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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roy	2008-3-29 19:43
	三国时的几大异族 三国时的鲜卑! 鲜卑与乌桓一样，是东胡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只是结婚时先髠头，在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即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上，待饮䜩毕，然后配合成双。其领地最盛时东起辽水，西至西域。境内异兽有野马、羱羊、端牛。端牛角可以作弓，世人谓之“角端弓”。又有貂、豽、子，它们的皮毛很柔软，号称天下名裘。 　　西汉初，东胡被冒顿击灭后，作为东胡最大支属的鲜卑远逃至辽东塞外，南与乌桓为邻，未曾直接与汉朝发生关系。东汉刘秀初年，匈奴常率鲜卑、乌桓寇抄北边。及南匈奴附汉，鲜卑始与汉通译使。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种人诣阙朝贡，汉封于仇贲为王。明帝水平元年（58年），鲜卑自敦煌以东邑落大人皆来辽东受赏赐，汉今青、徐二州每年给钱二亿七千万。明、章二世，边塞无事。和帝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被汉军击破，向西遁走，鲜卑乘虚进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户，皆自号鲜卑，于是鲜卑渐强，不断侵扰汉边，为患更甚于匈奴。至檀石槐统治时（156至181年），寇抄最甚。檀石槐分其广大领地为三部，自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自右北平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自上谷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领之。汉灵帝即位以后，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抄略，损失不可胜计。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汉灵帝召集百官商议对付鲜卑的策略。当时中常侍王甫等主张征集幽州诸郡兵出塞惩击鲜卑，议郎蔡邕表示异议，他说：“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蔡邕绝望地慨叹：“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醜虏而可伏乎？”因此，蔡邕提议先“恤民救急”，即在边境上暂取守势。可是灵帝并不采纳，派遣护乌桓校尉夏育等三将各率万骑分二道出塞击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汉将既非智勇，士兵人数也很不足，以致“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 　　从《后汉书》卷90《鲜卑传》的叙述看，鲜卑贵族向东汉王朝降附有五次：每次均时间短暂，而侵犯边境的事却经常发生。这固然与鲜卑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东汉政府的腐化无能，也是构成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人数不及一大郡的鲜卑的主要原因。 　　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左右，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立，和连既无才力，性又贪淫，断法不平，人众叛者居半。灵帝末年，和连在钞略北地郡时被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代立。后蹇曼长大，与魁头争国，部众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是时代郡以西的鲜卑都已叛离，代郡以东的中东部鲜卑也分裂为三个势力集团，其大人一为步度根，其部众分布在并州的太原、雁门等地；二为轲比能，其部众分布在幽州的代郡、上谷等地；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阙机，部众分布在幽州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 　　在以上三个势力中，步度根比较亲近曹魏。步度根的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上贡献。后代郡乌桓能臣氐等叛汉，求属扶罗韩。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乾，氐等以为扶罗韩部威禁宽缓，不如属轲比能，又造人呼轲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于盟誓会上杀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归属比能。步度根从此怨比能。魏文帝代汉，田豫为乌桓校尉，并持节护鲜卑，屯昌平。步度根数与轲比能相攻击。步度根部众稍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使人招呼泄归泥曰：“汝父为比能所杀，不念报仇，反属怨家。今虽厚待汝，是欲杀汝计也。不如还我，我与汝是骨肉至亲，岂与仇等？”由是归泥将其部落逃归步度根。步度根一心为魏守边，不为边害。至明帝青龙元年（233年），比能诱使步度根与己和亲，然后寇钞并州，杀略吏民。魏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泄归泥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为比能所杀。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即小弱古朴的一支鲜卑部落），因他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其部落近塞，白袁绍据河北以来，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为之讲授文字，故比能统御部众，弋猎治军，均模拟中国。建安中，比能通过阎柔上贡献。曹操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余骑助阎柔，击破田银。建安二十三年（213年），代郡乌桓反，比能助之为寇害。操遣子彰率精兵击破之，比能降服。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遣使献马，受封为附义王。二年，比能送回汉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居于代郡。三年，比能率部落大人小子及代郡乌桓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五年，比能往击东部鲜卑大人素利。魏护乌桓校尉田豫乘虚掎其后。比能使别帅琐奴拒豫，为豫击破。比能由是怨魏，数为边患，幽、并二州吏民颇受其害。比能有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与众平分，终无所私，故得众力，其他各部大人皆惮之。 　　魏明帝时，比能对魏仍时附时叛。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潜使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其患始息。 　　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弥加、厥机，因在辽西、右北乎、渔阳塞外，道远不为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曹操皆宠以为王。厥机先死，操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魏文帝代汉，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素利与比能更相攻击。明帝太和二年（228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归为王，摄其众。 　　以上主要是叙述汉魏与鲜卑首领之间的关系，至于移居内地的鲜卑人状况，史书上很少记述，然亦有点滴记述可供思考。如《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犯人。习乃使吏呼延，延到，习责延日：“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邪？”遂斩之。余骑破胆，不敢动。是后无寇虏。 　　由上可知，移居内地的鲜卑部众，仍归其部落大人管辖。只有犯法时，州郡地方官始可过问，但常受到鲜卑大人的干扰，动不动就调动骑兵张弓拔刃进行威嚇遇有梁习这样有胆有识的州刺史，始能将他们制服。以上引丈既言“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说明鲜卑头目依仗武力要胁地方宫和侵犯商民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又如《后汉书》卷48《应劭传》载： 　　中平二年（185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篙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惟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劭驳之日：“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醜，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噉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沈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望也”。韩卓复与劭相难反复。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 　　以上叙述，告诉我们一些重要讯息，即：（1）内移乌桓较鲜卑易于役使，但人数较少；（2）乌桓与鲜卑虽同种同文，但常为仇敌，敌对时多，合作时少；（3）鲜卑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大体还处在封建制阶段初期，生活及生产工具仰赖外地输入，尤重视铁的输入，但仅凭军事掠夺，难以保证需求，故需与汉人互市；（4）东汉政权以自己之地大、人多、物丰，面对少数民族的敌对行动，仍不能不发夷兵以制夷，其原因决非汉人不能战斗，实缘汉统治阶层腐化所致。不过，上述记载笼统地指责鲜卑等少数民族“不拘信义”，只知钞略，也有片面之处。史实表明，当时有些地方官吏，由于措施得当，受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拥护，做到相安无事。如曾任护鲜卑校尉的牵招、曾任护乌丸校尉及护匈奴中郎将领并州刺史的出豫等人均得到有关民族的拥护和思念。我们在这里举出一段有关鲜卑和田豫的佳话。据《三国志》卷26《田豫传》引《魏略》载正始（240—248年）初年： 　　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豫，豫转送官。胡以为前所与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愿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后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于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戍赂，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三国志》卷26《田豫传》称： 　　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嘉平六年（254年）下诏褒扬，赐其家钱谷。 　　由上可知，品德高尚的清官田豫，能用恩使少数民族信服。结果在他任护匈奴中郎将兼并州刺史时，使“州界宁肃，百姓怀之”，各族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谁能说鲜卑人“天性贪暴，不讲信义”呢？实际上，天性贪暴和不讲信义的只是鲜卑贵族，而鲜卑群众是崇尚信义的。汉人方面只要有肯抚恤少数民族而持身清廉的将官，少数民族群众照样拥护。由于封建史家所记多以上层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所以必然是各族战争多，而民族间的和平往来少。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 三国时的乌桓! 《三国志》卷30《乌桓传》言：“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东胡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言商代初期东胡居商之北。春秋战国时，东胡西邻匈奴，南接燕国。当时各国常互送质任，燕将秦开曾为质于东胡，甚得东胡信任。秦开归国后，乘东胡不备，袭击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部比较强盛。匈奴头曼单于子冒顿曾为质于东胡。冒顿归国后，杀父而即单于位。东胡自恃强盛，相继向冒顿索得千里马及冒顿所爱阏氏，仍不餍足，复向冒顿勒索瓯脱外弃地。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冒顿知东胡骄疏可袭，乃发兵一举而灭之，于是东胡属下的乌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须向匈奴输送马、牛、羊等牲畜和皮张。至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遣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乌桓始摆脱了匈奴的羁绊。汉武帝把一部分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从此乌桓得临近先进的汉人农业区。对乌桓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汉对乌桓的需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即令乌桓侦察匈奴的动向。乌桓大人每年朝见汉帝一次。汉设护乌桓校尉，以卫护和监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墓，以报冒顿时的优怨。但被匈奴击破。汉大将军霍光打算趁匈奴与乌桓交兵时，出兵打击匈奴。结果，没有邀击到匈奴，却把乌桓袭击了一下，由是引起乌桓的反抗，被汉军击败。宣帝时，乌桓仍为汉保塞。 　　王莽代汉后，准备打击匈奴，乃征调乌桓等兵屯驻代郡，而质乌桓兵妻子于郡县。乌桓兵恐久屯不休，遂自亡叛，诸郡尽杀其质，由是双方结怨。匈奴诱使乌桓贵族与己连兵寇汉边境。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年），刘秀遣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乌桓。乌桓相率遁逃。但当汉军还师时，乌桓又尾随追击，马援晨夜奔归，因乏食，杀马千余匹。 　　次年（46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机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刘秀下诏罢除诸边郡亭候，以币帛招降乌桓。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余人率众归附，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在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总的来说，乌桓同东汉的关系，好于鲜卑同汉的关系。汉灵帝初，上谷乌桓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各自称王。辽东属国乌桓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智勇。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次年，汉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前曾为幽州刺史，在胡汉民众中素有威信。丘力居等闻虞至，皆降附。张纯走出塞，为其客所杀。后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小，丘力居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为大人，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时袁绍与公孙瓒频繁交战，蹋顿等助绍破瓒，绍赐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单于印缓，以“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占冀州后，袁尚偕同其为幽州刺史的胞兄袁熙投奔蹋顿。蹋顿数与袁尚兄弟入塞为寇。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往击三郡乌桓，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得汉及乌桓等降人二十余万口。 　　辽东单于苏仆丸与尚、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康不敢受而诱杀之，将三首一齐送操。 　　操归至易水时，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来向操庆贺，表示愿意降服。 　　原广阳（今北京市房山东北）人阎柔，少时没在乌恒、鲜卑中，为其种人所信向。公孙瓒杀刘虞后，虞手下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欲合州兵为虞报仇，推阎柔为乌桓司马，柔招诱乌桓、鲜卑，得胡汉数万人。官渡战时，阎柔弃绍降操，操迁柔为护乌丸校尉。操征乌桓，柔将部曲及鲜卑所献名马以助军。操将柔所领万余落及乌桓降众一齐徙居内地。 　　乌桓部众移居塞内后的情况，《三国志》卷23《裴潜传》有如下的叙述： 　　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专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日：“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掠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在代三年，还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称治代之功，潜日：“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计者必以潜为理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他又将摄之以法，此讼争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太祖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至，乃遣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征之。 　　由上可知，内移的乌桓贵族除仍管辖其部众外，还干预郡事，甚至掠夺郡内外妇女财物。而一般地方官对于骄恣放横的乌桓贵族，多加纵容。郡中大吏且多与乌桓头目相勾搭，共同干政乱法，能够如裴潜之依法惩办者，甚为罕见。当操兵强政明之际，尚且如此，则政治衰落时，情况更不堪设想。而操之所以乐于将乌桓等少数部族迁入内郡，亦不过欲驱使乌桓丁强为之当兵征伐。《三国志》卷30《乌丸传》即言操率乌丸“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汉末三国时，利用乌桓丁强当兵作战者，除了曹操以外，还有袁绍父子、公孙瓒、张纯、阎柔等人，已见前述。刘备为平原相时，“自有兵千余人及乌丸杂骑”。也属利用乌桓等少数部族当兵之例。总之，乌桓内移之后，其贵族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一般部众却被驱向战场厮杀。因此，乌桓部众为了逃避征发不休的兵役多次对汉人统治者进行反抗，自系理所当然之事。 　　《三国志》卷30 《乌丸传》的叙述至为简略，而裴注引王沈《魏书》对乌桓则有比较详尽而可贵的记载，现抄录全文于下： 　　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在今内蒙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百四十里），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十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枚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髠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父兄死，妻后母报嫂（《后汉书?乌桓传》作“报寡嫂”，淫其嫂日报，下文执当为报之）；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即糜子）、东墙（东蔷，植物名）。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发酵剂）。米常仰中国。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缝皮革），作文绣（绣花），织缕毡（《后汉书?乌桓传》作“织毼”，注引《广雅》日：“罽也”，即毛毯）。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鍼药。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即乌丸山，蒙语谓赤色日乌兰，乌丸为乌兰之转音）。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呪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光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乎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地，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 　　以上引文比较详尽地叙述了乌桓的习俗、制度、法令等，史料价值极为珍贵。内言“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说明乌桓社会己有贪富两个阶级，富者有罪可用财物赎死。所谓“言出不可违”的大人既产生，则“推募”大人之事，不过偶而发生，通常还应是传子或弟的王位世袭制。所谓“妻后母、报寡嫂”的落后婚俗，与匈奴、鲜卑等部族正复相同。系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留。从“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及无以人殉葬等习俗观之，有些史家谓汉魏时乌桓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的说法是占不住脚的，应该说已进入封建制阶段的社会。 三国时的匈奴! 匈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商”。《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学者多持怀疑态度。然《史记》中一些远古记事的真实性已多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则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说当亦有所据。匈奴妻后母之俗与《括地谱》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众妾”正复相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据史书记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悼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宫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发生内江。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贵族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宣帝五凤元年（前57 年），釀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战斗失败，单于庭遂为郅支占有，于是呼韩邪决计降汉。宣帝甘露二年（前 52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见天子，汉隆重接待，居之北边，赈以谷食。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乃于汉元帝竞宁元年（前33年）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白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关（在上谷郡）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刘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今南单于徒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行。至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千右。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之。汉两次遣军大举远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较之前汉武帝时，费力少而战功多。北匈奴主力从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万户，皆为自北南下的鲜卑人领属。从而促成了鲜卑日后的强盛。 　　最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浊，外戚和宦官迭相揽权，国事日非，下民困苦。不仅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被镇压下去。但其他汉胡人民的起义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189年），董卓带兵人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挟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甥并州刺史高干、河东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一齐背叛曹操。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乌桓，高于再次叛操，守壶关口。次年，被操攻克，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呼厨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曹操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如河东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习都是操精心选拔出来的州郡要员。《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中央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中央大军出征，分清以为“勇力”。这样，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充作质任。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则予以镇压。对于州界名士，皆量才录用，或贡达朝廷。这样，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同于编户。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曹操时的政策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宜有?犹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 “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仅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 “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洲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洲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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