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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与过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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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ws
2007-5-5 10:00
诠释与过度诠释
还是在读文库。一篇《用“幽游小说之林”读“达芬奇密码”》。这是其中一节的小标题。
因为前段时间与stop牧师就《海的女儿》做过一翻争论。回过头来也开始对自己的读书方式做过一些反思。再读这一节的时候,就格外有感触。本想把这一节全文抄录上来,无奈全文篇幅太长。于是决定自己略写一点感想,兼以引用,作为对自己思考的一点再现。
在这一节里,该文作者就《幽游小说之林》的作者安伯托·艾柯提出的小说写作和阅读理论,对《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提出了一些质疑。《达芬奇密码》一书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一些古代文本和艺术作品的重新解读之上,构造起自己的情节基础。但是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极力标榜自己背景的真实与可靠,以至于小说本身就成为一种对历史的严肃诠释。
对此,该文作者引述了一些艾柯的见解:
“
他认为现今‘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火了’,而诠释并不能脱离一定得便准而‘无限衍义’。‘它不能没有一个客观得对象,或者像流水一样毫无拘束地蔓延,说一个文本潜在的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宇宙,在文本中诠释者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任何人假如他急于将读者的意图强加在作者也无法得知的意图之上的话,都可以成为掌握真理的超人……’
‘过分的好奇导致对一些偶然巧合的重要性估计过高,这些巧合完全可以从其他角度得到解释’
”
对于《达芬奇密码》,我无意去探讨它的写作方式和它对历史的解读是否符合一般经验。我只是觉得这段话对于一般小说阅读,有着很强烈的借鉴意义。
我想对于小说的过度诠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现在的红学“争鸣”了。当一个人从红楼梦里读出了曹雪芹的家谱,或者读出了“曹氏和香芋公主合谋杀害雍正皇帝”这样的历史奇案,我们一般的读者恐怕会觉得匪夷所思。
当然这些诠释中,有些缺乏自圆其说的逻辑能力,因此可以不置一顾。然而还有一些诠释,虽然看起来无法接受,却一时理屈词穷无力反驳。于是一般的读者会恍然间对自己的阅读体验产生怀疑和困惑。
对于一部小说,特别是那些广为流传的作品,读者会对其做出一些出自个人体验的诠释。这是常见的现象。这些诠释有些是符合大众读者的一般思路的;有些则超越了多数受众的感受范畴,但依旧符合作者文本的主要逻辑。还有一些诠释超越了作者的预定逻辑,但仍然符合大众能够接受的范畴。当然还有一些诠释,不仅超越了作者的预设思路,也超越了多数读者的感受范畴,但依然是合乎逻辑和一般性概念的。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诠释属于过度诠释呢?在艾柯的议论中,作者的写作经验被作为考察的基本标准。然而这一标准既难于掌握,也常常无法实施。
首先,并不是每个作者在写作时,都能真正掌握自己作品的全部脉络,有些作者甚至在写作过程中,就决定让小说自己去生长它的情节和人物发展。这就注定作者自己对小说也不存在一个完整全面的预先解读。这样的小说完全是开放性的,它把对情节、人物诠释的权利完全交给了读者,你不可能从作者那里去获得一个可供操作的标准,来决定你的诠释是否超越了作者所能理解的意图。
我们也无法否认,有时作品的写作处于一种潜意识的思维趋势的引导下,这种思维趋势未必为作者本人所了解,却是事实存在的。这时你也不可能从作者那里去求证你的诠释。
当然还有一种更为广泛的情况,作者已经去世,或者作者自身的背景或写作体验无从予以细致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作品早已经经过时间的洗练,脱离了原有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小说的流传是依靠读者在阅读中的二次创作和重新解读,小说本身已经具备了独立的生命力。这就是top和stop等人所说的空框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作者的写作体验来决定读者诠释是否过度,已经完全不可行了。
那么对于一部作品,我们该如何考量某种解读或诠释是否处于合理的范畴呢?
我们仍旧回到先前的一个问题上,为什么对于有些我们无法接受的结论,我们却无力反驳呢?
我们知道,有些看起来完全不可接受的结论,其逻辑自证体系是完整和严密的,也是符合常规的逻辑经验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先验假设是超出大众经验的。这些预设或者是基于提出者的个人体验,或者是基于其它一些非大众化的经验。这些预设是整个逻辑体系的立足点,而它们又往往被后来那些看似奇异的推断和结论所掩盖。当我们在无意中承认了这些预设,而仅仅试图从逻辑论证里发现不符合我们经验的错误,那我们无疑会感到失望和无从下手,从而被迫理屈词穷。
这是诡辩术常用的方法。但这种现象绝不仅仅出现在诡辩中。在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争辩里,存在于逻辑推证中的异议,远远少于存在于预设前提中的异议。这也是绝大多数争辩无疾而终的原因。
事实上,当我们去诠释解读一些小说作品的时候,我们对小说的争论,往往起于预设前提的不同。
任何一部小说,除非是作者在文本中给出的完整逻辑,我们解读时,都不可避免的依据个人经验,给出一些预设的前提,依据这些前提,我们会得出一些结论。比如,我们在阅读《小红帽》这篇通话时,我们对大灰狼的形象是基于自己在现实经验里获得的,这是一种预设。我们在阅读灰姑娘时,对于后母和姐姐们的形象理解,也必然基于一些潜在的暗示性的预设。假如我们改变了这些先验的预设前提,我们对这些小说的理解,必然会大大超出常规的范畴。
事实上,stop牧师无论在解读白雪公主还是在解读海的女儿时,都是采用了与常人完全不同的预设前提,才会得出石破天惊的结论。
问题是,这些预设前提是否是可接受的。如果是可接受的,那么这些诠释和解读便是属于超出经验的但仍然是合理的范畴。如果这些预设不可接受,那么这些解读就难免有过度诠释的嫌疑了。
stop牧师解读白雪公主的文章里,首先预设了基督启示的前提,于是众多超乎日常经验的类比应运而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解读,它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小众经验的基础上。这种阐释是否可以称为过度阐释呢?我不清楚。
但是stop牧师对海的女儿的某些解读,我觉得很有些过度阐释的意味了。例如对海的女儿做出属于“性经验”范畴的比拟,从而得到了近似于“安徒生是个性迫害狂”的结论,这不仅仅是基于小众经验的问题了,而是与大众经验相抵牾了。当然这里面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到对作者个人背景和潜在写作意图的挖掘上。既然到了这个层次,就不能单单从小说文本上予以说明了,而必须结合现实中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生平予以证明,否则,这样的阐述显然就是过度阐释。
最后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文艺作品的空框效应,是否否定了过度诠释的存在?它是否意味着对小说的阅读和解释,完全属于读者个人的私人范畴而与大众无关,小说(以及一切艺术品)的诠释是否丧失了客观通行的标准,而全然依赖于读者(审美者)的个人经验?我们的日常经验对于审美的预设前提有什么意义?它对逻辑概念的影响又如何?
这些问题,我或者在文中做出了含糊的论述,或者全然没有给出答案。这也不是我所能做出的结论,仅仅把我的思索呈现给读者,以待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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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hws 于 2007-5-5 10:0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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