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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汉武帝时期的李陵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它不仅对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汉民族和匈奴民族有重大影响,牵涉到当时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而且影响到当时和后世的思想文化,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很高的审美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
我认为,所谓的“李陵事件”,应当说是一系列相关事件的总和,而其中的主要事件,是李陵率五千步卒奋战绝域全军覆亡的军事事件。这一事件,是整个李陵事件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根源所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作为社会生活中美的一种形态,悲剧展示人与环境的必然冲突。在环境力量的打击下,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悲剧人物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实现,并以自身的失败、受难,甚至死亡而告结束。但是悲剧却以自身强烈的美学力量唤起人们的悲痛、同情和感奋,肯定悲剧人物在道义上、精神上的胜利,宣告环境力量在道义上、精神上的失败,并且从中揭示出“历史的必然要求”[1]。用这一观点来分析李陵军事事件,就不难看出这一事件的悲剧性。
一、李陵军事事件述略
天汉二年,汉武帝决定对当时北方的强敌匈奴用兵,拟让他已故宠妃李夫人的弟弟、贰师将军李广利担任主帅,而让李陵为李广利当后勤。李广利才能平庸,治军无方,用兵作战常常得不偿失,绝非良将之选,而李陵则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虽古之良将不过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72)。故而李陵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安排深为不满,提出要独当一面,率自己所部远征匈奴,“分单于兵”。汉武帝看出李陵不愿受李广利统辖的真意,批评之后,又刁难说:“吾发军多,毋骑予女。”李陵豪迈地说:“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汉武帝“壮而许之”,并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带兵在中途接应李陵。路博德曾任伏波将军,资格较老,不愿做李陵的后应,就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在匈奴战马肥壮的秋季,不宜对匈奴用兵。希望留住李陵,待到来年春天,他再与李陵分路出击匈奴。汉武帝很生气,怀疑是李陵后悔了,自己不想出兵,而让路博德出面上这样一道奏章,想推掉这次作战任务。于是立即给路博德下诏,说自己本打算给李陵一部分骑兵,但李陵说什么要“以少击众”。言下之意,对李陵深表不满。诏令改变了原来的部署,让路博德赶到西河阻击匈奴,而让李陵“于九月内出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并严令李陵把他怎么与路博德商量的,与敌情报告一起送上来。就这样,李陵在君主猜疑、同僚离心的情况下出发了,率领他的五千步卒,带着笨重的军需物资,孤军深入,到举国骑马引弓的强敌之国匈奴的腹地,去执行这种本该有可靠的大部队为后援的轻骑兵来执行的侦察任务。
面对着极其危险艰巨的任务,李陵毫不退缩,督率所部长驱奋进,“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71),气概凌厉地向强敌之国挑战,并不失时机地派人把沿途的山川地形和部队的行进情况向汉武帝汇报。在浚稽山,李陵与匈奴最精锐的部队——单于所率领的三万精骑兵遭遇了,他们仗着人数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将李陵的五千步卒包围住,气势汹汹地直扑过来。面对主客异形、步骑异势的不利态势,李陵临危不惧,严密部署,指挥若定,沉着迎战,“搏战攻之,千弦俱发,应弦而倒。虏走还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急忙“召左右地八万余骑”,再次发动进攻。李陵率部且战且退,日夜苦斗,毫不气馁,又“斩首三千余级”。南行之“大泽葭苇中”,匈奴军队又乘机“从上风纵火”,妄图用火攻来消灭李陵所部。李陵又机警地“令军中纵火以自救”,挫败了敌军的阴谋。双方战至一座山下,单于带兵上山,坐镇指挥,命儿子带领轻骑兵冲击李陵所部。李陵与之“步斗林木间,复杀数千人”。并乘胜“发连弩射单于”,杀得单于落荒而逃。在李陵所部如此英勇顽强、机智巧妙的打击下,匈奴军心动摇,单于怀疑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而且是在一步步地把他们引向长城,是想诱歼他们,于是打算退兵。众位当户君长心有不甘,认为单于亲自率领十倍以上的骑兵还打不败汉军的几千步兵,以后将无法再派人守卫边界,也将使汉朝更加轻视匈奴。他们提出再与李陵部队在山谷间奋战一场,再过四五十里就是平地,还不能打败李陵,就退兵。于是继续向李陵所部发动进攻。李陵部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匈奴兵马众多,一天交战达几十次。李陵部队经过顽强奋战,又歼敌二千余人。匈奴觉得不妙,准备退走。恰在这时,李陵部队的侦察人员管敢叛变投敌,泄露了军机,陵军遂陷入绝境。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奋不顾身地战斗,所剩三千余人,箭矢皆尽,没有武器,“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刀尺”,继续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决斗。最后,道路断绝,救兵不至,眼看要被敌军全部歼灭或擒获,李陵又果断地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脱而至塞者四百余人”,其余尽没。
作为一军的主将,李陵本打算单身擒拿单于,但看到匈奴军队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只好回来。后来又准备以死报国,被部下劝阻,部下劝他权且投降,再寻机回去,就像浞野侯赵破奴那样,还会受到当今皇帝的优待。李陵没有答应。在突围中,李陵的战友、功臣韩千秋之子校尉韩延年战死,李陵痛感“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抱着“庶几乎曹柯之盟”的目的投降匈奴。后来,由于汉武帝听信谎言,诛杀了李陵的老母和全家,李陵抱着无涯之憾长没匈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二、李陵军事事件的悲剧性
李陵军事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幕典型的悲剧。一位天才的将领和他所率领的五千名忠勇的战士,在不可抗拒的环境力量的打击下,陷入了悲惨的结局。那么,这幕悲剧的主要矛盾冲突是什么呢?表面看来,似乎当然是李陵部队同匈奴“亿万之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71)的矛盾冲突,其实不然。因为,从属于强大的汉朝军队的李陵所部并不一定要孤军奋战绝域。它是汉军的一部分,它的安危存亡理应受到汉军最高统帅的关注,得到兄弟部队关照。得不到这种关注和关照,原因决不在匈奴一边。其次,即使从战斗的发展过程来说,在匈奴先是三万多王牌军,后是又增加八万多“左右地”军队的全力围攻下,李陵部队并没有被他们围歼,反而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一次次把他们打垮、击溃,拖着他们一步步向自己国家的大门口撤退。致使匈奴无计可施,军心动摇,准备撤兵。可见,李陵部队和匈奴军队的矛盾冲突,既不必然这样发生,即使这样发生之后,也并没有造成李陵部队必然覆灭的结局。所以这一悲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只能从李陵部队所属的汉王朝内部来找。
从根本上说,李陵精兵报国的理想追求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李陵“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与汉武帝“任人唯亲”军事路线的冲突是酿成李陵军事悲剧的根源。
1、李陵精兵报国的军事追求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的矛盾
作为一代名将,李陵的抱负是以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报效大汉帝国,而兵精将能无疑是他的军事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继承祖父李广的遗风,精习骑射,仁爱士卒,深得武帝爱重、信任,引为近臣。他对武帝也非常忠诚和崇敬。以后献身军旅,戎马边庭,曾深入匈奴,刺探军情,教射酒泉,苦练精兵。但是武帝对他的爱重和信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他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而李陵对武帝的忠诚和崇敬却是出于把他看成国家和民族的象征这种朴素的感情。基于这一点,他本能地认为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应该属于武帝。所以当他看到武帝选将非人时,就委婉地表示了异议,而这就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发生了矛盾,武帝对他的态度也就由爱重、信任一变而为恼恨、猜疑。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汉军最高统帅的他,才会做出一系列导致李陵部队走上不归之路的错误行为。
首先,是他对李陵部队定下的“毋骑予女”的基调。这一点,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却绝对不容忽视。骑兵在过去漫长历史年代战争中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著名军事论著中所说:“这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非常机警、敏捷和主动。”(《军队》)[3](Ｐ10)“无论步兵在会战中起多大作用,骑兵仍然是,将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兵种。现在和过去一样,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期望作战胜利。”(《骑兵》)[3](Ｐ326)作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大汉帝国“以骑代车”战术革命的汉军最高统帅,汉武帝对此是不会不了解的。但是他却给李陵部队定下了“毋骑予女”的基调(从他后来给路博德的诏书来看,“毋骑”是假,实际上不想给是真)。而且无论任务怎样更改、部署怎样变动任务由“到兰干山分单于兵”改为“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部署由“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改为不派任何人接应),这一基调却始终没有改变。说穿了,这样的部署等于是放弃了这支部队。
其次,他居然会出于一点毫无根据的猜测,忘记了(或者是故意不顾)当时最起码的军事常识,派行动迟缓、辎重很多的五千步卒,在毫无应援的情况下深入举国骑马引弓的强敌匈奴的腹地,“垂饵虎口”,去执行侦察任务。他在给李陵的诏书中只讲到见不到敌人就如何如何,至于如果见到敌人、甚至遇到敌人的主力乃至倾国之兵该怎么办,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误。
第三,是他给朝臣和诸将的不良暗示。从李陵部队与匈奴主力遭遇到李陵部队在塞外一百多里处被聚歼,匈奴在单于的指挥下,全国一盘棋,在极短的时间内“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71),集中全部力量来围攻李陵部队,而汉武帝统率下的大汉帝国军队,却麻木不仁,徘徊观望,从始至终竟无一兵一卒增援李陵部队。李陵部队在万分不利的情况下,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大量杀伤敌人,并把他们一步一步拖向自己国家的大门口,为汉军聚歼匈奴军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建立了辉煌的战绩。可以说,这支小小的部队,已经为大汉帝国的军事利益做了自己所能够做到的一切。但是直到最后,汉军却毫无反应!眼睁睁地看着或听着战机的丧失、部队的覆灭。何至于此呢?关键在于汉武帝。他不仅从部署上将李陵部队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从态度上给了诸位将领“李陵失宠”的暗示,使“谄谀取容”[4]成风的官场诸将敢于对李陵部队的生死存亡麻木不仁,而不用担心受到什么追究和责难。
很明显,作为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环境力量的代表,汉武帝的态度是造成李陵军事悲剧的根源所在,其他诸如“老将生奸诈”、汉军观望、管敢出卖军机等都不过是这个根源上的支流。它们有机交织,共同构成了这幕悲剧内在的决定性的环境力量,导致了李陵军事悲剧的必然发生,并且不可逆转地一直延续到最后。可以说,这幕悲剧矛盾冲突的内容是汉王朝内部的,只不过它采取了汉匈军队外部冲突的形式罢了。
2、李陵“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与汉武帝“任人唯亲”军事路线的冲突
汉武帝与李陵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具体地说,又是两种军事思想的矛盾冲突。
国家之间的战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我国古代军事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讲究效率,节约人力、财力和时间是用兵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正如《孙子兵法·作战篇》所说:“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5](Ｐ22-23)战争的目的是追求胜利,而不是长久用兵:“故兵贵胜不贵久。”[5](Ｐ33)而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战胜本身,也不是战胜次数的多和战胜得彻底,而是不战而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Ｐ35)“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攻也。”[5](Ｐ40)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选将用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谋攻篇》)[5](Ｐ46-47)作为一代名将的李陵,是深谙此道的。他的追求和努力,他在对匈奴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才能,无不在印证和诠释着这些军事学原理。而他的“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尤其具有进步意义,是军事效率和军事原则的典型体现。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军队,不仅标志着自身在作战意志、战略战术、军事技术等方面大大高于对手,而且标志着其身后的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和发达。这是让对手口服心服的根本条件。而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帅的汉武帝,则出于“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6](Ｐ227),“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6](Ｐ228)的极权帝王意识,不顾国计民生,穷兵黩武,劳师袭远,几十年用兵不止。在用人上,更是一贯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多选用得宠外戚担任主将。如果说他前期任用外戚还能够注重点军事才能,所用卫青、霍去病之属还堪称将才的话,他后期拜将则全凭宠信程度了。正因为如此,尽管李广利才能平庸,但武帝还是屡屡任他为主将,常常是有过不罚、微功厚封,还不许别人稍有微词(这种宠信直到征和三年李广利率七万大军投降匈奴方终止,真可谓不惜血本)。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既违背军事规律,又违背历史规律的路线。由于这条军事路线在国力强盛的大汉帝国占居统治地位,与至高无上的君权相表里,与之对立的李陵的军事追求尽管代表了大汉帝国军事发展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最终仍然“不可能实现”。
3、李陵的军事悲剧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陵精兵报国的军事追求和“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李陵为了实现这一军事追求和军事思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李陵这样做,又是从忠于汉武帝、忠于大汉帝国和汉民族的动机出发的,但是由于他无意中触犯了代表环境力量的汉武帝的极权意志及其错误的军事路线,他和他所从属的五千健儿竟然像弃儿一样被无情地抛弃。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忠诚和智慧所创造的军事奇迹也最终汇入了武帝后期大汉帝国军队总体失利的纪录。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像流星一样,一闪便消失在专制时代漫漫长夜的黑暗太空,只留下悲壮的故事千古传颂。
二、李陵军事悲剧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1、李陵军事悲剧的社会历史意义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汉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开端。民族融合的结果,总是那些先进的、强大的民族同化那些落后的、弱小的民族,从而实现多民族的融合发展。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汉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无疑是先进的、发达的,在综合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汉民族的发展强烈呼唤强大的军队、高超的军事指挥水平和先进的军事技术,因为没有坚强的国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并且强大的军队高超的军事指挥水平和先进的军事技术本身也是令少数民族“慕义归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李陵的军事追求和军事思想是大汉帝国优秀军人对这种呼唤的积极回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它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和落后的军事路线发生了矛盾,却遭到了冷酷的扼杀。汉武帝的极权意志和落后的军事路线的推行,给汉民族和匈奴民族造成了两败俱伤的结果。汉武帝几十年用兵的结果与古代名将所创造军事成就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正如唐代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说:“(李)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 ;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7](Ｐ178)这大大迟滞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也为后世惨烈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在这一大背景下,李陵的军事悲剧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更显得深刻和凸现。
李陵军事悲剧也是当时汉代社会尤其是官场生活的一块试金石。围绕李陵事件,汉代的官场和社会暴露出了丰富的“众生相”,见风使舵者、落井下石者、趋炎附势者纷纷现形。而一代哲人司马迁则由于仗义执言而陷入了“法律悲剧”,改变了其人生和思想的轨迹。这种现象,在汉代社会中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2、李陵军事悲剧的审美价值李陵军事悲剧以其很高的审美价值强烈作用于人们的审美心理,冲击着当时和后世人们的伦理观念。受影响最大者首先是司马迁。他与李陵“素非相善也,未尝衔杯酒,结殷勤之欢”(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91),没有任何朋党瓜葛。他对李陵的情感,与其说是一种道德情感,毋宁说是一种审美情感。他为李陵的辩护可以说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审美激情,辩护词充盈着崇高感,近乎是在把一个典型的审美对象介绍给人们。辩护失败后,他虽然陷入了极大的悲剧,但仍无怨无悔,提起李陵悲剧和自己的所为,仍然充满激昂慷慨之情。而且李陵军事悲剧和司马迁自身因李陵事件而导致的悲剧还使司马迁的审美历程发生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巨大变化,有力地改变了他的美感构成,使悲剧感取代崇高感而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能够深刻地感受、体验、理解和表现具有深刻意义的悲剧性题材,写出《史记》这部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8]的不朽巨著。
在司马迁之后,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冲破了“华夷之辩”的界限,冲破了封建社会君臣伦理的道德范畴,对李陵悲剧进行审美观照,甚至自己进入角色,代人立言,创作出了“苏李诗”“苏李书信”等冠绝千古、文情并茂的文学杰作(而据逯钦立先生考证,所谓的“苏李诗”,开始是全是“李诗”)[9](Ｐ336～337)。南朝江淹的《恨赋》更是把李陵作为含冤负屈的名将的典型加以刻画:“至于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及!”[10](Ｐ3142)。
当然,李陵因个人和家庭的恩怨而最终没有回归汉民族,与苏武等爱国志士、杨业等爱国将领的气节和操守相比毕竟有别,所以后人就创作了杨业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其进行批评。相比之下,李陵其行可诛,但其情可悯。如果放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大背景下,李陵的长没匈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对故国的深沉怀念、对故友苏武爱国精神的由衷崇敬和热烈颂扬,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深深的负罪感,则表明他始终良心未泯。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6.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Ｚ].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Ｍ].人民出版社,1965.
[4] 司马光.资治通鉴(上册)[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4.
[5] 诸子集成(第六册)[Ｍ].中华书局,1954.
[6]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Ａ].四部备要(115)[Ｚ].上海中华书局,1936.2.
[7] 李华.吊古战场文[Ａ].文苑英华[Ｚ].中华书局,1966.5249.
[8] 鲁迅全集(第九卷)[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0.
[9]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Ｚ].中华书局,1983.
[10]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三)[Ｚ].北京: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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