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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塌鼻子先生谈《宋诗选注》 [打印本页]

作者: 右文    时间: 2008-9-27 08:30     标题: 塌鼻子先生谈《宋诗选注》

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它虽然属于普及性读本,入选两宋诗人80家(初版81家),诗约380首,共300多页,却又是一部独具慧眼特识、别有学术风采的诗学专著。

      首先使我们感佩的是钱先生引用资料的严格和他的闻名于世的渊博。有关宋诗的资料,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整理。钱先生却从基本文献直至个别生僻的零星材料,差不多囊括无遗。他凡有引用,必定是第一手材料,并详注卷次。资料准确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像钱先生这种经得起查核的著作是并不多见的。

      我可以补充他在评注范成大田园诗时的两个小例子。一是在注释“少住依家漱井香”的“井香”时,他原先引用佛书中称清净水为“华水”、“水华”的说法,后认为用道书更好,改引《云笈七签》等书;一是讲斯汤达《红与黑》中那个文艺中搀入政治的比喻,即音乐合奏时的一响手枪声,原来引称出该书第五十二章,后据善本改为第二部第二十二章。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令人叹服。

      钱先生引用材料的广泛也是惊人的。广征博引,自由骋游于中外文化典籍的海洋,这已构成钱先生一切学术著作的鲜明风格,有人名之为“钱钟书风格”。钱先生曾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他正是从苦心搜集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加以别择、排比、综合、分析,也就是说,一切从具体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事实出发,来进行经验的描述、一般的概括和理论的推演,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来把握古今中外相同和相通的“文心”或人类一般的艺术思维。这一严肃的科学方法既不同于文抄公式的材料罗列,也不同于逞才炫博。例如徐俯的一联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此书指出曾为南宋陆游、楼钥、敖陶孙、钱厚等人所摹仿,又为金人张公药所沿袭,连类引证,充分反映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的时代风尚和影响。

      以钱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手笔来编写这本普及性读物,竟两历寒暑,印行六次而每次都有修订。全书丰富的内蕴,恢宏的气度,犀利的眼力和敏锐的艺术感觉等,我不能也不敢妄谈“评价”。我只能谈谈个人阅读此书的四种“读法”。

      第一是从宋代诗歌演变史的角度读“评”。此书八十篇作家评论,篇篇有新意,字字有分量。我曾使用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一口气专读评论,不啻是一部宋诗发展史的纲要,处处表现出钱先生对宋诗宏观把握的独特见解。

      如论西昆体“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论北宋中后期诗坛可分“苏门”与“江西诗派”对峙的两派,以及超出两派之外的贺铸、唐庚等人;论两宋之交诗风以学黄为主,学苏者仅为苏过、孙觌、叶梦得、汪藻等个别作者;论南宋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一般诗人又都有力求摆脱西体的倾向;论“四灵”开创“江湖派”等。这些论点,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力辟旧说,为宋诗研究指明了方向。

      例如西昆体的影响,其范围和时间,一般估计较大、较长。石介《怪说》云“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其《祥符诏书记》又说杨亿“为文章宗主二十年”,具体时间虽有差异,但历时皆甚久。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又说“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则范围甚广,后世史家遂据以立论。但钱先生则从文彦博、张咏等人现存文集面貌上作出“极局限、极短促”的判断,看来,石介等人似是为了反对对手而故意夸大“敌情”。

      又如对江湖派,旧说强调它跟“四灵”的异,并认为此派得名之由是因为杭州书商陈起刊行《江湖诗集》,钱先生却突出它跟“四灵”的同,并认为江湖诗人之称,早在《江湖诗集》之前,名叫“江湖派”是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或不得意的小官之故。

      这八十篇评论还包括一些宋诗重大问题的专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条论用典问题,刘子翚条论道学和诗歌的微妙关系等,都为宋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观察点。对各该诗人特点的分析也是其重要内容,如论苏轼诗的“博喻”、论范成大田园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三个系统的结合,都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赏和称引。

      第二,从比较鉴赏学的角度读“注”。钱先生的注释,打破了传统选本着重于词语训释、名物阐解、章句串讲的框架,而是把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他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比较的项目有题材、境界、风格、意象、句式、用语等,比较的类型有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而涉及的学科有政治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正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展开以鉴赏评判为目的的多种比较,使此书在诗歌鉴赏学上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鉴赏。它的最大特点是使传统的直觉体验和主观感悟式的鉴赏,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性的认识。

      如此书分析王禹偁《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句说:“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但王禹偁此句却“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如改用正面说法,则意味顿减。注文中又引证李白、司空图、徐夤、龚自珍的相似用例,证成此说。

      这种把逻辑、心理、语言融会贯通、充满艺术辩证法的分析,在个别用语的分析中也是如此。如对洪咨夔《泥溪》中“塞明”的相反相成,文同《织妇怨》“停”字的一字而具相反两义等分析,都不停留在语句浅层次上的阐释上。

      宋诗中的一些名句,前人评赏已成千累万,钱先生更能别出新意,因难而尤见工力。

      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钱先生指出在唐诗中早见亦屡见,由此而提出“一连串”五个问题(57页)。钱先生不予回答却妙在不言中。这里提示我们在作影响比较研究时,应注意作者种种复杂的创作心理状态,切忌简单化。

      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联,注文中引述两方面的材料:一是有关李、杜等诗人“入蜀道中”,一是有关诗人骑驴,综合这两方面,“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这里对诗人心态的惟妙惟肖的揣摹,是依赖于对历史文化背景的充分揭示而实现的,因而加强了说服力。

      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联,注文引了五个用例,更可看作这一意象的演化小史:唐人的不及叶氏的“醒豁”,陆游的不及其“新警”,张良臣的不及其“具体”。这里有来龙去脉的爬梳,有优劣长短的评赏。一个意象的产生总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对意象作出历史的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中是大量的,也最使人心折。

      总之,“注”和“评”是此书最见精彩的两个部分。需要细细咀嚼回味。

      钱先生在描述某一意象演变过程时,往往涉及诗文以外的材料,如从散曲、戏曲、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方面取材,这不仅使描述更全面丰富,也为诗歌提供了新的鉴赏角度。

      第三,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修改”。钱先生此书已重印六次,每次都有增订,因此有个特殊的“版本”问题。我自己有个习惯,读他的著作,总喜欢用“对读”的方法:研究和体会他的改笔。

      例如郑文宝《柳枝词》“载将离恨过江南”一句,初版引证了苏轼等六个相似的用例,但再版时全部删去,改用周邦彦等四例:周邦彦例是把郑诗改写为词,说明其影响颇广;石孝友词把船变为马,王实甫戏曲把船变成车,这从运载工具一面着眼。陆娟诗却把愁、恨变为“春色”,这又从所载之物一面落笔。原来苏轼等六个用例,也是经过精挑细选,得来不易的,但他们沿袭多,创新少;修改后更能看出一个艺术意象嬗递演化的轨迹,把作家们的创作构思抉剔入微。

      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管锥编》有专册《增订》本,《谈艺录》(补订本)更是新旧合璧,“订益”几达全书之半。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点,表现了他潜心琢磨、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一位大学者坦荡的学术性格。这也应是“钱钟书风格”的独特表现之一。他因此获得读书界的更大崇敬。

      第四,从贯通互参的角度读全书。由于体例的限制或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此书的有些部分如能跟钱先生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合读,可以加深理解。《谈艺录》、《管锥编》中对宋诗的直接论述尤应辑录、对读。

      例如《宋诗选注》中对江西诗派以至宋诗的用典之风都持严峻的批评态度,就可参看《管锥编》第四册“《诗品》之特识”条(1447页),该条称赞钟嵘对用典之病的批评,并戏称为“钟嵘症”,如果再读《谈艺录》中举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的20多例(243页),论黄庭坚“钩章摘句”条(22页),论陆游的“蹈袭之病”(118页)等,对钱先生的严峻态度就能豁然开朗。《谈艺录》“山水通于理趣”条(237页)论邵雍、周敦颐、程颢、朱熹等人“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为得道”的“玩物为道”的观点,与其“玩物丧志”说相反相成,也与本书中论道学与诗歌的微妙关系一脉相承。

      有时《宋诗选注》中的片言只语,如能互参综观,收获必多。如论张耒“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息”,《谈艺录》“七律杜样”条(173页)对此有较详的说明。最有意思的是陆游《醉歌》一诗。此诗写作者对当年从戎时杀虎豪情的追忆,但一个长注撮述了陆游对此事的前后自述,却发现此事有疑:“或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点明武器、情景、时间的破绽。如果读《谈艺录》中关于陆游“好谈匡救之略”的“官腔”等议论(132页、457页),对此处的言外之意也能心领神会了。

      总之,钱先生对宋诗的见解自成体系、前后一贯,他的著作实互为经纬,可以彼此发明的。

[ 本帖最后由 右文 于 2008-9-27 08:56 编辑 ]
作者: 三种不同的红色    时间: 2008-9-27 09:03

偶恰好也有一本《宋诗选注》,n年前买的。

只是到现在仍未能仔细读一遍。

宋诗的感觉实在不如唐诗。
作者: 水镜门生    时间: 2008-9-27 09:53

宋诗喜说理,唐诗多抒情。

默存先生的书多难读,广引博证,有时候看两三行,便有十来个典故,果然书袋都默存了。
作者: Z_Artemis    时间: 2008-9-28 00:15

如果拿一个字评价宋诗,那只能用“差”……

读读《选注》还是可以,毕竟对我辈人,还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要说学宋诗,就有些滑稽了。
作者: 蒹葭苍苍    时间: 2008-9-28 07:18

[quote]原帖由 水镜门生 于 2008-9-27 09:53 发表
宋诗喜说理,唐诗多抒情。



这是肤浅的认识.
作者: 右文    时间: 2008-9-28 08:18



QUOTE:
原帖由 Z_Artemis 于 2008-9-28 00:15 发表
如果拿一个字评价宋诗,那只能用“差”……

读读《选注》还是可以,毕竟对我辈人,还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要说学宋诗,就有些滑稽了。

這是更膚淺的認識,中了歷代陳詞濫調和今詩教的毒不淺

[ 本帖最后由 右文 于 2008-9-28 08:20 编辑 ]
作者: 水镜门生    时间: 2008-9-28 09:13

请教两位大人,不肤浅滴高深滴认识当为何?
作者: 右文    时间: 2008-9-28 09:19

唐宋各有短長,足資兼採並蓄,執著一邊,皆屬一偏之見。且宋人高明之處,正在不作唐人輿儓,不從此等處入手,縱學得明人“瞎盛唐”,亦不過一贋品爾
作者: 水镜门生    时间: 2008-9-28 09:59

谨受教
作者: 塌鼻子先生    时间: 2008-9-28 11:35

蒹葭兄好。请加塌某QQ115487784,有事相烦。
作者: 张建昭    时间: 2008-9-28 16:16



QUOTE:
原帖由 右文 于 2008-9-28 08:18 发表

這是更膚淺的認識,中了歷代陳詞濫調和今詩教的毒不淺

似乎歷代陳詞濫調和今詩教也没有敢直接说宋诗“差”的,多是说宋诗不如唐诗。

读之尚未多,思之尚未深,哪敢直接就给下断言的?
作者: 右文    时间: 2008-9-28 17:57

李空同《方山精舍記》:“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
何大复《襍言》:”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完全否定掉,還需要論好壞麽
作者: Z_Artemis    时间: 2008-9-28 21:39



QUOTE:
原帖由 右文 于 2008-9-28 17:57 发表
李空同《方山精舍記》:“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
何大复《襍言》:”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完全否定掉,還需要論好壞麽

冠子的一贯观点是,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就一直处在不断衰落的过程中。
作者: 张建昭    时间: 2008-9-28 22:39

莫非冠子认为,诗经是文学成就最高的,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艺术成就越来越低了?

一种文学样式的衰落,似乎有其必然,但是我们可以生出其它花样来,另辟蹊径,这就不能算是衰落吧。总执着于某一种样式,没法不衰落。现在欧洲也没什么人写十四行诗了。

总体来讲,韵文衰落更快一些,小说之类的生命力就比较长,当然也得随着时代沉浮起落。
作者: 水镜门生    时间: 2008-9-28 23:21

现代人最爱看小说,起点大行其道,而亦有人认为小说是最高水准的文学形式,种种论证,不过拉客
作者: 右文    时间: 2008-9-29 12:38

如此不足致辯了
作者: 水镜门生    时间: 2008-9-29 12:56

本就不在辩嘛
作者: 蒹葭苍苍    时间: 2008-9-30 18:44

一直在加塌鼻子先生的Q,可不知为何加不了。我的QQ6798698
作者: 晁昊    时间: 2008-10-1 00:46     标题: 回复 #13 Z_Artemis 的帖子

又進了文以代降的窠臼。文以代降自明朝中後期已論得不亦樂乎了。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8-11-13 22:45

清诗清词虽然不能比唐诗宋词,但其实也不差。更不消说文言小说《聊斋》,白话小说《红楼梦》,笔记体小说《浮生六记》,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取得的成就了

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塌鼻子先生不敢置喙,我等更加不敢,但是钱先生为了避祸,故意不选一些关于带有政治和政治意味的宋诗,这却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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