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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打印本页]

作者: yili 时间: 2016-4-19 16:51 标题: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余焕椿
  反封建主义，自五四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曾使中国革命排除千难万险，取得辉煌胜利。但是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后，为什么又渐渐丢掉了科学与民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没有完成。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东西，阴魂不散，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
  “文革”使许多人上当受骗，吃尽了苦头，但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开始懂得了消灭封建残余影响，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人民日报》在这方面曾经十分投入，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做了不少工作。但问题并不简单，维护封建残余势力的人,他们还有力量，还能够一次次地制造障碍。已故历史学家黎澍曾指出：“不重视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所以，不反对封建主义，就发扬不了科学与民主精神，没有科学与民主精神，也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
  在反封建问题上，《人民日报》曾受到过很大压力。先是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面阻止，后是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出面干预。这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不要单独提反封建主义，还是提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民主革命胜利已经那么多年了，宣传战线的任务反成了反封建，不合乎实际。
  刚刚兴起的反封建宣传，就这样被压下去了。编辑部感到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又要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衡量新时期的新实践了，凡事都要问一下是姓“社”还是姓“资”。
  为了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继续下去，编辑部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不久，报社获悉李维汉同志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话题正是反封建，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报社获知这一消息，决定派懂理论的资深记者访问李维汉，以图扭转局面。第一次采访在李维汉家中，担当起此任务的是原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教授和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历史学家宁培芬女士。
  访问时，李维汉先是惊讶，说他“同邓小平两人讲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继而说，“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只有邓小平比较合适”。接下来谈了很长一篇话。
  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这个问题，几个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李维汉还说，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
  第二次采访在北京医院，汪子嵩带刚到报社的年轻人张书林（现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一同前往，这次主要是探视，李维汉在病榻上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邓小平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296页）这个报告与李维汉这次谈话有密切的关系。李维汉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他在8月19日的发言中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
  采访结束时，李维汉重申，他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威，只有邓小平最合适。但李维汉所谈问题的深度和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编辑部根据所谈情况，整理了一份访谈录，争取公开发表，但因种种原因，终未实现。
  最近，我去看望采访者之一的汪子嵩教授，同他谈起了这篇访谈录，他为当时未能发表而深感惋惜。他说，李维汉所谈内容十分重要，现在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可惜现在连底稿都找不到了。我说我有同感，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告诉他我保存有一份他亲笔写的原稿，希望他同意，不加任何修饰将它呈现给读者。他高兴地同意了。
  下面就是这篇尘封20多年的访谈录的全文。


  [附录

  李维汉同志谈话

  汪子嵩宁培芬记录整理
  时间：1980年6月19日上午
  地点：李维汉家中
  你们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写。现在由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我是向小平同志建议，希望他出来带个头，只有他比较最合适。我向秘书讲过，这个问题是不能谈的。你们从哪里知道的？中宣部传达了？我和小平同志只有两个人谈，是他说出去的？这两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决议，我都是拥护的。但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问题怎样解释？我解释不了。还有，周总理也是悲剧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说的这个话。他作了斗争，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使党和国家没有完蛋，他有功劳。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进行了抵制、斗争；另一方面，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又是他效愚忠。我慢慢地想到这个问题上，觉得有许多问题。
  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我们用武装斗争解决了问题，人民政权取代了旧政权，改变了所有制，这些都做到了。但革命却也到此为止，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现在说阶级已经消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好像肯定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怎样？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我们是革命战争胜利了，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很忙，战争刚结束就抗美援朝，又要搞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不过渡要犯错误。
  毛主席接触了封建主义没有？接触了。在毛选四卷中他个别地零星地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又放下了。这也有个历史原因，那时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不打行吗？毛主席对于革命战争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没有问题的。毛主席在农民运动中提到要反对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但他提过后也就丢开了。这里面有历史的条件，也有认识的原因，他个人的原因。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是不对的，但后来的发展就不同了。
  此外的几个领袖的情况，少奇同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全看他的著作，是从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起来的。这篇文章，三九年在延安发表时，我是同意的。现在看，这篇文章应该是给年轻的党员看的吧。老家伙有没有人再拿它作镜子对照自己的呢？对年轻一代，他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个人的话，一共17处，而引证孔孟两个人，倒有15次，什么“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慎独”，全引上了。为什么要引证这些？青年又不熟悉这些，还不要去翻书，翻论语，孟子，钻到孔孟中去了。少奇同志大概没有想这个问题，他确实读过这些书，我也读过，不过没他那么熟。马恩列斯毛五个人引了17条，孔孟两个人引了15条，分量就相当重了。周总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悲剧。总司令的文章，我没有注意查。
  总之，从历史上说留下了这么个大问题，是不是？
  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北京医院的这座楼，是高级病房，里面还有等级。每层有两个大房间，只有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副总理才能住，没有人就让它空在那里。前两天要我搬去住，我不住。七五年我被下放在××，那里也造了个楼，真了不起，楼堂馆所，虽然禁止搞这个，实际上是从中央开始搞起来的。这里有个病人，病得很严重，有人陪他，几个人住在一间，为什么不放到那间大的去？所以，我没有接受搬过去。看着总是有点儿不顺眼。为什么车子、座位，都有等级森严，很周到，哪个地方都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谁有钱就能住，这就不叫等级。
  还有终身制，现在中央要改，看来是很难很难。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家长制很厉害，从上到下，公社书记、大队长可以打社员，这难道是剥削剩余价值吗？不是的，这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
  现在中央许多政策为什么不容易落实？就是有些人在那里阻挠。我们当初革命时有什么等级？在白区工作从来没有想到书记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当过两任省委书记，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到老，那时候是连头都保不住的。反正这都是渐渐积累起来的。还有特权、特殊化，派性。派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派性，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那是封建宗法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是青红帮的派性，很多是封建性的。小资产阶级闹事，自己想称王称霸，农民起义，最后想自己做皇帝，洪秀全是这样，陈胜吴广，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做过皇帝，朱元璋也是这样。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地主，拥护皇帝”，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我看就是这样。
  还有个人崇拜。我曾在一个会上讲话，说：封建时代、帝王时代留下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到将来，搞成纪念馆遍天下。毛主席的纪念馆不少了，现在不香了，仿佛一切错误都是他的，正确的都归于另一个人，又搞他的。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周总理都变成神话了？有个电视剧，写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一面叫“周爷爷你在哪里？”一面往上爬，爬到山顶，周总理果然出现了。现在关于周总理的高楼大厦已经不少了，有些不用他的名义，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搞了自己面上有光，不搞别人有话。前几天有个同志来找我，他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热心搞纪念馆。是不是武汉、桂林、重庆都要搞？他说是进行传统教育。我说，周总理在世时，几次都不许修他老家的房屋。周总理的一生都是朴素的，为什么不拿这点去进行教育，而拿高楼大厦去纪念他？这是拔高他，还是贬低他？
  现在写小说，写传记，这种个人崇拜不少，有些人有点联系就夸张起来，有的是莫须有的，也要搞点联系。为什么要这样搞？写个烈士，一定要写得从小就是神童。毛主席说过：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有人总要把领袖人物写成完人，硬找些联系，有人将二十年代的烈士写成紧跟毛主席路线的，那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关于杨开慧的戏不是好戏，还有电影《北斗》，你们看了没有？关于领袖人物，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二是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他自己，还有个单位，和集体的关系。看他如何处理这三个关系。总之，现在个人的英雄到处是。
  有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最近安徽张劲夫同志乘汽车出去，路上遇到一个女病人，他下车让了车子。那地方的群众传颂很广，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也登了。这在共产党，本来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群众为什么这样称颂呢？因为多少年了，群众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当年打仗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很起码的，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深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不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报上登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反映；但值得我们深思。这样的事情不以为奇，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上面这些问题不是一天发生出来的。像个人崇拜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毛主席自己也反对过个人崇拜，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不是写上了的吗？可是后来自己也搞了。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发展到这样的悲剧。把那么多人都关起来，毛主席不点头能行吗？实在是家长制，一言堂。是不是他自己想这样搞呢？这是事实上中国革命搞起来的。革命遇到那么多失败，是遵义会议才改变了情况。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写的诗中有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诗的，就是说现在革命要从头做起。威信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是很自然的，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行吗？这是从遵义会议走过来的。但是，真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荒谬。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个人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大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纲领口号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等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化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这是很明确的。不是说“打着毛主席的旗子，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吗？说得很对。这是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上的话，那个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四人帮”为了摆脱自己和林彪的关系而造出来的？
  老人家原来搞理论和实际结合，后来被人包围、割断了，完全走上自己的反面，是个很大的悲剧。小平同志主张维护这面旗子，这是正确的，但要维护这面旗子，还要做很多工作。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只有和封建思想决裂，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上升。无产阶级要有权威，所以我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带这个头。现在说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的体系，但这个科学体系中缺少了反封建这一方面，现在要加以补充。毛主席清算洋教条，很早就讲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山沟中取得胜利。王明路线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把他推翻了，遵义会议才改回来。后来，毛主席又花了十年功夫，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彻底清算教条主义，有破有立，树立起正确的东西。一直到1957年在《夏季形势》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顶峰，到这里就走下坡路了，慢慢走向反面。有的文件中说这是因为骄傲起来了，这是个理由，但不是个人的骄傲。对于个人迷信，我常对人说，为了要说服人，我有。我当然不是“四人帮”，也不是“凡是派”，但也有个人迷信，我也包括在里面。这是在党内，社会上都有基础的，不能怪他个人。周总理就是个个人崇拜的典型，发展到知道是错误也跟。党内有这个基础。我原来反对过他，后来承认他正确，以至于遇到了问题，就希望他说一句话。这有社会基础，不能简单归于个人，因此这问题就严重了。现在有人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误，这也不对。这几年大量的文章，把一个人从小到老、从上到下都说成是圣人。我提过意见，看来中央也没有办法解决。人民日报的文章是不是也要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看人说话的？我看是有的，看人，看政治气候来抬高或贬低，肯定或否定。
  上面讲到毛主席反洋教条，但对封建主义没有碰。封建主义侵蚀党很厉害，你们信不信？可以到各方面去看一看，是不是相当严重、普遍？为什么中央的政策不能落实？因为有些人他手中有权。“四人帮”宣传法家，韩非讲“权、术、势”三个字。要有权，有势，还要有术，就是权术。林彪、“四人帮”他们，军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夺权，夺取最高的权，还要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还要耍一些手段。文化大革命中这三者都有，相当厉害，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无论党政军各方面都受侵蚀很厉害。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这个问题，所以去找小平同志。
  修纪念馆，我认为南京雨花台应该大修，蒋介石统治了那么多年，那里死了多少人？现在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管，我到处提倡，希望报纸杂志要给无名英雄一个位置，小的也好。你们说好不好？好是好，就是谁都不干。这些烈士可以写，几千字不行，几百、几十字总可以吧。我就知道白洋淀有个烈士碑，还有青岛四方有个烈士碑，别的地方也还有。报刊上登一下，那地方的群众看了，说不忘记我们这地方烈士也流过血，就起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如果能开这个天窗，我就高呼万岁！你登了一篇，人家就送稿子来了，这个传统教育不深刻吗？对毛主席搞这么大的纪念堂，最近我才知道，北京医院对面的两个大楼是专为纪念堂迎宾用的。那么多外国人来，毛主席的像的脚这么摆（右腿搁在左腿上），不是那么摆（两腿并摆），为什么不能对人家礼貌一点？马克思现在有几个纪念的地方？恩格斯有没有纪念馆？我不知道。列宁有个遗体，建了个墓。毛主席曾经要大家签过字，死后都要火葬，当时他是注意这个问题的。现在怪谁，怪毛主席吗？现在的纪念堂不是已经超过了列宁的吗？
  外国人也在这方面投我所好，他要和我们做生意，所以也替我们搞。如果中国自己不搞这个，他才不会搞呢。《人民日报》登过一篇巴黎纪念点的文章，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住过，二四年周总理住过，赵世炎也住过。周总理是好总理，不是要贬低他，问题是我们要按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对不对？《人民日报》第一篇报道的是事实，但过了几天又发表了篇文章，是根据日本人说的，说周总理和蔡和森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没有那回事，是虚构！日本人为了赚钱，就乱编，可是党报登了，人家就当真的了，其实这是神话。
  有人写回忆录也是这样，抬高别人，自己沾了光。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编辑这样做是无意的，有人却是有意的，搞个人的东西，利用个人崇拜。“四人帮”利用了封建传统，家长制，好处是充分暴露了。没有“四人帮”也不行，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现在是我们怎样去看这些问题。
  我和小平同志谈的就是这些，我连提纲都没有写，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今天还比较系统一些。
  现在要我写文章还不能写，我还要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既然你们赞成我的意见，就希望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你们回去告诉胡绩伟同志，现在不要我们写文章，将来可以写，现在他要去做胡乔木同志的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小平同志谈，去发动小平同志来带这个头。我们总得有个领袖，有个权威嘛。我是这样想的：八月份有两个大会，人代会小平同志不好去讲，可是他是政协主席，在政协开会时他讲一下反封建问题，作为文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带回去学习、讨论、酝酿，在历史问题决议中写上，党章也要写一段反封建的，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再专门讲一段，就可以写进十二大决议中，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通过的决议，就好办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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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ili 时间: 2016-5-24 23:26

XXX 对高层的讲话(节选版)
2016-05-16 文北一 + 关注献花(0)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各位交换意见。在座的，都是军旅出身，有的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我不是。就军事问题、战争问题，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作为军委主席，是不能不考虑战争问题的。当然，我更多的，是考虑战争问题中的战略问题、政治问题，价值观问题，而不是战役指挥问题。今天，我想就战争问题上的 '道义宗旨' ，跟大家作一个意见交换。必须声明，我所讲的，除了历史上已有定论外，都不是结论，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坚决反对凡一把手讲话就是结论的做法。
我今天与大家交换的意见主要有五个问题：
一、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现代战争与人类现代文明。
第一个问题：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
这既是历史的回顾，也是一种总结；总结中有肯定、也应该有反思。可以说，我们党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随着战争成长壮大、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守卫疆土的。从1924年到1949年，我们党参加了三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也叫北伐战争（1924年到1927年），我们是配角，国民党是主角。抗日战争（1937年到1945年），我们党还是唱配角。国民党还是主角，这一点应该承认。第二次（1927年到1937年）、第三次（1945年到1949年）国内战争，国共两党唱对手戏，而且战争主动权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直到我们取得彻底胜利。但是1949年后，战争并没有远离我们。新中国建立刚8个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我们先后派出了数百万志愿军，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刚停战，我们又悄悄地参加了越南战争，虽然没有调用大量的兵力，但付出的物资、装备、技术却是巨大的。累计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战争的物资总量，比投入到朝鲜战争的多得多。
这期间，1962年，我们跟印度又打了起来。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此后，1969年，我们在北部边境跟苏联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边境跟越南打了一场规模较大、耗时10年的战争。事实上，我们跟国民党的内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内战还延续着。金门炮战，就是证明。如此看来，1989年之前的60多年里，我们党几乎始终都处在战争的氛围中。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比较单纯，就是国共内战。国际战争比较复杂，有基于共产主义国际义务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战争，有基于边界领土争议的中印战争，也有基于……
战争也使我们党拥有了在常规陆战方面的最为娴熟、无与伦比的战役指挥能力。一位以色列的军事专家得出结论，我们的战役指挥能力仅次于二战时的德国，排名世界第二。虽不足为训，但我认为还是靠谱的。
我们党在国共内战时期，几乎是同时酝酿、组织、指挥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主力150万之众，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为数不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战争，也带给我们党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似乎更习惯于战争的环境，而不适应和平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从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打了六、七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过于频繁的战争，消耗了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些战争让我们党，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并导致国家体制的失衡、给民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战争的负面影响我归纳了几点：
第一、滋长了我们党绝对正义的思维习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大陆则由我们党完全、彻底掌控。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证明我们党占据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义制高点，但如果将其绝对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党的包袱，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的一些折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摆脱成王败寇这一陈旧历史观的束缚。
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哪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感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因为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能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征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早在1953年，就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仁政”、“大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用于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准确。
第四、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党造成的一个弊端，过于追求国家领导核心的“纯洁”，“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的压力巨大，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于是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国际交往也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毛泽东时代，党内高层斗争如此频繁，跟毛泽东对外部世界重重威胁的感受是分不开的，不习惯于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见共存、通过民主决策机制选择最佳意见的体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领袖意见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非友即敌，造成国际孤立。我们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年的冷战格局、阵营对垒的形势，似乎很对我们党的胃口。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阵营情结，于是，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又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我们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导致我们国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我们反美反苏，自以为能够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我们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 有人说，美国打东打西，为什么不被孤立？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被美国打的，多半是问题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些行为，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亚等。此其一。其二，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直接获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这就使得它的战争行为，像是警察在执法。美国也因此获得“国际警察”的诨号，这里面有褒有贬。其三，才是美国所打的旗号，什么反对“独裁”、“大规模杀伤武器”、“恐怖主义”等，很是蛊惑人心。当然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富强之国，便是正义之乡，人们通常有这样的思维。而我们中国，恰恰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党执政后的几十年里，显而易见，战争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大于积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民众利益和对外关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世界上远超我们的强国，“亡我之心不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只有在实力上超过这些强国，我们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强国都有灭了弱国的想法，那些上百个中小国家，将如何生存发展？如果有人质问我们：强国总有灭弱国的想法，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也要灭了别人，我们将何以应答？当我们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理会世界的疑惑。但就是这些疑惑，慢慢变成了疏远，使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着危机感的国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第二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这是我要重点谈一谈的。数千年来战争无数。远的不说了。近100年之内的战争，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应该就是二战、抗战、内战、冷战和最近的反恐战争了。冷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冷，我们参与了朝鲜战争，死伤百万，耗财百亿，比我们在内战中的消耗还大。总结历史教训，向来我们的党史观念很强，世界史、民族史、国家史的观念就要逊色得多。这不是好现象。我们党离不开国家、离不开民族、离不开民众，国家、民族、民众离不开世界。
今天是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了，那就是：将英法德俄的旧秩序、苏联的共产主义秩序和美国的新秩序这三种国际秩序相比较，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秩序。当然，今天看来，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也出现了问题，但这不会影响二战时期的国际大格局。
真正致力于改变国际旧秩序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正是美国的崛起和最终加入二战、主导二战，才使得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种新秩序完全取代了旧秩序。
截止二战结束，50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就是日本下定决心灭亡中国、中国不懈努力救国的历史。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首都南京被占3年，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几乎所有最为富饶的地区，全部被日本占领，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如果日本不是主要败于太平洋战场，单靠中国自己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一个军国主义加神道教的野蛮的日本不复存在，消除了中国百年大患。二战奠定了中美盟友关系，由原先的日本主导亚洲，变成了有中美共同主导亚洲的局面。美国主导世界，同时协助中国主导亚洲，削弱了英国的影响，根本上消除了日本的影响，遏制了苏联的影响，这应该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格局。
我们的媒体，应该多播放、登载些二战纪实数据，让我们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二战中的美国和苏联。苏联打纳粹德国并非其主动行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对苏联发起大规模闪电战，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打德国。
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们好像很在乎经济实力超过日本的意义。但我却觉得，超过俄罗斯、且让俄罗斯在很长一个时期远落后于我们，意义要更大。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终于撑不下去了，解体了。整个东欧也转型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和衰败，触目惊心，对我们的影响甚大，但对世界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真正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是二战以及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二战后至今的六七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一个朝鲜战争，一个越南战争，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似乎有着国家集团之间角逐的背景，但最终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而是在大国斡旋下双方妥协了，或停战，或一方撤退。有人说，数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是因为大国核威慑在起作用。我觉得，核威慑有一定作用，但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二战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全面地来看，二战之所以不同于一战，二战的历史进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战更为显著，是因为有一股人类的进步力量，加入到战争进程中来了，这股进步力量，除了苏联，还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作用要大于苏联。
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决定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默认当今世界的游戏规则，根据中国国情，实行这一游戏规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游戏规则的正确。所以，二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几个法西斯战争机器，更在于战后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义，不看他宣扬的如何，而是看战后他是否能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进步、文明和发展。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美国是秉持正义的国家，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在制作节目回顾二战历史时，不应该回避这一事实。
第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
重新认识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我们党在二战期间对美国的认识，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战后、特别是我们党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未能处理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我们党遇到诸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美国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我们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反美？是美国要侵略我们？不是。是因为美国反共。是的。美国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更是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在各国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它自己国内，就是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共产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执政者的诉求，也是那里的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二战前和二战中，也并不怎么强烈，但在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彻底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几乎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为反对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将冷战的双方，称作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主动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惜巨大牺牲地扩大这一阵营、保卫这一阵营。但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国对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战之后，紧接着就是冷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苏联跟美国的对抗。苏联挟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声势，在上世纪50年代，确实是咄咄逼人，四处出击，大有横扫全球的架势。但是，人们忘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反对这一新游戏规则，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共产体制，这就是冷战的实质。一开始，社会主义阵营相信所谓“物理性”（借用朝鲜当局的话）的对抗更容易见效，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用“民族解放战争”的逻辑解释这辆场战争是很勉强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战争”，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样可以打着“民族解放战争”旗号吗？所以，在解读二战、冷战历史时，最好把“阶级论”暂时放在一边）。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认可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回过头来在审视那两场战争，真的意义不大。有人喜欢用所谓的地缘战略解释朝鲜战争，什么“战略屏障”、“唇亡齿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为战略前提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吗？不错，我们信奉社会主义，并且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信奉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反美吗？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跟美国、跟西方势不两立吗？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了区别敌我的政治标准，当作要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当作了一种战斗武器，上世纪50至70年代就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说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事实上是在对如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平衡作出一种选择而已。资本主义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也是一种选择。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承认资本存在的合法性。以前我们是不承认的，认为社会主义就必须跟资本“作最彻底的决裂”，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资本，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没有资本，现代意义的劳动也不存在。当然，也因为有了劳动，资本有了增值的可能。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劳动为资本增值提供可能，这都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以资本为出发点，通过为劳动创造机会，生产出各种社会消费品出售，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以实现资本增值，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资本。从资本到资本，大众消费市场不过是资本赚取利润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有趣的是，资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必须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消费市场中来，也就是说，必须要让民众买得起各色消费品，大到房子、汽车，小到毛巾、肥皂，还有各种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文学、绘画等等。所以聪明的资本家愿意从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劳动的报酬给了劳动群体，时刻诱导劳动群体购买各种消费品，把给劳动群体的钱又赚了回去。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请注意，仅仅是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为大众消费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模式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
那么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把劳动群体当作出发点，有意识地鼓励资本为民众多创造就业机会，有意识地——是主观上，而不仅仅是客观上——增加劳动群体的报酬，有意识地让更多民众能够加入到消费市场中，有意识地为民众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政治、法律和社会的条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劳动群体的福祉。从劳动到劳动，中间环节，如投资、开厂、生产、销售、消费……几乎跟资本主义的逻辑一样。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的不同。事实上，当资本主义发展顺利时，仅从过程来看，跟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到了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两者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
今天发生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护资本，牺牲劳动。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就不应该是那样的了。因为人类社会既需要劳动，也需要资本，劳动跟资本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逻辑也不是势不两立的。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逻辑中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逻辑中也含有资本主义因素。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因素。我们不会强求别国也按照社会主义逻辑行事。社会主义是对内的一种政治诉求，而不是对外的一种政治诉求。当我们将社会主义作这样的一种新诠释时，中国威胁论就可以消除得差不多了吧！（笑声）总之，社会主义是而且只是一种对内的政治诉求，不能将它作为对外的政治诉求。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是将它作为对外政治诉求的，不仅用来对付“美帝”，而且还用来对付“苏修”。
我们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冷战中的两场热战，一场是朝鲜战争，另一场是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对手都是美国。对这两场战争做认真的反思，这是我想着重谈一谈的。如果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旧世界”的目标，那么热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社会主义阵营打着“改造旧世界”的旗号进行的，至少我们中国党是这样认为的。那时叫“尽国际主义义务”，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实现“改造旧世界”的伟大使命。但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样。二战后，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都出现了一个国家南北分割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通过二战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南北分割是有协议的。条件成熟了，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不是没有可能。但苏联却等不及了。这里存在两个因素。一个是苏联自身的直接的战略利益需要。另一个则是苏联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它需要有一种战略态势，就是让中国跟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世界隔绝，最好是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以此牵制中国。紧挨着中国的朝鲜和越南，恰好可以被苏联所利用。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站在正常国家的立场，这两场战争毫无必要。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战争的结果，弊大于利。战争将中国不仅置于美国的对立面，而且还置于联合国的对立面，那时的新中国，几乎在跟整个世界对抗。对抗就必然遭到封锁、禁运，而且时间竟然长达数十年之久。对一个有着五六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外交境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中国白白损耗了两千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就是这两场战争，让中国成为真正的一穷二白！更严重的是，这两场战争，恶化了中国周边的态势。因为跟美国对抗，跟联合国对抗，使中国失去了二战同盟国地位，失去了享有二战胜利成果的机会。
今天钓鱼岛问题的形成，固然有日本浑水摸鱼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如果我们很好地继承、并珍视民国政府的二战遗产，不要彻底破坏跟美国的同盟关系，与美苏冷战保持距离，那么今天的东亚战略态势，将一定是另一种局面。没有朝鲜战争，朝韩的关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糟糕；美、中、俄、韩、朝五国连手，维持对战败国日本的遏制，这显然对中华民族最为有利。中国即使不能将琉球收为己有，也可以设法恢复琉球国，如此，哪还会有什么钓鱼岛问题？今天，除了钓鱼岛问题，朝鲜问题也是很棘手。坦白地说，朝鲜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任何国家，通过正常途径、正常方式跟朝鲜打交道，都行不通。我们不主张用武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作为，朝鲜的不经意崩溃，必将殃及邻国。我们要做好准备，要使用必要的武力，防止朝鲜危机外溢。
中美关系是世界级关系，而中俄关系只是地区级关系；中美关系能够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中俄关系却无法产生这样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收……而俄罗斯（前苏联）却无法推出能够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收的国际秩序……我们党在处理国与国关系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过迷茫的，走过很大的弯路。我们不及美国，也不及俄罗斯（前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是就将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处理国与国关系之上的。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有过将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所谓的“反美大局”、“国际主义义务”的做法。现在看来，问题就产生了，造成极大的被动，美国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它能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自由理念的统一。世界上多数国家，相信美国维护自由是真诚的，同时也相信美国维护国家利益是坚决的。苏联不一样，它是借维护共产主义理念之名，行维护国家利益之实，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却是只要维护理念，不顾国家利益、不顾民众利益。
我们党长期的一个应对美国的精神状态，就是宁愿自己日子不好过，也不让美国日子好过。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街痞的思维方式，要不得。民主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总认为搞好跟美国的关系，是对美国的屈从，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卖国。这是站在狭隘的小集团立场上形成的思维。毛泽东时代这样的思维很普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样的思维就行不通了。邓小平显然是主张跟美国改善关系的，而且，也正是在邓小平时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几乎可以说就是跟美国关系改善的几十年。看看这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吧。显而易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关系，就是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创造获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何来屈从、右倾、投降、卖国？！
我有一点感到很是担忧：为了实现主义，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常常需要一些正面的宣传，这不免造成对历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这么一个因正面宣传需要而造成的歪曲历史的典型……我们在大肆宣扬抗美援朝的时候，并同时对其他管道的信息进行严密封锁，这使得我们的人民根本无法知道朝鲜战争的全貌，只是相信我们的说法，以至于数亿人被蒙蔽了数十年之久，这让我们的纠正工作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以至于一旦真相被揭示，民众不免要受到巨大伤害。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体制和使命。
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迫使我们党不得不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诠释它的，这也是我们党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需要。因此，在国内战争期间，搞所谓“联合政府”，搞所谓“军队国家化”，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心里完全清楚。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心里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内战不可避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准备打一场内战了。实事求是地说，内战不是一家能够发动的了的。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打我们，我们也会设法打它的。抗战以后的东北地区争夺，就是我们党先发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了东北根据地，即使其它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国革命一样能够成功。”所以，内战期间，军队国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难以解决……邓小平时代，不是没有考虑，但事实上也还是时机不成熟……
到了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提出来和谐主题词，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表明我们党今后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国家事务，而是用和谐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党不会公开表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实践中，会更多地用和谐思想取代它。和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别，没有阶级差别，只有利益诉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别，只是代表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而社会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诉求的权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制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产生？靠全体国民共同参与讨论。国民参与讨论也有法可依。这样，国家除了那些严重触犯法律的罪犯外，没有阶级敌人，没有所谓“反革命集团”。国家机器对内，只是维护国家依法对一些罪犯执行制裁，而不再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镇压的机器”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和谐思想，要比动辄掀起“三大”、“五大”政治斗争的做法得人心，没有人会因为各种政治斗争而感到压抑，当然也就有利于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只是由一个政党领导。当和谐思想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付诸实施时，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我们党自信在一个社会和谐的中国，即使军队国家化实现后，其执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我们党执政，不再靠“阶级优势”，而是靠“能力优势”。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治派别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党。我们党的这一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50年。领导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能力最强的政党当然不行。一个最有能力的政党，领导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要的中国。
我们党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干部的严重腐败就是问题之一。腐败就是触犯法律，反腐败就是依法制裁犯罪分子。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党今后绝不再搞什么“打倒某某反革命集团”之类的所谓“路线斗争”。党内干部，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谁违反法律就制裁谁。国家军队的使命，执行的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意志。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民军队。那么，今天中国全体国民的意志是什么呢？一是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公平。全面发展，就是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文化要发展，社会各方面都要发展。社会公平就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分配，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今天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迟缓，是国家全面发展迟缓的病根。因此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搞好跟世界的关系，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这是当初全体国民的意志。应该说，我们的军队很好地服从了这一意志。那么今天改革到了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全体国民意志是不是改变了？没有。今天，我们不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而且要融入整个文明世界，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给我们国家和全体国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将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成为文明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一员。我们国家的军队理所当然地要服从这样的国民意志。融入文明世界，我们就必须走向海洋。中国的长期与世隔绝和落后，是历朝统治者拒绝海洋的结果。这种局面，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打破;
纪实政论片《河殇》，表达的正是这一思想。这应该肯定。今天我们国家的海运量，已经占到世界海运总量的近20%。到21世纪末，中国的海运量将会达到占世界的40%，超过美国。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连结的。各国海军，就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的保护神。无论当年的英国、日本，还是今天的美国，都无不依靠强大的海军，维系着与世界的联系。长期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极度迟缓。一般国家军队实力的顺序是海陆空，美国是海空陆，而中国则是陆空海。现在，是应该将这一顺序倒过来的时候了。我们发展海军，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样去与英国、美国争夺海洋霸权。我们的宗旨只是：在遵守国际海洋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维护自己国家、其次是参与维护世界各国的海运安全。文明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只是将挑战国际社会的海洋航运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个别国家的海军以及海盗及其它恐怖分子——当做敌人。我们要成为海洋大国，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以前为什么无法实现，一是我们的力量弱，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跟美国对立多年。美国是今天世界最为强大的海洋大国，又是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发展前沿国家……，反美战略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把国家的发展前途，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前提上，是极端不明智的。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就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系。
我们完全应该在国际大战略上，采取跟美国合作的姿态……具体说，就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美国和西方各国……不要游离于国际反恐战略之外，甚至抱着看美国笑话的态度看待反恐，这要不得。关于周边国家战略问题，这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时代处于冷战时期，基本上是用战争思维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我国当作“根据地”，把要争夺的国家当作“前线”、“战场”……这极不正常……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既是一般国家关系，又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多半是历史因素造成的……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这些特殊关系，但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殊关系放大，甚至超越一般国与国关系准则，比如我们跟朝鲜的关系，很长一个时期，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前领导曾提出中朝要“正常国家关系化”，指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就像朝鲜也多次释放和缓的善意，但在它的体制依然如故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善意。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教训的。要让我们的周边更安全，仅靠所谓的地缘战略是不行的，要设法确立我们新的国家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基本点是：承认迄今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纪40年代确立的联合国精神，承认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则；接受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一体发展的格局；发展并巩固国与国正常关系，接受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富裕、安逸、文明。
第五、战争和维护人权的关系。
我比较赞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常播放一战、二战、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纪录影视作品的安排。这一方面将历史真相缓缓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将战争的不人道面目展示在民众眼前，有利于培育民众的理性战争观。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战理念，是持不同意见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而是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本着维护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战争问题，就自然会发现战争中的不人道现象，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接受了。
所以，就我本人来说，谈战争中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战争要死人，让平民为战争死去，已经成为一种战争罪行。极少有人会公然这么做。毛泽东当年在社主义国家一次会议上戏言中国为在全世界取得共产主义全面胜利不惜牺牲3亿国民，立即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这说明让国民为主义战争牺牲的想法在当时就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战争中军事人员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结号》的电影，似乎在反思这一问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从最高统帅部的全局性战争行动，到班一级的战术行动，似乎都会有牺牲局部、以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部署。这在军事行动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军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的军人，本质上就是跟兵器装备一样的一种物质力量。在兵不厌诈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员为取得作战胜利，不仅有灵活使用这一力量的权力，也有这样的权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军人也是人。在传统战争中，因为指挥员的指挥失误而造成众多士兵的无谓死亡，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尽可能提高指挥艺术，减少无谓牺牲，也是统帅和各级指挥员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最高军事原则。但如何区分无谓牺牲和必要牺牲的界限？这始终是传统战争中最让指挥员伤神的一件事。
军事行动中如何对待死人的问题，恰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的文明程度。都说美国人怕死，的确如此。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往往是美国所忌惮的。因为伤亡的是民众子弟，这是对民众利益的极大损害。民众因为战争伤亡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反对战争……国会就会根据民众的意愿立法终止战争（不为战争拨款就是最好的终止办法）。战争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着通过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财产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已经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质疑。在以往的战争中，双方统帅都要估算一场战役可能的死伤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万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以硫磺、冲绳等岛屿战役的伤亡为依据，估算攻占日本本土有可能还要付出伤亡百万美军将士代价，这是美国民众和政治家都无法接受的结局，所以动用了原子弹，以期彻底击毁日本统治者对人员死伤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显然，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的杀伤，甚至连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惮了，更何况西方人。
二战成为人类大规模战争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政治集团就认为，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军的人员，就有可能战胜它……而今天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这样认为，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其它国家的无辜平民，就可以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励不怕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在跟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作战时，常常不惜以10条命换其一条命。为了杀伤5万美军，不惜付出自己伤亡50万的代价。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能为文明人类所接受。从尊重生命的现代理念出发，军事行动中的一方人员在抵抗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被俘，不能无条件地视为政治变节行为。在现代执法性战争中，执法人员被犯罪分子俘获或绑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通常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质。解决这一类问题跟通常解救人质的警察行动没有本质区别。
据说崔永元到韩国参观“韩战纪念馆”，看到一张成千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投降的照片，不禁惊呆了。我想，他不仅是因为照片从未见过的新鲜而感到讶异，更是因为这张照片彻底颠覆了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而感到沮丧。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真的需要来一个大转换：军事行动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变节是不一样的。再说，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政治开放，所谓的政治变节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今天我所谈到几个问题，不是什么结论性的，只是提出来请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一步加以讨论，目的是在国家的领导层面，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大家都能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亿万民众的幸福。http://www.360doc.cn/article/318 ... esucess=1&url2=

作者: hahaku719 时间: 2016-6-15 22:13

封建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言论自由。因为我的话语权比你强，所以我就打压你，不让你说话。

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封建主：比如什么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等等。反封建，反成了最大的封建主。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是靠封建获得的，比谁的拳头硬。

拉关系走后门，头上长角，搞特殊化，这是才是封建最恶劣的表现形式。医院看病要托关系，招标要托关系，入学，资质审查。。。。。。封建在中国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连立法司法都是封建化的。

严重违背基本原则----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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