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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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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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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7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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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孟祥才 原载《齐鲁古代兵家评价》
一.初露锋芒
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卫国左氏(今山东陶西)人,生年不可考,卒年为公元前381年,据钱穆,孙开太等学者考证,他大概享年60岁。由此推断,吴起应出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卫国西周初年曾是雄踞黄河中游的泱泱大国,地跨今之冀豫鲁交界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春秋以降国规则每况愈下,到战国前期,已经沦为三流的小国,在齐,楚,赵,魏等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吴起的家庭出身史无记载,不过,从“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的情况看,他家极有可能是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平民。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开始崩溃但未彻底废除的条件下,此类家庭显然属于“富而不贵”者之列。吴起的父亲早逝,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看来他在仕途上没有什么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战乱不已,各国统治者都摆出“礼贤下士”的面孔,千方百计招揽天下的英才为自己服务,世卿世禄制度已无法维持。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和武士风尘仆仆于列国道路间,四处游说诸侯,推销自己,猎取功名富贵,成为时代风尚。吴起少有大志,青年时不满足于富家子弟的奢糜生活,执意入仕从政,希冀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为此,他不惜破费大量家财,结交权贵,疏通关节,以求跻进统治集团。然而,事与愿违,吴起不仅没有打开仕途之门,反而招来邻里乡党、特别是那些旧贵族的嗤嗤讪笑。面对如潮的恶言秽语,吴起再也无法忍受。他挥剑而起,连杀三十余人。这一行动虽然让那些嘲笑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也使自己失去了在故国的立足之地。事后,他迅速潜出卫都外城东门,决定远走高飞。在与白发苍苍的老母诀别时,吴起长跪在地,一口咬臂出血,立下悲愤的誓言: “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不料东门一别,即是与老母的永诀。以后吴起虽两度位极人臣,威风八面,但却再也没有回到父母埋骨的故乡。这一年,吴起大概25岁。
吴起离开卫国,径直东行,来到鲁国,投到曾参之子曾申的门下读书,接受儒家学说的教育。此时,鲁国“三桓”的势力已大大的削弱,公仪休、孔仅等儒者主政,鲁国作为一个三流的小国艰难地维持着。吴起入鲁年余,传来他母亲病逝的噩耗,吴起想起母亲的抚育之恩,悲痛欲绝,但念及与母亲诀别的誓言,顾及返乡后仇家报复的危险,决定不回去奔丧。吴起的行动激怒了对孝道特别重视的曾申,经过一番疾言厉色的斥责后,他被赶出了师门。
在曾申门下年余的学习生活,使吴起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对他后来的政治实践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儒家门下的学习,也使吴起意识到儒家学说“迂阔而远于事情”的一面,感到这种学说难以适应时势的需要,所以他转而攻读兵书。估计《太公兵法》、 <司马兵法》、《孙子兵法》等是他此时用功钻研的基本教科书。
鲁穆公四年(前412年),齐宣公派大将项子牛率兵向鲁国的莒和安阳发动了进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鲁国君臣十分恐慌。环顾朝野,全国很难遴选出一个统兵御敌的将军。因为吴起此时正埋头钻研兵书,并时常发表一些治兵战守的真知灼见,在鲁国有一定影响。危急关头,大概有人向鲁穆公推荐了吴起,鲁穆公也就只好瞩望于他。不料有人提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提任统帅能否忠心于鲁国提出了异议。此事传到吴起那里,使他思绪起伏,翻江倒海。面对千载难逢的契机,他毅然作出痛苦的抉择,以妻子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功名。当他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妻子后,鲁军统帅的桂冠也落到了他的头上。吴起披挂出征,灵活运用他学得的兵法知识,利用齐军骄傲轻敌的弱点,充分发挥鲁军卫国保家的高昂士气,巧妙地指挥鲁军打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既使鲁国转危为安,也使自己跻身于名将之林,闻名列国。
吴起得胜回朝,满以为鲁都曲阜会张灯结彩欢迎他这位凯旋而归的英雄,谁知看到的是毫无喜庆气氛的街市和鲁穆公那冷若冰霜的面孔。原来这时鲁国朝政黑暗腐败,一帮*佞小人充塞朝堂。敌人大军压境时他们噤若寒蝉,谁也不敢统兵御敌;危机一过,他们却像一群出洞的耗子,叽叽喳喳。吴起还未回朝,他们已经用恶毒的诽谤毁掉了糊涂君主鲁穆公对吴起的信任: “鲁人或恶吴起曰: ‘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这显然是一派糊涂可笑的歪道理。按照这帮子*猾小人的逻辑,鲁国打胜仗反倒成了坏事,那当初何必饥不择食地求救于吴起呢?如果战败就能安全,何不待齐军一到就按兵束甲,与之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呢?如果重用吴起就是与兄弟之国的卫国过不去,那么当初又何必任他为鲁军的统帅呢,显然,只要鲁穆公此时还具备常人的理智,他就能够识破这帮*佞宵小之徒的胡言乱语。可是,鲁穆公恰恰是一位失去常人理智的糊涂国君。在他看来,只要鲁国还能苟安于一时,就不必奋起振作;只要危机还没有降临到头上,也就不必防患于未然。人才虽然在关键时刻能够济困解急,但却不如佞臣用起来得心应手。信而见疑,忠而遭谤。身处如此昏暗的鲁国,面对昏愦到不可救药的君臣,吴起彻底绝望了。恰在此时,传来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全力推行变法革新的消息。吴起眼睛一亮,感到那是一个施展才干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公元前410年左右义无反顾地离开鲁国,踏上了通向魏国的征途。吴起在鲁国的五年,虽然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仍不失为一个光辉的起点。因为正是在这里,他刻苦攻读了不少儒家经典、,钻研了当时能够看到的所有兵家著作,特别是以指挥一次以弱胜强的战役证明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让列国刮目相看。其实,三十而立的吴起离开被恶浊腐败之气笼罩着的鲁国,犹如一条蛟龙跃入大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鲁国受挫之日,正是命运转机之时。前面等待他的,是乘长风破万里波的更加辉煌的岁月。吴起策马行进在通向魏国的道路上,放眼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顿觉天高地阔,一切失落、烦恼、愤怒都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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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巍巍功业
从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383年,吴起在魏国做官从政二十七年之久,在此度过了他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在这里,他以自己彪炳千秋的功业为魏国的鼎盛时期增添了耀眼的辉煌,又以流传千古的一部兵书写下了我国兵学史上的不朽篇章。
当吴起踏上魏国土地的时候,人生的机遇犹如春天的太阳向他发出了诗意的微笑。
魏国是公元前403年由原晋国分离出来的诸侯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以此为起点记述我国自战国以来的编年史。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大国,以今日山西为中心,向北延伸至今之内蒙,向东延伸至今之河北,向南延伸至今之河南。春秋时期,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赵、魏、韩三家大夫厉行封建化改革,
势力蒸蒸日上。他们不断侵夺晋君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封邑。又不断攘取晋君的权力,成为晋国实际的当政者。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大夫已基本上瓜分了晋国,把晋君变成了仰三家鼻息的无足轻重的封邑之君。就在这一年,已经势小力孤,但名义上还享有“天下共主”地位的周威烈王也就顺水推舟,白送人情,承
认了三家大夫的诸侯地位。于是在原晋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赵、魏、韩三个分立的诸侯国。这时的魏国领土横跨今之山西、河南和河北交界处,北临赵和中山,东接齐、鲁、宋,南*韩、楚,西界秦国。黄河自西南奔腾而来,穿越魏国全境,流向东北。由于绝大部分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因为处于四战之地,且内部还存在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列国竞争中立定脚跟并发展壮大,成为摆在魏国统治者面前的最严峻的问题。这时,魏国的国君是雄才大略、锐意进取的魏文侯。建国伊始,他就任用李悝、西门豹、翟璜等一班贤明卓荦之士,率先在战国七雄中举起了改革的大旗。李悝(前455~前395年)在任魏相期间,主持了魏国的变法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经济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办法是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农夫无衣食之虞,使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能稳定地增加,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同时,为了增强国家和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国家在丰收之年按平年粮价增加粮食收购,储备大量谷物,在歉年时再以平年粮价销出,以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稳定社会秩序。在政治上,宣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夺淫民之禄以来(徕)四方之士”,即建立任免制的封建的官僚体制,为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中的智能之士敞开做官从政的大门,让他们在变革之潮汹涌澎湃的时代里一展身手。同时,顺应奴隶制礼崩乐坏时代对于成文法的呼唤,李悝对春秋以来各国的成文法加以筛选,撰著<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这一完整的封建法典虽已亡佚,但从残存的内容看,它是维护封建秩序、保护封建的财产关系,反映新兴地方阶级利益的一部法典,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成文法的蓝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魏国在战国时代的各国中变法最早,大大加速了它的封建化进程,封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得到发
展与巩固,因而在战国初期占据了首强的位子。
吴起正是在李悝主持变法,魏国国势日新月异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求贤若渴的魏文侯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很快任命他做了将军。对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样记载: 当时,吴起率鲁军胜齐的事迹已经传誉列国之间。李克在文侯面前对吴起的评价,既讲到他追求功名和女色的个人品质,又赞扬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干。魏文侯不计较个人品质而能用人之长,立即任命吴起为将军,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使吴起犹如一只矫健的雄鹰,展开了奋飞的双翼。他奉命统帅一支魏军,渡过黄河,猛攻秦军,接连攻克五城,占领了黄河以西、洛水以东的西河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作为将军的吴起与士卒同甘苦、共死生。他穿最下等士兵的服装,与之吃一样的饭菜,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不骑马,还亲自背军粮,分担士卒的劳苦。“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他特别关心士兵的疾苦,甚至亲自为背上生痈疽而化脓的战士吮吸脓血。虽然吴起初到魏国,没有根基,与士卒也不熟悉,但因他以身作则,与士卒建立了生死与共的关系,从而得到士卒的拥护,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并为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因而发挥出最强大的战斗力。这是吴起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这一仗,使魏文侯为首的魏国君臣认识了吴起的价值,魏国的士卒认识了吴起的帅才、谋略和作风,这就为吴起日后在魏国的发展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公元前408年,吴起又参加了魏国名将乐羊指挥的攻伐中山国的战争。这次战争持续了三年,最终攻克了这个顽强的小国,扫除了对魏国北部边陲的威胁。吴起尽管不是此役的第一主帅,却是乐羊的第一谋主。他直接指挥的军队在这次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吴起再一次为一个士卒吮疽,谁知这个士卒正是西河战役中吴起为之吮疽的那个士卒的儿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样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 ‘子卒也, 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 ‘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妄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经过两次战役的考验,公元前406年,经翟璜推荐,魏文侯任命吴起做了西河守。“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实际上把魏国最重要地方的军事行政长官的位子交给了吴起。西河地处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北起今之延安、延长,南至大荔,与秦、韩二国接壤,是三年前吴
起率兵从秦国夺取的地方,构成魏国西部的屏障。由于它孤悬黄河以西,与魏国大片土地隔开,易攻难守,极易遭秦、韩攻击。魏文侯把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吴起,显示了他的知人之明和对吴起的信任之专。为了郑重起见,魏文侯在宣布这项任命之后,•还举行了极为隆重的仪式: “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在宗庙中设宴,国君亲自安排坐席,国君夫人亲自敬酒,这是作为一个地方长官很少得到的殊荣文侯如此重视这项任命,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他把魏国的安危托付给了这位文武双全、谋略超群的将军。
吴起从公元前406年任西河守,到公元前383年离任赴楚,总共二十三年。由于吴起的长期驻守和精心经营,西河就成为阻止秦人东进和韩国北上的坚强堡垒,使魏国的西部边陲安如磐石,魏国作为战国首强的地位稳如泰山。在此期间,吴起也由中年迈入老年,成为列国间闻名遐迩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吴起作为西河守,在那里富于创造性地全面地推行了李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措施,为巩固和发展西河地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起在治理西河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贯彻“赏罚必信”的原则,以树立官府在百姓中言信行果的良好形象。《吕氏春秋•慎小)记述了如下一个故事: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 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邑中曰: ‘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 莫有偾表者, 民相谓曰: ‘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 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 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 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 又令于邑如口前。邑人守门争表, 表加植, 不得所赏,自是之后, 民信吴起之赏罚。”这个故事颇类似商鞅的徙柱之举,真实性如何不必深究。要之,其中贯串的取信于民的思想却是吴起在行政变法时所极力追求的原则。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今日已难以窥见吴起改革措施中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内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个拥护和致力于改革的地方官吏,毫无疑问他是创造性地在自己的辖区实施了李悝变法的全部内容的。他千方百计贯彻“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和招徕农民开垦土地,发展生产,使府库充实,军粮充足,为支持对秦、韩的斗争准备了物质基础。他任贤使能, “食有劳而禄有功”,提拔了一大批拥护改革并且才具卓异的官吏和将领,把西河纳入了封建化改革的轨道。由于吴起的全力经营,西河成为魏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府库充盈的一个大郡。尽管孤悬黄河以西,易攻难守,又处在秦、韩两国眈眈虎视之下,但终吴起之世,它却岿然不动,像巨人一样护卫着魏国西部边陲的安全。
吴起任西河守二十三年,之所以能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为魏国保住这片疆土,并在对秦、韩的战争中迭获胜利,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他厉行军事改革,创建了一支素质良好、纪律严明、勇猛顽强、所向披靡的劲旅——魏武卒。这支军队与当时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精锐之师相伯仲,以能战贯战、杀敌制胜享誉列国间。《汉书•刑法志>。说:
“春秋之后, 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 以为戏乐, 用相夸视。……雄桀之士因势辅时, 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利、膑,魏有吴起, 秦有商鞅, 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从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以孙、吴为宗。”魏武卒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荀子•议兵)对其有较详细的记载:“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显然,这是从个体农户的男性青壮年中经过严格挑选而组成的一支常备兵。它对入选者要求的条件之严格实在近乎苛刻:入选士卒要穿上、中、下连在一起有相当重量的铠甲,能操十二石的强弩,携带五十支箭,肩抗一根长矛,腰佩利剑,头戴铁盔,身背三日干粮,一天行百里的路程。能达到
这一标准的人,不仅要有很强的体能,还要具备相当的军事素养。经过如此严格挑选出来的士兵,再加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必定能保持顽强的战斗力。为了使入选士卒安心服役、奋勇作战,吴起制定了优厚的优待措施,免除其家庭的一切赋税徭役,使之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对立功者给予重奖,使之充满光荣感与自豪感,因而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卫国保家的战斗。
军队的基础虽然是士兵,但是,有了素质较高的士兵并不等于就有了强大的战斗力,还必须有智勇双全的各级军官作为统帅。因此,吴起特别注意在士兵中选拔将才。他根据“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的原则,提拔了一大批忠勇机智的将领,以之作为武卒的骨干和核心,保证了这支军队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
力。同时,吴起又根据实战的需要,按照各类士卒的特长,对武卒进行科学的编制。<吴子•图国>记载:
“民有胆勇气力者, 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而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 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这里,吴起根据不同情况把武卒分成五类:勇敢而有气力者;忠诚果决、乐于为国效力者;越高跳远,善于奔袭者;因吃败仗而想立功补过者;因过丢官而想立功复官者。分别编为五队,根据战场上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灵活使用他们,使之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正因为吴起创造了武卒这支新军,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使西河地区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保持了稳定和繁荣,更使觊觎这一地区的秦、韩两国在军事上不能得逞,从而使魏国在一段时期维持了战国七雄中首强的地位。这一时期的魏国,李悝主内,吴起主外;李悝主政,吴起治兵,上面又是一位知人善任的魏文侯,因而创造了魏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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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6年,魏文侯死去,其子魏武侯即位。第二年,贤相、改革大师李悝也逝去。此时的魏国只有吴起独立支撑局面。他环顾国内,在魏国的大臣中,无论就功劳、能力、智谋、威望,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他自己也当仁不让地想肩负起辅佐新国君、全面主持国政的历史使命。在年轻的魏武侯面前,吴起竭力尽教导的责任,希望他如乃父一样成为继体之明君,使文侯开创的基业得到发扬光大。(说苑•建本篇》有如下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 吴子对曰: ‘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 曰:‘正之。’‘正之奈何?曰: ‘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所治, 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雍蔽矣。分禄必及, 用刑必中,君心必仁, 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这里,吴起借讲“元年”的“(春秋)之义”,发挥了一通“微言
大义”,对新继位的武侯进行谆谆教诲,要求他以身作则,先正己后正人。同时慎选臣僚,大夫不兼职,国家政权不要掌握在一家贵族手里,以避免尾大不掉之势,意在加强中央集权。他还指出国君必须“明智”,特别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级官员和庶民的谏议,择善而从,使上下畅通,以防“雍蔽”之患。他还要
求国君公正无私,臣僚俸禄如数给予,刑罚要准确无误。更要以仁人之心对待最下层的百姓, “思民之利,除民之害”,轻徭薄赋,为百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吴起的上述观点,既有法家“刑罚必中”的内容,又包含着儒家宽厚待民的意蕴,是一种比较适应封建统治的思想。可惜,吴起虽言之谆谆,而魏武侯却未能时刻警戒,贯彻始终。不过,武侯继位之初,与吴起的关系还大体上协调。<荀子•尧问)记载了他虚心听取吴起劝谏的一则故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 ‘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乎?’武侯曰:‘楚庄《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 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 庄王曰:‘不谷谋事而当, 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岿(即汤之仲虺)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 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 不肖, 而群臣莫逮,吾国几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 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予振寡人之过 也。”’
(新序•杂事一)、<吕氏春秋•骄恣篇》、(吴子•图国》、《杨子法言•寡见)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另外, 《战国策•魏策》、《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资治通鉴》还记载丁另外一个故事:“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称曰: ‘河山之险, 岂不亦信因哉?’王钟侍王, 曰: ‘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 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 ‘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 不从此 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蠢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立国,左天门之阴, 而右天*之阳, 庐罩在其北, 伊• 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 前带河, 后被山,有此险也, 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以是视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 ‘善! 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这两则故事表明,即位之初的魏武侯对吴起是信任的。他明白,吴起的战功,特别是他经营西河十多年的成绩,造成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威望。吴起本身就是西河的稳定因素。继续把西河交给吴起管理是明智之举。同时,武侯也明白,只有继续其父亲既定的政策包括其生前的人事安排,才能维持魏国的安定与发展。况且,吴起与自己的几次谈话,虽然其口气不乏教训的意味,但吴起的心却是忠于魏国和国君的。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和考虑,在魏文侯死后,武侯还能够让吴起在西河守的位子上继续当政13年之久。然而,吴起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 自从魏文侯死后,尽管作为继体之君的魏武侯对他表示了相当的尊重,表面上看他的地位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对他不利的因素却在潜滋暗长。第一,武侯既不如•文侯的雄才大略,亦不如文侯的豁达大度。他对吴起像教导小孩子一样地教诲自己,忍耐是有限度的。而吴起恰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缺乏明智、克制和机敏。第二,吴起对自己在魏国的地位做了过高的估计。诚然, 自李悝之后,他在魏国二十多年的文治武功无一人能够比拟,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魏国政坛上就有着第一位的竞争力。吴起对自己作为一个客卿的地位始终缺乏自知之明。第三,李悝在魏国的变法虽然开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风气之先,唯其如此,这次变法无论就内容的广泛、对旧贵族打击的力度、还是实际效果,较之后来的商鞅变法都逊色得多。奴隶制的残余大量保留下来,旧贵族在朝野还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而吴起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第四,作为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吴起对于权势、地位和声名始终有着浓烈的兴趣与追求。而随着功劳的增大,权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他追逐更高权位的意识。以上种种因素,最后酿成了吴起丢官去职、离开魏国的悲剧。
李悝死后,魏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表现为对相权的角逐。公元前385年前后,魏国须遴选一位新的宰相。吴起环顾国内,前后左右比较一番,觉得此一职务非己莫属。可是最后魏武侯并没有任命吴起,而是将这一职务交给了吴起认为没有能力担当相职的商文。吴起大失所望,怒形于色,与商文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吴起谓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 ‘何谓也?’吴起曰: ‘治四境之内, 成训数, 变习俗, 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 予与我孰贤?’商文曰: ‘吾不若子。’ 曰:‘今日置质为臣, 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 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 ‘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 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 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看采,这一番辩论,至少使吴起比过去清醒了许多:就社会基础深厚、联系广泛、稳定主少国疑的局面而言,魏国还有人较他有
更大的优势。然而,吴起觉悟得太晚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以王错为首的旧贵族们联合在一起,利用魏武侯对吴起功高震主的疑虑,加紧实施谗害吴起的阴谋。已经陷在旧贵族包围圈里的吴起不知道,不仅他热望的相职此时成了泡影,连他占据了二十多年的西河守也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关于吴起被诬害的情况,《史子•孙子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田文(应为商文)既死,公叔(即公孙痤)为相, 尚魏公主, 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 ‘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 ‘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 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 而侯之国小, 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既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 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君也, 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 即之楚。”据郭沫若等学者考证,此时吴起已近60岁,尚公主不大可能。而公叔痤乃一公忠体国的老臣,多年后仍念念不忘吴起的遗教,亦不可能用此卑劣的手段陷害吴起。陷害吴起的应是王错。不管怎样,以王错为首的一帮*佞之辈既迁怒于吴起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又担心吴起占据高位给他们继续带来更加不利的后果。就使出种种手段加深魏武侯对吴起的疑忌,终于达到了把吴
起赶出魏国的目的。当这一帮魏国江山社稷的罪人为他们阴谋的得逞而弹冠相庆的时候,吴起只能流着热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他贡献了大半生智慧和精力的西河:吴起与以王错为代表的旧贵族斗争的失败,标志着革新派在魏国的处境发生了逆转。随着魏文侯、李悝的仙逝和吴起的出走,魏国反对改革的旧贵族摆脱了不利态势,或明或暗地阻挠和破坏改革,魏国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与此同时,东面的齐国、赵国,西面的秦国都相继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东西两面对魏国的夹击之势。魏国被从战国首强的宝座上推下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魏国的二十七年,是吴起历史上最重要的岁月。他与李悝、翟璜、西门豹等人一起,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创立魏武卒,全盘领导了魏国的军制改革,共同把魏国的历史推向它辉煌的顶点,令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刮目相看。正是在这时,吴起自己也由中年步入老年,
由一个初露锋芒的年轻将军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成熟的军事家,为魏国的强大和繁荣建树下不朽的勋业。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时,所以对着这一片他熟悉的土地流下滚滚热泪,因为西河是他在魏国功业的光辉纪念碑,是他在初入魏国、周围人还对其投以不信任目光的时候率兵夺取了这块本属于秦国的地方,又是他做西河守二十三年,戮力改革,惨淡经营,招徕人口,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加强武备,使这块地方变成了阻挡秦、韩进攻魏国西陲的坚强堡垒。西河与吴起密不可分,吴起就是西河,西河就是吴起。吴起更明白,这块土地孤悬黄河以西,没有他在此驻守,很难抵御秦国的进攻。想到自己倾注过的大量心血不久将付诸东流,他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吴起走了,魏武侯大概为去掉这个教师爷式的人物而感到轻松,吴起的那些反对者更因为谗害吴起阴谋的得逞而得意窃笑。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恰恰是吴起的离去成为魏国由强变弱的转折点。他们是一群愧对列祖列宗的不肖子孙。
尽管吴起被迫离开了魏国,但他的功劳却为魏国后世正直的君臣所铭记。他所创建的武卒,他的兵法余教仍然给以后的魏国带来多次军事上的胜利。例如,魏惠王时期,魏相公叔痤指挥魏军在一次对韩、赵联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当惠王奖赏他时,他公正地指出“吴起余教”的作用。(战国策,魏策)记载:
“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柞。魏王悦,郊迎, 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曰: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楝挠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 臣不能为也。’……王曰: ‘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
事过之后,人们才发现,吴起的离去给魏国留下了怀念,留下了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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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后的辉煌
魏国小人的谗害虽然使吴起不得不离开他奉献了大半生智慧和精力的西河,但是无法使他颓废消极灭迹消声.因为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人才最容易流动的时期.这一时期,大一统的专制皇朝尚没建立,林立的封国为了发展自己,战胜对手而展开了激烈的人才竞争,这就为大批智勇之士提供了很多较为理想的发挥自己才能的机遇。公元前383年,当吴起挥去惜别西河的泪水毅然策马南行的时候,横跨江汉平原的南方大国正张开双臂欢迎他一层最后的辉煌。
古老的楚国自春秋时期起就是当时华夏大地上幅员最辽阔的诸侯国。它以今日湖北为中心,西至四川东部,南至湖南、江西的北部,东括安徽的大部,北至河南中部,东北延伸至山东的西南部,西北延至陕西东南部。长江汉水在境内交汇,茫茫九派日夜奔流,以云梦大泽为中心,星罗棋布的湖泊装点着江汉平原,而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脉在四周形成了巨大的围屏。这是一个有着丰饶的物质财富和巨大的人力资源的诸侯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作为五霸之一曾数次挥兵北上,饮马黄河,问鼎之轻重,令中原的霸主们瞠目结舌。但是,进入战国后,当中原诸国都纷纷扰扰掀起改革的浪潮时,楚国却犹如死水一潭。政权掌握在守旧的屈、景、昭三家大夫手里,他们固守奴隶制的旧垒,拒绝任何促进社会进步的改革,搞得“政骚民疲”,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都很尖锐。同时,北方的诸侯国欺负楚国政治腐败,军力不振,屡屡发动进攻,逼使其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正在此时,公元前401年,楚悼王熊疑继位。他对自己国家落后贫的局面痛心疾首,决心招揽贤才、励精图治,进行改革,振兴势。正在楚悼王苦于国内无贤才,苦思焦虑、一筹莫展的时,吴起来到了楚国。一个气度恢宏、雄才大略的君主和一个蜚列国、足智多谋的改革家相结合,很快就在楚国辽阔的土地上出了一幕雄武壮烈的改革活剧。 楚悼王对吴起来到楚国无比兴奋,迫不及待地向他求教富国兵的方略。吴起毫不隐讳地指出,楚国所以贫弱是因为旧贵族力太大,他们政治上专断朝政,欺君虐民,经济上广占封地,肆盘剥。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昔日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 ‘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僵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吴起一席话,使楚悼王仿佛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曙光。为了使吴起进一步了解楚国的情况,为改革准备条件,也为了使吴起的升迁多一个阶梯,使更多的人接受吴起,悼
王没有使吴起一步到位做令尹,而是任命他先做楚国北部边防重镇的宛(今河南南阳)守。宛地与秦、韩、魏接壤,是楚国北部的门户。悼王将这一重镇交给吴起, 目的大概是要求他在此地先进行改革的实验,以便取得经验,在全国推广。吴起果然不负悼王厚望,他在宛地调查研究,体察民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摸清旧贵族的脉搏,吴起专门拜访了封于息地(今河南息县)的大贵族屈宜臼。“吴起为宛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宛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这大概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吧,屈宜臼知道吴起的来历,也明白他要推行于己不利的改革,所以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意欲使吴起就此束手,不要奢谈什么改革。经过一年的努力,吴起的改革在宛地收到成效,楚国的百姓也认识并接受了吴起。悼王的目的已经实现,于是毅然任命吴起为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授以全权,大刀阔斧地推行变法。与此同时,以屈、景、昭为首的旧贵族也纠集在一起,散布流言蜚语,伺机破坏变法和迫害吴起。这样,变法的帷幕就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拉开了。据《说苑•指武)和(淮南子•道应训)大同小异的记载,在变法开始时吴起与旧贵族的代表屈宜臼有一番针锋相对的辩论:
“问屈宜臼曰: ‘起问先生, 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面对吴起即将在全国推行的变法,屈宜臼再也不像一年前那样以沉默对之。他气急败坏,凶相毕露,对吴起泼口大骂。吴起自然是寸步不让,针锋相对。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写下了变法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屈公曰: ‘吾闻昔善治国家者, 不变故, 不易常,今子将均楚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 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 殆人所弃逆之至也, 淫汶之事也,行者不利。且予用鲁兵, 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予用魏兵, 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 吴起曰: ‘起之为人谋。’屈公曰: ‘成刑之徒, 不可更已。子不知敦处而笃行之, 楚国无贵乎举贤。”’
这场辩论颇似不久之后在秦国发生的商鞅与旧贵族甘龙、杜挚的辩论,旧贵族反对改革的由头几乎如出一辙,看来历史上的保守派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反对改革的理论说来说去无非是“祖宗之法不能变”, “既有习俗勿擅改”。总之是旧的一切都好,新的统统都坏。对旧贵族的如此态度,吴起早料到了。他相信有楚悼王的全力支持,旧贵族是无法阻止变法进行的。吴起充分利用悼王赋予的权力,运用自己在魏国长期从事改革的经验,雷厉风行地启动了全方位的变法。其内容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析而言之,就是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制的礼制,使上层建筑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吴起所行法治的具体内容虽已难以稽考,但可以推断,•他大体上是根据楚国的具体情况,将李悝的<法经)加以损益而编制的。这一法治的实行,就使旧贵族赖以维护自己利益的礼制失去了凭借。在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吴起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废除维护旧贵族利益的分封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把大批与楚王血统疏远的旧贵族的特权包括封爵和俸禄予以废除,取消了世卿世禄制度,这不仅大大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封邑林立的割据状态,为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为了减少和杜绝旧贵族对国家政治的干预,特别是为了消除他们结党营私,朋比为*的条件,吴起力劝悼王下令把长期居住在国都的旧贵族分散迁徙到边远和荒芜地区去从事开发:
“吴起谓荆王曰: ‘荆所有余者地也, 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 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 皆甚苦之。”与此同时,吴起努力推行“用人唯贤”的路线,一方面下令“罢
无能,废无用”,即罢免那些*身份居高位的无能而又无用的官吏;一方面大力提拔那些拥护改革,才能超群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建立起精简、高效的官僚机构。吴起进而从制度上加强廉政建设, “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楚国的政治开始走向清明,官吏队伍也出现
少有的廉洁之风。
在经济上,吴起继承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政策, “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取缔那些游手好闲的策士和说客,为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又把旧贵族迁徙到边远和荒芜之地,使那里的土地得到开垦,经济获得发展。
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楚国的贫弱局面,增强其在列国中的地位。如果说他在政治和经济上改革的目的主要是富国的话,那么,他在军事上的改革则服务于强兵。吴起首先用裁减政府冗员和减损奴隶主贵族俸禄的办法增加军费,即损不急之枝官,“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其次是借鉴创建魏武卒的经验,提倡耕战,奖励军功,严格选拔,严格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由国君直接任免将帅,统一指挥事权,楚军很快摆脱了将怯兵罢的状况,战斗力大大增强。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在与列国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从一定程度上讲,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几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正当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顺利进行,富国强兵初见成效,在对列国的战争中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时候,公元前381年,全力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带着大业未竟的遗憾溘然长逝。楚国的形势骤然变得对吴起十分不利了。“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那些在变法中利益受到损害的
旧贵族在悼王停尸王宫,葬礼还未进行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纠集在一起,策划了武装叛乱,向楚都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由于事发突然,更因为吴起没有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虽然吴起率兵顽强抵御,终因寡不敌众,致使叛乱分子攻入郢都,并很快攻入王宫。吴起明白他最后的时候到来了。他没有屈服,没有向他昔日的敌人乞求活命,而是机智地在楚悼王的灵床前演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悲壮的一幕:
“荆王死,贵人皆来, 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 吴起号乎曰:‘吾示予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 ‘群臣乱王, 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 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 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吴起知道,楚国有对加兵王尸重罚的法律,所以故意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让那些叛乱的旧贵族在射杀自己时不可避免地加兵王尸,从而为他们的灭亡创造了条件。果然, “击起之徒因射刺吴
起,并中悼王”。这些仇恨的火焰烧红了眼睛的旧贵族被吴起引上了犯罪的深渊,为他们的复仇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者七十余家。”
悼王死后,太子熊臧继立.他就是楚肃王。这位新楚王虽然毫不犹疑地以加兵王尸罪族灭了参与叛乱的旧贵族七十余家,但并没有为吴起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和殉道者平反昭雪,更没有把吴起开创的改革大业推向前进。他显然缺乏乃父那锐意改革的遗传基因。不仅如此,他继位伊始,就与旧贵族沆瀣一气,废弃了吴起的一切改革措施,恢复了导致楚国贫弱不振的旧政策。被吴起取消了特权的那些旧贵族得意洋洋地恢复了官位和权力,楚国的政权重新落入景、屈、昭三家。一场臻楚国于富强之路的改革就这样夭折了。这里,楚悼王之死是改革夭折的最根本原因。这是人治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吴起的改革仅仅进行了一年,一切新措施都是刚刚开始,对旧贵族的打击不力,对旧制度的破坏不彻底,新的制度也没有牢牢扎下根。特别重要的是,改革主要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进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没有触动,改革也就没有给最下层的奴隶和平民带来实惠。吴起作为一个外来的客卿,他的后盾只能是权力无限的国君,他只有也必须得到国君的支持才可以行动。这就是说,变法能否持续下去不仅决定于国君的寿命,还决定于后继国君的态度。而这两者都是不十分确定的因素。吴起的悲剧就在于他依*的是一个短命的国君,而这位国君的继承人又是一个反父之道而行之的不肖子孙。因此,楚悼王一死,吴起马上成了孤家寡人。旧贵族势力强大,盘根错节,下层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是冷漠的旁观者,这一切就使吴起在展示了他最后的辉煌之后,只能以一个惨烈牺牲的改革殉道者的形象为自己的历史划上了一个硕大的句号。
吴起作为一代变法的英雄悲壮地牺牲在楚国的土地上,楚国也因此失掉了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历史契机。由于改革的失败,它只能在奴隶制的旧轨上蹒跚。当强大的秦军一次又一次地把失败强加到它的头上,并最后使之覆社灭宗,把广袤的江汉大地变成秦朝的郡县时,不管楚国的后世子孙意识到与否:吴起的鲜血已经浇灭了楚国复兴的火焰,不祥的烟云已经不可避免地笼罩了楚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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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兵学垂千古
吴起死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虽然得到了历代的承认,但对流传至今的(吴子)六篇的真伪的看法,学术界则颇多歧议。本来,在清代以前,对(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尽管也有些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也没有对吴起与该书的关系提出疑议。直至清朝学者姚鼎、姚际恒,近代学者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才明确提出(吴子)为后人伪托,前人所述的真实的吴起著作已经亡佚。考诸史实,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吴起的著作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相当一部分,今本<吴子)仅是其残本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但是,其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它与吴起的关系是无可怀疑的。这是因为,(1)吴起曾经写过一部兵书并长期流传。 (2)今本(吴子)的不少内容可以与(史记)等书的记载相参证。(3)今本(吴子)所展示的兵学要义符合战国的时代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
据大多数学者考证,吴起早年即熟读(孙子兵法)及其他兵家著作,指挥过几十次征战,既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大概在任西河守的时候,与其幕僚一起陆续完成了这部兵学著作。虽然流传至今的(吴子)六篇只是原作的一部分,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吴起军事思想的博大和深邃。
吴起继承其前辈孙武等人的优秀军事遗产,总结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兵学思想,撰写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个人特征的兵学著作,成为历代兵家必读之书,宋代被编入(武德七书),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宝典之一。
吴起认真探索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著名观点,认为政治与军事密不可分,只有政治搞好了,才能用兵打仗,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图国>篇中,他指出,所谓“文德”,就是要求国君必须修“四德”: “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同时以这四德“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全国上下一致,全军官兵一致,临阵行动一致,战斗中协调一致。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国君亲贤任能,勇于纳谏爱护百姓, “爱其命,惜其死”,使之“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又
“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就能使士卒“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发挥出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吴起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反对穷兵黩武。他认为进行征伐必须慎之又慎,最好一战而胜。他说:“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他将当时的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隐约意识到战争的正义与否与胜负的关系。总之,吴起不是单纯就战争论战争,而是把战争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考虑,看到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他虽然还认识不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真理,但看到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还是难能可贵的。
如何“治军”是吴起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军队是战争的承担者,战争的胜负,除了政治、经济、民心等条件外,军队的素质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吴起认为,兵贵精而不贵多,所以“以治为胜”。只有建立一支法令严明、,赏罚有信、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将士同心、内部团结的军队,才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治兵>篇中,吴起把这样一支军队称为“父子之兵”:
“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 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 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 前却有节, 左右应魔, 虽绝成陈, 虽散成行。与之安, 与之危, 其众可合而不可离, 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在吴起的治军思想中,特别重视取信于军,爱护士兵。他要求将领必须取得士兵的信任,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使之“乐战”,才能发挥巨大的战斗力。吴起本人是取信于军,爱护士兵的典型。他不惜用口为士兵吮脓血,收到了士卒勇往直前、死不旋踵的效果。吴起同时也注重对士卒的教育训练,主张“教诫为先”,要求坚持不懈地搞好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其中包括单兵技术、战斗队形、阵法训练以及“进兵之道”、 “行军之道”、“驻止之道”、 “驯育马匹之道”等等。在训练方法上,他强调“学战之法”,“一人学战”,由点到面,层层推广,直到“教成三军”。他还强调“教战之令”要求根据士卒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当的分工训练,并按照一天训练的内容与程序严格执行。通过严格的经常的训练,使士卒保持较高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斗争意志,能够随时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在<励士)篇中,吴起还专门阐述如何激励士气。主要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功劳越大奖赏的规格越高、礼节越隆重。国君要亲自设宴招待,定时慰问,赏赐阵亡将士的遗属,使将士有一种崇高的荣誉感。不仅乐于听命,乐于作战,而且乐于拼死,发挥出“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的战斗力。
吴起对将领的素养提出了特殊要求。他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必须是“总文武,兼刚柔”,智勇双全,具备“五情”与“四机”的军事素养。“五情”即要求具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 “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 “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 “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求将领掌握部队的士气,充分利用地形,运用谋略,随时增强战斗力。他还指出,虽然勇敢也是将领必备的素质,但是勇敢必须与谋略相结合。除了在临敌作战中展示英勇献身精神外,还必须果决、坚毅、沉着。因为战场是生死存亡之地, “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将领都必须指挥若定,当机立断。“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而将领最致命的弱点是犹豫逡巡,贻误战机: “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起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除了以上的素养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等品质,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同时,还要具有凛然正气,号令一出,“下不敢犯”;挥军向前,“寇不敢敌”。这样的将军是国之瑰宝,“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又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还必须具备“相敌将”的智慧与方法。他应通过各种手段,侦察、了解、查明敌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及其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甚至个性特征,以便找出克敌致胜的方法,收到“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效果。他举例说:
“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 可劳而困。上富而骄, 下贫而怨, 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 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 霖雨数至, 可灌而沈。居军荒泽, 草楚幽秽, 风飚数至, 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没有丰富的实践,如此具体详尽的关于敌情、地形、气候等条件的分析和对策是难以凭空杜撰出来的。吴起还谈到,如果战前对敌方将帅不了解,临时还可用“火力侦察”的办法进行观察。具体做法是命令一员勇敢的裨将率轻兵锐卒试攻敌阵,只许败,不准胜,以观察敌军的行动。如其指挥有条不紊、追击时佯装追不上,看到丢在地上的财物假装视而不见,这样的将领是智将,不宜与他交战。如果敌军进攻时一片喧哗,军旗纷烦杂乱,士卒散乱自由,兵器横拿直放。追击时唯恐赶不上,见到资财惟恐抢不到。指挥这种军队的是愚将,手下兵马再多也可以俘虏他。
《吴子•料敌》一篇阐述了分析判断敌情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他认为处在六国包围中的魏国,必须坚持“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总方针,时刻加强戒备,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吴起立足魏国,以不凡的战略眼光在对其他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情、风俗以及军队的素质、阵法等的优劣加以综合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付六国的不同方针和作战方法。在作战指挥上,他提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基本原则,将打或不打的决心建立在对敌情准确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之上,具体归纳出八
种“击之勿疑”,六种“避之勿疑”,十三种“可击之道”。都是实战经验的总结,较之《孙子兵法》中的《相敌》篇更显得简明具体。吴起特别强调,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将领必须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被敌人制造的虚假现象所蒙蔽。只有运用一切手段,及时把握敌军实情与其行动企图,才能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在此前提下,还必须正确地使用兵力,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手段,避实击虚,避长击短, 出奇制胜,所谓“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就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吴起在《应变》篇中,还集中论述了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运用。要求在临敌作战时根据不同的敌情,天时、地利等条件,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法克敌致胜。比如,指挥作战手段的运用。白天用“旌旗幡麾”,夜晚用“金鼓笳笛”。士卒根据作战命令随时变更作战队形、作战方向和战斗部署,令行禁止,就能无往而不胜。吴起还以答武侯问的方式,回答了在不同条件下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各种方法,展示了他超人的军事谋略与应敌的智慧。如当武侯问“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时,吴起的对策是:
“暴寇卒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迫而追之,其命可覆。”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稳妥而有效的应敌策略。最后,更难能可贵的是,吴起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他要求在攻破敌人的城邑后,不要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不要杀害俘虏,以减少当地百姓的反抗,
给人树立“仁义之师”的形象: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秩禄,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吴子》一书是《孙子》之后又一部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著作。《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时期它已广为流传,为当时人们所称道,孙、吴并称,
成为军事学上的双壁。以后的许多史书都记载这部书。而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如西汉大将军卫青、东汉大将军鲍永,三国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唐朝皇帝李世民、军事家李靖等,都认真学习过《吴子》。宋代编入《武德七书》后,更成为将帅们必读的军事宝典,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和许多智勇双全的将帅。近代以来,它又流传国外,翻译成英、日、法、德、俄等多国文字,受到世界军界的重视。吴起的军事思想尽管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是,因为它是当时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不少地方闪烁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它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探索,对战略战术原则的研究,对将帅素养、士卒训练以及临战应敌和克敌制胜的诸多因素与条件的分析,都反映了吴起深厚的军事素养和超群出众的谋略,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军事学上所达到的新高度。它总结的许多战争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是中华民族在军事学术上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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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的才能和他的人品,成鲜明的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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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去看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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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杀妻求将”有所怀疑,吴起有句名言“在德不在险”,可见他对道德修养方面有深刻的理解,一个人言行反差这么大有些奇怪。另外古时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裁决、记载有其独特的方式方法,象所谓“赵盾弑其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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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是他的部下把他老婆干掉了吧?!
杀就是杀,不道德的人多了,即使他很有才能,和人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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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8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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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那杀妻求将至今没有充分的证据,就算如此也是暇不掩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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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错,但明显作者有感情倾向,把吴起的身板拔高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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