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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塌鼻子先生讲堂：清代桐城文派 [打印本页]

作者: 右文 时间: 2008-11-13 15:28 标题: 塌鼻子先生讲堂：清代桐城文派

安徽桐城文派，兴于清朝康熙年间，盛于乾隆、嘉庆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趋于衰落。
揭起桐城派古文旗帜的是戴名世（1653—1713）及后来的三大家：方苞（1668—1743）、刘大櫆（1698—1779）、姚鼐（1731—1815）。他们都是桐城人，都以弘扬古文为己任。
尤其是姚鼐，在乾隆、嘉庆年间，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门人弟子遍天下，桐城派古文遂大发扬。
桐城派有一套古文理论：
方苞提出“义法”说，谓文章要“言有物”、“言有序”。
刘大櫆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
姚鼐则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又提出“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都说得很抽象，使人难以捉摸。但就文作实践来看，方苞提出的“雅洁”，却能概括桐城派古文的一般特点。

“雅”则要合乎儒家思想，中正和平，不剑拔弩张，像明朝李贽的文章锋芒毕露，自然会被认为不雅。再是不用诗赋骈文中的俳巧语、华丽辞、冷僻字等。
“洁”则要求行文干净利落，注重剪裁，不堆砌材料。
我们看姚鼐《登泰山记》中的一段：“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
从北京到泰安要经过许多地方，北京附近泰安以远的都省略了，只写离泰安近的几处。
可见他对材料的剪裁。“雅洁”固是桐城派古文的长处，但也使人感到过于清淡，显得文彩不足。
桐城派古文是与时文针锋相对的。时文就是八股文，又称制艺，是明清科举考试限定的文体。
时文要求文分相对应的八段，即八股。要讲起承转合、正反虚实等。还限定字数，清初限五百五十字，乾隆年间稍放宽，限七百字。
时文据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出题，作文要按宋儒程颢、程颐、朱熹的解释，不准任意发挥。
这种文体既束缚人的思想，作起来又十分困难。当时的知识分子要由科举进身，就必须熟读经书，揣摩八股文的作法。许多人花毕生精力也爬不上官阶。
桐城派古文家为科举进身，不得不在八股文上用功，方苞还奉乾隆皇帝之命，编过八股文选集《钦定四书文》。但是他们都反对八股时文。
三大家之前，桐城派古文的奠基者戴名世就曾指出八股时文的弊病。
他在《甲戌房书序》中说：
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
世俗之言既举古文时文区画而分别之，则其法必自有所为时文之法，然而其所为时文之法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
戴名世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科举榜眼，对八股时文自有很深造诣，当然也了解它的弊病。他正是站在反对时文的立场来提倡古文的。
他甚而提出“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吴士云制义序》）。可见他对八股时文的决绝态度。
方苞、刘大櫆对八股时文也有同样激烈的反对言辞。方苞在《何景桓遣文序》中说：
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之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
刘大櫆在《答吴殿麟书》中说：
进士之科，炀帝之所建也；糊名之法，状元之号，武后之所开也。宋及元明奉为科律。确尊之而不敢移易。明代复试以八比之文，相与臭腐之辞以求其速售，嗟乎！此岂有天下之豪俊出于其间哉？
又在《张俊生时文序》中说：
今之时文，号为经义。以余观之，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
方苞和刘大櫆二人由反对时文进而反对科举，说明科举推行时文是导至古文衰落的根源。
由此可见，桐城派揭橥古文，就是要与当时行之于科举的八股时文针锋相对。
在学术思想上，桐城派又与当时的考据学派针锋相对。桐城派宗宋学，推崇二程朱熹；考据学派宗汉学，否定二程朱熹。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形成以安徽休宁人戴震（1724—1777）为首的皖派，与桐城派旗鼓相当，成为安徽学术界的两面大纛。
考据学派认为宋儒对经书的解释多有附会，不可尽信，而力求通过对文字、音韵的训诂及版本校勘来考证经书原意。他们的研究方法师承汉朝大儒，故谓宗汉学。
戴震和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在考据学上多有建树，他们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与桐城派完全不同。
桐城派大师姚鼐与考据学派大师戴震早年就有交往。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以诸生游京师。新科进士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等，皆仰其学问与之交往，已为举人的姚鼐，更折节愿奉为师，戴震逊谢，写了《与姚孝廉姬传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前后，姚鼐与戴震又一起参加编辑《四库全书》，而由于论学的观点不同，彼此分歧越来越大。
后来姚鼐便直接批评戴震，说“近世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乎流俗，而及其为论之僻，则更有甚于流俗者”（《程绵庄文集序》）。
他还批评一般考据学者，说“今世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复汪孟慈书》）。可见姚鼐与当时的考据学者已格格不入。
姚鼐和戴震论治学，有两段看来相似却相反的话。
姚鼐给王昶的《述庵文钞》作序说：
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故以能兼长为贵。
戴震《与方希原书》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如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钜观，目不全收，其可哉？
姚鼐和戴震对治学之道都提了三点，三点从字面上看，也差不多，戴震说的“制数”，也主要是指考证，但各有侧重。
戴震贬低“文章”，说是“等而末者”，其实专重“义理”、“制数”，故谓汉儒、宋儒各有所偏。
姚鼐虽强调三者“相济”、“兼长”，但所指出的“义理之过者”、“考证之过者”，都在于“文章”的表达不好。或是“其辞芜杂俚近”，或是“繁碎缴绕语不可了”。
可见姚鼐是注重“文章”的。这就与戴震把“文章”看成“等而末者”截然不同。
至于对“义理”的看法，姚鼐与戴震的分歧就更大。戴震说“宋儒得其义理”，只是说宋儒注重“义理”，不等于肯定其正确，因他在《戴震集·与某书》中曾说过对宋儒完全否定的话：
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而姚鼐对宋儒的“义理”却充分肯定。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说：
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其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曲当，非如古儒者掘滞而不协于情也。
可见姚鼐与戴震对宋儒的看法完全相反。桐城派对宋儒亦步亦趋，是其学术思想保守处。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文章方面。
桐城派古文由戴名世奠基，方苞、刘大櫆提出理论并在写作实践上树立楷模，到姚鼐又进一步发扬光大。
姚门弟子遍及各地，以至嘉庆后桐城派已不限于桐城籍作家，在桐城以外的广大地区也树起了桐城派的旗帜。
如姚鼐的著名弟子梅曾亮、管同、吴德旋是江苏人，陈用光是江西人；再传弟子朱琦、龙启瑞是广西人，吴敏树、曾国藩是湖南人；直到清末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改良维新人物，也都以桐城派为宗。
足见桐城派古文在清中叶以后影响之大、流播之广。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首当其冲的就是桐城派古文。桐城派也就此寿终正寝。
桐城派衰落了，可桐城派的学风绵远流长。1977年初次恢复高考，安徽省的文科状元就是桐城学子。
桐城学风还影响周围县，乃至整个安庆地区。每年高考安徽省录取最多的就是安庆地区的考生。这些都不能说与桐城派没有关系。
历史会对后代产生影响。浙江省东阳县今天被称作教授县博士县，出了许多高级专业人才。不要忘记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送东阳马生序》，可说这篇劝学文章鼓励了一代又一代东阳学子。桐城派对后代的影响与之相仿。

[ 本帖最后由右文于 2008-11-14 09: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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