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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2008-5-23 21:07
	实录红楼 实录红楼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研究》，两年后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新红学大厦算是基本搭出了一个框架。而胡适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甫一现世遂成定论，相比起索隐派拆字、谐音的文字游戏，宏大事件的文史照应显得更加令人信服。曹雪芹的平生家世第一次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胡适悄悄地在一旁提点，一下子大家就看出了曹家与贾家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红作中“曹贾互证”的滥觞，恰巧反映出了新红学“自叙说”最具有特色的地方。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时期大家族都是数不胜数的，而盛衰枯荣亦会发生在每一个名门望族身上，何以见得《红楼梦》中贾家的兴衰就一定以曹家为模板？他叙说和自叙说，索隐派和考证派，其分歧结核是否就在于映射的对象是特定的，且特定于曹家。         如果接受这一逻辑，那么反驳者的理由当是《红楼梦》与历史并无对应关系，如果不接受这一逻辑，那么反驳者的理由则为曹家不特定，曹家不特定意味着《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         陈维昭先生在其大著《红学通史》中直指新红学的弊端用的是第一条，网络上扬弃新红学的结论多是第二种情况。         而维护者要做的只有一条，证明《红楼梦》是曹家实录，曹家与贾家是一个连体婴儿。根据陈维昭的研究，“自叙说”的理论，“曹贾互证”的方法，都是以《红楼梦》为实录来展开的，而要证明《红楼梦》为实录则需要，一实证手法能大面积整体性地考订小说与历史的真实对应关系，二极力拉拢文学性自传模式和历史性自叙模式的距离。即所谓“实证与实录的关系被理解为材料与主题的关系。”         但是，实证手法的运用符合“现代学术精神”，而实录观念的流布“基本精神是反科学的。”至于文学性的自传首先承认了自传主的主体，历史性自叙（实录）则一概否认。也就是说，当你标明此为自传时，“××眼中的历史”这一句式可以成立，而如果按照实录观念，在承认历史为人所写的同时，却漠视他对所写历史注入的观念和情感。陈维昭认为，这样的实录是“反科学的”，其实说反科学很含蓄，可以直接归纳为不存在。故而当科学和反科学成为一体，新红学就注定了精神分裂，因为它是“实证与实录合一”。         现在事情就简单多了，实录观念下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矛盾，也就是真实的历史从来不存在，存在的都是写作者笔下的历史，而最接近真实历史的只有当代个体史，因为它不用叙述，只需要我们直接用眼睛看就好。         陈维昭据此对“实录”和“春秋笔法”的和谐统一发难，你既要求“良史”又需春秋大义，既要真实，又要褒贬，这不是矛盾么？！如果真按照陈维昭这么延展，其实不用他人，他自己就解释了《红楼梦》因何为实录。盖因实录和自传均是“某人之历史”，故本质上并无分别，而历代正史充其量是“众纂人员之历史”也和自传差别不大。既然大家本质上浑然雷同，那所谓文学性、历史性只不过是里面成分的配料。犹如红烧肉需要酱油和白糖为佐，或多放一些酱油少一些白糖，或反之，味道大可不同，但都是红烧肉却无疑义。那《红楼梦》说它是文学小说固然是可，但要说它是历史实录又为何不行呢？         问题出在实录上，刘知几作《史通》，《惑经》一篇云，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所谓实录必然带有了爱憎丑善的价值判断标准，与陈维昭观念中的实录已然有差距，圣人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一字而有大义，是尽量避免修动史录而赋予褒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了人类知识，在原有认知的基础上提出先验综合判断，所谓分析判断，即谓语描述可以从主语中得来。譬如“人有男女之别”。男女之别这个结论是可以从人就分析知晓的，而且这里的人是周延的，就是一个也不会落下，可以拍着胸脯说包涵了全体人。而综合判断却无法这样得来，譬如说“苹果是红的”。则必然有特指，因为苹果还可以有绿的。红从苹果本身无法得出。但一旦要得出，则人必须观察，人一旦观察就赋予了人的经验。那么是不是一切综合判断都是人经验下的判断呢？联想到那么一切历史是不是都是人观念下的历史呢？康德给了否定的答案。即先验综合判断，一数学判断，如“两点之间的直线是它的最短距离”，人通过经验可以认知，但却不以人的经验为存在之前提；二物理判断，如“一切物质的变化中，其量不变”；三形上学判断，如“世界有其第一原因”。         当我们在描述先验综合判断时，不存在任何视角，即描述主体可以为零。好了，我们把它延展到历史里面吧，当然，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因此要达到“先验”就必须重新设置一下“宇宙规则”，否则是不成立的。规则：“王的王位由儿子继承”。         王位是王的儿子继承的。这一句话在新“宇宙规则”下无需人的经验去认识。现在孔圣人来了，他看了看这句话，提笔改了一个字，“王位是人的儿子继承的”。嗯？明明是王，怎么变人了？于是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怕各位看不懂，纷纷而至，七嘴八舌解释因为这任王德行有亏，圣人要表示贬斥一下，所以不称他为王而称“人”。         这不是瞎说，《春秋公羊传之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僖之篇贬也。         看来，实录还真有，而且与春秋笔法并不相悖。         那么《红楼梦》能叫实录么？当全中国文人看见石头城想起金陵时，陈维昭先生在一旁呐喊，石头城是曹雪芹玩架空小说，大家不要往金陵套。好吧，那请陈先生告诉我，放着那么多名字曹雪芹不取，为嘛非取石头城，他取丽江保准没人往金陵上想。当大家看见凤姐讲南巡就想起康熙南巡时，陈维昭先生又说话了，大家冷静啊，这之间没关系，《红楼梦》不是实录。可为什么二十岁左右的凤姐的奶妈一回想最后一次太祖南巡和康熙最后一次南巡的时间差不离呢？曹雪芹大可以写凤姐小时候回想，其实效果差不多。在很多效果差不多的选择中，曹雪芹都选择了与历史最为接近的那一个选项，在文学的《红楼梦》里不断添加它的“历史性”。点聚为面。实证连缀成了实录。文学成为了表相。         现在我来解释为何自叙说遇到的种种尴尬。比如周汝昌找不到二次衰败的记载，胡适翻遍了《后妃传》也找不到姓曹的妃子。其实周汝昌早就给出了答案，《红楼梦》是“精减细裁的生活实录”。         用《春秋》举例子，《春秋》从隐公开始，历经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襄公、昭公、定公，结于哀公。现在动手，把他们拆开，再组合一下，变成《新春秋》，顺序如下：闵公、昭公、定公、哀公、隐公、桓公、庄公、文公、宣公、僖公、襄公。他还是实录么？         可以是。因为内容不变。但当然不是，因为顺序变了，无法“实”。         《红楼梦》属于后者。         周汝昌依托宏富无比的史料搜集和缜密卓越的考证技巧，细细密密将对应的部分抠了出来，陈维昭称其为实证，《红楼梦新证》九八版导言中，汝昌老曾写道，“考明了雪芹曾做西宾的东家是哪姓府邸。也考知他少时所从学受教的先生应有方观承与谢济世。又摸索到历来传说中雪芹与随园的关系，如今确知此随园不指袁枚，而是京城西北域慎郡王的府园。”         可见汝昌老已经完成了证明“精减细裁的生活实录”的工作，可却因为无法确知“顺序”而不能将其最终还原为“实录”，但我们却无法就此否定《红楼梦》之于实录的本来性质。从此一意义出发，“曹贾互证”作为最接近这一观念的研究方法，尽管无法保证考证的确然性，却间歇地提示着红楼梦研究者的思绪。周汝昌曹宣的考证，不管是概率的成功也好，必然的成功也罢，一鳞半爪之间洞见真核，这也是这个概率落不到其他人身上的原因。         而所谓实证与实录的矛盾，终久只是凭空生出来的罢了。 2008/5/23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8-5-23 21: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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