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浅论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章，一方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另一方面革六朝旧习,有散行流畅的古文,开辟了宋、元以后散体文的发展道路。清代严可均编纂《全隋文》36卷,共收文680余篇，作家160多人。董诰等编纂《全唐文》1000卷，共收文18400余篇,作家3000余人。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此外，再加上近百年来所出土的碑志等散佚文章，隋唐五代文数量之富，真可谓洋洋大观。
由骈体向散体古文的转变隋唐五代文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成就在散体的古文方面。魏晋六朝的骈体文,祟尚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语意往往模糊不清，加以声律的拘束，日益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隋统一后，封建经济和政治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繁复，骈偶文体更难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在开皇四年(584)便“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从崇实尚用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浮华文风“遗理存异，寻虚逐微”（《隋书·李谔传》）的弊害。王通也有类似的主张。但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积重难返，文帝一纸诏令，并未奏效。炀帝爱好靡丽，骈文仍然盛行。
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并在理论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唐高祖时傅奕请除佛教的奏疏，太宗时吕才反对巫术的文章，都用较通俗的语言，但还不曾有意识地提倡散体文。太宗功业显赫，但所为文章，却学徐陵、庾信。当时，魏徵已指出梁以后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李百药也批评南朝梁、北朝齐的文风“俱肆淫声”（《北齐书·文苑传序》）。他们的奏议文章也多用散体。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他猛烈抨击浮艳文风“适先兆齐、梁之危”，“不能免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并认为当时文场“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在《言语》、《叙事》、《模拟》等篇中,也提出了“言必近真”,不要“雕彩”、“效颦”的主张。这些理论，是古文运动的先声。在创作实践上，武后时的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文章虽不见有改革之论，但他的政论都用古文，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但总的来说，初唐依旧骈文为主，包括魏徵及陈子昂在内,文字应酬及一般章奏,都还是用骈体写作。
盛唐至中唐前期，大概从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期间,相继出现一批祟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先后出来提倡散体,反对骈文。唐王朝在开元年间鼎盛,天宝政治日趋腐败,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出现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危机。一部分士人，为了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进一步提倡儒家思想,从萧颖士到柳冕,其文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宗经明道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萧颖士自称“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李华以为“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主张“为文在经”，“文章可以假道”（梁肃《祭独孤常州文》）。梁肃以为“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柳冕更全面指出，“文章本于教化”(《与徐给事论文书》)，“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这种文教结合、文能明道、文道并重、尊经重道的主张，为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据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但他们偏重学习五经和先秦两汉的政治学术文章，对魏、晋以来文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甚至贬屈原作品为“亡国之音”（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他们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带着骈文的余习，因而成就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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