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论不变法之害(节选)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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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变法之害(节选)注释

论不变法之害(1896819日)[1](节选)

本文所用的主要参考资料如下:
(1)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8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8.9
(3)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1
(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3.9
(5)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陕西教育出版社 1981.6
(6)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7)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9
(8)       方同义 陈新来 李包庚《浙东学术精神研究》 宁波出版社 2006.9
(9)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7
(10)   孟森《清史讲义》 中华书局 2006.4
(11)   汤志钧《康有为与维新变法》 中华书局 1984.10
(12)   赵尔巽等《清史稿》 中华书局 1977.12
(13)   戴钦祥 陆钦 李亚麟《中国古代服饰》 商务印书馆 1998.11
(14)   徐继《瀛寰志略》上海书店 2001
(15)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三)宏业书局有限公司 1987
(16)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7)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4
(18)   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8
(19)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 1999.5
(2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6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6
(22)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 1985.8
(23)   郭嵩焘《使西纪程》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9
(24)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5
(25)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4
(26)   魏源《圣武记》 中华书局 1984.2
(27)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
(28)   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1
(29)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1
(30)   宗福邦 陈世铙 萧海波《故训汇纂》 商务印书馆 2003.7
按:本文的发表日期,《戊戌变法资料系日》、《梁启超著述系年》等均无异议,都以为是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即1896年8月19日,当无问题。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72页节录杨复礼《梁启超年谱》,《变法通议》除《自序》以外,包括一论不变法之害,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三学校总论,四论科学,五论学位,六论师范,七论女学,八论幼学,九学校余论,十论译书,十一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十二论变法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十三论金银涨落,十四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然按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及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均不包括《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核之于《饮冰室合集》可知,《变法通议》实不包括《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故杨复礼《梁启超年谱》当有谬误。

[1]本文原发表于1896年8月1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时务报》第二册,参见《梁启超著述系年》及《戊戌变法资料系日》第222页。此文为梁启超《变法通议》系列文章继《自序》后的又一篇。此处节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12页。《时务报》于1896年由黄遵宪联合汪康年及梁启超、邹凌翰、吴德潇等于上海租界筹办建立。旬刊,每期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从1896年8月到1898年8月共发行两年时间,共69期。初创时销量四千份左右,半年后增加至七千份,一年后达到一万三千份,最多时达一万七千份。主要由梁启超主笔,先后担任编撰工作的有麦孟华、徐勤、章太炎等人。《变法通议》共分十三小节,从创刊号连载至第四十三期。此后由于张之洞对《时务报》的干涉,汪康年逐渐掌握了《时务报》,梁启超最终离沪。参见《中国近代报刊史》77-98页,110-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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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1]之所递嬗,三祖八宗[2]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按:清朝康乾之时号称盛世,遂成一保守之风气,当日维新之人,所面对的诘难,大抵类似,皆以为本朝制度登峰造极,无需学西洋之法也。如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下》辩驳的观点之一,便是“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前代谟猷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乾、雍三朝,圣德兵威,(上龙下言)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而一时简贤任能,张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矣,复何论乎汉、唐。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后规复河运,酌禁鸦片,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鳃鳃焉学西法也哉?”这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守旧一派的观点。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3]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4]之初,即下薙发之令[5],顶戴[6]翎枝[7],端罩马褂[8],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9]创国书[10],借蒙古字以附满洲[11]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12]、罗雅谷[13]作宪书[14],参用欧罗巴[15]法,以改大统历[16],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17]永免滋生人口之赋[18],并入地赋[19],自商鞅[20]以来计人之法[21],汉武[22]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23]治跸[24],皆雇民给直[25],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26],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27]之刑,发乐籍[28]之刑,言官[29]受廷杖[30],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

[1]五帝三王:即三皇五帝,按《说文》:帝,王天下之号也。王,天下所归往也。《史记正义》引郑玄注《中侯敕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图》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五帝:按《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又《礼记·月令》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说法众多,未有定论。


[2]三祖八宗:笔者以为是清朝(含后金)光绪以前历代皇帝的统称。三祖分别为:太祖努尔哈赤,年号天命,1616-1626;世祖福临,年号顺治,1644-1661;圣祖玄烨,年号康熙,1662-1722;八宗分别为:太宗皇太极,年号天聪(1626-1635)以及崇德(1636-1643);成宗多尔衮;世宗胤祯,年号雍正,1723-1735;高宗弘历,年号乾隆,1736-1795;仁宗颙琰,年号嘉庆,1796-1820;宣宗旻宁,年号道光,1821-1850;文宗奕,年號咸丰,1851-1861;穆宗載淳,年号同治,1862-1874;其中多尔衮并未称帝,庙号系死后追封。按《清史稿·多尔衮传》:“(顺治七年)十二月,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次年二月苏克萨哈等讦告多尔衮僭用天子葬礼,独擅威权,“诏削爵,撤庙享”,后乾隆三十八年,“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


[3]经世,即经世致用。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顾炎武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强调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文集·与人书八》)。黄宗羲认为:“受业者必先空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见全祖望《神道碑文》)(辞海(缩印本)855页)。


[4]指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败李自成于山海关,随后入主中原之事。


[5]薙发令:按《清史稿·多尔衮传》:“王初令官民皆薙发,继闻拂民愿,谕缓之。”此为1644年清军初入关之时所下薙发令,但未能实行。后于顺治二年六月丙辰,“谕南中文武军民薙发,不从者治以军法。”六月丙寅,“申薙发之令。”秋七月戊午,“禁中外军民衣冠不遵国制。”(《清史稿·世祖本纪》)。

[6]顶戴:原意为敬礼。清代指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辞海缩印本352页)。顶珠按品级而不同。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石,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镂花阴纹,金顶无饰,九品镂花阳纹,金顶。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第168页。详细情况可参见《清史稿卷一百三·舆服二》。

[7] 翎枝:清代官员朝冠顶珠下用于区分等级的装饰。朝冠顶珠之下,有一枝两寸长短的翎管,用玉、翠、或珐琅、花瓷制成,用以安插翎枝,翎有蓝翎、花翎之别。蓝翎是鹖羽制成,蓝色,羽长而无眼,较花翎等级为低。花翎是带有目晕的孔雀翎。目晕俗称为眼,在翎的尾端,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以翎眼多者为贵。清初,花翎极为珍贵,唯有功勋及蒙特恩的人方得赏戴。到清中叶以后,花翎逐渐贬值。道光、咸丰后,国家财政匮乏,为开辟财源,公开卖官鬻爵,清初极为难得的翎枝,此时也明码标价出售。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第169-170页。亦可参见《清史稿卷一百三·舆服二》。

[8]端罩:是一种毛朝外的皮褂子,对襟、圆领、平袖,身长至膝,按清代官服制度,皇帝及一般官员都有,为冬季朝贺或其他典礼时内衬龙袍或蟒袍,以及着朝服时穿用。这是满族衣皮遗风在官服制度上的反应。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第172页。
马褂:清代与长袍配套穿着的男装,罩于长袍之外,原是骑马时常穿的一种外褂。其式为圆领,有开衩,长仅及腰。马褂亦有单、夹、皮、棉之分。满族进关之初,马褂仅限于八旗士兵穿用。康熙末年,富家子弟开始穿着。雍正时穿者日多,以后传至民间,不分贵贱,逐渐作为一种礼服。见《中国古代服饰》第179页。

[9]达海:满洲正蓝旗人,幼聪慧。弱冠直清太祖左右,起草文书,后受太祖、太宗命翻译汉籍。天聪六年三月受太宗命改进满文字母,是年六月病卒,年三十八岁。其事迹见《清史稿·列传十五·达海传》。

[10]国书:辽、金、元、清各称其本国所造之字为国书。(《辞海》缩印本第609页),此处即指清朝所创设的满文,按《辞海》(缩印本)第1132页,满文是中国满族使用过的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额尔德尼、噶盖奉清太祖之命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制。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采用在字母旁边加点加圈,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区别原来不能区别的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改进前的文字称为无圈点满文。满文直写左行。有6个元音字母,18个辅音字母。另外还有10个字母是专为拼写借词用的。字母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时有不同的写法。

[11]满洲:清代满族自称。满族原为女真人后裔。明时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结合女真其他部和汉、蒙古、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废除诸申旧号,定族名为满洲。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辞海缩印本第1132页)

[12]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德意志人。1611年加入耶稣会,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到达澳门,后到北京学习汉语,继往西安传教。崇祯三年与罗雅各到北京,继邓玉函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明廷为阻止清兵入关,命他监铸大炮。明亡投归清朝,任钦天监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等。顺治赐金建北京南堂,并题“通玄佳境”匾额以赠。康熙三年(1664)为杨光先所诬陷,以图谋颠覆罪与南怀仁等被逮入狱。次年释放,移居广东,后返北京。著有《主教缘起》、《古今交食考》等。(《辞海》缩印本1641页)

[13] 即罗雅各(Giacomo Rho1590-1638)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号昧韶,意大利人。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曾在山西传教多年。崇祯三年(1630年)到北京,与汤若望等继邓玉函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著译有《哀矜行诠》、《测量全义》等。(《辞海》缩印本第1103页)

[14] 宪书,即时宪历,清顺治二年颁行,由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删改成《西洋新法历书》,再据此于太宗天聪八年编出《时宪历》。历法采用定气,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五次大改革。(辞海缩印本第1526页)。又《清史稿卷四十五·时宪一》:明之大统术,本于元之《授时》。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万历末,徐光启、李之藻等译西人之书为新法,推交食、凌犯皆密合,然未及施用。世祖定鼎以后,始绌明之旧历,依新法推算,即承用二百六十余年之时宪术也。

[15] 艾儒略《职方外纪》: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歐邏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餘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島初度,東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國。转引自《海国图志》卷三十七。以此而论,明末清初时中国已知欧罗巴之名也。又徐继《瀛寰志略》第106页(上海书店2001年版):“欧罗巴(或作友罗巴)一土,在亚细亚极西北隅,以乌拉大岭为界,中国之所谓大西洋也。绝长补短,约得亚细亚四分之一。”从《瀛寰志略》所附欧洲地图来看,近代早期,中国学者已经对欧洲的地理、政治情况了解较为完备。

[16] 大统历:明代所用历法。按《明史卷三十一·历一》: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

[17] 圣祖皇帝(1654-1722),名爱新觉罗·玄烨,世祖第三子。年号康熙,1661-1722在位。八岁即位,初由贵族鳌拜等专擅朝政,继续推行圈地,广大农民被迫流亡。吴三桂等三藩日益强大,逐渐形成割据势力。亲政后,于康熙八年(1669年)逮捕鳌拜,革职拘禁,继下令削藩,二十年平定三藩的叛乱,两年后又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并驻兵屯守,备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二十四年出兵驱逐盘踞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二十八年派索额图等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当时准噶尔部首领里通沙俄发动叛乱,进攻喀尔喀蒙古、内蒙古、西藏等地,他三次派兵平乱,晚年又派兵镇压藏族少数上层分子勾结准噶尔部的叛乱,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位期间,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停止圈地,用靳辅等治理黄河,减轻水患,保证大运河的畅通。进行全国性土地测量,完成《皇舆全图》的绘制。开博学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字典》等书籍。提倡程朱理学。曾兴《明史》、《南山集》等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五十一年颁布法令,规定人丁税据户籍册上现有人数为准,以后不再增征。统治时期,号为“治平”,然大臣多结党营私,地方官吏亦多贪酷。(《辞海》缩印本第1360页。)。亦可参见《清史稿·圣祖本纪》。

[18] 《清史稿本纪八·圣祖本纪三》:(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定数为定额,著为令。”此即所谓“永不加赋”之令。

[19] 此指清代所谓“摊丁入亩”之制,即以丁税归并地亩。按《中国赋役制度史》第596-597页,康熙五十五年御史董之燧上疏提出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是年广东、四川两省试行。雍正二年直隶正式实行摊丁入亩,至雍正十三年,14省基本实现了摊丁入亩的改革。山西和贵州在乾隆年间摊丁入亩。唯东北的盛京、吉林等地区至清末才实行摊丁入亩。

[20] 商鞅:(约前390-338)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后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一说在三年)任左庶长,实行变法,旋升大良造。孝公十二年进一步变法。后十年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认为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采取利出于地,名出于战的利出一空原则,推动人们积极投身于农战。以农为本,以奢侈品生产为末,主张事本而禁末。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今佚。(辞海缩印本第1461页)。《史记》卷六十八有《商君列传》。

[21] 计人之法:指按人头征税的赋役制度:按《中国赋役制度史》第21-22页:“《史记·秦本纪》记:(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秦国的军赋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也可以称为“口赋”。……从此,田租和口赋成为封建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

[22] 汉武帝:(前156-87)即刘彻。西汉皇帝,汉景帝子。公元前140-87年在位。在位期间接受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即以儒术为其统治思想,并采用法术、刑名,以加强统治。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割据势力。设置十三部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征收商人财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铸钱收归官营;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曾派张骞两次至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又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七郡。并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进击匈奴贵族,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繁重,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曾爆发农民起义。遗诏立幼子刘弗陵为帝,由霍光等辅政。(辞海缩印本634页)。另可参见《史记·武帝本纪》及《汉书·武帝纪》。

[23] 行在:本作“行在所”。古代皇帝所在的地方。《汉书·武帝纪》:“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此指长安。《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遣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此指洛阳,与前皆指京师。后专指皇帝行幸所至地方。杜甫《避地》诗:“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指灵武,时唐肃宗在此即位。南宋称临安为行在,这是不忘旧都汴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辞海缩印本1905页)。

[24] 跸:广韵卑吉切,质部。按《故训汇纂》:跸,天子之驾也。

[25] 清代自摊丁入亩之后,原则上来说普通民众不再直接负担徭役。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一·食货志二·赋役》:“凡一州县丁银悉输于官,官为佥募,以充一岁之役,民不扰而事易集。”因此一有大兴土木之事,原则上都采用雇工劳动,即此处所言雇民给值也。

[26] 情实、缓决: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刑法三》:“究之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其所矜慎,尤在实、缓。清代的情实、缓决大致类似于今天的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

[27] 三族:说法不一,《大戴礼记·保傅》:“三族辅之。”卢辩注:“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礼记·仲尼燕居》:“故三族和也。”郑玄注:“三族,父、子、孙也。”《史记·秦本纪》:“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引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仪礼·士昏礼》:“惟是三族之不虞。”郑玄注:三族谓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辞海》缩印本第1438页)。此处所称的夷三族之刑中的三族当指父母、兄弟、妻子。

[28] 乐籍:乐户登记册,亦指已入籍的乐工官妓。乐户身份低贱,按明代的规定,乐户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在处罚犯人时,时常把罪犯妻女没入乐籍。参见《辞海》缩印本第2108页乐户、乐籍条。

[29] 言官:指谏官。历代均设置的主管监察纠核的官员,一般品级较低。如明代六科给事中等。详情可参看历代正史中的《职官志》。

[30] 廷杖: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的肉刑,始于东汉,其名则始于三国吴。从明太祖开始,廷杖成为常刑,多有毙于杖下者。参见《辞海》缩印本第1580页。明代因武宗出行,嘉靖议礼等事,常常出现皇帝以廷杖责罚大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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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本[1]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2]之废,世宗[3]创为密缄之法[4],高宗[5]至于九降纶音[6],编为《储贰金鉴》[7],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相、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8],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9]贬谪松筠[10],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11],龂龂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12]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13]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
[1] 国本:此处指立储之事。中国殷商时多为兄终弟及,西周以后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可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然历朝历代废长立幼之事不绝如缕。往往因争嗣而引发内斗。如隋文帝杨坚之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争嗣,明代万历因立储问题而引发的朝中斗争等。

[2] 理密亲王:名允礽,康熙帝第二子。康熙十四年立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之位。四十八年又复太子之位。五十一年复废。雍正二年十二月病逝。《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列传七·诸王六》有传。

[3] 世宗:(1678-1735):名爱新觉罗·胤禛。圣祖第四子,清代皇帝,年号雍正。1722-1735在位。初封雍亲王。康熙末,得隆科多、年羹尧之助夺得帝位以后,即用高压手段对付参与争位的诸弟。对汉族知识分子,改变康熙时以笼络为主的策略,屡兴文字狱。于雍正七年建立军机处。又实行摊丁入亩,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又曾出兵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的叛乱,并镇压准噶尔贵族的侵扰。对外方面,曾与沙俄订立《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边界。参见《辞海》缩印本第1360页及《清史稿·世宗本纪》。

[4]密缄:本意为密封。按《清史稿·世宗本纪》:“召王大臣九卿面諭之曰:‘建储一事,理宜夙定……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其识之。’”清代自雍正以后原则上便以密缄制度确立继承人。

[5]高宗:(1711-1799):爱新觉罗·弘历。世宗第四子,清代皇帝。年号乾隆,1735-1796在位。初封和硕宝亲王。即位后相继平定准噶尔部,消灭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又镇压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开博学宏词科,访求书籍,完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等书籍的编纂,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十年后编成《四库全书》,同时借机销毁、篡改对清政权不利的书籍,又屡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统治期间,到处巡游,特别是六次南巡,挥霍无度。自称十全老人,后期任用和珅二十年,大长贪污之风,政治更加腐败。清王朝开始由盛转衰,嘉庆元年(1796)禅位给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参见《辞海》缩印本第1358页及《清史稿·高宗本纪》。

[6] 纶音:皇帝的诏令。贡奎《敬亭山》诗:增秩睹隆典,纶音播明庭。”参见《辞海》缩印本第1096页。

[7] 《储贰金鉴》:即《钦定古今储贰金鉴》: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四十八年特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取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诫者,按代纂辑。自周讫於前明,得三十有三事。又附见五事。而自春秋以後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储贰可比者,间叙其概於按语中,而不入正条。其他臣偏据窃位,无关统绪之正,并略而不论。若宋之太弟,明之太孙,尤足为万世炯鉴,则备论之。纪事取之正史,论断衷诸《资治通鉴纲目》御批,及《通鉴辑览》御批。”书中批判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了清代秘密继承的家法。

[8]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为最盛。木兰者,围场之通称也。仲秋之后,虞人效鹿鸣以致鹿:曰哨鹿,国语谓之木兰,因以名围场云。自顺治初,世祖出张家口、独石口外行猎,次上都河,入古北口,为塞外秋之始。康熙中,蒙古诸部献其牧地,规为围场。自是,岁举嵬狩,车攻马同,以师兵为营卫。凡内外各札萨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猎,星罗景从,霆驱雨合。而天子亲御王弧,止齐步伐,三驱田禽,寓绥远于训武,其围场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周千有余里,即元代上都、辽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乌梁海鞑靼诸部游牧,旁薄雄奥,理大物博,天所以严圣武欤!其合围周环以栅,八旗各一营规高处为卡伦,每营各五卡伦,守以官,統凡围场六十余所。每岁车驾行猎,或十余围,或二十围,无定数云。康熙三十年,围场在多伦泊。泊南有汇宗寺,以绥黄教四十八部,部各一喇嘛住持……及四十年始建避暑山庄于承德府之滦河,距京师更近。乾隆嘉庆岁岁举行,唯雍正十四载中无之。而今上(道光)绳武世宗,不举狝者二十余岁。另参见《清史稿卷九十·志六十五·礼九·狝》。

[9] 仁宗:(1760-1820):爱新觉罗·颙琰。高宗第十五子。清代皇帝,年号嘉庆。1796-1820年在位。参见《辞海》缩印本第1359页及《清史稿·仁宗本纪》。

[10] 松筠:(1754-1835):清蒙古正蓝旗人,玛拉特氏,字湘浦。历任内阁学士、户部大臣、军机大臣、驻藏大臣等。参见《辞海》缩印本第1595页及《清史稿·列传一百二十九》。

[11] 大礼:汉、魏、明诸代都发生过由于旁支入继大统而产生的追尊生父母称号的问题,犹以明代嘉靖年间政治最为激烈。明武宗正德帝无子,从弟朱厚熜由藩王入继帝位。即位后,使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尊号,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为皇考。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论三年。世宗于嘉靖三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的达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致死的十七人,是为“大礼议”之事。可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

[12] 本生:亲生父母。崔植《陈情表》:“父婴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是臣承后。”(《辞海》缩印本第92页)。按《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宣宗诸子》:“(光绪十五年)二月,河道总督吴大澄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略谓: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此即乾隆时定本身父母之称之出处。

[13] 醇贤亲王:名奕譞。宣宗第七子,文宗即位后封为醇郡王。其子载淳即帝位后,于同治十一年进封醇亲王。光绪十六年薨。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遵高宗御批。参见《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宣宗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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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变法之论,自19世纪70年代逐渐出现以后,其一大特色,便在于托古改制,或引中国古代之史事以证明变法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人都提出过一些早期的变法主张,这其中,都包含有托古改制或是援引古人之例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处,这一观点在工商、科技、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守旧之人以为西学不可学,只需守祖宗成法,效先王之道即可。主张变法者在反驳守旧人士的观点时,主要利用托古改制的思想从三个层面来反驳守旧言论,一是借西学源出于中国来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虚构了一些中国科学技术西传的过程,来证明西学不但无害,而且本身就是中国古代之学。二是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儒家对三代的描述结合起来,说明西方“得三代之遗意”,因此向西方学习并不会危害周孔之道。三是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来证明古法并非不可变,反驳守旧派的泥古之道。以上这三种论述变法的方法,在中国近代都曾起到过作用。但逐渐随着人们对西方认识的深入以及对西方的学习从科学技术转到政治制度,第一种方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第二、第三种方式则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中达到了高峰。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及梁启超本文都是这种宣传变法方式的代表。
将西方科学技术说成源出于中国的看法在接触西方还不够深入时特别流行,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有过阐述。例如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中所称:“夫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地圆之说,创自管子。不仅如此,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渚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铄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为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天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磁石引针,琥珀拾芥,此电学之出于我也。”[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学》:“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当尧之事,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测天,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于东西南朔,独于西曰昧谷者,盖在极西之地而无所纪限也。当时畴人子弟,岂无授其学于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犹称为东来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从震旦得来。西人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即以乐器言之,七音之循环迭变,还相为宫,而欧人所制风琴,其管短长合度,正与中国古乐器无殊。他如行军之乐,铙吹之歌,中国向固有之,至今失传耳。当周之衰,鲁国伶官俱怀高蹈,而少师阳襄则远入于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幺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乎法郎机之先。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2]按这种观点,西方的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化学、音乐、造船、火器等等无不源出于中国。显然这只是一种在对西方技术了解不深的情况下的一种臆测。不过,这种观点对于消解人们对西方技术的敬畏和消除西方技术的神秘色彩来说,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发掘了传世文献中的许多和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可以说是科技史上的一大进步。不过正由于这种说法的凭据并不牢靠,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鲜有人再提及。而且此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已经转移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上,这方面的讨论自然平息了下来。
将西方政治思想与儒家理想相附会以赞扬西方政治思想并以此来宣传西方政治制度的做法,在早期维新思想中也很常见。这一情况类似于当年西方传教士东来的情况,当年的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在最初接触中国社会时,把中国的制度与柏拉图等古希腊思想家严重的理想国附会起来,认为中国是一个哲学家统治的国家,并且为传教需要力图证明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天主教教义并无抵触之处,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在早期也为了反宗教的需要而盛赞中国的理性精神。此时的情况仍然类似。中国的学者们在观察西方的政治制度时,仍然是以自己的儒家精神为本位的,正如明代末年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主张吸取西方思想以“易佛补儒”一样,19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例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里所说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不过,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见到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优势之处,因此尽力在不逾越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把西方的政治思想与传说中的三代之治结合起来,仿佛西方的政治思想得三代之遗意,学习西方不仅仅不违反周孔之道,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圣人之遗意。例如宋育仁《时务论》:“以余观圣人之论治,先富而后教,由兵而反礼,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具在六经。而周官尤备,外国未习其书,而能得其意,故专勤其始方,而遂收其初效。中国承平,而安之既久,书生不问时务,仕者守其成法又不求经术,故习其书乃反亡其意。猝见外国之富强,震惑于心目,以为自古所未闻,圣人所不及,是非惟不知圣人之治术,并不知外国之富强何由而致也。诚求外国富强之故,乃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则言救时之策者,孰有愈于复古乎?”薛福成在英国参观学校后不禁感慨:“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3]同样在宣传西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也有人像附和西方科学技术源出于中国一样试图附和中西文化同源的说法,例如熊亦奇:“暴秦以降,先王之道存,而先王之法亡,亡之中,传之西。西人拾之,又从而精进之,故其国政与教分。道其所道,道无足观;而法我之法,法乃转胜。通商立约以来,彼不解取我之道,以益所本无,我转得采彼之法,以还吾固有。以道御法,法行道行,彼法先来,吾道终往,全球大一统之规,将基诸此。”[4]皮嘉祐称:“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之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而倡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墨子一视同仁,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自谓爱无差等。孟子推其流弊,以为无父,等之已失,何平之有?不知正由爱无差等,乃可渐生平等。夫天下之心,尚同则公,公则恕,恕则和,和则无不理;天下之事,尚同则通,通则群。群则合,合则无不成。”[5]王韬也称:“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6]在论及议会制度时,附会古法的风气更盛,如陈炽:“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鼗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7]又如陈虬:“虬愚以谓,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所皆末。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法固吾中国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郑子产不毁乡校,其知此义矣。盖古圣铎鼗,輶轩之使,皆诱之使言,凡以求通上下之情而已。”[8]变法的主张以复古的旗号打出,实质上是在当时环境下的一个无奈之举,而一些西方的新观念也通过托古而表达出来,形成了一股复古思潮,不能不说是当时的一个思想特征,不过这些看法实际上在刻意忽略中西之间政治思想和制度上的一些深层次的差别,往往通过中西政治思想和制度上的某些形似来进行附会,仿佛中西之间并无太大差别,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这些看法实际上都难以经得起考验,在当时已经有人指出了中国的某些制度与西方制度相比貌合神离之处。如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而籍贯不可分,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9]鲜明地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大差别。而张之洞《劝学篇》则说的更为明确:“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传会之,以为此皆中学之所有……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於耶稣”[10]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托古改制的思潮对于推动变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托古改制的思潮在康有为时达到了顶峰。康有为不仅仅是附会古法来宣传西方的议院制度,还在《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按自己的需要把上古的历史按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动,这样以来,近代西方的民主选举概念,都可以附会到孔子的身上。如:“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制。”[11]“吏道是周秦以来任官之旧,仕学院中人也。儒是以教任职,如外国教士之入议院者”[12]。康有为对使用这种托古改良的方法的原因也很清楚,是因为:“人情多安于旧习,难以图始,骤与更革,鲜不惊疑。虽以帝王之力,变法之初,固莫不衔橛惊蹙者。”[13]这种托古变法的思潮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古,而只是借复古来表达变法思想,避免激烈地与保守思想正面冲突而已。不过在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思想日盛之时,这种托古改良的方法由于自身在基础上的缺陷,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种宣传变法的思想便是梁启超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借中国历史上的诸次变法来证明古法并非不可变,再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论述效法西方的变法已经迫在眉睫。这种方式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商鞅变法开始,到以后每一代的变法,往往都以史为鉴,力图证明自己的变法有历史依据。如商鞅变法时主张“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14]到近代以来,又有许多主张变革的人士引中国历史自身发展中的多次变革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如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一文中所称:“上古狉榛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庖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降至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薛福成的论证逻辑与梁启超类似,不同之处只在于薛福成就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来反驳守旧观念,而梁启超则就清朝本身与前代相比变法以及清朝自身的制度发展变化的事实来证明旧法并非一成之变,变法不仅可行而且合理。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驳斥方式可以说最有效力,而且其事实基础也最为牢固,因此能够在中国近代成为一种主要的宣传变法的形式,而且还很容易地与今文经学所推崇的《公羊传》里的三统论相结合,从而使其影响更加广泛,待后文再详细解说。
当时并非没有以直截了当的形式提倡变法的人物,只是由于守旧力量强大,这些人物的言论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倡言者也往往遭到守旧势力的围攻。这方面的代表便是郭嵩焘。郭嵩焘作为清朝驻英法两国的公使,对西欧的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15],并且说“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般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barbarian),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6]又称“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僚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17]盛赞西方政治制度优于中国之处,因此而犯了当时之大忌,结果引起“公愤”。最后他的《使西纪程》被下旨毁版,郭嵩焘本人也从公使任上撤回,直到光绪十七年病卒,再未被起用,兵卒时连立传赐谥的荣耀也没有获得。足可见当时的思想界中守旧风气的势力之大。早期维新人士倡言托古改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实乃无奈之举。到辛丑之后,革命风潮日盛,复古改制之说自然式微。

[1]郑观应《盛世危言》第28-29页。

[2] 见《弢园文录外编》第6-7页。

[3]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4] 转引自《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8页。

[5] 转引自《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9-30页。

[6] 《弢园文录外编》第8页。

[7] 陈炽《庸书》卷七页一。转引自《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36页。

[8] 《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八,页二十四。转引自《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36页。

[9]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50页。

[10]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45-47页。

[11]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三)第42页。

[12]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三)第191页。

[13]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三)第489页。

[14]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第6页。

[15]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142页。

[16] 《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

[17] 《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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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1]以前,以八贝勒[2]分治所部,太宗[3]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4]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按:满清起初为建州女真部,本为一渔猎部族,努尔哈赤建八旗之制,兵民合一。然后金汗实乃诸部之首领,非皇帝之尊可比。凡要事皆需会同诸王商议而行。待顺治入关,以皇帝统上三旗,凌驾诸王之上,统一中原之后,袭明旧制。皇权渐重,始有乾纲独断之力。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按:清代自顺治入主中原以来,无朝不有用兵之事。康熙年间平三藩之乱,下台湾,征雅克萨,征噶尔丹。雍正年间继续用兵西北,进军西藏。乾隆年间兵事最多,先后灭噶尔丹、大小和卓木、大小金川,平西藏,征缅甸。嘉庆年间平白莲教匪,道光年间又有张格尔之乱,此诚所谓累朝用兵也。逮文宗[5]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6]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7]遂称名将矣;八旗[8]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9],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10]时,而知索伦[11]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12],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13]遂号中兴矣;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号为精锐,往往每战必捷,然自李定国两蹶名王,打破八旗锋锐之后,汉族降兵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此后消灭永历政权、平定台湾都依赖于汉族降兵,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过在康乾诸朝历次征战中,八旗仍然为军队核心,然而到19世纪中期,八旗、绿营均告腐朽,难以作战,湘军、淮军等汉族士大夫组织而成的团练武装由此而崛起。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按:满清在平定捻军、太平军作战过程中,起初以坚壁清野来应对太平军的机动作战,随后因太平军定都天京,长江战略地位凸显,湘军水师亦得以崛起,剿灭太平军过程中,水师对长江的封锁也是使太平天国陷入困顿的原因之一。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按:清代在平定台湾前一度迁界禁海,台湾平定后一度开放海禁,后又闭关锁国,仅允许广州一口对外贸易。1793年英国使臣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请求开放对外贸易,乾隆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只不过因为“天朝”所产的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必需的,所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让洋人日常所用的益于"天朝"的“余润”。维持闭关锁国的状态如故。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各国纷纷与中国订约通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此即所谓由通商者十数国至命使者十数国的变化。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14]、威廉第一[15]、睦仁[16]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1] 崇德: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年号。1636-1843年。

[2] 贝勒:满语音译。清朝的封爵名。原为满族贵族的称号。复数为贝子,其尤尊者称和硕贝勒。清崇德元年定封爵,置贝勒于亲王、郡王下。崇德以前的贝勒,实即后来的亲王。(《辞海》缩印本第87页。)按孟森《清史讲义》,八旗各有贝勒为旗主。然莫能尽名其名。唯知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四人为四大贝勒。

[3] 太宗:(1592-1643),即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1626年即位为后金汗。1636年称皇帝,改国号为清。详见《清史稿·太宗本纪》。

[4] 世祖:(1638-1661)即爱新觉罗·福临。皇太极第九子。清代皇帝,年号顺治,1643-1661在位。幼年由多尔衮摄政。顺治七年亲政。二十四岁病死。事见《清史稿·世祖本纪》。

[5] 文宗:(1831-1861)。即爱新觉罗·奕詝。清代皇帝,年号咸丰,1850-1861在位。在位期间依靠汉族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8618月病死于热河行宫。参见《清史稿·文宗本纪》。

[6] 文庆:字孔修,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户部侍郎、军机大臣等。咸丰五年复为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太平天国起事时文庆主张破除满汉之见,力保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咸丰六年卒。参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三》。

[7] 指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曾国藩(1811-1872)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进士,1853年奉命以在籍侍郎身份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次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兵出省与太平天国作战。1860年任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1864年攻陷天京,此后提倡洋务,1872年病死南京,有《曾文正公全集》。左宗棠(1812-1885)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1860年由曾国藩推荐,率湘军入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任浙江巡抚,次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年办福州船政局,同年调任陕甘总督,次年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于1873年平定西北回乱。1875年出兵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后病死于福州,有《左文襄公全集》。

[8] 八旗:清代满族兵制和社会组织形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制基础上初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改前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每旗下辖五甲喇,每甲喇下辖五牛录。凡满族成员分属八旗,战时从征。每旗领兵七千五百人。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分设蒙古八旗,崇德七年分设汉军八旗。统一全国后,八旗分为京营和驻防两类。乾隆时兵额约为二十万人。参见《八旗通志》及孟森《清史讲义·八旗源流考》。

[9] 前三藩、后三藩:按《清稗类钞·战事类·前后三藩战事》:“国朝战事,大者曰前三藩、后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是也;后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耿精忠、靖南王尚之信是也。”

[10] 宣宗:(1782-1850)即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1820-1850在位。参见《清史稿·宣宗本纪》。

[11] 索伦:按《辞海》缩印本第1619页:清代文献中对分布在嫩江流域和呼伦贝尔盟索伦旗等地的鄂温克族的称呼。此处指满蒙八旗军队。

[12] 流寇:指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捻军起义。

[13] 同治:清穆宗年号,1862-1874

[14] 大彼得:指俄国沙皇彼得一世(Пётр Ⅰ)(1672-1725),1682-1725在位。1682年与其兄伊凡五世(Иван Ⅴ)并立为沙皇。1689年推翻其姊索菲亚(Софья),掌握实权,1697年化名随俄国使团出国,在荷兰、英国等地考察。返国后积极兴办工场,改革军制,加强中央集权制。发动北方战争,战败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并于1703年在涅瓦河口营建新都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721年被尊为大帝。康有为有《大彼得变政记》

[15] 威廉第一(1797-1888):指普鲁士国王(1861-1871)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1871-1888)威廉一世。任普鲁士国王后任用俾斯麦为相。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于凡尔赛宫称德意志皇帝。

[16] 睦仁: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1867-1912在位。1867年即位,次年改元明治,并发布王政复古令,推翻了德川幕府统治,迁都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在位期间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并先后在日清、日俄战争中获胜。康有为有《日本变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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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 12:2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维新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术思潮的变迁在政治上的一个反映,也是对过去已有的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清代学术,“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1]。总体来说,大致以两派为主,一为梁启超所谓正统派,为清中期学术界之主流,主要代表人物如惠栋、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等均为皖、吴之人,该派长于考据之学,以经学为中心,延及小学、音韵、史学等,为经学而经学,亦有汉学之风。对后世影响较大者为梁启超所谓启蒙派,即清初诸儒如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及其弟子门人。此派学术,亦反宋学空疏之弊,不过其重点在于经世致用,重在实学。此派学说,于本文所论及的维新思潮有相当的关联。
清初所谓启蒙派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征即位经世致用,此一特征也成为近代维新思想的一大源泉。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在于清初诸儒多为前明遗老,深鉴于明亡国之祸,因此务求实学以实现复国的政治愿望。顾炎武“贵创、博证、致用之见,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2]。黄宗羲否定学术上“必欲出之于一途”的思维模式,颇有“综会诸家”的学术气概。全祖望主张“重在实践,不在词说。”这种经世致用的风气虽然由于明朝复国无望而没有在当时的政治上有什么影响,在清朝盛时的学术界也不是主流,但到清末面临二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这种风气便自然地重新焕发活力。实则自嘉道时期危机初现之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便已经出现。1826年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编》实为开启晚清经世风气之著。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诸人致力于搜求西学资料,汇编成《四洲志》、《海国图志》诸书,可以说是经世致用思想对近代中国引起西学的第一次促进。此后到康梁所处的时代,西学大规模进入中国,一时学问风气自然脱离了局限于考据的乾嘉之学,而更加偏重于实学,提倡实学,一时成为风气。如王韬所称:“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3]经世致用,要点在于实践,而当时若想自强,不接触西学、不了解西学万万不能,虽张之洞这样主张“中体”的人士,也不能忽视“西用”。故经世致用之学在晚清,对于减少西学进入中国的阻力,推动维新变法实有巨大功效。
晚清维新思想的另外一个思想来源,便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在西汉被立为官学,东汉末郑玄、马融诸人尊习古文之后,古文经学昌明而今文经学逐渐式微,直至清中叶以后,才又一次以《春秋公羊传》为中心而崛起,到龚自珍、魏源之时,已有相当规模。今文经学不求于考据之学,而专以微言大义为主。今古文经学之斗争,也起自龚自珍、魏源等人。魏源《诗古微》,攻《毛传》为后出伪作。而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时,已经把古文经学所推崇的经典全部指为伪作,虽然康有为不免有失之诬之处,不过康有为的这种做法,按梁启超来说,还是起到了“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建设新学派”、“引发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等作用。[4]此外,公羊学所主张的“三统论”对维新思想的作用亦不可忽视。梁启超谓:“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5]
维新思想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在清初被顾炎武等人指为空谈心性,流弊无穷。不过在晚清这个特殊时代,陆王心学依然能为变法维新提供一些依据。王阳明以为知行合一,凡真知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主张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将本体与功夫合二为一。而黄宗羲则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之说,把以实践求真实,以工夫求本体作为知与行的合一,将实践放在了心学哲学中的本体地位上。[6]这种特点的心学在清朝自黄宗羲到章学诚,一直是浙东学派的一大思想特征。因此,到晚清时期,当经世致用的需求上升时,这种心学自然就和当时的实践结合起来,对维新变法起到了正面作用。许多维新人物,如郭嵩焘、康有为,无不曾受到过心学的影响。此外,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这样的思想,对于时人以一种开放和平等的态度看待西学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晚清虽变法维新之潮逐渐大盛,但变法维新,终究是以我为主,而且变法本身就不是像革命那样试图斩断与过去的联系,而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改良其中的某些成分来实现目标。历史的延续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晚清以来的维新思想,其根源还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上,西学的进入,肢解了某些观念,但主要的还是刺激中国原有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维新变法,其中展现出的思想的延续性,是确凿无疑的。

[1]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第3页。

[2]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第10页。

[3] 《弢园文录外编》第16页。

[4]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第65页。

[5]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第65页。

[6] 参见《浙东学术精神研究》第115-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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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楼主把字体改小一些吧。

这样看得好痛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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