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何龄修序前言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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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何龄修序前言

何龄修序

　　同事杨海英博士所著《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完稿，将付杀青。此书杀青，就她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她年龄相适应，此书标志着她青年奋斗阶段的结束，中年进一步充实和探索阶段的开始。应该说，作者在学术上的起点并不是很高的，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这种状况对她的著作的影响。但她有活跃的思维、强烈的求知欲、难得的勤奋、“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的探索精神和毅力，而且严格遵循她的博士生导师王锺翰先生教导的正确治史方法，所以她青年阶段的奋斗是成功的，收获了金灿灿的果实。这给她青年阶段的人生增添了光彩。

　　洪承畴研究是王锺翰先生出的题。因为课题热门，突破不易，所以被有的先生认为对一个史学新手说不是很好。但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高标准的。他毕竟是当今清史泰斗，无疑感到入清以后的洪承畴，作为贰臣，招抚江南，平定隆武政权，经略西南，策划消灭永历政权，是清朝征服全国的重大关键，洪承畴因此始以“开清第一功臣”名世，而这一过程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理清，尘封的史实有待挖掘；同样，清史学界对清初洪承畴的看法分歧最深，争论最多，问题的理论性显然较强，具有处理民族斗争史上是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洪承畴研究做得好，肯定可以取得史实和理论双赢的成果。作者集中选取洪承畴与明清易代历史进行研究，也更能贯彻导师的指导思想。

　　然而，摘取这样的果实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作者说：“摸了一段基本史料后，我没有信心写出新的东西。”[1]这是实话，是深知科学研究的艰辛而吐露的衷肠。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还“对明末清初这个具有震撼力的时代颇感兴趣”就更好了。这就大大加强了征服科学艰险所必需的谨严态度、坚实步伐和探索精神。可以说，事情刚刚开始，就绽出了一抹预示着光明的晨曦，这很有意义。

　　必须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能准确选取一些长期被忽略但颇具大局意义的问题，作为重点钻研对象。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她说，在明末，“前人未曾研究的洪杨公案，对探求洪承畴的政治实力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为研究洪（承畴）、杨（嗣昌）公案，而广泛探索洪承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第一个婚姻圈，得以了解洪在明末的政治实力的社会基础。易代后，“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点，尤其是从满族史角度来看，更是如此”，这是构成清初洪承畴问题的核心。本书紧抓不放，深入挖掘和剖析赐婚、第二个婚姻圈、火神庙风波、抬旗、孙可望降清后洪氏遭到冷落等等一连串的史实。书中还对洪承畴的家庭关系、个人思想意识，以至明、清、朝鲜三方关系等问题做了研究。洪承畴在东南的任务是消灭隆武政权等抗清力量。本书揭出隆武五路北伐中兴明室计划和洪承畴的应对方略这样的全局，完全笼罩了该地区这个期间的历史。洪承畴在西南为清朝尽力，虽没有实现消灭永  历政权的目标，但他构筑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他做了些什么？谁知道？本书抓住长沙经略幕府的构成和活动，广泛地从政治、人事、军事、财政诸方面铺叙了洪的战略思想和措施。本书对洪承畴背明降清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但比一些多用情绪化语言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者更能说明洪承畴为清人征服全国做了什么。光有观点，而不能撷取充分的、可靠的史实作为论辨的基础，是不行的。本书尽量探索了明末以来涉及洪承畴的史实。前面列举的诸钻研重点，构成了全书在史实方面大大有别于已有论著的崭新面貌。我敢说，在本书以前还没有一种洪承畴研究论著深入到了这样的历史层面，有的只是在个别点上稍一接触就止步了。我是书稿的第一读者，初读书稿，就深感后生可畏，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压力。这就是发展，就是前进，就是创新嘛。

　　令我特别留意的是，本书题名《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论述洪承畴后半生2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降清、随清兵入关，为清朝建立全国统治效忠的历史。这是他一生的关键。清兵入关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史学界对它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不奇怪。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队历史的责任心，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不能曲学阿世，不能搞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一定会产生歪曲，引出荒诞的结论。分析、判断的原则，只能是历史主义，实事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依据事实说话。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2]，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3]，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4]，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 “则邻国耳”[5]；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土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从这些事实出发，依据满族（女真人）与明朝长期的历史联系，考虑入关后满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清兵入关应是国内民族斗争的表现，说成与倭寇、西方早期殖民者、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样，是不妥当的。当然，国内民族斗争也有是非，有正义、非正义的问题。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也很复杂，一些实际的矛盾、矛盾的事实搅合在一起，不像黑白易辨，泾渭分明，必须多角度、多方面慎重地加以审视、判断。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

　　历史不是一团橡皮泥，可以由研究者随意捏塑，它是消逝了的客观存在。史学也不是玩物，它要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给以符合实际的评述，“不第以征文比事，侈翰墨，供渔猎为也。”史学作为一项科学的作用和责任，是净化人类灵魂，规范社会行为，“补化工之不逮，佐刑赏之未周，褒诛不私于恩怨，是非不贷于  纩，网罗不添于幽潜，摭拾不逐于风影。”[6]因此，史学应有鲜明、公正的是非感，秉笔者对自己应该要求审慎、严格。清兵入关，明清易代的斗争，其中一定有许多历史教训，许多歌颂什么鞭笞什么的问题，它决定像洪承畴一类在风口浪尖上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其言行自己要做出解释，别人更不免评说。这个过程早在洪氏生前就开始了，后人的评说延至数百千年也不会终结。每个对国家、民族负有责任的人，都不免接受历史的审查；有罪行的人即使逃脱了法律的惩办，也躲避不过道义的审判。这是必然的。

　　崇祯得知松锦大败后感到悲痛，相信洪承畴已不屈殉国，谕祭九坛，专祠奉祀，誉之为“节烈弥笃”[7]。大臣也称赞他“清方正直，精敏忠勤”[8]。这虽属误判，仍标志着审查、评说过程的开始。降清一经证实，朝野都会拿他说事，甚至同为降人，也因他职责更重大、影响更恶劣而对他揶揄嬉笑、冷嘲热讽。顺治十六年（1659）春，洪承畴随军进到昆明，永  十一年举人江彧谒见，请求参加清朝会试。洪承畴表示，允许崇祯时举人参加会试，永  时举人不许与试。这当然是清廷的政策，但江彧故意质疑洪承畴个人，讽刺说：为何有此区别？“吾知之矣，崇祯先帝曾为公设御祭九坛，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为举人，许其会试。永  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许会试，宜也。”[9]洪承畴听了，恼怒、难堪，无法反驳。康熙元年（1662），洪氏七旬初度，勋贵故旧争相致祝，但谀寿文“最难措辞，盖其在明朝时之位望勋绩及入清朝后之位望勋绩，皆赫赫在人耳目，而此间转捩一二语，虽善于舞文者无能为力也”。危急关头对国家、民族的伤害，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是轻易能够解脱的。但社会上薰莸同在，不缺少践踏正义、迎合权势之徒，“一落魄书生为献一文，中有数语，云：公以为杀吾君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君也。承畴大赏之。”此落魄书生可推为洪氏辩护士先锋。其辩护词苍白诡诞[10]，颠倒时序，洪氏是早在所谓“杀吾君”、“杀吾仇” 以前降清的[11] ，“杀吾仇”解释不了他何以把战场敌人作为新君向其跪拜。这里涉及的问题毕竟具有根本性，一个国家、民族要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生存，不能不维护天地间的一点元气。传统史学必须严肃正视自己的责任。

　　本书无论从清理史实或从进行论断说，都是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的。关于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本书以史实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否定想当然的诡词美化诸说，论定乾隆强调的“畏死倖生，靦颜降附”[12]说为真确，是人性的弱点在洪承畴身上的表现。本书不仅从政治、军事、外交等角度，指出洪承畴降清的严重后果，还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结合史籍和口碑，进一步指出它的久远影响，无论从时代要求和个人品质说都是不光彩的，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大破坏。由于对入清后洪氏活动有深入研究，史实充分，使这些论断很有说服力。全书对各种人和事的论析，也都不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具体表现出作者始终把握和贯彻历史主义精神，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古人云：“置身处地，借境处时，於万难措办处，观过可以知仁，於千般遮饰处，一言可以定罪。”[13]史学只有追求真实，追求真理，才能拥有这样征服人心的力量。

　　我在一开始谈到作者青年阶段的成功时，曾指出她治学的种种优长之点。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她的勤奋和探索精神。她读博士时表现出来的勤奋、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恒心和毅力，一直为导师和同门所称道。天道酬勤，这对她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她探讨问题，喜欢穷追猛打，刨根问底。在校完成作业，研究南明瑞昌王朱议氻和宁藩宗室朱议漇问题，就已反映她这种特点。史学研究原忌浅尝辄止，就一些人所共知的史事，发一些不痛不痒的议论，说对也对，说错还真未必，或者发一些耸人听闻的议论，哗众取宠，与历史实际不大相干，而就是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新鲜的深刻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平庸，永远不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成果。史学至此，其发展就停滞了。与此相反，她是以深入清理史实为基础进行分析的，问题或大或小，总有新的内容，有所发明，有所进步。这种特点，很符合我的心思。记得她来历史研究所后，我曾对她讲过一种搜集、发掘史料的方法。我说，看到一条历史记载，如果觉得它很重要，就应该追寻下去，根据这条记载涉及的人和事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搜读各种有关的史籍，以这些史籍反映的情况为新的起点，扩大读书找材料的范围，得到新情况、新启发，这样扩大、发掘下去，直到解决问题或线索完全断绝为止。这种方法我借用一种古代虐刑的名称戏称为“瓜蔓抄”。本书作者搜集史料的方法与我的“瓜蔓抄”相类，而研究、解决问题的视野则更广阔。她研究洪承畴江南招抚任上活动，抓住隆武五路北伐中兴战略。隆武是中兴壮志凌云的君主，五路北伐的记载是符合他的为人的、可信的。然后她追踪五路大军具体组成、动员和行动情况、失败原因、洪氏的对策，最后归结到明清实力因此而消长，和洪氏个人的功过、遭遇进行分析，显示出难得的步步为营的功力。研究洪氏五省经略的活动，以长沙幕府为中心，是很准确的。从追寻其人员组成开始，再探讨其活动，分析由此反映的洪氏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意图、幕府的成效。洪氏镇压西南反清力量的活动，很全面很深刻地反映出来了。这些事例在体现作者的探索精神上是很典型的。

　　海英不是自觉地投身到史学研究的行列中的。可以说，她懵懵懂懂地捡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选择了一份艰难的职业。从外部条件说，治史之难首先在于常与匮乏结缘（当然也有发了财的，但毕竟是少数，并且要有一些别的本领和做法）。现代人重视追求富足的生活，本无可厚非。但史学著作作为学术著作的一类，虽有社会意义，却没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举步维艰。王锺翰先生强调说：“研究历史发不了财，所以要有受苦过穷日子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14]因此，要能够把握住自己，心定神闲，不要见有利可图，就加以迎合，削尖脑袋往里钻，否则就有成为秽史作者的可能。从史学本身特性说，治史之难尤在于以后人而追踪前代社会人事，环境全然不同，范围十分广泛。正如宋人苏洵所说：“甚矣秉史笔者之难也。讲闻有限则弗遍，意见先入则多偏，野史笔记多恩怨好恶之口，滥述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好恶或关于时讳，否臧或碍于世家，知几愤于十羊九牧，韩愈卒于窜定不全，皆有以也。”[15]又如清初人赵而忭所说：“以一人之好恶而定万类之是非，以有限之见闻而综无穷之言行，故曰史之难也。 ”[16]清人万斯同则感叹“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17]他们从政治社会环境的障碍、根据的不充分不可靠、道德的沦落、思维的局限等等多方面论述了治史的艰难。这就说明，治史要做出成绩，对作者自身的条件要求也很高，要求具备良好的“三资”，“三资者，才、学、识是。落笔惊人，才也；博极群书，学也；论断千古，识也。”[18]再加上德，无私无畏，德也，成为“四资”。能达到此境界者，难得其人。选择以治史为终身职业者，只有作出最大努力，缩短自身与“四资”要求的差距。可以肯定，本书还需要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作者不能自满，征途漫长，必须继续充实自己，弥补不足，准备迎接更大的科学挑战。作为犬马齿痴长的同事，我对作者寄以厚望。是为序。

　　　　　　　　　　　　　　　　　　　　　　　　2004年12月5日草
　　　　　　　　　　　　　　　　　　　　　　　　2005年4月8日增补讫

[1]本书作者《后记》。引自本书者不再出注。
[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3]《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4]《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
[5]《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6] 屠中孚：《重晖堂集》卷二十二，《杂著》，《谈史》。
[7] 《兵部行确察洪承畴等殉节塘报互异稿》，载《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98页。
[8]佚名：《崇祯长编》卷二，崇祯十七年正月己酉，引史可法奏疏语。
[9]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 181页。
[10]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三，大东书局1919年版，本卷第1页。旁人批驳书生语云：“然则有烈妇人，其夫被害，而曰杀吾夫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夫也，可乎？抑有为子者，其父被害，而曰杀吾父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父也，可乎？”可知书生辩护词在方法上完全不合逻辑。
[11] 洪降清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李自成进京，致崇祯自杀（“杀吾君”）则在十七年（1644）三月，洪降清在一年又十个月前；清军追击李自成，致其被害（“杀吾仇”），在顺治二年（1645）六月，洪早在三年前已降清，与二事毫不相关。
[12]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13] 罗明祖：《罗纹山先生全集》卷十，《史旁》，裘兴祖：《史旁序》。
[14] 王锺翰：《清心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5] 袁黄：《群书备考》卷一，《诸史》，引苏洵（老泉）语。
[16]田茂遇选：《燕台文选（初集）》卷七，《评》，赵而忭：《二十一史得失评》。
[17]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墓表》，《万季野墓表》述万斯同语。
[18]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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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3 12:2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前言

　　2001年10月，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题目是《镶黄旗下——洪承畴的后半生》，有幸得到各位学术委员的支持，立项为所重点研究课题。2003年10月，课题完成结项。在吸收鉴定组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完善，更名为《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本书的宗旨在于通过研究洪承畴的一生及作为，探讨洪承畴在明清易代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涉及洪承畴与明末政局，与南明隆武政权、永历政权，与江南秘密复明运动，与清廷及满族贵族的关系等问题，希望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实证性研究，勾勒出更加真实、具体、形象、丰满的洪承畴形象，并展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复杂性。

　　洪承畴（1593-1665），福建泉州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仕至明三边总督、蓟辽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松锦战败，被清军俘获，降清后开始了他镶黄旗下的生涯。

　　回顾有关洪承畴的研究，首先需要提及的是1935年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一文。这是近代以来建立在档案文献基础上，对洪承畴进行的最初实证研究，奠定了洪承畴研究的第一块基石。值得重视的结论有：一，洪承畴为当时必不可少之人，为清朝取中国之先导；二，中国东南、西南均大定于洪承畴之手，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三，清廷用人之妙，无过于重用洪氏。惟以顺治十四年六月洪承畴乞病解任，归之于“承畴之不甚得志于新朝，犹终以天良之微存一线 ”[1]，尚需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李光涛是继武孟森深入研究洪承畴的第二人。1937年作《洪承畴奏销册序》，1948年作《洪承畴背明始末》，另外尚有《论洪承畴之招抚江南》（《大陆杂志）》九卷一期）、《洪承畴援辽始末》（《大陆杂志》十二卷十二期）及《明清之际的战争》（《幼狮》十一卷一、二期）等文章，以档案材料为主，对洪承畴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如剿贼（农民军）、援辽、招抚江南、经略西南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其结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如论清军入关得“流贼”之助[2]；洪承畴经略西南其“致胜的关键，实系于后方的接济，而战争已在其次”[3]等结论坚实可靠；而对明清易代及洪氏招抚江南大为痛心，“假若当时无承畴，则中国何至有清朝？”则难以证实，直斥洪氏为“汉奸”[4]，又成为后来“翻案”说的出发点。继李光涛之后，李学智等进一步从洪承畴等明末清初的降人深入到对明末士风的探讨，并触及清高宗编辑《贰臣传》的思想根源[5]。这些研究，直接上承明末清初的反思之风，构成了评价洪承畴的基调。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者以开放的心态，重新研究易代之际的“政治忠诚”问题[6]。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陆的史学研究走向振兴，洪承畴研究也出现一个新高潮，洪氏后人的参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共出版了三部洪承畴的传记，一部洪承畴研究论文集，并召开了多次洪承畴研究学术讨论会[7]。

　　王宏志的《洪承畴传》[8]（以下简称《王传》），为首部中国大陆出版的洪承畴传，有筚路蓝缕之功，曾被认为是“向国内外读者公开为洪承畴翻案”[9]的代表作，基本结论是“洪承畴应属于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10]。评价的“最重要”前提是“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朝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11]从而将历史时期不同民族间的国家矛盾视为国内矛盾，认为新、旧皇朝更替，“从王朝的领土上看，都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涉及中华民族以外的民族统治的问题”[12]。用现代的疆域、国土、民族、政治观念来对待历史问题，造成的混乱，连作者自己也无法收拾，故出现洪承畴降清是“致力于统一中国”，而黄道周、史可法等誓死抗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情绪”至死不与清合作，乃“狭隘的民族思想的表现”的逻辑，再推下去，势必成为黄道周、史可法等不肯投降，是在制造民族矛盾、增添中华民族的生灵涂炭，甚至是分裂中国了，不仅未必称得上是英杰，反而应当受到批判。也许意识到出发点与结论的牴牾处，作者又提出气节观的三个标准，其中一个就是在反抗民族压迫斗争中不屈的英雄，肯定元朝和清朝在统一战争中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所以反抗民族压迫、表现崇高气节的文天祥、史可法，才值得肯定。于是，降清的洪承畴也该肯定，抗清的史可法也值得肯定，让人难择去从。一批与之相呼应的文章掀起了为洪承畴翻案的潮流，而持不同意见者也不在少数。[13]

　　翻案说的最大问题在于根据现实曲解历史。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民族矛盾，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受到过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的坚决反对[14]。具体到洪承畴的研究，翻案说的代表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忽视历史基本事实、回避矛盾、人为拔高历史人物等，根源就在这里。

　　仅举一个例子。《王传》极力强调清廷重视洪承畴，大概基于这样的逻辑：清廷越信任、重视洪承畴，说明他的贡献越大，这是翻案的基础。或者说，洪承畴对清朝贡献越大，就越能赢得清廷的重视和信任，洪承畴理应翻案。这不仅与清初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如《王传》第218页说：“洪承畴从江南回到北京，很得清朝最高统治者重视。”而下文“但仍是原官原职”，重视体现在何方？看不出来。在论及洪承畴与多尔衮、顺治帝的关系时也是如此，多次强调后者重视前者，无非是为了说明“洪承畴对清军入关作出较大的贡献”之类的问题[15]，但洪承畴贡献大与清廷信任之间，并不构成必要条件的推理关系，而且，恰恰相反，洪承畴越有才干，贡献越大，清廷愈放心不下，猜疑叠加，这是由清初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其尖锐、复杂，洪承畴的地位微妙、处境艰难，在《王传》中是一个几乎不敢触及的话题，这就是在现代观念支配下，受制于“翻案” 前提，替古人包装、歪曲历史的结果。洪承畴一直到死，也未曾得到清廷信任，这是作者最后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其他具体问题，还将在书中进一步讨论。

　　相比之下，李新达的《洪承畴传》[16]，则平实得多。作者对洪承畴的一生，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对洪承畴在明朝的经历、作为、洪承畴与杨嗣昌的矛盾以及洪承畴在清初的地位等问题的研究，对后人颇有启发作用。如作者认为洪承畴仕明主管陕西钱粮期间，博得“才略过人”名声，恐怕在催科方面严于功令，故崇祯初年“盗之所以遍秦中”，“洪承畴负有相当的责任”[17]，对拓展思路、深入研究就很有帮助。但有些论述显得空洞，如洪承畴在陕西的防变措施和应变思想准备；有些概括分析尚可深入一步，如洪承畴与原配李夫人的关系；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如洪承畴与刘氏夫人的关系，对洪承畴经略五省的看法等等。总之，由于作者研究态度较为平实，所得结论仍有参考价值。

　　王成勉的《洪承畴的一生——易代之际的经世者》[18]，是第三部洪承畴传，1999年在美国出版。由于作者用英文写作，吸收了西方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研究起点、思考问题的角度，均与传统论著不同。作者眼里的洪承畴，是一个在变动时代对忠诚不太注重，但重视实干、深受儒家经世思想影响的传统儒臣形象，这对我们理解洪承畴为何在降清之后极力为清朝卖命有相当的帮助。但有些结论或推论，如关于洪承畴何以背弃传统价值观而降清，作者认为是出于一种“实用的考虑”（pragmatic considerations），由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丛生，充满腐败、不安、叛乱而日趋灭亡，很有可能会使洪承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明朝无望，而寄希望于唯一可能重建有秩序统治的新生清朝；以及“洪承畴清楚地知道，满洲统治者注重他的才干，他断定自己若参与朝政，必将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甚至能为中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位置。”故他选择了行动；还有汉人是为了保持固有的文化传统习俗参与满汉联合政治的“这种文化观（cultural point of view）能清楚地解释洪承畴决定服务于满洲政权的原因”；以及洪承畴的个性（characteristics），使他不仅能免于明朝崇祯皇帝的极端猜疑，能免于卷入清廷的权利斗争，甚至还能使他置身于清初朝廷对所有汉官的不信任之外等等[19]，仍以无法论证或证据不足而不能令人信服。或许存在英语和汉语在理解上的隔膜，如“public service”，若翻成“公务员”则与史料中的背景、观念颇有距离，或许翻成“经世者”会更切题，希望能有机会进行切磋。而作者没有提供更多我未能得见的新史料，也使我稍感遗憾。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明清史料向以浩如烟海著称。300多年来，有关洪承畴的论述散见古今中外，正史官书、野史稗官、文集、方志、档案、谱牒、碑刻、甚至口头传说中，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蹦出一条研究者没有读到过的史料。因此，要穷搜尽索所有有关洪承畴的研究史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工作。但这也为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搜集原始史料，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为超越前人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如前人未曾深入研究的洪杨公案，对探求洪承畴的政治实力是一个很好突破口。通过它，分析洪承畴的社会关系，与他联姻的晋江林氏、陈氏、蔡氏、曾氏、丁氏、黄氏等福建世家大族得以浮出水面。正是这些福建的世家大族，构成了洪承畴政治实力的社会基础。

　　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点，尤其从满族史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一些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如清廷赐婚刘夫人，体现了清廷对洪承畴的监视、羁縻；洪承畴自内务府抬入八旗，则反映出他在清初复杂政局中的纵横捭阖及地位变化；而他的后代与八旗宗室贵族济尔哈朗及广宁旧汉军丁氏家族的联姻，更为分析洪承畴在旗人圈中的地位及清朝内部的满汉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外，洪承畴的宗教意识、自我意识，也是首次被涉及的问题，尽管研究只是初步的，但还是能够勾勒一个更加具体、生动的洪承畴形象。

　　洪承畴与南明隆武、永历政权的关系，是我研究过程中用力最多之处。在研究中，我发现隆武政权曾制定一个“兵发五路”收复南京的中兴计划，通过描述计划实施的步骤、变化的过程和失败原因，探讨了洪承畴的措置对消灭隆武政权所起的关键作用。虽然有八旗大军参与对隆武政权的最后一击，但隆武政权的基础早已为洪氏铲除——消灭黄道周的北伐军，粉碎瑞昌王的抗清武装，诱降郑芝龙等，均为其中重要步骤。此外，瑞昌王以及抗清武装中另一重要领导人朱议漇的生平事迹也初步得到梳理，最初的讹误就是由洪承畴引起的。而洪承畴与江南秘密复明运动的关系，包括吴胜兆案、谢尧文通海案的具体案情，也为分析清廷与降清明军、江南士绅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为探讨洪承畴招抚江南展示了重要背景，并为深入研究洪承畴与江南士绅间的关系提供了若干线索。

　　洪承畴对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所起的作用更不可小觑。洪承畴出任西南五省经略，具有特殊的背景——即清朝与南明的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洪承畴固守长沙4年余，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幕府，其组织、扩大、运作，都与西南战局的结果息息相关。本书的结论是，洪承畴固守长沙，经略西南，为争取战略转机的到来，为清军顺利转入反攻阶段，为最后消灭永历政权，起了关键作用。与当下流行的看法相当不同，却与李光涛的研究有某些相似处。最后，还是洪承畴个性中的根本缺陷，导致其经略西南功败垂成，与其是否仍存“天良”关系不大。

　　总之，书稿将洪承畴置于明清易代的总体背景中，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具体地勾勒洪承畴的形象，尤其着力展示他降清后的镶黄旗下生涯，以拓展洪承畴研究的深度、广度。在我看来，洪承畴的个人品味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富有文韬武略，却无弘毅坚持；他热衷功名利禄，但又谨小慎微；他政治嗅觉灵敏，极善经营关系，权变机略第一，见风转舵也快。这正是他兵败松山降清，一失足成千古恨，经略西南言病，几于功成又垂败的根源。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注定使他成为备受争议的对象，唯一不能超越的还是明末清初这个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在明末，洪承畴可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拍案叫板，到清初，洪承畴想张扬个性只能是一枕黄粱。他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明朝灭亡，帮助了清朝胜利。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清史学界非但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反而分歧日益尖锐，根源似乎已经超出洪氏本身，而在于如何看待有清一代的历史地位。但这，却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也是清史学科之所以出现并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需要众多学者长期的努力。无论如何，澄清史实，毕竟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如果能在这一点上有所贡献，我的工作就有了意义。

　　虽然准备时间较长，但由于学识、视野、材料的限制，成书后打磨时间较短，书稿不可避免会存在错误、疏漏。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本书所用日期均为阴历，朝代年份相隔较远者附注公元年份。二是材料收集过程持续10年，所用版本先后不同，而目前新印古籍众多，完全统一在操作上存在困难，故正文中不能统一起来的，在征引书目中附注不同版本。三是除个别例外，也按国际惯例，在提到前人研究成果或有关讨论中涉及学者，一律省略先生、教授，并非表示不尊敬。

[1]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吴拱世编《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1984年重印。
[2]李光涛：《明清之际的战争》，载《明清史论集》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33-334页。
[3]《明清史论集》上册，第187页。按：作者进一步指出洪氏一再退婴，不敢轻言进取，这正是他所以致胜的原因；洪氏暂请停进之说，亦是为清军着想，并非有爱于南明；还推论郑成功的一线恢复之机，亦由洪氏断送，均为道地之语。见第190、193-194页。
[4]《明清史论集》上册，第194、336、342页。
[5] 李学智：《明末之士风与清初之降人》（载《赵铁寒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文认为：明代末季大势，似难苟延余生，但“无耻的投降汉人”，包括洪承畴等，主动向清太宗献策击败明国，“这些降人求生本性的心理表现，以及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价值标准彼此间之冲突，形成求生本能否定教育理想的崇高价值观念。”证明士风之迁影响了社会之安定，导致明代亡国。结论是清人之兴非兴于满人之强，明人之亡非则亡于自身之衰弱。
[6] 代表人物有杜维运，孙克宽、王建生等，重新探讨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包括钱谦益、吴伟业等降清的原因和内心冲突等问题。参见Chen-mian Wang：《The Life and Carrer of Hung Ch`eng-chou[1593-1665]——Public Service in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 》，239页，注89，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Ann Arbor，Michigan，USA，1999。
[7]最近一次是2003年11月16日在福建南安市召开的“开清重臣洪承畴学术讨论会”，围绕洪承畴“审时度势，安邦济民”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对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与会者普遍认为，“洪承畴是开清重臣，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文韬武略的杰出人物，在明末清初封建王朝的更替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见《泉州晚报》2003年11月17日第一版报道《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召开》。
[8]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9]洪志滔：《洪承畴传还了文襄公真相》，载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第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传》前言。
[11]王宏志：《评价洪承畴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载《洪承畴研究》第321页。
《王传》第5页。
[13]双方观点在《洪承畴研究》这部论文集中都有较为集中的体现，而持不同意见者的有关文章在正文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将被引用，在此不赘。
[14]参见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李新：《无限的哀思──悼念邓广铭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5]《王传》第117页。又如第145、247、220、226、296、307、318等页，出现高频率的“信任”、“欣赏”、“重视”、“荣宠”、“重用”等词汇。
[16]李新达：《洪承畴传》（以下简称《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李传》第42页。
[18] Chen-mian Wang：《The Life and Carrer of Hung Ch`eng-chou[1593-1665]——Public Service in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以下简称《Hung Ch`eng-chou》），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Ann Arbor，Michigan，USA，1999。按：全书共分九章：一是研究回顾；二是家庭背景、教育和早期生涯；三是镇压明朝叛乱（1627-1638年），四是出镇东北边疆，从明朝忠臣到满洲旗人（1639-1643年）；五是洪承畴与满洲征服之一：从山海关到北京（1644-1645年），六是洪承畴与满洲征服之二：中国东南（1645-1648年）；七是洪承畴与满洲征服之三：中国西南（1653-1660 年）；八是正史（史传）中的洪承畴；九是结论。
[19]《Hung Ch`eng-chou》第243-244、245、247、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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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3 12:2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对于给洪承畴翻案这一潮流有很好的回顾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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