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客观事物、客观史实的钩沉(07.9.18修改稿) - 炎黄春秋


	陈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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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21 22:5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相关的客观事物、客观史实的钩沉(07.9.18修改稿)

相关的客观事物、客观史实的钩沉
在学习《老子》的进程中，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不断地吸引我。久而久之我就认识了她！这就是“统治者的自律、自警，保证、保障民得”的精神。当我“跟踪追击”认真地翻阅查找文献，却不尽人意。然而，当我认真分析认识我们的史实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这种“精神”的光辉。但是，明显的是春秋以后，就已经是一片混乱，人们对于《老子》的认识已经是面目全非。所以，就我个人认识的有关客观事物和客观事实的相关史料，这也是学习《老子》必不可少的“知识”，简单的罗列其部分，以致对大家有所增益。之所以我要罗列一点，因为这是大家不知道的，也是我学习《老子》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学习《老子》，必须扫清学习《老子》前进途中的障碍，否则是不能学习《老子》的。显然，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大。但是，我本着面对客观事实的观点，无论涉及到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我想，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
有关远古的钩沉
1、纵览人类历史，自有石器（包括新、旧石器）出现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充满着“民众”、的主体精神。因为，石器是是人群之中所有能够参加“劳动”的“民众”都必须是会使用的人员，不是某些“人们”的专利。这个以民众大家为主体的历史时期，历经了200万年以上！后来，接踵而来的“陶器”的出现，却使中国以及周边的地区与世界其他的民族开始了“分歧”。以中国为代表的“陶器”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它和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蕴涵着“民以食为天”的灿烂前景。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的独特，还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筷子”，这个“筷子”使中国人的熟食成为一种“习惯”和品德。这种习惯和品德使得远古的人和民众和睦相处，共同前进在人类的进程之中！这种习惯和品德还孕育着中国的甲骨文化的发展以及甲骨文的形成，从而发展成为人们不识的“甲骨文精神”！
2、关于伏羲、神农的传说：《老子》的80章有一个结绳问题，显而易见是指结绳文化的问题。而结绳文化显然是“符号文化”以前的事，我们已知最早的“符号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河南贾湖）。这样，我们就可以假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伏羲、神农是那时候民众的当然领袖、统治者、领导人。他们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的首领：伏羲时代长达二万年（或者是公元前一万八千年）乃至百万年以上，神农时代则是符号文化之前的公元前一万八千年（或二万年）以内的事情。“伏羲”又可称为“伏牺”、“伏戏”。顾名思义也可知：“羲”乃“日”乃“火”，这是人类中最早认识“火”的英雄、是熟食的先祖、是教人用火的“科学工作者”、是“巢居”、“穴居”的先行者、是教民娱乐的始祖；神农，则是教人刀耕火种开始务农的祖宗，尝百草四处奔走为民众服务效劳而力图医治民众百病的“医师”。他们的这些品德和行为，绝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个艰辛漫长的人类史前的必然认识过程。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为民众生存生活而服务的“忠实公仆”，看到的只是民众生存生活前赴后继的带头人。他们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3、关于出土的“玉梳”：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在漫长的反复地实践经历之中，逐渐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而利于推广、便于继承流传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还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生活。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中华民族精神啊！这也是世界人类历史上共同的精神财富。
4、关于出土的“玉版”：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上的这幅图案。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龟，顺从，不伤人、张口咬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龟肉能“填”饱民众的肚皮；民众要吃龟，方法非常简单；龟，性格坚毅、忍耐，被人俘获后绝不乞求任何施与，俯首待命，任民所用；龟，长寿、泰然，与世无争；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等等。显然龟的这些优良品质，都是当时能够为民众着想的人的“楷模”，是应该仿效的行为。所以，这才有“玉版”上的如是图案。这才会出现：大禹为民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模范行为；后来的成汤禁三风为民众办实事的“王”者风范；后继者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辉煌的政治口号；后继人武丁所兴起“每事问”的老老实实的“记录”，王者的一切行为都经得起时人和后人的严格检验（因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古公亶父的《德》论的传世威力，震慑直到现在！西周的“匐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的政治口号就是直接来源于“玉版”的精神……“玉版”中心的“食器”图案表示：只有以“食器”为中心的“事业”，才能保障四方（囊括八方）民众的生活、生存，安宁永在。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民以食为天”的最早写照，也是“保证、保障民得”的精神的直接体现！正是这些认识的汇集、也促使了人们对“龟板”的认识和怀念。甲骨文的出现也就有它不可埋没的盖世奇功！这也就必定有它发展中华文化的巨大功绩！（遗憾而可悲的是，我们当代甲骨文的研究，还被清朝末年的腐儒孙贻让、王国维之流的思想禁锢着，完全背叛了我们自己的祖宗的传统！歪曲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让世界人类史也被蒙上羞辱。）
5、夏末时期，成汤、伊尹、仲虺三人针对当时夏王朝的上层官员的“巫风、淫风、乱风”之行为，为自己的官员们立下了禁止“巫风、淫风、乱风”的规矩。这就是有名的《连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无字”的“宝典”（无字天书）！它是用三个玉版分别刻画的三个符号。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字还没有，这时也正是甲骨文开始发展的前期，当然就是我们符号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巫风”，其内容为：迷恋歌、沉于舞；“淫风”，其内容为：沉女色、贪财物、恋游玩、迷畋猎；“乱风”，其内容为：不听先人的话、重用奸佞的人、不尊老、不爱幼。）正是这个“理论”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的发展兴旺，从而一举推翻了夏王朝。（这也是后来人们传说的《三坟》；也是汉以后误传的《河图》、《洛书》。之所以是误传，乃是汉以后的文人，根本不知道甲骨文的事情。想当然地去圆说、附会历史上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于是就说成是《河图》或者是《洛书》。而后人再误传，就说成是《河图》与《洛书》为两本书了；现代有的人，当然更加独出心裁，把《河图》、《洛书》搞得云里雾里，比现代的高科技还高科技，而不知所云了。他们忘却了一个根本的关键：那时候的现状还只是“符号”发展的后期。能够做出惊人的不切合实际、想入非非的事情来吗？）
6、殷商王朝虽然建立起来了，政权建设也不是儿戏。成汤死后，其子未立而死，由乃弟外丙继承王位；三年死后，其弟中任继承王位四年也死；由成汤的长孙太甲继承王位，太甲置“三风”的禁令于脑后而不顾，伊尹以元老的身分，把太甲逐放于桐宫。这是伊尹严格执行过去的禁“三风”的承诺，而做出的必要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权巩固。果然，太甲三年的反省，还真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伊尹再次把政权交还他后，他的政绩还真让后人永远纪念（甲骨文涉及到他的，可谓最多）。
7、政权的建设之所以不容易，从他们的“迁都”可以看出问题来。虽然，迁都有其自然灾害的原因，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的“王”都还知道自律、自警，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官员的惰性、腐化堕落之风会有增无减，“积非成是”地危害着政权。夏王朝覆灭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显然那时候的人们没有什么理论能力，只能试验性作一些尝试。故而后来五次迁都，由亳至嚣（或“爻”）、至相、至庇（耿）、至奄，最后由盘庚定都为殷。这些，都还是“王”者的“自律、自警”和“保证、保障民得”的表现。
8、当盘庚定都殷后，认识到“迁都”也不是办法，于是在理论上率先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口号。明确指出以“王”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必须把“民得”放在第一位的地方！（可惜的是，汉以后的文化人们，歪曲了这一传统思想，擅自篡改为“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在整个殷商王朝的时候内，也就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内，是没有“德”这个概念的，也就不可能有“德”的意思。）
9、一个好的口号，不仅执行起来有难度，即使能够认真执行也会为时并不持久。待到武丁继承王位的时候，面对不能认真执行这个“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响亮而准确的政治口号，而感到无比的揪心。三年不语的实际行动说明他的一切。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可惜的是清朝末年的王国维、孙贻让之流，把这时候的文化歪曲成为不是东西！这样的认识目前还影响着我们的甲骨文研究领域。）虽然，甲骨文的开创不在此时，然而正是武丁的时候，首创“每事问”的光辉品德。下面就有关“甲骨文”的问题钩沉一、二。
10、甲骨文没有出现以前，就有了“符号”，这是大家知道的。符号出现很早，大约离现在800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了（我们所能找到的实物证据）。最早的符号，无非是我们的祖先在客观实体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显然这有一个初始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先人可以留下印记，那么必定当时的先人也会解读、复述这些印记。否则，是不符合情理的。我们设想一下，如何“定义”（规定）这样的两种人呢？显然我们可以把留下印记的人叫做“卜”人，它囊括：刻、画、写、记（卜）、录、钻、凿、灼等能够留下印记的活动；把能够解读、复述这些印记的人叫做“占”人。而“卜”和“占”是当时的口音而已（和不同的民族、地区、国家的发音不同而已），这已经无所谓了。显而易见这是我们祖先的初始行为，经历了几千年的进展才走到甲骨文时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11、当甲骨文开始出现时，同样要碰到我们的初始问题，同样要解决留下印记和解读印记的问题。首先就是在文字的“定义”（人为规定）“记”和“读”的问题，然而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记”和“读”这两个字。于是“卜”和“占”就当之无愧地担此重任，舍此而有谁？（当然“卜”字毫无疑问是“记”的直接传承，只不过“占”字的意思有点更加深入，它还包括“阅读”、“解释”、“复述”等功能，并且在字型的规定上为：甲骨文字的“占”——在现有的“占”的外围，再加上一个大口字。）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甲骨文是我们文化的基础。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基础，那么我们的认识只能是在胡搅蛮缠！
12、我们人类对“石器”的认识，是生产的记录，是“工具”的演进，它保证、保障了人类的生存。我们人类对“食器”的认识，是生活的记录，也是“工具”的演进，它保证、保障了人类的生活的光辉前景。“食器”（有人曾经要我重视陶文化的作用，这很有道理）在中国人的眼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夏王朝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一无所知。然而殷商王朝告诉我们：原来管理“食器”的人员，是率先进入政权建设管理人员的行列中来的，也是他们才有机遇成为“识文断字”的人。原因是“贞”字告诉了我们的这些，因为“贞”的甲骨文写法与“鼎”字的写法基本一致。那些所谓的“贞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后来武乙的感情用事和官员的腐败等流毒至深的“贤”与“仁”兴起而发展的问题，这些与我们的“文化进展”（食文化）没有关系。（参见《〈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老子研究》第二辑.）
13、另外还有一个“巫”字，在殷商以前都只是指：从事歌舞的人，与所谓的封建迷信没有关系。殷商至西周是对祖先进行祭祀，并且殷商显得特别的多！这只是表示忠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群体”、自己的向往，有什么不好？封建迷信在中国起源晚于西方，只在春秋时候才开始有封建迷信的萌芽和发展，最盛行之时是汉朝！
14、再者，还有一个“灼”的问题。“灼”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属于“卜”的范畴的。（后来，才在人们的认识之中分化开来。这个问题被某些人“定义”成为“龟卜”的封建迷信的“铁证”。的确，使人立即被他们的言论所迷惑，如痴如醉地堕入他们所设立的圈套之中。）什么是“灼”？用炭火或高温烧红的木棍或者铜棒（殷商这时已经有了铜器）去“烫”它物所留下的痕迹，就叫做“灼”。“灼”在人们眼里，在人们认识开始的时候，它与“卜”是一回事，都是“记”。经过漫长的时间认识，后来“灼”就从“卜”（记）的内容上升到“验证”、“认可”、“收讫”、“判定”等诸多内容。相当于后来和现在的“印章”的作用，这是人类认识史的必然。殷商在开国后，建立起来的“汤刑”之中的“墨刑”，就是“灼”的一种说明。（“墨刑”正是成汤等领导人自律的表现：当他的下面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犯错误而不加规劝或制止，过后一旦明白，立即对此下面的人，处于“墨刑”，永不再用。可惜，对这样现实的事情，也许现在的我们会一笑了之。）那么大量的龟甲板上，按固定的预先穿凿有“痕迹”的地方，再去“灼”，只是表明这个“意见”、“语言”是某人说的而已，别无它意。（那时候的人，有什么特殊功能，能够分辨出什么与什么的不同？我们现在的人是想“神话”祖先吗？这是给自己抹黑还是贴金？）离现在8000年时，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有“灼”过的痕迹。最早发现在动物骨头上留下印记的是，离现在大约6500年前的事，是在羊的骨头上和兽骨之上。这只不过表示：或已经食用多少该动物，或还有该动物多少，或我们应该归还别人该动物多少，或者表示其它什么的，或者是表现我们祖先的某种“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某种程度。奇怪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冷卜”的“证据”，实属滑稽可笑而不敢见人。
15、于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正是我们当时的实录，是我们文化起步的初始。我们的教育专家们，真是应该选一些出来进入我们中、小学校的课本之中。我们的国家不应该把它禁锢在高等研究的院所之内。他们能够研究出来什么？在世界人士面前，不实的认识，只能是有辱先人，也是自己的奇耻大辱！这怎能够使我们的甲骨文，堂堂正正立足于世界人类辉煌而又必然的认识史发展的前进旅途之中？
16、公元前13世纪末——前12世纪初，由（康丁和）武乙的执政的我行我素造成极为不好的风气，他们背叛了武丁的规定，不能公开透明的执政，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感情用事。立即引起了“贞人”的不满和规劝、谏止，欲使这样的行为得到制止。然而，武乙专横跋扈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我们国家第一次野蛮血腥地解散、剥夺、打击、镇压、摧毁了所谓的“贞人集团”！迫使“贞人”四处逃窜，从此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就没有了“贞人”的位置。这个问题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遗留问题，其“毒害”深远而直至现在！（一条被严重歪曲了的历史史事的记录“晚商前期，有一百几十位贞人，这时期贞人势力强大……庚丁以后的晚商后期贞人数量锐减……这时候的贞人已经从前期颐指气使的赫赫大员变为记录例行公事的无名差役。神权的降低于此可以窥见。后期的商王武乙是以‘僇辱’天神而著称的……不再让贞人传达神意，而由商王直接和‘神’沟通。”《中国小通史》[赵北伟主编，上卷，长城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186页。）
17、武乙时期，由武乙带头兴起的“贪欲的欲念”（敛财的想法、“贤”的伊始），致使殷商的上层“得”风的泛滥，已经波及全国。在殷商王朝的武乙前后就有九例（十余条）“得”的青铜器上铭文的如实的记载：一、“×得”——殷得爵，（《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青铜器铭文释文：0259条》；二、“得”——殷，（2940条，共有八例：得鼎2、得卣、得觚2、得爵、得罍）；三、“得鼎”——殷，（3039条）；四、“得父乙”——得父乙觚殷，（1266条）；五、“得亚父己”——得父己甗殷，（5100条）；六、“毌得”—— 毌得觚2 殷，（1157条）；七、“亚{得}父丁”——亚得父丁盉殷，（2244条）；八、“亚{得}父癸”——亚得父癸卣殷，（2592条）；九、“亚{得父庚}”——亚得父庚鼎殷，（3453条）。这个所谓“得”的社会歪风——实质上，就是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普遍风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波及全国，致使殷商晚期的百多年而一蹶不振，也是殷商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这个风气影响毒害中国几千年，其毒根就是“敛财的想法、‘贤’的伊始”，这是后来的被人们忽视了的“武乙祸害之一”！也是《老子》第三章所阐明的问题，是构成《老子》一书的“基点”。
18、伴随“贪欲的欲念”的生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祸害——“感情用事”（仅凭“王”的意志、想法、念头、“金口玉言”等）的滋生，这就是对武丁所倡导的“公开透明每事问”的“就事论事”（我国最早的“实事求是”）的背叛！而这样的“感情用事”就是“原始”的“仁”！就是“上人” 独断专横凭借感情用事的行为，是右“上”（甲骨文的“上”字，是上面短横，下面长横，也就是现在的“二”字；上下两横一样长，才是后来和现在的“二”字），左“人”而构成的“仁”字。虽然这个时候“仁”（感情用事）的意思刚刚露头，然而“贞人”们却已经认识到它是背叛武丁（就事论事）的非法行为。因此，他们勇于“劝谏阻止”。但是，武乙已经按捺不住他从他的父亲（庚丁）就已经形成的“恼怒”“贞人”的积怨，斥之为“干涉王权”、“干涉朝政”……于是，大开杀戒而无情、血腥、野蛮的镇压、打击、解散、消灭了所谓的“贞人集团”！从此，“贞人”的职位就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后来的“史官”。显然，由于武乙所倡导的“仁”，经过“贞人”的阻止并未在历史记载之中留下它耀眼的“印记”。但600余年后的“贞人”后裔，却背叛了“贞人”祖宗的作为而走向了反面，重新提倡“克己服礼，天下归仁”而直到现在！
19、古公亶父针对当时殷商晚期的“得风”（贪污腐化堕落之风）猖獗，分析、认识、看清了它的危害。在对《连山》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并总结殷商王朝的先王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光荣传统，认真做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用甲骨文字“刻画”写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伟大的“典册”。这就是后来周康王二十三年所称谓为《德》经的典册（见《大盂鼎铭文》）；也是《老子》文中所说的《建言》（建国安邦的言论）；是孔子所称谓《韦编》（实乃“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只不过后人讹传成为“韦编”）；当然还是后人所传言的《龟藏》或《归藏》（藏在龟甲内的“典册”）、或《五典》（是由五片龟板所刻画的文字所连成册的治国宝典）。其实她的真正名字应该是周康王所说的，《德》论的篇章。因为她的精神是，把原来殷商武丁的“每事问”的行为，严格规范成自己一人的行为：以自己不得的精神，必须保证、保障民得。并且把这种行为称谓为“德”的行为，明确告诫他所有的官员必须“朝夕相谏”、随时随地地监督他。所有能够继承他位置的人，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它！古公亶父的《德》论，奠定了西周根据地的理论基础，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终于在殷商武乙三年，得到了殷商王朝的认可：“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从此，就在殷商王朝的眼皮子底下，埋下了一颗摧毁殷商王朝的定时炸弹。这个根据地又经百余年的不懈奋斗，在殷商王朝帝辛（纣王）“五十二”年的“十有二月”取得了全面胜利。推翻了殷商王朝，建立了西周政权。
20、正因为有了《德》的规定，在西周建国后的初期百年内，西周出土的金文之中，“得”字就绝迹了，起而代之的就是“德”。并且可以看到它的严谨：这个严谨，表现在西周王朝的统治时间内。看不到一例活着的统治者，自称有德，或其下属对他恭维而颂其德。只有统治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盖了棺材，后人才颂其德。
21、从西周出土的金文内，看到了“得”字的复出，就预示着西周社会的“德”风（统治者的正气之风）每况愈下！这是一个非常严峻而且是极其残酷的现实问题。西周出土的金文内的“得”字复出是在周穆王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22、然而，正是周穆王的在位，他执政时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天子”的称号定格于这时；二是兴起“吕刑”，细微达三千余条。虽然“天子”的称谓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有过，那时只是“王”对下属诸侯的称呼；或者下属尊称“王”为“天子”。如：“朕臣天子用典王令”（西周早期、《荣作周公簋》）。显然在周穆王之时和以后，就定格为统治者的一人称谓了。西周的“德”风的沦丧，这时最盛，后人奇异的传说也就事出有因，穆天子的“佳话”就不胫而走。
23、西周青铜器上的金文的理论水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匐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不中不刑不聿”……这是理论工作者的“疏忽”。问题可能是：由于不认识甲骨文和金文，有一些问题说不好，说不清楚。这样会使自己“威信”扫地……
24、还有很多问题，都是大家不知道的。比如：真正“官员”的形成也只在殷商时期；历史上“史官”记录史实的事情只在西周末年和以后；甲骨文和金文基本上是王权文字，没有得到王的允许和受命，任何人是不能使用的……等。
25、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问题，就是文字的问题。自殷商前期甲骨文文字开始使用，就是伴随管理食器的“贞人”而逐渐形成、发展的。文字的使用就被殷商的“王”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这是有原因的。记得，成汤就是曾经利用三个玉版上的“禁三风”（《连山》）而推翻了夏王朝，这个历史的经验是为王者必须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就被殷商的“王”把文字牢牢地纳入自己的视野控制范围之内。虽然，文字被殷商王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但古公亶父还是在殷商王的视野之外，用甲骨文文字作出了《德》论（《归藏》），为推翻殷商王朝作好了充分准备，从而终于推翻了殷商王朝建立了西周政权！西周同样也重视文字的这种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作用，继续严密而严格地控制着文字。直到公元前784年、也就是周宣王43年，周宣王解除原来没有形成文的：“限制使用文字的禁令”，重用了单逨任命成为“历人”，组成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编撰《尚书》的特殊班子！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字得到了“解放”，这才开始有了史官们共同以甲骨文文字所撰写的《尚书》原本（完成于宣王46年）。
所有关于文字的问题，都必须正视这个严峻而确凿的事实。那些所谓神乎其神的人物，什么能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而别有一番能耐、且不食人间烟火的特异之人，其事实产生的“根据”只能是自我想象或人为的虚构而已！一句话，不但不可信，而且是对于自己的历史的真实的自欺欺人和人为的自我玷污！还有那些以讹传讹并逐渐锦上添花甚至滴水不漏的所谓的祖先，也是莫须有！即便是已经流传、传说了几千年的谎言，它只能是谎言！谎言它是没有生存的基础、是经受不住事实的检验的。
最后，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这就是人与民的问题。
在远古，也就是结绳记事的时候，我们是以“群”为单位的人群的规模并不太大。随着地理环境的问题，彼此分散的人群的“敌我”矛盾并不突出。除了小的摩擦、打斗的教训以外，通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协调，比邻的群体的友善合作和通婚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正因为有友善合作和通婚等等的事情，不时地发生，也促进了人类的经验认识的传播和扩散。所以，这就促进了我们的什么“旧石器文化”的形成、成长、成熟，而又基本同步进入“新石器文化”的形成、成长、成熟，乃至进入我们特有的“陶文化”（已经蕴涵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食文化”）。当然，在我国所谓的“新石器文化”之内的“陶文化”（“食文化”）就包括什么“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这里有一个可能被人们忽视了的问题，就是当时人群中的人，可以“选择”自己人群内的“头头”！并且彼此群体间也可以“选择”或依附或容纳相应的群体。这样的“社会”行为持续的时间，也是相当漫长的。直到殷商王朝晚期，古公亶父迁到岐邑的扩大，就还是这样的行为表现。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人群的主体是大家，这是“人”不是畜牲。虽然，这些“人”相当单纯、简单，但是“不能再过（生活、生存）下去了”，就只好另投“别家”。
在我们母亲河一带，曾经因为“治水”而“大名鼎鼎”的“禹”，不但是某一个人群中的“头头”，而且是“部落联盟”的“头头”就是当然的事情了。（这以前可没有什么黄帝的事，他的故事都不真实。不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找不到他，就是《老子》和管仲、孔子的言论之中也没有黄帝的踪迹。）至于他的后继之人如何承接以及这时候的社会性质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由于当时只有“符号文化”，而我们又没有解释符号的特异功能，所以不太容易。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夏时只是在殷商前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夏王朝”的某些的萌芽，在殷商王朝就会真实体现出来
在殷商王朝时期的正式明确了以分管“食器”的人员，代理“官员”的职务，而日趋完善。这就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一个国家政权、政务管理人员的阶层（国家工具）。并且明显有国家机器的另外的一部分——军队和执法人员。这已经是“国家”的典型象征了。此时，有杀戮，有血族复仇的“战俘”（可能沦为奴隶），有奠基，有人殉等等。然而，面对自己的人群，面对自己结盟的伙伴群体，面对自己国家内的所有的人，为了这一切，就不得不做出上面的事情来。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时候只有这样的认识，也只能有这样的认识。对待自己人群中的人，除了上对下的“服务”外，别无所求。殷商王朝的几兴几衰，它就表现了最高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如：成汤、太甲、盘庚、武丁等，都是“英明”的主。他们深得人心，无怪乎，盘庚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口号。为了保证这种口号的履行，在后继王的施政之中，狩猎和操练军队都要选择民众的秋收以后。即便是这样，并且还要反复询问，是否会对民众造成什么样的灾害（“往来亡灾”）？
所以，古公亶父承接殷商王朝的这种精神，针对当时殷商王朝“贞人”集团的猖獗，上层人员“得”风盛行，开创了“德”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进一步具体规定统治者一人的行为，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紧箍咒。这有利于国内的基本民众生活生存的保证和保障。虽然，后继之人的每况愈下，然而这种精神性的口号，金文之中处处可见。如“不侮鳏寡”，“得纯亡敃”……等。这还是西周当时人人尽知的“道理”。
上述，我们的漫长而悠久的远古历史，都汇集在盘庚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口号之上，这就是西周当时人人尽知的“道理”。西周末年的《老子》一书正是根据上述人人尽知的“道理”，在周宣王的受命下，刻写出来的。故此，《老子》一书的每个章节都不能背离这个简单的“道理”。《老子》一书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当然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的总结，这才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唯一的理论基础！“式敷民得，永肩一心”，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也是世界各个政治集团为人民奋斗的方向。显而易见，同样也是世界人类未来的归宿！
恰恰西周以后在上层意识形态上，虽然没有公开背叛这一理论。但是，在执行上，在某些人的实践上，背离了古公亶父的“德”的本意。把统治者头上的紧箍咒，逐渐取消而下滑。把“德”的“规定”，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异为对“官员”的规定，对“君子”的规定和约束，对“仕”的规定和约束以及自律。这种意识形态已经通过春秋发展，蔓延至战国的大部分的地区，已经铺天盖地而不可逆转了。这个理论的最大受益者，是天子，因为所有的人都必定是天子的奴才，所有的民众必定是奴才的奴隶；其次，是“学而优则仕”的“御用文人”（官员），及其向上爬的“智者”、“众人”、“庶官”们。直接受害的是民众！所以，这种“服民”、“役民”、“使民”、劳民的理论，必定会得到天子的赞许和奖赏；国家治安的矛头肯定是：刁民、顽民、贱民、劣民……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封建专制独裁”的出发点。显然这是违背时代前进的逆流，必须清算它的险恶而狡诈的本来面目，才能求得我们的健康发展。

闪闪发光的历史“瞬间”的火花：
“式敷民得，永肩一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之所在！
——这是出在我们国家最早可以知道的执政的“誓言”，她出自殷商王朝盘庚时期的“记载”之内。那个时候社会上还只知“得”，不知道“德”的任何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原文是“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只能是汉朝以后的擅自改动。因为，这时候“德”的规范已经下滑到滥用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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