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我意识，都是跟别人相区别时才能发展起来的。没有“别人”，也就没有“我”。民族也是如此。我族之族群意识，必须依靠着和异族区别才能建立。这种自我意识或我族意识，对“我”当然也都必须具有正面肯定之意义，否则“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亦因为如此，故异于我的“他”，就只好作为负面的角色，种种与我之不同均具劣义。每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是这样造就的。如中国人喜说“夷夏之辨”，最早也来自等态度。把人群分为夏（我）和夷（他人）两类，我文明，他人愚昧、落后。故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夷夏之辨，后来当然复杂化、深刻化了，不只有这样的意义，但起源只是如此。其实西方人也有他们的夷夏之辨，他们称为东西之分。自居西方，把东方他者化。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推想世界是圆的，划分成温带、热带等区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其《政治学》首先为西方人勾勒出东方社会的形象，那就是“专制”和“奴性”。中世纪学者大艾伯塔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理思想。在《区域的性质》一书中把占星术和环境结合起来，认为地球的可居住性由纬度决定，不同的可居住性，就影响着人类各地区的社会性。这种论调，被称为早期东方专制论。但这一说法并未立刻流行起来，原因是中古欧洲主要是基督宗教之内部发展问题，与东方交涉尚少。主要交涉之东方亦仅限于埃及、波斯、阿拉伯世界，其所谓东方，基本上指的即是这些地方。中古以后，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透过阿拉伯世界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建立新的欧洲文明。重新认识希腊罗马作为欧洲文化源头的地位和价值。接着是启蒙运动。启蒙的含义，是利用人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完善人的世界，而非如以往那般仰赖神的恩典和救赎。这时，用来挣脱中古神学，打开新视野的资源是什么呢？一是希腊那些古代文化，二就是欧洲以外的文明。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欧洲人这时已有更多的认识了。原因一方面是欧亚商贸规模愈形扩大，中国茶、瓷器、丝及其他日常用品源源不断流进欧洲人的生活中。中国传说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真实。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令欧洲人震栗，具体感受到欧洲之外另有一个强大的力量。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也强化了欧洲人这种印象。再则是中国的文字、道德、政治体制、文学艺术等在欧洲乃时髦之新鲜物事，颇令改革社会者乐于取资。因此17、18世纪间的欧洲弥漫着中国风。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各国的中国瓷器，自1602年至1682年便达一千六百万件以上。路易十四、五时代，中国式家具、壁纸、丝织品、摺扇、服饰、化妆……也都成为欧洲的时尚，中国绘画与建筑园林更被群起模仿。杜亚尔德（J.B du Halde）《中华帝国志》，1734年出版后，1736年立刻出现英译本，1747年出现德译本，1774年又有了俄译本，可见其风行。伏尔泰因读其书，见其中有赵氏孤儿故事，乃“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五幕剧”，并认为此一故事“是个巨大的明证，体现了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歌德也因读到此书而感叹：“中国人有千万部好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哩！”“在他们那儿，一切都比我们显得更明理、纯洁和道德。”
但风气随时推移，物极则反，进入十八世纪，热烈崇拜中国的舆论气氛毕竟开始有了些变化，已逐渐酝酿发酵贬抑中国的风气了。这种风气，是对“中国热”的反弹。许多人对于“中国如此炫耀的优势”开始怀疑、开始批评了。对于因越来越高的远东热潮而被忽略的古希腊光辉，也觉得不平。像费奈龙就把孔子理解为一位只是替社会提供了几条美德格言的人，远不如苏格拉底能追溯形上之本原；又说整个中国“民族的道德准则就是撒谎，就是谎言以自夸”。认为中国“尽管文明”，却仍陷于“最粗俗、最可笑的迷信之中”。有一本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续集》也是明显的例子。此书描写鲁宾逊漂流到中国，书中对中国字、中国学术、中国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都有严厉的批评。为何该书作者选择用批判的态度写小说？其实与市场需求有极大的关系。自1715年起，英国的出版商判断反中国的基调会是畅销书，同时，法国也出现反中国的历史小说。而造成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印象的原因是：英法当时积极推动和中国的商贸，但是一直打不开中国门户，外交官及商人倍感挫折。更关键性的因素，是罗马教廷的态度。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得力于耶稣会教士的报导，这些报导塑造了欧洲人的中国观。但由于“礼仪之争”，耶稣会主张宽容中国敬天祭祖等礼仪的立场受到攻击。教廷竟于1773年裁决取缔耶稣会，致使耶稣会所代表的中国观一落千丈。中国人的宗教态度、社会状况，从足以与欧洲相对，甚或是更胜一筹的非基督教文明，转而成为一黑暗帝国，有待上帝拯救。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被认为遭到羞辱，欧洲对中国印象更为恶劣。接着就是鸦片战争，以及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中国几乎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欧洲人对中国还会有什么敬意？放在这个历史脉络中看，就不难发现出版于1748年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什么恰好会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一个转折点，成为18世纪后欧洲人对中国论述的典范了。孟德斯鸠对于自己作为一位欧洲人深感荣耀。他活在大殖民时代，认为：“欧洲的权势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经常维持着庞大额部队，甚至维持那些仅供炫耀而无实际用途的军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可了解欧洲的权势已是历史上无可伦比的了”（四卷，廿一章，廿一节）。这种站在历史高峰、活在世界权势之中心的感觉，使他生出了无比的优越感。对于那个曾被仰慕、推崇、赞美的古老中华帝国之声望，异常地不服气。将之贬为专制主义，视为异类，正是出自于这种特殊的心里状态。他的讲法，基本上沿袭亚里士多德之区分，分为“自由的欧洲（西方）”和“专制的东方”，东方包含印度、中国等，但主要指中国。他把政体分成共和、君主、专制三种，各有其原则与动力。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所谓共和政体，是指全体人民或部份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整体，例如民主或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君主一人在执政，但一切依法律规定办理。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君主依其个人意志与反覆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共和及君主制均有自由可说，专制政体则无自由。欧洲各国中，英格兰的情况最好，意大利等国就差了。但纵使是意大利等国，也只是“企图实行专制”，与“东方专制”仍是不同的（二卷，十一章，六节）。在东方专制政体中，其实无所谓法律，因为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人们又通常和女奴结婚，所以也没有关于奁产或关于妻子利益的民事法规。在专制政体中，亦无所谓道德。他对当时称扬中国人道德高尚之风气很不满。认为欧洲人道德高于中国，不仅中国人最会骗人，更因中国人所服膺的“东方道德原则”乃是建立在恐惧与服从上的。中国人的礼教，也是为专制服务的。而且，“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三卷，十九章，十七节）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专制呢？孟德斯鸠从气候、地理、人口、人种等因素说：“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十八章第六节）“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上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三卷，十四章，四节）……等。这样对专制政体之形成与性质的解释，有命定论的色彩，专制国家之所以为专制，系因其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气候、幅员等而不得不然。既如是，在这些条件未能改变之前，专制政体事实上并不能改变。而这些条件，基本上也不太能改变，故专制政体即不得不成为一凝固之物。欧洲可以越变越好，中国则不需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民既已生活在专制政体中，那就继续过着“亚洲的奴役”吧。只要我们欧洲人能享受着“欧洲的自由”（这两个专门术语，见三卷，十七章，六节）就好了。孟德斯鸠这套专制中国论，在当时颇有反对者。例如伏尔泰就认为专制政治与中国政治并不相同。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中国则因以下四个原因，不能称为专制政治：（一）人民将君主或官吏看做家长一般，为之尽力。（二）政府注意人民福祉，经常修桥造路、保护学术与科学之研究，人民也自觉地表示敬意，养成顺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却并非由于专制。（三）中国行政组织完善，官吏均经严格考试甄拔，皇帝虽高居上位，却不能擅行专制。加上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四）中国的法律，充满着仁爱的精神，而且已存在四千年。另一位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ois Quesnay, 1694-1774）则认为中国固然属于专制政体，但却是一种“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他着有《中国专制政治论》（Despotisme de la Chine），专论中国之政治。这是一本与《论法的精神》足相对比的书，明确反对孟氏。他认为despot一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依于国法行使主权的合法专制，一种是非法的压制人民；前者可以中国为例子，后者则与专制君主同义。中国的文化制度，均以自然法为依据，即皇帝自身，必须严守此确乎不动之大义，所以中国之专制，绝非压制政治。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所谓“上帝”，所谓“天”。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即为万物之父母。皇帝只是上帝在地上之代理人。以统治国家言，叫做君主；以教化人民言，尊称师表；以祭祀上帝言，则不过司祭而已。因此，形式上中国皇帝虽为专制君主，事实上皇帝亦须受天理的支配与束缚。这就是所谓“合法的专制政治”（despotisme legal），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