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金陵王气黯然收，祸起萧墙谁之过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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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ce1981 时间: 2013-2-4 21:21 标题: 金陵王气黯然收，祸起萧墙谁之过
所谓的弘光朝廷，就是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留守南京的地方官员继续拥立明朝正朔，推举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的南明政权。
自古以来类似这样强敌环伺下而又能延续国阼的偏安政权其实并不少见，比如东晋和南宋好歹都维持了上百年。然而作为无论是控制区域、号召力还是血统都更胜前朝的正统政权，弘光朝廷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草创至弘光元年(1645)五月覆灭，前后居然只坚持了短短一年，这其中必定有值得深究的原因，对此大部分史书将之归咎为弘光昏庸和马阮乱政，但背后的真相确实如此吗？
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导致这种论调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满清政府的御用文人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采用放大污点和以偏盖全的方式，有意诋毁污蔑明朝皇帝的形象，达到消除民众对明朝归属感的目的。另一个则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出于狭隘的党派立场，对弘光朝廷的人和事只按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进行评判，甚至不惜对真实情况进行公然的歪曲和篡改，从而实现树立自身正面形象的企图。
事实上弘光政权覆灭的根本原因应当归结于贯穿了整个晚明政治史的党争，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则是东林、复社党人，因为这些人虽然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但实际上也是制造倾轧的能手，为了党派的利益主动掀起势同水火的激烈党争，甚至不惜挑起动摇社稷的政治大案。等到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他们又把责任完全归之于政治对手的错误，所以这些人对弘光朝廷的覆亡才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所以清人戴名世对此曾经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①
这段话应当可以作为这段公案最恰当的注脚。
①《戴名世集·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2-4 21:22
继位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北京失守后的第十天，北都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江苏淮安。事实上自从留守江南的明朝官员再也收不到京师的邸报开始，他们已经估计到京师可能难保，为此作了从海路迎接崇祯或太子来南京的准备。但是由于崇祯帝和他三个儿子始终下落不明，虽然南京官员立即实行了戒严，并且严密地封锁了消息，但是他们却由于与北都音信不通而愈发开始焦急不安。
四月一日，作为当时南方最高军事长官的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有关“宗社危情”的南都公檄①，表明南京官员已经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之中。随后史可法率兵北上“勤王”，驻军于江北的浦口。四月八日，前大学士蒋德璟给史可法带来了一个假消息，说崇祯帝已逃到天津，即将由海路南下②。由于蒋德璟是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学士致仕南归，于是南京的高级官员对此信以为真，一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以后，从北京逃到淮安的京营士兵却带来了崇祯帝殉国的噩耗，虽然这个消息还尚未被证实，但是兵部尚书史可法、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等十一人随即聚集在户部尚书高弘图府中，已经开始商议在藩王之中挑选出适合担当监国的人选③。而参与商议的诸臣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同情者。
四月十八日，崇祯殉国的消息终于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由于北京中央政府已经彻底覆灭，继续拥立明朝正朔的使命只能由留守南方的明朝官员主持。而在当时作为明朝两大首都之一的留都南京，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及五军都督，其中作为前东林大佬左光斗门生的兵部尚书史可法，身为南渡东林党的一面旗帜，成为了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
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仍身陷北京不知所踪，所以对于留守南京的官员来说，在没有嫡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之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拥立一位藩王来主持国政。而在众多藩王中，由于熹宗和光宗俱无子嗣，与崇祯帝血脉最近的是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瑞王、惠王和桂王，然后是穆宗的直系子孙潞王。所以按照传统的血统伦序观念，继位的首选应当是神宗的世系，其中又以朱由崧为首选。因为不但老福王在神宗的子孙中居长，而且小福王也与崇祯帝同辈，不像瑞王、惠王和桂王比崇祯帝高出一辈，所以由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继统更为适宜。
然而当时南方的东林、复社党人却倾向立潞王，他们的理由是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④，而瑞王远在重庆，惠、桂二王已逃往广西，均距南京较远，惟独潞王近在淮安，并且“有贤名，大臣意多属潞王”⑤，所以立贤明的潞王更有利于复兴大明。在幕后主持这件事的是东林党魁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为此他曾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四处游说，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为他往来奔走，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都赞同此议，并且获得了史可法的认可。
但是由于此时手握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希图拥戴定策之功，并且认为福王昏庸利于操控，于是对内收买掌握长江防务的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和镇守南京的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对外则勾结雄踞江北的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各镇，利用史可法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来信作为把柄，调集漕运总督路振飞的漕运快船，于四月二十四日将朱由崧武力护送到江北与南京近在咫尺的仪征，通过军事和政治上施加的强大压力，最终强迫南京诸臣接受福王即位。
以上就是大部分史书上有关弘光帝继位前后的相关记载，而且这种说法即使到今天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大奸臣马士英的多方阻挠，东林党人为了挽救国家危难的努力才宣告失败了，昏庸的福王取代贤明的潞王上台，才最终导致了弘光朝廷的早早夭折，但是事件背后的真相确实如此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弘光继位的事件上有以下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详加澄清：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潞王贤明与福王的七不可立。
众所周知，明代的制度是严禁藩王参政，所以福王和潞王此前在政治上都没有任何作为，也没有任何的成绩，那么东林党人认为潞王比福王贤明的依据究竟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根据史料的记载，潞王朱常淓是个性格平和、风尚高雅的人，“自号敬一主人，习文翰、嗜古玩、通释典”⑥，“善鼓琴，制琴数百张传世，名「潞琴」”⑦，完全是个宋徽宗似的人物，实在不知道贤从何来。
而且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来，这位潞王殿下不但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更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因为仅仅在一年后，当弘光帝因为黄得功兵败被俘后，杭州的文武官员以太后懿旨的名义请潞王监国，但是他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满清打击的主要目标，再三拒绝接受，直到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下才勉强答应⑧。但是在监国仅三日之后就决定奉表降清，而在被清军押解回北京之后，这位在东林党人口中素有贤名的潞王殿下为了活命，居然上疏清廷“恭谢天恩”，表示要“结草衔环”、“举家焚顶”祝颂顺治帝“圣寿无疆”，实在是恬不知耻！
至于所谓的福王七不可立则是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只定性不定量，只给结论不给论据，这是东林党人一贯的作风。事实上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时，作为庶子的朱由崧与嫡母邹氏乘乱逃出，当时河南巡抚高名衡曾向朝廷报告：“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弘光帝继位后，特意将逃难时失散的邹氏接到南京时，在上迎笺中也说，“孺慕依依，虽倾诚于初使。皇程冉冉，实切恋于久违”⑨，并以邹氏之弟邹存义随驾有功，封“邹存义为大兴伯，并予世袭”⑩。由此可知所谓的「不孝」完全是东林党的污蔑。
至于所谓的「贪」更是无稽之谈，早在朱由崧避居淮安期间，一同而来的还有潞王、周王、崇王，当时镇守淮安的是以正直著称的漕运总督兼淮扬巡抚路振飞，他没有理由对逃难而来的诸王厚此薄彼，然而“时潞、周藩泊淮上者，各以宫眷随；独福王孑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飘泊”。后来等朱由崧抵达南京燕子矶后，南京诸臣纷纷登舟拜见时，他们看到的是“王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①而这就是在东林党人口中「七不可立」的福王。
第二个问题是立贤立亲的利害关系以及东林党人的动机问题。
南明政权草创之时，正是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因此继承大统的新君人选必须要名正言顺，才能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否则就会因为造成混乱而影响大局。正因为这样，无论血统还是伦序都毫无争议的福王才是帝位的不二人选，也是众望所归的对象。虽然后来东林党的残余分子在史书里胡说什么“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②，“时新主未定，人望皆在潞王”③，但事实是当时朝野和民间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福王继位，比如工科给事中李清就说“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王监国，人心乃定”④，就连身为东林党同情者的计六奇，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是日，王辇所至，都民聚观；生员及在籍官，沿途皆有拱迎者。”⑤
但即便是这样，东林党人明知福王是继统的最佳人选的情况下，之所以仍然要拥立会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危害的潞王，是因为他们担心福王的继位会导致东林党的失势，因为万历到天启年间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都同老福王有关，而正是在东林党人的力争之下，才挫败了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老福王为太子的企图。所以正如钱谦益、雷演祚在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时说的那样：“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⑥所以东林党人的真实动机就是要排除福王，保住崇祯朝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通过拥立潞王以定策拥立之功掌握新政权的主导权。
但东林党人在继位的问题上还是犯下了一个十分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国本的问题。因为早在万历年间，当时的东林党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为了与福王和郑贵妃一党争斗，不惜抬出国本之说作为斗争的利器，才稳固了光宗的太子地位。但是如今东林党人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却又置当初强烈主张的国本之说于不顾，这就等于自打耳光。对此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就尖锐地指出，既然万历年间作为神宗长子的光宗是国本，那么如今福王一样是国本，如果今日潞王可以居于福王之上，那不就是承认当初老福王也可以居于光宗之上⑦
而且东林党人所谓的「立贤」说到底完全是出自个人的主观意见，根本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如果其他人也照这个标准来，以立贤的名义拥立藩王自立，那即刻就是内战不断的混乱局面。对此扬州进士士郑元勋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⑧所以东林党人为了掩盖其自私自利的动机，不惜公然违背祖制，用一个毫无根据的贤才之说，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实在是无耻之尤。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马士英的拥立之功。
在弘光继位的问题上，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马士英为了攘取拥立定策之功，同时“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⑨，不顾南京诸臣已经决定由潞王继位，私自与江北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各部勾结，以凤阳总督的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同时“盛称兵十万临江以胁留都诸臣也”⑩，从而迫使南京诸臣接受了拥立福王的要求，但是真相确是如此吗？
首先要明确的是，其实根本并不存在马士英的拥立定策之功。事实上在当时外有满清内有流贼的恶劣环境下，朱由崧并非像东林党人在史书描述的那样被动和无所作为，他很早就采取行动准备自行登上帝位，挽救朱家天下。因此作为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他根本不需要文官的拥戴，他需要的只是军队的支持。所以朱由崧首先与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取得了联系，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服侍过老福王，于是福王通过他“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①。尽管起初高杰对此拿不定主意，但由于福王拥有的继位合法性，于是在淮抚路振飞“议贤则乱，议亲则壹”②的劝说下，这些将军还是很快就决定支持福王。
但是这个时候作为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此时他已前往江北的浦口。南京的东林党人出于无法宣诸于口的自私原因，已经决定拥立潞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地位举足轻重的史可法却始终犹豫不绝，因为他非常清楚按照伦序自然应当迎立神宗的子孙，但是作为东林党的首脑，他内心里又对拥立福王心存顾忌，于是决定前往浦口同马士英商议，在桂王与福王之中选定一人。
事实上马士英起初在继位人选的问题上并不明确，而他在和史可法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③，决定采取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因为桂、福二王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既可以满足东林党反对立福王的愿望，又可以不违背传统的伦序观念。但是在返回凤阳之后，当马士英得知手下的大将已经全部支持福王，他意识到福王继位已成定局，这个时候遵守和史可法的协议不仅毫无意义，反而只会被架空。于是他及时转变立场，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歃血为盟，才成为了拥立福王的第一文臣。
所以在继位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苛责马士英的见风使舵，反而应该要怪罪史可法的门户之见以及优柔寡断，因为既然史可法已经同意按照伦序迎立，那么就应该当机立断拥立福王，这样一来无论是江北四镇还是马士英都不会有可乘之机。但是史可法却对姜曰广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④这说明史可法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为了保证朝廷大政落到东林党人的手里，为此不惜拥立庸主，所以弘光一朝由于党争而覆灭的结局，追本溯源应该归咎到他的身上。
①计六奇《明季南略·南都公檄》
②李 清《三垣笔记中·崇祯二》
③谈 迁《国榷》卷一百一
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⑤温睿临《南疆逸史·安宗本纪》
⑥《卫辉府志》
⑦叶廷倌《吹网录·明潞王画兰石刻》
⑧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记》
⑨谈 迁《枣林杂俎·仁集·慈銮》
⑩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①计六奇《明季南略·议立福藩》
②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
③计六奇《明季南略·议立福藩》
④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⑤计六奇《明季南略·议立福藩》
⑥徐 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五
⑦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⑧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⑨计六奇《明季南略·议立福藩》
⑩谈 迁《国榷》卷一百一
①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②谈 迁《国榷》卷一百一
③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
④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
作者:
KYOKO 时间: 2013-2-4 22:11
咱老是再想，其它条件不变，仅仅崇祯帝南迁的话，明王朝能不能再延续个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作者:
XM8 时间: 2013-2-4 23:31
在我看来党争对国家的影响程度，还要看党对国家的控制程度，或者说是最后是党魁说了算啊，还是皇帝说了算。谁说了算，责任就归谁。
作者:
诸葛尚良 时间: 2013-2-5 00:14 标题: 回复 #4 XM8 的帖子
其实谁都不能完全做主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2-5 00:23
新论，果然是东林党祸国。史可法其实本质上同钱谦益差不多
很期待楼主的下文，继续继续
作者:
诸葛尚良 时间: 2013-2-5 00:26
其实我感觉明亡倒不足惜，只是可惜内部秩序极端不稳的情况下碰巧又遇到大的外敌，才使清军坐收渔翁之利。突然想到军阀混战，国共相争的又遇到侵华日军的民国时期，蒋介石还是做出了大贡献的，共产党的战略更是发展了自己又为民族做出了贡献。别的不谈，无论国共，抗战牺牲的英雄对中华民族而言真是功盖千秋。
作者:
3_141592653589 时间: 2013-2-5 00:43
alance再次开坑！前排支持学习。
作者:
晕菜 时间: 2013-2-5 08:53
这个也不能全怪东林党人的
作者:
XM8 时间: 2013-2-5 10:16
原帖由 诸葛尚良 于 2013-2-5 00:14 发表
其实谁都不能完全做主
崇祯难道不是想杀谁就杀谁，想换谁就换谁么？
作者:
KYOKO 时间: 2013-2-5 11:41 标题: 回复 #10 XM8 的帖子
这要怎么看，整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但整个整体不行
就像皇帝可以睡任何女人，不等于可以睡所有女人
作者:
XM8 时间: 2013-2-5 11:48
原帖由
KYOKO 于 2013-2-5 11:41 发表
这要怎么看，整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但整个整体不行
就像皇帝可以睡任何女人，不等于可以睡所有女人
你说的整体是指什么?是指官僚体系?指东林党?还是其它什么?
作者:
KYOKO 时间: 2013-2-5 11:54
原帖由 XM8 于 2013-2-5 11:48 发表
你说的整体是指什么?是指官僚体系?指东林党?还是其它什么?
具体情况吧。例子咩，咱肚里货有限，只能举一个
崇祯想和后金和谈，可是情况暴露，百官反对。他还是只能顺从百官，找了个那谁出来一个人背黑锅。这里整体就是整个反对的人，理论上是他想杀谁就杀谁，但事实上他显然不能也不会杀所有人。想杀谁就杀谁没错，但不等于权力无限大
作者:
周定乾坤 时间: 2013-2-5 11:56
党争一直是朝代灭亡的重要因素，朝臣分派系也是难以避免。远有牛李，近有国共。。
作者:
KYOKO 时间: 2013-2-5 11:58
原帖由 周定乾坤 于 2013-2-5 11:56 发表
党争一直是朝代灭亡的重要因素，朝臣分派系也是难以避免。远有牛李，近有国共。。
一党专政，不允许有不同声音
作者:
寂寞沙洲冷 时间: 2013-2-5 12:36
最近一直在看关于明末的穿越历史小说
发现都对东林党没什么好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林党从一个最初以“匡扶国家为己任”有雄心壮志的大党，变成一个人人唾弃最终被历史所抛弃的垃圾？
作者:
XM8 时间: 2013-2-5 13:10
原帖由 KYOKO 于 2013-2-5 11:54 发表
具体情况吧。例子咩，咱肚里货有限，只能举一个
崇祯想和后金和谈，可是情况暴露，百官反对。他还是只能顺从百官，找了个那谁出来一个人背黑锅。这里整体就是整个反对的人，理论上是他想杀谁就杀谁，但事 ...
从这个例子来看你指的就是官僚体系了？
作者:
XM8 时间: 2013-2-5 13:17
原帖由 寂寞沙洲冷 于 2013-2-5 12:36 发表
最近一直在看关于明末的穿越历史小说
发现都对东林党没什么好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林党从一个最初以“匡扶国家为己任”有雄心壮志的大党，变成一个人人唾弃最终被历史所抛弃的垃圾？
因为作为“执政党”它输了。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2-5 17:52
原帖由 寂寞沙洲冷 于 2013-2-5 12:36 发表
最近一直在看关于明末的穿越历史小说
发现都对东林党没什么好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林党从一个最初以“匡扶国家为己任”有雄心壮志的大党，变成一个人人唾弃最终被历史所抛弃的垃圾？
很简单，没有阉党制衡的东林党获得了几乎绝对的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作者:
晕菜 时间: 2013-2-6 23:49
LS的要搞清楚一点，南明的灭亡并非是因为党争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2-15 20:27
入朝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的陪同下，乘舟抵达南京城外的燕子矶。五月一日，朱由崧首先登岸谒孝陵，从朝阳门入城祭奉先殿后，驻于内守备府。南京文武官员在朝见之后，随即开始讨论福王究竟应当立即继位为帝还是暂用监国的名义，这里面的区别是在于比福王更适合继位的崇祯帝三子仍然下落不明，一旦福王登基就再无转圜的余地，而监国起码还留有退路。
然而东林党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统一意见，兵部侍郎吕大器此时仍然不同意福王继位，于是这次会议他故意姗姗来迟，并且仍然坚持福王的七不可立，直到“李沾奋袂厉声曰：‘今日有异议者，以死殉之’！刘孔昭、韩赞周力持之，孔昭又面骂大器不得出言摇惑，议遂定”①。史可法起初也不同意福王称帝，只同意其监国，理由是“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②，但是张慎言却认为由福王继统的局面己经很难改变，倒不如因势利导，拥立福王称帝，这样即可凭借拥立之功，抢占政治上的制高点。结果这种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于是福王才得以取得百官拥戴，五月三日称监国，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
在解决了继位的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完善新政权。由于当时南京的高级官员大多是东林党人，所以这些人在福王继位之后很快就占据了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张慎言出任吏部尚书，吕大器出任吏部左侍郎，使东林党人牢牢掌握了人事权，从而得以将新政府的要职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史可法、高鸿图、姜曰广入阁，刘宗周任左都御史，周堪赓任户部尚书，顾锡畴任礼部尚书，黄道周为礼部侍郎，解学龙为兵部侍郎，东林党人在朝中呈现出一面倒的局面③。
但是东林党人的优势地位并没有保持太久，因为同样热衷于权势的马士英也开始行动起来，他的盟友除了江北四镇的武臣之外，还有以诚意伯刘孔昭为首的南京勋臣。本来在五月二日会推阁臣之时，刘孔昭试图进入内阁，但是史可法以明代没有勋臣担任大学士的先例，轻而易举否决了他的提议，结果刘孔昭恼羞成怒之下决定推举马士英入阁，以“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④的理由强迫东林党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马士英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
随着马士英的入阁，东林党与其反对者为了抢夺新政府的主导权，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较量首先从首辅的人选开始。由于依照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是首辅的不二人选。所以按照东林党人的说法，马士英为了攥取首辅地位，指使他的盟友高杰、刘良佐“请可法渡江，欲其卸权于士英也”⑤。至于史可法由于有指斥福王七不可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的手里⑥，于是最终被逼“自请督师江北，以避士英”⑦。但真相确实是这样吗？
其实马士英谋夺首辅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尽管他凭借手中的兵权得以入阁，但是毕竟在外督师远离南京，对弘光帝和朝廷的影响未免鞭长莫及，而他在朝中的盟友刘孔昭等人又很难在朝政上与东林党人抗衡，所以他才急于入朝辅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士英的热衷权势在晚明政治史上是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反倒是东林党人在「史出马入」的问题上未必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清白无辜。
因为就在不久前发生的弘光帝继位的事件上，控制了中央的东林党人也察觉到了自己的软肋，那就是缺乏军队武力的支持，所以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未尝不是东林党人掌握军权的一种尝试，在这个问题上作为铁杆东林党的刘宗周在他的奏疏里不经意间就表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按他的说法就是“若今督史可法，即不还中枢，亦可自淮而北，历河以南，别开幕府，与士英相犄角”⑧。
所以在「史出马入」的问题上，真实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东林党及其反对者都察觉了各自的缺陷，也发现了对方的长处。马士英忧虑朝中无人，所以急于入朝，而东林党人也认识到了军事上的不足，希望借助史可法上前线督师，从而笼络武臣掌握军权。于是马士英进入南京，“威胁”史可法让权，而史可法在“无奈”之下，“被迫”自请督师江北避让，这一交换就发生在福王称帝前后。
虽然后来大部分东林党残余分子撰写的史籍都一致认为「史出马入」是弘光朝早夭的重大关键，但是事实上如果认为史可法留在中央就可以保住江南，进而恢复中原，那么就未免对史可法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因为虽然史可法的操守远在马士英之上，但是应该对弘光一朝由于武将跋扈而导致的毫无作为负责的只能是他，而不是马士英。因为掌握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正是受东林党的牵制才铸下了大错，使得本该顺理成章继位的福王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让拥立之功落入军阀之手，使军阀势力第一次介入了此前仅限于官绅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使明末党争变得愈加复杂。因此史可法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能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决策错误无可挽回，而且无论他是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挟持朝廷、无暇他顾的局面，毕竟他才是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始作俑者。
随着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廷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全国四分五裂的局势下，这个政权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收拾人心和争取人才。虽然就这个问题而言，大部分史书中都将弘光帝描绘成心胸狭窄的昏君，但这个说法要么是道听途说的以讹传讹，要么是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历史上的朱由崧其实是个拥有恢宏气度和博大胸襟的君主，并且具备谦逊真诚的个人品格和宽容仁厚的政治态度。
事实上早在五月一日登岸拜谒孝陵之后，朱由崧于在入城前特意询问了懿文太子陵寝所在。懿文太子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朱标，由于这个人是让成祖之后的明朝皇帝都深感尴尬的先人，于是皇帝对他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朱由崧却专程前往正式瞻拜，并且“驻瞻良久”⑨。更令人赞叹的是，弘光帝即位之后立即为懿文太子、建文帝、景泰帝上谥号庙号的举措，勇敢地打破了忌讳如深的历史禁忌，表达了直面历史的态度。对此作为东林党后裔的文秉就曾感叹“海内望此典几百余年矣，至是始克举行，详书于册，深善之也”⑩ ！
至于在用人的问题上，弘光帝同时表现出了他的兼容并包的胸怀。比如在对内阁成员的选择上，当南京诸臣商议的四人阁臣备选名单呈上后，弘光帝批准了史可法、高弘图和马士英入阁办事，惟独没有批准姜曰广入阁。然而拒绝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姜曰广曾反对自己继位，而是因为有违祖制，所以弘光帝就此事给吏部作了这样的批示：“予按祖制，阁员俱用词林。至先帝，间用别衙门各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人？似与祖制不符。著该部再行添推来看。①”
弘光帝的意思是说，根据祖制，内阁成员一般都是由出身翰林院、礼部这些所谓清要衙门的「词林」官员担任，到崇祯帝时才开始选用其他部门的官员，而现在的阁臣名单中，出身词林的只有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一人，所以弘光帝希望有更多的词林官员进入内阁。而在吏部根据指示重新草拟了一份阁臣名单后，弘光帝果然没有食言，立即点用了姜曰广和王铎，并且对名单上的另外三人也都加以重用，将陈子壮升为礼部尚书，徐汘升为少詹事，黄道周升为礼部侍郎。
要知道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之中，除了马士英之外，其余的人即使不是东林党人也是东林党的同情者，而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继位的问题上得罪过朱由崧，如果按照天顺初年明英宗以迎立藩王之事诛杀大学士王文的先例，他们恐怕皆难幸免②。但弘光帝却没有从个人的爱憎好恶出发，因为他知道只有选贤任能，才能组织起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政权来实现治国安邦，所有弘光朝廷之初内阁及部院大臣多为东林人士，已经足以说明弘光帝在用人的问题上至少压抑了个人的喜好，没有任用只知趋炎附势的宵小之辈，其襟怀大度非一般帝王可及。
而且在收拾人心和争取人才的问题上，弘光帝对外界一再怂恿的谗言并不动摇，更是在继位之后也从不追究此前持异议者，表现出了既往不咎和不计前嫌的非凡气度。比如马士英入朝之后，曾经故意提及当初东林党议立潞王之事，但是弘光帝却大度的表示，“朕叔父立，亦其分耳”③。再比如五月二十八日，太常寺少卿李沾弹劾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定策时怀贰心，但是弘光帝既不在意，也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再掀起风波，于是批示：“朕遭时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当日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④”后来阮大铖也曾挑拨说:“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⑤”，这个「祖母」即郑贵妃，阮大铖此举是想借三案激起弘光帝对东林党人的仇恨，但弘光帝团结人心的政策绝不是一时的冲动，所以终弘光一朝对此也不为所动。
然而弘光帝为了保持内部稳定做出的高姿态却没能感动朝中的文武百官，尤其是东林党人，在当时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们关心的焦点却不是如何团结人心和衷共济，而是如何在残存的半壁江山之内继续为夺取最高统治权斗争，而要想实现对新政权的完全垄断，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控制住任用官员和选拔人才的渠道，于是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党人随即就打起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东林党人在福王监国的诏书中特意增加了「起用废臣」一款，其中最关键的是“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东林党人此举是典型的私心自用，因为在北都陷落之后，在崇祯朝占据了中央的东林党人除了极少数死节之外，几乎全都投降了大顺政权，也从此蒙上了从贼伪官的污名。但是根据「起用废臣」的条款，现在只有那些任职期间丢失了管辖地区、被划入阉党名列逆案、被官员审查任免以及因贪赃被罢免的官员，才不被南明政权所接纳。这也就是说，东林党人通过「起用废臣」的条款保证了自己人能够重新投入南明政权，另一方面又阻挡了其他官绅入仕，从而为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要津铺平了道路。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东林党领袖的史可法还是要顾全大局的，因为当时天下正是南明、满清、大顺与大西政权并立的混乱局面，各方势力都有争取人才为已所用的需求，因此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也就是不拘一格争取人才，为此他特地将“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这句话删去。但是当监国诏书后正式发布时，这句话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诏书中，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东林党骨干吕大器私自加了回去⑥。
虽然东林党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私心自用，但是他们的目的早已被其他官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刘孔昭在奏疏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诏款之中，乃见一段门户之肺腑，朋党之祸，于斯为烈”⑦。正因为如此，东林党的反对者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开始酝酿反击，恰巧此时随着史可法渡江和马士英入朝，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变化，而弘光朝党争也随着一个关键人物的登场而愈演愈烈。
①计六奇《明季南略·议立福藩》
②计六奇《明季南略·福王登极》
③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④计六奇《明季南略·会推阁臣、冢臣及诸臣升擢》
⑤计六奇《明季南略·会推阁臣、冢臣及诸臣升擢》
⑥谈 迁《枣林杂俎·仁集•史相国督师》
⑦计六奇《明季南略·福王本末》
⑧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补遗》
⑨文震亨《福王登极实录》
⑩文 秉《甲乙事案·卷上》
①文震亨《福王登极实录》
②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④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卷上》
⑤戴名世《戴名世集·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⑦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作者:
五袋石果 时间: 2013-2-15 21:02
崇祯南迁也不能延续明朝的国祚，他应该认识到这点了，所以放弃。
宗室政策才是明亡的根本，崇祯时，不改革宗室政策明朝必然很快灭亡，改革宗室政策明朝必然立刻灭亡，无解。
作者:
KYOKO 时间: 2013-2-15 21:33 标题: 回复 #22 五袋石果 的帖子
借古讽今
作者:
五袋石果 时间: 2013-2-16 11:55 标题: 回复 #23 KYOKO 的帖子
绝无借讽之意，实在是明朝的实情如此，明末全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够支付宗室工资，不亡何待。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2-16 14:18
原帖由 五袋石果 于 2013-2-15 21:02 发表
崇祯南迁也不能延续明朝的国祚，他应该认识到这点了，所以放弃。
宗室政策才是明亡的根本，崇祯时，不改革宗室政策明朝必然很快灭亡，改革宗室政策明朝必然立刻灭亡，无解。
暂时不改革，以谋逆罪名杀两个最有钱有粮食的藩王并废除其藩国，就OK了。
作者:
五袋石果 时间: 2013-2-16 14:30
原帖由 zeloti 于 2013-2-16 14:18 发表
暂时不改革，以谋逆罪名杀两个最有钱有粮食的藩王并废除其藩国，就OK了。
明末亲王一百五十余，郡王千余，宗室国公、将军、中尉十余万，搞一两个无法解决问题。
不改革宗室制度，财政无法承担，崩溃。改革宗室制度，皇帝立刻就会被宗室撕碎。
作者:
五袋石果 时间: 2013-2-16 14:46
有钱有粮的藩王，必定是早期受封就藩的亲王，如果以谋逆罪名处置这样的亲王，那么他这一系的十余名郡王、数十名国公将军、数百名中尉必然株连，这就是一个数万人头落地的大案。其他亲王绝不会毫无反应。
皇帝虽然站在最顶端，然而亲王和郡王数量庞大，根本无法撼动。建文帝时不过二十余位就藩的亲王而已。
就算十几万宗室都知道必须要改，也无法改。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2-16 16:20
原帖由 五袋石果 于 2013-2-16 14:30 发表
改革宗室制度，皇帝立刻就会被宗室撕碎。
不同意这句话。明代宗室和藩王的那点实力，在宁王之乱之后，就已经萎靡不振
由东厂摆平他们，绰绰有余
作者:
司马光 时间: 2013-2-16 16:24
为了钱动藩王，就可以为了钱动大臣。牵一发而动全身。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2-16 16:49 标题: 回复 #29 司马光 的帖子
只要黑材料做足，有厂公淫威在，谁知道你杀藩王为的是钱
作者:
黑传说 时间: 2013-2-16 21:45 标题: 回复 #7 诸葛尚良 的帖子
明是江南士绅借用外族，来扑灭农民起义，典型的为了阶级利益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回复 #22 五袋石果 的帖子 回复 #30 zeloti 的帖子
砍一两个宗室，确实可以解决些许财政问题，但很可能把其他宗室全部推到皇帝的对立面，本来已经缺乏宦官势力支撑了，还得罪个宗亲，那皇帝很难做下去了。
所以，如果有个心有大义、想为后代铺路的皇帝的话，还可以这么做，否则谁会去干这种危险事呢？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2-16 23:07 标题: 回复 #31 黑传说 的帖子
所以说，铲除魏忠贤一党后，崇祯没立马扶持忠于自己的阉党集团，就是大失策
作者:
司马光 时间: 2013-2-17 09:30
原帖由 zeloti 于 2013-2-16 16:49 发表
只要黑材料做足，有厂公淫威在，谁知道你杀藩王为的是钱
说的容易，哪能这么容易做到？再者说来，扫除阉党，本是一大功绩，如果再扶持一个，人心更散了，东林党一支独大是不好，但也没必要扶持阉党，只要在朝中扶持另一股与东林相抗衡的势力即可。
作者:
贾芸 时间: 2013-2-21 17:16
东林党在早期确实大多是能臣。到了这个时候的表现确实如清朝之清流派，以清流自许，以道德打压，不惜一切代价的打击对手。在拥立福王的问题上，他们也过于自私了，东南毕竟是东林党的天下，就算立了福王，福王也不至于因为上一辈子恩怨不用东林党人。这点东林党表现很气人。顾城的《南明史》貌似对东林党也相当的不屑。
作者:
麒麟子 时间: 2013-3-4 09:13
金陵王气黯然收，祸起萧墙谁之过 作者 alance1981
http://www.xycq.net/forum/thread-276964-1-1.html
加为推荐贴，操作人：麒麟子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3-9 18:31
最近确实没有时间更新后续部分，实在是有愧于推荐的奖励
所以先把后续的章节提纲大致说明一下：
逆案（一章）
顺案（一章）
三案（三章）
起兵（一章）
覆灭（终章）
作者:
乌鹊南飞3 时间: 2013-3-10 08:34
原帖由 zeloti 于 2013-2-16 23:07 发表
所以说，铲除魏忠贤一党后，崇祯没立马扶持忠于自己的阉党集团，就是大失策
当年熹宗传位给崇祯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想坐稳江山，有两个人必须信任：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是魏忠贤。”当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现在感觉熹宗的意思或许是说，文官集团靠不住，必须依仗宗室和宦官制衡。而宗室系统可由一个人搞定，这就是张皇后；宦官也可以由一个人搞定，就是魏忠贤。只要搞定这两个人，宦官和东林掐起来也不怕，自己和稀泥别闹大就好，还有大把时间专注个人爱好，多简单滴事情……
从汉灵帝到明熹宗再到路易十六，如出一辙。没了宦官这根柱子，就要掉脑袋，唉……
[ 本帖最后由 乌鹊南飞3 于 2013-3-10 08:36 编辑 ]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3-31 01:44
逆案
弘光朝廷创立之初，朝中大臣本来多是东林复社党人口中所谓的正人君子，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就相继被排挤出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奸臣当道，驱逐群贤。于是东林党残余分子将矛头指向了马士英，攻击他起用阉党分子阮大铖，“阮大铖辈尽起而谋国是，外则附贵阳以招权纳贿，内则实为珰人翻局之计”①，似乎事情就坏在马阮勾结，推翻崇祯朝钦定逆案，动摇了南明根基。这种观点后来被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的浙东学派发扬光大，流传三百多年直至今日。
问题是尽管马士英固然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救时宰相，但是将他列入《明史·奸臣传》实在是毫无道理，而阮大铖固然也不是能够扭转乾坤的栋梁之才，但是将他归为魏忠贤阉党也根本是无中生有，至于把弘光朝的党争说成是马阮等阉党余孽对东林党人的反扑报复，则更是居心叵测的蓄意污蔑。
事实上东林复社党人历来孜孜以求的就是独掌大权，然而弘光帝的即位登基，却使得他们垄断朝政的图谋全都付诸东流。这本来是东林党人自己种下的苦果，但是这些向来以清流自居的正人君子却不肯承认私心自用，而是转而抨击马士英以及他推荐的阮大铖，将掀翻逆案作为这两个人主要罪名，但是这个罪名真的存在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马士英不仅不是阉党成员，起初也不是东林党的敌人，作为复社领袖张溥的好友，他最初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东林复社一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担任地方官员，马士英没有牵涉进复杂的党争，因此他也没有太深的门户之见。所以在通过政治投机登上了弘光朝廷的首辅宝座之后，他本来想联络各方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党人，促成各派精诚合作的统一战线。
比如在后来东林党精神领袖刘宗周，针对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却在刘泽清等勋臣的弹劾下被罢斥的事件中，马士英的赋诗“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②，已经足以表明他丝毫没有排挤东林复社人士的意思。但是相形之下，东林党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迂腐偏狭和食古不化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比如在弘光朝廷成立之初，内阁诸臣在商讨适合担任词臣的候补人选时，偶然谈论起已经去世的复社创始人张浦时，作为张浦好友的马士英在这个时候表现出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这种笼络东林党人的行为不免显得颇为做作，但是在官场上也算是人之常情，所以从人情世故上来说，即使不愿意领这份情，也完全用不着拒人千里。然而身为东林党骨干的姜曰广却当面奚落道，“公哭东林贤者，亦东林耶？”这里面透露出的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实在让人为之咋舌，也就难怪马士英在颜面尽失之下愤然回应道，“予非攀东林者，东林拒予耳！”③
至于同样被东林党人污蔑为阉党的阮大铖，虽然后来东林党残余分子编撰的史书，将他描绘成了虽略有文才，但人品极端低下的无耻政客，以至于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作为剧中的奸角大反派，成为了数百年来受人唾骂的对象。但是事实上由于这个人既是影响整个弘光朝党争走向的焦点人物，也是让东林党人感到心惊肉跳和恨之入骨的可怕对手，而且其一生的经历之复杂，与东林、阉党乃至满清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有必要首先介绍这个人的来历。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别号石巢居士，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人(今安徽桐城)，由于生就一副美髯，因此又被称为“阮髯”。万历四十四年，二十九岁的阮大铖以三甲第十名进士及第，授行人司从七品行人，从此踏入了晚明政坛。少年才俊的阮大铖，既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也与东林领袖左光斗为同乡，且同年当中又有魏大中、黄尊素等东林嫡系，因此很快被东林党吸收，在打倒非东林阁老史继楷的斗争中立下头功，成为了东林党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④。然而作为根正苗红的东林党人，阮大铖后来之所以又变成了魏忠贤的“阉党成员”，这就要从一桩涉及东林党争权黑幕的人事任免谈起。
天启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出缺，由于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东林巨头赵南星，所以无论是根据资历还是背景，这个职位都应该由吏科右给事中的阮大铖接替。但是这个时候朝廷的大气候对东林党不利，东林党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已经逐渐落于下风，而吏科都给事是可以对官员任免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职位，于是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在密谋之后，破坏了朝廷历来的用人制度，作出了牺牲阮大铖的决定，代之以东林嫡系的魏大中。结果阮大铖一怒之下，向朝廷上疏揭发东林党结党营私、抢班夺权的黑幕，从而导致了他与东林党的分道扬镳。
与东林党决裂后，激愤之下的阮大铖轻而易举地就把握到了东林党的软肋，而他对汪文言的弹劾，掀开了天启朝魏忠贤集团血洗东林党的大幕。但是必须要清楚的是，阮大铖此时虽然成为了东林党的敌人，但他还不算是真正的阉党，因为当时东林党人汪文言、魏大中等人确实暗中操纵人事图谋不轨，阮大铖的弹劾也未见得就是全无道理，而且在上疏揭发东林党之后，他不久就辞职回乡，并没有党附魏忠贤。对此清代学者归庄点评道，“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⑤，由此就可以看出东林君子的狭隘偏颇和私心自用。
后来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开战招来了灭顶之灾，魏忠贤血洗东林之后起用了阮大铖为太常少卿，但是阮大铖既不愿替魏忠贤为虎作伥，也不愿委身于阉党，只干了数月又再次归隐。终天启一朝，阮大铖既没有实质性的投靠魏忠贤阉党，也没有与东林党人产生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而他之所以又会被牵扯进崇祯朝的钦定逆案，是因为他的一次政治投机无意中再次暴露了东林党人的真实面目。
随着魏忠贤集团在崇祯初年被彻底击溃之后，热衷权势且不甘寂寞的阮大铖图谋东山再起，但是由于他不知道崇祯的目标只是铲除阉党，还是扫清所有结党的势力，于是他写了两封奏疏，其中一份专攻魏忠贤集团，另一封则为《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讲述了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的党争经过，将天启四年之后结党乱政的罪名归于魏忠贤和崔呈秀，将天启四年之前的归之于司礼太监王安与东林党人。
阮大铖将两封奏疏送到北京的好友杨维垣处，要他根据形势递交合适的一封。但是阮大铖百密一疏的是，杨维垣此时为了摆脱阉党分子的嫌疑，正在指责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与遍修倪元璐互攻，一见阮大铖的奏疏自然大喜过望，随即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将后一封奏疏呈上，结果满朝舆论哗然。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天启朝被一扫而空的东林党人，本来希望能借崇祯帝扫清阉党而东山再起，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本系东林一脉的阮大铖却指控东林党同阉党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祸乱朝政的朋党组织。如果阮大铖的上疏获得皇帝认可，不但将断绝在野东林党人复起的希望，同时也会给留在朝中的东林党人蒙上了结党乱政的罪名。所以阮大铖的这次政治投机招致了东林党的切齿之恨，于是在东林党人的合攻倒算下，阮大铖被列入钦定逆案的第六等，以“至合算七年一疏，尤为珰逆巧护解嘲”的罪名，“纳赎为民”⑥，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根据以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阮大铖是一个眼光长远且懂得迂回的可怕人物。虽然被划入了钦定逆案，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且在分析了局势之后，阮大铖认为当时的战乱局势十分需要军事人才，而北京的政治气候对自己不利，于是来到了南京。一方面对军事高谈阔论，希望能引起注意受到举荐（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一方面多才多艺的阮大铖对昆曲有着浓厚的兴趣，寓居南京期间编演新剧，广交朋友，试图修葺与东林党人的关系，“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⑦
但是阮大铖的主动示好并没有换来东林复社党人的谅解，相反他们对这位废籍官员在南京如此招摇过市大为光火，尤其是顾杲、吴应箕、陈贞慧、黄宗羲这些复社公子哥。于是这群人于崇祯十一年八月起草了所谓的《留都防乱公揭》，发起了驱逐阮大铖的运动，在幕后主持这件事的是前礼部主事周镳。阮大铖知道自己犯了这群公子哥的忌讳，于是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名流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试图请侯方域居中周旋，但是为侯方域所拒绝，结果阮大铖不得不搬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闭门谢客，隐居期间只和一个人来往，这就是马士英。
马士英是阮大铖在万历四十四年会试的同年，曾任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崇祯五年，他因罪被判遣戍，不久又流落到了南京，遇到了同病相怜的阮大铖，遂成刎颈之交。崇祯十四年，由于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人被相继排挤出朝廷，于是复社领袖张溥为了挽回东林党在政治上的颓势，利用礼部员外郎吴昌时结交了太监曹化淳，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走通了田贵妃的门路，谋求让当年的座师周延儒再次入阁担任首辅。
这个消息让被迫闭门隐居的阮大铖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于是作为周延儒的密友兼死党，他和前阉党成员冯铨分别拼凑了一万两贿金，而剩余的部分则是由东林党人侯恂等人代为筹措。⑧阮大铖尽心尽力为周延儒复出拼凑贿金的目的就是要再次入仕，而周延儒虽然也曾经考虑过起复阮大铖，但是迫于周镳等东林保守派的压力，无奈之下与阮大铖商量出了一个变通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提拔任用阮的刎颈之交马士英。
于是崇祯十五年六月，马士英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事实上，马士英的起用并非完全是私相授受，他上任后平定了保定总兵刘超的叛乱，并在打击流寇方面成效卓著（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所以北都沦陷后，手握兵权的马士英成为了能够影响南明政局的重要人物。
为了报答这份知遇之恩，马士英入阁后第一件事就是为阮大铖请命，事实上早在五月二日的会推阁员和冢臣的会议上，马士英的盟友诚意伯刘孔昭就试图推举阮大铖。但是对于东林党来说，这一提议不仅涉及到阮大铖的个人问题，而且事关钦定逆案的前途，所以这个提议因史可法、张慎言的强烈反对被驳回。但是随着史可法的离京和马士英的入朝，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就在马士英入朝当夜，刘孔昭准备再次为阮大铖张目，于是宴请安远侯柳祚昌、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勋臣，商议准备对东林党人发动新的攻击。
五月二十三日早朝后，刘孔昭连同汤国祚、赵之龙等人，纠集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员于朝堂，刘孔昭当众大骂吏部尚书东林党人张慎言，指责他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排斥勋臣武将，专门在朝中安插东林党亲信，所举荐的吴甡、郑三俊等人又都有投降过大顺政权的经历，“排忽武臣、专选文臣，结党行私。所荐吴甡，有悖成宪，真奸臣也”⑨。说到激动之处，刘孔昭从袖中抽出了一把小刀，将张慎言逐出朝班，并扬言要杀了张慎言，结果把张慎言吓得不敢辩白。
经过二十三日早朝的初次交锋后，张慎言和阁臣高弘图、姜曰广提出辞职，而弘光帝批准了张慎言的辞呈，但是对高弘图和姜曰广进行了挽留，于是东林党人与马士英一党的斗争随即展开了第二回合的较量。六月初六，马士英上疏夸赞了阮大铖从山中寄书出谋划策，为建立新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向弘光帝解释阮大铖并没有依附阉党，从而争取到弘光帝的理解和支持。由于此时高弘图督漕在外，于是马士英自行拟中旨，“诏逆案为民阮大铖暂冠带来京陛见”。⑩
然而弘光帝企图召见阮大铖的中旨，几乎立刻就引起了东林党的强烈反应，争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人事任免的方式方法上。明代人事任免通常有两种方式，分别是廷臣集议会推以及皇帝中旨任免，这两种方式都是任免官员的常用形式。
东林党人主张前一种方式，比如六月八日仓促赶回南京的高弘图在阮大铖的问题上就主张“必须九卿会议”①。而另一位阁臣姜曰广在所上的请辞奏疏之中，以“王者爵人于朝，与人共之。祖宗会推之典，所以行万世无弊也”②的理由，将单纯的人事任免问题上升到了守业尽孝的伦理高度，从而向弘光帝施加压力。
如果仅从表面看来，东林党所主张的集议会推，似乎确实比中旨任免更加民主科学，可以达到防止任用私人的目的。但是问题是在党争的政治大环境下，是否任用私人，与参与决策的人数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随着朋党的产生，参于决策的众人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东林党在弘光政权之初占据了朝堂上的人数优势，所以只要通过廷臣集议会推，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官员的铨选和品评最终都会按照东林党的意志决策。
而东林党人之所以主张要采取廷臣集议，除了要达到操纵人事的目的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南明政权建立之后，随着弘光帝登上帝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林党在政治上陷入了失势的境地，而马士英的入朝和刘孔昭的咄咄逼人，又使这些东林党人感觉到了被架空和排挤的危险。要想排除这个危险，只能削夺皇帝的中旨任免权，而如何能削夺皇帝的中旨任免权，唯有廷臣集议。
正因为如此，马士英就起用阮大铖的问题，在与高弘图的争论，一针见血的指出，“会议，则大铖必不得用”，“于所爱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无成心也；于所忌而锢之渊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③，揭穿了东林党人坚持会推廷臣集议这种貌似民主决策的方式后面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坚定了弘光帝起用阮大铖的决心。而投闲置散十余年的阮大铖很好地把握住了陛见的机会，酣畅淋漓地展示了个人的才华，“上剿贼实着与防江，三要两合十四隙疏”④，而且还写了一篇《孤忠被陷之由疏》，发泄多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委屈和怨恨。
阮大铖在疏中声称，他与阉党没有任何的瓜葛，不仅拒绝了魏忠贤的任命，而且私下还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所以把他打为阉党是毫无道理的。而且在长期孤独、寂寞的放逐生活期间，他又遭到了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和攻击，然而许多曾攻击他是小人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后来却投降了逆贼，成为了为李自成大顺政权效力的伪官。于是阮大铖在奏疏最后发出了掷地有声般地严厉质问：究竟谁才是大明朝真正的忠臣？是他还是那些恶毒攻击和诽谤他的正人君子？
①杜登春《社事始末》
②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④朱彝尊《静志居试话》
⑤归 庄《归庄集》卷十
⑥文 秉《先拨志始·钦定逆案》
⑦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⑧文 秉《烈皇小识》卷七
⑨计六奇《明记南略·刘孔昭陵侮张慎言》
⑩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①计六奇《明记南略·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②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③计六奇《明记南略·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④李 清《南渡录》卷一
作者:
3_141592653589 时间: 2013-3-31 22:00
顶alance！
东林党有这么强的门户心，却没有匹配的政治手段，真是一出悲剧。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4-1 10:33 标题: 回复 #39 3_141592653589 的帖子
怎么没有？你太小看东林党了，马上三案就要来了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4-2 23:41
继续继续，很喜欢楼主这种从不装逼说教的实事求是的风格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3-4-3 00:08
百度来的，大家看看属实否：
实际上，李三才其家产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为什么呢？因为李三才实际上是大运河重要枢纽，北京通州这里的商人的总头目。
（根据现存明代文档矿税实际上是工商税为主明代万历大规模征税以前官僚商人实际上处于什么税都不用交的情况别的商人如果花钱挂靠在大官僚开的商号下也能获得此种一切免税的利益）
矿税的征收，理所当然的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
又因为明朝税低的无以复加税种少的无以复加可惜兼并之严重也是无以复加
因为举人进士（以及他们全家）都是免土地税免徭役
明末农民起义，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所有大地主都是有主要责任的（尤其是钱谦益这样最后还带领族人亲友学生们一起投靠满清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中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公鼐、黄尊素等都是清廉耿直之士，却也是因此成为那19个被杀者之一。其他东林党大佬如首辅刘一燝、刘之后的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尚书周家谟、李汝华、孙如游这些家产百万以上的阔佬没一个有事）
最让人讨厌的一点就是李三才是个典型的喜欢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皇帝，来博取直谏美名的家伙
他曾经反反复复的造谣说万历皇帝不去履行每次发生灾害就要祭天地的繁文缛节，是因为皇帝天天忙着做爱，假托是有腿部疾病。
（根据定陵发掘，根据万历皇帝遗骸的X光照片。万历皇帝确有重大疾病。其中包括脊柱畸形和S畸形，髋关节严重关节炎，双腿长度相差6厘米，等等一系列疾病。）
作者:
feiyue1206 时间: 2013-4-3 13:09
兰州的更新速度是硬伤啊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4-4 21:55 标题: 回复 #42 zeloti 的帖子
除了那个李三才家产470万白银抵天启一年的财政收入，其他可以说是大体属实，当然本来东林党人也不全是焦裕禄式的干部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4-4 21:56 标题: 回复 #43 feiyue1206 的帖子
汗颜~~~如今只能争取一周一更了
作者:
贾芸 时间: 2013-4-7 23:31
原来阮大城和东林党的关系这么复杂。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4-9 09:57
手机发重了，请删除
[ 本帖最后由 alance1981 于 2013-4-9 14:03 编辑 ]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4-9 10:09
阮大铖可不是简单人物，这个人懂军事，有远见，擅长搞政治斗争，尤其精通厚黑之道
而且更了得的是，这个人还多才多艺，他的诗作已经达到明代第一等，至于在戏曲方面的造诣，虽然未必一定就胜过汤显祖，但至少不在汤之下
所以据说清军下江南前，冯铨曾交给多铎一张品评江南人物的名单，其中在阮大铖的名字下面写的是“江南第一才子”，由此可见一斑，只是死守门户的东林党不识货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4-19 22:45
顺案
在阮大铖以中旨陛见之后，对于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对手东山再起的可能，东林复社党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是因为从万历朝开始，东林党与浙党、三党乃至阉党的斗争几起几落，数十年中罔顾是非的政治角力反复上演，直至崇祯朝，东林党人才以《钦定逆案》的形式取得了对其反对者的完全胜利，使他们的对手都被打上“阉党”的可耻烙印，从而陷入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但关键的问题是，东林党人的对手在天启朝也曾经以《三朝要典》的形式，几乎将东林党人打入了同样境地，既然党派的命运能够随着朝代更替发生转变，那么在南明政权初创的弘光朝，东林党的对手也完全有可能借机实现咸鱼翻身。所以阮大铖的复出不只是涉及东林党好恶的问题，更是能改变逆案前途的关键，而东林党正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才对这个阮大铖的起用进行了百般阻挠。
所以大学士姜曰广上疏乞休在《辞归疏》中就说，“陛下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听闻”，这是胁之以礼；而户科给事中罗万象也说，“然而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即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这是诮之以因；御史詹兆恒将钦定逆案上呈，并且说，“国仇未复，而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臣之气”，这是恫之以情；而应天府丞郭维经则说，“逆案成先帝之手，今实录将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起用大铖对照，则显今古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①，这是诱之以义。
更有甚者，前东林大佬左光斗的兄弟左光先，公然叫嚣阮大铖“杀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杨琏”，并且扬言“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②；而铁杆东林党人吕大器在他的辞疏里也蛮横地宣称，“铜马、赤眉、突厥、兀术合奏，而糜烂神州河北；靖康温敦，桧、贾接踵，以横据津要”③；至于名望甚高的东林精神领袖刘宗周更是危言耸听道，“大铖进退，关系江左兴衰”④！同时上疏的东林党人还有兵部职方司郎中尹民兴、太仆寺少卿万元吉、御史王孙蕃、陈良弼等人，而这些人的意见统统都是“逆案不可翻、大铖不可用”⑤！
虽然东林党人在起用阮大铖的问题上火力全开，但是毕竟马士英等人已经实质上取得了朝堂上的话语权，所以阮大铖的复出在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可遏制。于是崇祯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弘光帝力排众议，起用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而随着阮大铖的复出，当年身陷《钦定逆案》的杨维垣、张捷、虞廷陛、郭如暗、周昌晋、徐复阳、陈以瑞、虞大复、吴孔嘉等人，也先后得以被重新起用。这一系列的人事任用似乎完全证实了东林党人此前对马士英、阮大铖一党图谋推翻崇祯朝的钦定逆案，为魏忠贤阉党翻案的指控，但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首先要明确的是，随着北京中央政府的覆灭，对于打算继续拥立明朝正朔的南明政权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内部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而是外部的大顺、大西乃至满清，所以是否起用涉及逆案的官员并不影响大局。何况许多投靠魏忠贤阉党的官员也是被逼无奈，而且其中不乏真正的军国之才，而在满清入关之后，能够迅速安抚和平定北方的局势，与其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比如重用阉党分子冯铨密不可分，所以这是满清的成功之策，而不是失败之著。
何况马士英起用阮大铖不过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并没有推翻《钦定逆案》的意思，他的本意比起准备在福王监国诏书中，将起用废臣一款内“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删去的史可法要保守的多，但是奇怪的是东林党人对此却视而不见，反而孜孜于攻击马士英是要翻案。而马士英在与几社领袖陈子龙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是明确地说“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⑥。再比如马士英的姐夫、河南巡抚越其杰，也曾经几次劝他不要触碰这个敏感问题，而马士英则当面对他说，“吾所以荐阮者，了情面耳”⑦！
所以马士英在起用阮大铖的问题上，遭到东林党的群起攻击和肆意污蔑后，他心里的冤屈恼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忍不住对东林党人礼部尚书顾锡畴抱怨道，“阮髯何用负天下，而人持之太急如是？今吾幸当事，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⑧。马士英的这番牢骚其实针对的就是刘宗周所谓的“大铖进退，关系江左兴衰”，而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都赞同他的看法，比如在弘光帝被俘、潞王降北之后，廷尉倪胤培就说，“使王（潞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⑨？他的意思是说，一个阮大铖何德何能，能以一人之起复而牵动南明政权的存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换了东林党人来掌握政权，情况就会不同吗？
而且除了马士英之外，许多和他同声共气的党羽和盟友，也都没有替魏忠贤阉党翻案的想法，比如在忻城伯赵之龙举荐真正的阉党分子陈尔翼时，同样身陷逆案而被重新起用的杨维垣就私下对人说，“若不应雪而雪，则雪者不光”，诚意伯刘孔昭也曾上疏说，“珰案昭雪，专为阴行赞导原无实迹者言之耳，若献媚有据，岂应翻案”？而且这种意见很快被朝廷所接受，于是弘光帝特意下旨，“逆案无得滥雪”⑩，所以终弘光一朝，崇祯朝钦定逆案实质上并没有被推翻。
其次要知道的是，在天启朝党争炽烈的环境下，是不是与东林党有恩怨过节是一回事，是不是与魏忠贤同流合污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随意划上等号。毕竟在魏忠贤当政的的大气候下，很多官员都不得不委身依附阉党，对于这些人可以说他们没有气节，但不能说他们就是奸邪之徒。何况根据阮大铖的遭遇，可以知道像他这样被划入阉党实在冤枉，而且同样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还有很多。
比如在东林党人口中仅次于马士英和阮大铖的“阉党”第三号人物杨维垣，他是因为在熊廷弼一案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又在与东林巨头邹元标、赵南星的争执中，指斥两人为邹党、赵党，从而得罪了东林党，这才被打入了逆案；再比如张捷，根据明人的评论，“居乡居官，雅能砥砺”①，口碑还相当的不错，只是因为在三案的问题上与魏大中等人相互攻击不休，才被东林党人列为异己。
而这些人中最冤枉的是虞廷陛，天启六年，魏忠贤集团在血洗东林党之后，已经在谋划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这个时候虞廷陛“有「要典既明，纷嚣宜息」一疏，挽救良苦”②，但他对孙居相的弹劾，由于被错认为是对赵南星的弹劾，结果还是被打入了逆案；至于其他人，郭如暗“生平操守无疵”，周昌晋“循资未见躐迁”③，却都因为“以持论傍时致挂逆案”，徐复阳、陈以瑞“为御史时，曾连纠门户，致累累削夺”④，这两人都是由于弹劾过东林党才被指斥为阉党，徐大复“挥霍有余，操持多议，至称颂形之辩揭”⑤，其实也就是受马屁所累。惟独吴孔嘉是由于他的父亲被同族的吴养春所害，所以在天启五年进士及第后，极力讨好魏忠贤以图谋报仇，结果导致吴养春父子惨死狱中， 是谓“黄山案”，但吴孔嘉这样的恶人，和真正的阉党还是颇有不同，所以“论者以此原之”⑥。
阮大铖复出后的职务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训阅江防，主要职责是负责长江防务，事实上他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其中整饬沿江防御工事，以及修筑鸭矶堡、板矶堡江防要塞的成绩尤其值得肯定，从而三次获得了朝廷嘉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热心功名的阮大铖，如果能对他任才器使，安排到适当的位置上去，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危害，但是由于东林党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使整个事情完全失去了控制，最终滑向相反的方向，反而加剧了弘光朝的内耗。
由于阮大铖本来身兼右佥都御史，所以他有权利清查每个官员的历史问题，正因为这样，随着南明政权的创立，当清查奸细、惩处叛徒的肃反工作提上了弘光朝廷的日程时，对于受东林复社党人的恶毒攻击而废置多年的阮大铖来说，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又有什么理由原谅他的仇人呢？所以终弘光一朝，阮大铖不遗余力地推动查究东林党人的投敌问题，以此作为了他最主要的工作。
虽然有理由认为，阮大铖在主持肃反工作期间，明显带着公报私仇的情绪，但是却不能简单将这项工作，定义为马士英一党向东林复社党主动挑起的斗争。这其中的缘故，首先是肃反工作可以预防奸细从内部进行破坏，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因此在战争时期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再者就是东林党人大量投敌的客观原因，归根结底只能怪罪到自己身上，毕竟正是由于他们利用《钦定逆案》，终于将异己分子一扫而空，才使得投降从贼的可耻污名单单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阮大铖将查处投敌官员的工作称之为“顺案”，这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指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二是影射“投降”、“归顺”之意；三是与之前东林党人主持的“逆案”遥相对应，以示讽刺和反驳，用阮大铖自己的话就是，“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⑦。而被查处的官员又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被迫从逆，但尚存廉耻；一类是勉强投敌，却贻误苍生；一类是主动投机，兼丧心病狂；一类是衣冠禽兽，且毫无廉耻，这其中的代表是魏学濂、光时亨、周钟和龚鼎孳。
魏学濂是殉难的东林五君子之一的魏大中次子，凭借在崇祯元年上血疏为其父申冤而名声大噪，崇祯十六年癸未科以三甲第七名，被破格选拔为庶吉士。崇祯十七年，当大顺军逼近京师时，由于魏学濂常对局势发表慷慨陈辞的议论（慷慨有所论建），于是崇祯帝亲自接见了他并打算加以重用。但崇祯帝殉国后，魏学濂不能同死，反而在大顺政权中担当了户部司务，并向李自成献过劝进表。然而后来吴三桂在山海关前一片石大破李自成后，还算有一丝廉耻的魏学濂在李自成退回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引领清军占领北京前后，选择了上吊自杀。
光时亨是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就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攻陷大同，逼近北京的危急时刻，崇祯帝本来与左都御史李邦华等商议南迁，但光时亨激烈谏阻，摆出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模样，结果迫使好面子的崇祯帝放弃了南迁之议。但是大顺军进城后，崇祯帝君王死社稷，李邦华也自杀殉国，负责守卫阜成门的光时亨却居然选择了卑躬屈膝地投降（仓皇下马跪），终于使他在被大顺政权启用的微乎其微的明朝旧臣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周钟本是复社领袖，又是周镳的兄弟，且与魏学濂同为崇祯十六年科进士。北都沦陷后，此君先是拜倒在牛金星的门下，根据牛金星的指示，写了《士见危致命论》，号召别人像他一样改换门庭，从而得到了牛金星的赞赏，于是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他还和魏学濂献过劝进表，鼓吹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⑧，此君更写过一篇下江南檄，劝李自成早下江南。更可恨的是，崇祯帝死后，由于尸体用一副穷苦人家安葬用的薄皮棺材草草安放在东华门外，而周钟几次从先帝梓宫前经过，不哭不拜，“扬扬得意，竟不下马”⑨。
龚鼎孳是明末有名的大才子，与钱谦益、吴伟业两人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少年聪慧，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时年十八岁，初任湖广蕲水知县，后因“大计卓异”调任兵科给事中，创造了“一月书凡十七上”的纪录，其中有“大奸本乎大贪之疏，政本关系安危、已误不容再误之疏、纠论怙恶之疏……庇贪误国之疏”等著名谏章，弹劾过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但是此君在明亡后的表现却令人发指，“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逢人便说，“我原要死，小妾不肯”⑩。他的小妾即秦淮名妓顾媚，龚鼎孳平日对她爱若性命，但在投降李自成的问题上，“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以小妾”①。
正因为如此，虽然阮大铖急欲报仇，但顺案毕竟是要在众目暌暌之下展开，所以一切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可能只手遮天，而且东林复社党人和阮大铖以往的过节既不能抹杀他们从贼的罪行，也不能否定对他们进行惩治的合理性。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由阮大铖亲自主持的顺案，虽然再三强调与党争无关，但是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弹。因为走投无路的东林党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反击，一是内部颠覆，制造了动摇社稷的新三案，二是借助外力，试图以武力推翻弘光朝廷，三是不惜与满清合作，推动了清军南下。
①计六奇《明记南略·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②计六奇《明记南略·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③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
⑤计六奇《明记南略·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⑥陈子龙《陈子龙诗集》附录二
⑦姜曰光《过江七事·持逆案》
⑧姜曰光《过江七事·持逆案》
⑨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⑩李 清《南渡录》卷四
①李 清《南渡录》卷二
②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文 秉《先拨志始·钦定逆案》
④李 清《南渡录》卷四
⑤文 秉《先拨志始·钦定逆案》
⑥李 清《南渡录》卷四
⑦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⑧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⑨计六奇《明记南略·伪官》
⑩计六奇《明记南略·伪官》
①孟 森《心史从刊·横波夫人考》
作者:
tty1 时间: 2013-5-15 09:33
原帖由
alance1981 于 2013-4-4 21:56 发表
汗颜~~~如今只能争取一周一更了
改成月更了。
作者:
asky 时间: 2013-5-15 16:24
从不指望楼主更新有规律，慢慢来吧。
作者:
tomhcf 时间: 2013-5-15 16:29
樓主幾個大坑加起來還勉強算每週一更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5-15 19:58
之前查找明末的资料笔记查的有点疲劳和厌倦了，所以这个帖子短时间不想更新，目前的精力和兴趣准备放在继业者的帖子，以及另外一个正在筹划，准备放到水区的新贴，敬请期待
作者:
小贩 时间: 2013-5-15 20:44
挖坑不填真君子，断根太监真丈夫！
很多年前的话了，好象说的是谁来这……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6-5 19:15
大悲和尚案
在顺案的问题上，虽然东林党人将该案的始作俑者锁定在了马士英的头上，指责他正是在六月六日上疏举荐阮大铖的事件上，遭到了朝野舆论的群起攻击，才在恼羞成怒之下于六月十日上疏要求惩办从贼的东林党人，从而挑起了党争。但是这事实上又是典型的蓄意污蔑，因为最先上疏要求严惩投敌官员的，其实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吏部主事夏允彝，而他起草的《降贼大议》效法唐肃宗于安史之乱时拟订的六等定罪，成为了此后对北都陷落后投敌的官员处置的蓝本①。
之前已经反复说过，如果将顺案作为战争期间的肃反工作，那么此举显然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夏允彝的建议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肯定。七月初九，又是在与马士英一党颇有抵牾的科臣马嘉植的建议下，弘光帝下旨“命从逆诸臣以六等定罪”②。八月九日，东林党人刑部侍郎贺世寿在多番推诿无果之下，被迫发布了从贼六等条例，但是这个条例为东林党人开脱的嫌疑实在过于明显，于是随即遭到了弘光帝的申斥，“诸臣负恩辱国至此，须有定案昭示天下”③。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或拖延之后，九月四日，接替贺世寿署理刑部的朱之臣颁布了对从贼官员的惩处办法，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而其中绞罪以上者必须由刑部亲自提戡讯问④。同时为了打探机密，搜捕叛徒，方便顺案的展开，八月一日，“命锦衣冯可宗遣役缉事”⑤，八月六日，“复设东厂”⑥，至此让东林党人毛骨悚然的两大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相继恢复。等到弘光元年正月十二日，东林党人刑部尚书解学龙在反复推诿了大半年之后，不得不正式颁布了六等从逆诸臣罪案的大名单，并且随即获得了弘光帝的认可。
但是随着本身没有太多党派斗争色彩的从逆诸臣大名单发布，顺案的工作却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将南明政权推向了内乱的危险边缘。导致这种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来自二个方面，其一是虽然顺案与党争并没有关系，但是从贼官员毕竟大多是东林党人，而它的实施者偏偏又是出自所谓的“阉党”，使得肃反工作从表面上看，很像是阉党复出后对东林的打击报复。再加上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阮大铖，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和私人恩怨扯上关系，引发连番恶斗。
另一个原因是顺案的性质，决定了对涉案人员的名誉有着无可挽回的影响，而这对于向来以“正人君子”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东林党人来说，在名誉上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比如当周钟对李自成的奴颜媚态曝光后，他的伯父阉党分子周维持、胞兄周铨为了洗刷家族蒙上的从贼投敌污名，不惜上疏辩称其实是他的亲堂弟周镳“自捏劝进表、下江南策，硬坐于钟”⑦，而 “一门七进士”名扬海内的金坛周氏也从此获得了“三代五奸臣”的评价⑧。再比如当杨汝成、项煜、钱位坤、宋学显、汤有庆、时敏等东林党人列名的从逆诸臣罪案名单正式颁布之后，他们的家宅也被当地义愤填膺的群众所焚掠⑨。
正是由于顺案具备的强大破坏力，所以从一开始推动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弹，导致那些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东林党人，要么是公然投降了满清，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了清军南下，要么是干脆潜伏在内部，有意在背地里动摇了南明的根基。所以从这个结果看，显然弘光君臣既小看了东林党的政治能量，也低估了满清的军事压力，更忽视了两者结合之后的危险性。因此顺案的推动，使得弘光帝之前收拾人心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东林党的反击很快就来了。
在晚明的党派斗争中打先锋的总是政治谣言，而东林党人在这个领域里又是出了名的驾轻就熟，并且在万历年间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⑩的民谣俚语很快就在各地传唱，武英殿也留下了“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阮凶去耳，一兀直捣中原”①的诽谤标语，就连阮大铖的门上也贴上了“闯用牛（牛金星），明用马（马士英），两般禽兽；清用铨（冯铨），明用铖（阮大铖），一块金钱”②的匿名条幅，对弘光帝、马士英和阮大铖这些让人恨之入骨的死对头，东林党极尽诋毁之能。
东林党反击的另一个手段是转移斗争的焦点，而这对于经历了万历朝连番党争和老三案的东林党人来说，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得心应手。于是他们故意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污蔑为阉党，试图通过重翻旧案，抢占斗争中的道德高地。而同样深谙党争奥妙的阮大铖也不甘示弱，亲手编制了《正续蝗蝻录》和《蝇蚋录》等黑名单，准备将东林党人和当初开罪过他的复社公子哥们一网打尽③。但是最终马士英为了大局着想，出于对全盘的考虑，没有接受东林党人的挑战。
东林党人另一个转移焦点的手段是清算死人，为此东林党人礼部尚书顾锡畴特地将矛头指向已经去世的温体仁，要求弘光帝取消崇祯帝给温体仁的封谥， “以正褒诛大义”，并且为东林党人文震孟等人请谥④。这一问题最初转移了弘光朝对顺案的注意力，所以弘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马士英等人很快就意识到东林党人正在挑起新的党争，但是他们还是保持了克制，并没有针锋相对的打算，既为天启和崇祯两朝的东林党人追封了谥号，也恢复了温体仁的封谥。
东林党人接二连三试图转移焦点的阴谋，在对手严防死守下始终没能奏效，使他们意识到小打小闹式的旁敲侧击并不足以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还是必须发动图穷匕现式的正面攻击，而打击的对象也不应该只限定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身上，而是应该将矛头直接指向在斗争中给予了对手足够政治资本的弘光帝。于是东林党人从三种不同角度对弘光帝的合法性做起了文章，这就是南渡三案。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汉西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于是弘光帝立即派人前去调查，并将此人交给执掌南京防务的忻城伯赵之龙和执掌锦衣卫的冯可宗审讯。而在审讯过程中，这个和尚先是说“我是定王，为国变出家，法名大悲。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⑤，但是后来又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提到了钱谦益和已经去世的申时行的名字。
负责审讯的赵之龙和冯可宗见这个大悲和尚虽然形迹可疑，但是语无伦次，怀疑他可能是疯子，于是在严加刑讯之后，才弄清他本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与此同时，由于牵涉其中的钱谦益和申时行的孙子申绍芳也各自上疏进行辩白，所以当时弘光君臣确信这个和尚是疯子无疑，但是也都认为这个人背后必定有指使者，那么这个指使者是谁？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于是弘光帝命九卿科道官员会审大悲和尚，查明这个人背后是否有人主使，而阮大铖也对此案十分感兴趣，不仅派出亲信参与讯问，还编造了包含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在内的“十八罗汉、五十三参议、七十二菩萨⑥”共计143人的涉案人员名单，企图将对手一网打尽。但是在审讯两个多月后，由于马士英不准备兴大狱，弘光帝也不打算认真对待此事⑦，于是弘光元年二月三十日，大悲和尚被处死，其他的涉案人员则不予追究，这就是大悲和尚案的大体经过。
虽然大悲和尚案在弘光君臣高度一致的息事宁人的处理意见下迅速了结，但是这起案件与万历四十三年发生的梃击案，无论是动机、工具、过程、内情乃至结局都极其类似，让人不得不将此案的幕后黑手指向东林党人。首先从动机上看，这两起案件都是为了转移斗争的焦点。梃击案之前，东林党人由于李三才的经济问题遭到了三党的围攻，大悲和尚案之前，东林党人同样是由于顺案被“阉党”咬住不放，所以东林党迫切希望转移焦点，化解窘迫的被动地位。
从工具上看，这两起案件都利用了精神病人。这是因为精神病人容易操控，而且这类人的供词不具备法律效力，查不出任何结果，也就不会留下任何把柄，同时又能起到搅乱局势的作用，十分适合用来浑水摸鱼，转移朝野舆论的注意。从过程上看，在这两起案件中急于结案的都是东林党的对手以及其身后的皇帝，他们都是为了避免转移焦点，把朝野上下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当前的工作中来。
从内情上看，这两起案件都是利用了皇帝的家事，打击的对象也都是皇帝。万历朝为大家所熟知的国本问题，在当时属于炙手可热的政治焦点，而弘光朝由于崇祯帝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弘光帝的合法性问题也属于敏感异常的禁忌。从结局上看，这两起案件最后都是将疯子直接处死，迅速扑灭了这两起大案中的兴奋点和敏感源，从而阻止了事态蔓延，避免此案在更大范围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大悲和尚案件本身还是有它特别的地方，因为这起案件打击的对象除了所谓的“阉党”和弘光帝之外，还包括曾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钱谦益。但是对钱谦益的攻击并非是对东林党人的攻击，而是东林党人对其叛徒的报复。事实上此前在请谥的事件中，顾锡畴之所以要将矛头指向死去的温体仁，其意图很可能就要是激起马、阮等人对温体仁的老对手钱谦益的憎恨。而大悲和尚在审讯中之所以提到潞王和钱谦益，也是要提醒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钱谦益原先主张立潞王，期望勾引起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挑拔离间，报复钱谦益的目的。
因为钱谦益虽然曾经是东林党魁，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同时也是热衷权势的投机分子，尤其是当他看到弘光帝的帝位日益稳固，而马士英也逐渐掌握朝廷大权之后，他迅速转变了立场，试图通过巴结马、阮等人图谋东山再起。于是他对马士英肉麻地吹捧道，“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克奏肤功者，孙承宗后马士英一人耳”，同时也为阮大铖辩白说，“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铖当周宗建攻逆阉时实赞其议，安有引人攻阉而身反赞导者？”至于其他逆案人员更是想方设法开脱，“先帝钦定逆案，一时握笔之臣，未免轻重有心，故出故入”⑧。
对于钱谦益背叛东林，投靠“阉党”的行为，虽然朝野舆论大多为之不齿，以至于“人皆哂之”⑨。但是对于这个海内闻名的大才子的主动投靠，马士英和阮大铖自然是大喜过望，于是钱谦益很快就得以出任詹事府詹事，成为了弘光帝的经筵讲官，后来又多次加官进爵，直至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最后这个无耻文人为了谋求阮大铖的支持入阁，不惜弹劾昔日好友侯峒曾和夏允彝，为此连奏疏也已经写好了，只是由于弘光政权的迅速垮台才未能如愿⑩。
总而言之，大悲和尚案不仅仅是东林党人为了转移政治斗争的焦点，对他的政治死敌主动展开的正面攻击，也是对背离党派的无耻叛徒做出的打击报复。然而问题是这起精心策划的案件，虽然给弘光政权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是毕竟它的主角只是一个疯子，无论影响力还是伤害性都有限，因此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东林党人，随即就策划了动摇社稷的大案，这就是童妃案和北来太子案。
①李 清《南渡录》卷一
②李 清《南渡录》卷二
③计六奇《明记南略·伪官》
④李 清《南渡录》卷三
⑤计六奇《明记南略·八月纪》
⑥李 清《南渡录》卷二
⑦李 清《南渡录》卷三
⑧计六奇《明记北略·从逆诸臣》
⑨谈 迁《枣林杂俎·仁集·乱阶》
⑩谈 迁《枣林杂俎·仁集·民谣》
①计六奇《明记南略·弘光出奔·附记》
②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温睿临《南疆绎史·摭遗·奸臣列传》
④计六奇《明记南略·顾锡畴请谥》
⑤计六奇《明记南略·大悲僧假称楚王》
⑥温睿临《南疆绎史·摭遗·奸臣列传》
⑦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⑧李 清《南渡录》卷三
⑨李 清《南渡录》卷三
⑩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作者:
抽水仔 时间: 2013-6-6 19:05
喜见更新！
作者:
促织 时间: 2013-6-6 19:14
每个月都有这么几天么？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6-7 08:13
喂喂喂，楼上的就算真是暗恋兰州也不要搞的这么基情嘛~这个贴子大约还有三章就收工了，爭取这个月内搞定，哦耶~~
作者:
钱尘往事 时间: 2013-6-7 19:55
越看越寒心，这帮人内斗的不亦乐乎，真把攻下北京的大顺政权和挟关宁铁骑南下的满清当成疥癣之疾了？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6-8 11:01 标题: 回复 #59 钱尘往事 的帖子
先别急，保持情绪，等着看后面妖孽百出的童妃案和北来太子案件，那时候才晓得在幕前幕后到底是谁在上蹿下跳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8-21 22:12
童妃案
弘光元年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御史陈潜夫向南明朝廷奏报，说他们在当地发现了一个姓童的妇人，自称是弘光帝在藩邸时的旧妃，“云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①。
对于这样一个言辞切切的女人，陈潜夫不敢怠慢，于是立即将她送往南京。而童氏在前往南京的途中，镇守临淮的广昌伯刘良佐对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派他的夫人前去查探，结果反被“语甚凿凿”②的童氏说服，让素来畏妻如虎的刘良佐也信以为真，使得沿途不辨真伪的地方文武官员，更是纷纷拜谒。
但是三月十三日，童氏在抵达南京之后，弘光帝却矢口否认有过这个妃子，反而一口咬定童氏是妖妇，将她交给锦衣卫和东厂严加讯问。最开始童氏仍然坚称自己是福王旧妃，但是在用刑之后，改口说自己是周王妃，误以为如今登基的是周王，所以特来投奔。但她的供词没有让弘光君臣取信，于是后来又多次审讯，直到弘光出奔之后，这个女人才不知所踪，这就是南渡三案的童妃案。
至于此案的缘由，各方的记载不尽相同，黄宗羲说弘光帝还是福王的时候， “有卖婆童氏与其女出入府中，帝与其女通”，但是后来弘光帝却不肯承认，“朕元配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夭逝。继配李氏殉难，俱已追封后号，诏谕天下。童氏不知何处妖妇，冒朕躬结发，即遵旨严刑讯问来历并主使拨置之人”③。
而计六奇则记载下来了四种不同的说法，一说童氏确实是弘光帝旧妃，由于战乱的缘故，在弃藩南奔的路途中失散；一说童氏是民女，偶遇南逃的福王，共同育有一子，只是不幸夭折，后来战乱失散。但是不管是哪种说法，总之她的供述既有确切日期，也有离散的详细经过，所以锦衣卫将供词上呈之后，弘光帝脸色陡变，将供词扔到地上，愤怒地说，“吾不认得妖妇，速加严讯！”④。
虽然有关童妃案的说法尽有不同之处，但是她的供词中透露出的相似情节，以及审讯过程中曝露的内幕，比如曾对童氏进行了刑讯拷问，反倒使当时的朝野和民间，开始相信她所说的真实身份，进而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弘光帝的身份产生了普遍怀疑，因为他不肯认童氏，只能说明他是假冒的。
所以关于弘光帝的身份，后来产生了一种新的说法，也就是现在的弘光帝，并不是真正的福王朱由崧。比如黄宗羲就说，其实马士英并不认识福王，由于当初南京诸臣已经在准备迎立潞王，于是他派杨文骢带着空头笺迎接南下诸王，吩咐他不论谁先到，就立即填上名字，以此抢占拥立之功。结果“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骢入见，启以士英援立之意”⑤。
复社人士钱秉镫也说，马士英本人其实并不认识福王，他在做凤阳总督时，有人向他出示了福王的玺印，就认为那个人是福王，于是拥立他称帝，贪图定策之功。而“童氏但知德昌（朱由崧）即位，以故妃诸阙求见，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所以“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⑥。
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就是日后为躲避清兵在岭南落发的澹归和尚，也昌言无忌的断言，真正的福王朱由崧在李自城攻破洛阳时，已经和他的父亲老福王一同遇难，现在的弘光帝只不过是个冒牌货，因此“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⑦。
综合黄宗羲、钱秉镫、金堡的记述可以看出，这些东林复社党人都认定童氏的身份确实无疑，所以如果童氏是真的，那么不肯认她的弘光帝只能是假的。因此他们的言外之意，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贤明的潞王不立，不惜将一个来历不明的冒牌货推上帝位，就是为了方便在幕后操控，结果使得本来人心所向的弘光朝廷，只维持了一年就亡国，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首先童氏究竟是真是假，确实很难判断，因为许多细节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比如陈潜夫当初是怎样发现她的，又是凭什么在既没有人证，又没有物证的情况下，只根据她的一面之辞，就认定她是福王旧妃？同时非常巧合的是，此时陈潜夫由于涉及吏科给事中林有本弹劾浙江巡按彭遇颽的案件，正被弘光帝下旨看议⑧，而童妃案偏偏此时在他手中发生，不免让人怀疑其中别有内情。
顺带一提的是，这个陈潜夫也不是寻常人物，他本名朱明，字元倩，浙江仁和人，“好大言以骇俗”⑨，早有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的前科。而且他的私人生活同样狂放不羁，比如他曾看上了绍兴孟家的长女，但娶的却是这家的二女，后来又垂涎孟家三女的美貌，费尽心思想娶来为妾，差点让人以为是炮哥前世。
其次童妃的供词也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比如她说在嫁给朱由崧的时候，当时还是德昌王的弘光帝，已经有东、西二宫，这就明显不可能是事实，所以弘光帝对这个说法的批驳，“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⑩”可以说是非常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另外根据明朝宗室的嫁娶制度，亲郡王立妃必须由朝廷委派官员行册封礼，比如《明熹宗实录》就记载，天启二年十月辛卯，传制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所以绝不可能由什么曹内监为童氏行册封礼，这已经证明童氏至少有部分的供述，是不明典制的胡猜臆想。
而且这个童氏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①，也就是说这个妇人举止轻佻，性情浮躁，毫无身为王妃的大家风范，反倒像个一步登天的暴发户。所以也有野史说，这个女人本来就是民女，又或者只是周王宫人，没见过大场面也很正常，但是这些说法都和童氏自己供认的经历对不上。
既然童氏的真假一时难以分辨，那么不承认她的弘光帝到底是真是假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负责任的说，弘光帝身份的真实性实在无可质疑。作为朱常洵的庶长子，朱由崧生于万历三十五年生于福王京邸，十岁封德昌王，崇祯十三年被立为福王世子②，这都是有宗室玉碟详载于册的，绝不可能伪造。
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破洛阳，老福王被杀之后，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乘乱逃出，而一同逃出的福邸官员和侍从，共有二百零九人，其中还包括邹氏之弟邹存义等五人，要想在这么一大群非常熟悉福府底细的人面前冒充世子朱由崧，实在是无稽之谈。何况这个时候福藩已经一败涂地，无依无靠，谁又能想到将来小福王会入继大统，从而深谋远虑地冒充一个落难的藩王呢？
此后崇祯帝由于对福藩的遭遇深表关切，于是特地派遣官员前去查探究竟，“福王殉难，先帝尚遣一勋臣、一黄门、二内侍验审含殓”③，紧接着在二月，崇祯帝召集内阁和六部各官员于乾清宫左室议事时，在得知朱由崧“衣不蔽体，尚从王府官数人，校尉三四十人”之后，“因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及总督京营司礼太监王裕民慰福世子，察宫眷及殉难官民”，随后在当年九月，“命福世子由崧还河南”④，已经足以证明有关福世子的真假早在崇祯朝时已经确认无疑。
再往后到弘光帝在南京登基之后，他随即就封嫡母邹太后的弟弟“邹存义为大兴伯，并予世袭”⑤，“封黄九鼎为雒中伯、黄金鼎官都督同知，俱故后（元配德昌王妃黄氏）戚也⑥”。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想在这些对朱由崧知根知底的王亲贵戚面前，假冒一个他们非常了解的亲人，从道理上讲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而且即使退一万步讲，假设弘光帝是冒牌的，童氏是真的，那么当这个真的王妃来到南京自投罗网之后，假的弘光帝为了避免阴谋败露，自然应该对她屈打成招，甚至第一时间杀人灭口，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审讯，直到弘光政权垮台也未有结论，因为审下去只会露出更多的破绽，得到对假弘光帝不利的结果。这反而在逻辑上说明，弘光帝恰恰是真的，反复审讯是为了查明真相。所以综上所述，既然当下的弘光帝是真的，那么童妃就只能是假的。
既然弘光帝的身份早已无可质疑，那么东林复社党人对于童妃案的记载就绝不该是道听途说的捕风捉影，而是精心筹划的肆意污蔑，比如黄宗羲和钱秉镫对马士英拥立弘光帝登基的记述，不但不符合常理，而且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何况黄宗羲在以「国史」自居的《弘光实录钞》里，还留下了蓄意污蔑的证据。
比如黄宗羲在记述「童妃案」的经过之时，不经意间提到，“三月二十八日，童氏堕胎申报，帝益耻之”⑦，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破绽，因为从时间上算，童氏只可能是在朱由崧登基之才有的身孕，而那个时候的弘光帝又怎么可能和她发生关系。如果她真是福王旧妃，又怎会如此不爱惜身份，反而和他人有染。
黄宗羲这段“高论”的关键，其实是「帝益耻之」这四个字，而他的目的就是要从道德上抹黑弘光帝，在朱由崧的私生活上恣意诋毁。但问题是，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反倒说明童妃只能是假冒的，如果这个记述是假的，也说明黄宗羲的史笔有很多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成分，属于相当不可信的历史记录。
所以再回头看黄宗羲、钱秉镫、金堡等东林复社党人的记载，就明显可以看出这些人其实是不约而同的怀着不可告人的居心，那就是企图以「童妃案」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弘光帝的真实身份，通过卑鄙下作的蓄意污蔑和无中生有，削弱江南民众对弘光帝的忠诚和认可，从而达到动摇弘光朝廷统治基础的目的。
所以这些人是为了维护党派利益和一己之私，才不惜挑起动摇社稷的大案，达到扰乱视听的目的，对此后世学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戴名世就说，“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⑧。
戴名世的意思是说，黄宗羲、钱秉镫极力说弘光帝不是朱氏子孙，是因为两个都是党争的当事人。因为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当初以《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的事件，这个时候由于陷身顺案受到通缉，所以他们说童氏为真，而弘光为假，害怕事情败露，才不与她相见，这个说法完全是出于怨恨的失实之言。
清人杨凤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⑨，更是明确指出，有关弘光帝是冒牌货的谣言，就是出于东林人士之口，因为弘光帝起用阮大铖己经触犯了东林的禁忌，而阮大铖复出之后的所作所为更超出了底线。因此他们造谣污蔑，是为了报复阮大铖和他身后的弘光帝，希望看到弘光政权的垮台。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如果说大悲和尚案是针对弘光帝继位合法性的挑战，那么童妃案则质疑了朱由崧的真实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南明政权初期，东林党人为了反对福藩继统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的延续。所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必定是要步步进逼，最好是能实现另立新君的图谋，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东林的目标和利益。
①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②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
④计六奇《明记南略•童妃一案》
⑤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⑥钱秉镫《所知录》卷五
⑦金 堡《徧行堂集•书米忠毅公传后》
⑧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⑨温睿临《南疆绎史•陈潜夫传》
⑩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①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②谈 迁《国榷》卷九十七
③温睿临《南疆逸史•徐石麟传》
④谈 迁《国榷》卷九十七
⑤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⑥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⑦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
⑧戴名世《戴名世集•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⑨温睿临《南疆绎史•杨凤苞跋文》
作者:
日不升 时间: 2013-8-21 22:57
終於更了
作者:
zxy0018 时间: 2013-9-8 19:40
楼主快快填坑！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10-26 09:08
南都太子案
弘光元年三月初一，也就是大悲和尚被处死的第二天，陈潜夫向朝廷奏报童妃所在的同一日，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的少年，在半押解半护送下来到南京。发现这个人的是鸿胪寺少卿高梦箕，根据高梦箕的奏报，崇祯十七年十二月间，他的奴仆穆虎从北方逃难来南方的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对方内衣上骇然织有龙纹，于是惊问其身份，这个少年才改称是崇祯太子。
高梦箕得知此事后，起初并不相信，于是亲自查问，结果少年“娓娓宫中事，梦箕无以为辩，乃始信之”①。高梦箕知道此人无论是真是假都事关重大，于是为了避免走漏风声，将他秘密送往杭州，交给他的侄子高成照看。但是这个人来到杭州之后，惟恐外边的人不知道他的身份，“益骄，每酣饮则狂呼”②，同时又想要前往福建，几乎连高成也阻拦不住，只得写信将这件事告诉高梦箕。
高梦箕得信之后，因为害怕惹祸上身，于是派人将这个少年送往金华隐藏，但由于这件事已经被外人得知，招致朝野侧目而议论四起。高梦箕见无法隐瞒，不得以之下只好于弘光元年正月向朝廷奏报。
他的报告不出所料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自崇祯帝殉国之后，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盼望着太子的出现，所以这个少年立时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人物，于是弘光帝立即派人将他接到南京。
这个少年抵达南京之后，弘光帝传旨“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旧日东宫讲读等官前去辩验”③，这其中既有担任过东宫讲官的阁臣王铎，也有服侍过太子的贴身太监，但是这些人都一口认定这个太子是假冒的。于是弘光帝将这个人，连同其他涉案人员，一同下了中城兵马司的牢狱，命令三法司的官员严加讯问。
但是审讯之后，这个少年除了供认自己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之明之外，其他一概不招。而对高梦箕、高成和穆虎的审讯，也由于相关人员在刑讯之下拒不招供，主审的官员几乎也是一无所得，唯一的收获是来自从穆虎的衣服里搜到的一封高成写给高梦箕的家书，上面写着“二月三月往闽往楚”④等字样。
尽管审讯由于涉案人员抵死不招而陷入僵局，但是由于基本搞清楚了这个少年的来历，同时此案在尚未审结的时候，也已经引发了朝野舆论的广泛关注，于是弘光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弘光帝“命以王之明、童氏两案审明，略节宣布中外”⑤，希望能平息审讯期间外界引发的物议，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都太子案」。
但是外界对于朝廷发布的审讯结果并不相信，许多人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只是由于弘光帝害怕太子夺位，才故意颠倒黑白，而「王之明」这个名字反过来偏偏就是「明之王」，也间接证明了此人就是真太子。对于这种说法，甚至就连许多远离京城的军国重臣也信也为真，宁南侯左良玉、广昌伯刘良佐、九江总督袁继咸和湖广巡抚何腾蛟，都各自上疏“请保全东宫，以安臣民之心”⑤。
对弘光朝廷忠心耿耿的靖南侯黄得功，也对审讯的公正性表示忧虑，他认为“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⑥弘光帝，才不敢说真话。因此他上书请求在审讯过程中不要对太子使用刑罚，更不能将其处死，否则即使有人认识太子，也不敢出来证明太子的真实性。结果这封奏疏使人们更加相信太子的确是真的。
而刚好就在南都太子出现之前，北都的满清政权刚刚诛杀了一个假冒崇祯太子的少年。而清廷之所以认定北都太子是假的，除了同样有当初伺候过崇祯太子的东宫官属和贴身太监的指认之外，最可靠的证词来自崇祯帝的旧妃袁氏。所以两太子案中，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北太子为假，南太子为真。
比如黄宗羲就针对南北两太子案，从三个不同层面提出了质疑，一是王之明在北方家产丰厚，生活富足，何必南下冒险？二是王之明对于有关皇家宗室内情的询问对答如流，如果是假的何以能如此了如指掌？三是根据太子自身的正统性，推测“若真太子在北，是时北将南伐，必挟太子以正江左之罪。而肯草率杀之乎？”⑦所以他的结论是既然北太子是假的，那么南太子必然是真的。
而谈迁和计六奇也认定南都太子是真的，弘光帝为了保住帝位，才说太子是假冒的，而百官出于迎合，也说太子是假冒的，所以他们的证言没有可信度。为了证明这一点，谈迁和计六奇都言之凿凿地说，弘光帝为了否定南太子的真实性，不惜对王之明严刑逼供，甚至对任何证明太子真实身份的人杀人灭口，“内臣某觇之，进衣祛，内臣后掠死”，“坐刑曹下，诸人被拷冤号惨毒不忍听”⑧。
那么南北两太子究竟谁真谁假，是不是确如东林党人所说北太子为假而南太子为真呢？在这个问题上，前人之述备至，著名的明史专家孟森先生就认定北都太子为真，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考证出指认北都太子为假的袁妃，其实是天启帝的旧妃任氏，所以无论是出于宗室礼法还是亲疏避忌，这个任妃因为分疏地隔，都很难接触到真正的太子，所以也自然不足以证明北都太子的真伪⑨。
另外清廷方面发布的旨在说明所杀太子为伪的布告，也透露出了一些非常隐秘的内情。文告称最先揭发假太子的是嘉定侯周奎，也就是真太子的外祖父。问题是尽管周奎说不认得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被逮捕之前，几次出入他的家门，并在他家住过几晚，而且断臂的长平公主见到这个人后，居然和他抱头痛哭⑩。已经足以说明这个人是真正的崇祯太子，而后来周奎的检举只可能是为了自保。
至于清廷官方发布的这篇文告为什么留有如此明显的漏洞，许多人以为这可能是满清方面出的一个小差错。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低估了清廷的统治能力，因为尽管满清政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族朝廷，但是它在疏导压力与操纵舆情方面的手腕，在中国历朝历代中不敢说无出其右，但起码是前无古人。所以这个「低级失误」十有八九是满清有意为之，其目的很有可能是暗示民众真的太子己经被杀，这样就可以断绝民众延续明祚的念头，更有利于稳固清朝的统治。
既然北太子已经可以确定是真的，那么南太子自然只能是假的，而且从当时的许多文献记录来看，弘光朝廷上的所有官员都已经知道王之明是冒牌太子，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比如身为南明第一重臣的史可法，他最初也以为王之明是真太子，但是在收到出使北方的左懋第的书信，知道了北太子案后，“自悔，为书与马士英，具述懋第语，且言一时有伪皇后、伪东宫二事，深可怪叹”①。
而最可信的证据是来自阁臣王铎与兵科给事中戴英，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但是王之明非但不认得他，连当初讲学的细节都一概答错，“继问讲读何所，则误指端敬殿为文华殿，问讲读先后，则误以先读为先讲”②。戴英参加过崇祯十六年对礼部员外郎吴昌时的审讯，见过到场的太子，但王之明对于这起轰动朝野的大案完全不知，所以才会说出“谁吴昌时”③这样的支吾托词。
但是即便是面对着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居心叵测的东林党人仍要兴风作浪散布流言。比如黄宗羲就对王铎肆意污蔑道，“然天下之人无不愈疑，即闾巷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王铎、方拱干之肉”④。但是仔细分析东林党人的记载，可以发现这些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不是莫须有的道听途说就是蓄意的无中生有。
比如黄宗羲提出的三条质疑就毫无道理：一是即便王之明在北方衣食无忧，也并不能证明他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二是即便北太子是真的，根据后来清军南下势如破竹的情况看来，清廷根本用不着借用太子的正统名分，相反如果真的奉太子名义扫清江南之后，却反倒却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真太子的棘手问题。
更重要的是，黄宗羲有关王之明为什么会对皇家宗室内情如此了解的质疑，恰恰是睁着眼说瞎话，因为弘光朝廷中的许多官员都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过职，也见过太子。比如曾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⑤，但他们看了王之明之后，都表示不认识，王之明也认不出他们。之后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⑥。
对戴英的证词，计六奇的看法也非常不合常理，“据此，则太子的系假冒矣。自供既明，即当如大悲弃市；何须屡次再审，狱久不决也？此非信史可知”⑦。计六奇的意思是说，如果证明了王之明是假的，就应该像处决大悲和尚一样将其尽快处决，为什么要多番审讯，始终没有结论？这只能说明戴英的话不可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为了证明王之明并非假冒，针对黄宗羲和计六奇的「高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如果不是单纯幼稚的天真汉，就只能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里还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南都太子案中弘光帝的动机，是不是确实如东林复社党人在大部分史书上说的那样，是因为贪恋帝位才故意去否认太子的。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毫无依据，因为就在王之明的身份还真假未判的时候，弘光帝就已经明确向外界表明态度，“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为皇太子”⑧。
弘光帝的意思是说，即便太子是真的，也只会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这个表态一方面清楚说明了他不会让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坦然承认了将来会还政太子的打算。由于此时弘光帝并没有子嗣，所以这个说法从逻辑上也符合事实，因此太子危胁弘光帝位的问题事实上不存在，弘光帝完全没有必要去陷害太子。
澄清了动机问题之后，接着需要厘清的是南明朝廷反复审讯王之明的目的。从现有史料上可知，事实上早在三月初三第一次会审时，南都太子的真实身份就已经查明，而且结论非常清晰，就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之明。从逻辑上来讲，如果弘光帝知道太子是真的而故意陷害，没有必要给出这么清晰的结论，因为这只会让各色人等都很容易去查证清楚，找到这个结论背后可能有的破绽。
而三月初八的第二次会审，主要是想查出幕后的主使以及可能包含的阴谋，弘光帝发的上谕说得就很明白，“此必奸人授意，图为不轨，非高梦箕一人可办，法司其严行往来踪迹主使之人”⑨。这次审讯由于高成仍未到案，主审法官仅仅只对穆虎用了刑，而穆虎本来是给高梦箕送信，“乃新自杭郡至，猝被执，犹未授梦箕书也”⑩，结果从他身上搜出写着「二月三月往闽往楚」字样的家书。
三月十五日的第三次会审，主要针对「二月三月往闽往楚」展开，因为朝廷怀疑有人想在福建和湖广拥立太子建立政权，这牵涉到镇守福建的南安伯郑芝龙和镇守湖广的宁南侯左良玉，而这两位大将与南明政权的关系始终很微妙。这次审讯仍然只对穆虎一人用刑，“咸以甘言诱之明”①。然而无论是刑讯拷问还是温言劝戒，这些人要么是抵死不供，要么是含糊其词，审讯仍然没有结果。
三月十九日的第四次会审，由于关键人物高成已经从杭州押解到案，所以法司官员试图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但是即便是在严刑拷问之下，高成对于所谓的闽楚之事，仍然是含糊其词。结果主审官员在不得以之下，奏明弘光帝后，再次提审其他涉案人员，由于高梦箕仍然不开口，“是日（高）梦箕与（王）之明始刑”②。
所以从上述审讯过程来看，尽管有关南都太子的真假早已查明，但是弘光帝仍然秉承着谨慎的态度，一定要取得群众的充分认知，给朝野一个交待之后再付诸司法。所以弘光帝亲自降旨，“将王之明好生护着，勿骤加刑，以招民谤。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己明白，然后申法”③。而且即便查出南太子是假的，审讯也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深究此案背后的政治阴谋，即“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闽往楚欲干何事？并主使附从，实繁有徒”④，可见弘光帝对王之明的审讯绝不是只为了走走过场。
所以这样看来，南都太子案除了没有查出幕后主谋外，案情早已水落石出，但王之明是真太子的说法依然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东林党人在幕后兴风作浪，这个论断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在王之明二讯之后，南京城内已经留传着“若辨太子诈，射人先射马（士英）；若要太子强，擒贼先擒王（铎）”⑤的谣言。
王之明三讯之后，虽然审讯的结果并未发布，但是也已经有人在皇城题诗，“百神护跸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后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空向棘圜哀”⑥，公然将王之明比作被蒙冤赐死的秦太子扶苏，以及落难流落民间的汉宣帝刘病已。
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南都太子案的亲历者，东林大佬黄道周也不得不承认，“先年定策，以异议故，欲罗织诸士绅，是以有妖僧大悲之狱。及事稍解，为王之明、童贵人二狱所间，得不追论。然犹诛周镳、雷演祚，则为是故也”⑧。黄道周的意思是说，南渡三案都只不过是用来转移党争的焦点，而阮大铖利用顺案来陷害东林诸士绅，是出于政见不同的打击报复（以异议故，欲罗织诸士绅），虽然后来被南渡三案所阻，但是最终还是杀害了他最痛恨的周镳和雷演祚。
到后来等到清军渡江，弘光帝仓皇出奔之后，乱成一团的南京城内居然有上千人自发组织起来，将王之明从中城兵马司的牢狱救出来，准备拥立他即位，而力主太子为假的王铎反倒被这些人拔掉胡须头发，关进中城兵马司的牢狱⑦。这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些人只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那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人凭什么就能断定王之明是真太子的，并立其为王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应该都是痛恨弘光帝的人，从他们拥立太子而不辩真伪的情况看，这些人在乎的只是推翻弘光政权拥立新君，而不在乎新君到底是不是朱氏子。而他们对王铎的殴打，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因为王铎戳穿了假太子的伪装，所以到这里，隐藏在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背后的幕后黑手已经呼之欲出了。
①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②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 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④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⑤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⑥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⑦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
⑧ 谈 迁《枣林杂俎•东宫》
⑨ 孟 森《明清史论集刊•明烈皇殉国后记》
⑩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
① 戴名世《戴名世集•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②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③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④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
⑤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⑥ 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⑦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⑧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⑨ 戴名世《戴名世集•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⑩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①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② 李 清《南渡录》卷五
③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④ 李 清《三垣笔记下•弘光》
⑤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⑥ 计六奇《明记南略•太子一案》
⑦ 计六奇《明记南略•赵监生立太子》
⑧ 黄道周《黄漳浦集•潞王监国记》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10-26 09:13
南渡三案到此总算是写完了，最初大纲里面规划的左良玉起兵，清军南下，弘光出奔以及南明君臣的结局这几个章节，由于和党争的直接关系不大，就不打算写了
所以本连载结束，再次多谢楼上的诸位捧场~
作者:
吃饱了撑的 时间: 2013-10-26 09:23
原帖由 alance1981 于 2013-10-26 09:13 发表
南渡三案到此总算是写完了，最初大纲里面规划的左良玉起兵，清军南下，弘光出奔以及南明君臣的结局这几个章节，由于和党争的直接关系不大，就不打算写了
所以本连载结束，再次多谢楼上的诸位捧场~
第一，强烈抗议楼主偷懒。
第二，见第一条。
作者:
钱尘往事 时间: 2013-10-26 12:27
原帖由 alance1981 于 2013/10/26 09:13 发表
南渡三案到此总算是写完了，最初大纲里面规划的左良玉起兵，清军南下，弘光出奔以及南明君臣的结局这几个章节，由于和党争的直接关系不大，就不打算写了
所以本连载结束，再次多谢楼上的诸位捧场~
晕……老A你太偷懒了，这样就结束，你对得起你起的标题吗？就算不详写，也要大概交代一下吧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10-27 22:35
主要史实都基本交代清楚了，其他的不过都是些口水话，不讲也罢~
不过其实现在在回头看晚明史，历史其实真不应该是这样的，明亡的整个过程其实让人很是无奈，
对外是担负了太重的国际道义，既要对付西北的蒙古部落，又要为了朝鲜，去和泥轰死掐，对内又是政出多门，清流与浊流，东林和残联，见天吵架，内耗不断，错失了对付外敌的黄金时机。
等到对手强势崛起，汉奸、流贼又特别多，从崇祯开始就陷入了死结，前头是高涨的清议压力，不明真相的国民鼓噪，身后阴暗处传来别有用心者们的狰狞冷笑，出什么漏子，各方面都会引万方有罪，罪在朕恭，死咬主君不放，这种环境之下，想不完蛋都难
作者:
tomhcf 时间: 2013-10-29 20:25
完了？
馬其頓也不再更新了？
作者:
alance1981 时间: 2013-10-31 10:00
这个帖子就这样吧，继业者战争还要培养情绪，应该还要多等等
目前正在酝酿今年的收官大作—坂上的云，资料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也还在继续培养情绪~~~
作者:
tomhcf 时间: 2013-10-31 11:50
樓主壙工的性格
作者:
促织 时间: 2013-10-31 12:06
原帖由 tomhcf 于 2013-10-31 11:50 发表
樓主壙工的性格
这个俺要说几句，楼主在填坑方面绝对是负责任的，你去看看他发的长贴，基本上全是完结篇，烦请在评论别人的时候，先了解清楚情况。
作者:
tomhcf 时间: 2013-10-31 16:19
我有看滳，樓主填坑確實負責任滴，OK 修正
樓主修路工的性格
作者:
zeloti 时间: 2014-2-20 23:48
汗，才发现更新太慢，后来的没看，先标记防沉再看
各方面都会引万方有罪，罪在朕恭，死咬主君不放
这句说得好，值得深思
[ 本帖最后由 zeloti 于 2014-2-20 23: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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