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士与齐国的灭亡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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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7 20:4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稷下学士与齐国的灭亡

在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稷下学宫，不仅是田齐政权的思想库，战国时代的文化中心，对我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稷下学士也被称为田齐政权的智囊团，这已经被无数专家学者所肯定。现在要将稷下学士与齐国的灭亡挂起勾来，实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意思。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检点一下稷下学士们的思想主张和言行，我认为，稷下学士与齐国的灭亡确实存在某些关系。至于是否成立，有待专家评说。

一

我们知道，稷下学士“无官守，无言责”，似乎只对自己的思想观点负责。据记载，稷下学士们在稷下学宫中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史记·田仲敬完世家》)，“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们享受着大夫的俸禄，住着交通方便、豪华舒适的宅第，受到国王的尊崇。那么，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两个。一是“不治而议论”，就是口头上的议政。“不治”是指没有实际职务，不进行实际治理。二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于世主”，就是书面上的议政，似乎更偏重于理论和历史。总而言之，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可以不顾国家治理的实际。稷下学士们既然没有职务，不进行实际操作，所以也就不会有考核，实际效果如何他们大可不必考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议就怎么议，即使出了问题，也不必害怕丢掉“乌纱”。因此，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议论，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却经常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务虚，于实无补。

《太平御览》卷385有鲁仲连与稷下名士田巴的一段对话，非常精彩。鲁仲连问田巴：“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堂，燕人在聊，国亡在旦暮，先生将奈何?”田巴曰：“无奈何。”鲁仲连日：“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人皆恶之，愿先生勿复谈也。”田巴曰：“谨受教。”当然，齐国处于“亡在旦暮”的责任不能全算到稷下学士的身上，但，享受着齐国优厚经济和政治待遇而以“议政”、“干世主”为己任的先生们，却既没有挽救齐国危亡的具体意见和得力措施，也似乎没有挽救齐国危亡的丝毫责任感，就匪夷所思了。即如田巴，面对齐“国亡在旦夕” 的局面，只知“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即使“一日而服千人”，对于面临危亡的齐国又有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呢?像田巴这样的“贵学士”，在稷下学宫恐怕不能说是个别的。当然，淳于髡、鲁仲连等也曾经为齐国的强盛和安全做过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战国时代，是商人地主阶级争夺统治权利的时代，是地主封建制代替贵族分封制的时代，是人心希望安定统一的时代，因而可以说是大变动、大改型的时代。其主要表现就是政治改革、土地兼并，强国期望通过武力统一“世界”。

商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逐渐废除贵族分封制，使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身相对得到解放，并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无论哪个学派、那种思想，认清这个形势并促进其发展，就是推动历史前进，否则就是倒退。

从现有资料看，稷下学士们感到这个变化并想改变这种变化的人多，而真正具有促进这种变化思想和措施的人极少。

稷下学宫中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他虽然也看到了天下要求统一的大势，但他提倡“仁政”学说，劝说各国君主实行仁政，主张用仁政“王天下”。但，由于各国君主都看到这种变化了的礼治主张往往被强大的武力所粉碎，即使武力不足还往往被强国所侵伐，所以，尽管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而实际却如他的祖师爷孔子一样，其主张不被任何国君所欣赏和接受，更不要说实行了。

作为法家的前驱，在稷下学宫有宋鈃、尹文等人。他们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庄子·天下》)，反对任何战争。但，自春秋以来，大欺小，强陵弱，各国攻来伐去，无时不有战争。到战国后期，虽然只剩下七国，可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广大人民确实厌烦了战争。宋、尹的主张确也反映了人民的迫切要求。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在诸侯力征谋求统一的时代，只能以战去战，以武求统，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依靠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的政权转移，只有依靠战争这个最后的手段。战国时代，七国国君没有谁愿意放弃统治，交出政权。相反，他们一个个都想自己来兼并他国，统一天下。宋、尹的“禁攻寝兵”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荀子当时就批评他们说：“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虽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 他们理论的作用只能“欺惑愚众”，却没有能欺惑那些欲用战争统一天下的国君。

被列为法家的慎到虽然主张“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圣法不可阙也。”却又主张“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这样，看似严法无私，可一，国君不在法治之内，实际还是人治；二，严法与“守成理、因自然”前后矛盾，况且，也与天下大统一的走向不协调。对于这派理论，荀子批评说是“不可以经国定分”(《荀子·非十二子》)，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首推邹衍。他的五德终始说虽然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但却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他的大九州说虽然可以引发人们的想象，扩大人们的视野，但对齐国的发展和促进天下的统一，则无实际作用。桓宽曾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盐铁论·论邹》)当然，把秦的速亡归之于邹衍的大九州学说或五德终始说有失公道，而说他的学说“无补于用”、“无益于治”还是中肯的。

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荀子，因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纳法入礼，或说礼主法辅，成为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明于天人之分”的天命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的认识论等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他的“明分使群”、“法先王”(其后王实先王也)的社会思想，却与天下统一的大势水火不容。

“明分使群”，就是人与人要相互合作，结成群体，分工合作解决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问题，又要分成不同的等级，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这种人分九等的主张，实际就是礼在人际关系上的具体化，充分体现了荀子“隆礼”的实质。他还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荀子·修身》)，因而，要“以礼分施”，按照等级分配物质财富。不仅如此，他还把 “诸侯分土而守”当作“建国”之礼，主张“法先王”，实行“分封制”，表明他与早期儒家的立场没有根本的不同。而分封制已经成为当时历史车轮前进的障碍，所以，无论在齐、在赵、在秦，荀子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在楚也只因其名彰而被任为兰陵令而已。倒是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片面发展了他的法治理论而在秦取得了很大成功。

由此看来，稷下学宫中的众多学士们，大多不明当时大势，或者，不能顺应大势，更不用说推动大势发展了。这恐怕是他们徒具理论而没有人能在治国中建立业绩的原因，也是他们不能挽救齐国逐渐衰亡的因素之一。

二

齐在春秋时代是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中齐亦为强国大国，苏秦曾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国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战国策·齐策一》)这里虽不免有夸张溢美之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齐国的实际。兴办稷下学宫的事实也可以说明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怎么能养得起数百千人的稷下学人呢?众多的稷下先生能在优良的条件下无忧无虑地著书立说、放言高论、相互辩难，甚至于可以养着成百上千的弟子，齐国之富裕亦可想而知。
但，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富庶，不仅曾经称霸，而且一度称王、称帝，人才济济，令诸侯望而生畏的齐国，却在短时间内一蹶不振，灭亡于秦，可以说是始料不及的。

对齐的亡国之因，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近亲权重，大臣不亲，闹得大臣无重，父兄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也有人说是因为不修战备而“谨事秦”，“自秦人行远交近攻之术，善齐而不加兵，君王后谨事秦，王建不修战备，不助五国，其堕秦之计久矣。” (《战国策·齐策三》)也有人强调因为齐国没有帮助其他五国，最后自己也灭亡了。“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五国已衰，齐亦不免矣。”(苏洵《六国论》)也有人说是因为外交政策失误，树敌太多，齐王昏庸无能、穷兵黩武造成了国力下降、众叛亲离。

我所奇怪的是，稷下学宫的历史几乎与田氏齐国政权相始终，众多的稷下学士在这里乘肥马，衣轻裘，其稷下先生享受卿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齐国政府对他们尊祟有加，后人把稷下学宫看作是田齐政权的人才库，将稷下先生看成是智囊团，那么，他们为什么对齐国的灭亡就没有任何责任呢?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们既然享受权力，那么，也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不尽义务，就是不负责任。

稷下学士们只注重理论说教，不注重实际，陷入了空洞的理论。他们“不治而议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淳于髡、鲁仲连等少数人而外，大部分人不能把自己的理论付之于实践，因而，也就对齐国很少产生有益的作用。这是因为，一，他们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二、有的措施不符合操作的历史条件。

孟子王天下的具体措施是“制民之产”，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为达到这种“制民之产”的理想目标，他提出正经界，恢复井田制。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具体办法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制私事。”(《孟子·滕文公上》)这种井田制，早在春秋中后期就已被逐渐打破，到战国时代已经是阻遏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了，所以，法家在秦国的“开阡陌”，废除井田制才是当时社会发展趋势。孟子背潮流而行，尽管他有“天下溺援之以道”的良好用心，但他这条“道，在历史潮流涌向统一的战国时代实在是不怎么光明的。

荀子的办法是“法先王”，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而这种礼治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与封建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尽管他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因其学说不符合齐王“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大欲，终不能见用。有人说他的“援法入礼”，或说“外礼内法”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我倒以为，是汉代“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实践为后代帝王树立了范例。当然，荀子的思想对后代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邹衍被称为“谈天衍”，可他所谈之天虽然很大，却与他生活的齐国相去甚远，与齐国的治理不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至于说他的五德终始学说为秦汉夺取政权制造了理论根据，而同样，也给他们的灭亡准备了掘墓工具。

以上是在稷下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三家，至于其他学派基本也是如此。比如，反战差不多是除法家外的共同思想，可是，在兼并盛行、各诸侯国均求统一的当时，怎么会放弃武力、和平共处呢?历史事实是，各国都在用武，只有规模大小的不同而已。杀人是人人所痛恨的，可各国为统一而发动的战争，无不以人民的生命作代价，否则，实现统一就是一句空话。《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从惠文君七年(前331年)至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的75年间，仅见于有杀人记载的14次对外战争，就杀人126．8 万。昭襄王十四年攻打韩魏的伊阙之战，一场就杀人24万。秦始皇灭六国时所杀人数当更多。可见，一般的反战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就历史发展而言，战争，杀人，有时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稷下学士们不切实际的空洞说教无用于世，当时就有人看了出来，并进行了批评。上文提到的鲁仲连责田巴就是突出的例证。其实，荀子对此也是有感觉的，他的《非十二子》就是对稷下诸子理论的总结性批判。他认为，纵欲主义“不足以合义通治”，不符合礼义和政治原则；禁欲主义“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不利于推行封建伦理规范；兼爱、非攻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对推行等级制度不利；辩学则“不可以为纲纪”，脱离礼义，不利于统治。即使思孟学派也存在严重不足，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通，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属于无用之说。他还批评“慎子有见于前，无见于后；老子有见于离，无见于信(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荀子·天论))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稷下学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荀子的批评。实际上，荀子自己怕是对自己的思想主张也不一定有信心。宋代司马光的 (稷下赋》虽然有独尊荀子之意，似乎也透露出其学说不称王心的信息。苟子对齐王说： “吾王辟仁义之途，殖诗书之林，安民之意广，致治之意深。然而诸侯未服，四邻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术之浅薄，未足以称王之用心故也。”他们的“道术”不一定“浅薄”，“未足以称王之用心”则是真的。这里的“王”不仅指齐王，也包括赵王、秦王。当他到了秦国见到秦昭王时，“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学说的弊端。

最能证明稷下学士们的思想主张无用于齐，莫过于稷下学士们所在的、滋养他们的齐国之由强而弱而灭亡的历史实际了。

司马迁形容他们的主张与实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持方枘而欲内圆凿，其能人乎!”以无用之术治危殆之齐，悲哉!

三

上文提到，稷下学士中的一些人，已经看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并且也有人致力于统一，但是，统一到什么制度之下，由什么样的思想派别来统一，则争论不已。但，争论归争论，希望统一到自己设想的模式上却是相同的。

为了统一，必须统一舆论，达到舆论一律，他们首先着眼于学术思想的统一。

孟子对诸侯力争、杀人盈城盈野的征战持极力反对的态度，因而反对用武力的霸道而主张用仁政的王道统一天下。他认为当时之所以“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是因为 “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而要以他的王道一统天下，就要将不合于王道的思想学说扫除干净。孟子既以平治天下的首选人物自居，这统一学术的任务自然就要由他来完成了。为此他经常与人辩论。当公都子问他为何好辩时，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同上)大禹治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少数民族，驱赶了猛兽，使百姓安宁；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而不敢作乱。孟子要继承三圣之大业，在当时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正人心”，而要正人心，就要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言论，批驳荒谬的学说，为完成这个任务，非辩论不可。

为此，孟子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杨朱、墨翟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破口大骂：“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上》) 他还批评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不要社会分工的农家是“率天下而路也”，“从徐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同上)。

对于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法家，他认为是实行霸道，是率兽食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根本不值一提。

总之，凡不合于“仁政”、“王道’’的，均是“邪说”、“诐行”、“淫辞”，统统要排除。
荀子为统一学术思想，也颇费心机，作《非十二子》对他认为不合于礼治的其他学派进行了批评。他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橘右）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这些人的“邪说”、“奸言”，“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惑世愚众”，危害性很大。要像舜禹一样“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制天下”，必须“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也就是要统一言行，统一思想认识。这统一思想言行的重任，自然要由荀子自己来完成了。从《荀子》对其他各家各派的批判中，可看出他的用心。他们都为统一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不辞殚烦地到处推销自己的主张，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主张距离实际需要太远，不受欢迎。“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产’ 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齐宣王问日‘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齐宣王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人人皆知，要实现这个大欲，在当时离开武力是不可能的。而孟子却一再兜售他的“仁政”主张，二者相去何止千万里?宜乎不被用也!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分析说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三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荀子主张的命运也不比孟子强，他在秦国用商鞅之法大力改革并取得实绩的情况下至秦遭到冷遇的事实就是证明。

应该说，为达到国家的统一，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为强齐、兴齐制定具体可行的策略、措施，提供理论根据和舆论导向，是正确的思路。但是，因为他们各抒己见，各是己说，相互辩难，结果是在稷下学宫中学振林立、异说纷呈，致使齐王无所依从，或无法依从，只能眼看齐国大势日渐衰落。于此，我们不妨与秦作简单比较。秦国之所以走着一条一直发展强盛的路子，其他因素固然很多，一直采用法家的政治路线而排斥其他思想路线则是很重要的因素。自孝公继位就“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力赏”(《史记，秦本纪》)，更用商鞅实行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同上)，明确了法家路线，从此至秦统一，只有法家一家独占鏊头，成为秦国的统治思想，其他任何学派都处于从属的、或者是被排除的地位。

荀子已经意识到众说纷纭的弊病，他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但是，历史事实是，齐国存在“异说”而乱、而衰、而亡，秦国只有“一说”而治、而强、而统一。可惜荀子没有看到，否则，他可能会另有“异说”了。

对于众说纷纭而弱国，商鞅早就有所认识，他说：“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悦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游食者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民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地……”(《商君书·农战》)这里商鞅虽然主要是为了强调要把农战放到治国的首要位置，但，他认为那些不切实用的烦言饰词、高言伪议，是不能富国强兵、战胜敌国、扩大国土的，只能导致国贫兵弱的结果，从齐国衰亡的实际看，还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稷下学士“无官守，无言责”，与游说之士相差无几。“无官守”，不负具体责任； “无言责”，不负言论责任。总之，只管按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讲说，不计也不用计后果，后果自有国王去负责，即使亡国也与己无关。更为轻松的是，他们可以随时离开，甚至于可以不顾齐国的灭亡而远走高飞。《盐铁论·论儒》说：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荀卿适赵。”这里好歹透露了一点稷下学士们关心齐国政局的信息，他们对齐闵王的频繁用兵而造成百姓不堪的局面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是，意欲称王称霸并进一步统一天下的齐闵王没有也不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风流云散了。稷下学士纷纷离开齐国当然与齐闵王不接受他们的谏言有关，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享受齐国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在齐国危亡的关头竟然一走了之，毫无责任感，不免令人心寒。“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我进退岂不绰绰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这位在齐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享受卿的待遇的孟老先生说得多么轻巧。他们潇洒地走了，可为齐国留下了什么呢?齐国的百姓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何况，他们只是对闵王的好战提出了谏阻，却也并未提出挽救齐国渐趋衰弱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齐国的灭亡于秦，责任当然不能让稷下学士们去负，可是，强盛富足的齐国竟然在他们干政、议政多年，形成战国学术中心的情形下很快灭亡，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脸上也不是很光彩的。

当然，稷下学士们在稷下学宫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环境下著书立说，相互辩难，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不仅繁荣了当时的学术，开百家争鸣之先，也为后代留下许多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在学术思想上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不容抹煞。不过，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稷下学士的思想主张在诸侯力征的当时确实并没有发挥出多么大的作用，对他们生活赖以发展学术的齐国的灭亡来说，不能不有负罪感。这不能全都怪他们，所谓的“世主”齐侯或齐王应负主要责任，原因就是他们不能从众多思想主张中选取正确的、可供自己所用的，或者综合各家形成自己的独特方策，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固有的治国良策，在多种学说中摇曳不定，安有国家的治理和强盛。韩非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韩非子·显学))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在“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同上)、“诸子横议”的气氛下，不仅 “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不能治国，单听一种却不合实际的无用之说也同样不能治国。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假设齐国的统治者没有设立稷下学宫，假设稷下学宫中没有那么多学派和众多的思想主张，虽然众说纷纭而假设齐国统治者能够有一定之规或“取一瓢饮”，齐国的历史将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历史将如何发展，则都是未知数了。

从田氏齐国兴办稷下学宫由盛转衰而至于灭亡的史实，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的实际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一定限制的绝对自由化是不行的，田齐灭亡的事实可为教训；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允许一家大放厥词，其他各种思想、学派倍受压制，也同样不能长久维持政权，秦始皇“焚书坑儒”却短命而亡，也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沉思。

本文仅就稷下学士们的思想主张与齐国灭亡之间的关系作浅近探讨，以明学术思想如果不能发挥其巨大的现实作用，尽管可能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向，但其意义就不能不大打折扣。

最后再强调一句，本文决不是有意抹杀稷下学士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历史功绩(也是抹杀不了的)，而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以求对那一个时代的那一批人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对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有一个恰当的定位。

（作者：张玉书　李东霞）
专制和钳制思想果然才是正途呀，所有的异端邪说都该受到严厉打击和禁锢，思想学术自由都是洪水猛兽，亡国之道呀。不过倒想问作者一句，没有被他们视为亡国罪人的稷下先生，中国还会是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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