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4-7-29 15:43 发表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面对列强最公平的战争，在这场1V1的对抗中，大清对外的虚弱暴露无遗，要说为什么惨败，那就是腐败，赤裸裸的腐败，这点逃将卫汝贵的老婆就在给老公的书信上写了：老公你年纪也不小了，家里有地又有房，钱也捞够了，可别和年轻人一样冲在前面啊，千万别傻啊！。。。。。。。。。
卫汝贵家信奇冤
陈悦
平壤之战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围绕盛军统领卫汝贵的劣迹谣传，其中影响最深，直到今天现代人提起来，虽然并不一定记得住当事人姓名，但对故事轮廓仍然有印象的，无疑是著名的卫汝贵家书一事。
在民国初年编纂的清朝官史《清史稿》中，列传二百四十九卫汝贵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称卫汝贵率兵援朝时，妻子致信给他，告诫以不要当前敌，所以卫汝贵在平壤遇敌就逃。日军后来获得了这封书信，常常拿来告诫国人。
统兵大将竟恪守妇诫，至国家大事于不顾，看来已经十分可恶。而这封书信竟然还被日本人拿去当作笑谈，更使中国人颜面无光。这段极端刺骨锥心的故事，成为甲午战争历史中最令人难忘的片断之一，也因此，时人和后人评论起卫汝贵来，大都切齿痛恨，认为其死有余辜。但是这封信的完整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则几乎没有人去细究。
占领平壤之后，日军的确在城内抄获了大量清军将领的书信，并很快就在日本国内战时大量印行的特别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上刊出。这些书信由于在中国国内没有公布刊行，其内容对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极为神秘。笔者经过仔细翻检《日清战争实记》，乃至日本防卫厅收藏的甲午战争史料，平壤城日军缴获的清军将领书信，主要集中是叶志超、左宝贵两人的，卫汝贵的书信十分稀少。而且所有这些书信的内容，都没有能和卫汝贵家信故事发生联系的。
在《日清战争实记》中，和卫汝贵家信故事几乎完全一致的一封书信，刊登在1894年9月19日发行的《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上，即平壤失守后第四天发行的日本刊物。就是一位年近六十的中国陆军将领，在朝鲜收到的妻子来信，信中将领的妇人也的确有“戒勿当前敌”的内容。不过，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并不是卫汝贵，而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收信时间、地点也不是大战临头的平壤城，而是东学党事变刚刚开始时，赴朝清军的驻地牙山。即，这是一份叶志超的夫人在丈夫赴朝不久后书写的家信，和卫汝贵没有丝毫关系。
这封写于1894年7月18日的信，全文内容如下：
军门大人座右：
妻前月廿四日肃泐一函，因无邮船，初二日始寄去，刻下想已递到。初三日御珊之三侄、陈巡捕共至芦署，接奉手书两封，祗悉一是。因船来即开，故未泐复。上海沈大人送来火腿、洋点心等共八色，已饬李巡捕便船妥交，寄呈行辕，计已如数收到。
璜儿前月廿八日于马封递来两函，拆阅后即包封递送牙山呈交，已嘱陈弁富升（粤）初六日由芦署带回；璜儿另函也于初八日交徐先生送呈，计时想均收到。今晨接奉初十日寄来之手示，知此前后所寄之信尚未递到，署内上下人等颇以为念，捧颂之余，实为歉仄。教匪（东学党）刻已肃清，俟与日本讲和，即撤兵内渡，闻此甚慰。如果和事说定，固属甚好，否则必动干戈。忆吾夫廿余岁从戎至今，每战必先，人所钦佩。此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总宜调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为祈。朝鲜天气过热，祈保重柱石之身，公余之暇仍需节劳。此后常有便船，如需食物等件，望即示知，照办备妥寄上。
三侄女于初四日赴榆，因火车未通，初七日始至关。陈妻在芦，健饭如常，大媳亦好，大孙读书颇知上进，现已开笔作文。二孙二孙女读书亦好，三孙吃得亦颇结实，阖署内外上下人等亦皆平安，均请放心勿念。
肃泐布复，敬请福安，预贺捷喜，伏惟垂鉴。
妻孙氏端肃、大媳暨儿女等侍笔
六月十六日灯下安禀[1]
叶志超的夫人孙氏，是淮军大将、树军统领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曾任直隶、两广总督）的表妹。叶志超和孙氏的姻缘极为传奇，叶志超青年时代是安徽肥西团练首领解先亮的部将，行军作战时正如其“叶大呆子”的诨名，“每战勇冠其曹”，深受解先亮的赏识。一天，叶志超偶然遇到一位少女，“羡甚”，解先亮见状，告诉叶志超“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得到这一许诺，叶志超作战更为勇猛，解先亮兑现自己的承诺，找人抢回那个少女当叶志超的夫人。后来叶志超得知少女的表哥原来是另外一支团练的首领张树声，当时安徽的团练“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但叶志超生性胆大，“公然不惧”，只是回避与张树声往来。到了叶志超因军功，在淮军中渐渐出类拔萃之后，张树声也不念旧恶，“军门既通显，复为姻婭如初。”[2]
张氏夫人的书信，通篇透露着对丈夫的关心，并没有什么不妥。其中“勿身先士卒”一句，容易受人诟病，但其实这句话有“总宜调遣得人”为前提，只不过是妻子知道丈夫早年作战勇猛，经常出生入死，担心此时年逾花甲，“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如果再做这种冲锋陷阵的举动，难免冒险，而告诫丈夫对这类事情应该挑选得力的人去负责而已。
就是这么一封叶志超的夫人给丈夫的书信，竟然在甲午战争末期被人莫名其妙歪曲了信的内涵，甚而转嫁到卫汝贵头上，最后还煞有介事写入了正史，可谓是天大的冤枉。相反在日本方面，这封信并没有如同一些国人理解，作为清军将领守妇人之诫的笑话。最早刊载该信的《日清战争实记》，对这封信的解读，其实不过是“牙山败将叶志超的妻子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的手信”，寥寥数语而已，而且此后日本的各类史书绝少有提及这件史料的，在日本国内并不曾有所谓广为人知的宣传。
“卫汝贵家信”谣言的诞生，和当时中国国内知识阶层的作风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是全国知识阶层的精神典范，社会舆论的鼓导者，他们或居于庙堂，或坐在书斋，任意评人论事。对例如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他们会不惜一切予以抨击，而不会扪心自问自己的批评是否真的有道理，很多时候，为了加强自己话语对舆论的影响力，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众口铄金，置人于死敌。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800万两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在清流、言官眼中，只要能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可以任意编造。而且编造得越为离奇，在朝议中引起的轰动效应越大，对对手的打击也就越多。军机大臣看到这份弹劾，曾不无兴奋地评价为“语绝奇！”[3]
置身前敌，真正领兵打仗的卫汝贵犹如一件殉葬品，倒在背后那些仅会口诛笔伐的言官们脚下。文章天下的言官们，会用纸笔记录下他们所理解的“真相”，而只会办洋务、办军事的办事者们，则会渐渐地被这些“真相”所改变面容，以扭曲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表面之上。
[1] 《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东京博文馆，1894年版，第98－99页。
[2] 刘体仁，《异辞录》，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7页。
[3] 《翁同龢日记》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7－27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