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单逨：“德”是对执政者一人的“紧箍咒” - 炎黄春秋


	陈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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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09:5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十二）单逨：“德”是对执政者一人的“紧箍咒”

（十二）单逨：“德”是对执政者一人的“紧箍咒”
单逨在揭露执政者一人所造成的严重而恶劣的社会现象以后，必须面对宣王而反复阐述周公亶所规定的“德”的问题。如何深究洞察周公亶所规定的“德”，这应该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每个执政者所必须明确“德”究竟是什么，才能把“德”作为约束自己的紧箍咒。何况单逨还是“为人之师”呢，就必然面对这一问题。要比较正确地面临这个问题，作为为人之师就必须诱导“学生”如何“洞察”其“德”，才能揭示“德”是周公亶规范执政者之必然。即便是宣王和单逨一起早就在“召穆公”的教育下，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单逨还必须多次的深入探讨，才能使得宣王铭刻在心。
另外，什么是单逨所说的“德”？这也是大家不知道的问题。要说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殷商王朝的历史事件之中去，熟悉一下我们不知道的历史。“德”字，在甲骨文内，基本上是没有的。虽然如此，然而人们在甲骨文一期曾经发现过一例的似“徝”的“德”字，之所以它是“似”，是因为它的右边的“直”字下面的只是一个“且”字。“甲骨文”专家们，把此似“徝”之字，隶定为早期的“德”（盘庚时期）。嗣后的甲骨文中，再也没有发现过“德”和似“徝”字的踪迹。直到西周初期，在成王亲政而拨乱反正按姬奭的“兆民和”教导以后，才在金文中出现了遵照周公亶精神办事的“德”，但却还没有“德”字右边的下面“一心”，此“德”就是左边是双人旁右边是“上十下罒”所组成的西周初期之“德”。明显可以看到，当时规定“德”字，是为了回复到盘庚时期“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信念，把古“似‘徝’”的“德”字的“上十下且”发展、变异成为“上十下罒”了，从而扭转了周公旦偏离“保证保障民得”的执政方向，回到周公亶《归藏》所规定的“严格以德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必须“保证保障民得”的执政中来。在出现何尊时（成王五年），就已经把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一心一意为民众服务的精神放在“德”字之内了，这就是《何尊》内的“恭德裕天”的铭文。并且《何尊》的铭文是告诉我们，“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文意为：我成王“恭敬”用《德》的诚心诚意之大，大过于天，足以训诫我的不敏，回到祖宗周公亶指明的执政之中来），正是成王“高度自律”的写照。待到周康王的时候，也就是成康之治的成熟时候——彻底贯彻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之后，才在“德”字的右边，使得添加的“一心”而定格于“德”之中，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德”字的组合（因为直接把盘庚的“一心”加入到“德”字的组合之中），这就是周康王时候的大盂鼎铭文内面的“德”字。当然，也是中华儿女们，现在还在源源不断使用的“德”字，且一丝不苟。其铭文是：“命女盂绍荣敬雝德经敏朝夕入谏”。这明显地是康王要臣子盂，用《德》经严格监察、督促执政者康王的行为，不受时间限制而必须“朝夕入谏”。从而保证康王的执政在周公亶规定的《德》的约束之内，而经常之每时每刻不偏离轨道，达到成王的“敏”的境界。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去揭露“德”字的本意。诚然，某些似“德”的“徝”字和没有双人旁的半边“德”的似“德”之字，都混用到西周的早期、中期，然而意思是一样的。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看到《何尊》和《大盂鼎》内的铭文，也就是成王和康王的“德”字，都只是指明“德”经是周公亶所作的《归藏》的名称，是严格、教育、训导、规范、执政者的律条！
殷商王朝晚期，某些执政者开始提倡“按自己的感情用事”而出现“上人的行为”（仁），并且推行重新组合“亲情关系”而“结义”，随之贤风（敛财）泛滥。故而，“上层”社会内“得”风“骤起”，歪风邪气比比皆是，也就是“贪污腐败”之风日甚一日，已经“令不行、禁不止”了。在武乙执政的时候，他认为这种不良的风气的祸根是“贞人集团”所为（因为，当时的“贞人集团”也的确“嚣张”，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过问，而且是在干预国家大事了。因为他们针对武乙的“感情用事”的行为——“仁”以及“结义”的“义”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揭露武乙的感情用事的“仁”是背叛祖宗成汤、盘庚、武丁的就事论事的传统，“结义”是无视、否定了原有的亲情孝慈关系）。所以，不得已而恼羞成怒的武乙还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向“识文断字的人”（当时的“贞人集团”）开了“杀戒”，把“贞人集团”摧毁了，罢了他们的“官”，只留下了极少的“贞人”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取消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大部分的“贞人”都被免职流入社会。但是，这没有涉及问题的根本，所以，得风还是日甚一日。这样就在殷商王朝末年之前，在殷商王朝的金文之中留下了九例崇拜“得”的铭文：如：“得”、“得鼎”、“□得”、“毌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了新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殷商王朝的定时炸弹。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殷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执政者）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执政者）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执政者）来保证、保障。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但是，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胡说八道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受害犹深。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后来由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的权势认定，才成为贻害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德”的起源，“德”仅仅是古公亶父（周公亶）的自我规范而已，别无他意。正因为是对执政者一人的规范，所以这才有执政者的“孤家”、“寡人”之说的产生，乃至发展。于是，《老子》的“成其私”、“少私寡欲”才能是持之有据的。显而易见，“德”是对执政者一人的“紧箍咒”！把“德”任意的下延或下滑，都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都是掩盖客观事物的真相，是找不出事物的真正成因的。故此，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是以权势的代价而做出的认定的。恰恰这就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解放了“皇帝”，砸烂了执政者的“紧箍咒”，一切国家机器的运转都为最高执政者一人的“纵欲”而服务也！之所以这里追述“德”的起源问题，当然是要理解单逨为人之师的苦口婆心之经历。
显然，“德”之所以出现，是周公亶为其捍卫“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得以实现的。直言之：执政者之所以要用“德”来约束自己，就是为了自古以来“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而得以实现。洞悉“德”的容貌，认清“德”的表现，很简单。在于有“德”的执政者，必须处处、事事、时时都只能按照道理办事，按照“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办事。
“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物体”呢？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它是那样的惚恍，惚恍之中却有“形象”，能够给民众带来极大的好处；它是那样的恍惚啊，恍惚之中却有为民众办实事之“真实”的“业绩”；它虽然那样的深远幽暗而看不清楚啊，然而正是在深远幽暗而看不清楚之中，却揭示出有完美最好的为民众办实事的“精华”。这种最客观、最真实的“道理”，当然是最具体，最可信的治国的“道理”。从现在上溯到周公亶的时候，乃至更加遥远的武丁和盘庚之时。这个“道理”就一直没有变更过。根据上面的道理，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以往好的国家“执政者”前辈之所作所为。我怎么知道比较好的执政者前辈们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此。
之所以，周公亶认定以“德”代替“得”，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殷商王朝的上层社会内“得”风盛行，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武乙提倡“仁”（感情用事）、推行“结义”，随之出现的贤而泛起敛财之风，因而转移当时人们的“视线”，镇压了“贞人集团”。然而，这却违背了武乙先辈们的教导，离开了“保证、保障民得”的执政宗旨。只不过以“贞人集团”作为替罪羊，从而掩盖自己要打击镇压造成“贞人集团”事实的真正原因，进而开脱了为王者的武乙的直接罪责！
周公亶的这种做法，是拨乱反正、大刀阔斧的根本治理。这不仅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靠得住的。只有按照周公亶的“德”的规定，才能“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的实施。
当单逨来叙述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就不得不回顾历史。回顾历史的时候：“以阅众甫”，当然就必定要按照前辈成汤、盘庚、武丁、周公亶走过的道路再走下去，因为这是正确的，同时这也应该不是难事。但是，在此以后谁又“走”（做）过？大家早把从盘庚起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忘记得干干净净；把周公亶提出的：执政者自己“不得”，要“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同样忘记得干干净净。从春秋、战国、秦、汉以来直到现在，无不如是，这还怎么能够谈得上来“发扬传统文化”？还会发扬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单逨这样为人之师的经历，为后来撰写《老子》二十一章，赢得了宝贵而独到的一手经验，这是任何人不能企及的。人们不认识“德”，不知道我们自身古老的“德”的产生，就不能认识老子所说的“德”的。不知道殷商武乙的祸害之真正之所在，就不知道“德”的发生发展，当然就更加不能认识老子所说的“道”和老子痛斥的“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的道理。环顾我们的现实，不就是一大群这样的人们，在自我任意地宣讲《老子》吗？他们所宣讲、传播的《老子》，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毫不相干，故而才有“‘孔德’是‘大德’”之类似的笑话的层出不穷与花样翻新，从而玷污了老子，玷污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显然，这些人怎么知道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于是，他们的胡说八道就在他们不着边际地宣讲之中表现出来，完成他们想象中的老子和任意解说的《老子》。
如何认识老子与如何认识单逨是一致的。因此，揭露出单逨的事实，就是我们认识老子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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