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天文略考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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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7 18:2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春秋左传天文略考

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远古时代的先民，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总结，认识到日月星辰的运行都有一定规律，并开始利用这些知识来定时间，指导农事等。在这个过程中，天文学逐渐诞生。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天文”这一概念。《易经》中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1]关于“天文”一词中的“文”字，高诱在注《淮南子·天文训》时称：“文者象也。”[2]因此天文即是天象。当然在古代，“天象”泛指天空中发生的一切现象，这其中既包括今天天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包含气象学方面的内容，本文所讨论的，自然是现代英文中的Astronomy所代表的知识门类。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几乎同整个中华文明史同步。殷商卜辞，商周金文，传世上古文献中都有不少和天文有关的记录。尤其是春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学术发达，思想活跃。天文学也在春秋时期初步形成系统，很多重要概念均已经产生，为后代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因此了解这一时期的天文学发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将主要依据《左传》对春秋时期天文学发展的各个方面作一简单梳理，限于个人水平和掌握资料的全面程度，难免有很多疏漏，尚待读者指正。



一．天文观测：

Ⅰ.天文机构：

   《史记·天官书》里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於天，俯则法类於地。”[3]《尚书·尧典》里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4]这都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对天文观测的重视，中国的天文观测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支持，很早便成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然而夏商时期由于很少有完整的文献流传下来，因此很难窥知夏商时期官制的全貌，更难了解天文机构发展的情况，而周朝时期的天文官职机构则由于《周礼》的存在而可以大致理清。

《周礼》称: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5]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周代太史掌各类典章制度，其中就包括历法。太史、小史及冯相氏、保章氏等官分别负责历法和占星等不同工作。尽管他们的观测目的往往是为了提醒统治者注意修德以求上天佑护，或者是提前发现“妖祥”。但不管怎样，这都说明周朝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人员，甚至已经有了分工。《左传》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左传·桓公十七年》有“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6]从这里可以看出不仅周天子有专门人员执掌天文观测，各诸侯也有“日御”定历授时。也正是有这些专门观测人员的存在，才使得周代以来天文学的发展更加迅速。在《左传》等先秦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天象记录，并留下了大量有关天文的论述。

Ⅱ观测仪器：

   所有天文仪器里，最古老最简单的无疑是“表”和“圭”了。“表”是一根直立的长杆，用以测量影长。而“圭”则是测量影长的标准尺。古人无疑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季节影长的变化，并加以测量。《周礼》载“（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7]显然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概念在《周礼》中已经都已具备。《左传》里也有冬至日（日南至）进行天文观测的记载：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分、春、秋分也。[8]

   显然，鲁僖公登台参与了冬至日的天文测量，但《左传》中并没有详细记录观测的内容。很可能他们是通过测量影长来确定冬至日。至于其所用的仪器，应当是和周公测景台上类似的大型土圭和土表。

   计时仪器当时似乎已经有漏壶。《周礼》中有以下记载：

   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舍，挈畚以令粮，凡军事，县壶以序聚<木橐>；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9]

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漏壶用于测时。但是在《左传》一书中并没有明确的关于计时仪器的记载。至于后世天文观测中常见的浑仪等天文仪器，当时还远远没有出现。

Ⅲ.天象记录：

   春秋时代由于有鲁史《春秋》传于后世，因此也为后世留下大量准确的天象记录。下面将把见于左传的天象分类加以总结分析。

1.日食：

   《左传》所载的日食次数如下：[10]



传名          食正朔       食晦日          三日食       干支缺             总数

左  传       16次             1次          18  次                2次             37次

另外，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对《左传》所载的日食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11]

确可考证并为现代计算法证实的：共计32次

很显著             21次       可见到             5次

不显著             2次       不易见到          3次

偏食                1次

其他情况：5次

      待考                3次       不可能             2次

      应有日食但无记录的    14次

如果对《左传》所载的37次日食进行讨论的话，可以以下两种情况：

（1）    能为现代记录所证实的：共32次

个人认为这表明了《春秋》记事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并非全部伪造。毕竟在古人没有准确了解日食发生规律，不懂得日食的精确推算方法的情况下，想要凭空捏造出这么多次准确的日食记录，是几乎不可能的。另外早在殷商时代便已有许多关于日食的记载，表明自上古以来日食观测便在我国天文观测中占居重要地位，当时史官必然会据实记录。当然在这些日食记录中，有一些干支月份不符的情况，后代一行，郭守敬等人对此也有纠正，不排除存在后人伪造的可能性，但更可能是当时的历法错漏较多以及古籍流传过程中常见的错漏此现象。大多数记录应当还是可靠的。另外在这些记录中，很多日食并不是发生在朔日。发生在朔日的只占一半左右，这是因为古历用平朔[12]，不能保证真正的日月合朔恰好发生在历法上的朔日这一天的缘故。此外，有些日食虽然中国可以看到，但鲁国地区也难以见到，当是鲁国史官据各国通报而记。

（2）    看不到（或极难见到）日食，却留有记录：5次。

这五次分以下三种情况：

并未发生日食：2次

      （襄公二十一年, BC552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左传》无传）[13]

（襄公二十四年，BC549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左传》无传）[14]

发生日食但中国不可见：1次。

（昭公二十四年，BC518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15]

此次日食发生在西伯利亚地区，鲁国地区不可见。

夜间发生日食：2次。

（庄公十八年，BC676年）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16]

（僖公十五年，BC645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左传》：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17]

这五次日食是《春秋》日食记录中的疑点。陈遵妫先生认为春秋时期也许已经有了经验性的推断法，某些日食并没有被史官所见到，但由于史官推测此时当有日食而记为有日食。春秋时期历法推算水平不高。而我国天文学史上直至《史记·天官书》才有初步的月食推算方法[18]。日食由于发生时未必能被某一固定地区的观测者观测到，因此认识其规律的难度远远大于月食。因此日食推算也不会早于汉代。春秋时期显然还不能够预报日食。况且据《左传》而言，史官崇尚“直笔”，是以晋有董狐，齐有太史氏兄弟三人等秉笔直书之史官。因此史官当不会记未发生之日食于史策。且当时统治者对日食现象极为重视，《穀梁传》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19]日食发生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当时史官岂敢不谨慎据实记载？因此个人认为这五次日食实为当时史官所未载，汉代之后有日食推算之法后据推算结果而更之，然而汉时推算方法毕竟不够精密，有错谬之处，例如昭公二十四年日食，鲁国并不可见，然而后世推算者以为入食限而增之，致使出现这样的疏漏矛盾之处。

2.其他特殊天象记录

a. 彗星:

我国古代常用“孛”指代彗星。《公羊传》曰：“孛者何？彗星也。”[20]彗星在古代为不祥之兆，对彗星的记载也很详细丰富。据陈遵妫统计，我国古代从传说中的帝尧时代到清末（约BC2320-AD1911），共有437次彗星记录[21]。其中属《左传》中所记的有以下四次：

（文公十四年秋七月，BC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22]

（昭公十七年，BC525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23]

（哀公十三年，BC482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24]

（哀公十四年冬，BC481年）有星孛。[25]

文公十四年的彗星，有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载。哈雷彗星是周期彗星里最有名的一颗。其周期约为76年，最近一次过近日点在1986年。由于行星引力影响，哈雷彗星的周期会有所波动，并不一定能够长期稳定在76年。BC613年距1986年有2599年之久，以76除之，约得34.2个哈雷彗星周期。从其它史料中可以找到BC538,BC467年等随后连续多个70多年间隔的彗星再现记录。[26]从天文学上来说，BC613年的彗星的确很有可能是哈雷彗星。这应当是能够确定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的记载。

而且这些彗星的记录也可以证明《左传》等史料并非虚妄，大多数记载应当仍然是真实的。后人或许可以掌握日食的推算方法而更改《左传》中一些日食记录。但中国古人却始终没有真正认识彗星这种天象，因此这些彗星的记载不可能为后人根据推算所篡改。中国古代有关哈雷彗星的记载，即便在后世专制皇权日渐加强的情况下，也没有中断，在春秋时代史官尚无“为尊者讳”压力的情况下，自然是可以相信的。

从《左传》里还可以窥见当时人对彗星的态度。文公十四年的彗星，“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27]这里周内史叔服显然以彗星作为人世中将有变乱的预兆，以之进行预言。而昭公十七年的彗星，（鲁大夫）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28]即以彗星似帚形，为除旧布新之兆也。彗星见于大火，将有火灾。这些关于彗星的论述虽有以彗星为灾异象征的意味，但并不像后世那样那么重视，后世往往皇帝自责修省[29]，而此时却无国君“退而修德”之事。由此可见春秋时期虽然已有一些天象与人世有关的观念，但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还没有发展得像后世一样完善。

b.流星雨：

      行星际空间的流星体多成群分布运行，当地球运行到某一流星群的轨道附近时，大量流星体在地球引力作用下平行进入地球大气层，在某一段特定时间里形成大量流星的现象即为流星雨。在地面看来，这些流星似乎是从天空中某一点发出的，这一点即为流星雨的辐射点。辐射点在哪一星座，该流星群即被称为该星座的流星雨，如狮子座流星雨，天琴座流星雨等。流星雨的出现有一定日期，发生时可以看到大量流星，在古代史籍中，便是所谓“星殒如雨”等现象。

《左传》中流星雨的记事仅有一例：

（庄公七年，BC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30]

《左传》将“恒星不见”解为“恒星不见，夜明也。”然辛卯为四月五日，月光尚微，夜不得明也。故杜预以为“盖时无云，日光不以昏没。”笔者以为杜注为是。而“星陨如雨”《左传》解为“与雨偕”，笔者个人认为“星陨如雨”当从《公羊传》解，“如雨者，非雨也。”[31]因为流星现象多发生于距地面数十公里的大气高层，大多数流星不及接近地面便已燃烧殆尽。而若夜半有雨，必有云于低空，何以得见高空之流星？

当然笔者以为还有一种可能，即“星陨如雨”并不是指流星雨现象而是指陨石现象，如果这样则陨石与雨同降，而恒星不见也可讲通，但后世天文记载中记陨石与流星在记述上有明显区别，《春秋》中记事过于简略，使人难以推究当时实情。

c.客星：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新星或超新星的记载，通常被称为“客星”，殷墟卜辞中即有“新大星并火”的记载。《左传》中所载的新星只有下面一例：

（昭公）十年（BC532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32]

婺女即是女宿，《左传》杜注称：“客星也，不书，非孛也。”显见其非彗星，而是新星或超新星。《左传》里把这颗新星和彗星一样视作“妖星”。《左传》里载子产以此客星结合岁星纪年预言晋平公将死之事。

二．星象知识：

我国古代对天空中星象的观测历史悠久。到春秋时代已经积累下比较丰富的星象知识，在《左传》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下面主要以二十八宿为例探讨一下《左传》中的星象记录。

   二十八宿是古人为观测太阳位置而对天赤道周围星空进行的划分。其名称最早见于《周礼》。[33]但并没有说明详细情况。《尚书·尧典》里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34]这里已经有了利用日落之后出现在中天的星象来确定季节的知识，但是只见“鸟（星宿），火（大火，心宿），虚，昴”四宿。到《左传》时，二十八宿很多已经出现，据个人统计，左传中二十八宿共出现十余宿，分列如下：

名称\现代宿名\出处举例

婺女
女宿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35]

北陆
虚宿、危宿
（昭公四年传）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36]

西陆
昴宿
（昭公四年传）西陆朝觌而出之。[37]

火（大火）
心宿
（昭公六年传）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38]

大辰
房心尾三宿
（昭十七年传）冬，有星孛于大辰。[39]

龙尾
尾宿
（僖公五年传）丙之晨，龙尾伏辰[40]

鹑火
柳星张三宿
（僖公五年传）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也。[41]

大水
壁宿
（昭公十七年传）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42]

降娄
奎宿、娄宿
（襄公三十年传）於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43]

参
参宿
（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44]

商（辰）
心宿
（昭公元年）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45]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左传》中虽然有一些星宿的名称记录，也已经懂得利用星宿来作为参照记录太阳月亮位置及其他特殊天象，但是很显然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左传》中提到的这些星宿，大多包含亮星[46]，显见当时人对恒星的观测还不够完备。后世二十八宿之划分虽已萌芽，但尚未形成成熟体系。

三.                历法知识：

Ⅰ.周历：

历是为了配合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根据天象进行连续计算时间的方式。世界各国历法无非三种：阳历，阴历以及阴阳合历。[47]中国传统历法均为阴阳合历，既考虑朔望周期，也兼顾回归年周期。我国历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尚书·尧典》提出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48]的原则一直被后世所沿用。《汉书·律历志》称汉朝以前共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六历[49]。这六历大致相同，主要的区别便是建岁首之月不同。下面以《左传》中鲁国所用的周历为例来探讨一下先秦历法中的一些问题。

a.基本历法周期：

   通过《左传》中有关日南至的记载，可以推出当时采用的回归年和置闰规则情况。前面已经提到僖公五年日南至时的记载，而昭公二十年亦有日南至的记载：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已丑，日南至。[50]

这两次日南至之间共有809×60+38=48578日（辛亥和己丑之间有38日），共间隔133年，故当时历法中的“岁实”（回归年长度）为48578/133=365.24812日，约为365又1/4天。与当时世界各国历法相比，在回归年长度这一项上还是比较精确的。[51]

b.置闰规则：

在置闰规则上，这一时期也初步采用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则。这里需要对阴阳历的原则作一简单说明。阴阳历有两个基本周期，回归年和朔望月。一回归年约为365.25天，而一朔望月约有29.5天。春秋时期的历法中一年包含十二个月，十二个月的总长度为354或355天，比一回归年少约11天，如果不设闰月的情况下，若干年后月份与季节便不再相符，故需设置闰月来调和这两个周期。从上面提到的两次日南至的情况结合《春秋》中每年建子建丑的情况可以确定在这133年里有49个闰月[52]，由此可以推出平均19年有7个闰月，这一成果在当时已经相当精确，比古希腊默冬所确立的十九年七闰的“默冬法”和巴比伦人的十九年七闰法都要早。[53]

《左传》大多数时期闰月都放在岁终，如“（僖公七年）闰月，惠王崩。”“（昭二十二年）闰月，晋箕遗、乐徵、右行诡济师取前城，”[54]这两条记事均放在该年最后，显然闰月设在岁终无疑。到春秋后期闰月才可置于任何一月后。

c.专用名词：

当时有关历法有一些专用的名词，如下表所示：

名称\解释\出处举例

朔
每月日月合朔之日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55]

晦
每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或三十日。
（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56]

日南至
冬至日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57]

春
一至三月
（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58]

夏
四至六月
（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59]

秋
七至九月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60]

冬
十至十二月
（桓公三年）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61]

王正月
含有冬至日的月份，但由于当时置闰水平不高，常常会出现少置闰或多置闰的情况，春秋后期才日趋精密，王正月才与实际正月一致。
（隐公）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62]

闰月
为调节回归年周期和朔望月周期而人为增加的月份。春秋时置于岁终。
（僖公七年）闰月，惠王崩。[63]

d.何谓建子，建丑？

有关《左传》的注解中常有“此年建子”“此年建丑”的说法。往往不通历法者不明白其中含义。春秋时期历法以冬至日所在月为子月，此后各月依次为丑月，寅月，卯月直至癸月。但是由于十二个月的长度小于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两三年后冬至日便会落在丑月中，这就需要在前一年置闰来确保冬至日仍然在子月中。如果应当置闰却没有置闰，便会出现建丑的情况，即冬至日落在丑月。

e.周正，殷正，夏正：

   春秋时期不同国家虽然在历法的大原则基本相同，但是各国在一些细节上略有不同，例如岁首之月各国便略有不同，具体来说有周正（以子月为正月，如鲁国历法），殷正（以丑月为正月），夏正（以寅月为正月，如晋国历法）之别，所以《左传》所记晋国史事比鲁国总要晚两个月）。

Ⅱ干支纪日，纪月法：

   干支纪日法在我国已使用数千年，从春秋以来纪日顺序都没有间断或错乱，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纪日方法，也为后世研究者确定前代史实的精确发生时间提供了帮助。《左传》中干支纪日法显然已经相当成熟，几乎每件大事都有干支日期记录，这里自不必多言。

   干支纪月法前面已经提到，即用十二地支与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固定相配。十干与月份相配也有一套规则，但是在《左传》中并没有涉及。

Ⅲ.岁星纪年与十二次：

   岁星，即木星，在古代最受人们重视。木星约十二年周天一次，故古人创十二次之法，以岁星纪年。陈遵妫认为十二次当创立于战国时代，大致与《左传》成书年代相近。

   十二次的名称如下：

            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

         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这些名称大多和星象有关。《左传》中十二次的名称大多出现，主要是利用岁星位置来预测吉凶。下面将《左传》中十二次名称的出现情况作一大略统计：[64]

名称\位置（参照二十八宿）\出处举例

星纪
斗牛女
（襄公二十八年）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65]

玄枵
女虚危
（襄公二十八年）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66]

娵訾
危室壁奎
（襄公三十年）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67]

降娄
奎娄胃
（襄公三十年）其明年乃及降娄。[68]

大梁
胃昴毕
（昭公十一年）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69]

实沈
毕觜参井


鹑首
井鬼柳


鹑火
柳星张
（昭公八年）岁在鹑火，是以卒灭，[70]

鹑尾
张翼轸


寿星
轸角亢氐


大火
氐房心尾


析木
尾箕斗
（昭公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71]

这些语句基本出自一些预言中。《左传》所载预言，当是成书时后人所加，而非当时人所实言。因此《左传》中有十二次之名不代表春秋时即有十二次之名。即便只从《左传》一书来看，十二次的名称也是在春秋后半期才开始出现，因此十二次的出现不会早于春秋后期。

结          语

上面分别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对《左传》里的天文知识进行了概括。笔者据此将春秋时代天文学的特点归纳如下：

1.以经验性的记录为主，但也开始有一些朴素的理论解释。《左传》中留有丰富的天象记录，这一点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对宇宙的认识仍然十分肤浅，对日食、彗星等天文现象虽有一些朴素的解释，但离事实相去甚远，大多与各种迷信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天文学还处在萌芽阶段。

2.观测技术和数学水平低下，缺乏精确观测和推算的能力。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精密天文仪器还没有发展起来，观测精度很低，没有关于恒星等天体位置的精确数字记录。数学不发达[72]，推算能力低，还不能制定十分精密的历法，更不能精确推算日月食等天象。

3.天文和原始迷信混杂在一起。古人以为天人相通，故其对天文现象的解释总是和各类迷信活动牵扯在一起。《左传》中有大量以日食、彗星、新星、岁星来预言吉凶的记述便是例证。

然而，春秋时代天文学毕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前所述，春秋时期已经有了有详细的天象记录，有专门的天文机构，有初步完善的历法和星象知识，这些都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尽管春秋时代天文学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毕竟，那是在华夏文明刚刚形成的遥远的两千多年以前，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春秋时代的天文学还是足够辉煌灿烂！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后世的天文学才能够最终自成体系，成为我国古代科学中最灿烂辉煌的一个学科门类！

参考书目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2.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全十册）。

3.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天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6月港一版。

5.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全二十八册)。

6.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

7.    苏宜《天文学新概论》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9.    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

10.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全十二册）。

12.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二版。

13.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6月第一版。

14.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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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高亨《周易大传今译》第511页，齐鲁书社1979年6月第一版。

[2] 见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246页引高诱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3] 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十册本《史记》第342页。

[4] 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10-12页，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二版。

[5] 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692-695页，700-7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6]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9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7]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十250-2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8]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02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9] 见孙诒让《周礼正义》2415页，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  食正朔：指日食发生在朔日（某月一日）。记录中干支和朔都有。

食晦日：指日食发生在晦日（朔日前一天）。记录中写干支而不写朔。

三日食：指日食发生在某月三日。（《公羊》《榖梁》所记有二日食）。记录中写朔却不写干支。

干支缺：指《左传》中不写干支又不写朔。仅有日食发生的记录。

该表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册第6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11]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591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6月港一版。

[12] 平朔：朔望月周期平均为29.530589平太阳日。古代历法用此平均数来推算每月的朔日，这样所得的朔叫作平朔，但由于月行速度一月内并不均匀，日行速度在一年内也不均匀，因此这样所得的朔日与实际朔日往往并不重合。后世历法逐渐改行定朔，以日月黄经相等之日为朔日，日月黄经相差180度为望日，确保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

[13]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056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14]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086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15]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49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16]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05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榖梁传》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范宁注曰：“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东门之外，故日始出而有亏伤之处，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无形，故阙疑。其夜食何缘书乎？”郑君释之曰：“一日一夜合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亏伤之处未复，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则亦属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为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榖梁传注疏》第81页，北京大学1999年12月第一版。

[17]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51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18]《史记·天官书》：“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十册本《史记》第332页。

[19] 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榖梁传注疏》第91页，北京大学1999年12月第一版。

[20] 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05页，北京大学1999年12月第一版。

[21] 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册790页《中国古彗星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22]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604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23]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90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24]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675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25]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681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26] 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832页《中国哈雷彗星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27]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604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按《左传》载，后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齐弑懿公；七年，晋弑灵公。

[28]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90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29] 如《明史本纪·宪宗一》：十二月甲戌，彗星见，下诏自责，敕群臣修省，条时政得失。壬午，彗星入紫微垣，避正殿，撤乐，御奉天门听政。见中华书局二十八册本《明史》第167页，1974年4月第一版。

[30]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70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31] 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31页，北京大学1999年12月第一版。

[32]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14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33]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参见注释5。

[34] 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15-21页，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二版。

[35] 同注释33。

[36]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248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37] 同注释37。

[38]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277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39] 同注释24。《尔雅·释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

[40]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10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41]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11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42]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91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43]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177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44]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218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45] 同上。

[46] 如婺女接近牛郎织女，参、商本身为明亮大星，鹑火接近轩辕十四。

[47] 阳历：以回归年为基本周期的历法，置月上不考虑朔望周期。如现行公历，古埃及历等。阴历：以朔望月为基本周期的历法，一年的长度不考虑回归年周期，如回历。阴阳合历：兼顾朔望和回归年周期的历法。如中国传统历法。

[48] 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22页，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二版。

[49] 见中华书局十二册本《汉书》第973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

[50] 分别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02页和1406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51] 埃及古历一年365日，古印度同期以366日作为一太阳年。古巴比伦同期以365.44日为一回归年。

[52] 其中昭十九年应当置闰却没有置闰，使得昭二十年建丑，故实际只有48个闰月。

[53] 默冬于公元前433年提出默冬法，古巴比伦于公元前383年改用十九年七闰法。

[54] 分别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19页和1439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55] 见注释51。

[56]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878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57] 见注释51。

[58]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96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59] 同上。

[60] 同上。

[61]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97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62]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66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63] 见注释55。

[64] 十二次中鹑火等名亦为星象名，其在《左传》中若仅以星象名而非以岁次名出现，则不载于此表。实沈等起源于神名或分野的次名亦类似处理。

[65]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140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66] 同上。

[67]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178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68] 同上。

[69]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22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70]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05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71] 同上。

[72]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一晋国老人的年龄问题，但当时晋国甚至公卿大夫都未必能算出这一简单问题，可见当时数学水平的低下。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171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 本帖最后由 zhangjf 于 2009-5-22 19: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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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19:4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无评加精十分强大~~~~~~

于是虽然懵懂状态，问问楼主对江晓原先生和李零先生的著作的看法吧

话说上古中古甚至近古，天文和卜筮谶纬关系其实挺好的，算的上是骨肉相连，顾颉刚说汉人的思想核心是阴阳五行，想来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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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20:3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古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说，没有现代的学科分界。所以古人心中的天文，其内容是挺丰富的。不过，现代人研究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把其中的科学内容剥离出来。

江晓原的书还不错，不过我不是特别喜欢他这个人。
李零似乎没有什么和天文学史有关的著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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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20:4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李零有《中国方术考》，涉及到了天文与谶纬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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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21:0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zhangjf 于 2009-5-26 20:31 发表
古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说，没有现代的学科分界。所以古人心中的天文，其内容是挺丰富的。不过，现代人研究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把其中的科学内容剥离出来。

江晓原的书还不错，不过我不是特别喜欢他 ...

江晓原似乎很不服气李学勤不取他的武王伐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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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21:5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悼红狐 于 2009-5-26 21:03 发表

江晓原似乎很不服气李学勤不取他的武王伐纣年

江晓原的确有点狂。

他占了懂天文的优势，但是史料基础稍差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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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22:08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成功把这帖子引向学术八卦了

江晓原确实有料，狂是需要底气的，有底气的狂和没底气的狂，区别还是很大。

由天文而想到地理，同样是谭其骧门下弟子，葛剑雄与周振鹤也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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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0 09:0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实在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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