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晕菜 于 2014-4-27 10:12 发表
还府兵制呢，边境军队职业化很早就出现了
这又牵涉到唐朝弱小的另一个因素，即重胡轻汉，本末倒置，最终两头全失。唐朝对外作战，主要靠着征发北方胡族，这些人确实不是府兵，也是唐军能够扩疆的支柱力量。
对于唐朝而言，裹挟大量异族士兵加入自己的阵营，与汉军混编做战，在短期内获得了颇佳的效果。然而想要让远比自身更加精锐的部队为己所用，无疑不是一件易事，唐廷之所以能在630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实现这一点，主要靠着两种手段，第一个手段，便是大力推行“重胡轻汉”的基本国策，对异族进行笼络。草原诸部在相互吞并时，战败者地位必然陡降，甚至举族沦为奴隶，然而当诸部族向唐朝称藩之后，却一切均与之前无异。各部酋长虽然领有唐朝的刺史、都督之类称号，却不过是些表面文章，唐廷并不对其统治进行任何干涉，辖区内的事务照样由部族首领一言而决，可以说是完全的自治 （这也给诸部族恢复实力，最终发起反唐暴动提供了条件）。此外，唐廷还对胡族显贵们倾心厚待，降酋一概授予官爵（品阶也普遍高于同等条件的汉官），并在京城赐以豪宅，还提供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其女眷则赐以公主、郡主、县主等尊号。在贞观时期，仅突厥部的胡酋就占到了朝臣总数的一半，若再算上其它胡族，胡官的比例竟然超过了汉官，大唐高层对胡人何等偏袒亲近，由此便可见一斑。
对于底层的部民，唐廷同样施以难以想象的仁政。在草原上，战败的部族往往要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众部族在降唐后，却并未承受任何战败者应付的后果，尤其是那些非统治族的部民，原本还要向东突厥、薛延陀等强大部族缴纳巨量的牛羊物资，此时却无须上缴任何赋税，生活水平比降唐前反倒大幅提升。此时唐朝麾下的汉族百姓所承受的赋税徭役十分沉重，既要承担大量的租、庸、调，又需要缴纳羊马口赋，生活之凄苦远远甚于那些投降的胡人，一些地区的百姓甚至活不下去，卖田卖地，卖儿卖女仍然无法缴纳苛重的赋税。在名义上，唐朝向北方大幅开疆扩土，一时风光无限，然而在这些军事胜利之后，中原百姓们却未能得到丝毫好处，负担反倒大大增加，做为战败者的胡酋们非但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反倒还能高高在上，尽情享受汉民们的供养。如此破天荒的优待令很多胡人真心归附，甚至对唐朝这个以鲜卑胡族为统治高层的政权产生了归属感，尤其是一众胡酋，在长安城享尽尊荣，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在草原之时，这也正是不少胡兵胡将甘愿为唐廷东征西讨的原因之一。
简而言之，唐廷的政策，就是靠着高官仁政来收买胡人，从而换取一支精锐部队为自己效力。这种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了一些胡酋胡部，成功地令其为自己所用，可这些收获却被建立在严重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基础之上，也给唐帝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非但令广大汉人心中不忿，对国家和大唐中枢心怀怨怼，忠诚度普遍匮乏（这也正是唐朝汉军战斗力较弱，在胡人反叛后无力应对，以及唐朝将领频繁叛乱的原因所在）；更给众胡族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平台，为其在恢复元气之后反攻倒算，轮番蹂躏大唐这个昔日的宗主国埋下了祸根。
如唐朝这样将胡族当成自己人，朝中胡官多于汉官，而将汉人放在第二位的统一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只有元朝和清朝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大唐高层基本由鲜卑贵族所充斥，虽然其治下百姓多为汉人，但统治高层却多以胡人自居，因此天然亲近胡人，对各异族毫无戒心，任由其发展坐大，最终让华夏大地沦入了“五代十国”这个胡人横行，乌烟瘴气，汉民们凄惨不堪的大乱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