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改革导致北宋灭亡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大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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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6-10-27 14:14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段，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大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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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6-10-27 14:16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输”。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当然并不合理。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发运使”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观念也够超前的。但这样一来，所谓“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赊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青苗法的问题同样如此。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方贷款。不难设想，当时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贪官污吏也就无法将改革变成腐败的良机。

其实，不但贷款，而且税收也可以照此办理。中国历代王朝即便实行低税制度，但因人口众多，集腋成裘，也很可观。这些税收有银钱，也有实物，但取之于民，却未必能够用之于民，甚至未必能够用之于朝廷。西汉景帝末年，朝廷所藏的铜钱，积累到几百万万，串钱的绳子腐烂，散钱遍地无人收拾。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累积，无处堆放，只好任其霉变。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国强兵，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段，又再造库房堆积。如此之多的货币，如果交给银行打理，岂不是更可富国？如此之多的粮绢，如果投放市场流通，岂不是更可富民？一旦出现问题，即交由法庭审理，岂不是更有效率，更加省心？

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像朝野两党轮流坐庄、互相监督的共和制度不可想象一样。因此，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只好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一个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个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yangaadd (叶飞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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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6-10-27 14:4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安石改革对于北宋就好象张居正对于明朝一样，没他们朝廷早完几年


	游客II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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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6-10-27 14:4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和司马斗争太激烈了
我认为并不是他的法有啥问题
主要是派系斗争加速的宋的灭亡


	林冲 (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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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6-10-27 14:5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


	张建昭 (大同太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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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6-10-27 14:5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一个偌大的王朝，灭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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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06-10-27 14:5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呵呵这就是人的意识的问题王安石是思想有些超前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系统存在很多的弊病
比较欣赏文中的关于官府经商的说法，我觉得现在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行有一定的道理


	fyc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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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06-10-27 15:27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看了后觉得现在的国家各项法律制定和执行也不见得比那个时候强，担忧啊。不知什么时候大厦突然倾倒后会怎么样！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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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6-10-27 15:3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与辽、西夏始终对峙，战争不断。有资料显示，宋仁宗皇佑年间，总共维持常备军大致在118万人，政府货币收入的30％、粮草收入的80％都投入到了军队中去。老百姓除了要养活庞大的政府机构外，还要养活大批的军队，其负担越来越重。
　　庞大的财政负担，使农民的生活日益悲惨。而全国盛行的大量土地兼并现象，则使各阶层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个时候的北宋，军队战斗力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整个王朝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王朝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希望。今天看来，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无非是从富国、强兵、取士三个方面入手。客观地说，此后变法者打击豪强、训练军队、改变选拔人才的做法，提升了国家的整体实力。然而，由于这次改革触动了大批官员的利益，变法的路途艰难而遥远。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人士对新法屡屡进行非难与指责，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改革的实施，从而最终导致改革的全盘失败。
   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王安石,也太荒唐了.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站在稍微长远一点的立场上来看，成功的改革无一例外都会促进社会的进步。然而，每一次改革也必将都是痛苦的，都势必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者必须冷静考虑好相应的对策，并坚定自己的信心，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改了不如不改、改了等于没改”的怪圈。
   象我们现在搞的政府机构改革就进了这样的一个怪圈:
      机构越精简越大,人越精简越南多.


	万里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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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6-10-27 15:4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说句实在话，就是王安石不折腾，北宋还是要灭亡的．因为，有了宋徽宗那样的浪子皇帝，就已经注定了北宋悲剧的收场．


	ra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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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6-10-27 15:5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游客II号 于 2006-10-27 14:49 发表
王和司马斗争太激烈了
我认为并不是他的法有啥问题
主要是派系斗争加速的宋的灭亡

是啊，关键在于派系斗争，到得后来，大家都是为了打击而打击，整个风气完全败坏了
我认为变法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但不能说是导致，没有变法也多撑不了几年
法是好法，奈何用不得人


	大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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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6-10-27 16:22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安石改革失败之案例解析

中国的改革和崛起，应该要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崛起，或者边缘化的重要时刻。我们要保证成功，就要避免错误，至少，避免根本性的严重错误。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具有卓越的文学成就，清廉的人品操守，和超前的经济思想。然而，为什么一个高尚品格的宰相，主持的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以彻底和惨痛的失败而告终？MBA角度的管理案例解析。

【起因】

面对百年来积弊所产生的“冗官”“冗兵”“冗费”局面，为了缓解危机，1068年，王安石被年轻的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图富国强兵。

【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

司马光，著有资治通鉴，以其对历史的深刻掌握和了解，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崇尚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在变法时期，他辞官不就，远在西京洛阳编撰资治通鉴，是反对变法的精神领袖。

【变法内容】

短短几年里，在王安石的领导和宋神宗的支持下，北宋的朝廷颁布了一大批的法令，在农业商业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要的法令有：

青苗法

每年一、二月和五、六月，州县政府分两次贷钱或粮食给农户，目的是使农民在耕种和收获时节不会缺乏种子和粮食。

农田水利法

兴修水利工程

方田均税法

清查土地，使赋税负担与土地占有情况相符

均输法

发运使为皇帝、皇室以及中央政府采买物资时，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节省价款和运输费用。

市易法

由政府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以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稳定物价

【实际的执行】

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

要求兴修水利工程福泽后代的农田水利法和企图公正税负的方田均税法在地方实施很不得力也不受重视。

均输法与市易法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青苗法的推行

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以购买种子和粮食，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利息为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王安石作地方官时曾试用过该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因此，王安石下令在全国推行，认为是有效增收的手段。于是全国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而这些贷款本金同时也附带着为国家财政收入增值的使命。

青苗法的确部分的适合了农民的需要，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然而，这种机制只适合在风调雨顺时运行良好；因为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同时，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及增值任务，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而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的发放贷款。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或牟取私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着。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而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

用人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启用了一大批年轻官员。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

但是，在政治的酱缸中，他们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比如，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结果】

具有开源和利民作用的农田水利法及方田均税法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几乎是不了了之。而剩下的诸法虽被强调执行，却是以背离初衷的方式，在实际运行中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就富国强兵之初衷而论，可说国未富，兵未强。变法后在短期内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确大量增加，消除了财政赤字，却是以民间的肃杀与萧条为代价。（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其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没有持续性的）随之而起的是不断的农民起义（有35次之多，著名的有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原本是利民之法，反成扰民之政，并促成了北宋的灭亡。

【经验与教训】

为什么会失败？

有说是因为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然而，司马光于苏东坡等的反对只是在观点上的反对。他们在变法时期可以说是被边缘化和罢黜的一方。变法的失败绝没有理由归咎于他们。

也有说是用人不当。那些被提拔重用的人在后世声名狼藉，他们的确品格不够高尚，但是，他们在被王安石开始任用的时候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不正是变法所需要的吗？怎样选用的人又可以保证他们在后来有了权力以后不会从而堕入下流？（试问天下有几人能与一代奇人王安石一样具有那么坚定的高尚品格? ）所以问题不在于选用的年轻官员品格不够高尚，不够坚定，因为鉴于现实中的圣贤毕竟凤毛麟角，或者几百年上千年才有那么一个，要求王安石任用的人能与圣贤一般显然是过分天真的。

还有说是因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超前，与现代读者近，与他同时代人物远。所以，天还没有亮，是王安石起的太早了。这种说法过于玄乎，也过于简单化，按这种观点，重大的进步都没有成功的可能了。试问，王安石的措施如果得到妥当的执行，产生良好的结果，只会让王安石的声望更加高涨，恐怕司马光都要专门为王安石立传赞颂了，变法的推行也自然没有任何阻力了。哪来的什么早起不早起？试想二十多年前，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在当时极左的思潮中也可以说非常不入主流，但是，十几年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就成为了主流的思想。这也同样是那个年代的早起，却以巨大的成功为结果。

其实，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我们后人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多多：

（一）变法的目的性

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但什么是富国？是朝廷短期的财政收入增长？还是国家总体的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现代读者当然知道是后者。

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有利于国家总体的生产力的提高，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这两样法的实际执行和落实没有被注意，反而是只是目光短浅的注意短期内朝廷财政收入的增长。民间萧条，王安石却有“今岁增赋三百万”之类的夸耀。

正因为这种短视，官府机构竟有增值的任务。一切为了（短期）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青苗法从救济与保护生产力的有效措施变成了强行摊派和榨取百姓的恶法，而在工商业政府与民争利，造成官僚垄断和民间活力被扼杀。

这种短视应该与政府错误的自身定位有关。政府存在的合法性或合理性主要在于（一）代表广大人民百姓的根本利益来更好的组织社会的发展和维护一定道德意义上的秩序（二）抵御外来的威胁和入侵。所以富国强兵目的本身没有偏离这种合法性的要求，但当宋王朝把朝廷收入的增长作为一个至高的目标时，尤其是当灾荒出现时，不但没有尽赈济百姓的政府职能，反而自己以经济人的角度来催逼贷款及利息，就把自己放在广大人民百姓的对立面了而严重削弱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一个官民关系紧张的帝国其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法令本身的严密（细腻）和弹性

青苗法在王安石作地方官时效果良好，但在全国推广时却民怨沸腾。因为在风调雨顺的年度可以解百姓青黄不接之急，发放贷款方的政府并有良好收益。但在旱涝灾害的时候政府应该做的是宽延甚至追加贷款，并减免利息，以求全国或该地方能度过难关。然而，当时的宋政府显然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和对人民百姓的关怀，反而以保证财政收入增收的目标为优先。地方官府向受灾农户追逼贷款和利息，而农民纷纷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或被迫聚众造反。

而法令的粗糙，给了地方官员强制摊派和提高利率的可能和机会，结果造成民怨。而青苗法在推行时，只是凭经验办事，没有考虑周全在天公不作美时应对的方案，更没有危机管理的意识，更加促成了在饥荒年代恶吏追逼，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结果。

在地方官员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有益于国家根本的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与民争利的均输法与市易法得到过分实施，造成官僚垄断，使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实际推行中的种种问题，造成了反对的声浪，变法派不但没有检讨当时的政策，反而一事未成一事又兴，梦想强行加快变法来取得效果。更多的虽然具有善意的目的却容易被地方官员恶劣利用的政策出台，结果只能是更加加据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和抗争。这种不顾及现实、没有科学方法的的理想主义注定了变法的失败。

（三）一套有效衡量和监控政策实施的体制

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法规，因为法规的制定者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对法规实施的跟踪和相应调整使运行良好就很有必要。譬如青苗法在灾荒年代如何迅速的适当调整就是变法派必须放在第一位关注的。很显然，在这一点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这方面得分为零。

法规制定得再好，地方官员是否在忠实的执行法规，而不是在此过程中因为私利的驱动或理解的问题走样同样是中央政府必须严密监控的。王安石同样没有能体察到或纠正青苗法实施中的强制摊派和提高利息的恶劣行为，也没有能使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得到落实。

以上可以归咎于对政策执行的有效反馈渠道和政府政策改进的系统没有得到建立。然而，即便政策反馈渠道不畅通，各地不断的农民抗争却是再鲜明不过的政策失败的信号。变法派没有从检讨自身法令和官僚系统的角度去进行危机管理和政策调整，而只是简单的以“造反的都是刁民”的思维的去组织镇压，官民的矛盾不是被调和，而是进一步激化，所以北宋不久之后的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对地方吏治的衡量标准与变法的最终目的的偏离。最终目的是富国强兵，然而考核官吏的标准只是短期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不是国之根本的培养。民不聊生，造反多多，都不如“今岁增赋三百万”来得重要。所以在变法时期朝廷每年实际的作为是使国家贫弱和社会动乱，却因为眼前的“增赋三百万”而以为变法有成效，浑然不知正让北宋王朝走向万丈深渊。用公司管理的术语说，是这种只看当期财务指标的短期行为与长期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结果当然是失败告终。

（四）吏治清明的制度系统

人非圣贤，常人在道德方面的自律是有限的，而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利必然造成腐败和牟取私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吏治清明，关键绝不是是否任用了品格高尚的“清官”或“好官” （“清官”或“好官”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但是翻开几千年历史，有几个都是数的过来的），而是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完成对官员的约束和引导，能让恶吏收敛其恶劣，而从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和对风险及奖惩的评估出发，最大程度的表现出“清官”或“好官”的行为方式来。

所以王安石吏治的失败不在于用人的失败，而在于没有这样的一套约束和引导官员的制度，所以他所重用的人从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到迅速演变成残害百姓的恶吏，虽然令人惋惜，却是在缺乏有效监督制度下的一种必然


	wh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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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6-10-27 16:4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比较一下熙宁变法和万历新政的过程与结果，可以发现有很大不同。王安石及其新政在短时间出台了大量新法，而且由于朝野意见不同，这些法律大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最终成为党争的肇始。在王安石下太后，司马光对于变法的激进态度，则进一步加剧了党争激烈程度。

事实上，唐、北宋、明都在不同程度上亡于党争。党争导致了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等许多根本性问题无法在政策上取得一致，问题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并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张居正的变法，在十年里几乎只作了三件事：一是理顺政府的内部的政治关系，加强内阁对实权部门的控制。二是丈量田亩。三是一条鞭法。

理顺政府内部关系是通过一系列行政动作完成的，基本上没有出台新的法律。而且其前期工作从高拱时代就已经进行了，张居正只是将之继续下去。丈量田亩本身其实算不得新政，只是一条鞭法的实施奠定行政基础。事实上，这么多动作，只是为了一件事做准备，就是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在地方的实践其实在七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在推行新法时，一条鞭法在南方多个府县都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绩效。而一条鞭法的推行，不过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推广而已。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在思想上其实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对。北方的地方势力对一条鞭法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但是总体上看，整个统治阶层内部对于经济革新基本上持一致的肯定态度。所以尽管张居正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他死后即被否定，他的经济改革内容却得以维持下去。而使晚明走到绝路的党争是在万历晚期才逐渐成形的，与张居正的新政也没有直接的联系。

看得出，张居正在改革中的谨慎态度和软硬兼施的政治手腕，保证了改革的进程，使得万历前十年的政治和财政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并一度扭转了明朝中后期持续多年的财政亏损局面。

而张居正时期的灵活又强硬的政治手段和万历打击张居正势力时的雷厉风行，使得无论张居正时代还是后张居正时代，都没有形成朝野之间彼此龃龉的拉锯局面。这些都是熙丰变法不能比拟的。

不过应当指明的是，张居正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晚明政治财政制度体系与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张居正的税收改革，始终没有深化到整个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军队和边防的财政保障制度远远不能适应事实的需要，而这是导致晚明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张居正改革的局限性从中可以孔窥一斑，这恐怕又无法与熙宁变法相比拟了。

[ 本帖最后由 whws 于 2006-10-27 16: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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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6-10-27 18:1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国不应与民争利，2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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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6-10-27 19:0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把屎盆子扣到老王脑袋上是不对的，宋朝的问题很严重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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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6-10-27 20: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有徽总在,就算变法成功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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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6-10-27 20:2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某人说的：他们自以为上有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又顺应老百姓的意愿，自然可以无往不前，任何事都能办成，却总是忽视了那中间的一大帮人。。。。。。（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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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6-10-27 22:4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变法都没有被真正意义上的变下去，何来那么大坏的影响，夸张了吧


	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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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06-10-28 16:2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安石的新法如果由一个民主廉洁透明度高的现代政府来执行肯定会富民强国
但北宋是一个集权腐败官本位的君主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行新法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 本帖最后由 apes 于 2006-10-28 16: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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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6-10-30 00:5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安石变法。。。其必要性、出发点和远景无疑都是好的，并且，北宋的财政问题本就是基于一个已经如此发达的的经济体系，在这基础上进行如王安石变法性质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发展，未必是过于超前的事情。

但毕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改革，你不能去苛求这样一个先驱性质的尝试毫无问题地一下子就成功。变法的负面之处基本是因为急于求成，执行时过于理想化，而没有考虑到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天灾人祸的问题，更未建立起应付这些问题的机制。

同样也无法证明保守就是错误的，司马光、苏轼等恰恰是本着忧国忧民的理念，看到了变法时显现的一些严重问题，进而对变法进行本质上的否定。当然你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具有王安石那样的眼光和理念。

不过有时候无聊了我就想，说不定两派发展下去就变成两党制了呢？呵呵。只是北宋的党争并非一个良性的党争，大概是因为其政治体制还处于专制阶段而非民主制度。

关于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还是更倾向于宋徽宗及其手下的奸臣，当然奸臣们多数是新党，但就算都是旧党，只要是昏君加奸臣，不是一样误国么？


	tiger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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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6-10-30 07:2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关键是腐败.
王的改革给腐败提供机会,然后毁了自己,也毁了国家.
腐败何处来?就推到皇帝身上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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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6-10-30 08:08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安石变法本身没有任务，关厢下面实行得不好


	马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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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6-10-30 09:40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20％的利息并不算高，最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搞小额贷款的，也是高利息。


	江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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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2006-10-30 09:4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改革本身如果无法改变当时政府积贫积弱的状态，那就是指标不治本，空欢喜一场而已。


	柑蕉桔梨萝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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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6-10-30 13:04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方法是好.但下面执行的人不行.


	首席屠宰官 (鲁吹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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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6-10-30 13:1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以前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看的不多

就这个帖子来看，王安石不就是在搞计划经济么？

我记得王莽好像也是搞计划经济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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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2006-10-30 13:2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北宋主要还是亡在军事上,从建立到灭亡几乎都打战,周边各个少数民族国家从来没停止过对宋的战争. 在加上国内重文轻武的风俗.能坚持这么久并在文学上有大发展已经不错了


	首席屠宰官 (鲁吹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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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发表于 2006-10-30 13:5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刚才查了一下王莽变法的措施和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有不同之处也有类似的地方

他们类似的地方就是都具有计划经济的雏形


	东风吹醒英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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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表于 2006-10-30 16:5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当变法成为党争工具,一切便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