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美化丑化，康熙乾隆——再谈梁羽生与金庸【续完】 [打印本页]
作者:
刘国重 时间: 2009-11-21 12:23 标题: 美化丑化，康熙乾隆——再谈梁羽生与金庸【续完】
一
《书剑恩仇录·后记》，金庸谈到：“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写小说的人，喜欢各式历史传说，何故？
金庸的答案，在《书剑》的“后记”中，没有谈。
在《雪山飞狐·后记》中，金庸谈说：“在小说中加插一些历史背景，当然不必一切细节都完全符合史实，只要重大事件不违背就是了。至于没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小说作者自然更可选择其中的一种说法来加以发挥。……但《吴三桂演义》中说李自成为牛金星所毒杀，未免自由得过了份。”——向来我把这节文字，看作金庸为“写小说的人喜欢传说”给出的答案。
以‘野史’‘传说’为凭藉，铺陈出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虽说‘捕风捉影’，到底还有‘风’‘影’可供追寻。月晕而风，烛影斧声，容易取信于人。于正史无既据，于野史又无凭，杜撰出历史人物的种种善举恶行，太也儿戏！甚焉者，不免厚诬古人，有给历史人物栽赃的嫌疑。
《金庸作品集》这次最新修订，我感觉多数改得并不好，实不可取。但我绝对赞成“（因为）尹志平真有其人,道号‘清和真人’,乃丘处机之徒,后曾任全真教掌教,将其写得品行不堪,有损先贤形象,今在第三版改名‘甄志丙’”（花城版《神雕侠侣》240页）
‘顺治出家’为‘清宫四大疑案’之一，对这一传说，梁羽生、金庸两位‘写小说的’，都很喜欢，不肯放过，分别写入自己的《七剑下天山》与《鹿鼎记》。
案中案，‘疑案’之中，有更大的‘疑案’。凭藉《七剑下天山》一书，梁羽生一手炮制（并独立侦破）了比‘顺治出家’更具爆炸性的‘清宫第五大疑案’——康熙弑父：
“康熙皇帝阴侧恻地问道：‘那么，你认识这个清凉寺的监寺老和尚是什么人？’……阎中天咚咚的一直叩头，大着胆子回道：‘皇上恕臣无罪，这老和尚有点像先皇……’……康熙皇帝两道眼光，直盯在他的面上，说道：‘这老和尚就是前皇，经今晚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康熙急颤声厉叱道：‘你，你，你还不好好、服侍父皇？’阎中天定了定神，一弯腰将老和尚挟起，闭住眼睛，用力一挟，只听得老和尚惨叫一声：‘玄烨，你好！’清代的开国君主，竟然不死在仇人剑下而死在儿子手上。”（《七剑下天山》）
倘若当时顺治的存在已经对康熙的帝位形成迫在眉睫、实质性的威胁，康熙下此毒手，也索罢了。
康熙心知老父对皇位再无贪恋，仅仅因为“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便即辣手弑父。
这还是人吗？
还有丁点儿人性吗？
二
1994年，金庸撰写《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其中有句话，看似寻常，其实古怪，“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
有点废话啊。
愚以为：金庸此言，有感而发。
四十多年前，吾国历史学界的主旋律：清官比贪官更坏。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假若官员清廉自持，拒腐蚀永不沾，这样子老百姓能吃到的苦头未免太少，阶级矛盾于是大见缓和，极大地麻痹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这样的所谓‘清官’，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
皇帝，既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自然更被认为罪大恶极，没什么好东西。
“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吴宓日记》第七册３３８页）
在‘批判邓拓座谈会’上，吴宓先生虽知与时论不合，仍是发言‘赞美中国之王道’，坚称：“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第七册４３２页）——这与金庸“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的观点，完全一致。
梁羽生先生则异于是。
梁先生一直工作在香港左翼文化圈的《大公报》，他的武侠小说所体现的历史观，与网友总结的《官方史学家速成法》煞是合拍：
历史人物基本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
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
心知老父对皇位早无贪恋，仅为细故，便即辣手弑父，这哪是人干的事？须知这‘小玄子’，他的职业，却是皇帝！各种型号的屎盆子，尽情扣他脑门上，准没错。
在拙文《当时并辔，桃李春风——谈梁羽生与金庸》中，我说：“梁羽生是真‘左’。思想深处的‘左’，弥漫于他的武侠小说。举凡帝王官僚皆是混蛋，历代造反集团个个完美。”
也不是没有特例。
《女帝奇英传》中的女帝，反倒美得跟朵花似的。
即是对武则天的美化，梁羽生亦与官方口味保持了高度一致。《女帝奇英传》发表的前一年，新朝‘文化班头’郭沫若新编历史剧《武则天》，刊于《人民文学》，对武媚娘极尽涂脂抹粉之能事。十几年后，擅长‘紧跟’的冯友兰老先生，更是放声讴歌：“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
《女帝奇英传》的许多情节，尤其一些于史无据、纯出虚构的情节，直接脱胎于郭剧《武则天》。例如武则天剖白自己放逐儿子的用意、毒杀太子的成了宰相裴炎。当武则天收服上官婉儿，《武》剧所拟的二人对白，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到《女帝》。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是每个帝王都被丑化。上千年来名声奇臭的几个人，反被极大地美化了。据说是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同样从事着皇帝这样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苦乐不均，待遇各异。武媚杀子，嫌疑重大，梁羽生给找人顶杠。康熙完全没有可能弑父，梁羽生非要逼他下手。
美化，丑化。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
用陈幸妤女士的话来说，‘太超过’了！
金、梁的老上司、当年《大公报》总编辑罗孚说自己“曾经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作为名山事业”。可惜，那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的思维定势不曾得到彻底反思，梁羽生可能写出的《洪秀全》，比姚雪垠已经写出的那部《李自成》不会更有长久的价值。
三
同一个玄烨，在《七剑》被丑化，于《鹿鼎》被美化。
有朋友“觉得康熙才是粉饰自己几至圣人的成功案例，他孙子乾隆做过头反落了下乘。”这话，我感觉大有道理。不过，在‘粉饰’之外，康熙应该还是很有几分为人民服务的诚意的。《鹿鼎记》的问题在于：夸大了这份诚意，轻忽了康熙的‘粉饰’。
对‘德先生’，金庸还算认同，不够坚持。对古代的贤人政治，却又始终不能忘情（从晚年金庸对老邓的全面输诚，亦可见得）。
尤其身当乱世衰世末世，多数国人分外想望祈求明主贤君。金庸于此，竟未免俗。小说中，表现得不可能太显明。在《鹿鼎记》附录的《康熙朝的机密奏折》中，今不如昔之感，却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例如：
“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四
梁羽生《女帝奇英传》小说脱胎于郭沫若《武则天》，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电影，改编自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那个年月，郭沫若被当局捧为‘文豪’‘旗手’，冇法子，无论出于衷心还是违心，大家只得为这老王八蛋抬轿。
今年年初，金庸接受《时代周报》访问，谈起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的经历，“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金庸当时也辛苦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可能是‘讲阶级斗争’不够，领导不满意，通不过，没拍成。
曾经一度，‘左’的思潮阴霾了整个世界，尤其举世的知识界。梁羽生的中学时期，已是很‘左’。金庸的四十年代，对国民政府很不认同，却不大见‘左’的痕迹。之后1948——1959年，金庸在‘左翼’香港文化界的十年，耳濡目染，不能对其作品绝无影响。
金庸小说，尤其早期作品的某些情节，也是讲到“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的。似乎‘有钱’是有钱人的‘原罪’，一切针对有钱人的不人道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甚至，应该被鼓励的。
轿中坐着个身穿粉红衫子的肥胖妇人，无独有偶，两名轿夫竟也是一般的身材瘦削，走得气喘吁吁。轿旁有名丫鬟，手持葵扇，不住的给轿中胖妇人打扇。……黄蓉一不做、二不休，拔出峨嵋钢刺，弯下腰去，嗤的一声，便将她左耳割了下来。那胖妇人登时满脸鲜血，杀猪似的大叫起来。……黄蓉道：“你们两个又壮又胖，干吗自己不走路？要饶命不难，只须听我吩咐……两个轿夫呢？还有这小丫鬟，你们三个都坐进轿子去……你们夫妻平时作威作福，仗着有几个臭钱便欺压穷人。眼下遇上了‘姑娘大王’，要死还是要活？”……黄蓉道：“好，今日轮到你们两个做做轿夫，把轿子拾起来！”……那胖妇人无奈，只得矮身将另一端轿杠放上肩头，挺身站起。这对财主夫妇平时补药吃得多了，身子着实壮健，抬起轿子迈步而行，居然抬得有板有眼。黄蓉和郭靖齐声喝彩：“抬得好！” （《射雕》花城版441页）
黄蓉这样做，真够十足邪恶！
黄家老爹喜欢割人舌头，“这些哑仆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才一一擒至岛上，割哑刺聋，以供役使”，勉强还算师出有名。黄家幺女割人耳朵，被割的地主婆没做过什么啊？坐坐轿子，奸耶恶耶？值得受此酷刑？
多年以后，金庸讲说：“在道德上，武林中人很看重的是，滥杀无辜不对，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也不对。”如果《射雕》此一情节，是为了表现黄蓉的‘不对’，也罢。但我感觉金庸写此即使不是抱持欣赏态度最起码也是投以毛毛雨无所谓的眼神。被金庸抬举号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目睹了全个过程，不仅不予制止，并且从旁呐喊喝彩。所谓‘民’者，难道只是一个笼统的泛称，而不具体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穷人是‘民’，无辜的富人就不是人，不属于‘民’？
此节文字，刻意凸显轿中人的‘肥胖’与二轿夫的‘瘦削’，对比鲜明，似乎人一变‘肥’，割其肥耳，就天然地具有了正当性。
金庸说是‘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不对’，难道对着不会武功的肥胖的有钱的一个女人动手就对了吗？
也许，惹怒金庸与黄蓉的，不是地主婆坐轿，而是“有几个臭钱”？
莫非这才是传说中的正宗的‘仇富心理’？
经黄蓉簸弄，抬轿的改坐轿，坐轿的去抬轿，一种“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的快感？
如此‘蓉儿’，像不像宋版刘胡兰？
五
或谓：在《射雕》的时代，‘丐帮’不可能存在。须知：那可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啊！就没有，也得有。
又谓：即是存在某一乞丐团体，觉悟也不会这么高，保家卫国，公而忘私什么什么的。问题是：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对勤劳勇敢聪明伶俐的古代劳动人民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丐帮那可是古代可能有的最接近‘无产者’的群体，将人类的各种优点荟萃一身，天经地义！
洪七公之‘洪’姓，从字形来看，带‘水’，切合‘北丐’身份（五行学说中，北，属水），从字音来说，谐‘红’。是红帮主，不是黑帮主。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六
脱离《大公》之后的金庸，更多刻划亘古不变的人性（金庸自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 “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梁羽生作品，则更强调人的阶级性。
或者按周作人先生《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分类，后期金庸属‘言志派’，梁羽生是‘载道派’。
这一分野，在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说得明白：
“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七
小说戏剧中，描写历史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是最理想最恰当的态度。
无奈，标准太高，几乎没人可以做到。
誉人略增其美，不要紧。过了，才要不得。或将此人本没有的优点，全数强加于其身，使之呈现出一幅‘高大全’的面目，即是‘美化’。
毁人稍益其恶，艺术的夸张嘛，也没啥。把各色屎盆子全扣到某人脑门上，‘人类所具有的缺点，此人无不具有’，那就太‘丑化’了。
何必呢？
“哪知黄蓉越骂越是刁钻古怪，武林中许多出名的坏事与他本来全无干系，却都栽在他的名下。给她这么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说，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个歹人，世间千千万万桩恶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为。倘若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欧阳锋本来也不在乎，可是黄蓉数说他做的尽是江湖上诸般不流的下三滥勾当，说见他向灵智上人苦苦哀求，又叫沙通天做‘亲叔叔’，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为的是乞求一张毒药的秘方，种种肉麻无耻，匪夷所思；曾听得他一再向完颜洪烈自荐，要做他的亲兵队长，得以每晚在赵王府中守夜。”
黄言，前半，‘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还不算太‘丑化’。后半，“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云云，理所当然不可不戒地要算‘丑化’了。
八
《书剑恩仇录·后记》：“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我在书中将他写得很不堪，有时觉得有些抱歉。”
于此，有人大表不解与不满，认为对康熙、乾隆大加赞美，大大不妥。写得不堪，理所应当。描写皇帝，又何须客气？！
即使对于‘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也不宜随意将其丑化，过份夸大其缺点，或将他没有的缺点加于其身。
‘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对康熙这样的帝王，若是其人确有相当多的美点，为何不可‘大加赞美’？只是要把握分寸，做到誉人不增或略增其美，即可。
九
我倒不觉金庸《书剑》‘丑化’了乾隆。
并非仅为乾隆的皇帝身份，才认定无论怎样描写他都不能算‘丑化’的。
我个人对乾隆的评价偏低。
金庸对乾隆的实际评价，似乎很高。金庸曾言：“以前有很多人问我最喜欢哪些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其实中国历史上最舒服的人就是乾隆皇帝，他一生下来就是皇帝人选，也没皇位争夺问题，一生舒舒服服当个太平皇帝，还为中国扩张了很大的版图，享受荣华富贵至死，他的人生算是很圆满的。”
也许，《书剑》并不完全体现金庸对乾隆的真实看法，才会让他后来“觉得有些抱歉”。
之所以有违初衷而“在书中将他（乾隆）写得很不堪”，恐怕也不是《后记》中说的“小时候在海宁、杭州，到处见到他御制诗的石刻，心中实在很有反感”那样单纯，我怀疑还是跟他当时的工作环境有关，在‘左’风劲吹的《大公报》，写各类文字，很不可以对一个‘封建帝王’加以赞美的。
在《书剑》，金庸刻划乾隆，有点违心罢？
金庸写作《书剑恩仇录》，是在1955年2月到1956年9月。同期，1956年6、7月份，金庸还在《大公报》发表过一些戏评。到了2006年，金庸写道：“这些戏评当年均为《大公报》所写，对来自北京的京戏赞多弹少，略有政治偏见，但尚不失公正。”（《金庸散文集》28页）——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金庸已经尽力使自己不违心说好话，不过，要说这些戏评完全戒除了‘违心’的成分，恐怕就有失公正了。
十
鄙人对乾隆评价很低，金庸对乾隆评价甚高。
金庸似乎自觉他的《书剑》‘丑化’了乾隆，却不妨碍有人从此书看出对乾隆的‘美化’。
孰对孰错？
我决不相信世界上某一种或某一人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就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以史著，或以小说，或以杂谈，都可以的。
前提是：【一】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不唯上，只唯实。独立思考，说出的是自己老实的私见。郭沫若那种跟屁虫、叭儿狗式的所谓‘史学’，最要不得。当然，世俗政权更不应该介入学术领域，除非：【二】像阎崇年那样，公然逾越人类文明底线，为种族屠杀开脱为文字狱辩护（注1）。只有这一种情况，世俗政权才可以也必得出面制止。就像在德国，有人为纳粹翻案，公众不答应，官方要发声。
守住底线，看法错了，也不算错——我决不相信世界上某一种或某一人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同样的错误认识，自己想错，与附和权贵的跟错，不是一回事。
-------------
（注1）：《百家讲坛》我没看过，‘掌掴事件’之后，才看到阎崇年先生的种种高论，确乎够极端，为任何文明社会所不能容。
阻止阎崇年继续大放厥词，错了吗？
然则，对一个老人出以（哪怕仅为象征性的）暴力手段，对吗？
头大！我是越来越搞不懂是非对错了。
1905年，为唤醒国人，陈天华蹈海自绝。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2001年，韩国汉城二十人公开斩断手指，以血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何等血性！
掌掴阎崇年——舍此，似无它法——阻止其极端言论的散布。自断一指，以赎对老人下手之罪错。这样做，似乎更完满些。
以上，随口一说。
----------------
十一
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好的。无奈这种坚持，往往走到偏执。似乎某人已经掌握了全宇宙的绝对真理，可以排斥、压倒一切不同意见。
各人意见不同，是正常的。对某一人某一事，只允许表达一种意见，才是变态。
专制思想，在草民阶层，也居然根深蒂固。
面对不同观点，可以商榷，亦可痛驳。至若加以谩骂，甚或造作谣言攻击持不同意见者，无乃太无力，太无聊？！
难以想像：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自信，才会出此下策想到要靠谎言来撑持？
于是，金庸的祖上，经某些朋友引荐，终于在今天光荣的入了‘旗籍’，成了‘包衣’。
十二
2009年1月，《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问：“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答：“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做新闻如此，看历史亦应如是——当然，评论一至自由到阎崇年程度，大大不可。
我是从《鹿鼎记》第一次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事在我之前学过的中学历史教材中，根本不提。
历史没有真相，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当年满清入关的种种事实，不应因后来的转变以及现世的需要加以淡化、扭曲、篡改。
由一个小部族，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当然不对。然而，历史已经这样走过来了。说白了：当年顺服异族统治的，是我的祖先，您的祖先，是我们大家的‘历史共业’。
因此：我们只能面对清朝200年的治绩，说长论短。评论，或可自由？未必一定要说好，一律只允许说坏话，是否过于霸道？
更可笑的是：为了贬抑清朝，而刻意抬高明代。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汉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亲娘的拳头，未必比后妈的拳头来得好受。甚至，亲娘虐待子女，更见其无人性。明朝的种种不堪，实不宜仅因其汉族政权性质而加以讳饰。
找替罪羊，把文明衰落的一切责任全推到满族人头上，于是我们每个人皆一身轻松，好玩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12年算起，汉人治理这个国家，近百年了。我们已经学习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而国家仍未臻于富强，公民社会杳如黄鹤，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迄未生根……
明代之后若仍由汉人掌权，中国即可从容应付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免除近代的一切屈辱—— 我们怎么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怎么好意思？
十三
一个人，对清代的治绩有所肯定，他，或他的祖先，就是‘包衣’？
如此‘包衣’，何其多也！
余英时先生经常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是《明月》的资深作者。1974年，《明报月刊》“百期纪念”，余先生回答《明报》记者提问，其中谈到：“如果我们肯撇开民族的偏见，撇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撇开汉族自大的观念，然后整理历史，我们可以发觉清代的皇帝不一定比明代差……康熙有他的长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少见的好皇帝……明太祖没有康熙好。明太祖本身当然有功有过，可是从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来说，就比不上康熙……（满清政权）并不见得比汉人政权更专制”（余英时《从中国传统看学术自由的问题》）
可以说：余英时与金庸，在对明清两代与康熙皇帝的评价上，观点几乎一致。
再如刚过世的唐德刚先生，说得更加斩金截铁：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的一个朝代。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金庸说的，一定对？
余英时说的，一定对？
唐德刚说的，一定对？
当然不是！
问题是：您的观点，就一定对？
唯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缺乏普遍的对异见的包容、尊重，这个民族，只能与现代文明越行越远。
2009、11、21
参见拙文《当时并辔，桃李春风——梁羽生与金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c1eu.html
作者:
星义 时间: 2009-11-21 13:44
“康熙皇帝阴侧恻地问道：‘那么，你认识这个清凉寺的监寺老和尚是什么人？’……阎崇年咚咚的一直叩头，大着胆子回道：‘皇上恕臣无罪，这老和尚有点像先皇……’……康熙皇帝两道眼光，直盯在他的面上，说道：‘这老和尚就是前皇，经今晚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康熙急颤声厉叱道：‘你，你，你还不好好、服侍父皇？’阎崇年定了定神，一弯腰将老和尚挟起，闭住眼睛，用力一挟，只听得老和尚惨叫一声：‘玄烨，你好！’清代的开国君主，竟然不死在仇人剑下而死在儿子手上。”（《七剑下天山》）
[ 本帖最后由 星义 于 2009-11-21 13:45 编辑 ]
作者:
刘国重 时间: 2009-11-21 14:17
呵呵，居然有此巧合，读音确实很像。
问好
作者:
星义 时间: 2009-11-21 14:37
本来我是想，是不是阎崇年+易中天。
作者:
星义 时间: 2009-11-21 14:50
关于掌掴阎的事情，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首先打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就不是个有理性的人干的事。再者阎就算是胡说了，也应该通过别的方面来正常解决。我们是有法律的，用力量去直接解决问题，那是禽兽所为。
最重要的是，阎崇年讲的“百家讲坛”，无论是《清十二帝》还是《明亡清兴》我基本都认真有看，而且看了不止一便。本人的记忆力向来不错，但是网上所谓的“阎崇年所言”，我还真是都没看到过。甚至我可以断言，这基本上都是别有用心的的捏造的。江苏电视台的记者曾经采访过阎，阎坚决否认他说过那些言论，这一方面，我还是相信阎的。
不过阎一口一个乾隆爷，确是让人别扭。
不过话有说回来，俺天朝上任，四处留字，跟乾隆爷何其像也。
作者:
桠枫 时间: 2009-11-22 12:03
金庸可不是包衣，是旗人。他祖先和吴之荣共同告发的明史案，然后借此功劳入旗。去查查海宁查氏吧。在《鹿鼎记》里为他那告发明史案的祖先翻案，把他描写成大明的忠臣~笑，如此人品不提也罢。
另外眼虫年的问题我认为打得好！活该！
菩萨也有金刚之怒。眼虫年在那里大放厥词的时候可不是以一个老人的身份的，而是所谓的“学者”身份，别人打他也不是看在他是老人这个身份，而是所谓“学者”作出了不可原谅的事所应付的代价。别人反驳他的话他却不屑于与人讨论，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不是和他一样研究过多年的清史，而且身份是“学者”的话没资格和他讨论。他封杀别人的言论，那么就别怪别人打他。两个字：“活该！”
作者:
桠枫 时间: 2009-11-22 12:05
最后提一下，所谓的抬高明朝也仅仅是还原被历来污蔑的明朝本来的地位而已。也许阁下看来是抬高了，但是我却认为这就是本来的面貌。
最后最后再提一下，眼虫年就算是老人又怎么了？？？老人就不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了？？打个比方，抗战时抓到汉奸了，要是对方是老人就不该惩罚？？老汉奸还是汉奸！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就不想多说了，懒得打字，那就这么滴吧
[ 本帖最后由 桠枫 于 2009-11-22 12:14 编辑 ]
作者:
益德张 时间: 2009-11-22 17:08
阎崇年、易中天对那些搞大屠杀的所谓“英雄”确实很有些吹捧。这点我是反感的。
但是网上流传的所谓“阎崇年语录”，所谓“公然逾越人类文明底线，为种族屠杀开脱为文字狱辩护”的那些话，据我所知，是捏造的。拿那些捏造的东西作为掌掴的理由实在太荒唐。
至于6楼说阎“封杀别人的言论”，这我就奇怪了，阎不屑于与一些人讨论是事实，可这怎么成了封杀别人的言论了？与阎观点相反，甚至是捏造的“阎崇年语录”都能到处流传，何来封杀之说。
作者:
feiyue1206 时间: 2009-12-29 00:45
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转到茶座更好，涉及到武侠的很少，由武侠/金庸到历史观、思想上的一些问题。
顶。
此文正好也算是炎黄明清之争的武侠版了，呵呵
ps：阎崇年问题，刘国重真的受误导了，什么语录之类的纯是别有心思的人捏造的，这种人是最可恶的，不得不多，网络这个林子大了。。。。
作者:
益德张 时间: 2009-12-29 10:27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8-10/12/content_10182388.htm
阎崇年:"阎崇年语录"系完全捏造 逐一对照
近日有人在网上贴出了“阎崇年语录”，一些报纸甚至转载。这些东西成为污蔑和攻击阎先生的依据。阎崇年先生在应《北京晨报》和《北京青年报》的采访时，明确表示，这些所谓“语录”、诗词、博客等等，根本是捏造。
阎崇年先生公开亮明观点的文字，当然主要集中于他的清史著述，而这些观点能引起学术圈外的人关注，则主要是因为“百家讲坛”讲座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的书籍。他的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本人不惮辛苦，查阅了阎崇年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清史读物，计有：《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明亡清兴六十年》（上）、《明亡清兴六十年》（下）、《袁崇焕传》、《清宫疑案正解》、《康熙大帝》共6种，并把其中涉及到“语录”内容的摘录下来，事情真相，一目了然。另外，现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正在重播阎崇年先生主讲的《康熙大帝》，收看节目，即可明了阎先生的观点。
所谓“语录”炮制者，真是煞费苦心、污人清白，不惟不尊重事实，且人品和居心都大可怀疑。
一、关于剃发易服
捏造语录：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书中论述：
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24岁时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46页
第四，推行“六大弊政”。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强迫推行剃发、圈地、占房、杀儒、投充、逋逃六大弊政。清军入关后继续在京畿地区圈占大量田地，给民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下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后金利用“自髡降奴”的通判黄衣，剃去头发，穿红蟒衣，骑着骡子，沿街游说。黄衣得到后金重用，后被派到广宁游说劝降。辽东巡抚薛国用发现黄衣，将其捉拿，当众枭首。努尔哈赤对汉人剃发易服的错误政策，后来被多尔衮移植到关内，强迫推行，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谣，造成一场大悲剧。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第110页
其（按：指多尔衮）过——我概括为六过：“六大弊政”，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中原经济，挫伤汉人情感，带来严重后果。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多尔衮违背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杀人过多，是其重大错误。200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89页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时，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错误的镇压和屠杀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暴政和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来，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
——《康熙大帝》，第8页
康熙帝在削平三藩、统一台湾之后，进行六下江南的重大、系列活动。大家知道，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帝，没有一人的足迹跨过黄河。康熙帝为什么要六下江南呢？我认为，康熙帝南巡，一个重要期待是：解满汉文化之结。康熙帝从三代先祖手中接到的一个沉重历史包袱是：满汉文化冲突，整整一百年间，没有完全化解。努尔哈赤的“屠杀汉儒”，皇太极的六掠中原，多尔衮的强令剃发，使得中原汉人更强调“夷夏之辨”，对立情绪更强。
——《康熙大帝》，第144页
二、关于文字狱
捏造语录： 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书中论述：
文字之狱，古已有之。每个朝代，各有不同。清代文字狱的一个特点是，除君主这个敏感点之外，又多了一个民族的敏感点。于是，辛亥鼎革，狂飙飞舞，这个敏感的民族情结，一直影响到今天。
—— 《康熙大帝》，第203页
康熙朝的文字狱，给后人一些什么思考呢？
第一，事后进行反思。清朝入关后第一代君主顺治帝，初年因皇叔多尔衮摄政，同时又正值平息国内反清势力，根本无暇也无法关注到知识分子的文字问题。康熙帝继位后，中原地区，形势稳定。四大臣辅政，政策有变化。“明史狱”发生，是一个标志。康熙帝亲政后，以崇儒重道为国策，以文化作手段，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对于一些怀有民族思想的遗老遗臣，基本上采取怀柔手段——亲自祭拜孔子，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取士，修纂《明史》等，以笼络汉族名士、化解反清情绪。重视学校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视士人为社会中坚，从而使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与其合作，入仕于清朝。
戴名世案的处理，与“明史”狱相比，既有不同——轻重大不相同；也有相同——文字兴狱相同。戴名世案处理后，雍正帝尚在潜邸，他阅《滇黔纪闻》和《南山集》二书及案卷后，看到书中有尊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的字句，认为：“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当时刑部复旨，亦未谓此外更有违碍之词，故亦以为冤。”雍亲王即位后，雍正元年（1623年）特诏：凡此案牵连隶旗籍者，尽得释归。但方登峄未蒙赦，便与子方世济先后郁死于卜魁流放地。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修成。后乾隆帝下令改修《明史》，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戌以后存唐王年号，戊子以后存桂王年号。”由此看来，《南山集》是清朝一大冤案。
但是，康熙朝文字狱，虽其数量远不及雍正、乾隆两朝，但开了清朝文字狱的先例，使士人活跃的思想受到钳制与打击。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既有相同的一面——进行思想与文字钳制，以维护皇权统一；又有不同的一面——康熙朝的文字狱案都是因干犯正统意识或是影响到皇权稳固而兴起的，与乾隆朝因只言片语或琐碎细故而小题大做很有不同。
第二，历史纵横比较。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康熙朝文字狱进行思考。
先从纵向看。康熙朝发生两起较大的文字狱。前一起“明史”案发生在康熙帝亲政之前，他时年才十岁，由四大臣辅政，对文人思想异端的镇压是残酷的，但康熙帝不负直接的政治责任；后一起《南山集》案是在康熙帝亲政后、且在六十大寿之年，在处理上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色彩。
其情感因素，主要表现在天子皇权独尊，满洲特权独享。比如，此案牵扯到方孝标，方孝标因做过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故称方学士。此前有一个案子：吴三桂叛乱时方学诗受伪职，三桂失败后，伪官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此案刑部疏奏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孝标为方学士，北方“士”与“诗”同音，满文又同为一字，康熙帝览阅满文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邪？欲将方学士（方孝标）从重处理。
其理性色彩，康熙帝亲自处理的《南山集》案，和四辅政大臣处理的“明史”案相比，略为理性，略为慎刑，体现了康熙帝为政以宽、为刑以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漫长的处理过程，最后还是理胜于情、法胜于理，仅处死戴名世与方孝标（已死剉尸）两个人。这样一来，“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末年的这件文字狱，比起初年的庄氏史案，实在“格外开恩”，处罚很轻了。康熙帝不想得罪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借以表现他个人的威中有恩。
再从横向看。西方中世纪的布鲁诺、伽利略、哥白尼等，都因触犯宗教天条，而受到教会势力的迫害。康熙朝的文字狱，自然也不能离开时代与文化的背景。
第三，学界存在分歧。清史界对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有三种意见。
其一，批判观点。认为康熙朝文字狱开了清朝镇压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后来演变为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其实庄廷、戴名世二人著作中，并没有什么严重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是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倾向明朝的视角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予同情。
其二，维护观点。认为康熙帝对方孝标、戴名世的打击、处理是正确的、必要的。一个政权存在了七十年，仍然不承认其合法性是不能允许的。无论是满族祖先的谥号、庙号、年号，都得被尊重、被承认，戴名世犯了这些忌讳，当然应该受到处罚。
其三，执中观点。认为康熙帝对《南山集》案的处理，有醇有疵，体现了康熙帝的整体形象。康熙帝一生中的一大失误，以文字罪人并予以严厉处理的文字狱案，仅此一起，同后来雍正、乾隆两帝滥兴文字狱比较起来，并不可等同看待。
总之，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凝聚，因为大家都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弘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消极方面，为维护清帝自身皇权与满洲贵族特权，又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防范、打压，抹煞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光华，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钳制思想，限制舆论，日后恶果，值得深思。
总之，清朝的文字狱，贻祸之烈，悬垂久远！
——《康熙大帝》，第210—212页
第三，中华文化传承。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近百起。康熙朝主要有《南山集》案一起。这是应当批评的。
——《康熙大帝》，第279—280页
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弥合。康熙帝为了解决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采取许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弱化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就是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的一个措施。康熙朝有过两起文字狱，皆因民族问题而起。清朝最后还是败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八旗群体特殊化、尤其是八旗贵族掌控朝纲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上。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纲领，虽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却反映了埋在汉人心中的积怨。清朝最后还是在“文化”问题上翻了船。
——《康熙大帝》，第285—286页
袁崇焕出身进士，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从6岁开始读书，到36岁中进士，大约专门读书有30年。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可惜他遭到非刑，又身后无子。岳飞有子霖，奏请归还其被抄家的“御札数篋”；霖子珂为辨其祖父之冤，编辑《吁天辩诬集》和《天定录》奏上，后集成《金陀粹编》传世。于谦有子于冕，编《节庵先生存稿》传世。袁崇焕更有不幸者，殁后不久，文稿散落，既竟绝嗣胤，又改朝换代。150年后，才由乾隆皇帝给予平反昭雪。乾隆皇帝能有此举，算是明智之君。然其时处于一个黑暗的文字狱时代，汉族知识分子罕有站出来著文赋诗赞扬袁督师者。道光朝由于文字狱的松弛，更由于西方列强的威逼，一些广东籍的社会贤达、新秀文人，重新想起了袁大督师崇焕。
——《袁崇焕传》，第198页
三、关于汉服（书中没有评价过这个问题，只有一处提及过汉服）
捏造语录：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
书中论述：
乾隆《大阅图》第四种传说，晚清文人天嘏在《清代外史》中，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如果仅根据他穿的衣服而确定乾隆的出身，其结论肯定是荒唐的。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20页
——《清宫疑案正解》，第123—124页
四、关于吴三桂
捏造语录：
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书中论述：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真降，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长达30年的时间，一直死心塌地效忠清朝。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假降，证据是“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后来反清说明他是韬晦、是假降。
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
不管怎样评价吴三桂，他引清兵入关，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爆发山海关大战。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
吴三桂这个人，我在这里不对他做全面评价，就人品而言，仅着重指出：明清松锦大战身为宁远总兵而率先逃跑的是他，背明朝降李自成的是他，叛李自成降清朝的是他，勒死南明永历帝的是他，身为清平西王而起兵叛清的也是他！吴三桂一生有“三叛”——一叛明朝投降李自成，二叛李自成投降清朝，三叛清朝起兵反乱，反复无常，孑孓小人。吴三桂与我下一节要讲的清初江南士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山西傅山等，其人品，其气节，龙蚁之分，天壤之别。
清朝人刘健在《庭闻录》中讲了一个故事：吴三桂在辽东的祖茔，风水“一脉三断节”。吴氏一门除吴三桂以疾而终外，都死于非命，吴三桂落得断子绝孙的悲剧结局。这当然是巧合。但吴三桂“一人三叛”，出尔反尔，毫无气节，贰臣叛臣，兼而有之。吴三桂气节之大亏，越千年而为人不齿。
——《康熙大帝》，第62—63页
五、关于海禁（书中没有提到过“闭关”）
捏造语录：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
书中论述：
清朝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政策，沿海居民迁徙，寸板不许下海。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限制并打击了郑经集团，但是同样不利于大陆沿海居民。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海峡两岸统一。终于，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到了。
——《康熙大帝》，第80页
第三，开放海禁。清初海上反清活动很多，曾下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又下迁界令：东南近海居民内迁50里，房屋弃毁。统一台湾后，康熙帝又从施琅建议，开海禁，通贸易。海禁一度开放。
——《康熙大帝》，第85页
康熙帝既有功绩，也有缺憾。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如台湾内附后开放海禁，但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突然宣布商贾“南洋不许行走”，此一决策，大有失误。又如晚年禁止天主教传布，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再如禁止采矿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也使手工业材料发生短缺，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另如限制新武器的试验、制造、配置，影响军力的强大等。
——《康熙大帝》，第282页
六、关于清与汉唐的比较（书中提及一次）
捏造语录：满清远迈汉唐，因为满清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图腾！
书中论述：
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在西北，后乾隆帝对南北疆维族等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制定，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的协和。
——《康熙大帝》，第279页
七、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书中没有直接论述过）
捏造语录：辛亥革命只是清王朝新政的延续。
书中论述：
光绪“百日维新”，初现变革生机。然而，“戊戌政变”，痛失良机。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维新变革的机会，丧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接着，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难。其受害者，自然是百姓、是国家、是民族；而受害最烈者，则是皇室、是贵胄、是满洲。在辛亥革命中，皇清宗室，满洲贵族，成为“革命对象”。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251页
八、关于咸丰皇帝
捏造语录：咸丰远超许多华夏帝王。
书中论述：
奕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他20岁登极，在位11年，享年31岁。年号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
陆游曾经在《钗头凤》中这样感叹差错凄惨的爱情：
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陆游在这首《钗头凤》里，连续用了三个“错”字——错！错！错！这三个“错”字，借用在咸丰皇帝奕詝身上，竟或有几分贴切。咸丰11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咸丰皇帝第一错是错坐上皇帝宝座；第二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错逃离皇都北京；第三错是临终之前错定了顾命八大臣。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79—180页
以上故事，说明奕詝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立奕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是偏重“德”。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帝奕詝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也是有欠缺的。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82—183页
九、关于康乾盛世课题
捏造事实：阎崇年曾向欧美六所大学兜售“康乾盛世”并申请研究经费时居然全部被拒,而且还遭到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讥讽:“这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而是最黑暗的时期!”
阎老先生拍案而起：这是对中国一个黄金王朝的轻视蔑视以及歧视，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它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它的国号成了我们清史专家永远的意淫！
书中论述：
前几年，海外某大学的一位历史系主任、著名清史教授计划同笔者合作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课题，如果批准，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课题费，但要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评审委员会通过。后来这位教授告诉我：课题没有被通过。因为基金会成员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康熙—乾隆时代，不是黄金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是：人们在用两只眼睛看乾隆。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30页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大学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课题：《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并成立一个由香港、北京两方面的学者合作的课题组，约我参加这项课题研究。但课题组主持人说：这个课题要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结果，课题没有被通过，其理由是：专家委员会认为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由此启发我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怎样评价康熙朝的历史地位？
三种观点对康熙帝历史功过的评价、对康熙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清朝人是充分肯定的；辛亥革命反满派观点是否定的；当代学者又是怎么看的？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
第二，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强盛的时期；
第三，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落日的辉煌。
先说第一种观点。持康熙“黑暗”说者，主要论据是说康熙朝为“封建专制”。但我们看，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其间有三百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作为否定“康熙盛世”的论据值得商榷。
次说第三种观点。论者认同康熙朝出现“辉煌”，但这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但日出的辉煌与日没的辉煌，终究都是一次辉煌。《尚书大传·卿云歌》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实，康熙朝也好，整个大清朝也好，其他朝也好，都像日出日没，月升月落一样，既要观察其是日出或月升，日没或月落；更要观察日出月升时，是被乌云遮蔽，还是光亮天下。本文讨论的是学术界存在的第二种观点。
再说第二种观点。我个人不提“雍正盛世”，因为雍正朝十三年，时间太短；也不提“乾隆盛世”，因为争议较大。我赞成“康熙盛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因为，康熙之世有五种景象。
——《康熙大帝》，第277页
十、关于清军南下用兵的影响的叙述
捏造语录：清兵入关掳掠，很难说悲,应该称喜。
书中论述：
皇太极时期向明朝用兵，主要有八次：其中关外三次——宁锦之战败于袁崇焕、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逼降祖大寿和洪承畴（前面已经讲过）；另外还有关内五次，进行掳掠。就是说皇太极的军队，攻破长城，五入中原。这对于皇太极来说，是扩大政治影响，取得军事胜利，掳掠中原财富；对崇祯帝、对中原百姓来说，则是一场可悲的灾难。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68页
皇太极对中原的掳掠，对皇太极来说，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击了明朝的军事势力，掳掠了大量财富；对明朝来说，是一场空前浩劫，给中原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从而加剧官民矛盾，使中原民变形势更为严峻，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80页
十一、关于康熙与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比较
捏造语录：玄烨是刘彻和李世民加起来都没法比的，因为他面临的环境比两人更艰巨。并且，比起汉武帝，康熙更有开拓之业，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比起唐太宗，康熙更有包容之心，让中国人普天同庆。
书中论述：
康熙帝统一台湾之后，没有像汉武帝打匈奴、唐太宗战突厥那样，战胜即走，得而复失。康熙帝对郑克塽等以往之罪，尽行赦免，并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封郑克塽为公、冯锡范为伯、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俱隶上三旗。他采取若干重大措施，特别是加以制度化。
——《康熙大帝》，第84页
第二，祭岱庙。康熙帝到泰安，登泰山极顶，又东到秦观峰，及孔子“小天下”处，东南到日观峰，薄暮驻跸行宫（《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大家知道，泰山是五岳之首。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周公都封泰山。秦始皇登泰山，中途遇暴风雨，在大树下避风雨。汉武帝也封禅泰山（《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然而，满洲的“神山”为长白山，康熙帝能够亲诣岱庙，躬祀泰山之神，这表明他对汉族儒家传统文化，认同景仰，顶礼膜拜。
——《康熙大帝》，第145页
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40年以上的有六位：汉武帝、唐玄宗、明世宗、明神宗、清圣祖和清高宗。汉武帝有天汉民变、唐玄宗有安史之乱、明世宗嘉靖帝有庚戌之变、明神宗万历帝有萨尔浒之战、清高宗乾隆帝有王伦起义，而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多年无战争的“太平之世”，只有康熙朝。
——《康熙大帝》，第281页
中国两千年的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也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西安（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西安（长安）等。曾出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23年，景帝在位16年）、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23年）。《旧唐书》称唐太宗为“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后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也经常南北摆动——宋都先在开封、后在杭州（临安），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在北京，就是从今哈尔滨、沈阳、北京、开封、南京，到杭州，但中心在北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年帝国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型变动的特点。就其后一千年来说，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八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融合。在北京建都的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明—汉族、清—满洲，五朝中有四朝是非汉民族建立的。明朝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但朱元璋以“驱除胡虏”为号召，结果又被“胡虏”所替代。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辽、北宋、金、南宋、西夏、元、明、清八朝，共有皇帝90位。这八朝都有一个民族融合的问题。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党项建西夏，元朝取代金朝，都有民族问题。朱元璋是汉人，他的口号是“驱除胡虏”，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满洲以“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号起兵，取代了明朝；民国孙中山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而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元年（916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纵向比较。中国自辽金以降，千年以来，有90帝。北宋9帝、南宋9帝、辽10帝、金9帝，凡37帝，半壁山河，均不足论。西夏10帝，偏处一隅，也不需论。元朝15帝，太祖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打下基业，武功伟绩，略输文采，并未一统，更无盛世。元世祖忽必烈，在位24年，定鼎大都，武功赫赫，文治稍逊，也无盛世。其他诸帝，更不足论。明朝16帝，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一统天下，功绩很大；但是，冤案烦苛，史多讥评。明成祖朱棣，雄才大略，迁都北京，然“靖难”之举，史称之为“篡”；蒙古难题，六次北征，死于道途，抱恨终天。所谓“洪宣之治”，洪熙在位一年，宣德在位十年，都没有形成盛世的局面。至于清朝，共12帝，可以提及的是“三祖三宗”——清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三宗”自然位在“三祖”之下。仅以“三祖”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奠基清朝，未入中原。顺治帝虽迁都燕京，英年早逝，后期荒唐。只有康熙帝可以讨论。前面讲过，在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在位四十年以上的六位皇帝中，汉武帝有天汉民变、唐玄宗有安史之乱、明嘉靖帝有庚戌之变、明万历帝有萨尔浒之战、清乾隆帝有王伦起义，而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多年无战争的“太平之世”，只有康熙朝。
算来算去，自辽以降，约一千年，康熙帝的前述五大贡献，迈越古人，千年以来，谁能与比？千年一帝，首推康熙！
——《康熙大帝》，第288—289页
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共2132年。前一千年，《旧唐书》称唐太宗为“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后一千年，康熙大帝，在位最久，以其社会景象，其文治武功，其历史业绩，亦可谓千年一帝。康熙帝于个人修养，知敬、知勤、知慎、知止、知学，且一以贯之。这对每个人，都值得借鉴。
——《康熙大帝》，第287页
十二、关于万历怠政
捏造语录：
明朝的万历皇帝，昏庸不上朝，用整个天下来供养他，一天吃很多菜，穿很多衣服。
书中论述：
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大多不勤政。有的书说，明英宗每天处理八件事，不及朱元璋的1/50。在明朝16位皇帝中，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
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第18页
十三、对袁崇焕的集中评价见《袁崇焕传》第十三、十四节和《六十年》（下）《崇焕精神》
捏造语录：袁崇焕的精神固然可取，可敬，也可叹，但毕竟是站在狭隘民族的立场上作为的，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巨大勇气，也毕竟带有“泼胆汉”“痴心人”不识实务的迂腐。
书中论述：
诚然，既要知世论人，也要知人论世。袁崇焕的时世与为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与性格的局限性，也有其军事失误和举措失当之处，且成为他罹祸的“口实”。然而，瑕不掩瑜。袁崇焕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的爱国英雄而永垂史册，万古流芳。正如明末杨继盛《临行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时代呼唤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时代需要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喜悦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16页
十四、关于“明亡清兴”
捏造语录：我没有刻意地褒清贬明，理由很简单：不管朱明还是满清，都是炎黄子孙啊！
书中论述：
我要说明一点：我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是以明亡与清兴放在一个历史平台上，自然于明着重讲衰亡，于清着重讲兴起；后来，清亡同明亡走着一条相似的路径；而且，明亡也好，清兴也好，都不是皇帝个人，也都不是满族或汉族的民族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要有正确历史观，而不要有狭隘的民族观。
总之，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融合中发展，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矛盾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一部历史。当中华民族合时，我们就强大；当中华民族分时，我们就衰弱；当中华民族合时，我们就统一；当中华民族分时，我们就分裂。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44页
十五、诸如对汉服、曾国藩、满族与《狼图腾》的评价等等根本没有涉及过。
捏造语录：
1.曾国藩是满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2.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无非是对满清的一种偏见。
3.最近有一部《狼图腾》，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上层的精明与强干。
4.满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人永恒的骄傲，原因有三：首先，它促进了民族融合，否则，中国还是单纯的汉本位国家，这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是有阻碍的；其次，它传趁了中国文化，否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将遭受灭顶之灾；最后，它保持了社会稳定，否则中国人口基数和经济资源将大大流失。
十六、所谓诗作，更属诬陷。
作者:
伤云 时间: 2009-12-29 10:49
对于作家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以及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寄托的思想，个人以为还应该结合当时的实际环境来考虑。
比如金庸《鹿鼎记》后所言“卫星田”云云，结合当时时代，自然知道是在说些什么。至于神龙岛、神龙教、老人遭戮重用少年、甚至“‘洪’安通”这么明显的暗示，《鹿鼎记》里对于康熙的描写，究竟是康熙本人，还是金老心里理想的人物，恐怕不言自明了吧。
作者:
Heathcliff 时间: 2010-1-11 20:55
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越女剑》包括在内，不过是15本。
纵然金老的小说再博大精深，在无数人一再挖掘，也会像石油一样，总有一天会枯竭。这估计是红学索隐派的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刘先生在写了不少脱离文本的人物性格研究后，终于开始在研究起作者等与小说无关的事。虽然并不是离体，题目写明是梁羽生与金庸嘛。不过对喜爱武侠小说的人来说估计是有点失望，毕竟，该评论不是小说评论。
作者:
刘国重 时间: 2010-1-15 08:48
呵呵，没有先后，一直如此的。
《金庸古龙》与《金庸密码》是同时写的，10多年前了。
很喜欢周作人一篇《家之上下四旁》
我之所谈，金庸小说之上下四旁也。
问好
作者:
张洋 时间: 2010-1-15 13:38
就历史观而论，金庸明显比梁羽生超脱许多。。。近日在各处论坛拜读国重兄好文，小弟佩服之至
作者:
congwanshui 时间: 2010-1-15 18:09
原帖由 张洋 于 2010-1-15 13:38 发表
就历史观而论，金庸明显比梁羽生超脱许多。。。近日在各处论坛拜读国重兄好文，小弟佩服之至
超脱是超脱， 但是胡言乱语就更多了， 金的历史知识不提也罢！
作者:
林冲 时间: 2010-1-16 18:12 标题: 回复 #15 congwanshui 的帖子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当年王朔骂他时，民意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他。如今呢？
晚节不保，他何苦这几年的穷折腾。
[ 本帖最后由 林冲 于 2010-1-16 18:15 编辑 ]
| 欢迎光临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http://xycq.org.cn/forum/) |
Powered by Discuz!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