早就讲过：“中国政府形式上虽然是君主制，但一定程度上属于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拟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摺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到近代，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也明确指出：“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的政府，‘那里无法无天，个人独断独行’。但这个定义不如用于我们古代的君主制……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帝王的权力受到官吏即‘曼达林’维护传统礼法的制约。”（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页）只是这类客观论述，均不被对中国心怀偏见的孟德斯鸠们采纳罢了。

而历史的不幸，往往就在于真话没人听，妄说却常因缘际会，大为风行。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已无法对抗西方之船坚炮利，故孟德斯鸠、黑格尔这类东方专制主义越来越盛。黑格尔说：“欧罗巴洲一般来说，是世界的中央和极限，绝对是西方。亚细亚洲却绝对是东方。”几乎也就是后来欧洲中心论者共同的看法。认为亚洲虽为文明创始之地，起步较早，但长期停滞不进，仍居专制之域，西方则渐渐发展到了极致。后来讲东方社会，喜欢说它已长期停滞，并热烈讨论为何停滞、如何才能打破停滞如欧洲一般发展，其渊源亦正起于此。另外，黑格尔对东方专制社会的分析，超越了地理气候等因素，由精神的角度立论，开启了无数法门。后来无论是从国民性、绝对精神、人民主体性等各种方式来阐明东西文化社会不同者，大抵皆可溯源于此。英人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曾这样概括十九世纪以后西方人之自我意识和东方观：欧洲人按照想像，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想的西方的对立面。西方被想像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也就是说，西方被赋予的一系列先进的特性，在东方则缺乏此类优点。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想像确定了西方一直是优越的（这种设想被推源到了古希腊）。因为据称从一开始西方就充满了发展的活力，拥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这必然也会产生理性的个体，资本主义近代性野因此才能能实现。通过类比，东方被盖上永久不变的低等烙印。东方被说成是容忍专制观念和不合理的制度，活在黑暗的深渊中，理性个体一产生就会遭到集体主义的扼杀，故经济停滞和奴役成为其永恒的命运。这种观点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和东方彼得·潘（Peter Pan）理论的基础，制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西方”与“停滞不变的东方”的永久印象。西方人此种虚构的东方观，其实还有一个该书作者没想到的作用：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中国人也鹦鹉学舌起来，用这套东方观在看中国了，说中国长期停滞啦；是帝王专制国家啦；人民缺乏理性，停留在感性直觉层面啦；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啦；中国缺乏人民主体啦；中国也必须脱亚入欧，才能获得自由与民主啦……等，好不热闹。假如我现在说：人有两种，一种正常，一种不正常。我是正常的，因此另一人某甲，虽然我还搞不清楚他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但他必是神经病。你恐怕会认为我这样才是神经病吧！孟德斯鸠黑格尔等那一大堆东方专制论，其实就属此等。可是跟着他们发狂而自诩进步的中国人，百年来却还真不少。这类人，人数之多、声音之大，至今仍甚聒耳。像孟德斯鸠以及后来论证中国为何长期专制停滞之各种说法，在黄仁宇《大历史》系列都还看得到哩！谁说笑话只是笑话呢？

黑格尔之后，最重要的东方论者，就是马克思。他又超越了前人，从土地所有制、社会经济结构、国家政权形式等方面做考察。于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首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在该书中着意撰写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依马克思之见，欧洲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而这在东方是不存在的，东方没有（发展的）历史。中国只是一种“陈腐的准文明……生活单调而乏味”。中国的社会，他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在这种社会中，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即历史进步的发展动力）基本不存在。他在《资本论》中说，在亚洲：“直接生产者……直接从属于一个作为其地主监督他们的国家……（因此）并不存在土地私有权”。并且用于再投资的剩余价值被消耗掉了，没有用于生产，这“为解开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变的奥秘提供了钥匙”。简言之，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没法出现，因为生产力归专制国家所有。这样，这种土地公有制就被赋予了停滞的特性，因为地租是“由残酷的专制政府，常常通过残暴的手段，从生产者身上以税收的形式榨取而来”。这一状况与欧洲有根本差异。在欧洲，国家不是高居社会之上，而是根植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阶层，并与之合作。相应地，由于不能通过高税收来榨取剩余价值，国家就允许出现一定的空间，资本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累剩余价值（如利润）用于再投资。因此，经济发展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　欧洲中心的线性或内在的发展史，一直可延伸到封建和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然后是到共产主义终点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样，西方人自始就没有经历“原始的集体主义”，在经过四个发展的历史阶段后，最终将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使自己和亚洲人都获得解放。为何要解放亚洲呢？因中国获得发展、解放或拯救的唯一希望，在于资本主义的入侵。这将“打开落后的”中国国门，为其注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活力。同样，印度也被如此描述过。这类言辞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宣言写道：西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也就是说：西方侵略东方，对东方是一大恩惠，解救了东方。看来东方还应该感谢这种强奸犯的逻辑。

自民国十七年的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史学界即陷在“马克思焦虑”中，一直想解决两个问题：（a）当时的中国是什么社会，（b）中国社会之发展阶段如何。关于当时中国是什么社会，共产国际钦定的说法是封建，后来则又改为半封建半殖民。学界则有资产社会、封建之残余……等认定和争辩。至于中国社会之发展阶段，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中国是否曾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代？（2）中国是否有奴隶社会？（3）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于何时？以上这两大主题，直到现在，还是马派学争论的焦点。一九五六年，中共召开师范学校中国古代史与中世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暂定：以郭沫若“春秋之际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分界”说为依据。但仍有异议：有些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主张殷代就是奴隶社会末期，周初进入封建；有些则认为殷初至西汉末，都应属于奴隶社会，魏晋以后才进入封建；童书业则坚持到东汉末或魏晋还是奴隶社会；侯外庐则主张封建起于秦汉之际……讨论此类问题的学者，也大都认为：自周或汉或魏晋至鸦片战争，中国历史与西欧相比，乃是长期的停滞。但这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到底又是何种社会呢？前已说过：亚洲社会停滞，是孟德斯鸠首先提出的观念，其后黑格尔、马克思、魏特夫、赖世和（E.O.Reischaur）等人陆续发挥之。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长期停滞的时期，王礼锡才会说“秦至鸦片战争以前这数千年，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的一段谜的时代”“为什么会有二三千年的不变社会，这是一个迷惑人的问题。多少中外的历史研究的学者，迷惘在这历史的泥坑”。其实这没什么可困惑的！原因非常简单：一、自己先接受了亚洲社会停滞论，“发现”亚洲社会是停滞的，再来找答案，当然越找越困惑；二、马克思谈的历史几阶段论，根本不涉及中国，自己却偏要把中国史塞进人家的框框中，怎么塞得合呢？能不越塞越困惑吗？无奈深陷于马氏迷狂中的史学界对此简单道理却老是想不通，于是争来辩去，竟把这两三千年不变的“谜的时代”逐渐定性为：封建社会！于是中国史就变成由周或秦汉以来，直到鸦片战争，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中；鸦片战争以后，才受西方洗礼，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也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了。中国现今无数近代史研究机构、学会、刊物、博硕士点，都依这一观点而设；无数人靠这个观点而设的岗位吃饭。故鸦片战争以前之史事，均可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余孽！中国人对自家社会的封建描述，也可说已到了张口即来的地步，例如说到传统宗教，就说是封建迷信；讲到传统伦理，就说是封建思想等等，封建社会，已成了古代社会的代名词。那么，你或许会问：咱们中国学者为何非要紧抱着封建社会这个名头不放呢？哈哈，没什么，革命造反的需要罢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万千人头落地的，区区歪曲和篡改中国史，算得了什么？

[ 本帖最后由八番宣抚使于 2015-11-17 22: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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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7 08:5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嗯,从汉开始.中国其实已经是一种推选议政制....
后面更是增加了:考试议从政制度.

三书是上议院朝会就是大议会? 地方诸老其实就是社区议会???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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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7 19:5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字太小，看着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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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7 22:5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字改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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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8 01:26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惯得他！！！ CTRL+ + 就可以放大了。

关键，现在留行小段落换行，大段落换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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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8 01:29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老头可能是实诚人，提意一下。

网络上现在的分段一般是义群就分行了，一个回车。
而段落就是两个回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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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0 19:3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欧美较早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是基于二战之后，对日本王阳明心学派的研究，旋即成立国际阳明学会。60、70年代美国出现明史研究领军人物爱德华-法默。最早提出世界历史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以中国为中心，只不过清朝打了一下盹，才让欧洲暂时有机会领先。欧洲史观转化为中国史观。并著书《亚洲战略史观》展示明朝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史观随后被全球化视野所取代，但是另有一支也发展成了中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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