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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安危托妇人”——在女人裙下苟存的大唐帝国
不容青史俱成灰
组别
士兵
级别
偏将军
功绩
4
帖子
363
编号
45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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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10
#1
发表于 2015-10-10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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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危托妇人”——在女人裙下苟存的大唐帝国
“安危托妇人”——在女人裙下苟存的大唐帝国
一、和亲帝国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和亲次数最多的王朝,总计和亲28次,送出的公主多达21名,可谓史无前例(亦无后例)。唐朝和亲的范围极广,周边各主要国家、部族几乎均是其和亲对象,范围遍及吐蕃、突厥、吐谷浑、契丹、回纥等数个种族,在和亲的国家数量上,也在华夏各王朝中遥遥高居榜首之位。
若论和亲本身,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未必就是屈辱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性质的和亲,一种是自身弱小,不得不向对方讨好献媚,以图苟存;另一种则是强国对周边弱小藩属的怀柔笼络,有时则是通过赐婚于不同势力,来实现分化离间,防止对方坐大,是积极的政治策略。以西汉而言,其前期的和亲属于屈辱示好的性质;但等到汉武帝重创匈奴之后,再进行的和亲就是对弱者的笼络了,即使不与之和亲,已经被打残的匈奴也绝不敢犯边作乱。至于唐朝的和亲,则大多都属于第一种性质,其间带有巨大的被动性和明显的不平等性,是为了取悦、讨好对方而不得不为,否则马上就会引来边祸。至于在遭到痛打之后被迫送出的文成公主,以及因为害怕被打而主动送出的金城公主是属于哪种性质,都是不言自明。
当然,虽然唐朝的和亲与汉朝前期的和亲都属于屈辱和亲的范畴,但两者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汉朝前期的和亲属于权宜之计,是要利用和亲所带来的短暂和平时期卧薪尝胆,积蓄国力。在和亲之后没多久,汉武帝便先后遣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将其打得抱头鼠窜,国破家亡,大大地扬眉吐气,一雪前耻;而唐朝的和亲则大多属于“送女人保平安”的性质,并不是为了争取时间,更没有励精图治,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振臂一击的打算。换言之,唐廷在送出公主时,根本就不准备在日后雪耻,也自知没有能力雪耻,甚至是不以为耻,反倒怡然自乐,觉这女人实在是送得好,送得妙,送得呱呱叫,又为自己换来了数年的苟安。
纵观两千年历史长河里的各个王朝,在那些和亲女子中,基本上没有皇室血亲,都是拿宫女来充数(如汉时的王昭君),送出亲王之女已经是最高的规格,唯有唐朝与众不同,非但送出的全都是皇室贵女,很多时候甚至不得不将皇帝的亲生女儿推进火坑(宁国公主、咸安公主、永安公主、太和公主俱为帝女),如此在其它王朝闻所未闻之事,在唐朝却屡见不鲜,实在是丢尽了华夏的颜面,而大唐的孱弱由此便也一目了然。
更丢人的是,其它王朝送出的“公主”虽然只是宫女,却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因此嫁到藩国后通常都充当正室,颇受尊重;而唐朝的公主虽然俱是正牌宗亲,却大多只能给蛮夷们做妾(21位公主中,似乎只有金城公主是正室),很多人甚至连名分都没有, 只是对方无数女人中的寻常一员,任其骑乘,地位十分卑微,最惨的甚至还被拿来祭了旗(如被奚王斩杀的宜芳公主)。其实这些外嫁公主在番邦的地位主要由母国的实力而定,如果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只是以联姻作为笼络周藩的手段,那送去的公主在异国的地位就比较高,有些甚至还能掌握一定的权力(如隋朝的义成公主)。唐朝的和亲大多是在异族的军事压力下被逼无奈之举,公主在外面自然就毫无地位。
二、饮鸩止渴
虽然送女人能为大唐帝国换来短暂的边境和平,但伴随着和亲,唐朝往往还要“陪嫁”大笔财物,并且与这些番邦加强商贸合作,帮助对方搞建设,结果就是为这些武力较强,但在其它方面蒙昧落后的异族们带去大量中原的文明和技术,让对方进一步壮大,然后再次掉过头来痛打自己,其饮鸩止渴的行为实在是愚不可及。其实被迫把女人当做礼物送出,本身就是一种示弱的行为,一个强大、自立的王朝,是绝对不会一味采用和亲这种屈辱献媚的外交手段来维系和平地,只有武力孱弱,靠军队已经无法保障百姓安全的无能国家,才从头至尾都需要倚靠这种不光彩的手段来苟且偷生。宋和明两个王朝即使是在内忧外患的窘境之中,也从未想过要靠和亲来求得苟存,无疑更具骨气,目光也不似唐朝那样短浅。
为了遮掩“被迫送女人保平安”的羞辱,唐廷在宣传上对自己的和亲行为大加吹捧;而如今的主流舆论为了吹捧唐朝,结好其它民族,尤其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脸面,也多对此举持溢美态度,评史的态度极不公允。在如今大多数的历史资料中,甚至将唐朝的屈辱和亲美化为——大唐以强国之尊,尤能主动伸出橄榄枝,以和亲为手段,奉行睦邻友好之国策,堪称强而不骄的光辉典范……却只字不提为何本该双方对等的和盟,却只有唐朝在巴巴地一个又一个送出女人,却很少能够得到对方的公主。
其实蛮夷们偶尔也会主动请求与唐朝和亲,并非总是大唐主动,但即使是这种和亲,本质上仍然是番邦恃强欺压大唐,攫取利益。换言之,由于国家弱小,无论和亲是由哪一方提出,最终吃亏的都是大唐。比如813年回纥曾主动请求和亲,据《旧唐书-回纥传》中记载:“八年四月,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 。“五百万贯”这一数额极为离谱,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和亲所需,在这张披着“姻亲关系”的面纱之下,其实是一笔私底下已经谈妥的巨额经济利益的转让,说白了就是一种隐性的“岁币”,虽然面子上好看些,但其“花钱买平安”的实质却与其它岁币并无二致。
唐朝军事孱弱,又无力振兴,便唯有靠着送女人来拉拢四邻,以保有并不稳固的江山。曹魏不过是地方割据势力,却能从匈奴人手中要回蔡文姬,而大一统的唐朝却反倒要靠送女人来保平安,实在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大了。然而由于虚假宣传的力度甚大,技巧甚高,如今很多人竟然误以为唐朝是一个强大的王朝,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唐朝真地强大,就会像汉朝强大后痛打匈奴一样,彻底教训周边那些不安分的邻国了,甚至还会发兵将其灭掉,这些藩国老老实实还朝不保夕,又岂敢兴兵寇边?说到底,唐朝频频对外送女和亲,正是大唐从建国到灭亡,都没有真正强大过的明证之一。虽然唐帝国一度趁着高句丽、薛延陀和东、西两突厥内乱而大幅扩张,但大唐的军事实力却不足以维持这些靠着投机取巧得来的土地,因此失败很快便接踵而至,大片土地沦失,最终反倒还把隋朝时的故疆都丢了不少。
尽管唐帝国周边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强大的对手,就算是最为强悍的吐蕃,比起后来的金、辽等集权式大帝国也远远不及,但唐朝国力孱弱,军队无能,仍然难以有效地震慑周边诸国,以致于在大部分时间里,各个方向的边境上都战端不绝,唐军既无力让对方不敢进犯,在对方进犯时又无力阻止,只能任由其抢掠烧杀,能想出来的唯一手段,就是积极进行和亲,藉此来博取边境安宁。在唐朝后一半的一百五十年里,国力愈加衰弱,完全不堪一击,其和亲之举就更是彻底沦为了溜须献媚般的屈辱行为,大唐也彻底变成了全靠躲在女人裙下才能勉强维系的屈辱王朝。
三、太宗寡信,收聘悔婚
唐朝送公主予异族和亲的风气源于唐太宗李世民,他的亲生女儿新兴公主就曾被送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不过由于薛延陀此时国力衰微,亡国在即(和亲之议仅四年后便亡国),因此唐朝其实并不如何惧怕对方,这也是唐朝少见的一次不算屈辱的和亲。
薛延陀是由当年从东突厥中分裂而出的数个叛反部落结盟所建,当时共推薛延陀部落的族主夷男为首,共抗东突厥汗国的镇压。由于政权缺乏法统支撑,夷男的国主地位并不稳固,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而随着回纥部逐渐坐大,薛延陀族的统治族地位日益不稳,夷男的汗位也摇撼不安,不得不结唐自固,这便是夷男在642年八月主动遣使请求和亲的原因所在。
太宗询问群臣:“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资治通鉴》卷197)由于此时唐朝与薛延陀均不能奈何对方,交恶只会两败俱伤,若是施以军事手段,反倒会帮助夷男稳定国内局势;而任由强大的回纥部彻底取代衰落的薛延陀部,推翻夷男的统治,出现一个内患消弭、朝气勃勃的新王朝,对唐朝也没什么好处,反倒是两族不断相争的局面对唐帝国更为有利;兼且之前一些铁勒部族欲降薛延陀,便擒了投靠于唐朝的契毖何力到夷男帐前,李世民欲救回契毖何力,借助他的威信来控制铁勒诸部。鉴于以上三点,重臣房玄龄力主允婚,唐太宗亦有此心,遂“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资治通鉴》卷196)。
在放回契毖何力之后,夷男又于643年六月“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资治通鉴》卷197,下同)。一些人将此事曲解为薛延陀卑躬屈膝讨好唐朝,并由此得出唐朝强大无匹,令诸藩凛服的结论,其实这次进献牛羊的实质不过是夷男为和亲下聘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讨好献媚。然而李世民此时已有反悔之意,刚被放回来的契毖何力便献上一计,要求夷男到灵州亲迎公主,认为“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结果夷男却毅然来到灵州,让李世民没有悔婚的借口,还于十一月分三次进献牛马羊驼,做足了礼数。李世民被挤兑地无计可施,进退失踞,只好干脆瞪着眼睛耍起了无赖,先是分三批接受了对方的“聘礼”(“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蓄”),然后就立时翻脸不认人,以牛羊在沿途有折损为由悔婚,遣人追回已经上路的公主,将其另嫁他人。
薛延陀至长安路远万里,途经大漠戈壁,颇为艰难,双方在订约送聘之前,都很清楚沿途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死亡,对此双方都是默认地,可如今太宗却拿此大做文章,借口异常牵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何况若是不满牛羊折损,就干脆别收这份聘礼,哪有收了礼又悔诺的道理?唐太宗身为泱泱大国的帝王,行事却轻诺寡信,连哄带骗,举止大损国格,最终竟然白要了对方数十万头牛羊,这种无耻行径连唐朝自己的大臣们都看不过眼,纷纷起而劝谏。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昏,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而重臣褚遂良更是直言上疏:“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构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可李世民却对这些谏言置若罔闻。
俗话说:“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唐军战斗力平庸,但唐朝历任统治者却大多能做到不拘泥于道德仁义,该狠辣时狠辣,该无耻时无耻,落井下石,背弃承诺等行径均是家常便饭,根本不拿宗主国的信誉当回事儿。凭借这种手段,唐朝在三百年中倒也确实谋得了不少好处,褚遂良之类顾及虚名的儒臣虽然较有品操,却不明白无耻才是谋利之良方,太宗若非素来心狠手辣,行事时无所不用其极,又怎能成功地杀兄囚父,荣登大宝?
此次李世民藉下作手段获取了不少短期利益,既骗得了大量牛羊,又得回了契毖何力,还大大折损了夷男的威信,可谓一举数得,不过却坏了大唐的名声,给李治等后续者留下了经久不散的隐患,长远来看其实得不偿失。一个民族的信誉的建立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可破坏却只须一瞬间而已。一国之君耍无赖,其后果就是整个国家的信誉剧降,深为周边各国、诸部所不齿,这种隐形的损失短期内并不会爆发恶果,但后续的恶劣影响却经久不散——一个失去信誉的王朝,之后再做任何许诺,份量都必然大不如前;想要修补受损的形象,则更是难上加难。
司马光一贯对唐太宗百般维护,在《资治通鉴》中为其文过饰非,遮蔽污点,可对这件事却也大大不以为然,直言相斥道:“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昏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四、松赞干布迫娶文成公主
634年(贞观八年),吐蕃国主松赞干布遣使长安,希望大唐送出一位公主,与自己和亲。由于吐蕃刚刚兴起,威名不显,李世民根本瞧不起这个边蛮小国,便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吐蕃自此与唐交恶。松赞干布被拒绝后,勃然大怒,立即出兵痛打受大唐庇护的吐谷浑,向大唐还以颜色。据《新唐书》卷230记载:“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吐蕃随后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唐太宗这才知道这个西塞小国的厉害,却无力庇护自己的藩属,承担宗主国应尽的职责,只好装成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对吐蕃的挑衅行为装聋作哑。但松赞干布仍不解气,又于638年挥军攻入大唐本土,“顿于松州(今四川松潘)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旧唐书》卷207)。虽然史官们将此事美化为“来迎公主”,但其间“武力逼婚”的实质恐怕就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在突入唐境、围困重镇松州之后,松赞干布态度强硬地遣使威胁李世民:“若不许(公主)行,则兵伐唐都;入蒙见允,则汉藏和好,永息烽烟。”(《西藏王臣记》)而在《新唐书》卷216中亦有相似记载:“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威逼的意味非常明显。然而李世民此时尚不准备向其妥协,非但没有送出公主,反倒紧急从各地抽调军队,又征发了东突厥和铁勒诸部,集结了五万步骑前往赴援。
松赞干布此次入侵唐境,其战略目的并非是要攻城略地,而是要武力威逼唐太宗服软就范,因此并不会卖力攻城,只是做势而已,基本上是顿兵于松州城西,呈威压态势,坐待长安回复,这种无力的进攻表现不免令松州守军产生了轻敌之念;加上松州是西疆重镇,驻军甚多;又是依托于坚城,以逸待劳,占了不少便宜;而吐蕃军队又仅有区区两千人,因此守将韩威信心满满地主动出击,意欲击退对方,攫取战功。然而蕃军的战斗力甚强,远非松州唐军所能敌,在《新唐书》卷216中,记载了此战的结果:“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
韩威大败之后,损兵折将,松州一带被羁縻统治多年的羌人早就对大唐不满,此时趁机起事,与蕃军联手,边境局势骤然恶化。就在此时(九月辛亥),唐将牛进达统援军前锋到达松州,就在松赞干布还在苦等大唐这个礼仪之邦回信之时,唐军已然不宣而战。牛进达“掩其不备”、“夜袭其营”,斩首千余级。 松赞干布见大唐态度强硬,非但不肯妥协,反倒出动重兵来与自己决战,且援军势大,又与松州守军内外呼应,又有本土作战之利,知道不可硬拼,遂避而不战,撤军西返。唐军主力随即抵达松州,但既未追击,任由蕃军安然退走,又并未杀入蕃境报复,显然对蕃军亦有所忌,不敢轻易启衅,而是忍下了遭到入侵这口气。
按《新唐书》中的说法,此次吐蕃出兵达二十万众,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水分地。据吐蕃史书《世系明鉴》记载:“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而在《西藏王统记》中亦载:“如若是行,不得公主,我即遣化身军旅五万,杀汝,掳公主,劫掠一切城市而后已。”过去在出兵时,常常夸大己方军队的数量以震慑对手,而从语气上看,松赞干布的这两句话也明显带有恐吓目的,因此这个所谓的“五万兵”,多半是为了向大唐施压而做的虚词,蕃军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远少于此。至于“二十万”之数,就更是荒唐离谱已极,此时的吐蕃才刚刚兴起,其人口、国力又如何能够维持如此规模的军队?大唐史官们有意夸大蕃军数目,无非是要藉此来为唐朝无力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窝囊行止遮羞罢了。《册府元龟》卷978中的一句话透露了历史的真相:“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千余,顿于松州西境。”显而易见,“两千”这个数字远比“二十万”合理得多,蕃军若是真地拥兵二十万众,松州那点儿边境驻军又哪敢主动出城迎战?牛进达所统的唐军前锋又哪敢夜袭其营?又怎么可能击溃二十万蕃军?吐蕃人的战斗力和斗志若是真地差到这种程度,又如何能够大破松州唐军?而松赞干布素以雄才大略著称,绝非不识时务的莽夫,若非有着一定的底气,又如何敢主动跑来寻衅?且以中原史官夸功掩败之习,若真地在夜袭中大破二十万蕃军,创下以少破多的经典战例,唐史中绝无不载之理,然而在各家史书中,却均只提到在偷营时斩首千余,显然并无更大斩获。
通过此次边境冲突,尤其是击破受唐朝庇护的党项、白兰羌,以及大破松州唐军这一连串军事行动,松赞干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强硬态度,给了唐太宗一个下马威,而李世民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吐蕃这个边陲之国实力强劲,决计不可轻视。由于太宗一手推行的府兵制无法支撑长期战争,致使唐朝无法承受与吐蕃打持久战的庞大消耗,蕃军随时都能再以小规模的部队入侵袭扰,而等数量的唐军不及对方精锐,若是没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恐将重蹈韩威之覆辙,但若是长期在边境上驻扎重兵,以唐朝贫瘠的国力又难堪重负。而偏偏吐蕃地处高原,易守难攻,唐朝的军事进攻能力又不强,无力主动攻入蕃境,甚至连短期内给对方造成军事压力都做不到。换言之,由于唐帝国的财政状况并不足以在西疆长期屯驻一支重兵,因此吐蕃能够轻易威胁到大唐边境地区的安全,而大唐却对吐蕃无可奈何。在这种尴尬处境之下,尽管太宗对此次和亲非常抵触,但迫于形势,最终也不得不做出退让,将文成公主乖乖送出。
如今有不少人认为贞观时期的唐朝强大无匹,是世界霸主,周边诸国无不在“天可汗”的威压下瑟瑟发抖,其实这些都是后人吹渲出的假象。如果贞观时期唐朝的军事地位真如今日的美国那样强大,松赞干布又岂敢主动入侵?又怎么可能武力逼婚成功?仅此一事,“盛世大唐”的假面便暴露无遗了。在战争前期,蕃军一路势如破竹,深入唐境,始终占据上风,戍边唐军毫无阻滞之能,之后虽然靠着兵力优势和偷袭击败对方,却只能任其离去,无力将对方歼灭,足见在对方有准备下,唐军并无优势可言,只能白白挨打受气。而从战争的整体情况来看,唐朝属于被入侵劫掠的一方,国家在战火中破坏严重,损失显然比对方要大得多,可唐军既无力歼灭来犯之敌,只能任由其离去,又无力攻入吐蕃境内加以报复,自然也就不能震慑对方,令其之后再也不敢出兵犯境。松赞干布只须避实击虚,不断袭扰,始终不让大唐边境安宁,就足以令大唐焦头烂额,捉襟见肘。
一手策划了袭扰战术的松赞干布对唐朝的窘迫处境自然心中有数,因此虽然在松州城下避战而逃,他却仍然底气充足,于640年十月第三次遣禄东赞前往长安求亲,重提旧议,并以此为条件与大唐议和,这无疑是在入侵大唐、掳掠财帛、展示兵威之后,看唐太宗还敢不敢再次拒绝自己的要求,其实质就是一种礼节包装下赤裸裸的武力逼婚,李世民若不答允,蕃军肯定还会再次兴兵犯境。然而这一幕强行逼婚最终却被中原撰史者包装粉饰成了吐蕃“遣使谢罪”,反倒成了松赞干布臣服讨饶之举,众史官的生花妙笔委实令笔者赞叹不已。然而任凭他们如何舌灿莲花,却也无法否认,李世民在经历了一次吐蕃入寇之后,态度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被迫改弦更张,献上文成公主,以换取边境安全。其实李世民就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他之前敢不顾信义地悔夷男的婚,不过是因为当时的薛延陀已然衰弱;他起初两度拒绝松赞干布的求亲,也是因为瞧不起蕃军的战斗力;可一待发现吐蕃的强大难缠,就赶忙改轻慢不屑为讨好拉拢了。
大唐最终被迫同意和亲,显然是怕了吐蕃,表现出一种示弱姿态,然而一些撰史者死鸭子嘴硬,硬是把示弱说成了“示恩”,大玩文字游戏,竟然成功将此事曲解为:吐蕃在大败之后遣使谢罪,恳请与大唐结亲,愿意之后永作臣藩,唐朝见其无比恭顺,心生怜悯,又感其请婚意诚,终于大度地同意赐婚……后来又编出“唐太宗五难使臣”这样的有趣故事在民间流传,以欺瞒百姓,强撑面子。可无论那千奇百怪的说法如何巧言令色,却都无法解释,为何第一次禄东赞赶赴长安时,同样是礼数周到,大唐却不肯和亲,而在对方兴兵之后,便立刻改了主意。
五、“和亲”外皮下的养虎贻患
在如今的主流史论中,将松赞干布力图和亲的目的说成是什么“仰慕天朝”、“希望与世界霸主唐朝建立亲善关系”之类,真是令人笑掉大牙——为了促成此次和亲,吐蕃甚至不惜与唐朝翻脸开战,这世上又哪有用战争来建立亲善关系的道理?
松赞干布此次挥军伐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袭扰边境的手段,迫使大唐答允和亲,这样既能争回面子,洗雪拒婚之辱,又能够炫耀武力,昭显国威。吐蕃之前只是一个边陲小国,虽然通过近些年的扩张强大起来,军事实力已经能与唐帝国分庭抗礼,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仍与大唐相去甚远,因此之前才会遭到李世民的轻视,起初断然拒绝了和亲之请。面对这种现状,拥有强大武力的吐蕃自然心有不甘,此时的唐朝才刚刚走上衰落之路,在周边诸小国眼中尚是强大国家,吐蕃通过出兵痛打大唐,并迫使其与自己和亲,便能让周边各国明白,自己的力量已然举足轻重,能让唐帝国感到非常忌惮——像这种踩着老的强者上位的做法,正是一个新兴帝国为得到周边诸国敬畏而采取的常见手段。
当然,上述所说都只不过是次要目的,蕃方倡议和亲,主要还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此时的吐蕃帝国才刚刚崛起,徒具武力,在技术、物资、律法、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迫切需要加强与中原的沟通。具体来说,就是要与唐朝增加商贸,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物资,并从中原地区获得农、工等领域的先进技艺。很多人将这些东西看成是和亲的陪衬,其实在松赞干布心中,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远比一个唐朝的宗室女子要重要得多。
为了讨好吐蕃,李世民大大充实了文成公主的随行队伍,输出了大量中原地区的技术人才和物资,给吐蕃带去了医药、营造、工技、农桑等多种技艺,此举不啻于养虎贻患,吐蕃因而变得更为富强,迅速成为西陲霸主,其野心也随着实力的提高而滋生更甚,日后更是连年攻打大唐,压得唐帝国一百多年缓不过气来。唐太宗鼠目寸光,只贪图眼前安逸,却不管后人死活,行事极其不负责任,可笑这样一件饮鸩止渴、助敌坐大的愚举,如今却被主流舆论吹捧为促进民族交流的伟大壮举,却无人愿意想想,吐蕃倒确实在这个环节里收益良多,可唐朝和中原百姓又能在这种“伟大的民族交流”中得到些什么?
如今的历史读物每提到唐与吐蕃,率先谈起的就是文成公主和亲一事,而且总是一味吹捧,竭力渲染此举如何为两国带来了和平,却对其中蕴涵的“送女子保平安”的屈辱避而不言,更对二十二年后,文成公主尚在之时,吐蕃就再次大举进攻唐朝一事讳莫如深,竭力想营造出一幕假象,说得好像本次和亲是唐朝出于博爱精神,积极主动地去扶助周边弱国,搞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文化输出一样,却对之后唐、蕃两国百余年的血战视而不见。然而尽管此举被冠以“扶助边邻”的堂皇旗号,却无法解释为何大唐只“扶助”经常教训自己的吐蕃,却对其它弱小的、不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国家视为无物。
文成公主入藏虽然暂时换来了西部边境的和平,却只能让吐蕃满足于一时。由于吐蕃本就处于上升阶段,又得到了唐朝的襄助,因此实力逐年增强,而唐军的战斗力却随着开国兵锋的驽钝而大幅衰退,如果说634年双方还是势均力敌,各有所忌的话,那随着时间流逝,蕃军的战斗力已然渐渐凌驾于唐军之上,对大唐的态度也日益轻慢。到了662年前后,吐蕃赞普(国主)芒松芒赞对击败唐帝国已经信心满满,于是在和亲仅二十二年之后,文成公主尚在之时,便再度兴兵,与唐帝国频频发生边境摩擦,并于663年将大唐的属国吐谷浑灭国,此举损害了唐帝国的核心利益,两国自此便在西域、河陇一带展开激烈的战略争夺,并且一打就是一百多年,唐朝败多胜少,死伤惨重,大片土地沦失,被欺负得异常凄惨。昭君入塞给汉朝带来了六十多年的和平缓冲时间,让大汉最终能够扫平大漠,摧毁匈奴,文成公主却只能延缓敌人的痛打二十二年,且未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两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结出了迥然不同的两个果实。
事实上,这所谓的延缓被打的二十二年,也不是文成公主入藏所能换来地——国与国间的关系基本上由双方的实力来决定,吐蕃在这段时间中肯与唐朝暂歇边戈,是为了集中精力平灭象雄王的反叛,并收拢周边诸羌,整合内部,完善政治结构(如制定了详细的律法),在完成这一步骤后,便大举扩张,对唐朝发起攻击。由文成公主尚在时吐蕃就与唐朝主动翻脸也不难看出,她在异国中的影响力根本微不足道,难以影响大局,这不能怪这个境遇可怜的女子,她多半已然尽了心力,只不过唐帝国过于羸弱,遭人觊觎,而“娘家”弱小的她在番邦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地位和话语权,想帮也是无能为力。
六、文成公主原来竟是小老婆
松赞干布软硬兼施,最终迫使唐太宗交出公主,这不免令大唐所有人感到面上无光,于是史官们在竭力淡化这场和亲的“被迫性”的同时,便竭力吹嘘文成公主入藏后的地位和影响,试图营造出大唐公主在番邦地位尊崇,众蛮夷皆景仰拜服,欢天喜地沐浴上国天恩的假象,这幕虚假历史在历朝历代均被史官们心照不宣地沿用,建国后更是大行其道。笔者在饱含中国特色的历史传播中淫浸多年,受毒害甚深,直到不久前才知道,原来文成公主竟然不是王妃,而只不过是松赞干布的小老婆,而且是五个小老婆中的寻常一个,入藏多年,无子,无宠,地位平庸,平日如丫鬟般负责伺候松赞干布的起居,实与之前笔者心中那个高高在上、雍容清贵、深受蕃人敬重的“国母”形象大相径庭。
吐蕃王妃(正妻)称作觉蒙,松赞干布的觉蒙是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这应该是在松赞干布年轻时缔结的婚姻。之后松赞干布又陆续娶了五个小老婆,其中三个是蕃人(芒妃墀嘉、象雄妃勒托曼、木雅茹妃嘉姆增),一个来自尼泊尔(墀尊公主),文成公主是最后一个,她的身份是“赞蒙”(吐蕃王室妇人的泛称),与觉蒙有着身份上的显著差距。由于松赞干布出生年月并无确载,因此如今并不清楚他娶文成公主时的年纪,但从文成公主已是他所招的第六个女人,以及他在娶了文成公主后仅九年就死去均能看出,当年方十六的文成公主于641年入藏时,他多半已经不年轻了,应该已有四五十岁的年纪。
文成公主的一生相当不幸,她在遥远的番邦生活了四十年,孤零零地守了三十一年的活寡,大半的青春韶华都埋没在了雪域高原。即使在松赞干布生前的九年中,她的婚姻也决不幸福,年事已高的松赞干布共有六个有名分的女人,还有不知多少没有名分地,又能顾及文成多少?据藏文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编年记事》记载:“此后六年,墀松赞赞普升遐(归天),与赞蒙文成公主同居三年耳。”由此可知松赞干布有六年基本不与文成产生交集。而即使是在随驾的三年中,她也无非是给那个老男人充当性保姆罢了,在这个可怜少女凄苦的一生中,恐怕爱情和甜蜜从来就没有降临过。
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九年,却只有三年产生交集,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冷落遗忘,显然谈不上受宠,在五个小老婆中都未必居前,比起正室尺尊公主自然更是远为不如,据说藏民中甚至还有她饱受虐待的说法。或许在松赞干布眼中,这个来自唐朝的女子不过是一个充斥着政治因素的符号,从来就没有将其当成是自己的家人。而从文成公主并无子嗣来看,或许在这三年中,她连性保姆都算不上,只是一个被自己男人冷待的侍者罢了。这个从前锦衣玉食的金枝玉叶,不得不在番邦服侍起居,低三下四,仰人鼻息,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不知曾偷偷流过多少辛酸的泪水。还有一些人认为,或许是出于对唐朝的戒备和敌意,以及对继承权的考量,文成公主一直遭到刻意冷落,甚至被强加避孕措施或强行堕胎,因此才会无后。
文成公主在西藏地位低下,除了蕃人对唐朝的敌视、蔑视之外,更与她那被迫送出的身份大有关联。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记载来看,蕃人将其视作唐朝畏惧吐蕃兵威而乞和的贡物,由此也能看出太宗曾用女人、财物、技术换取苟安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文成公主当时的陪嫁异常丰厚,不仅携有大量财物,还带着大批工匠,给吐蕃引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可一行人在入藏后却饱受冷遇。据藏史《贤者喜宴》记载,文成公主的和亲使团在到达逻些后,竟然无人理睬,众随从居然连饭都吃不上,此时禄东赞还在唐廷,一直等到他回到逻些之后,使团的境遇才略有好转。
在《西藏王统记》(又名《诸王统史明示》)中,记载了一段文成公主抵蕃后的遭遇,与《贤者喜宴》中的记载达成了一致,可信度颇高。尺尊公主大发淫威,扬言道:“我乃先事王,正室大为尊……正室为王后,偏室后之婢……正偏且比试……若试不能敌,勿望近人主……于是使公主上下人等,无人服侍,几近一个月……心中实难忍受,召禄东赞来质问……禄东赞回云:我实无力奉送饮食,亦无力谒见赞普,诸事皆由尼后做主,你自行言于彼!言罢径去……”
由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尽管文成公主贵为唐太宗的亲侄女,又被赐以公主之名,代表了大唐帝国的脸面,可在更为强大自信的吐蕃帝国眼中,却显然无足轻重,吐蕃也丝毫不在意唐朝的感受,说什么蕃人对文成公主崇仰敬慕,将其视为天朝上国的恩赐,根本就是胡扯。也正因如此,当我们翻阅蕃史时,便能发现,松赞干布的丰功伟绩记载详尽,却鲜有提及文成公主者。
去过拉萨的人,均能看到大昭寺和小昭寺规模的遥远差距,自然便会明白文成公主在当时的真实处境。松赞干布为王妃尺尊公主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大昭寺,将尺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供奉其中;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虽然带着佛家至宝,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却只修筑了一个规模远逊的小昭寺来安置(由《贤者喜宴》中的记载可知,当时的小昭寺正是汉式建筑),二人地位之高下由此便可见一斑。后来金城公主入藏,为吐蕃国主正妻,这才将两座像互换,并一直延续至今。由此亦能看出,在蕃人心中,正妻与文成公主这样的偏室的地位是有着天壤之别地。
如今在藏区,有着许多与文成公主相关的旅游点、遗迹之类,这些基本都是建国后为了弘扬汉、藏关系而臆造出来的,与文成公主其实毫无关系。不过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了文成公主在死后享有祭祀,显见做为一位正式迎娶的妾室,至少在表面上,她还是享有一个偏室的基本权利地。
七、黄河九曲做“陪嫁”
634年时,唐太宗在吐蕃入寇烧杀一番后,被迫乖乖献上公主,以换取短暂的苟安,行止固然屈辱,但只是因为不堪骚扰,唐军虽然确实不及蕃军精锐,但凭仗着国大兵多,此时正面交锋却也未必逊于吐蕃。然而随着建国日久,李渊开国时打造出的兵锋逐渐驽钝;而吐蕃却在不断的兼并扩张中实力日增;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农业、手工业技术更是加速了其国力上升,此消彼长之下,唐、蕃两国的军事实力逐渐拉开了差距,也为接下来大唐被吐蕃恣意蹂躏半个世纪之久埋下了伏笔。
662年,大唐的藩属龟兹见自己的宗主国孱弱不堪,便投入了吐蕃人的怀抱,唐廷闻讯震怒,出动大军讨伐,不料唐军在遇到来援的吐蕃军后,竟然不敢交战,吓得心胆俱裂,拿军费向其行贿,这才屈辱脱逃,这一幕闹剧恰从侧面证实了此时的唐帝国已远非如日方中的吐蕃之对手。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大唐在西域和青海两条战线上丧师失地,四次大规模决战尽皆败北,被吐蕃打得节节败退,领土被大片侵夺,士兵仅战没就高达四五十万,受伤和被击溃的更是不计其数,民夫折损超过了两百万,元气大伤。
虽然尚处于游牧部落联盟状态的东突厥远比不上后世已有正规国体的辽国、金国,甚至西夏那样强大,但在其并未陷入大规模内乱以前,实力尚可,因此大唐一度受其欺压倒也不足为奇。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连一向愚昧落后,实力素来孱弱不堪,在唐朝之前和唐朝之后都毫无进取之能的小小吐蕃(西藏一带),在唐朝掌控中原时居然都显得颇为强盛,还能时常欺辱痛打大唐,这真是咄咄怪事,也令人不免对唐军真实的战斗力产生质疑。
伴随着频频败绩,唐朝在660至710这半个世纪间饱受吐蕃的欺压和凌迫,后来实在受不了了,便改对抗为服软,再次施以和亲之策,继文成公主之后,又于710年将金城公主进献给吐蕃国主,并在一年后割让了黄河河西九曲之地。然而尽管唐朝送女割地,极尽卑屈,但国与国间的地位终究还是奠基在实力之上,因此金城公主入藏根本无法改变两国间的实质关系。反倒是吐蕃在得到九曲之地以后,等于是获得了一块入侵大唐本土的优良踏板,取得了战略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而且九曲之地土壤肥良,农耕产出极丰,吐蕃的农耕经济因之大幅上升,国力日强,之后更是连年攻打大唐。唐朝统治层鼠目寸光,竟然不明白,唯有当敌人和自己实力相近时,和亲才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若是自身弱小,一味靠着送女人讨好对方,那只会更加为人看轻,觉得软弱可欺,反倒会遭受变本加厉的欺压。
通过此次和亲,吐蕃人不仅得意洋洋地享用了大唐公主,还获取了丰厚的嫁妆,又占足了面子,更霸占了唐朝一块水草肥美的战略要地,这些本来就是吐蕃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换言之,由于大唐既弱小又无骨气,上赶着给对方献上好处,吐蕃无须通过战争,便得到了在大捷后才能夺取的利益,遇到唐朝这样孱弱无骨的对手委实是吐蕃的大幸运。当然,丧权辱国的是大唐本身,金城公主本人却是无辜地,她在吐蕃的命运十分悲惨,亲生儿子(赤松德赞王子)一出生便被大妃纳朗夺走,宣称是自己亲子。金城公主身处异域,孤苦无依,而唐朝的弱小又令其在番邦毫无地位,在伤心压抑之下,没几年便死去了。
金城公主和亲堪称是世界和亲史上最赔本儿的屈辱和亲,也标志着大唐对外割地求和状态的开端。虽然史官们巧言令色,将割让黄河九曲这块肥饶土地美其名为给金城公主送陪嫁,供其洗浴所用,可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是如此荒诞牵强,可以说连小孩子都骗不了,世上哪有割让一个省来当澡盆的道理?又有谁家的陪嫁是在大婚之后一年才送出地?不过尽管人人皆知此次和亲的实质是送公主再加割让领土以求苟安,但毕竟吐蕃也给大唐留了点面子,没有逼迫唐朝签署正式的割地条约(或许蛮夷当时尚无签约的习惯),再加上出于维护民族自尊心等现实因素的考量,在如今的主流历史中,并未将此事列为割地行为,反倒还尽量淡化包庇,以致于很多人竟然没有听说过金城公主,更不知道九曲之地才是自华夏大地上割让出的第一块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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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俱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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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10
#2
发表于 2015-10-10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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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和亲骗局
696年,契丹各部遭遇了大饥荒,循惯例向大唐这个宗主国求援,然而营州都督赵文翙施行暴政,非但不加赈济,坐视对方饿殍遍野,还于此时禁绝边贸,落井下石,更对前来请援的契丹首领傲慢无礼,“视酋长如奴仆”(《资治通鉴》卷205,下同),结果逼反了契丹诸部。由于唐军的战斗力极低,“数万”叛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陷了安东都护府所在的营州,营州都督府也被迫南迁到河北渔阳,大唐与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自此便被契丹所阻断,安东都护府本就不稳固的统治也彻底陷入崩散状态,之前趁高句丽内乱而取得的成果至此丢失殆尽。
在得知安东都护府被击垮之后,唐廷惊忙失措,急遣二十八员大将统重兵前往征讨,在八月时与契丹主力进行了会战。契丹人首先与唐军前军接触,双方战于黄麞谷,结果“官军败绩”(《旧唐书》卷6),连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司农卿麻仁节等主将都被生擒,“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资治通鉴》卷205),前军基本覆没。契丹军随即又于半途邀击了燕匪石、宗怀昌等总管统领的后军,令其“全军皆没”(同上)。至此,整支前来讨伐的唐军已然尽数覆灭,契丹人在此役中取得了完胜。九月,契丹人乘胜进攻凉州,大破驻守于此地的唐朝边军,之后又直取崇州。大将许钦寂出兵御敌,“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同上),唐朝北部的局势自此彻底糜烂。
后东突厥默啜可汗对大唐的松漠羁縻区垂涎已久,早有东进控制契丹各部之心,也有充足的信心将这块丰饶的牧场从弱小的大唐手中夺走,只是担心强行夺占会引发契丹人的抵制怨恨,这才一直没有用兵。此时见契丹和奚起兵反唐,知是渔人得利的千古良机,遂设下险恶的政治阴谋,于大唐窘迫异常的九月提出了和亲之议,“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以出兵相助为饵,诱唐朝入彀。
一些意淫者将默啜请求和亲一事歪解为“大唐强盛,后突厥主动讨好献媚”,所言严重不实。在之前的数年间,后东突厥一直与唐朝征战不休,双方势同水火,而就在两年之前(694年),突厥兵还曾大举入寇(“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资治通鉴》卷205)。而就在这次“请和亲”的当年腊月,突厥人才刚刚出兵洗掠了大唐的灵州,恣意烧杀奸淫大唐百姓,两国此时正是你死我活的仇敌,之前正频频欺凌大唐的后东突厥又怎么可能突然大发善心,主动想着要帮助大唐摆脱困境呢?纵观各家史料,不难看出,默啜此次主动请婚的真正目的,就是试图诱使唐朝出卖之前投靠自己的突厥降部,这样既能增加自己的奴隶数量,扩张势力,又能让大唐背上不信不义的恶名,为众藩属所不耻,这样突厥人便能更好地争得周边各部族的人心,从而在武力夺取原属大唐的宗主权后,得到这些投效部族的真心认同。其实此次和亲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可撰史者却有意对此不加说明,反倒在遣词造句间刻意误导,其目的无非就是要遮掩、淡化此事,其撰史态度可谓极不客观公允。
其实对于后东突厥的这种诡异善意,唐朝君臣也并非完全没有警觉,然而对于正被契丹人打得焦头烂额的大唐而言,默啜的建议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因此就算明知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赶快接受,以解燃眉之急。在多番考量之下,唐廷最终完全答应了突厥人的条件,许诺与之和亲,送归河西降户,换得了后突厥出兵襄助。696年十月,就在契丹主力正全力攻打大唐之际,突厥人突然自背后大举进攻,攻陷其老巢松漠都督府,将契丹士兵的家眷和留守人员尽数俘虏,契丹人势如破竹的对唐攻势被迫为之一顿。
不过正在前线作战的契丹军却并未丧失斗志,“孙万荣收合馀众”(《资治通鉴》卷205,下同),又在营州筑建新城,建立了新的大本营,随即便再次统军出征。他不敢对突厥人进行报复,甚至不敢去救回失陷的眷属,只好继续挥军南下,拿大唐这个“软柿子”出气。契丹军一路所向披靡,先是“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居数千人”,随即又“攻瀛州(今河北河间)”,“残瀛州属县,恣肆无所惮”(《新唐书》卷235)。冀州和瀛州均为唐帝国的腹心之地,一时间整个河北道人心惶惶。
趁着之前的喘息之机,唐廷拼凑了四十万大军,由名将王孝杰统领,数员宿将相辅,前往河北与契丹人决战。697年三月,两军战于东硖石,结果唐军再度惨败,四十万大军死伤殆尽,连主帅王孝杰都在绝境下被迫跳崖而死。据《资治通鉴考异》卷206记载:“朝野佥载云:‘孝杰将四十万衆,被贼诱退,逼就悬崖,渐渐挨排,一一落涧,阬深万丈,尸与崖平,匹马无归,单兵莫返’”,场景可以说是惨不堪言。
大唐君臣闻知四十万大军覆没,个个吓得心胆俱裂。王孝杰是大唐当时首屈一指的名将,也是唐帝国抵御吐蕃的核心将领,此次将他从西北前线急调而来,显然是唐廷已经感到河北道局势危急,束手无策,指望着他来力挽狂澜,结果老王却以败亡和全军尽墨交出了人生最后一张答卷,也彻底击垮了唐朝君臣和唐军士卒们本就无多的勇气和信心。
之前继派出王孝杰兵团之后,唐廷又派遣了建安王武攸宜和右拾遗陈子昂统重兵前往河北助战。当大军抵达渔阳(今天津蓟县)时,得到了王孝杰所率主力已尽数覆灭的消息,全军顿时惊忙失措,“震恐,不敢进”(《资治通鉴》卷206)。由此记载不难看出,在契丹人频频胜利的兵威之下,羸弱的唐军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的勇气,畏敌如虎,毫无斗志。见唐军露怯,契丹人锐气更盛,孙万荣乘胜南下大掠河北道,“攻陷城邑,剽掠吏民”(同上),最终“万荣进屠幽州”(《辽史》卷63)。
在王孝杰部覆灭之后,大唐举国震动,甚至开始忧虑有亡国之险。武则天马上遣使求见默啜,乞求突厥人再次自背后攻击契丹,解大唐之危。默啜则趁机提出了两个苛刻的条件,要求大唐割让单于都护府所辖的漠南全部土地,且向自己提供巨量的铁器、谷物和缯帛。此外,默啜还要求大唐马上兑现先前的承诺,遣还归附于大唐的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突厥降部,任由自己处置。
由于条件太过苛刻,唐廷起初并未同意,于是“默啜怒,言辞悖慢”(《资治通鉴》卷206,下同)。就在此时,孙万荣的使者也已来到默啜汗帐,表达了契丹愿与后突厥联兵攻唐的意向——“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人,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大唐此时已然危如累卵,没有突厥人的救援都难以苟存,如果突厥人再反过来襄助契丹,那亡国恐怕只在转瞬之间,因此唐廷君臣在听闻此事后,吓得魂不附体,立时便答允了突厥人全部的苛刻要求。据《唐会要》卷94记载:“悉驱河西降户归之,并许其请。”而在《旧唐书-突厥传》中亦记载道:“时朝廷恐其兵势……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在之前的数年中,突厥正与大唐频频作战,而河西降唐的这些突厥部落选择了依附大唐,不啻于背叛族群,与其它突厥各部已然结下深仇,可以说将举族的身家性命全都托付在了大唐身上,而想必他们归附时,唐廷也曾郑重许诺会对其进行庇护,可如今大唐自身难保,便无耻地将他们彻底出卖,这一幕宗主国背信弃义,出卖积极投效者的劣行被周边各部族尽数看在眼中,唐朝素以“天朝上国”自居,可此举却毫无信义,在四邻心中的威望和诚信度进一步大幅降低,此后更为众邻国、邻部所鄙夷。
在声名和实际利益两方面均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大唐终于求得突厥人再次出兵,击败了契丹叛部,可整个国家北部已然满目疮痍。更惨的是,虽然叛军被灭,但原单于都护府所辖土地却未能收回,反倒落入了后东突厥之手,唐朝一无所获,只是在所谓的“平叛胜利”后损失惨重。通过此次和亲欺骗,后突厥一举数得,获取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首先是得到了唐朝的大笔财物,谷种四万斛,皆中原农夫血汗换得;绢帛五万段,皆华夏农妇血汗织就,这大批的经济物资令后突厥迅速强大(“默啜浸强由此也”),更为其之后继续痛打大唐埋下了祸根。其次,后突厥还得到了六州数量庞大的降户,自此奴隶充足,国势日强。更趁机东扩,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整个漠南地区。辽西大部虽然表面上仍处在仇恨大唐的契丹和奚等部控制之下,但这两大原属大唐松漠都督府的族群此时都已被后突厥收归旗下,因此松漠都督府实际上等于是被后突厥完整地抢去了,后突厥的势力范围因而大幅东扩,据《阙特勒碑》刻载,其东部边境已经“越过兴安岭”。而更糟的是,由于唐朝之前出卖降附部落的可耻表现本就已经让其失尽人心,而在孙万荣兵败之后,唐军又血洗松漠地区,不分良莠地大肆屠杀,更令突厥人得到了契丹人和奚人的真心拥戴,三族自此开始联手打击大唐,本就占尽上风的后突厥此后在欺压大唐时更加随心所欲。
在平定契丹后之后,唐朝由于担心遭到后东突厥的痛打,十分急切地盼着尽早与之和亲。然而默啜在696年提出和亲之议,不过是为了夺取松漠地区而设下的政治阴谋,实则毫无诚意,更不愿与羸弱到任由自己宰割的唐朝和平共处,此时松漠地区已然到手,自然不可能去履行约定,因此对和亲的态度始终十分冷淡。然而弱小的唐朝却对此事极为热心,698年五月九日,唐廷改“单于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唐会要》卷73),这条政令等于是更加正式地书面承认了割让漠南地区,并且昭告天下,原为大唐藩属的后东突厥此时已经成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
唐廷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向突厥示好,以取悦默啜可汗,好能尽快达成和亲。可就算付出了这样的卑屈,突厥人却仍然不肯如约送女前来,唐廷只好不顾国家脸面,违背了当时“妇至夫家”的传统习俗(唐朝其它的和亲,都是乖乖把公主给对方送去),派遣了规模庞大的接亲使团,挟重礼前往大漠迎娶。
唐朝的厚脸皮连不通礼仪的突厥人都感到吃不消,默啜哭笑不得,只好选择彻底翻脸。当大唐接亲使团于八月到达黑沙时,突厥人将其全部俘虏,将淮阳王武延秀这个新郎官“拘之别所”(《旧唐书》卷204),还逼迫随行人员投降。和亲正使,右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率先俯首称奴,被册封为小可汗,突厥大将暾欲谷遂以其为向导,率部南下攻入唐境,沿途大肆烧杀劫掠。
唐军的战斗力本就极低,又被突厥人的和亲烟幕所惑,北防毫无戒备,因此突厥人一路所向披靡,各处驻防军丝毫不能阻其兵锋。区区两千突厥兵一路攻城破县,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连战连捷,攻陷城邑无数,一直屠掠到大海(渤海)方止。唐廷急调四十五万大军前往御敌,可这些连契丹军都不敢对抗的弱小唐军又怎敢与能够剿平契丹叛部的后突厥兵交手?于是四十五万大军如同木雕泥塑,坐视突厥军恣意横行,任由其掳走近十万百姓而不敢营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对方后面,坐视其深入唐境,杀进杀回,最终安然离开。据《资治通鉴考异》卷11记载:“河北积年丰熟,人畜被野,斩啜虏赵、定、恒、易等州财帛亿万子女羊马而去,河朔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蹑……”
此次唐朝被突厥人尽情戏弄于股掌之间,在饱受屈辱、颜面尽失之后,又被后突厥军突入境内劫掠烧杀,损失不可胜计,丧权辱国已达极境。究其根源,自身军事弱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其行事软弱无骨,一味将不被痛打的希望寄托在和亲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自己遭受的羞辱。
九、卵翼于女人裙下的大唐朝
自唐朝在东突厥的武装支持下建国开始,其军事力量就比较弱小,在开国初年频繁被宗主国东突厥欺压蹂躏。李世民杀兄囚父夺得皇位之后,为了在有生之年建立功业,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急功近利地推行了不合时宜的府兵制,令唐朝本就羸弱的军事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得位不正,帝座不稳,李世民不得不对关陇诸阀大力拉拢,获取支持,为此不惜开历史倒车,纵容门阀坐大,把持国家,鱼肉百姓。放纵贵族阶层的恶果很快便体现出来,伴随着严重的土地兼并,府兵制赖以支撑的根基均田制被迅速破坏,大唐府兵的战斗力一天不如一天,这也正是唐帝国在660至710半个世纪间接连丧师失地,饱受周边各国、各部族欺压凌虐的原因所在。
到了710年前后,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士兵们不顾严苛的禁令,成千上万地逃亡,最终竟然连给皇城站岗的人都找不齐。被逼无奈之下,李隆基在即位后转而推行募兵制,以职业兵取代了职业农夫,并给予边将更大的自主权,唐军的战斗力这才有所上升,对外的战绩也得到了改善。然而大唐积弱已久,纵有大幅提升,仍然不足以应对周边诸部族的痛打,只好不顾屈辱,频繁采用“和亲”这个法宝,试图挽狂澜于即倒,改变自己的窘迫处境。
716年,西域部族突骑施的首领苏禄自立为汗(此时西突厥各部名义上的可汗还是大唐册封的阿史那献),阿史那献急向大唐求援,可唐朝却根本无能为力。717年,苏禄与吐蕃联兵,大举进攻安西拨换城,其目的即是要以武力威慑来迫使唐朝认清形势,改弦更张,彻底舍弃阿史那献,转而承认自己对西突厥各部的统治权。尽管异姓突厥的坐大严重违背了唐廷的心意,而苏禄这一系列嚣张行为更是严重藐视了大唐的宗主国权威,可唐朝对强大的突骑施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承认了既成事实,还以高官厚爵对其进行拉拢,于718年拜苏禄为顺国公,719年又册封其为毗伽忠顺可汗,722年时还主动送出金河公主与之和亲。
720年,牙官可突干与唐廷支持的松漠都督李娑固发生冲突,唐军和奚军联合李娑固部出兵,却被可突干打得大败,营州再次失陷,可突干旋即拥李郁干为王。由于唐军的战斗力不行,唐帝国非但对契丹叛部无可奈何,反倒还惧怕对方前来讨伐自己,因此不敢不从,赶忙废黜掉忠于自己的李娑固,改封李郁干为松漠都督,又忍气吞声,以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郁干”(《资治通鉴》卷212),靠着送女人来取悦对方。这样仍觉不够,为了结好这些东北蛮夷,唐廷很快又送出两位公主,于726年以东华公主妻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以东光公主妻奚王李鲁苏。
其实唐朝是一个很可悲的王朝,即使是在武力最为强盛的玄宗时期,在号称“开元之治”的所谓“盛唐”时期,仍然对实力平庸的东北二蕃束手无策,连东北边境都守不住,只好卑躬屈膝地讨好契丹人和奚人,先后向东北各部落进献了七位公主(他在位时一共送出十位公主),前仆后继地把女人嫁入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试图靠这种手段来保障边境安全。如果说唐初吐蕃向唐朝索要公主时,李世民只是在挨打后不敢不从,那到了玄宗时期,大唐对和亲已然是有求必应,很多时候甚至是主动进献,哀求对方接纳,往往还需要陪嫁上巨量的财物,让对方看在财帛的面子上不致拒绝,实是可怜到了极处。
然而如果自身懦弱无能,一味靠着屈辱求存,就必然会遭到对方的轻视,纵使极尽卑屈,也无法保障不遭痛打。尽管这些部落全都笑纳了大唐的公主,却根本不将其当回事儿,一转脸就再次提兵杀入唐境,诸部族时叛时和,反复无常,频频入寇抢掠烧杀,根本不将唐朝这个所谓的“宗主国”放在眼中。更有甚者,竟然将唐廷巴巴送去的公主给宰杀掉,与大唐彻底翻脸,唐廷也对其无可奈何。大唐君臣百般受欺忍辱,却仍然无法得到万分渴望的边境和平,其凄惨可怜之状真是令人万分同情。
745年三月,迫于东北边境的军事压力,唐玄宗提高了和亲等级,又将自己的外孙女和外甥女分别进献给契丹和和奚族的大酋,欲图取悦对方(“以外孙独孤氏女为静乐公方,嫁于契丹松漠都督李怀节;杨氏女为宜芳公主,嫁于奚饶乐都督李廷宠”——《新唐书》卷5),然而就在当年九月,“契丹、奚皆杀其公主以叛”(同上)。此举丝毫未给大唐留任何面子,等于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狠狠地扇了这个宗主国一记响亮的耳光,大唐君臣的热脸贴到人家的冷屁股上,所受的屈辱轻蔑实在是无以复加。仅凭此事,各部族的桀骜不驯和对大唐的轻慢态度便尽显无遗,而唐朝与周边诸部落的宗藩关系是何等虚妄不实,由此亦能略见端倪。
751年八月,勇将安禄山统精兵六万攻击契丹叛部,结果大败亏输,全军覆没(“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资治通鉴》卷216)。其实这些东北边军已经是唐军中的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数万“安西军”,可在数量远少于自己的契丹部民面前,却仍然一败涂地,大唐此时的军事实力由此便可见一斑。更可悲的是,天宝年间已经是唐帝国国力、军力最为强盛之时,之前一百多年和之后一百多年的军事水准尚且远不及此时,若非有着惊人的好运道,又因为国大人多而具有较强的挨打能力,迭遭惨败仍能重建新军,早就已然国家沦亡了。
在此前数年之间,唐玄宗始终希望能够尽快结束东北一隅的乱局,以规避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风险,这才不顾国家脸面,于745年再度主动提出和亲,上赶着把几个公主给番邦送了过去。等到公主被对方宰杀之后,又恼羞成怒,试图用武力彻底压服东北诸部,并将希望全都寄于751年的这场进攻之上。然而唐军的战斗力令人失望,继三次在西南惨败于南诏、在西北又被大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此次在东北边境上又遭遇了全军尽墨的惨痛失败,自此便彻底丧失了迅速平靖东北边塞的可能,更因之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
十、宁国公主与小宁国公主
在接踵而至的军事失败面前,唐朝步步退缩,进贡岁币、进献公主、任由劫掠……什么屈辱都受了,最终还割地以求苟存,这些无能的表现不仅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无法抹拭的耻辱,更让周边邻国对中原王朝极为轻慢鄙视,其中尤以吐蕃为最。原本吐蕃在八世纪中下叶还有继续东进蚕食大唐国土的打算,但恰好赶上大食帝国开始东侵,而吐蕃此时已经将唐朝基本逐出了西域,将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了葱岭,因此在阿拉伯人东进时首当其冲,与大食连番恶战,双方两败俱伤。而此间战火未息,另一边回纥帝国又趁势崛起,吐蕃两面作战,国力渐渐耗尽,内部又争斗不休,元气衰竭更速,无力图外,弱小的大唐这才幸运地逃过一劫。
然而唐朝需要靠送公主来献媚讨好的绝非吐蕃一家,周边稍强的国家,甚至是部族,唐朝都要靠进献女人来取悦,否则就会遭到痛打,与后东突厥和契丹、奚等部族的屈辱和亲只是冰山一角而已。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大唐变得更加孱弱,毫无自保之能,领土也丢失过半。756年十月,处于亡国边缘的唐帝国为了苟存,不惜将自家百姓出卖给回纥人,邀请其来洛阳尽情烧杀奸淫,以此换取回纥人出兵四千,帮助自己收复了被叛军攻占的首都长安和重镇洛阳。
为了长久笼络住回纥人,将来好继续向其借兵,唐肃宗还将自己正寡居的亲生女儿——宁国公主揪出来,于758年八月进献给回纥六十多岁,病体沉重的老可汗磨延啜,又将自己的亲孙女小宁国公主附赠为妾,让她和自己的姑姑同事一夫,以博取磨延啜的欢心。其实早在756年七月,李亨于灵武即位仅两个月时,便已萌生此意,还曾派仆固怀恩等人出使回纥,乞求与之和亲(“以修好征兵”——《旧唐书-回纥传》) ,与回纥结亲固交的心情极其迫切,只是此时才得到对方的回应罢了。肃宗的态度非常清楚,就是要“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资治通鉴》卷218),靠着回纥兵来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
在中国历史上,其它王朝对外和亲时,都是拿宫女充当公主,即使是最为软弱屈辱的唐朝,之前也只是册封宗室贵女出嫁,可此时国家衰微,肃宗已经不得不让境遇本就颇为不幸的宁国公主去侍奉一个快死的老头儿,这也是中原王朝在历史上第一次送出正牌公主、皇帝的亲生女儿,实可谓丢尽了中华的脸面。《旧唐书》的著者刘昫便在书中痛心疾首地喟叹:“忍耻和亲,姑息不暇。”其实从“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上流涕而还”等记载能够看出,唐肃宗对这个女儿还是很有感情地,怎奈国家孱弱,随时都有覆亡之忧,不得不忍痛将其送入蛮夷怀中。
据史书记载,在送亲时,唐廷采用了规格很高的礼仪,场面极其盛大隆重。然而当送亲使团于十二月抵达回纥牙帐后,一行人却颇受冷遇,娶亲仪式也是草草了结,与送亲时唐朝的重视态度形成鲜明反差。据《磨延啜碑》刻载:“(唐人)来了,把其二女作为献礼”,显见回纥蛮夷竟将这史无前例送来的真正公主视为了“献礼”,对唐朝的轻视不屑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更有甚者,宁国公主还亲眼目睹了一幕大唐使节被当廷诘问的难堪场景。据《资治通鉴》卷220记载:“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毘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以监汉中王瑀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仆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帐中榻上,仪卫甚严,引等立于帐外。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竟然强迫大唐使节向其跪拜。
此次唐使前往回纥,除送亲外,另一个使命就是对可汗磨延啜进行册立。册封本为藩属国君长更迭时,宗主国主持的授予仪式,既表明自己对承继者的认可,又同时昭显出自己对藩属国王位的决定权力。依传统礼制,宗主国的册封使者应立而宣诏,属国君长则须叩拜接诏,捧戴于首(《隋书》卷87中记载的大隋册封突厥沙钵略可汗,以及《唐会要》卷94中记载的隋廷遣梅尧臣册封突厥默啜可汗皆循此例)。然而此时回纥势强,唐朝孱弱,因此回纥根本不将大唐这个所谓的宗主国放在眼中,磨延啜非但不拜唐朝使者,反倒要求宗主国的使者向自己参拜,显然是自恃强盛,瞧不起大唐,非但不肯臣服,就连与大唐皇帝分庭抗礼都不满足,反倒还有凌驾于其上之意。
说白了,磨延啜之所以逼迫唐廷册封使臣向自己跪拜,就是要给唐朝一个下马威,不让这个羸弱的国家伪装成强国,高高在上摆谱,其强硬的姿态令出使的大唐官员们极为尴尬。幸好其中有人机灵,搬出了丈人和女婿间的家礼(“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妇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回避了实质性的冲突,磨延啜这才“改容,起受册命”,让大唐下了这个台,但对这所谓的册封也只是“平受”,显然不肯承认所谓的宗藩关系,而是要与大唐平起平坐。
磨延啜娶了宁国公主之后,没几个月就死了(要说这女人也真是克夫命,之前就已经死了两个丈夫)。按回纥惯例,宁国公主应该为其殉葬。为了能够不死,她只好苦苦哀求,以自己应依唐例处置为由狡辩,不肯入乡随俗,最后“依回纥法,嫠面大哭”,同时边绕帐而行,边以刀划面,自毁容貌,一时血泪俱流,这种痛苦行为重复了七次才得以不死,但一张脸已经被自己划得烂糊糊了。759年,宁国公主被遣返长安,此时她“克死”三夫,容貌已毁,无儿无女,寡居难嫁,后半生一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随宁国公主一同远嫁异域的小宁国公主的命运则更为可怜,小小年纪就被迫嫁给一个垂死老翁为妾,新婚不到一年就死了异族丈夫,回纥人又不肯放她回国, 逼她改嫁给从前的儿子——新可汗登里。登里也不看重她,虽然她被大唐册封为公主,又是唐肃宗的亲孙女,却只是做了登里可汗的侧妃(唐将仆固怀恩之女为正室),皇室血亲,反倒屈居于一个武将女儿之下,大唐国势之衰颓和受人轻贱之景象由此便可见一斑。779年,登里的堂兄诛杀登里,自封为长寿天亲可汗,还顺便杀了小宁国公主的两个儿子。公主悲愤交加,不肯按回纥风俗再嫁给长寿天亲可汗,自此独居了十二年,最终孤凉地客死异乡。身为公主本是幸事,然而做为弱小的大唐的公主,其命运却委实要比那些生在寻常人家的女子更为不幸。
十一、“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唐朝以泱泱大国自居,却竟然要靠女人在异域背井离乡承受苦楚来换取短暂的和平,这实在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诗人戎昱在在目睹唐肃宗通过和亲向回纥借兵,结果却给中原百姓招致深重的灾难之后,心中深有感触,便写下了千古名诗《咏史》,假借评点汉事,来影射嘲讽此次唐朝与回纥的和亲。诗云:“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其中“安危托妇人”一句力度极深,对唐朝政府的软弱龌龊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帝国中那无数男子,那数千万百姓用血汗供养出的数十万大军,竟然全无保境安民的能力,只能靠着大量“赏赐”兵临城下的异族和不断送出公主来捍卫国家,保有其无能的统治,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不齿,也难怪戎昱会吟出“谁为辅佐臣”这样尖酸刻薄的诗句,此时的大唐确实已经把人丢到家了,什么时候都只能靠着送女人来求苟存,那还养兵做什么?皇帝多生几个漂亮姑娘不就得了?
到了788年,大唐变得更加弱小,统治朝不保夕,为了能够苟延残喘,唐德宗李适不得不加意讨好回纥汗国,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进献给了回纥的长寿天亲可汗;然而这位号称“长寿”的可汗一年之后就挂了,于是咸安公主又嫁给了他的儿子忠贞可汗;忠贞可汗在三个月后被毒死,公主于是又嫁给其子奉诚可汗;五年后奉诚可汗病死,宰相骨咄碌夺位,咸安公主便再一次换了丈夫。堂堂公主,大唐皇帝的亲生女儿,竟然被迫嫁了两姓、四夫,被回纥祖孙三代先后抱上床,笔者在同情她悲惨遭遇的同时,也为她生在懦弱衰败的唐朝而深感遗憾。
这些被送去塞外的公主,心中的痛苦是常人所无法理解地,她们其实更情愿放弃公主头衔,在长安城中做一个普通的贫家女孩。然而做为被皇帝送出的礼物、换取帝国安全的筹码,她们根本就没有选择,只能如一只小白兔般,被关进笼子,送到遥远的草原狼窝之中,任由不开王化的异族大汉们蹂躏。唐玄宗的外甥女,十几岁的稚弱少女宜芳公主曾在被迫出塞的路上含泪写下一首悲戚却富有才情的诗作,其中有一句“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里面蕴涵着的小小愿望,令人读后心中倍感孤凉。
然而现实远比这个少女预想中还要悲惨,她甚至没有机会在沙塞边隅中渐渐老去,也没有太多日子去登高南望故乡长安,几个月之后,她就惨死在胡人的刀下,被自己的丈夫,又一次决定反唐的奚王拖出来祭了旗。一刀过处,人头翻滚,清稚娇女,血溅黄沙,她藏在故纸堆里悄无声息的一生是那样的可怜,今天笔者读到这首诗时,仍能遥想到当年她出塞时满脸热泪的哀痛,以及被宰杀时的慌张与凄惨。
这正是: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
(本篇完)
附文:和亲公主中的王者——义成公主
义成公主出身大隋宗室。在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之后,为了笼络东突厥的启民可汗,隋文帝将她送入草原,做了启民可汗的可敦(即王后)。虽然义成公主并非大隋的正牌公主,在隋廷的地位也不高(否则也不会被当做牺牲品送往异族),更没有王昭君的美貌,但她在异族中却拥有其他和亲公主们远不能及的地位和影响力,堪称是和亲公主中的王者。一个孤身前往异域的弱女子,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实在相当不易,可以说是在和亲史上缔造了一个传奇。
义成公主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和进取精神,政治天分也极高,很快便在草原上混得风生水起。来到东突厥汗廷后不久,就主掌了族中很多事务,由于处事高明公正,颇得突厥人的敬重。女人在塞外有如牛马,素来毫无地位,可义成公主在草原上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甚至能够影响东突厥大可汗的废立。启民可汗死后,很多人对汗位虎视眈眈,若非她一力扶持,始毕可汗未必就能接掌权位。而即使是在始毕可汗这样的强势人物主政之后,义成公主仍然具有超然的地位,俨然就是一方诸侯。她表面上是始毕可汗的妻子,可本身也有自己的部落和居住地,势力庞大,始毕可汗对其相敬如宾,感恩之余又颇怀忌惮。一个和亲公主,竟能混到这个份上,委实令人又敬又佩。
当然,义成公主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自身能力过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她有着强大的隋帝国做为后盾,双方唇齿相依,守望互助。众所周知,和亲公主在异族的境况,至少是和亲初期的境况,基本上取决于其母国的强弱,如果娘家厉害,婆婆、小叔子就不敢欺负。在杨广征辽引发内乱之前,大隋兵精将广,威压四方,周边各部族尽皆又敬又畏,这正是义成公主在嫁入草原之初能够发展起自身势力,后来又在草原上树立起广远威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义成公主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三十年,先后担任了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四位大可汗的正妻,将自己的青春和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隋朝的“靖边事业”。这个女子对大隋忠心耿耿,数十年间不畏生死、不计艰辛地苦心经营,大力拉拢草原诸部落,引导它们亲近大隋,竭尽所能地维护着隋王朝的利益,一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被送往异族的和亲公主,通常不过是一个政治象征、友好纽带,自身大多毫无建树,纵有影响,也往往十分短暂,可义成公主在草原近三十年,却始终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对大隋和大隋百姓而言居功至伟,实属和亲女子中的异数。
615年,隋炀帝被国内旧阀出卖,在北巡时遭到几十万突厥人的奇袭,被重重围困于雁门,情势十分危急。据《资治通鉴》卷188记载:“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毕解围去。”按此记载来看,始毕可汗之所以撤围而去,除了隋朝援军将至,雁门未必能下之外,义成公主的传讯亦是重大原因之一,若非她不顾自身安危,竭力促成了突厥人的撤围,杨广未必能够脱身。
一些人认为,始毕可汗之所以会轻信义成公主谎报军情,是因为对其太过信任,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国与国之间的生死争斗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又岂会出现那些童话故事中才有的情节?始毕可汗一代雄主,绝非那种会被轻易蒙骗的傻瓜,义成公主对隋室的忠诚路人皆知,始毕可汗又怎么可能对她毫无防范,轻易相信其言语?况且义成公主既然连谎报军情的事儿都敢干,之前却没能提前示警,显然是被蒙在鼓里,足见始毕可汗在布局突袭雁门之前,就已经对她加意提防,她那区区骗局又如何能够得逞?
笔者认为,始毕可汗之所以在收信后选择撤军,并不是因为真正相信了突厥北方有敌来犯,而是另有缘故。义成公主的这句传讯看似示警,实为威胁,已经流露出了翻脸之意,这点她和始毕可汗都是心知肚明。始毕可汗瞒着妻子偷袭杨广,已然碰触到了其底线,如果义成和他撕破脸,不惜一切代价挑起突厥内乱,再扶持其他有野心的小可汗上台,必将对孤军在外的他构成巨大威胁。始毕可汗是在义成公主的扶持下才得以登上汗位地,义成既然能够扶立他,自然也能再扶立别人。比如始毕可汗的亲弟弟,一度与他争位的俟利弗设(即在他死后接掌汗位的处罗可汗)势力庞大,之前曾被隋炀帝册封为“南面可汗”,之前因为义成公主的态度夺位失败,如果此时二人联手,联络草原上的元老贵族,悬师在外的始毕可汗很可能会被取而代之。
简而言之,义成公主透过一句明显的谎言,向始毕可汗发出了不惜鱼死网破的通牒,挟迫其放杨广一马,这令后院即将起火的始毕可汗戒惧不安,无心恋战;加上围攻雁门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迟迟不能破城,大隋各路援军将至,继续打下去未必能够讨到便宜,因此始毕可汗最终选择了撤军,被迫向自己的妻子做出了妥协。回到草原后,义成公主的谎言自然一览无余,但始毕可汗却并未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令突厥人痛失良机,形同叛国的行为做出追究,足见义成公主在突厥颇具势力,始毕可汗对她根本无可奈何,这也从侧面辅证了义成公主完全有能力对始毕可汗做出威胁。
义成公主是一位对国家异常忠诚,且颇具骨气的奇女子,堪称完美地捍卫了大隋的国家利益。在她不辞艰辛的努力下,大隋北境得到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时间,边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不受兵火蹂躏,与唐朝初年时突厥铁骑连年入侵,将中原当成自家的后花园,毫无顾忌地频繁掠夺财帛和人丁的惨状实有天壤之别,这其间有大半要仰赖这位和亲公主。
618年三月,隋炀帝死于江都兵变,本就风雨飘摇的隋帝国失去了最后的挽回可能,轰然坍塌。远在漠北的义成公主闻讯后悲痛万分,却不甘于国家沦亡,更不能容忍祖国被旧日的家奴、叛臣李渊所篡,就在连萧皇后都放弃了复仇之时,这个女子仍然不肯放弃复兴故国,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其朴素坚执的爱国情怀和拳拳丹心实在令人敬佩万分。然而“成王败寇”才是统治这个世界的铁律,在历朝历代对隋朝的丑化和对李唐的吹捧之下,这个堪称传奇的可敬女子的名声始终并不响亮,如今甚至已经没几个人听说过,反倒是被蕃人视为战利品的文成公主,虽然不过是松赞干布的第五个小老婆,入藏之后颇受冷遇苛待,对国家也从无任何切实帮助,如今的声望却要远比她高得多、好得多了。
619年,对隋朝较为敌视的始毕可汗病殁,处罗可汗继掌了东突厥的大可汗之位。在义成公主的努力下,东突厥的国策此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之后又大力培植杨广的孙子杨政道,将其“立为隋王,置百官,皆依隋制”,扶立了“后隋”,这标志着东突厥汗国此时的宏观战略已由始毕可汗时期的支持各家割据势力反隋,变为了复兴隋宗室,以对自己扶持起来的李唐形成制衡。
629年六月,由于“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资治通鉴》卷188),对李唐构成威胁,唐廷授意潞州总管李袭逸出兵攻击东突厥使团,自此与自己的宗主国失和。在义成公主的影响下,处罗以“复隋”为旗号,向天下宣称:“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能忘”,随即便出动了规模浩大的军团,兵分四路大举伐唐,“于怀戎、雁门、灵武、凉州四道俱入”(《资治通鉴考异》)。李家父子本来只想打个擦边球,让突厥汗廷放弃勾连王世充,遏制自己的策略,万没想到突厥人竟会彻底与自己翻脸,一时间吓得心胆俱裂,慌忙遣太长卿郑元璹带着大量金帛出使,乞求其罢兵,却被处罗可汗拒绝。就在这李唐危在旦夕之际,“处罗遇疫卒”,运气极好的唐朝逃过了覆灭之难。
义成公主忠心故国的立场,以及其几次策动的复隋行为均捅到了李唐的命门,并因此而遭到大唐君臣的强烈忌恨。630年,唐朝在趁东突厥内乱将其灭国时,对各部族首脑大多威逼利诱,尽量迫其就范,并不斩尽杀绝,对俘获的萧皇后也颇加礼遇,唯有义成公主这个倔强不屈、一心复国的忠烈女子为唐将李靖所害,对这个女子的忌惮和仇恨可谓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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