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赤壁战后刘备立营油江口的地理因素 [打印本页]

作者: 历山学士 时间: 2008-4-2 21:17 标题: 赤壁战后刘备立营油江口的地理因素

关于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后刘备南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又立营油江口，改名公安为治所。那么，公安与南四郡在地理方面的联系如何？刘备选择公安为治所的目的又是什么？

按照《三国志武帝纪》及《资治通鉴》都将赤壁战后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及取四郡事系于建安十三年，而系备领州牧在次年。按刘知几在《史通》里所说：“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又说：“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通臣妾。” 《三国志》盖仍以魏为正统，诸帝皆以纪为体。《先主传》、《吴主传》等虽不直呼名号，但实际都是先传后纪之体。既然《武帝纪》明列其事于十三年，而诸传实无矛盾之记载。则《通鉴》将其系于十三年当不为误，或另有所本，也未可知。

又据袁宏《后汉纪献帝纪卷第三十》的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则除去赤壁之战以及攻围江陵的时间，刘备南取四郡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多月而已（此年闰十二月）。而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幅员广大，与江陵的距离是都是相当远的。刘备当时的进军，必然需要仰仗水路。当时的水道与现在差别是巨大的，我们需要从荆江河道与洞庭湖的形成及江湖关系的演化角度做出分析。（按，今长江湖北枝城至岳阳城陵矶间江段称为荆江，枝城至藕池口为上荆江，藕池口至城陵矶为下荆江）

一、历史时期荆江—洞庭湖湖的演变

（一）史前地质时期

第一，雏形长江出峡后分为南中北三支

据龚树毅、陈国金、王道经、黄怀勇、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等的研究（参《长江中游地区第四纪河湖演变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龚树毅、陈国金，《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7年22卷2期，简称《龚文》；《洞庭湖现代构造与湖盆演变》，王道经、黄怀勇，《湖南地质》，2000年 01期，简称《王文》），大致在晚更新世晚期第五冰期（即末次冰期）时，“雏形长江”在穿过太湖断隆后，进一步分化为三支较大的主泓（见图1）：南支在今长江以南，沿南漳—荆门断裂及新厂—石首断裂（《王文》称为七里湖—贺家山断裂、赤山—藕池口断裂）间的断裂带流入洞庭湖；北支大致经太湖—荆州城北—草市一带进入江汉平原；中支经大埠街—涴市—雷洲一带流入江汉平原，比南北两支弱。据景存义研究（参《洞庭湖的形成与演变》，景存义，《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 02期，简称《景文》），当时的洞庭湖区域处于侵蚀、搬运、堆积的过程，晚更新时的碎屑物质逐渐填塞了中更新世末期的积水盆地，水面逐渐缩小。对上荆江各级阶地及埋藏阶地的研究也表明从中更新世初期到晚更新世初期，荆江（或其主汊之一）曾经从枝江洋溪以下向东南流往洞庭盆地。现在岳阳桃花山、华容墨山以西两湖平原之间的敞口，即古荆江南去所流经的谷地。公安黄山头镇至华容之间的低洼泛滥平原是古荆江形成的。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和华容河都是后期承袭了古谷地低洼带形成的次生河道，只是对古谷地起了修饰作用。（参《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杨怀仁、唐日长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1月，65页）

闾国年研究指出，中更新世以来，长江不仅主流曾经流经洞庭盆地，而且在主流进入江汉平原以后，还有多期分流进入洞庭盆地区。这些分流汇集澧水、沅水，在赤山南北流入东洞庭后，再与资水、湘水汇合流入江汉盆地。湖北公安县孟溪东的百合园—肖家岗一带存在发育的第二级阶地证明，晚更新世中早期，长江仍有分流进入洞庭湖区。（参《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闾国年，测绘出版社，1991，211-213页）杨达源、唐日长等肯定了这种结论。（参《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杨达源、唐日长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185-187页）

另据蔡述明、官子和研究，在洞庭盆地西北，藕池口、公安、黄山头一带，部分钻孔中还可见石英、长石组成的砂层和花岗岩砾石，似是长江从鄂西地区黄陵背斜带来的花岗岩碎屑。（《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古云梦泽问题讨论之二》，蔡述明、官子和，《海洋与湖沼》，1982年 02期，简称《蔡文》）张德厚的研究肯定了这种设想。他指出，湖北公安南平—闸口镇一线以北为以现代河流沉积为主的泛滥平原区，此线以南至黄头山（实际上一直到更南的安乡，因此文所涉范围仅限黄头山以北的“松虎平原”）为以古河床沉积为主的波状平原及盆地边缘丘陵。波状平原内在分布着许多平顶丘岗，丘岗间为宽浅坳谷分割，地表为不含砾石黄色粉砂质土壤，向下逐渐过渡为黄褐色锰质侵染粘土，底部为棕红色含锰质结核粘土（按，当即网纹红土）。从丘岗沉积结构和地貌特征推断，岗地为河流阶地残余，且越接近盆地南部，保存越完整。（《松虎平原第四纪沉积物成因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初步探讨》，张德厚，《石油天然气学报》，1985年 02期）张德厚还指出，松滋河、虎渡河所形成的现代河流沉积多属细粒推移质和悬移质河漫滩相沉积。那么《蔡文》提到的含石英、长石成分的砂及花岗岩砾石这样的大颗粒沉积物只能是古长江携带沉积的结果。

据童潜明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地质构造分为三个层次（见图2）：第一层次指全长江流域，其构造格局是中游的洞庭—汉江地区是构造沉降带，为湖泊河网化平原，其东部、西部都是构造隆升带。隆升强度西部大于东部，故西部为中高山系，东部为低山丘陵为主。全长江流域处于西高、中低、东次高的构造地貌背景中。第二层次指由江汉盆地、华容隆起和洞庭盆地构成的洞庭—江汉“中低”地区的次一级构造。此区域构造运动是以华容隆起为支点，南北两个盆地呈“翘翘板”式运动模式。一个上升，另一个就下降，反之亦然。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各个时期，一个沉降扩大，另一个就上升萎缩。第三个层次是指在江汉平原及洞庭盆地内部，也有不均衡的构造运动。（参《长江中游地区地质构造及其对洪灾治理的影响》，童潜明，《湖南地质》，2000年19卷1期）前述《龚文》认为，洞庭盆地在2000a B.P.相对上升到达顶点。此后，洞庭湖盆虽处于相对于江汉盆地的下降阶段，但洞庭盆地内部的构造运动呈现自西北向东南的掀斜运动模式，从而使盆地西北缘的原油水下游地区的构造隆升加强。前述《王文》也认为，洞庭湖地区现代地壳运动态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随着周缘地穹隆起的持续上升，湖盆边界向湖区迁移，控制湖盆的边界构造由北东向断裂转变为北北东向断裂。其中湖盆西缘的七里湖—贺家山的北北东向断裂表现为东盘向北错动下降，西盘向南错动上升的左旋平移正断层的变形样式。东盘还伴有第四纪右型雁列状新隆起。

图2 亚洲东部构造地貌格局略图

通过对上荆江各级阶地的研究，发现上荆江南侧、西侧阶地自宜昌至公安孟家溪、杉木桥显示出自西向东掀斜的构造运动总趋势，上升强度在西向东减弱，没有突然性差异。枝江陈二口（即松滋口）以西近似于整体隆升，陈二口以东明显掀斜。从公安县崇湖向南到安乡安全，再向东沿华容隆起以南直到华容以东形成广泛的埋藏阶地。（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64页及68-69页）第四纪时期，万城—南平拗陷区以南平—闸口一线为分界，北区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掀斜沉降运动。而此线以南的地区则呈现由北向南的掀斜沉降运动，安乡以北的黄山头、团山寺地区有第三、四级阶地分布，是桃花山—墨山近东西向向南掀斜上升带发育的结果。（《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153-155页）傅云新也指出南平—闸口镇以南地区正处于轻微隆起带。（图3）（《长江中游段新构造运动》，傅云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 05期）这种运动使沙市以南——特别是公安以南——闸口以北的江水南支（其北段即上荆江前身）逐渐东移，全新世以来上荆江左侧内滩宽度明显小于右侧内滩宽度就是河道东移造成的结果。（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67页）而由于闸口以南的部分因地势的抬升，江水南支的流量也逐渐减小。

图3 长江中游构造略图

距今15000-13000年末次冰期的最后时期，海面大幅度下降，河流下切并发生溯源堆积，地表起伏加大，湖泊开始萎缩，退化为沼泽并逐渐疏干为陆地。（参《晚更新世冰期最盛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环境》，杨达源，《地理学报》，第41卷第4期，1986年21月。下称“杨文”）这种河流下切形成的古深槽成为全新世河流形成及发展的基础。（参前引《长江中游湖
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106-112页及210-213页）对于杨文中提到的湖北江陵秦家场¬——崇湖北侧

图4 距今18000年前后荆江—洞庭湖的古深槽（图中虚线部分）

——公安闸口北侧向西延伸到湘西与鄂西低山丘陵的古深槽（杨达源《晚更新世冰期最盛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环境》，《地理学报》第41卷第4期，1986年12月），闾国年认为可能是古油水的深槽（参前引《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94页），见图4。但是古油水直到两汉时代都是向东南流入长江的（见《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等。详后），与这条深槽的方向不符合。这条深槽向东与经监利后拐向东北的深槽相连接，实际上应该是古长江中支深槽的西段。也就是说冰期长江东西向中支西端点，当在今湘西与鄂西低山丘陵一带。经过津市、公安闸口的东北——西南走向为古澧水深槽。周凤琴提到，公安闸口以南的陆逊湖荆1236孔土层高程为-7.05，比该地区一般钻孔低10余米（参《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说明该孔处在冰期古深槽的位置。而对于埋藏砾石堆积及沙砾堆积的顶面高程及等高线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在公安县南平镇、孟家溪镇一带，-20M等高线向北大幅度凹进，而等高线向上游凹进的位置被认为是古深槽经过的地点（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90-91页），说明此处也应该是古深槽的位置。杨怀仁指出，洞庭湖区末次冰期盛时，切割湖底的主深切河槽，自南县城南乌咀附近，向东经明头山南——南县华阁附近进入今东洞庭湖区。经南县武圣宫镇白埠口（今白蚌口）向西北延伸的深槽并非如杨先生所认为是古澧水的尾段，而正应该是进入古洞庭湖的古长江南北流向一段。（参前引《晚更新世冰期最盛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环境》）这条古深槽当与公安闸口西北及孟家溪镇、南平镇一带的古深槽相连接，都是末次冰期古长江南支下切造成的。而因为孟家溪镇以南、武圣宫镇以北区域处于轻中度隆起区（见图3，《长江中游段新构造运动》，傅云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 05期）或称为自西向东掀斜运动构造区（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64页及68-69页），形成低山丘陵而不是埋藏深槽。

杨怀仁把冰期长江中支分流南段的深槽西端误当作古澧水尾段深槽，闾国年等又把冰期长江中支分流北段的深槽认作古油水深槽。又忽略了孟家溪镇、武圣宫镇之间区域的隆起运动，从而形成了从末次冰期开始长江不再有分流进入洞庭盆地观点。（参前引前引《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94-95页及《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90-91、213-215页）前述《龚文》也认为“雏形长江”的三支格局到6000a.B.P.左右就已经结束。

据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等对于这一地区的沉积研究（《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湖泊科学》，1994年 01期，简称《张文》），商周秦汉时期，从东到西分布有数个东北方向或近于东北方向的粘土沉积区，分布面积有所扩展，但仍较全新世中早期规模小得多。西洞庭湖区、安乡北部和东洞庭湖西侧分布有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沉积区。周围及相间地区仍为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但其分布面积较全新世晚期已经减小。据此，此区域呈现出泛滥平原地貌，河流沉积物为颗粒较粗粘土质砂，而河间洼地则发育为浅水湖或沼泽，沉积物表现为颗粒更小的粘土或砂质淤泥。再根据商周至秦汉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可以大致推断当时湘、资、沅、澧四水的位置。但是《张文》附图中推断的商周秦汉时期澧水位水道及入江口位置都是不确切的，原因也是忽略了前引《龚文》中提到的“雏形长江”南支的存在。

张桂修从历史记载方面考证认为全新世时期，长江主泓没有进入洞庭湖区。（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张修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 02期及《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张桂修，《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闾国年及杨达源、唐日长等都采纳了这种看法。（参前引《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213页及《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116页）。

但从末次冰期到历史时期的战国至刘宋年间，江水南支水道仍然要较中支强盛，更适于行船。在后文中将对有记载的历史时期各阶段进行论证。

第二，洞庭盆地湖沼范围经历了多个盈缩过程。

据《龚文》及《景文》指出全新世早期末，由于处于冰期后的气候温湿期，洞庭拗陷可能再次下沉，第三次积水成湖，形成今洞庭湖的早期阶段。

前引《张文》指出，这一时期自今沅江口至东洞庭湖存在一片近东北方向展布、宽17—33公里的长条状蓝绿色粘土带，多含有数量不等的贝壳，厚1—3厘米，安乡县北部也有小片分布区。说明此时发育了一个浩瀚的浅水湖泊。西洞庭湖区分布若干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沉积区。周围是灰绿或灰褐色的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属河流泛滥相与湖滨相沉积物。浅水湖周围的河间相分布有大溪文化遗址。到全新世晚期，粘土范围明显缩小，只呈现为零星分割分布，西洞庭区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沉积区扩展到汉寿以北、安乡西南，呈连片分布，安乡、南县周围为零星分布。周围的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的分布较全新世早中期大为扩展。表明此时湘、资、沅、澧四水复合三角洲已经占据洞庭湖盆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龙山文化在湖区四周及腹心均较繁荣，证明水面缩小，人类生活范围有所扩展。

杜耘通过对洞庭湖盆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析，也得出了与《张文》相似的结论。他认为，7200~7900 a B.P.的皂市下层文化分布表明，此时洞庭湖范围不大，基本上位于现在湖区的范围内，呈现出大水时湖面扩展，水退时河湖交错的自然景观。6000 a B.P.左右的大溪文化遗址分布表明，此时人类活动已经深入到洞庭盆地中心地带。4500~5300 a B.P.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人类推出湖区，主要集中在湖区西部的丘陵和高台地上活动。表明气候转暖，湖区水面再次扩张。4000 a B.P.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人类活动遍布洞庭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表明湖区水面迅速萎缩，三角洲迅速发展，分流间洼地广布，河湖交错平原成为当时主要景观。（《洞庭湖新石器文化遗址与古环境》，杜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04期）

（二）先秦阶段

有记载可考的战国先秦时期，“雏形长江”南支不仅存在，而且可能比北支和中支更为强盛，而中支尤其更弱，当时人们所称的江当是指的经过洞庭湖的南支。我们可以找到以下证据。

第一， “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表明，战国时期时湘、资、沅、澧四水流入长江，则此时长江只可能位于华容隆起以南。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所制“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记载有“上江，内湘，……..内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的舟行路线。研究证明，鄂君启节中凡是“内”字都是指的由大水进入小水、由主流进入支流。（可参《鄂君启节铭文释地》、《再论鄂君启节地理问题——答黄盛璋同志》，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黄盛璋，《楚史研究专辑》，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1983；《鄂君启节新探》，罗长铭，《罗长铭集》，黄山书社，1994；《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朱德熙、李家浩，《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鄂君启节表明，从江水自东向西可以分别进入湘、资、沅、澧以及油水，然后继续沿江上行，可以到达郢都。华容隆起的范围，西界梅田湖断裂在今松滋、复兴一线（参《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20页），西界距离岳阳大约145公里。如果江水主泓在华容隆起以北，因华容隆起阻挡、北高南低的地势、北掀南俯的构造运动以及科氏力的影响，都使澧水不可能从华容隆起的西面向北与江水汇合。而华容隆起东缘云雾山、狮子山一线与其东面的幕阜山余脉城陵矶相距不超过40公里，如果江水主泓在华容隆起以北，那么湘、资、沅、澧四水根本不可能在这40公里的长度上分别独立入江！所以，江水主泓只能位于华容隆起以南，才符合四水分别入江的史实。

鄂君启节铭文还有“逾夏，内?”，陈蔚松研究指出“?”即“汜”，指的是江水“决出复入之水”，即江水汊道。（参《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 S1期）这条汊道应该正是江水在华容隆起以北的一条分支。

那么此时江水主泓在华容隆起以北，受其阻隔，湘、资、沅、澧四水是不可能分别汇入江水的。也就是说此时江水所指是在华容隆起以南的主泓水道。

第二，里耶秦简关于水路里程的记载表明，秦代自江陵到索县是沿长江水路的。

里耶秦简中被称为“路程表”的1号井第16层52号简，内容是：“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2003年第1期）关于该简的性质，王焕林先生研究认为是官方公文邮传、驿传专用的交通指南。（《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从江陵到迁陵，如果沿陆路或水陆结合，都应从孱陵南下后在今津市附近转入澧水沿岸向西南经当时的零阳县至今大庸附近转入酉水支流，再沿酉水到达迁陵。（里耶秦简有“尉曹书二封，丞印，一封诣零阳”，说明迁陵、零阳之间道路相通。）而里耶秦简记载的邮传、驿传路线却要绕行沅水流域的索县、临沅及沅陵，其原因是战国、秦汉时代沅水航行条件较澧水、油水要好的多。（参高介华《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86页）里耶秦简记载的这条路线正是为了利用沅水的水运条件。通过对比《元和郡县志》中辰州（治今沅陵）、郎州（治今常德）与溪州（治今永顺东南）间相关水路历程的记载，可以得出里耶秦简所记载的索县、临沅至迁陵的里程为水路里程的结论。

那么江陵、孱陵与索县之间是水路还是陆路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记载“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邮。”可见汉代“十里置一邮”是一般的情况，而南郡江水以南为“廿里一邮”。另外，简文中提到的“索（？）南水”，整理小组认为就是索县以南的“渐水”（《水经注》有载），而渐水是一条水量较小的河流。这两方面都说明，南郡江水以南“廿里一邮”的设置正是利用了水路效率较高而设置的水驿。汉初承秦制，那么秦代南郡江水以南当也是以水驿为主。

综合里耶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记载可知，秦汉时代自江陵沿水路至孱陵为110秦里，孱陵到索为295秦里，这段水路只能是当时长江的主泓。

第三，《楚辞九章哀郢》中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开篇指出，楚国百姓及官员从郢都顺江水和夏水向东逃亡，屈原所走的是江水。“洞庭”一词见于《楚辞》的还有《九歌湘夫人》篇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说明当时的洞庭已是湖陂，但面积不会很大。前已述及，“鄂君启节”的记载表明，当时湘、资、沅、澧、油五水还是分别入江的，洞庭此时尚不是诸水汇集之湖。而屈原此次被逐东迁的目的地在今武昌更东的陵阳（屈原此次被逐流放的时间、缘起及流放地可参《就屈原〈哀郢〉所涉之时地与郭沫若相关论述辨析》，钱玉趾，《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3年 03期），如果以今天的江湖情况，江水在华容隆起以北，他的航行路线就不可能经过洞庭地区，更不必自今天湖口进入洞庭湖转一圈再从湖口出来继续东行。“上洞庭而下江”证明，洞庭是屈原沿江东去必经之所，故当时的江水必然在华容隆起以南，流经洞庭地区。

对于“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则更是岐解纷出、莫衷一是。（参《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陈蔚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 S1期《〈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赵逵夫，《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 04期；《屈赋〈九章哀郢〉地理考》，袁潮、宋顺，《唐都学刊》，1992年 02期）另外，通过对里耶秦简的相关研究，证明战国时代楚国曾设洞庭郡。（参《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陈伟，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周振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05期；《秦洞庭郡略论》，赵炳清，江汉考古，2005年2月；《秦代无长沙、黔中二郡略论——兼与陈伟、王焕林先生商榷》，赵炳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0月等）《老子》三十一章有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老子》同章又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礼记•檀弓》篇记孔子有姐之丧，郑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可见，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屈原被逐流放，不能谓之吉事，故当以右为上——自江水进入洞庭前，洞庭主体位于江水之右，进入洞庭后，下游江水流向东北，则在洞庭之左。故而言自上游江水右入洞庭即为上，自洞庭左入下游江水即为下。

而对于“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一句因理解不同，至今争论不决。（参《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陈蔚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 S1期及《〈哀郢〉“夏首”、“西浮”考辩》，陈虹，《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 04期）“夏首”即夏水出江之口，据《水经》，“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水经注卷三十二夏水注》说：“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也。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将夏首当作今武汉附近夏水（今汉江，夏水入汉江后至入江一段也称夏水）入江的夏口，自然是不对的。《水经江水注》说：“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右则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者也。”江水南支受豫章冈挑流作用下及西南部隆升中的阶地所限制，形成受限的河曲。（阶地隆升参《长江中游段新构造运动》，傅云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 05期；河曲形成参《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林承坤、陈钦峦，《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5年 01期）战国时期，郢都以南的上荆江河曲可能还没有发育到北魏时“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的弯曲程度，但必然已经有所发展。清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说：“夏首，夏水发源于江之处。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夏首去郢都绝近，然郢城已不可见，故其心伤怀而不已也。”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最符合当时地理实际的。

第四，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二经》（据蒙文通研究，《山海经》有十三篇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另外五篇是刘秀校书时所增，尤其是《海内东经》所附水道。参《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1962，（1））说“（风伯之山）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沅、澧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

《中次九经》说“（女几之山）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又东北流注于海。……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蛇山）又东五百里曰鬲山。……蒲?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勾?之山）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其中多蛇。” 可见《山海经》的“江”或者“大江”是专称，都是指的今长江。《说文解字》说：“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渊，或省水。”也就是说，“渊”为河流中的回水，写的时候经常省去“氵”旁。则《中次十二经》中“江渊”指的就是长江水道中有回水的区域。而《中次九经》中“江渊”两出，则知“江渊”是泛称，并非特指某个水面较大的水域，仅仅指有的回水区域而已。洞庭山附近的这个江渊当即沅、澧、潇、湘的汇入大江而形成回水水域。而更上游的“夫夫之山”附近的江渊，可能就是油水入江形成的回水水域。可证，四水分别入江。

另一方面，《山海经》于此不言有湖，只说是“江渊”。表明此时的洞庭区域只是“渊”而非湖。《庄子》则直接记载为“洞庭之野”——《天运》篇有“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至乐》篇有“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可见先秦时代的洞庭盆地是河网交错的面貌，水面面积是不大的。

第五，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看，楚文化具有从湖南西北澧水下游一带向东南资水、湘水下游逐渐发展的趋势。

如果像张桂修先生理解的，先秦时代澧水在广兴洲附近入江，那么楚文化的南渐方向应该是从今岳阳向南进入湘水资水流域，向西南进入沅水流域，最后向西及西北进入澧水流域。

但是，根据钟炜的研究（参《战国秦朝洞庭平原中心城邑的产生及演变》，钟炜，《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 02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洞庭湖平原外来移民聚居的核心地区是澧水下游，尤其是澧县地区。大约两周之际楚文化的势力最先由西路到达湘西北地区，湘西北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城遗址尤其多。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势力不断通过湘西北向沅湘其他地区推进。李海勇通过对湖南早期楚文化遗址的考察分析也认为春秋早期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仅局限于长江南岸的澧水流域地区（《湖南早期楚文化的历史地理分析》，李海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 02期）。

这些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利用江水自上而下的交通是不需要经过洞庭而可以先到达澧水流域的。即江水是先汇合澧水再经过洞庭。（图5）

图5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荆江—洞庭湖体系演化略图

（三）两汉阶段

两汉时代，湘、资、沅、澧以及油水分别汇入华容隆起南的江水之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通过以下记载可以说明。

第一，《汉书地理志》记载：“湘水……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过郡二，行千八百里。

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澧水，……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繇水南至华容入江，过郡二，行五百里。

第二，《说文解字》记载“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

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入江。

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

第三，《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湘水……合洞庭下，一曰东西南泽。

沅水……入下隽西，合洞庭中。

第三，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在“洞庭之鲋”一句下说：“洞庭，江水所经之泽名。”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江水主泓是通过洞庭的；另一方面说明，洞庭当时还是以泽为主的泛滥平原景观。

前已述及，《山海经海内东经》所附各水为东汉刘秀校书所增，所涉地名也多为汉代设置。《汉书》作者班固生活在公元32年至公元92年。《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大约生活在公元58年至公元147年。《汉志》与《说文》对比可知，沅水当为东北入江。此时江水南支水道比较靠近北侧华容隆起，沅水东北走向入江，入江口也比较偏北。而澧水在盆地内的水道，大致呈东西走向，向东入沅水。湘水若至“酃”不可能入江，更不可能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酃”当做“下隽”，当是因直书形似而至讹误。

诸种记载中，《汉志》与《说文》只说湘、资、沅、油水分别入江，不言入湖。《海内东经》说合于洞庭，但称其为东南西泽，也不言湖。《释名释地》说：“下而有水曰泽。”《风俗通山泽》说：“水草交厝，名之为泽。”可见，当时的洞庭是类似于泛滥平原的景象，尚还不能称为湖。据《海内东经》，洞庭既然又被称为东南西泽，那么当时的水面可能分成三片比较独立的区域，故湖面形状并不规则，而是近似于零星分布。东、南、西泽当即洞庭、青草、赤沙三湖的前身。

前文提到，张桂修先生认为江水南支不存在的重要证据就是历史时期油水的流向。值得注意的是，《汉志》与《说文》都记载油水是东南入江，且流程长达五百里。而张桂修先生却忽略这些记载，认为自先秦至唐宋，油水都是东北入江，殊不可解。油水在汉代既然越过华容隆起行五百里东南向入江，说明至少在两汉时期今松滋、公安、安乡一线地势仍然是西北高东南低的。也就是说以地势论证当时江水南支不存在是不合适的。

（四）魏晋阶段

魏晋时期，江湖关系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江水主泓依然是在华容隆起南。

第一，《水经》今所认为是汉末三国时成书，其对水道的记载有：

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

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

油水出武陵孱陵县西界，又东北入于江。

（江水）又东南，油水从西南来注之。又东至长沙下隽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

三国时期江水主泓仍然应该是华容隆起以南的南支，资、沅、澧、湘水诸水分别注入。《水经》之“湘水从南来注之”，郦道元《注》曰“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也”、《湘水注》中又有“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谓之江会也”，所谓“江水会”及“江会”之名在郦道元之前已有，当正是南北江交汇而得名，反映了北魏以前或更早时期南北分江的事实。而并非如郦道元根据北魏时水道情况所勉强解释的湘水、江水之会。因为南江的存在，《水经》之所载“澧水、沅水、资水诸水东注”南江就没有不妥，而郦道元以北魏时“皆注入洞庭之陂，非江川也”的情形驳《经》之文，就显得唐突了。（按北魏时期，荆江及洞庭湖一带变化很大。详后。）《通典州郡十三》巴陵郡巴陵县下引《括地志》说“巴丘湖中有曹由洲，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在今县南四十里”。《括地志》将巴丘湖置于巴陵县以南是不妥当的，（参拙文《赤壁战前关羽水军的退军计划及赤壁战中曹军所经过的巴丘——兼论荆江—云梦泽的演变及区域内的水路交通》，http://www.xycq.net/forum/viewth ... p;extra=#pid1609735）但其所言巴陵县南之曹由洲当有所本。若这个记载没有问题，则证明赤壁战败后曹操的水军是沿江水南支退到当时的巴丘（唐之巴陵县）以南四十里的地方“烧船自走”的。这说明江水南支当为主流。

资、沅、澧水所汇成的湖应该比较靠南且面积不会很大，且合为湖后，又以河道形式汇入江水。汉末的油水不再如《汉志》、《说文》所载东南至华容入江，而是“东北入于江”，这是江湖关系转变的重要表现，说明油水下游的地势地貌发生变化。

汉末时期，今安乡以北的黄山头、团山寺地区华容隆起西段继续北掀南俯的微弱隆起运动。江水上游开发的加剧，江水上游开发的加大使江水含沙量增加，造成油水下游的淤积。而据周凤琴的研究，此时原始荆江水水位尚处于抬升的初期（图6）。（参《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周凤琴，《历史地理（第四辑）》，1986）水位的抬升不及华容隆起构造运动及淤积作用造成的地势抬升，使原来油水下游地区在绝对海拔高度上开始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油水遂由两汉时 “东南至华容入江”、 “行五百里”逐渐变为成《水经》时代以后的“东北入于江”，且流程大大缩短。

《三国志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干宝《晋纪》载，纪陟使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坚固之状，陟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孙奂传》注引《江表传》载，“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则其时西陵（今宜昌）至武昌江水约3700汉里，合1538.46公里。（汉代里制换算参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第1期）而据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所载，岳州（治巴陵，今岳阳）西北至江陵府570里。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载江陵府南至岳州（治巴陵）水路570里，与《元和志》合。《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鄂州西南至岳州550里，武昌县西至（鄂）州170里。《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江陵府西至峡州（治西陵，今宜昌）水路330里。则唐宋时武昌县距离峡州西陵，水路是1620里，约合今874.8公里。（唐宋里制换算参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第1期及丘隆《唐宋时期的度量衡》，《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河南省计量局主编，邱光明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338-343页）再据上海中远《长江航运里程表》数据，湖北宜昌枝城港至汉口航段602公里，汉口至黄石111公里。则枝城、鄂城之间的距离在602-713公里之间。即使《晋纪》所记纪陟之言有夸张的成分，三国时期这段长江水道远较唐代及现代为多也当是事实。这只能解释为江水主泓仍然需要向南绕过华容隆起。

图6 5000千年来荆江洪水位的上升曲线图

魏晋时代，荆江以北的江汉盆地随着江水及汉水分流三角洲的逐渐扩展，地势逐渐增高。东晋时期开始在江水中支左岸修筑江堤。在科氏力及掀斜运动影响下，江水东西向分支趋向于“南盛北衰”，江水中支以外的上游分流流量减弱。（参《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103-104页）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江陵以下江水中支水位的抬升（图6）。原始荆江水位的抬升对湘、资、沅、澧的入江口的水位起到顶托作用，四水入江口以南的水面趋向扩展，为洞庭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根据张石钧的研究，全新世初期到两汉时期，洞庭湖盆的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自南向北的掀斜：安乡—汉寿拗陷的沉积中心在柳林咀一带，呈北东东向；沅江—白马寺拗陷的沉积中心由阳逻洲北移到团山一带，呈大致东西向。因此，澧水下游河道大致呈东西流向流过湖盆内，至岳阳西侧汇入长江。（《洞庭盆地的第四纪构造活动》，张石钧，地震地质，1992年 01期）。则此时江水南支的主泓大致应在柳林咀—团山一线，考虑到地球自转科氏力的影响，河道都有向西南偏移的趋势。

由于地球自转科氏力的作用以及江汉盆地内部呈现的自北向南的掀斜运动模式，造成江水中支（当时与夏水、涌水及其支流呈漫流状态）逐渐南移，向华容隆起逼近，逐渐成为下荆江的前身。（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211页）现在下荆江左侧内滩宽度宽度很大而右侧内滩基本上未发育的现象，就是江水中支南移的明显证据。（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67页）而江水中支支流有的向南切穿华容隆起，对隆起进行冲刷，与江水南支在隆起以南形成浅水湖，即西泽。而津市—团山断裂是湖盆内河流冲刷作用与沉积作用的大致界限。

此时洞庭盆地内的江水南支水道因掀斜运动及科氏力影响逐渐西南移，澧水由东入沅水变为东入江水南支。

[ 本帖最后由历山学士于 2012-12-7 19:18 编辑 ]

作者: 历山学士 时间: 2008-4-28 10:55

第二，《山海经》卷五“洞庭”下东晋郭璞注说：

长沙巴陵县西有洞庭陂，潜伏通江。

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

《海内东经》“洞庭”郭璞注又说：

洞庭，地穴，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

《说文解字》：“陂，阪也。一曰沱也。”又说：“阪，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脅也。” 又说：“湖，大陂也。”则“陂”应该是近似于“泽”的小水面。由于江水中支水位的升高，形成了《山海经》郭璞注的“洞庭陂”，但当时的水面不会很大，更不是三江共会的大湖。

张石钧指出，两汉以后洞庭湖盆的构造运动有别于前期，湖盆北部边界断裂（即松滋—黄山头¬—明山—团山断裂）两侧的断块分别向南向北掀斜，盆地西北角的澧县断块逐渐抬升。迎丰桥—北景港断裂西侧的安乡—汉寿断陷的拗折线以北，北掀南俯的构造运动非常明显，拗折线以南仍然继承前期的南掀北俯运动。迎丰桥—北景港断裂东侧的沅江—白马寺断块，前期北部沉降最大的部位，即团山—明山—游港一带，均出现抬升，近代已出露出湖面。拗折线以南则仍然继承前期的南掀北俯运动。盆地西北较东南升出水面的面积大，且出水后的地面海拔高度也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湖盆北部与南部不等量的反向掀斜构造运动就使湖盆内积水面积逐渐变小，迎丰桥—北景港断裂西侧、拗折线以北的江水南支及澧水下游水道及入江口向南西方向移动，澧水流向逐渐由西东向向南东向转变。而沅水流向则由北东东向逐渐转变为南东东向。（前引《洞庭盆地的第四纪构造活动》）

东晋时沅水、湘水汇入江水的水口仍然比较相近，而澧水则不再像《水经》记载的与资水、沅水汇入湖中，而是在距离今岳阳（古巴陵）大约33公里处汇入江水（里制换算参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 01期）。前引张桂修先生文章中既不认为当时江水在华容隆起以南，而为了解释郭璞注的记载，遂推论在华容以东、墨山南侧存在澧水扇状分流及冲击扇，先秦时代主泓为偏北入江的汊道，西汉时走东南入沅水的汊道，三国两晋时又改回入江的汊道，向东北越过华容隆起南段余脉而至岳阳西北的广兴洲一带入江。（见前引《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及《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108页）因岳阳西及西北33公里处是墨山余脉，地势较高，故澧水入江水口不应当如张桂修先生认为的在广兴洲附近。大致当在今华容县禹山-凤山-明山（南西向华容隆起余脉）东南的沅江市北洲子镇西南一线，今为湖水淹没区。

张桂修先生进而认为洞庭盆地“存在由津市经安全至华容东入长江的澧水河道说明……荆江尚无分流干扰洞庭水系”。（见前引《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由于科氏力的影响，从盆地西北侧进入的河流多呈先东南再东西后东北的U字型并列，所以澧水河道的存在不能作为江水不能进入洞庭盆地的证据。这一点从今天江汉凹陷内荆江与汉水水道的形状及关系可以看出。

迎丰桥—北景港断裂东侧的资水水道向东北移动，由西入沅水改为北入江水。湖盆北界断裂以北的华容隆起，呈现由南向北的掀斜运动，加之科氏力的影响，江水中支进一步南移，逼近墨山。

（五）刘宋阶段

现在能见到的对水路里程的确切记载，最早的就是《宋书州郡志》。据胡阿祥研究《宋书》全书成书于昇明三年，即公元479年。但《宋志》的成书主要是参考了众多资料而成，很多并非成书当时的地理状况（参《宋书州郡志汇释》代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刘宋时代的水道情况）。

第一，江水仍然指的是南支主泓。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三》所载：

荆州刺史（治江陵）……去京都（建康，今南京）水三千三百八十。

巴陵太守（治巴陵）……去京都水二千五百。

南平内史（治江安）……去州水二百五十，去京都三千五百，无陆。

天门太守，……去州水一千二百，陆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到建康（今南京）的水路里程，南郡江陵是3380里，巴陵郡巴陵是2500里，南平内史江安县是3500里，则南朝刘宋时期江陵到巴陵水路为880里，江安到巴陵却是1000里，如果加上江安西北去江陵的250里，则江陵去巴陵为1250里。两个数据相差近400里，绝非误记，当是因江陵、巴陵间本有两条水路可行！唐时江水南支已势弱，北支成为主要航道——据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所载，岳州（治巴陵）西北至江陵府570里，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载江陵府南至岳州（治巴陵）水路570里，与《元和志》合，大约是307.8公里。（唐宋里制换算参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第1期及丘隆《唐宋时期的度量衡》，《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河南省计量局主编，邱光明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338-343页）刘宋时期这段长江水道如果是880里，合389.7公里。（刘宋里制换算参见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及王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河南省计量局主编，邱光明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331页）较唐时已多出的近80公里。如是1250里，则合近520公里，较唐时多出214公里，实在不当。故当以880里之水路为江水北支所经，其较唐时所多之水路当因江水北支曲度较唐时为大。

再以天门郡澧阳县来看，澧阳县去京都3500里水路，则其至巴陵的水路为1000里。如果从澧阳去江陵必须通过巴陵的话，则路程应为澧阳到巴陵的1000里加上江陵到巴陵的880里或者1250里，无论哪一数据，都远远超过《宋志》记载的1200里。一方面，可以说明从刘宋时从澧阳沿水路到江陵绝不会必须经过巴陵，而是有更近的水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澧水与江水南支汇合点的位置。我们假定当时澧水与江水南支汇合点为点M到江陵距离为A，M到巴陵距离为B，澧阳到M距离为C。可以得出A+B=1250里，A+C=1200里，B+C=1000里。可以算出A为725里、B为525里、C为475里。也就是说此时澧水入江水南支之口到巴陵的水路距离是525里，合今218.3公里，澧水口到江陵的水路距离为725里，合301.5多公里。（刘宋里制换算参见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及王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河南省计量局主编，邱光明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331页）

当时江水南支江陵——澧水口段的流程长度介于今松滋河（327公里）与虎渡河（136公里）长度之间，刘宋时期江水南支水道所经当与其大致相仿。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今虎渡河、松滋河是否是江水南支的残留水道仍存争议。持肯定意见的如袁中道（见《澧游记》）及胡渭《禹贡锥指，。持否定意见的如张桂修（《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虎渡河的称谓最早出现在北宋，北宋时人张景，居住公安城南，他回答宋仁宗对其家乡的提问时说，“两岸绿杨遮虎渡，一番青草覆龙洲。”（《方舆胜览》卷二十七）可见，北宋时代公安境内有虎渡河。元代林元《石首重开古穴记》说：“按郡图古有九穴十三口，沿江之南北以导荆水之流，夏秋泛溢，以杀水怒，民赖以安。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师，荆湖之费日广，兵食常苦不足。于是有兴事功者出而画荆留屯之策，保民田入官，策江堤以防水，塞南北诸古穴，阴寓固圉之”。（参《湖广通志》卷一百七所引）则南宋以前，荆江南北尚有“九穴十三口”分泄洪水。南宋时期沿江一带成为对抗北方民族的前线，开始在荆江南北堵塞穴口筑堤防水，围垦屯田。荆江南北穴口被堵塞后，荆江水位进一步抬高，水患反而加剧。但是《舆地纪胜》记载，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荆州大水，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决虎渡堤，以杀水势”。乾道七年，湖北漕运李焘“复修复之。”则至少乾道年间虎渡口及虎渡河尚存，并修有堤防。则南宋时期没有堵塞虎渡，或者堵塞后又开。所以元大德年间复开的是郝穴、赤剥（尺八）、杨林、宋穴、调弦、小岳六穴口，不包括虎渡口。明嘉靖年间诸穴，包括虎渡口，又基本堵塞，于是明隆庆“复议开浚诸口”，江陵、公安境内“以嫜卜等穴湮塞既久，无复故道，惟郝穴与虎渡为江南北岸分泄要口，无容浅塞，因议并浚二穴中支河”，石首境内“惟浚调弦一口，其余仍旧闭塞”，虎渡、郝穴、调弦得意疏浚。（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松滋河的前身是宋元时代湮塞的采穴及其冲刷河道。《湖广通志》松滋县下所附《松滋县堤防考略》说：“旧有采穴一口，可泄水势。宋元时故道湮塞，迨明洪武二十八年决后，时或间决。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后，决无虚岁。诸县甚苦之。”光绪《荆州府志》卷十九引俞昌烈《松滋水利堤记》说：“江水自枝江县羊角洲入县境，历朱家镇、采穴至涴市，下达江陵，延长七十余里。旧有采穴以杀江流，今已淤塞。明隆庆中，议者谓采穴当诸县之首，在江南岸，原有故道，自堤口起六十里沙流下达洞庭，必当开浚以宽下流之决溃，部议从之。后复不通。” 光绪《荆州府志》说：“松滋采穴本为分江故道，筑堤之后，江水至虎渡始得分泄。同治癸酉，黄家埠堤筑而复溃，自采穴以上夺流南趋，愈刷愈宽。至今未能堵塞。”《松滋县志》对此记载：“同治九年（1870），庞家湾、黄家铺堤溃，是时洪水泛滥，漂流屋宇人民田禾无算，所渭庚午之灾也。”又载：“同治十二年（1873）高乡旱，低乡大水。堤溃庞家湾、黄家铺。先是黄家铺筑而未坚，至是复决，水自穴以上奔流南趋，愈刷愈宽。” 松滋口冲开后，庞大的水量夺占虎渡河故道，逼使虎渡河来水改走黄山头东麓南流入湖。

虎渡河、采穴及松滋河出现的时间虽然较晚，但之前可能有不同的称谓，所以并不能据以断定这些河道出现较晚。

第二，沅水、资水所汇入的湖域水面有所扩大，澧水下游水道水口则进一步向西南南移动。

据《初学记》卷七、《太平御览》卷六六所引盛弘之《荆州记》记载：“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因以为名。” 又引不具著者的《荆州记》说：“宫亭即彭泽也，谓之彭泽湖，一名汇泽。青草湖一名洞庭湖。云梦泽一名巴丘湖。凡此并昭昭尤著又广大也。”可见，《荆州记》的“青草湖”是包括《水经注》的洞庭湖在内的。我们知道，周长相等情况下，圆形面积大于凸多边形，凸多边形面积大于凹多边形。而“周回”正是指的是周长而言，而湖界往往凹凸歧出、犬牙互入，所以“周回数百里的”洞庭湖水面并不一定很大。

上面已经计算出刘宋时澧水入江水南支之口距离江陵大约525里，较东晋时澧水在巴陵西入江的七八十里之距离多出数倍。原因可能是泥沙的淤积，水道曲率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科氏力及掀斜运动的影响，江水南支主泓的东西流向段及澧水水道都向西南大幅移动，澧水流向逐步由南东向逐渐变为南南东向。

（六）北魏、齐梁阶段

从刘宋到北魏，江湖关系却发生历史时期以来最重大的变化，我们主要依据《水经注》的记载进行分析。据陈桥驿研究，《水经注》大约成书于公元515-527年这段时间（据陈桥驿《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上距《宋书》的成书尚不足二十年。这时的江湖关系有如下几点变化。

第一，江水主泓已经位于华容隆起以北。

唐法贤、周凤琴等研究指出，今湖北江陵县蛟子渊（郝穴镇以南）以上荆江段，河床切入于枝江扇形平原和沙市扇形平原的晚更新世砾石层之中。河岸下部或基部为晚更新世砾石层，中部才为全新世砂层，上部为全新世粘土层。作为河床侧向移动的产物河漫滩为土—砂—砾三层结构或土—砂二层结构，砾石层为上更新统砂砾层，局部胶结。砂层厚度不超过30cm，土层以砂质土为主。蛟子渊以下河段，冲击湖积平原的全新世沉积较上段深厚，河床发育于全新世沉积层中。除了南岸少数几处由基岩或阶地砾石层和粘土层构成的节点之外，河岸均由下部中细砂层和上部粘性土层组成二层结构。河漫滩为土—砂二层结构，砂层厚度超过30cm，土层以粉质土为主。（参前引《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 66页及74-77页）。这表明，蛟子渊以上与以下段荆江所形成的时期不同，上段较早，下段较晚。可见，前述江水南支北段在东移过程中大致在今蛟子渊附近与南移中的江水中支汇合形成原始荆江河道下荆江河道进一步南移，继续像华容隆起逼近。据《水经江水注》，江水从公安油水口至湘水口之间，江水南岸有阳岐山、石首山、牛皮山等山地分布。江水北岸没有山地记载，却有众多穴口，多与夏水连通。其中的饭筐水口与饭筐下口，夏秋季节就会相通，“上下口间，相距三十余里。” 这些记载证明，当时的江水主泓已经在华容隆起以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原始下荆江河道中沙洲众多，如黄洲、虎洲、赭要洲、北湖洲、扬子洲、清水洲、生江洲、大洲、爵洲等。这些沙洲，应该是前述江水中支在江汉盆地掀斜运动力及地球自转科氏力作用下持续南移的产物。所以，华容隆起以北的原始下荆江河道是江水中支南移形成的。

第二，荆江河道南北向段雏形基本形成，河曲进一步发展。据《水经卷三十五江水注》：

（江安）县有油水，水东有景口，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南通澧水及诸陂湖，自此渊潭相接，悉是南蛮府屯也。……江之右岸则清水口，口上即钱官也。水自牛皮山东北通江，北对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又东迳竹町南，江中有观详溠，溠东有太洲，洲东分为爵洲，洲南对湘江口也。

《水经卷三十七澧水注》又说：

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南迳故郡城东，东转迳作唐县南。澧水又东迳安南县南，晋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盖其枝渎耳。……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

则江水从公安油水口到湘水口之间，有景（沦）水、赤沙湖水、生江水等与澧水及赤沙湖等诸陂湖相沟通。而《水经注》中的景（沦）水大约就是前述江水南支北段在洞庭盆地西北缘隆起作用下被逼东移后的残存河道。

《水经江水注》说“江水左会高口，江浦也，右对黄州”。杨守敬疏引《太平寰宇记》说“公安县有黄山，字或作皇”，又引《隋书地理志》说“公安有黄山，安乡有皇山”。由此，“黄州盖以山得名”，“州与洲通，此黄州，他书称黄山，各举其一，犹后忌置山，他书称忌置洲耳”。其说甚是，黄山或皇山即今天公安、安乡两县交界处之黄山头。可见郦道元时代黄山所在仍然是江中或江岸的沙洲，说明当时东移后的荆江南北段主泓远比今天的水道偏西，大致在今虎渡河一线。

《水经江水注》说：“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右则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者也。”则原始上荆江河曲有所发展。而原始下荆江水道中又有上檀浦（注文指明也是江溠）、观洋溠等。溠是水湾的意思。可见由于原始上荆江河道夏水、涌水等汊道分流流量减弱，原始下荆江河道已经逐渐出现河曲。但总体上河道还是比较平直的。（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参《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林承坤、陈钦鑾，《地理学报》，1959年 02期）

第三，澧水河道进一步向西南移动。据前引《澧水注》的记载，位于洞庭盆地内的江水南支东西流向部分在掀斜运动力与及地球自转科氏力作用下继续南移。澧水水从《水经》时流经作唐县北，变成流经其县南。作唐县，隋改为孱陵县，唐省入公安县，大致辖今湖南华容县西、安乡县北一带。安南县，《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地理志》都作南安县，而《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都曰安南县。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州郡表卷四》曰梁天监二年置南安郡于安南，陈废。以上唐宋时期成书的地理著作，或作安南或作南安，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安南县，隋改为华容，唐因之，治今湖南华容县东南。而《澧水注》提到的澹水，在作唐以北，可能就是澧水南移过程中留下的故道遗迹。又说“王仲宣《赠士孙文始诗》曰：悠悠澹澧者也”。王仲宣就是东汉末时的王粲，据《三国志王粲传》生活在公元177-217年。可见，汉末，澹水就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的澧水主泓还未移到作唐以南。而到北魏时期，澧水在下游更出现南入沅水的“枝渎”。

前述江水南支北段东移后形成原始上荆江，其故道形成景（沦）水。景（沦）水在华容隆起以南的河道也因科氏力及掀斜作用向西南移动，与澧水汇合。因澧水水量已经超过景（沦）水，因此，二水汇合后，澧水就取代了原来的江水南支成为东入洞庭湖的主泓，故《水经注》说赤沙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生江水“南通澧浦”。

第四，洞庭湖区水面有所扩展，原始下荆江江段出现由江入湖的分流水道。据《水经湘水注》所记载：

湘水又北，汨水注之。……世谓之汨罗口。湘水又北，枝分北出迳汨罗戍西，又北迳磊石山东，又北迳磊石戍西，谓之苟导泾矣，而北合湘水。湘水自汨罗口，西北迳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西对悬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并湘浦也。湘水又东北，为青草湖口，右合苟导泾北口，与劳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迤者也。【又北过下隽县西，微水从东来流注之。】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迳鹿角山东。右迳谨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万石浦，咸湘浦也。侧湘浦北有万石戍。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右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湘水又北迳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则澧水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湖水广圆五百馀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后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冈岭，滨阻三江。巴陵西对长洲，其洲南<广棼>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矣。夹山列关，谓之射猎，又北对养口，咸湘浦也。水色青异，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谓之江会也。

可见，在洞庭盆地，青草湖、微湖、洞庭湖仍然是分散分布，都有明显的湖口。所谓“湖水广圆五百馀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似乎是根据《荆州记》所改，数百里变成了五百里。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是“广圆”而非“周回”，也就是说五百里指的是水面面积，而不是水面周长。从战国时《楚辞》、《山海经中山经》之洞庭到汉代《山海经海内东经》之洞庭、东南西泽，再到刘宋时《荆州记》之青草湖、洞庭湖，本来都是统称洞庭盆地内的诸湖陂，从《水经注》开始将其分别称为洞庭湖（含微湖）、青草湖及赤沙湖。

北魏时期，夏水已经变为季节性河道，分流作用进一步减小。江水南支流量也趋向减小，发展为景水、沦水。上游分流的减少与其他因素符合的结果使江水中支水位进一步抬升。据周凤琴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正是荆江水位开始显著上升的时期（图6）。（参前引《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周凤琴，《历史地理（第四辑）》，1986）加上断裂的构造运动，大约在今石首以南形成“北通江而南注澧”的赤沙湖水，在今调弦口以南形成“南通澧浦”的生江水。原始下荆江切穿华容隆起，分流进入洞庭盆地。“西泽”扩展为赤沙湖，“东南西泽”扩展为“洞庭之陂”。赤沙湖与洞庭陂之间则为面积较大的“澧浦”及“诸湖陂”。

郦道元虽然没有说《江水经》记载的澧、沅、资三水注入江水是错误的，但他强调“凡此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说明因为当时江水南支流量的衰减，洞庭陂已经不能视作江水所经，而是湘水一段了。

南北朝时代，荆江原始河道形成，华容隆起以北的江水主泓可能已经代替江水南支的残留河道，成为江陵至巴陵间水路交通的主要通道。那么，由江水、赤沙湖水、景（沦）水、澧水及洞庭湖构成的水道体系通行状况又是怎样的？萧梁时代侯景之乱时的赤沙湖战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有关这次战役的记载如下：

《北史卷八十九陆法和传》：及侯景始告降于梁，法和谓南郡硃元英曰：“贫道共檀越击侯景去。”元英曰：“侯景为国立效，师云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时在青溪山，元英往问曰：“景今围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时。”固问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将任约击梁湘东王于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湘东遣胡僧祐领千余人与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恆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沙湖，与约相对。法和乘轻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还。谓将士曰：“聊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若得彼明日，当不损客主一人而破贼，然有恶处。”遂纵火船，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麾风，风即返。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而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标。今何不向标下求贼也？”如其言，果于水中见约抱刹，仰头裁出鼻，遂禽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当得檀越力耳。”湘东果释用为郡守。及魏围江陵，约以兵赴救，力战焉。
法和既平约，往进见王僧辩于巴陵，……

《南史卷六十四胡僧佑传》载：（萧梁）大宝二年，（侯）景围王僧辩于巴陵，元帝乃引僧佑于狱，拜爲假节、武猛将军，封新市县侯，令援僧辩。将发泣下，谓其子屺曰：“汝可开朱白二门，吾不捷则死。吉则由朱，凶则由白也。”元帝闻而壮之。前至赤沙亭，会陆法和至，乃与并军，大败景将任约军，禽约送江陵。

《南史卷六十七徐世谱传》载：侯景之乱，因预征讨，累迁至员外散骑常侍。寻领水军，从司徒陆法和与景战于赤亭湖。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禽景将任约。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载：世祖遣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闻，遣任约以精卒数千逆击僧祐，僧祐与居士陆法和退据赤亭以待之，约至与战，大破之，生擒约。景闻之，夜遁。

《梁书卷四十六胡僧佑传》载：大宝二年，侯景寇荆陕，围王僧辩于巴陵，世祖乃引僧祐于狱，拜为假节、武猛将军，封新市县侯，令赴援。僧祐将发，谓其子曰：“汝可开两门，一门拟硃，一门拟白。吉则由硃门，凶则由白门。吾不捷不归也。”世祖闻而壮之。至杨浦，景遣其将任约率锐卒五千，据白塔，遥以待之。僧祐由别路西上，约谓畏己而退，急追之，及于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吴儿，何为不早降？走何处去。”僧祐不与之言，潜引却，至赤砂亭，会陆法和至，乃与并军击约，大破之，擒约送于江陵。

《资治通鉴卷一六四》载：湘东王绎以王僧辩为大都督，帅巴州刺史丹杨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东击景，徐文盛以下并受节度。（四月）戊申，僧辩等军至巴陵，闻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绎）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阳、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会僧辩。……景使丁和将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将兵一万为前驱，趣巴陵，分遣任约直指江陵，景帅大兵水步继进。……五月，……湘东王绎遣晋州刺史萧惠正将兵援巴陵，惠正辞不堪，举胡僧祐自代。僧祐时坐谋议忤旨系狱，绎即出之，拜武猛将军，令赴援，……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约帅锐卒五千据白塉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约谓其畏己，急追之，及于芊口，呼僧祐曰：“吴儿，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应，潜引兵至赤沙亭。会信州刺史陆法和至，与之合军。……壬寅，约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纵兵击之，约兵大溃，杀溺死者甚众，擒约送江陵。……任约至江陵，绎赦之。

据以上记载胡僧佑及陆法和军都是从江陵出发，或是东援巴陵，或是东击任约军。胡僧佑军进至杨浦（《通鉴》作湘浦）后伪为退军，经南安的芊口到赤沙湖（即赤亭、赤沙亭或赤砂亭、赤亭湖），正与后继的陆法和军会和，遂在赤沙湖大破任约军。《梁书胡僧佑传》南安芊口之南安，《梁书》卷五世祖檄文说“任约泥首于安南，化仁面缚于汉口，子仙乞活于鄢郢，希荣败绩于柴桑”，故南安又作安南。《晋志》作南安。《宋志》南安本作安南，“安南令，晋武帝分江安立。”（中华本改作南安）《水经注》则说分孱陵县立南安。未详孰是。《水经澧水注》记载：

澧水又南径故郡城东（按：郡指南平郡），东转作唐县南。澧水又东径南安县南，晋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

则此任约被击败所在的赤沙湖当即《水经注》所记载之赤沙湖水所出之湖，赤沙湖水北通江而南入澧。《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载“赤亭湖在（华容）县南八十里，侯景攻巴陵，遣其将任约等入湖。湘东王使胡景佑、陆法和夜以大舰遏湖口，因风纵火，鼓噪而前，贼穷聚湖中，俄然崩溃即此也。”又说，“赤亭故城在县西南七十里，……梁湘东王遣胡僧佑据城以擒约。”《舆地广记卷二十八》、《方舆胜览卷二十九》所记与此大致相同。北魏郦道元时代的赤沙湖，唐时称为赤亭湖，故以上唐宋成书的史书或曰赤沙湖或曰赤亭湖或做赤亭、赤沙亭，史载不言有城，《元和志》及以后的地志所谓“赤亭故城”当为附会。根据前述作唐县及南安县的沿革及方位，赤沙湖的范围大致当在今华容县北境及安乡、南县一带。前引《梁书胡僧佑传》的芊口既然在南安，则当位于今华容县境，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水口。

可见，直到萧梁大宝二年，即公元551年，从江陵到巴陵通过江水、赤沙湖水、景（沦）水、澧水及洞庭湖构成的航道体系还是非常畅通，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水军行动。

二、刘备立营油江口的战略目的。

关于刘备取四郡及立营公安的记载主要如下：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十四年……

《三国志先主传》：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
裴注引《三辅决录》注曰：金旋字元机，京兆人，历位黄门郎、汉阳太守，徵拜议郎，迁中郎将，领武陵太守，为备所攻劫死。子祎，事见魏武本纪。
裴注引《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

《三国志吴主传》：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后汉书刘表传》（建安十三年）明年（刘琦）卒。

《后汉纪献帝纪卷第三十》：（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為衛尉。是月，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建安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荊州，屯公安。

《华阳国志卷五刘先主志》：（刘）琦病死，先主领荆州牧，治公安。孙权进妹，恩好绸缪。以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南三郡事。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住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

《三国志周瑜传》：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三国志鲁肃传》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
裴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

《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烝。

《三国志关羽传》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三国志张飞传》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

《三国志黄忠传》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

《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范寡嫂曰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云辞曰：“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固辞不许。时有人劝云纳之，云曰：“范迫降耳，心未可测；天下女不少。”遂不取。范果逃走，云无纤介。

《三国志刘巴传》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適交阯，先主深以为恨。
裴注引《零陵先贤传》曰：曹公败於乌林，还北时，欲遣桓阶，阶辞不如巴。巴谓曹公曰：“刘备据荆州，不可也。”公曰：“备如相图，孤以六军继之也。”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还京师。时诸葛亮在临烝，巴与亮书曰：“乘危历险，到值思义之民，自与之众，承天之心，顺物之性，非余身谋所能劝动。若道穷数尽，将讬命於沧海，不复顾荆州矣。”亮追谓曰：“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来，不成当还，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三国志程普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於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卒。

在两汉魏晋时代，水路交通的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是巨大的，突出表现在行军补给的各个方面。在前面分析了荆江—洞庭湖地区的地理演变状况之后，可知，从江陵沿当时华容隆起以西以南的江水南支主泓，可以直接入沅水取武陵，入湘水取长沙，进而取得桂阳、零陵。无需绕道城陵矶湖口再取四郡。而据《周瑜传》记载，“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於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刘备可能就是此时从江陵抽出身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南取四郡。取四郡后才北据公安，派关羽驻江北。因与周瑜合兵攻南郡曹仁。《周瑜传》裴注引《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裴注将其系于“兵未交锋”后可能不确。当为刘备取四郡后。因为《关羽传》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李通传》又载：“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通道得病薨，时年四十二。”关羽军当即从江陵入夏水的。

刘备取得江南四郡后，立营公安，与江陵相对。为的就是抵制占当时东吴兵力大半的周瑜部队沿江南下零、桂。而另参拙文《汉末至宋沙羡县治所考论——试探赤壁战后夏口所属》，虽然其今占有刘琦当仍据有安陆、西陵等县及夏口要地。因而刘备可以凭借已有战果，与孙权谈判，以协防曹操的名义争取江北土地，进而全据荆州就变的顺理成章了。

[ 本帖最后由历山学士于 2010-8-9 23:19 编辑 ]

欢迎光临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http://xycq.org.cn/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